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乐于助人的故事:中国“改革派官员”命运

中国“改革派官员”命运：或被废黜或坚守

三农直通车 www.gdcct.gov.cn责任编辑：chendanmin发布时间：2012-02-13

　　摘要：看到改革者们总是独自一人面对各种压力和质疑，吕日周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现存的体制性缺陷：有改革，缺评估；有争议，缺结论；有认可，缺演绎。

　　上世纪80年代起，改革成为飘扬在中国上空的旗帜。但在这块鲜艳旗帜的下面，却是一个又一个坚硬的禁忌堆积起来的堡垒。30年中，张楚、刘日、吕日周、陈光、张锦明、宋亚平、王晓桦、罗崇敏、仇和、郭宝成，这些地方主政者，在探路中，或主动或被动地突破禁忌，爆破堡垒。影像在升腾，躯体却有弹痕。

　　这些掀起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地方改革者们如今安在？《凤凰周刊》试图通过10位改革者的命运和近况，勾勒当下中国地方政改的生态图。

　　被废黜的改革者

　　似乎是个宿命，扯起改革的大旗越早，所处的地区越落后，改革者越具悲剧性。这可包括曾是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河北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山西原平县委书记、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

　　如今，已没有多少人还能记得张楚，这位上世纪80年代主政地方改革的第一位悲剧性人物。

　　1982年，面对穷得讨饭成风的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决意背水一战：在全国破天荒地把商业部门、粮站、供销社、食品店等国营单位由政府统一改为推向市场，个人承包，职工分流。

　　同时，卓资县党政机构由原来的50个压缩为9个，减幅达到六分之五。公务人员由711人锐减至394人。县级干部福利待遇也实行货币化管理，政府部门不养小车，改为给用小车的干部发钱。

　　经此动刀，卓资县一度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财政收入上升而支出下降的县。

　　张楚敢在县级心脏部位动手术，这令时任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非常感兴趣。1984年吕日周带着原平县的30多位县级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到卓资县学习。谈到压力，张楚对吕日周说，关键不是他的承受力，而是旧体制的承受力。

　　最终旧体制没能承受住他。张楚原从北京调任而来，在卓资根基并不深。由于当时全国都是“社会主义”，所有的国营商场、商店、工厂里的职工，都是国家的人。张楚把全部国有资产都转为民营的单兵突进行为，迅速遭到全县上下的阻击反对。而公车改革结果更令民众愤怒，“钱发完了，小车又全都养起来了”。

　　各方压力下，孤立无援的张楚被迫离开卓资回到北京，至今隐姓埋名。而之后的卓资县，机构和人员迅速反弹膨胀，恢复如初。

　　同样不幸的是在河北无极县掀起改革大浪的刘日。

　　这个已消失在大众视野之外的刘日，1985年担任无极县委书记的时候年仅37岁，是河北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之一。1990年，著名作家王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使刘日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明星官员。1991年中共河北省委发出文件，称刘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和爱戴，群众称他是焦裕禄式的干部，这不仅是他的光荣，也是河北人民的光荣”。

　　当荣耀降临刘日身上，他也就成了很多人的对立面。1993年刘日离开无极，任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同年在地市合并中，具有年龄优势的刘日成为8个正副专员中唯独一个未进入石家庄市新班子的人。之后，刘日被调剂到省农业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中央一度建议河北重用刘日，但刘日未改变其旁观者的寂寞身份。2003年起，刘日进入教育战线。现在，51岁的刘日每天忙碌在自己简陋的河北行政学院办公室里。

　　在这个环境中，刘日潜心研究公共管理改革。“然后我给学员们讲讲课，撰写一些改革建议，寄给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刘日平淡地说。

　　刘日是“坐而写”，吕日周是“走而推”。对于当前的改革研究，吕日周有两个感受，一是对于改革，国家缺乏宏观层面的战略性研究和推进机构；二是国内很多学者没有好好研究案例，忙于开会空谈。

　　现任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的吕日周，给自己日程安排得特别紧，他要利用一切机会，与尽可能多的人接触，推动中国各地的改革步伐，对处于艰难的改革者予以增援。

　　吕日周的想法来源于他的孤独体验。

　　1983年,在山西省委农工部工作的吕日周,被破格安排到山西省惟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担任县委书记。他根据当地农民的改革实践,创造发展了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3年之后,他使穷困的原平县财政收入“膨胀”至周边12个县的总和。

　　但随之，有人开始挑拨地委主要领导和吕日周的关系，有关方面先后派出100来人调查吕日周问题。

　　1989年吕日周担任朔州第一任市长，却在当选市长的8个月后被突然免职调回省城，在省体改办工作，一呆就是10年。

　　2000年，吕日周“东山再起”，出任长治市委书记，随即，便掀起舆论监督风暴。力度之大，使得吕日周只干了3年书记便被“升任”至省政协副主席。

　　舔过自己的咸泪后，吕日周没有放弃。从2003年到2007年的5年中，吕日周行程30万公里，每年下基层时间均在200天左右。从农村、工厂、学校到矿山，抓了10多个试点。他在全国和山西各地共演讲、作报告144场次，听讲人数60167人。

