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者之路毒队站位:质疑戴建业的《骡乎？马乎？——方韩之争随感》

　　连日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不断出现署名戴建业的有关方韩之争的系列随感，计有五篇之多。我没有来得及一一细看，仅仅认真拜读了其中的第一篇《骡乎?马乎?》。一读之下，我“感到不可思议”(套用该文中所引曹文轩序《三重门》言)，一位学有所成的古代文学教授、博导，各种常识尤其是文学史常识会如此缺乏，而对事物的判断力竟然如此低下，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根本不可能是戴教授所作，而只能是代笔之作。

　　谓予不信，请看以下分析：

　　一、该文说：“就我已经见过的几次韩寒采访视频来看，韩寒的表现太叫人失望了，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笨蛋：毫无自信，毫无才华，甚至连吹牛也滑稽可笑，《三重门》和博客上的韩寒完全无踪无影。”

　　视频采访中表现令人失望，与《三重门》作者是不是他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一点也没有。视频采访中表现不佳，甚至“是一个笨蛋”，只是说明该人性格内向害羞，不善于言谈，不擅长人际交往，在公共场合应变能力差，仅此而已。倘若因此而推断出该人毫无才华，不可能写出像《三重门》这样的文学作品，则大错特错。文学史上，性格内向甚至孤僻，不擅言谈的作家大有人在。以本人的乡前辈而言，金庸和王国维都是才华卓著的作家，但他们均不擅言辞。金庸的访谈及演讲，想必不少人已经在电视中、视频中甚至现实中见识过了，说话嗑嗑巴巴的，一点也不流利，甚至也不连贯，更谈不上生动及引人入胜了。前几年金庸做浙大人文学院院长时，曾在浙大有过几次演讲，每次演讲时慕名而至的师生挤得满满的，但听过演讲后，大失所望的学生相信不在少数。但这并不妨碍金庸在现代武侠小说史甚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更没有人因为金庸不擅言辞而怀疑他的武侠小说是否代笔(其实他的《天龙八部》中倒确实有少部分是倪匡代笔的)。像金庸这样的人，作为香港的社会名流，曾经担任过《明报》的社长，后来还担任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还受到过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可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尚且在公共场合的访谈或演讲中表现不佳;而韩寒年纪不过三十，各种经历和阅历还嫩着呢，又缺少在公共场合访谈或演讲的经验和历练，表现令人失望有什么好奇怪的?

　　王国维则是在人文学科诸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的一位学者，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学大师。同时，他又是一位才气横溢的文学作家和评论家，他的《人间词》和《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情怀、那种境界，那种对人生、对文学的感悟，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人间词》中并不乏深情缅邈的抒写男女之情的词作，光读他的词作，满以为他是一个多情的才子呢。实际上，王国维身材矮小，外貌毫不起眼甚至可说丑陋，性格内向，神情木讷，一口海宁土话，不善言辞，不喜也不会与人应酬。有人请他鉴定古物的真伪，他只会说“靠不住的”，你要与他争辩，他也只是重复“靠不住的”，并不肯多言。他早年作过《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之类的论文，是近现代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后来他在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授戏曲方面的问题，他也是摇摇头说“弗晓得”。 从看他的外貌、性格及言辞来看，很符合“毫无自信，毫无才华”的“一个笨蛋”的标准。要是有人对他作访谈，恐怕他的表现不会比韩寒好吧。如果按照方舟子及其倒韩者的逻辑，王国维大概也是写不出这些东西的，甚至连王国维本人审定的学术论文集《观堂集林》也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见的中华书局本子是据稿抄本影印的，稿抄本不能证明是否原作者。

　　可能是地域因素造成的性格，在江南一带，像金庸、王国维这样性格内向、不擅言辞的作家可说大有人在。朱自清和俞平伯同是“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现代作家和诗人，又同是古典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两人因同游秦淮河而写过同题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时此两人也均以性格内向、不擅言辞著称。朱自清讲课平淡，缺少吸引力，赵俪生更是直截了当称之为言之无物;而俞平伯的木讷寡言，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老同事都有深刻的印象。俞平伯是浙江德清人;朱自清虽出生于苏北的东海，但他祖籍浙江绍兴，因祖父、父亲定居于扬州，也称扬州人，扬州虽然也地处江北，但习惯上仍算作“江南”。

　　相对而言，楚地的文人学者，比吴越一带的普遍要外向些，能言善辩、擅长交际者更多些，但也不全是如此。比如沈从文就非常内向沉默，讲课的水平也不算高。

　　不要说文人作家了，一个人只要稍有点社会阅历，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有些人心灵手巧，但笨嘴笨舌，所谓“讷于言而敏于行”;有些人能言善辩，实际没有多少能耐，所谓“绣花枕头一包草”。一个人是否富有才华与他是否擅长言辞、是否擅长人际交往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这点道理也不懂，只能说这个人缺乏常识了。我想戴建业教授作为一位中文系的教授，不会缺乏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更不会连一些日常生活知识也不懂吧?

