红拂女平阳公主结局:贺贵严

时间： 2008-09-27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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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贵严（1889—1961），曾用名贺耀祖、贺耀组，1949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
贺贵严是执著的爱国主义者。为了救国，他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在孙中山领导下致力于民主革命；他曾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为蒋介石的复职奔走呼吁。抗战期间，他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蒋介石分道扬镳，致力于国共合作，坚持中苏友好；在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逆流中，他不畏强权多次帮助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发表了《我与蒋介石究竟是谁变节》一文，与黄绍竑、刘斐等44人在香港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新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爱国少年　军事报国
贺贵严，1889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贺石桥乡一个耕读世家。父亲贺穆生，清末秀才出身，以教授私塾为生，秉承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并常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贺贵严的母亲在其出生不久即因病去世，贺赖其长姐抚养成人。
幼时的贺贵严跟随父亲入私塾读书，学习《四书》、《五经》和吟诗作对等。在父亲忠君爱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贺贵严心中渐渐萌发出努力学习、报效国家的意识。1905年，清朝政府下令各省开办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湖南陆军小学应运而生。这一年，《辛丑条约》刚刚签订，中国完全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百姓遭受的压迫与剥削日甚一日。同时，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发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迭起，这些事情给16岁的贺贵严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弃笔投戎，加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队伍中去，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改变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现状。在父亲的支持下，1905年8月，贺贵严来到省会长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第一期，在那里学习军事，苦练本领。1908年，贺贵严以优异的成绩顺利从湖南陆军小学毕业，考入湖北武昌陆军第三中学，进行更高层次的学习。1909年，他作为该校的高才生，未及毕业即被清政府选送至日本留学，进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
在日本留学期间，一方面，日本的发达与进步使贺贵严大开眼界，另一方面，日本人的霸道与野心也激起了他心中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他强烈意识到，“中国要自强必须师外人之长”，实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期间，又适逢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经常在东京公共场所发表演说，贺贵严也经常前去聆听，心中的民主意识日渐高涨。1911年，经刘揆一介绍，贺贵严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宣誓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同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受同盟会派遣，贺贵严从日本回国，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中去，并一度在汉阳战时总司令部负责联络各参加武昌起义同志的工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贺贵严在陆军部担任科员。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贺贵严因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而感到失望，故再度赴日，在黄兴的资助下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4年11月，贺贵严转入著名的日本士官学校第十期辎重科学习，成为一名士官生。在校期间，贺贵严学习刻苦，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与敬佩，被公认为“日本士官十期最优秀的中国学生之一”。
