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边框加宽:蒋介石：政治“哈哈镜”中的领袖级人物—红色牧师.blog的博客—强国博客—人民网

标题[编辑]

红色牧师

• 关注好友人气： 249
• 好友关注人气： 100

精彩博文推荐

博客正文

蒋介石：政治“哈哈镜”中的领袖级人物

原创于: 2006-09-03 22:24:55

标签：

  蒋介石：政治“哈哈镜”中的领袖级人物——读描写中华民国时期蒋介石的书籍有感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引子】前不久，我的一位学生在网上说他发现蒋介石如何如何，比我写的某些同时代领袖级人物还高明，还值得研究，并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蒋介石的博文，我当时就说不想写这位我们那个时代称之为的“人民公敌”的人。但后来，我的主意又变了，因为，蒋介石总算是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领袖级人物，而且是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都比较长的领袖级人物，这在那个时代是很难得的，虽然他让许多人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都大大缩短。写他也不妨，无外乎就是再读点书、再动一下脑子罢了，还是那个老办法：总体勾勒、角度独到、评价客观、语言诙谐。 我最早对蒋介石有印象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一天晚上，随着一阵阵急促的防空警报，我们那所在军队大院里幼儿园所有的孩子都被老师叫醒，送上汽车开往城外的山上，以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但半天飞机也没有来，吵醒我的事情不过是应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一场演习，此事成为我讨厌蒋介石的开始。后来我又读了一本以奚落蒋介石为主旨的书《金陵春梦》，那个随母改嫁来到蒋家绰号为“郑三发子”的可怜虫，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再以后我又读了几本国内人士撰写的有关蒋介石的传记性书籍，这里面的蒋介石又不一样，他好像成为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楷模。6年前。我还到过蒋介石家乡，参观了蒋介石的出生地，拜谒了蒋介石母亲的坟墓，在青山绿水中遐想蒋介石当年的模样，感觉也有许多不同。总之，几十年来，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随着我自己阅历和知识的增加，蒋介石在我眼里，就像他当初在上海起家时常去的“大世界”里的“哈哈镜”里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得到不同的形象。在费正清编纂的《中华民国史》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变化很大。有些中国人尊崇他为完美的民族领袖；另一些中国人辱骂他是封建军阀。有些外国人称赞他是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捍卫者；另有些外国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残忍的独裁者。然而，无论敌友，都承认蒋介石是个非凡的人。”的确，蒋介石是一个“非凡”的人，但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而且他的一生也充满着矛盾，尤其反映在他执政中华民国的时期（1927－1949年，即民国16年到民国38年，之前的民国编年我们认帐，但与蒋介石关系不大，之后的民国编年我们不认帐，也不管海峡那边是否认帐）。从复杂性产生的原因来看，无外乎来自以下几点，一是基于个体性格的，二是基于内部组织的，三是基于外部对手的。——基于个体性格的，是从蒋介石这个“人”来看的。蒋介石，乳名瑞元，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人。1887年10月3l日出生。蒋介石早年的生活充满着矛盾，他随母改嫁来到一个较为富裕殷实的盐商家庭，但由于母亲不是“大房”，加之父亲去世后更是遭受排挤，从小就领会了时世炎凉，也在母亲的严厉教诲下懂得了出人头地。蒋介石从小十分顽皮，但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动静相差极为悬殊。当他下课休息时，在教室里奔跑不停，并不断和同学开玩笑，如果心血来潮、就大搞恶作剧捉弄向学；而一旦开始用功，却又专心致志，不管环境多乱．多么吵闹，他照样埋头读书或奋笔疾书，丝毫不受影响。他的另一个持点，就是能独立思考，并愿意把自己思考的东西变为现实，这是做领袖式人物共同的心理特征。蒋介石早年的个性与他后期执政时的行为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至少在国民党“黄金十年”（1927－1937年）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扭转国家分裂趋向和提高国家综合实力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人们不得不承认的成就。蒋介石性格中也存在着许多非常明显的“悲剧因素”。比如，他经常批评别人“刚愎自用”，而他自己恰恰是一个最刚愎自用的人，他的下属曾经回忆到：“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真正权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当“总裁手谕”满天飞时，权力分配必定过分地取决于个人的影响，而对决策结果失败的追究也会破坏决策者的个人形象。有一个电影讲的是，在共产党大军要过江时，蒋介石巡查江防，一群军官在打麻将，见到委员长吓得不知所措，蒋介石坐上牌座并笑言：“打仗我不如你，打麻将你不如我”。可就是这个善打麻将的人，却老指挥别人打仗。此外，他原本是个上海滩上的混混，尽管后来当上了国家政治领袖，但并没有被人们认为是精神领袖或道德领袖，而被视为是缺乏教养和追求权力的政治暴发户。