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婚礼布置:古希腊文明的特质是如何形成的？--人类文明探源系列之三

从上节的分析中，我们看出组成西方文明的基础单元似乎是分裂的、冲突的，然而，西方文明并没有陷入彻底的分裂与冲突，它也像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一样，是一个一体化的整体性文明。

多元化的族群文明在造就西方文明特质方面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更像是构成西方文明独特性的“客体”性质的原因。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同样也是由独立自存的无数族群文明组成的，但它们与西方文明却迥然相异。显然，造成西方文明独特性的根源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多元化文明，还有其他因素——“主体”性质的原因起到了直接的更为重要的作用。

那些直接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什么充当了西方文明的粘合剂？？

我们认为，造成西方文明独特性的根源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多元化文明，而且在于它是一种复合性文明——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复合体。希腊文明像一盏智慧的明灯照亮了西方人前进的道路，基督教文明给经验世界的西方人带来了普世化的精神信仰，两者在整合西方处于不同地域的分裂与冲突状态下的族群文明方面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把西方文明看成是一台功能齐全的计算机，那么，多元文明仿佛是组成这台计算机的硬件部分，而复合文明更像是实质性地行使这台计算机功能的操作系统一样。

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最早起源于爱琴海地区，它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西亚半岛西岸，位扼欧、亚、非三洲交通之要冲，岛屿密布，海岸曲折，地少山多。半岛不宜农耕，却适宜橄榄、葡萄生长。爱琴文明历史久远，它包括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约前20世纪—前12世纪）、荷马时代（约前11世纪—前9世纪）、兴建希腊城邦的古朴时代（前8世纪—前6世纪）从前6世纪初至前4世纪中叶的希腊古典文明，是西方古典文明首次全面鼎盛、奠立根基的时代。科学启蒙思想先在小亚细亚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城邦扎根，然后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本土传播开来，形成辉煌灿烂的古典文明。

“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欧洲人远从希腊之外，从东方，特别是从叙里亚获得他们的宗教，来世，与超世间的生活。然而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引书馆1959年第157页）

希腊文明的出现究竟是偶然性的历史现象，还是必然性的历史现象？

在研究希腊文明发展史的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推动希腊文明与西方文明发展的诸多历史因素方面竟然有非常相似的一致性，包括不断经受外族入侵、战争频发、城邦林立、海外贸易发达、推行海外殖民化运动等。这些一致性的历史因素为我们破解西方文明的秘密提供了一把可用的钥匙。

希腊文明饱受外族的入侵。最早侵入希腊的是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他们在前20世纪不时地侵入希腊。他们是手持青铜器的战车兵，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是，到前1600年，这些新来的人已吸收了大量的传入大陆的米诺斯文化，并在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小王国。迈锡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新兴的文明就是以的名字命名的。前1200年前后，入侵者多里安人又使迈锡尼人遭到了与克里特岛人相似的命运，他们用精良的铁制武器一个接一个攻占了迈锡尼的城堡和城市。于是，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黑暗时代笼罩了整个希腊。前6世纪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从前492年到前449年，波斯军队先后三次大举入侵希腊，希腊人被高昂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所激发，经过马拉松、温泉关和萨拉米斯海域等著名战役，终于彻底击败了强大的波斯帝国。

除了外族入侵导致的战争之外，希腊本土部族、城邦之间也不断爆发内部战争。最著名的战争发生在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斯巴达最后获胜。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时代，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都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整个当时希腊语世界。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达人遭受200年来第一次军事上的惨败，并在以后十年里称霸希腊本土，但紧接着，血腥的相互斗争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没在不断变动的联盟和小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直到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他的继承者是他的儿子，世界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

希腊多山隔绝、海陆地形分割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城邦林立的多中心格局。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如中国、印度、中东那样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文明的发展，而且将农村地区分隔成了若干互不相连的小块。由于土地上很难产生满足人们生存所必需的农业产品，人们很难像中国人那样通过互相攻伐以占有更多的土地而获得生存机会。因而，希腊没有那种中国式的地理政治中心。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称为“城邦”。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较为隔绝而又独立存在着。前8世纪至前7世纪的古朴时期，希腊城邦文明得到了快速发展，从小亚细亚到希腊半岛已星罗棋布地建立了408座城邦。

便捷的交通条件使希腊人在克里特文明时代就已经走进了“海洋文明”时代。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的类型可以用希腊语中的”海洋文明“一词来总结。克里特的繁荣依靠的是它的贸易，其范围包括从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的不同国家。地中海上的风暴不像海洋里的风暴那样凶猛，商人们可以在几乎始终看得到陆地的情况下航行到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克里特岛上森林资源丰富，提供了建造船只的木材。米诺斯人驾着商船满载着来自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来自叙利亚的马和木材，来自爱琴群岛的银子、陶器和大理石，来自塞浦路斯的铜，以及自己岛上的橄榄油等，往返于地中海。除了发展海外贸易之外，希腊人也易于与中东等地的先进文明进行交流。比如，希腊人将地中海东岸腓基人在地中海地区经商发展起的字母，转化为希腊字母，这最终也发展成为欧洲各国的拼音文字书写体系。如果没有地中海，如果不是处于十分有利的交通中心，希腊人可能只是处于部落社会的若干“山里人”或是“海上人家”而已。