赵军骨干　才能初展
1916年，贺贵严从日本学成回国，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怀着满腔抱负，经同窗好友唐生智介绍，来到湖南北洋军阀赵恒惕手下，任陆军暂编第1师第1团中校团附。第二年，该团团长梅祖敏离职，贺升任团长。由于其资历与学识皆突出优秀，再加上与赵同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贺贵严深得赵恒惕的赏识，很快就成为赵的亲信，被赵夸赞为“才气过人，宜于带兵，可将一师”。1920年5月，贺被赵调为湖南陆军暂编第1师第1旅旅长，成为赵手下升迁最快的军官之一，深为同辈所羡慕。
1920年11月，北洋军阀赵恒惕接替前去广州投奔孙中山的谭延闿任湖南军队总司令一职，并于第二年将部队扩编为两个师和十个独立旅（即混成旅），后又改编为四个师，任命贺为第1师第1旅旅长，唐生智为第2师第2旅旅长。1922年，孙中山发起第二次护法北伐时，谭延闿奉命由粤入湘讨伐赵恒惕。1923年陈炯明在惠州再次发起叛乱时，孙中山急命谭延闿回师援助。赵军第1师师长宋鹤庚和第2师师长鲁涤平随谭前去，赵遂升贺、唐二人分别为第1师师长和第4师师长。
由于对唐生智极不放心，认为唐的野心太大，赵恒惕就重点拉拢贺贵严，暗中支持贺贵严扩军，除将湖南炮兵独立团编归贺贵严指挥，还把益阳厘金局每月的全部税收款项约10万元划归贺贵严作扩军基金。贺贵严利用这笔款项在益阳城创办了一所军官培训学校，用以培养军事人才。自第三期始，该校迁至南京，并更名为“资宁军官学校”。在第四期毕业前夕，该校奉蒋介石命令归并到黄埔军校，全体学生改编为第六期步科第四大队。
北伐名将　声名鹊起
1926年初，湖南发生倒赵运动，唐生智取代赵恒惕担任湖南省代理省长。上任伊始，唐生智就电邀贺贵严、刘铏等人共商主政湖南大计，并说贺已被列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只等北伐军进入湖南，广州政府就会发布新命，并将拨给子弹40万发、现金15万元。唐生智嘱咐贺贵严好好整顿部队，以等待广州政府的新命，做好投身国民革命、随时北伐的准备。同时，唐生智还委派贺贵严接替叶开鑫担任湘西善后督办，统领第1师部队驻守常德。贺贵严虽然接受了唐生智的委派，但由于对北伐的前景并不看好，对唐的话反应甚是消极。可他也没有完全无动于衷。他暗中积极调配人马，将自己身边的人员都由赵恒惕的学生换成自己的亲信和学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实力，为日后投身北伐做好了准备。
1926年5月，叶挺领导的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由广东开往湖南，揭开了北伐的序幕。屯兵于湘西的贺贵严被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认为是北伐的隐患，应予除去，遂派省党部执行委员谢觉哉前去作贺贵严的工作，希望贺能参加北伐战争。谢觉哉是一位中共党员、与贺贵严有深厚的同乡私人友谊。见到贺后，谢觉哉即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问贺对今后的局势发展有什么看法。贺贵严也非常坦诚，说如今北洋军阀各派之间已经联合起来，人多势众，地盘广大，且各有帝国主义国家在背后撑腰，因此他说国民革命政府不可能会真正出兵北伐。再者，他对于蒋介石能否驾驭南方诸省军队也表示怀疑。所以现在他认为，即使北伐，胜利的机会也已经错过，更何况南方政府历次北伐都是刚出广东就被逼回，前功尽弃，让人失望。谢觉哉对贺贵严的悲观失望心理进行了批评，说他不应该忘记谁是正义之师，并说，国民革命军有着全国民众广泛的支持，这就说明北伐一定能胜利。由于对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贺贵严丝毫不为谢觉哉的话所动。最后，谢看说服无望，就对他提出两点要求和忠告：一要以民族大义为重，拥护北伐军，站在人民一边；二要相信北伐一定能够成功，希望他“不要错过时机”。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唐生智率领的第8军于11日攻占长沙。胜利的事实胜于一切雄辩。看到此景，贺贵严立即派谷正伦前往衡阳，向已随军到达那里的蒋介石表示自己愿意参加北伐。蒋介石非常高兴。他将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以贺贵严为师长，谷正伦为副师长。贺贵严看到自己受到蒋的重用，虽然错过了出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的机会，现在只当了一名师长，内心仍然充满感激，决心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参加北伐的诚意。后来他经常说，自己参加北伐晚了两个月，可惜未听谢觉哉的话。