为了改变公众形象，他在1934年发起了所谓“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追求道德上的完美，试图以儒家的“四维”——礼、义、廉、耻，来改造国民的痼疾。他本人说到做到，从此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娼，不赌博，如此等等。可是为了他某些特殊的政治需求，他又可以对下属的违德行为听之任之，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低效是闻名于世的。他可能想改，但从来没有下决心改，尽管他自己说过：“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因为，他面临着两难选择，改可能给他赢来政治声誉，但也会使其损失政治基础，蒋介石最终做了现实选择，这也是他到台湾后常常反思的问题。——基于组织的，可从三个层面上看：来自组织内部派系的问题，来自组织成员素质的问题，来自组织制度的问题。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在一个不受舆论约束，也容不得任何其他未控制的有意义的政治活动开展的政权里，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竞争就很难在整个社会上进行，于是来自于政权内部的竞争就不可避免，派系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自 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派系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对于这些派系，蒋介石用的招数无外是二种，一种是打，一种是拉，且打靠军队，拉靠钱。至于何时以打为主，何时以拉为主，那要视情况而定。蒋介石行伍出身，知道军队的重要性，也是他把国民党南京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就是他在几次“下野”的游戏中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军权。客观的说，早期受过德国人训练的蒋介石的军队，是除了共产党军队之外的，比他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都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都更可信赖。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享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他优越的财政基础。我最欣赏在一个电影中蒋介石的一段台词：“共产党要我的命，国民党既要我的命，也要我的钱。”他告诉了我们政治舞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对手只能要你的命，而那些所谓的“朋友”则会既要你的命也要你的钱。好在蒋介石的老底子是江浙一带的大财团，这也是他多次遇到麻烦是摆平事情的武器。蒋介石还有个特点，他知道党内有冲突，但他并不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相反他实际上鼓励派系之间的竞争，只要不动手打起来就行，派系的竞争会使谁都搞不大，而蒋介石也就有了对所有派系的统辖权。蒋介石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他很少对一种思想意识的立场或派系政策矢志不渝，只要在政治上有利，他能很容易地适应任何派系，而不成为该派系的一员。我以为，象他这样一个没有恒定路线的人，既是他能够短暂生存下来的原因，也是他最终不能站住脚的原因。蒋介石身边的人不乏杰出人物，但是也充满着小人和庸人。比如，黄埔军校的确是蒋介石起家的“花果山”，黄浦生也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黄浦生叫蒋介石仅以“校长”相称，“校长”比总裁、总统、主席等称谓要低多了，可这却是至高无上的称谓，且为专利。可就是这样一群人，随着自己地位的提高，随着自己需求的增加，他们带来的麻烦也增加了。蒋介石装备最好的军队往往是由这些人指挥，可是这些人在军事上并不是一流的，当年在黄埔军校受到的训练并不足以对付新的敌人。而那些真正一流的人，如“小诸葛”白崇禧就始终在抗战时期得不到真正的重用。这也告诉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一个后来发展到顶尖地位的领导者，他早年所在的组织一定有很好的基础和优势，但是这个领导者到后来只在自己早先的组织里挑选人就大错特错了。又比如，他赖以起家的“蒋宋联姻”，导致了一个“蒋宋孔陈”的政治、经济联盟，时称“四大家族”，可就是这四大家族的另三个成员，在为蒋家王朝添砖加瓦的同时，也在为自己聚攒财富，最终成为蒋家王朝倾覆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民党在制度设计上也是充满着矛盾的。首先从政治结构设计理念和实际运行的方式就充满着矛盾，这是一个以“民主共和”为理念，以“集权独裁”为实际的政权。蒋介石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政治权力体系，可是由于这个体系的建立要照顾到各个派系，这就使得他最终信不过这个体系。由此，他的决策往往并不是由正式的指挥系统决定，而是由蒋介石本人或他身边的“宠臣”作出来的。此外，蒋介石始终没有搞清楚他对手毛泽东刚“出道”时就搞清楚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的政治制度设计的着眼点不是那个时代最广大人们的利益，受益人是看起来强大，但人数太少的地主和官僚，这就使得这个政权在社会上缺乏稳固的基础，而在那个时代，民众拥护才能导致真正的政治权力。蒋介石在政治设计上还有一个困惑的地方，就是如何利用国际上的力量，不把自己融入世界民族之林，显然不行，可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鸟实在不是东西，但又不得不与之打交道，比如在二战期间，蒋介石与美国大兵的冲突就是一例，那个代表美国在中国发号施令的史迪威将军，与蒋打交道不久就给蒋下了这样的结论：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而蒋介石知道了后也决不给他面子，最后把他赶走了事。——基于外部对手的，是指蒋介石系统外的政治对手。蒋介石的政治对手一来自外，二来自内，外主要是日本人，内主要是共产党。