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索隆实力:藏书家董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5:13:15
臧秀娟
董康，字绶金、绶经，自署诵芬室主人，1867年3月22日生，江苏武进人。董康自幼从唐太夫人学习做诗，后受王先谦影响，潜心骈散诗赋，涉猎群籍。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曾充大理院推丞、法律馆纂修。1897年，与赵元益在上海创立“译书公会”。自1914年起，先后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1926年避难去日本，回国后任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兼北京大学法科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康曾任华北伪政权的“司法委员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等职，重庆政府曾明令通缉。抗战胜利后被捕，1947年病逝于北京狱中，年81岁。
对一般公众而言，董康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字眼，远不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名字来得响亮。不过，无论是站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还是学术文化史的角度看，董康都是一个很难绕开的重要历史人物。
在20世纪初，访书东瀛曾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风尚，是中国现代学术创建过程中文献积累的一个重要步骤，董康可以称得上是其中的开风气之先者。自然，他并非东瀛访书第一人，在其之前，杨守敬、傅云龙等人已着先鞭，曾将东瀛极为丰富的藏书情况撰文介绍，激发了众多学人的兴趣和热情。此后，不断有学者到东瀛访书，此种风气一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虽然稍晚一步，但董康的东瀛访书之举仍有相当的开创意义，得到了包括胡适、傅增湘在内的很多学界名流的称许。这在于他眼光独特，对日本收藏的通俗文学给予特别的重视，契合了当时崇尚通俗文学的学术风尚。胡适曾称赞董康“是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为今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胡适《书舶庸谈》序）。
董康家境富裕，素喜藏书。他早年在京城任职，就经常出入书肆，寻访旧籍。由于他对通俗文学比较偏爱，此类收藏甚多，其中不乏珍本秘籍，仅曲学类就有《乐府考略》、《盛明杂剧》（初集、三编）、《博山堂乐府》、《南曲九宫正始》等世间罕见之书。收藏之外，他还陆续将自己所搜罗到的珍本秘籍刊布出来，他曾说自己“一生以影印异书为唯一之职志”（《书舶庸谈》卷一）。由于他挑选版本态度审慎，注意搜罗罕见之本，校勘精良，故所刊印之书多为精品，在当时即为学界所重。比如仅戏曲一类就刊布有《杂剧十段锦》（1913年刊行）、《诵芬室读曲丛刊》（1917年刊行）、《曲海总目提要》（1928年整理出版）、《杂剧三集》（1941年刊行）、《苏门啸》（民国间刊行）等数种，数量多，质量精，在中国近现代收藏、印刷史上也是少见的。
董康为了印书，曾在北京烂漫胡同法源寺寓所内，长期供养一批刻工，专门从事图书刊印。有了这批人，董康不仅可以自己大量印书，还为他人印刷了不少图书，如为罗振玉刊《敦煌石室遗书》，为徐世昌刊《明清八大家文选》等，也为吴昌绶、陶湘、蒋汝藻等刊印过图书。傅增湘对董康此举有很高的评价：“始之以鉴藏，继之以校雠，终之以传布。能殚毕世之功，卒成不朽之业者，同时朋辈殆鲜比伦……横览当代通目录、版本之专门，合收藏传播为一手者，毛黄之后宁属他人？”（傅增湘《书舶庸谈》序）
正是因为有这种爱好，董康在东瀛访查珍贵典籍时其关注点自然与杨守敬等人有所不同，因而成为正式向国内学界披露日本古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收藏情况的第一人。
董康一生中曾7次到过日本，几乎与日本所有著名的汉学家、藏书家都有往来。在日本期间，董康曾查阅过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研究室等多家公私藏书，过目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有200多种，其中有古抄本、宋元本、明本等，他“凡遇旧椠孤本，记其版式，存其题识，积时未久，居然成帙”。访书的结果都记录在学界颇有盛誉的《书舶庸谈》一书中。日本由于历来珍视中国典籍，通俗文学也在搜罗之列，加之历史上战事较少，不少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的重要文化典籍反倒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保存。在此背景下，不难体会该书在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