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文字外面加框:长征：一场反映领导者水平高低的舞台剧—红色牧师.blog的博客—强国博客—人民网

征：一场反映领导者水平高低的舞台剧 ——读(美)索尔兹伯里《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有感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教授陈海春 【引子】今年10月月22日，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日，作为一个以为党和国家“布道”为业为荣的红色牧师，总得写点什么。为此，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切入点，有比较才有鉴别，机会和灵感来了。前不久，在看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我的长征”时，我看到那些前无敌人后无追兵、初始时信誓旦旦的队员们，为了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在电视镜头面前互相指责、埋怨，而那些所谓的领导者们，包括央视的人如崔永元之辈和小队的人如临时指定的负责人之流，却束手无策，没有一个让人感到满意。我更加相信：这场远征的胜利，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长征是一场反映领导者水平高低的舞台剧。 最近，我再一次阅读了由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撰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这本书我十多年前就读过，当时给我的影响就非常深刻。作者在书中热烈赞扬长征“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我以为，这本书是以长征作为一个大背景，并把毛主席在长征路上的种种表现，糅合地较好的作品之一。读完了这本书，从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角度上，可以把长征和毛主席的地位和作用划分为三个阶段：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为第一阶段。以遵义会议闭会到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甘边苏区吴起镇为第二阶段。以中央红军有了安家之地到1936年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为第三阶段。——老子说你们搞错了。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不要认为毛主席最早就参与了长征的策划，其实毛主席是被一些同情和拥戴他的人硬拉到参加长征的成员中的，如果他留在江西，中国革命的历史怎么写还不好说呢！早在长征前两年，毛主席就遭到王明一伙人的排挤，他自己说：“井冈山同志的天下一去不复返了”。毛失掉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仅剩下了有职无权的一个头衔——中央苏区政府主席。这个职务唯一的好处是“毛主席”很早就成为人们对他的称谓。毛后来说：“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准备工作，我到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 有意把毛排除在决策圈之外还不是事情的全部，这时和其它一些紧张的时期一样，毛泽东又是疾病缠身了。毛泽东表面上显得很平静，其实却心急如焚。对于力量的对比，他并非一无所知。他知道，那时正聚积着一股反对李德和博古的强大力量。当他的追随者林彪和忠于他的聂荣臻这两位主要的军事指挥员溜进他在于都的小院，坐在长凳上向他请教的时候，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他们小心地问他：“我们向何处去”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也知道怎样用同样隐晦的话来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令是什么，也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但他守口如瓶，因为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他相信，这个时刻不久就要到来。我最喜欢读《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第七章：“担架上的‘阴谋’”，这章是讲毛主席怎么样争取反击力量的。一过于都河，毛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只是因为这时毛病的较重。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了道路。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样之间进行。王稼样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毛的观点给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王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洛甫几个月来也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到大意，并劝解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毛泽东、洛甫和王稼样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正是这三人渐渐地夺取了长征的领导权。——你们看老子能否干好。1935年元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遵义会议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红军新的正确领导。毛主席开始掌权了。1935年1月19日上午，红军在毛的实际指挥下撤出了遵义，红军离其原定目的地越来越远了。它到了更加偏僻的内地。与三个月前渡过于都河时的力量相比，此时只剩下很小一部分部队了。红军丧失了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员和所有的重武器。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在甩掉辎重大军之后，红军又恢复了快速和灵活机动的特点，这是红军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蒋介石用来对付他们的任何部队。更重要的是，这批人大多数是毛主席在井冈山及江西苏区亲自缔造和指挥的嫡系部队，由毛指挥后，军队就感到放心了，事实上，红军中许多将领都称毛为诸葛亮。毛本人也有理由感到乐观，红军在朱、毛制定的十六字诀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指导下又重新前进了。从此后，毛主席就开始牵住蒋介石的鼻子，这可以通过红军得到的命令来反映：“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还可能回来。”这虽然是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可看起来纯粹像是出自于毛的手笔。