1926年11月，贺贵严接到蒋介石的作战命令，率部赶赴江西作战，被编入江右军战斗序列，归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兼江右军总指挥程潜指挥。11月6日，在独立12师张发奎部、独立1旅夏威的协同配合下，贺贵严带领全师人马，与扼守在九江、修水一带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发生激战，一举攻克了九江，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贺贵严派出部队担任九江的临时警备任务，以维持社会秩序。
九江人民一直在为收回英租界而斗争。1927年1月6日，九江数万民众上街游行，声援汉口收回英租界。当时，已经罢工一个多月的九江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工人纠察队员，发现一英国人雇佣码头以外的搬夫为其搬运行李登舰，破坏罢工。纠察队员上前阻止，与英方发生冲突。英国人以大棒殴打纠察队员，致使其受伤过重，当即昏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还有几名工人被打致重伤，制造了“一?六”惨案。同时，停泊在江中的英舰又开炮示威，以此来威吓市民和国民革命军。看到英国人在中国的地盘上如此嚣张，率部驻扎在九江的贺贵严听到炮声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说：“军阀害怕洋人，我们革命的北伐军师从来不怕洋人的！要打就和他们打。”说完，就立即带领独立团冲到江边，准备和英国军舰大干一场。九江码头工人群众在贺贵严部队的掩护下，声势更加壮大，力量更加雄厚，工人纠察队和军警一道冲进了九江英租界，他们强大的声势吓得英租界中所有巡捕和英轮资方人员都退出了租界，跑到英国军舰上寻求保护。贺贵严先到出事地点查看了真相，又亲自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工人，然后赶到英国领事馆，与英领事进行交涉，要求派兵进入租界维持治安。此外，还指示政治部电请国民政府向英国政府严重交涉。8日，贺贵严下令军警联合成立接收组，正式接管了九江英租界。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2月19日，英国政府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议，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收回租界。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使中国的国威得以高扬，贺也因此被舆论界称为“敢于冒犯洋人的北伐将领”。
1927年3月初，贺贵严奉命率领独立第2师与第2军、第6军一道，组成三个纵队，从九江出发，挥师向东北方向进军，继续北伐。中途接到北伐军总部的命令，以独立第2师师长身份兼第3纵队指挥官。当时，三路纵队士气旺盛，所向披靡，很快就攻占了安徽芜湖，为第3纵队赢得了扩编的机会，贺本人也因战绩突出而被提升为第40军军长，同时仍兼任第3纵队指挥官，继续指挥部队北伐，向南京进军。3月24日，贺贵严率领第40军与程潜的第6军和鲁涤平的第2军乘胜前进，顺利攻克南京。
对于蒋介石来说，贺贵严的赫赫战功是让他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想把贺贵严拉到自己身边来，同时借贺之手除去程潜等一些高级将领在湖南的军事实力，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当时，在北伐军中，湘军不仅在数量大，而且勇猛善战，这使得蒋介石极为不安。将领之中又数程潜的资格最老、声望也最高，所以招致蒋的憎恨也最深，蒋介石极欲除之。在南京被攻克的第三天，蒋介石乘军用飞机从南昌飞到南京，暗中派刘文岛带着他写给贺贵严的亲笔信，前往贺贵严的驻地进行游说。蒋介石在信中对贺贵严以日本士官同学相称，令贺贵严十分感动。刘文岛又乘机进行劝说，极力称赞蒋介石对贺的赏识和诚意，希望贺今后能全力支持蒋介石，共同完成北伐大业和国民革命。贺贵严感动之余当即表态，表示愿意再接再厉，完成北伐事业。
1927年5月中旬，贺贵严继续奉命北征，一举攻克徐州重镇，把军阀孙传芳逼退到山东。
此时的南京正因宁汉分立而遭到武汉国民政府的严重威胁，令蒋介石感到危在旦夕。他急忙发电要贺火速返回。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但蒋却以此次南京被围事件为由，并加以“军纪太坏”的“莫须有”罪名，密令贺将程潜带领的第6军消灭，程潜被迫退出南京，不久又被免去军职。蒋介石对于贺贵严的鼎力支持非常满意，提拔贺贵严出任第3军团总指挥兼第40军军长，同时兼任南京卫戍司令。贺因此成为北伐军中引人注目的高级将领，与蒋介石的感情又上一层，并将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贺耀祖改为贺耀组。对此，他解释说：“我过去的名字太封建了，是要光宗耀祖，现在，我是一名国民革命军将领和国民党员，要为国民革命奋斗，所以不能再光宗耀祖了，而要光耀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这个组织了。”后来，为扩大蒋介石的势力、巩固蒋介石有地位，他又帮助蒋介石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一步一步地成为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