发达的海上贸易影响了希腊文明的各个方面，希腊人依靠强大的海上力量在地中海沿岸等很多地区建立了多块海外殖民地。早在迈锡尼文明时代，希腊人就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令人生畏的海上力量。多里安人入侵后，他们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据点，由此向海外推进，在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建立殖民地。其他希腊人，可能是迈锡尼的难民，从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再渡海到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部，在那里建立起以爱奥尼亚闻名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先进的地区。到了城邦文明时代，由于城邦主要靠自给型农业、放牧和捕鱼为生，但到前8世纪初，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由于人口压力而遭到破坏。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是殖民者。到前5世纪时，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着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当然，这个时期的殖民化与后来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分。

经受外族入侵、战争频发、城邦林立、海外贸易发达、推行海外殖民化等因素深刻影响了希腊文明的历史进程。希腊文明不是其中任何单一化的因素能够产生出来的，而是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希腊文明中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大，也是其中最为精华的部分——民主和科学都与以上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希腊人的民主政治并非凭空产生的政治实践，它是希腊人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而产生的一种内在需要。希腊文明的多中心、多元化、开放性，要求建立一种由族群共同参与的民主政治体制，而非专制政治体制。希腊诸城邦都是独立自主、分散自治的，它们采取各种摆脱胞族血缘建制的不同制度，大多有议事会、民众大会和军事首长的建制，虽然也有相互之间的征伐称霸和军事同盟，但并没有东方式的统一专制王权的存在。雅典大约在荷马时代以协议而非征服的方式联合各村社，建立中央议事会，跨出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它又将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他们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被誉为“七贤”之一的杰出政治家梭伦于前594年被选为执政官之后，进行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民主改革，废除债务奴隶制，确立以公民大会为最高立法机构，由四部落抽签选举组成四百人议事会作为行政机构，并设立公民皆可参与和上诉的陪审法庭。梭伦改革使雅典民主体制基本成形。此后，政治改革在贵族寡头派和平民民主派的反复较量中前进。前506年选为首席执政官的克利斯提尼又废除4个血缘部落，代之以十个新选区，由十选区抽签选举组成五百人议事会和十执政官，所有公民都可担任；由各选区选举组成十将军委员会，军事执政官为首席将军，指挥由各选区征兵配备的武装力量；实行“贝壳流放法”，公民大会每年可以贝壳投票方式，决定将危害民主与国家安全的人流放国外十年。克利斯提尼推行的政治改革扩大了民主，消除了氏族血缘关系残余，他被称为雅典民主制之父。从前461年至前429年执掌政权的伯里克利时代，是希腊文明达到鼎盛的黄金时代。雅典成为全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三百多个盟邦的组成的“提洛同盟”已变成雅典帝国称霸的工具。伯里克利继续推行民主革新，所有公民都可以直接参政，参加投票、决策、选举；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十将军委员会之间有了严格的权力制衡；各级官吏向一切公民开放，都以抽签方式产生。雅典的民主制度体现了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人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都能以“真正才能”出任公职，都能“独立自主”并充分表现“多才多艺”，雅典因此而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

从雅典民主制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雅典人最初在部落联盟间以协议而非兼并的的方式，使四个部落获得彼此间的信任，共同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这是民主政治最为重要的起始点。当然，这与他们本身的土地贫瘠、资源匮乏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和中东等东方大河流域的文明以土地和人口为主要资源，王权专制主义政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占有、掠夺这些最为核心的资源。

民主与专制的不同社会治理方式，从本质上说都与人类各族群的生存问题有关。民主政治的优势能够使希腊人便于进行多元之间的协调，实现多种力量的整合，最终形成更加强大的力量。希腊人能够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并长期与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专制式统治的斯巴达相抗衡，这也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巨大优势。民主制适应了希腊各城邦为防御外族入侵和推动海外扩张的共同政治需求，是他们激发人民斗志、动员人民投入战争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

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与东方的专制主义从此走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上。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就如同给锅里的水加热一样。如果是以专制的方式，那么一切都必须在锅内这个有限空间里进行，锅盖必须盖得严丝合缝。但是，当锅内的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锅内的水就会从内部炸开。然后，人们只得重起炉灶。如果是以民主的方式，民主的外向性与开放性使锅内的能量有着多种扩散的渠道，能量越大，向外扩散的能量就会更快更多，只要有充足的能量来源，那口锅永远不会爆开，也就不会再有重起炉灶的可能。

希腊文明的多中心、多元化、开放性，同样强有力地推动了理性主义与科学的进步。希腊人理性主义和科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绝非偶然的因素所导致的。希腊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热情，与他们的生存方式有着极大的关系，他们总是依赖于对外部世界的征服来提高本土人民的生存能力。他们不以脚下的那片狭小的地块为中心，而是将整个宇宙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从这个出发点来说，无论是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物理、化学、地理、医学、天文学等各门科学都被希腊人以相同的目的需要着。“我们所以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乃是因为我们感到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这种化外在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把希腊人和我们结合在一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引书馆1959年，第158页）

希腊人的智慧在于善于综合，实现多样性的和谐统一。虽然哲学研究的目的最初是出于一种好奇心，但它同样也被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目的需要着。哲学问题不仅需要回答本体论问题，而且需要回答伦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研究的对象更加广泛，哲学与社会政治更加密不可分。哲学家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时，人们作出了不同的回答，这些答案虽然显得经不起后来人理论或是实践的证明，但他们回答问题的方式已经对神学与宗教观念构成了的挑战。

希腊本土虽然最后被征服，但希腊文明并没有涅灭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所创造的独特文明已随着他们足迹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开来。希腊文明就像是一个支点，经过历史的传承而由点到面地普及到整个西方文明。吸收希腊文明成果的西方文明，与希腊文明在本质上具有同源性、同一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