这样的作法，不仅让蒋介石感到困惑，就是让他的同事们最初也看不懂，林彪和彭德怀都对此提出过异议，好在林彪知道这样一个规则：“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后面的故事就尽人皆知了：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铁索桥、激战腊子口，最后还有一个直罗镇战役。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同志们不得不服气。长征将毛主席造就成为一个把思想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他比在江西时要成熟的多。说到毛主席在长征中的领导艺术，有两件事情不能不谈，一是与四方面军，主要是与张国焘的关系；一是与陕北红军，主要是与刘志丹的关系。以下两个例子在我们学党史时，老师就绘声绘色地讲过，不过前者是反面教材，后者是正面教材。1935年6月25日。一四方面军会师，毛主席和张国焘会面了。表面上两军将士欢欣鼓舞，事实上两军下级军官和战士的关系也一直不错，但至少在领导层中潜藏着一股暗流：怨恨、敌意、猜疑。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对毛主席就像一个富人对待一个穷亲戚，张国焘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个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答说：“我们有三万。”两人都夸大了，但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6月26日至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为统一战略方针，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主张，在懋功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参加两河口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博古、刘少奇、凯丰、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邓小平、林伯渠、李富春和张国焘。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报告，报告着重说明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周恩来报告后，会议进行了讨论。张国焘主张依托懋功地区向川康边发展，认为北有雪山、草地，胡宗南部有二十余团兵力，北上“站不住脚”；并就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攻击中央，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对张国焘关于红军长征和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见进行了适当的批评，进一步说明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并强调红军应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于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争取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平静没有坚持多久，毛和张两个阵营之间就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还是政策、个性和权力，这也是长征中出现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9月9号对毛主席一生意义重大，他于1976年9月9日去世，不过四十年前的这一天他的自然生命就可能失去。9月9日，张国焘密电原四方面军领导人，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南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份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手中，毛手抄了一遍，告诉叶不要让别人知道他知晓了此事，并说：“你干得漂亮。”1960年，毛主席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那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时刻，也是关系到党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刻。”旋即，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域，是日夜半从巴西出发，次日晨到达阿西，继续北上。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上”，“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南下是绝路”。一年后，当张国焘带着残兵回到陕北时，百鸟朝凤之势已经形成，力量的天平从此就一直朝向毛倾斜，直到他离开人世。到了吴起镇毛主席就算到了家了，这个位于中华民族摇篮的家，不过这个家暂时还不和谐。1935年9月底，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加紧“肃反”、逮捕刘志丹等一大批创造红军和苏区的干部，造成陕北苏区的严重政治危机。毛主席在打完马家军战斗后的下午，会见了两位地方领导人，他们是来就刘志丹事件求援的。听完他们的汇报后，毛立即叫来两名可靠的干部——贾拓夫和王首道，派他们带一个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他们的任务是：救出二十六军绿林式领袖刘志丹及其同志们，他们正坐着等待二十五军伙伴的处决。刘志丹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他对人民的热爱超过他对政治说教的感情，这点上他与毛主席是一样的。被解救出来后，他任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3月，他东征去与国民党作战，不久就在战场上牺牲，年仅三十四岁。他牺牲后，毛泽东的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这两句话概括了这位西北地区革命代表人物的光辉一生。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刘志丹事件使得毛赢得了人心，而毛的同志们则在中国最贫瘠的地方站稳了脚跟。索尔兹伯在书的结尾中写到：“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为坚强，最后毛取得了一致公认的领油地位。长征是在怀疑、猜忌、阴谋与恐惧的气氛下开始的，当时毛不在领导地位，而长征结束时，大家都有了坚强的信心，毛也随之成了领袖人物，他用事实和手腕争取了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到底是《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眼光就是不凡。这篇短文就要结束了，然而，我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干脆就用毛主席《七律·长征》作为结束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美)索尔兹伯里著．—2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ISBN 7—5065—25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