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支队电视剧全集:辛亥革命是“排满改朝”还是“光荣革命”？

 辛亥革命是“排满改朝”还是“光荣革命”？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辛亥革命是一场“开启民族民主运动的政权革命”。按照这个定性，辛亥革命就是一场成功的政治革命。但政权革命的胜利却没有转变成民主革命的成功，所以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民主共和”的“政治意识形态变迁”之后，中国人面临的却不是表面上的“政治制度革命”，而是一场冲击“具体权力崇拜”和“单一权威情结”的“政治信仰革命”。所以辛亥之后的宪政失败，归根到底是中国人在“抽象制度信仰”和“多元权威崇拜”上的失败。“信仰革命”革的是中国政治精英和中国人自己的命。

孙中山（1866～1925）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国父”

　　发生在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历来被认为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一段时间以来，除了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论”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其它的观点，包括：“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或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还有“排满民族革命”、“士绅革命”和“朝代革命”等等。我们如何在这些观点中获得一种对辛亥革命的统一理解呢？

　　一、辛亥革命：三种革命的交汇

　　上述八种观点实际上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民主革命”，二是“民族革命”，三是“朝代革命”。辛亥革命的既成事实是：清政权被推翻，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建立，帝王制度名声扫地，但民主制度却无法巩固和正常运行，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内忧外患。正是这些事实，使我们难以只用“革命目的”而不看“革命结果”去确定辛亥革命的性质。但现在的大问题是，人们往往用单一的“革命目的”或“革命结果”去评价辛亥革命。

　　如果只看革命目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是“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和“朝代革命”的综合，是新时代“共和观”的“民主革命论”、华夏“正统观”的“排满革命论”和传统“天命观”的“朝代革命论”的统一。这三种人心和势力在清末都存在，也都在革命过程中起了作用。

　　所以，单一的“朝代革命论”或单一的“排满革命论”肯定是有问题的。朝代革命和民族革命辛亥之后实现了，但国家振兴和民主巩固却没有实现，朝代革命的性质也由于新的意识形态而有变化，所以“开创民族民主革命”确实是比“民族民主革命”的看法更稳妥。只是，“开创民族民主革命”一说，兼顾了“民族革命实现、国家依然受欺”的事实，却对“朝代革命”缺乏必要的交代，忽略了“朝代革命”的成分，而且这种忽略不是无关紧要的忽略。

　　要害之处是：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民族振兴的任务；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也没有完成民主巩固的任务；相反，中国历史上朝代革命之后的所有“政治惯性”都在辛亥之后再现，以至于辛亥革命变得几乎就像是一场朝代革命。帝制确实已经不得人心，但袁世凯和张勋都闹过，而且专制和家族继承的旧戏也被后来的蒋介石演过，所以，逝去的也只是“帝制”之名，“袁家王朝”和“蒋家王朝”照样你唱罢来我登场。中国政治精英的骨子里都和段祺瑞一个样：“反对帝制，不反专制；拥护共和，不要民主”。

　　在这种情况下，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就太唐突了。这不是一个革命中流血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成果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就是不能只看政治家说了什么和写了什么，而要看他们做了什么。所以，说《清帝逊位诏书》和《临时约法》是“准宪法性的文件”，并由此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确实是太高估了宪政在中国能够良好运行的可能性了。

　　实际的现实是，朝代革命从动机到结果都在辛亥之后实现了，民族民主革命则只有动机而没有结果（民族革命的“排满”部分成功但“反帝”和“振兴”部分则失败），因此，辛亥革命本质上只是一场“开启民族民主运动的政权革命”。中国历史上的朝代革命没有开启出民族民主运动，辛亥革命则由于时代的关系开启了民族民主运动，所以它就不再仅仅是一场一般的朝代革命。

　　提“政权革命”而不提“朝代革命”，表明了辛亥革命确实使中国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变迁”，表明了中国从此被彻底卷入了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正因为这样，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至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了。尽管药可能没有换，但汤至少已经换了。同样因为如此，这场革命依然不能被抬高为“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旋律在革命之后没有变，而且之后的事态发展也只是“民族民主运动”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大陆，真正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发生。

　　按照“开启民族民主运动的政权革命”这个定性，辛亥革命就是一场成功的政治革命。如果硬把辛亥革命定性为民主革命，就只能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但把辛亥革命说成失败的革命，显然是因为人们给它定错了位。“开启民族民主运动的政权革命”，这是对辛亥革命唯一符合现实逻辑的定位。

　　二、“辛亥革命”是不是“士绅革命”？

　　之所以说辛亥革命包含着“朝代革命”的成分，那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天命观”确实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革命”就是传统“天命观”的结果。“天命观”是“天道人心”与“政治暴力”的结合，“天道人心”是一种礼治仁政的道德主义和绩效主义，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

　　最突出的是孟子的一系列言论，首先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所以“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易位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一夫。闻诛纣矣，未闻弑君也”。

