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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风格杂乱的演奏家

——秘书工作者研究系列之六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

人的一生，就如演员在舞台上演戏，演员的演技和演员的为人，都是人们评价的对象。有些人演技高，但为人不好；有些人为人好，但演技不高；有些人为人不好，演技也不高；真正德艺双謦的人太少了。让我们看一个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人，他就是自称是毛主席的秘书，早年为毛主席高唱颂歌，晚年为毛主席大唱悲歌的李锐。

  （一）只唱颂歌，不唱悲歌

    李锐早年是以唱颂歌为职业的。他在建国初期当过新湖南报的主编，当过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有意思的是，他充分利用在湖南工作的机会和岗位，收集毛主席早年的一些故事，并利用自己善于写作的长处，编写了一本畅销全国的书：《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该书从毛泽东的学生时代写起，讲述了在五四运动前后，建党活动，最后以在湖南领导初期工人运动结束，洋洋洒洒十多万字。作者自称这是一本以史料为基础的书，不过在我看来，史论的分量也不少。要知道这本书先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后结集出版，在那个年代有多大影响。李锐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在后记中他把主席捧得非常高，这与他后来对主席的评价反差极大，这也给了人们对他的政治品性怀疑提供了佐证。录一小段给人们看看：“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后，结结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是起来的；它们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胜利的组织者领导者毛泽东同志万岁！”

（二）颂歌为主，悲歌为辅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据李锐自己说，毛主席指的人其中一个就是他，当时他在新华社国际部任副主任。不过在1956年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毛主席还没有对李锐怎么样，而李锐自己说：“我在这样的大潮激荡下，思想也越来越转向追求所谓的社会上义民主。”

在“大跃进”期间，李锐作为毛主席的兼职秘书，先后给他写过三封信。三封信都是反映他对“大跃进”的观感的。毛对这些信件都表示过他的看法，有的是在小范围谈话中的即兴评点，有的则是在大庭广众中话惊四座的议论。后来李锐的观点不论如何变化，谈到这件事情时他都十分得意。他还将毛主席几次召见他，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做了非常仔细的描述。第一封信写出后，主席在武汉东湖之滨召见了李锐，见面时毛先提到这封信，说是“观点不甚明朗”。谈话不到一个小时．谈了三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谈到大炼钢铁产生乱砍树木毁林的恶果，三是粮食“放卫星”问题。第二封信写给了毛主席，同时还抄送他的顶头上司，并告诉了主席。主席再次召见了李锐，但说李锐胆子太小，是不敢做强盗的，还说他的信只有骨头没有肉。第三封信写的较长，也较尖锐，讲了“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关系；讲了订计划要避免“几上几下、大上大下”，“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到了李锐的信。李锐的文章是这样记录的：讲到这里，毛大声地问：李锐来了吗？我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只好应声站了起来，毛说：你坐在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头来嘛！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尽管李锐是以唱颂歌为主，悲歌为辅，但最终还是在唱悲歌中出了事。在庐山，毛主席两次召见过李锐等人，李锐当着毛主席面讲了许多东西，也在底下议论了许多事情。他说他与田家英就议论过毛主席在1958年搞的大跃进，田讲过这样—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他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信公开后，李锐表示支持这封信的观点，当时他不是中央委员，但讲了一些连中央委员都不敢讲的话。7月23日，毛主席突然对彭德怀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局势急转直下，可是李锐等人还在一起发牢骚，被人报告了给了主席，主席大怒，传令：“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就这样，李锐作为“追随者”卷了进去，并被主席定了性：“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毛主席把中央任命的秘书田家英与“三封信”的秘书李锐做了明确的区别，一个人继续在圈子里工作，一个人被打发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三）悲歌为主，颂歌为辅

粉碎“四人帮”后，李锐官复原职，还一度进入中组部，应该说党对他个人的遭遇给了足够的回报。可是，李锐离开工作岗位之后，逐渐将自己打扮称“党内知名的批评家”，在现实问题上，以反对建三峡水电工程为主；在历史问题上，以反对毛主席晚年政治为主。而且他的论述越来越多，口气也越来越大，他全面否定了毛主席的晚年。他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不仅离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而且在追求“大同”方面连康有为的一些认识也未达到，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性是相当轻视的，总希望找到尽早过渡之“捷径”。历史已经说明．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度中，凭主观想象，任意地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加以根本变动，还名之以‘超越’前人，其后果是何等的灾难性。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我认为写的非常好，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撼泰山易，要否定毛泽东难——驳斥李锐的反毛谬论》。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晚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家、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的晚年，是建立、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晚年，是伟大的、光辉夺目的、功绩卓著的晚年。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国内境况的变更，全国人民对他越来越敬仰，越来越怀念。然而，李锐却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在改革开放以来，少数人反复策划的‘非毛化’大合唱中，李锐最为卖力，调门也最高。他自已讲推出的“批毛”大作，有达十几本之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锐是以‘毛泽东秘书’的特殊身份粉墨登场的。在李锐的‘批毛’系列中，《毛泽东晚年的悲剧　毛泽东秘书手记》（以后简称《手记》），乃是代表之作。蛊惑人心，影响甚大。”我建议人们去看看这篇文章。