蒋府要员　屡立新功
1927年8月，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贺贵严也将南京卫戍司令一职交给别人代理，自己继续带兵北伐，讨伐孙传芳。在北伐途中，因遭到孙传芳部队的强硬攻击，被迫作战略撤退。8月底，李宗仁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给了孙传芳部以重击，使之惨遭灭亡。随之，有人便传说李宗仁要接管南京卫戍，还要解散40军。贺贵严听了之后，心中很不安。
恰逢此时蒋介石已从日本回国，许多人正在极力劝说他早日复职。贺贵严极力拥护，并立即命令起草各军事将领拥蒋复职的通电稿，面呈蒋介石核定。此后，他一面将第40军以调整卫戍名义移防江南，控制南京城；一面持拥蒋复职通电稿亲赴各军队，征集将领签名。在他的活动下，最后，连何应钦也迫于形势极不情愿地在上面签了名。12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在贺贵严的大力帮助下顺利复职，对贺贵严非常感激。
复职后，蒋介石重新任命贺贵严为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第3军团总指挥，将兼职南京卫戍司令改为南京卫戍总司令，还另拨给贺贵严国币40万元作为招募费，嘱其再成立两个军，在军械供给上也是大开绿灯，命令金陵兵工厂尽量拨给，然后又把黄埔学生中下级军官花名册派人送给贺贵严任其选用。
1928年4月，贺贵严担任第3集团军总指挥，自兼第40军军长，同时指挥陈调元部，继续北伐，于4月攻占徐州，5月打下山东济南。虽有伤亡，但成绩仍可喜可贺。
正当全军欢庆克复济南之时，驻扎在济南的日军竟于5月3日突然向北伐军发动袭击，企图阻挠国民党北伐，以控制中国华北。事件发生后，急于“剿共”的蒋介石听信日本间谍的谎言，认为挑衅是由贺贵严的部队引起，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当日下午派了10个参谋传令班，打着命令停火的白旗，阻止北伐军向日军射击，入夜又命令驻扎在济南商埠的北伐军部队全部退出。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幻想与日军和解，从3日到6日，连续派代表请求日方停战议和，进行了一系列交涉。结果是要么碰壁而回，要么不得要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也惨遭日方杀害，酿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亦称“五?三”惨案），贺贵严也因抵抗被日本诬为“支那暴将”，被日方要求严惩。蒋介石决定向日方妥协。按照日本5月7日下午送达的最后通牒的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于20日在山东兖州举行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免去贺贵严的一切职务，同时让北伐军绕道济南继续北伐。
贺贵严对蒋介石的做法很是不满。离职那天，他在济南的一家旅馆中，化名“胡不归”，然后，又到上海闲居了一段时间，才重回南京任职。但他并不是真的怨恨蒋介石，他认为蒋此举是迫于外交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他说，“耀组去职，远非介公本意，问题牵及外交，不得不作忍痛处置”。所以，面对此时冯玉祥的邀请，他婉言以拒，告以“耀组追随介公多年，不无留恋之感，士子出外应该光明磊落，俟耀组报告介公后，再作肯定答复。”寥寥数语表达了对蒋介石的理解与一片忠诚。蒋介石也一直在秘密关注着贺贵严，他甚至对前去拜访贺贵严的客人和贺的通讯联络进行严密的监视和检查，但始终没有查到有什么问题。现在听了贺贵严的这番表白之后，蒋介石颇为感动，认为十分难得，决定再次起用贺贵严。1928年8月，贺贵严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上将参军长，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
贺贵严十分珍惜这次机会。他四处奔走，尽心尽力，为蒋效劳。1928年冬，贺贵严成功地劝说反叛冯玉祥的石友三与韩复榘两部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并帮助韩复榘改组了河南省政府。蒋介石颇为欢心，夸奖说：“贵严老成干练，是个好帮手。”
1930年，阎冯蒋中原大战爆发后，贺贵严成功地将身兼中央军第3路总指挥及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稳住在津浦线一带，解除了中原陇海战线的后顾之忧。这之后，贺贵严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徐州行营主任，继续从事稳定东南战局的工作。但是，贺贵严一直都想重新掌握兵权。他曾对部下说：“一个军人搞政治，没有部队基础，犹如水上浮萍随波逐流，命运不能由自己掌握。”在指挥了津浦线的中央军与阎、冯部队作战后，贺贵严认为应该对部队的伤亡有所补充。于是在徐州行营主任任内，他嘱咐幕僚草拟了一份新兵训练计划，以补充伤亡，同时也有作东山再起之准备。蒋介石认为贺贵严在指挥津浦线战役中功绩显著，又在稳住韩复榘一事上功劳卓著，随即批准了贺贵严的计划，同意在徐州行营结束后，在南京城里设置9个旅的新兵督练处，由贺任督练总监，统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河南和山东省9个招募区。