蒋介石战略思想的主线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喜欢说：“日本人如皮肤之疾，共产党是心腹大患。”从蒋介石1930年平定了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反叛之后，共产党就是他国内最主要的对手。蒋介石仇恨共产党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他也持矛盾心态，首先，他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中太多优秀分子了，共产党员那种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共产党人那种愿意做实际的下层工作的态度，恰恰是蒋介石用来告诫自己党内同仁的；其次，蒋介石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面前有一个无论是价值趋向还是依靠对象，都与自己不同的且如此强大的政治集团的存在。他对共产党是够残忍的，“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成为共产党永远不会忘却的一句口号。共产党对蒋介石也是一个矛盾体，没有共产党的长征，蒋介石就没有合法理由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扩大到他以前没有到过的地方，他的“政改”的线路，与红军长征的路线是往往是一致的。不过，在政治上，他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在每一件重大事项的决策都先于和优于蒋介石，越到后来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越成为毛泽东代表的共产党政治上先进性的陪衬。日本人也是造成蒋介石矛盾心理的根源之一，其要害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人阻断了蒋介石发展的势头，二是日本人使共产党最终成为国民党真正的对手。蒋介石早年在日本的军校受训，对日本的国力和军力有着比当时一般中国政治家，包括共产党领袖清醒多的认识。他早先一贯强调中国太弱和四分五裂，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西安事变后，他又改变了策略，与国民当时的抗日情绪保持了一致，并宣称准备做“最大牺牲”来保卫国家的领土。不过真正打起来，蒋介石还是输得很惨，不仅大量的军队在正面战场被消灭，国民经济和教育受到了惨重的损失，社会生活卷入持续恶化的怪圈，也逐年消退了他在执政初期赢得的声誉，动摇了他做为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而当他从“躲在”的峨眉山，下山摘桃子，而且想摘大桃子时，其失败的结果就是必然的了。不过，日本人也给了蒋介石，也包括后来的共产党以特殊的历史机遇，中国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后，才从一个备受欺凌大且弱的国家，成为二战的战胜国，重新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客观地说，蒋介石是把中国从边缘地位拉到世界中心最重要的中国人之一，而尽管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感兴趣仅仅是因为中国人拖住了日本人。蒋介石也非常清楚这点，这是他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本钱。仅此一点，他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地位都不可、也不应该被泯灭。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他没有意识到随着二战的结束，他代表的中国政府相对地位发生了变化，打内战不仅得不到国内的民心，也得不到外国人的支持，他让美丽动人的夫人到美国去游说，同样是“乞讨”，但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待遇有如天壤之别，可怜，美龄！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蒋介石自己是如何反思这16年的。早在1949年4月27日，蒋介石在公开声明中认为自己的失败是：“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初到台湾，他在日记中写道：“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不过后来他又拿起他那老一套，把失败归咎于他人。1956年，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把失败的原因归为两类：战略和技术；苏联和中共。他认为从战略方面看：抗战时期和苏联建交，使苏联帮助中共向社会各方面“渗透”；1937年接受国共合作抗战，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保存了中共军队，使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接收东北，末使其由联合国处理，因而使精锐军队分散于东北，未能集中优势兵力于华北和华东地区；抗战胜利后，接受了和平谈判，未能抓紧时机全力进攻解放区。从技术方面看：使中共合法化；过于“相信”中共；未实行全面战争对待中共武力，即包括政治、经济、宣传各个方面的战争；由于中共的经济活动，使其经济发生危机；中共的宣传和渗透使其政府威信受到损害；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忽略了，等等。当然蒋介石也认识到自身的原因：政府官员因循苟且、循私舞弊、空而不实、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军队政治工作差、土地问题未能解决。至于自己，蒋介石只是空洞地说，这一切他有责任。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人：鸭子死了嘴巴硬。人类是天底下最复杂的动物，作为领袖级的人物又是这群最复杂动物中最最复杂的一类，蒋介石的一生是此结论最贴切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