（四）对其演奏风格和水平的评价

照理说，我没有资格评价我们这位老前辈，李锐是1934年进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的，这个系在建国初“院系调整”时全部搬到我们学校，而我是1980年从机械系毕业的。说起来，李锐还是我的老学长，老系友，老师级的人物。但“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我不赞成李锐的做法。李锐做过了，他的做法与他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学者，对毛主席的那些评价还能够容忍；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一般的职业革命者，对毛主席的那些评价也还能够容忍；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竟然打着毛主席的前秘书的称谓，说那么多过头话，这就不能容忍了；他不仅在国内讲，还跑到美国讲，在一个意识形态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对方，讲自己党领袖的坏话，这就尤其不能容忍了。尽管他说了一大堆他的动机如何如何，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一个行动的重要性大于十个纲领的重要性；一个纲领的重要性大于十个动机的重要性。路线出感情，从政者的底线是忠诚，李锐的做法让人们怀疑他的忠诚。他对毛主席的议论和评价都大大超出了1982年6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下的基调。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做了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实在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他比与他同时倒霉，但职务比他高得多的黄克诚大将不知差多少，也是他们同时代的人不愿与他为伍的缘由。

问题不在于毛主席该不该批评，能不能批评，问题在于以何种态度，用何种尺度看问题。李锐对毛主席的晚年一概否定，把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成一无是处，这就不客观了。因为，在人类社会，人民、国家、政党、领袖是不可能分开的，这里有一个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这是共产党员必须认识的常识。同样是以桀骜不逊著名的李敖，在这个问题上就比较客观，他在一篇名为《我为什么要喊毛主席万岁》里面说，因为这个世界上大概也只有毛主席，才得以让我们从心底里喊毛主席万岁，其它人不配！他说，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从未被任何困难所压倒，更不会象有的人那样在困难和危机中被吓晕。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战略家。他从不被浮云遮住望眼，他从不贪图小利，他从未有过“数小钱”的习惯。他还说，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成功地解决了他们那代人面临的问题，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仅是事业的成功（共和国的建立），也是民族心理的成功。思想内蕴涵着精神，这种精神是自唐以来，吾民族久失了的浩然之气，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我能够理解李锐做法。李锐有怨气，李锐有资格，说他所说的话，做他所做的事。李锐是作为知识分子来到延安的，那时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就是六个字“团结、教育、改造”。这三顶帽子对一般的知识分子戴都够难受了，更何况对他这样一个个性太强的人。你看李锐的早期革命史，他在延安就被整了一年多，后来在庐山会议后，被贬到北大荒，回来后到一个小水电站当了数年文化教员，文革中在北京秦城监狱蹲了8年，你说他难不难受。等到他七八十岁后，他已经从官拜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的地位下来了，倚老卖老，别人是很难干预他的。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社会进步了，当年那种以言定罪的搞法不灵了。我们现在是“三个文明”，其中政治文明就意味着民主，而民主就意味着让人讲话，这个规则对党内和党外一样。李锐是赶到了一个好时候，也许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杜甫的名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后记】听说李锐这个名字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他与我的导师朱九思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当年的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到延安，后来变为职业革命家；都是很有见地，在改革开放后获得“第二春”，成为改革开放中第一批有职有权的改革者。所不同的是，李锐比我导师小一岁，但比我导师职位高，曾经是他的顶头上司。后来，随着对李锐的了解，我发现人们对李锐的看法有很大差异。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信息渠道不同，二是评价标准不同。例如，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朱鎔基对我说，李锐给他打电话，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他已报告江泽民同志，并对李锐做了工作，劝他不要搞串连。”（第209页）前不久，看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在书的衬页里的标题是“毛泽东的秘书回忆——庐山会议实录”，李锐自己也承认自己是“有争议”的，并对此做了表白。今年是李锐90岁诞辰之年，我恰好要写一组关于秘书工作者的文章，在学校超星图书馆一搜索，发现仅由李锐本人写的书就不少，加上一些传记就更多了。以此材料为基础，写这个人，但愿别把自己也搞成了“有争议的人”。

【人物档案】李锐，1917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平江。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 1937年入党。此后分别在湖南、延安、东北从事青年和新闻工作；1945年后到东北，先后任高岗、陈云的秘书。1949─1952年任《新湖南报》主编、湖南省委宣传部长。1952年调北京，主管水电。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革”被被关在秦城监狱。1979年平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82─1984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在中共党内以敢言著称，评论毛泽东“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并发表许多有关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他是一个在中共党内有争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