由于机会难得，同时鉴于只有处长才由自己挑选、被选名单皆由黄埔同学会选送而来，贺贵严在人选上特别慎重。筹划了一个多月之后，才仅仅成立了湖南、江苏、广东三个招募处，其余6个都尚在物色处长人选过程中。这种迟疑不决的做事方法引起了候选名单上大部分军官的不满。他们暗中联名写信给蒋介石与何应钦，说贺军阀脾性太重，不适宜做他们的长官，不能由他来筹建新军，同时还在南京城中张贴“打倒贺耀组”的标语。蒋介石不愿激化矛盾，采纳了何应钦的建议，同意撤销新兵督练处，将原定训练的9个旅、27个团分拨各军，由每个军训练一个新兵团。这样，贺贵严的新兵督练总监一职也就自然被解除了。贺贵严对此倍感失意，重新掌握兵权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1931年，蒋迫于形势压力再次下野。下野之前，蒋感于第一次下野时的情形，事先把贺贵严调任参谋本部代理参谋总长职务。次年3月，蒋介石再次复职，5月，任命贺贵严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代行总长职务，同时还兼任该部第二厅厅长。在这个位置上，贺贵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积极建言献策，一时有“高级智囊”之称，蒋介石也对他表示出了极大的信任，可谓是言听计从。例如，他向蒋介石建议成立边务研究所，培训边务人才，分派边疆工作：向蒋介石建议迎接成吉思汗灵梓南移，并委派护灵专使；建议充实蒙藏委员会机构，加强少数民族的团结等，这些建议和措施都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和支持，并且都取得了极好的成效。为了缓和与程潜的关系，期间，贺贵严还多次向蒋介石建议重新重用程潜，并表示为了让程潜担任参谋总长一职，自己可以出国。后几经反复呈请，蒋介石终于允其所请，同时任命贺贵严为中国驻土耳其首任公使。
屡援中共　最终遭贬
1935年4月下旬，贺贵严携夫人倪斐君等人，赴土耳其就任，1937年回国述职，被誉为不失国格、不辱使命的“将军大使”。期间，他还到欧洲尤其是苏联进行了政治旅行，长时间、深入透彻地研究了苏联当时的政治军事情况，颇有心得。此番出国的经历使贺贵严对苏联、对共产主义有了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对他日后在抗战中坚持中苏友好、拥护国共合作的态度有着极大的影响。回国后，在一次由资宁同学会组织的欢迎会上，他说到，“要把中国的政治弄好，必须遵照总理遗教，联俄联共，以实行三民主义，进而达到共产主义。”
刚一回国，贺贵严就被蒋介石委任为兰州行辕主任，同时兼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七?七事变”发生后，西方国家对日本实行妥协政策，国民政府唯有从苏联获得支持。贺贵严也诚然希望中国能从苏联得到一些空军援助。为此，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联共亲苏，并多次与途经兰州的驻苏大使杨杰彻夜长谈关于抗日的话题，说服杨放弃原定要求苏联派陆军出兵东北参战的计划，商定策动苏联组织志愿军来华参战。同时他一再电蒋，竭力陈述争取苏联空援之利。当得知斯大林同意苏联空援、正积极组建志愿机队时，贺贵严立即动员甘肃大批人力物力，星夜赶修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四个机场，还修通了从兰州到猩猩峡的一段甘新公路，沿途设置招待所，为迎接苏联空军的到来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前前后后共接待了从苏联飞来的两百余架飞机和三百多辆汽车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和飞机零件。兰州成为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物资输入中国的交通枢纽。
全面抗战爆发后，贺贵严坚决拥护国共合作。早在1925年，贺贵严就曾为营救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出过力。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市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到长沙养病，不久在长沙文化书社被赵恒惕的秘密稽查队逮捕。赵以刘是领导“五卅运动”的“过激主义分子”而准备予以处决。谢觉哉、何叔衡等人利用同乡关系做通了贺贵严及湘军第3师师长叶开鑫的工作，由他们两人出面要求赵释放刘少奇。在贺、叶的共同努力下，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工作，1926年1月16日，刘少奇被释放。贺贵严等人在当时为营救刘少奇所做的工作给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得到了中共方面的称赞。