　　2008年退任政协副主席后，吕日周又成立挂靠山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山西改革创新研究会，以会长身份到各地调研、作报告，重点研究改革创新案例。

　　“看淡了”的改革者

　　现山东菏泽市委书记陈光、四川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湖北社会科学院院长宋亚平，是因当初的基层改革而得到保护性提拔，但历经“险恶”他们有种疲惫和淡然。

　　虽然办公桌上放着“越艰苦的人生越精彩，越困难的事业越壮丽”座右铭，陈光还是在自己的散文中感慨：“10年辛苦，10年沧桑，菏泽的经济发展了，我的头发也白了，眼睛也花了，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1991年，35岁的陈光凭着冲动在诸城进行国企“卖光”式改革，“陈卖光”立时遭到北京有关人士高度质疑。而当时正思考国企改革的朱镕基副总理带领吴敬琏等人兴冲冲实地察看。“多方考察后，朱镕基给予了陈光支持。”吴敬琏说。

　　1997年，陈光戴着“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第一官”的头衔来到山东最穷的地方。1997年菏泽1/3的国有企业被“送了出去”，陈光因此又得了“陈送光”的绰号。此后，在菏泽的近10年里，这个曾经和吕日周、仇和齐名的改革者，一度沉寂了下来。

　　“如果是今天的我也许不敢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搞那样的改革了。”已到“知天命”的陈光，习惯将更多的思考写成笔记，10年记满28本笔记。

　　曾经有人跟陈光开玩笑说，你现在不行了，官做大了，不敢讲真话了，跟仇和相比，你的事业心、责任感和闯劲都差远了，就像开车一样，胆子越开越小。

　　陈光一笑了之。在仇和离开宿迁任江苏省副省长前，陈光曾专门去送行，那一夜，他和仇和谈了很久。

　　在改革明星中，张锦明主持的改革最具有挑战性。

　　1998年初，41岁的张锦明出任四川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面临下辖4个乡镇领导班子出现问题，张锦明决定公选新班子。

　　现在，张锦明认为自己“已过了做梦的年龄”，她感到快乐并热衷的，是参加“爱心世界”小组活动。空闲时小组就聚在一起，张锦明穿着休闲服和年轻人一起为需要帮助的儿童少年就读书问题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做调研,搞宣讲，这是现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宋亚平主要忙乎的事。“我非常适应现在的研究工作，有利于总结、观察和思考。”宋亚平对《凤凰周刊》记者说。

　　口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宋亚平在思考和演讲时，调动资源最多的仍是自己在咸安政改的心得。

　　宋亚平在商海搏击10年之后，1999年就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相对吕日周、仇和的“铁腕”风格，宋亚平的施政措施是“以柔克刚”。

　　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宋亚平先做好种种铺垫工作。第一步，推出了为在职干部、退休职工、下岗分流人员统一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5项保险的“5保合一”保障制度。半年后，宋亚平开始了第二步改革——让干部外出“打工”。

　　接着第三步，宋亚平对留守的干部进行竞聘和人员分流，在乡镇一级大胆尝试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合并的党政“一肩挑”的改革。对于乡镇下设的“7站8所”，除保留财政所之外，其余全部和财政脱离关系，在全国率先推向市场。

　　近5年中，宋亚平推出了14项改革，端掉了3000多人的“铁饭碗”。

　　但咸安的风雨让宋亚平已经精疲力尽，“我现在主要是诠释和宣传党的政策，一般不大去想自己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宋亚平说。

　　坚守的改革者

　　与宋亚平们不同，在风雨的洗礼下，仍有一部分坚守的改革者，他们依然那么个性鲜明，执着前行，不管职位变化与否。

　　现今，王晓桦还是县委书记，只不过已于2009年2月由河北邯郸市成安县平调到河北邯郸市大名县。

　　2009年，在河北扩权县中，多数县委书记级别提为副厅级，王晓桦仍是正处。

　　但王晓桦仍然继续惯性思维。到大名县上任没多久，王晓桦又将成安县成功经验移植到大名，密集出台了《大名县委书记用人行为规范》、《党组织公开预提名制》、《常委会票决制》、《全委会票决制》、《选任过程公开通报制》、《群众认可度测评制》等10项新制度。同时将大名县20个乡镇和50多个县直部门的行政职权目录、办事流程和收费标准等进行公开，各单位设立机关导示图和岗位职责牌。

　　王晓桦在河北成安县任书记5年多中，“4套班子”是全国最容易找到的领导班子。所有成员的电话号码都公布在县委的网站、办公室门口、政务公开栏等媒介上。

　　如果你不打电话，亲自上门找，更容易，群众可自由出入县委、县政府大院，并把59个县直部门、1000多个公务员集中在一个院子里透明办公，以方便群众找人办事。

　　王晓桦“以政促经”获得了成功，成安成为邯郸东部县的第一名。

　　“党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在基层党委政府里是带有普适性的经验”，凡遇媒体采访，王晓桦总是尽力解释自己不是特立独行。

