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行修明:陈丕显：江青污蔑我是黑小鬼 伪造材料置我于死地(1)

核心提示：我1929年参加革命，当时才13岁，加上身瘦小，在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眼里，我确实是个“小鬼”。1933年，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胡耀邦同志担任少共团中央书记，我担任少共儿童局书记。我们两人在团中央共事时同住一室，在那时就有小红军”、“红小鬼”之称。江青、张春桥没有经过红军这段历程，加上历史上有不光彩之页，对我们这些老红军战士有一种阴暗心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篡夺上海的党政大权，不把我这个名正言顺的第一书记打倒，他们就无法实现其阴谋。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不点名地点我说：“上海有一个人，还是‘红小鬼’……可是我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如今‘小鬼’变成‘黑小鬼’了。”江青信口雌黄，恶毒诬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紧密配合，其居心是何等险恶啊！

可是，假的毕竟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1975年，他们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我的历史问题报告时，由于这份材料主要证据漏洞出，自相矛盾，站不住脚，最后只好抽掉。为了置我于死地，他们费尽心机搞了七八年，最后却全都落空了。

本文摘自《陈丕显回忆录》，作者：陈丕显，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30年6月，我红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开往长沙，国民党反动派乘机疯狂反扑，长汀县苏维埃机关向上杭一带转移疏散。

当时我是县宣传队分队长，刚刚14岁。7月2日，我因病和一批红军伤病员分乘两船顺汀江南下转移。到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民团”的伏击。大家纷纷跳水疏散，有的牺牲，有的突围出去。我和其他红军伤病员等十余人被俘后关押在一座庙里。

由于我们这两条船红军伤病员都是临时凑在一起的，大家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敌人也无法确认我们的身份。但有一位同志在敌人搜查我们的时候，跑出去两里路后被抓住，因身上有身份明，暴露了身份，被敌人当场杀害。在“文革”期间审查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同志是红军的一个大队长，叫涂应。

当时，我没有暴露身份，年龄小，个子也小，敌人把我当成“红军小孩”，便把我分到一个姓刘的农民家里，此人后来在“文革”中被诬蔑为“恶霸地主”、“民团团长”。其他同志也被分交给当农民看管。我在这位姓刘的农民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帮助他家劈柴、烧火。他一家人十分同情和关照我，不时地把听到的消息告诉我。他告诉我，听乡里人传说：民团头子看中了我这个“红军小孩”，想收为义子，但又嫌我年龄太大了一点，养不亲，心里犹豫。这是不是事实，他不太清楚，我更是不知。十几天后的一天，他问我，“民团”已经开去打汀州了，你准备怎么办？我说我想“回家”。第二天，这位老乡就用船悄悄送我过江，给了我一点钱，要我赶快跑。上岸之后，我跑了四五华里就到了河田镇，找到了自己人。在战争年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文革”中却被“四人帮”歪曲篡改了。

这一段经历本是清清楚的，我干部登记表上填写过，组织上也审查过；而且我还把这段经历和那个民团头子想收我为“义子”的事当作革命故事，多次讲给青年同志和自己的孩子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听，教育他们懂得革命之艰难和来之不易。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北京发表那篇《为人民立新功》讲话中，毫无据、信口雌黄地诬陷我为“黑小鬼”。之后，她在上海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就紧密配合，千方百计搜集我是“黑小鬼”的罪证。同年5月17日，张春桥老婆李文静召集“陈丕显专案组”、《解放日报》社和市委办公厅造反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并由郑××负责，带领十余人前往我的家乡闽西调查。行前，李文又专门召集调查组人开会，指示他们“重点调查1930年被俘一事，这是关键”。自此之后，他们开始了长达五年之久的闽西调查，先后派出20多批、990多人次。

调查组先后到闽西的龙岩、长汀、上杭、清流、宁化和江西省的赣南等16个县32个公社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他们所到之，先利用广播、大字报、大标语大造舆论，说 “陈丕显是老反革命、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形成紧张恐怖的政治气氛。随后又召集群众批判大会，由专案组人员揭发批判陈丕显的“三反罪行”，说我“历史上被捕叛变，出卖同志”，要大家与我划清界线，揭发陈丕显的问题，肃清陈丕显的影响。继而又把熟悉我情况或与我共过事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诱逼揭发交代陈丕显的问题。对其中的一些“知情者”则采取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和威胁、辱骂、捆绑、罚跪、殴打等法西斯手段逼供材料。他们甚至不惜运用专政工具，逼迫那些伪职人员制造伪证。

长汀县河田镇的蔡村是他们重点调查的地方。他们进驻该村一年之久，在那里下了许多功夫，先后召开了多次群众批判大会，办过多次学习班，用公开和秘密手段调查过所有中年以上的人，要挖出我叛变投敌以及民团头子我做干儿子的罪证。调查组的恶劣行径激起了闽西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证明我历史清白，不仅没有叛变投敌，更没有被敌人收养做干儿子的事。这使他们大失所望。

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专案组人员也感到这样逼供不符合党的政策，应当如实反映情况。1967年10月，市专案办负责人郭忠业向张春桥汇报说：“陈丕显 1930年被捕，当时只有14岁，穿便衣，与群众一起被俘，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发现叛变自首行为，只是被地主武装抓过。”张春桥一听十分恼怒地说：“你们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材料搞越少？”张要求他们对“政治历史问题一定要抓住不放”。10月23日，王少庸在传达张春桥“指示”时，又进一步强调：“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要抓住不放。”于是，们又重新调整调查组人员，派出“得力”人员再赴闽西调查。这样的调查进行了好多次。

一批又一批的调查组为了有所“建树”，能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交差或请赏，变着法儿地整当地的干部、群众和我的亲属、战友，使许多干部、群众遭受迫害。

长汀县涂坊乡马屋村张德胜同志是1930年参加农暴动以后又参加长征的老革命、老红军，曾同我共事过一段时间，对我在土地革命时的历史，特别是对我在蔡坊被俘那段经历很了解。于是，他成了重点调查对象，专案组人员几次找他调查。即便面对调查组诱逼，他也都据实作了介绍，证明我没有任何问题，还向他们讲述了我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成绩。专案组对他为不满，说他思想糊涂到极点，立场不稳。这正直的老红军不吃这一套，大义凛然地说：“毛席教导我们说要实事求是。我跟随毛主席干革命，不能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即使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杀我的头，我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陈丕显同志是好志，没有叛变，也没有出卖过同志，我不能乱说，否则天理不容，‘雷公’会打。”按理说，专案组的人员做了那么多调查，听这番有理有情有义的话会为之感动，应当可以做出正确判断；可是，不知是出于立功心切，还是惧怕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压力，他们竟不为所动，相反，对这位老人狠下毒手。

调查组组长王××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先把张德胜弄到公社“隔离审查”，要他交代。他不交代，王××就把他捆绑起来批斗，可他仍不屈服。王××无计可施，就自己写好一份关于陈丕显“叛变投敌”的材料，要他签字。他看后怒不可遏地说：“你们这是胡说八道，签这样的字我不能！”说完就将这份材料撕碎并塞到嘴里要咽下去。专案人员被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呆了，待反应过来之后，立即上前卡住老人的脖子。老人死命将字纸咽下肚去，专案人员死命卡他脖子，使老人昏死过去。待老人醒来后，专案人员又将他毒打顿，而后
又把张德胜和“四类分子”关在一起监督劳动。张经受不了这样的污辱和折磨，趁机跑到亲戚家躲起来。王××以“罪潜逃”为由，要公社把张德胜抓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