1936年10月，由红四方面军总部及3个主力军组成的西路军在奉命西渡黄河、打通“国际线”的过程中不幸遭敌重创，大部分生存者流落于青海、甘肃一带。中共方面对此忧心如焚，经再三斟酌，决定派谢觉哉赴兰州，一方面开展救援西路军的工作，一方面着手建立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开展西安事变后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贺贵严，希望贺贵严能支持谢觉哉在兰州的工作。1937年7月29日，谢觉哉抵达兰州。贺贵严不仅亲自前往迎接、在甘肃省党部为谢举行盛大的欢迎会，还送给谢觉哉一枚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徽章，作为进入省党部的证件。从8月到12月，贺贵严、邓宝珊与谢觉哉多次会晤，商谈抗日等问题。在贺贵严的支持和帮助下，仅3个多月的时间，兰州及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发动了起来，且高潮一个接着一个。在营救红军人员方面，贺贵严亲自出面与驻武威的骑五军军长马步清交涉，救出红四方面军干部多人，放出原先关押在兰州公安局的多名政治犯。他还电请蒋介石放行扣留在西安的红军战士。此外，他又介绍谢觉哉与青海代表马邵武会见，谈妥了青海释放俘虏及帮助红军收容在各县的流散人员等问题。对于八路军所属部队在甘肃的补给问题等，贺贵严也以省政府主席名义，指令有关方面协助解决。
对此，经常在《甘肃日报》和《西北日报》上发表反共言论的CC系和复兴社颇有微词。贺贵严愤而公开斥责道：“当此国共合作抗日之际，内部需要团结，不要杯弓蛇影地恶意攻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政策。”
为改善甘肃的抗战局面，贺贵严还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甘肃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采取了许多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具体做法。例如他分别召开省党部、省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议，从抗战角度出发，就过去在征兵、保甲制、民族政策、教育改革等方面一些不利于抗战的规定、条文展开具体讨论，重新研究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新政策。他在省部、党部会议上，号召全体政府人员一致对外，不要妥协投降，不要重犯历史错误将国土轻易断送。他要求甘肃省各级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抗战中都要尽职尽责，上对得起国家、民族，下对得起黎民百姓。他还组织民兵训练，改组各县社会团体，淘汰年迈体弱的士绅，启用爱国青年，同中共合作抗战，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典范。贺贵严的这些做法和措施终于引起了特务们的强烈反对，告到了蒋介石那里，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于12月底将贺调回南京。对此，贺贵严毫不后悔。他对谢觉哉说自己问心无愧，只是做了抗日应该做的事情。
1938年2月，贺贵严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上将主任兼军事调查局局长。他继续为维持国共合作而努力。他对原本针对共产党进行政治工作的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第三科进行了人事调整，委派自己的旧部小同乡黄锡恭任该科少将科长，要求其多方营救被特务关押的进步青年，并发给进步人士去延安的护照，同时还支持夫人倪斐君从事各种进步的政治活动等。这些“不合身份”的行为再次被特务告密到蒋介石那里，他的兼职也就自然再难兼下去了。
1939年春，苏联驻华大使通知蒋介石，答应再贷款1.5亿美元于中国。蒋介石知道贺贵严向来对苏联有好感，曾多次建议与苏联谈判，开辟中苏航空线（双方当时曾商定于1938年12月初实行）。因此，接到苏联的通知后，蒋委派贺贵严以通航专使身份去苏联，洽办苏援事项。使苏之前，根据蒋介石的建议，贺贵严走访了周恩来等人，研究战时和战后国共关系，并根据中共意见，一再向蒋提出进一步搞好中苏亲善、国共长期合作、停止反共的建议。临行前夕，蒋多次嘱咐贺贵严，此去要“善与苏联周旋”，并亲笔修书一封给斯大林，大意是首先向斯大林祝贺60寿辰，另则表示愿意中苏提携，国共合作，并请苏联出面调解中日战争。
到达苏联以后，贺贵严经过多方努力，在商定苏联经济援华具体事宜和开展中苏经济合作等事项上进展比较顺利。蒋介石为了表示对贺贵严的嘉奖，改派他为驻苏特使。在两年的出使苏联生涯中，贺贵严亲眼目睹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飞速发展，思想受到一定影响。在此期间，他曾反复向蒋介石电陈中苏友好之利与反苏反共之害，自称：“跟先生合作10余年，曾未争论如此激烈，谈话时间亦未有如此之长。”1940年4月，贺贵严电请蒋介石回国述职，被蒋批准。临别辞行时，贺向苏联外长莫罗托夫斯基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再度陈述中苏合作解决东亚问题的重要性，希望苏联不要介意少数亲美派的干扰，继续在中苏合作友好的基础上进一步谋求经济合作，以建立中苏之间永久亲善的邦交关系。
1940年秋，从苏联回国的贺贵严接替张治中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委兼秘书长。