　　但是，直到“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黄宗羲之前，儒家也仅仅是从“反贪官”走到了“反皇帝”而已，从来没有走到“反帝制”这一步，也设想不出“反帝制”之后的制度操作。所以，中国人的“好皇帝情结”是难以撼动的。又由于“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所以政治暴力一直是使“天命观”操作化的必要手段，以至于政治暴力可以在成功之后，倒过来说它代表了“天道人心”，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皇帝轮流当”之外的“成王败寇”逻辑。

　　很显然，“天道人心”的儒家思想，仅仅是作为帝王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存在；“朝代革命”需要士绅的支持，但“朝代革命”一般不是“士绅革命”，更谈不上什么“宪政革命”。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的就是士大夫阶层的保守性：反正哪个朝廷都需要士大夫的辅佐和代理，士大夫是“稳坐钓鱼台”，参加革命可能得到更多，但风险极大，而不革命也不会像下层人那样穷苦不堪。这就是所谓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革命中，穷人失去的是镣铐和困苦，有权有地的士绅则未必会失去太多，他们一般更担心的是失去什么。小资总是有软弱和保守之处。

　　“士绅革命”本质上说的是“士绅愿望”，是在有“坏皇帝”时呼唤“好皇帝”，是在“坏皇帝”不能落实“君臣共治”时通过呼唤“好皇帝”来呼唤自己的利益，同时顺便为黎民百姓表达愿望。士大夫客观上确实更能召唤“天道人心”，但如果过分抬高“君子”，甚至把他们的“精神利益”说成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必定不得要领。不要因为君子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就认定他们必然“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如果“先天下之忧”不是一种“乐”，君子们绝不可能“先天下之忧而忧”。不这么看问题，也正是多少野心家假借“人民”之名倒行逆施的一个原因，这个简单的道理已经被一种“狭义利益观”掩盖了数千年之久。

　　总之，“士绅愿望”是在“朝代革命”到来之时和胜利之后起作用的，它本身更趋于保守而不是革命，它在“从帝制中分一杯羹”的意义上还是一种反革命。“士绅愿望”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帝制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但反过来看，清末新政中冒然取消“科举取仕制度”，加上官制改革失败、“铁路国有”等等，正是毁灭“士绅愿望”，逼迫士绅支持造反，并最终导致大清灭亡的重要原因。武昌起义之后各地得到士绅的支持，与太平天国时士绅对太平天国的反感和抗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如何理解“排满革命论”与“制度缺陷论”？

　　分析了“光荣革命论”、“朝代革命论”和“士绅革命论”，我们再来看看“民族革命论”中的“排满革命论”。“排满革命论”认为，“绝大多数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出于排满目标而起来推翻旧政权”。可是，“民主革命论”和“朝代革命论”也同样可以说：绝大多数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出于民主目标、改朝换代目标而起来推翻旧政权的。

　　很显然，“排满革命论”只是一种片面的“动机论”，而“动机”恰恰是无形的和综合的，“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也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关键在于，“排满革命论”一笔勾销了孙中山等人“走向共和”的种种努力。即便孙中山等人心怀排满和改朝之心，他们的民主共和观还是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何况孙中山确实认为“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所以，更符合实际的说法，是把辛亥革命当成“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和“朝代革命”三种动机的综合。或者可以说，辛亥革命是利用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改朝换代意识而进行的政权革命。当时的情况很清楚，老百姓对朝廷很不满，而这个朝廷碰巧是异族的朝廷。

　　“如果中国在大清的统治下真的走向了富强，汉人就不得不永远承受它的统治，而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即便汪精卫如此说过，这也绝不是“排满革命论”所说的“一语道破了革命者的反满主义实质”。汉人不仅被满人强迫留了辫子，还带着辫子被统治了267年（1644～1911），哪里来的“绝对不能容忍”？问题根本不在反满主义和能不能容忍，问题在于“大清的统治走向了富强”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成立的“反历史假设”。

　　这种“反历史假设”暴露的，恰恰是“排满革命论”对清朝的可能延续，清朝君主立宪的可能成功，以及大清灭亡的原因，都可能存在模糊的认识。“排满革命论”包含的“制度缺陷论”断言：辛亥之后的“临时约法”是导致中国大分裂的“恶法”。巧合的是，这个“制度缺陷论”的错误根源，正好与“君主立宪可能性”的错误根源一致。

　　把“临时约法”当成导致中国大分裂的“恶法”，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反对“丑化袁世凯，美化国民党”的一种努力，因为“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内阁制，完全出于“同盟会-国民党”的一党利益，无端制造了“总统-总理-议会”之间的分离和矛盾。但是，关键却不是“不该美化国民党”，而是“不该美化国民党”背后的道理对不对。

　　“制度缺陷论”把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的混乱归之于“临时约法”，可根本的问题却不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制度背后的“政治信仰”。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如果当时采用了孙中山一开始坚持的总统制，袁世凯及北洋一脉与国民党之间就能调和矛盾了吗？国民党人幻想把暴力上的弱势用制度上的优势夺回来，可问题是，中国人根本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从“暴力信仰”走上“制度信仰”。