　　王晓桦有意与吕日周做了比较：这跟吕日周通过个人权力推广不一样，他更多的是雷锋式的高尚行为，靠个人带动，但对体制没有变更，迎合了老百姓的清官心理，但官员对他好评不多。他可以今天下去视察，看到一个老百姓的问题，把局长叫来，责问这个事怎么弄的，明天再问这个事弄成了没有。个人高尚的行为多于他的理性思考。我首先是创造一种制度，然后通过这套制度来保证党政权力的良性运行。

　　搞“通透式”办公，王晓桦承认不可能没人骂。但王晓桦不在乎：“你想选择左右逢源，没有的事。”

　　平级调任后，风格依旧的改革者还有罗崇敏。

　　38岁才当副科长，50岁便已是正厅级干部的罗崇敏，2007年调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后，继续让属下跟不上速度。

　　2008年罗崇敏让省教育厅55岁以上处级干部全部卸任，全厅处级、副处级干部公开竞聘。

　　2009年9月，罗崇敏拍板取消全省统一的初中升学考试命题，下一步将全面推行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11月16日，罗崇敏提出一个目标：通过3年努力，让在滇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人数达2万人，并引进100个以上国际交流合作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人士表示，厅长喜欢思考大事，天天操心国际化的大事。

　　罗崇敏惊心动魄的举措，在其红河州委书记任上显得淋漓尽致。

　　2002年11月，罗崇敏从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调任红河州委书记。看到1998年四川遂宁首开正副乡长直选先河，罗崇敏就设想在自己的地盘上进行培植。

　　2003年罗崇敏背着省委在红河州石屏县全县推行乡镇长直选。罗一度设想，石屏乡镇长直选成功，就推行全州乡镇长直选，最终推行正副县长直选。但随后因中央有关调研没有表态而作罢。

　　罗崇敏有意强调自己的不同，是全盘地改、系统地改。

　　2004-2007年，罗崇敏陆续出台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7项改革。其中，罗崇敏将医院和宣传机构置换成社会人，全部企业化运作。但运行后无法与大环境对接，阻力反弹。罗崇敏离任后一些举措就已开始变形。

　　2006年9月15日，红河州委书记罗崇敏等领导视察在建重点红河大道工程

　　有人笑他“政治幼稚”。更多人评价他干了本不是一个州委书记干的事情。

　　“从我身上，你能看到一个中国地方官员推行自下而上、触及体制的改革，能走多远。”罗崇敏把自己当作客体来审视。

　　罗崇敏还有一个别人很难撵上的速度：30岁才念初中，40多岁拿到博士文凭，但现在已有18本专着。

　　与王晓桦、罗崇敏不一样，陕西省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坚守。

　　陕西省神木县不是东部县市，却先于东部实施了两个“免费”。一个是12年免费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学费、杂费、课本费、住宿费、电教费全免，每人每天还有3.5元的生活补贴。另一个是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即住院起付线和封顶线办法，乡级定点医院起付线为200元/人次，县级定点医院400元/人次，县外定点医院3000元/人次。起付线以下部分由患者自付，超过起付线范围内金额，县内定点医院按照管理办法给与全免，县外定点医院除各种检查外，按70%给与报销。每人每年报销封顶为30万元。

　　“两个免费”的操刀手就是郭宝成。“谁敢说取消它？老百姓首先不答应！”郭宝成将自己绑在了一架战车上。

　　面对汹涌而至的舆论环境，郭宝成不得不反复用“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12年免费教育，这道免费的午餐好过‘满汉全席’”这些话语丰满了自己的旨趣和决心。

　　仇和也在坚守改革。而其以省委常委之身，在省会城市试验改革，则更具有中国地方改革的风向标意义。

　　52岁的仇和比其他改革者都幸运。1996年担任江苏沭阳县委书记后，宿迁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云南省委常委兼昆明市委书记等职务是拾阶而上。其他的9个改革人物，没有能升到省委常委的。

　　但仇和也不幸，社会对他的评价自始至终是两极化：青天或者酷吏。

　　仇和上任昆明市委书记不久，“全民经商”、“侵犯个人隐私问题”、“不符合《劳动法》”、“强逼拆迁”、“卖医院”、“卖学校”、“富民县一号文件”、“瞌睡门事件”、“城中村改造”、“女宣传部长不敢穿高跟鞋”、“昆明的改革是在搞‘人治’”等争议象在宿迁一样，又开始铺天盖地的缠身。

　　在不动摇、“快、狠、无私”仇和式行政风格的同时，仇和开始听取吕日周等朋友的建议，积极与媒体沟通澄清。

　　2009年11月17日，仇和登上“云岭大讲坛”。针对舆论认为昆明是在搞“大跃进”，仇和解释，如果没有把握，谁也不会拿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搞试验。而对于“卖医院、卖学校”的说法，仇和回应自己从来没有卖过学校和医院。

　　看到改革者们总是独自一人面对各种压力和质疑，吕日周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现存的体制性缺陷：有改革，缺评估；有争议，缺结论；有认可，缺演绎。

　　吕日周想用自己的力量，为那些仍在权力位置上的改革者正名助威，“因为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吕日周说。（作者：罗科）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