侍从室职位重要，权力重大。任职期间，贺贵严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对蒋介石很恭顺，蒋介石对其也较客气。1942年11月，新疆盛世才来电说有一架苏联飞机要经兰州送药品去延安，要求侍从室批准放行。后来当飞机到达兰州时已是半夜，贺贵严知道延安药品严重缺乏，许多八路军伤病员因此得不到及时医治，另外贺贵严知道蒋介石向来对延安事事刁难，如果请示恐怕会被阻拦，延误时间，因此未作请示就发证放行了，准备第二天再作汇报。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事发一星期之后的一次中常会上，蒋介石提议，免去贺贵严所兼各职，调任重庆市市长，兼任重庆防空司令。贺贵严耻于自己被降职，不肯就任，后经何应钦反复劝说，勉强答应前去就职。这次“放飞遭贬”事件导致了贺贵严与蒋介石之间隔阂。
离蒋起义　走向民主
重庆是战时陪都，是中央机关集中、各国使馆林立、学校密集之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备受外国瞩目。因此，贺贵严仍然身负重任。看到战时经济几呈崩溃，根据自己在苏联时的考查经验，贺贵严向蒋介石建议，“要统制战时经济，必须将私人工厂，及大的企业公司暂时收归国有，增加生产，限制消费，才能控制物价”，提议仿效苏联以缓解战时经济危机。蒋介石不以为然，申斥说，“你想在抗日战争中，把中国来共产”。贺贵严并不理会，依旧坚持自己的主张。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毛泽东率领代表团飞赴重庆，国共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在毛等人出发前夕，谢觉哉写信给贺贵严，请其保护毛泽东的安全，贺很爽朗的答应。和谈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道拜访了贺贵严。作为回报，贺贵严请求蒋介石批准，以重庆市市长的身份，在家中设私宴款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了免去蒋介石的怀疑，贺贵严还邀请了孙科、吴铁成、张君劢、曾琦等人作陪，这一举动在山城重庆引起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暗中为毛泽东等人的工作提供方便，被周恩来亲切地称为“我党挚友”。蒋介石对他的举动明显表示不满，多次对他进行责问。
除了自己暗中为中共提供方便之外，贺贵严还通过支持夫人倪斐君的积极活动来为中共提供帮助。贺贵严的夫人倪斐君是位进步人士，当年贺在兰州主政时认识了谢觉哉，并在谢的帮助下积极地投身到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创办了妇女抗日救亡杂志《妇女旬刊》，为加强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贺担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侍从室主任、重庆市市长期间，倪斐君以特殊身份和便利条件，参加了重庆市的抗日救亡工作和进步活动，担任了重庆市难民服务团团长，协助宋庆龄从事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并与陶行知创办了国际难童学校，与中共领导人和进步人士如周恩来、廖承志等人来往密切，加上平时说话直爽，干事大胆，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斥其不合体统，批评贺贵严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好，还如何去管理一个重庆市？但是，贺贵严并不在意蒋介石的批评，只管自己做下去。1945年冬，国民政府迁回南京，重庆由战时陪都成为普通的城市，贺贵严遂于12月28日辞去重庆市长等本兼各职，不想再任国民党的任何官职了。
1946年3月，辞去官职的贺贵严挂着陆军上将的空衔和中央监察委员的显职迁居上海，静观局势的发展，谋划以后的打算。在沪期间，贺贵严还集资筹建了“太一公司”，用以兴办实业，造福民众。但开业不久即遭法币贬值，被迫宣布破产。此后，他又邀请雷震、邹毓麟等人，组织“华东学社”，吸收社员近百人，集会讨论时局，具有明显的政治民主倾向。蒋介石知道后，密令汤恩伯转告贺贵严，立即解散学社，否则后果难测。贺贵严迫于形势中止了此项活动。实际上，他的这个学社就是为了掩护进步人士与中共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系而组织的。“华东学社”被解散后，贺贵严又与他人共同组织了“孙文主义同盟”，利用自己国民党中央检查委员和“国大代表”的身份来往于京沪之间，与进步人士一道秘密从事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步一步准备脱离蒋介石。
1949年北平和谈期间，为了增加谈判的砝码，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决定加派开明人士于右任、贺贵严、居正3人为代表。贺贵严得知后，感到十分高兴，一则可以为国内和平出力，二则若谈判不成，则可以一去不返，投入民主阵营。但是，蒋介石的一句“贺耀组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的话语却如冷水浇头，贺贵严此行遂成泡影。
贺贵严决心离开蒋介石。1949年4月百万雄师渡江战役打响的当天夜晚，他将蒋介石历年来授予自己的各种奖章悉数捣毁，并把刻有“耀组”名字的图章毁掉，以“贵严”字来代替名字，同时把夫人安排在上海当保姆，以方便离开上海，自己只身出走。