　　辛亥革命包含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革命”，却根本不可能是一场“政治信仰革命”。意识形态只是信仰的表层，意识形态涉及的是对“民主共和”的信仰，是一种表面的“制度信仰”，而政治信仰涉及的是对“制度原则”的信仰，是一种规则层次的“制度信仰”。在行为规则的层次上，中国人信的是具体权力而不是抽象原则，中国人信的是“单一权威”而不是“多元权威”。

　　辛亥革命不可能是“光荣革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书面上写下来的制度在中国政治中从来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人天生对抽象原则和外在制度有一种本能的抵触，灵活运用原则、在具体的关系和情景中把握制度的分寸，这才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国人只有“权力崇拜”，所以中国人没有“制度崇拜”或“权位崇拜”。中国人崇拜“君权”而不是“君位”，“权力崇拜”的背后是人格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意味着贤德和震慑能力，因此，“权力崇拜”也就是“个人崇拜”或“单一权威情结”，是强则服从之，而弱则除之而后快。所以，清末的“君主立宪”不可能成功，强者连“实君立宪”都看不上，而弱者则连“虚君立宪”都保不住，这才是中国“权力崇拜”政治文化的必然逻辑。宋朝之后中国的皇权更加集中，也鲜有篡位者出现，但内部皇权争夺和外部改朝换代的逻辑并没有变。

　　这里包含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三个要点：一是“权力崇拜”而非“制度崇拜”，二是权力人格强大时的“一山不容二虎”， 三是权力人格无能时的“顺天命而易其位”。

　　“临时约法”之所以无关紧要，关键就在于，不管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只要最高执政者“震不住”，总统制的总统照样不能总统；而只要最高执政者“震得住”，内阁制的内阁照样不能内阁。总统与议会的关系也一样。北洋政府15年中换了15任最高执政，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周自齐，到黎元洪（复任）、高凌霨、曹锟、黄郛、段祺瑞，再到胡惟德、颜惠庆、杜钖圭、顾维钧、张作霖，最后以张学良“东北易帜”归顺蒋介石告终，在暗中起作用的还是那个“单一权威情结”。一但“单一权威”震不住，“内斗情结”就抬头，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都与实质问题无关。

　　一句话，“制度缺陷论”把眼光盯在“制度权位”上，而中国政治的要害偏偏是“权力崇拜”而不是“制度崇拜”。难怪高全喜先生在谈论“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含义时有人提出：“你说的都是你自己想象的东西，当时不就是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孤儿寡母被孙文革命党、武昌首义吓的，然后被袁世凯又蒙又骗，稀里糊涂的就写了这样一个诏书，它有多大的价值？有什么意义？谁也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看”。

　　高先生认为中国人不能“老是崇于权势”，他的目的是“要唤起内在对历史道义的真诚信仰”，可“制度信仰”是通过“唤起”就能“唤起”的吗？当然，高先生可以继续争辩说：问题是，除了“唤起”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这才是中国面临的真问题。但无论如何，萧功秦先生用“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把辛亥革命当成了“二十世纪政治中国碎片化的历史大灾难的起点”，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误读，也是对中国政治的“单一权威情结”的漏读。

　　四、结语：启蒙难在哪里？

　　人们希望辛亥革命所开启的民族民主运动最终取得胜利，但1911年以后的中国史，却始终是“走向不和”而不是“走向共和”的历史。在“民主共和”的“政治意识形态变迁”之后，中国人面临的却不是表面上的“政治制度革命”，而是一场冲击“具体权力崇拜”和“单一权威情结”的“政治信仰革命”。所以辛亥之后的宪政失败，归根到底是中国人在“抽象制度信仰”和“多元权威崇拜”上的失败。

　　“政治信仰革命”难就难在，它革的不是别人的命，它革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命，它革的是中国人自己观念中的“具体权力崇拜”和“单一权威情结”的命。中国人面对抽象的“制度原则”和“多元权威”都会犯晕。不管我们对宪政民主有多么清楚的认识，意识上的清醒管不住潜意识上的顽固。

　　我确信，近代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低估了启蒙中国人的困难。他们照搬了西方的启蒙概念，可他们面对的却是“基因密码”完全不同的中国人。中国的启蒙思想家连自己都被蒙在鼓里，他们怎么可能启蒙别人？用不着别人教，中国人会以自己的方式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启蒙不是一个权利问题，启蒙是一个能力问题，启蒙是一个以自己的意识对抗自己的潜意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自己到了那个位置时，每个中国人都“身不由己、情不自禁”地成了段祺瑞：“反对帝制，不反专制；拥护共和，不要民主”。1924年冯玉祥逼前清遗老遗少离开故宫，举国上下公开反对这种毁约举动的人只有胡适一个，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是死守原则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人的原则是“此一时，彼一时”。

　　当然，文化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变的文化往往不是人们希望变的文化，不能变或难变的文化恰恰是人们希望变的文化。中国文化的病根，是书面道德与实际道德的分离，是以“小圈子道德”为基础的奇妙的“道德双轨制”；离开这个问题的救治方案都是不得要领的方案。

　　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使传统的朝代革命转型为政权革命，但辛亥革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改意识形态难，改文化信仰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