1949年5月2日，贺贵严从广州到达长沙。当时，长沙出任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正在暗中做起义准备。此前，他曾在上海与贺贵严、唐生智等高级湘籍将领交换过应变意见，大家决定弃暗投明，站到人民这一边。现在，为了扩大反蒋起义的声势，程潜等人决定派贺贵严在适当时候亲赴香港，与旅港高级将领和民主人士黄绍竑、龙云、胡庶华等人联络，商讨起义的有关事项。
白崇禧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白崇禧带领残兵败将退到长沙。当得知贺贵严也在长沙时，以套近乎的方式，派两位湘籍中将高参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去邀请贺到自己寓所共进晚餐。贺贵严不愿与白进行个人接触，就与程潜商定，以程的名义邀请白崇禧前往程府赴宴，名曰为白“接风”，由他作陪。席间，白崇禧若有所指的说道，“有人欲借自救为名，图谋不轨，这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显然是白听到了一些风声，给贺等人发出的警告。在白崇禧的逼迫下，程潜于1949年7月21日暂时出走邵阳，以躲避风雨。贺贵严则不得不改变原定乘飞机赴粤再前往香港的计划，转而化装成商人，秘密经粤汉路赴港。
到港后，贺贵严与许闻天、胡庶华等人商定，将“孙文主义同盟”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并。此外，贺贵严还与他人组织了“周三座谈会”，联络民主爱国人士，进行军事和政治策反活动。8月4日，程潜等人在湖南通电起义，宣告湖南和平解放。8月13日，贺贵严履行诺言，在香港与黄绍竑、龙云等44人联名发表了名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指出完全由于蒋介石集团实行暴力独裁、投靠帝国主义阵营，才招致了“今日这种政治腐烂、经济崩溃与军事惨败”“必然的结果”。他们表示要脱离国民党，投向共产党，站到人民一边。蒋介石对此大为恼火，斥其“背叛变节”，一方面开除了贺贵严等44人的国民党党籍，下令通缉；一方面又派人前去拉拢劝说。贺贵严不仅不为之所动，还以个人名义发表题为《我与蒋介石究竟是谁变节》的文章予以反驳。当时，香港《大公报》发表短评说，“这是和历史作拔河的游戏，试试看吧，拉的过去吗？”9月19日，军统特务在香港暗杀了民革中央委员杨杰，并故意丢下一封以贺贵严的名义写给杨杰的信。为此，港警对贺进行了盘查。新华社迅即对此事作了报道，揭露事实真相，批评国民党中央社隐瞒事实，使贺贵严摆脱了人们的怀疑。除此之外，蒋介石还派特务到贺家查抄并威胁其生命。事为周恩来得知，指示在港有关人员保护其离港赴华北解放区。
1949年9月，贺贵严离开香港赶赴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而真挚的欢迎。在欢迎贺贵严的宴会上，毛泽东还特地向在座的苏联大使罗申介绍贺贵严在兰州和重庆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事迹，并幽默地称这次宴会是在回报贺贵严。
新中国成立后，贺贵严在自己的新岗位上努力工作，奉献自己的余热，为国家、为人民积极服务。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由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四个方面的代表组成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贺贵严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同时宣告结束。贺贵严被选为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1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贺贵严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1953年2月，贺贵严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兼任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贺贵严秉承革命传统，胸怀祖国建设，积极参政议政。他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交通建设、改进政府工作、发展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少被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采纳，成为一名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诚朋友，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赞扬。
1961年，贺贵严因患不治之症住进了医院。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非常关心，指派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周恩来还派人前去看望和慰问，并多次询问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1961年7月16日，贺贵严逝世，享年72岁，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