　　二、该文又说：“当年有人攻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你看看鲁迅那种不动声色的底气，他相信自己长期的资料积累和独到见解，只说了一句天下自有公断;当年在文坛上打笔墨官司，鲁迅轻轻回几篇短文就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还赌什么咒，还悬什么赏，还告什么状‘天才鲁迅’是‘打’出来的，“天才韩寒”是‘造’出来的。”

　　涉及到具体的文学史知识，可谓是一开口就错。(一)说鲁迅不告状，实际鲁迅告过两次状，一次是因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了在北京女师大兼任教务职的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的公职而引起的诉讼，一次是因为版税问题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之间的诉讼，两次诉讼鲁迅均是原告，而且均获胜。(二)有关有人攻击鲁迅抄袭盐谷温的公案，鲁迅也不是不动声色，而是耿耿于怀，可说是“一个也不放过”的。简言之，所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最初是顾颉刚道听途说，误传给了陈西滢。陈西滢在与鲁迅的论战中，将这件事扯了进去，鲁迅当时的反应也非常激烈，立即写了长文加以反驳。因为当时盐谷温的著作已经译成了中文出版了，与鲁迅的著作两相对照，究竟有没有抄袭是很容易说得清楚的，所以鲁迅也不用告到法庭去。这一事件，加上别的因素，鲁迅与始作俑者顾颉刚之间结下了不解之怨，鲁迅在致女友许广平、在致朋友章廷谦、郑振铎等人的书信中都有不少的对于顾颉刚的讽刺和恶评，有的涉及人身攻击，如利用顾颉刚生理上的某些缺陷，称他为“鼻”、“鼻公”、“红鼻”、“三根”、“朱山根”、“獐头鼠目而赤鼻的学者”等，甚至在当时(1927年)汉口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与孙伏园的通信，称顾颉刚为“反对民党”(即国民党)，要知道当时这样的罪名可是要杀头的，气得顾颉刚差点要与鲁迅打官司。好多年后，鲁迅对顾颉刚仍余怒未消，在根据大禹治水的故事创作的小说《理水》中，借一个口吃、鼻红的“鸟头先生”来影射顾颉刚。

　　如此看来，鲁迅对于别人对他的攻击，其反应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韩寒，可以说更加激烈、甚至可以说是越过了底线的，完全不是什么“不动声色”。韩寒的“发誓”、“悬赏”、“告状”，均没有越过道德的底线，而“告状”可以说是通过法治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值得赞赏，总比通过人身攻击、甚至用小说来影射和丑化对立面，甚至捏造反对当局的政治罪名来加给对立面来得文明吧?戴教授作为一位文学史教授不可能不知道鲁顾相争的基本事实，作为一位文化人在鲁迅及韩寒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方面所采取的手段何者更得当不会产生误判吧?

　　三、该文还说：“韩寒代笔门的焦点是质疑他的文学才能，现在韩寒的当务之急，是通过高水平的论辩文章来证明‘我行’，不是通过悬赏告状来显示‘我狠’，而韩寒现在展示出来的只是‘我狠’——发誓、悬赏、告状，没有一样东西表现出‘我行’——论辩文章荒腔走板，采访谈话笨头笨脑。现在正是韩寒用锦绣文章展示‘我行’的时候!”

　　问题在于：韩寒既有的文学创作及随笔之类，已经被方舟子及倒韩者归之于“代笔”，你要韩寒“通过高水平的论辩文章来证明‘我行’”，要是韩寒真的写出了“锦绣文章”，你以为方舟子就服帖了，就会认为这些新写出的文章就不是“代笔”之作了?如果万一韩寒新写出的文章不好，不如以前的有文采、有才情，不仅是方舟子及倒韩者们，还有你不是更是有理由说，可见以前的锦绣文章一定是代笔的，不然他怎么现在写不出好文章了呢?左右都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你叫韩寒怎么办?所以韩寒选择走诉讼的道路，让法院来判断是否“代笔”，实在是最明智、最简单的办法了。

　　这篇文章中一方面说韩寒“论辩文章荒腔走板”，一方面又说“现在韩寒的当务之急，是通过高水平的论辩文章来证明‘我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而且人家所指斥的不是韩寒的文章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是否代笔的问题，文章好不好是个价值判断，可以通过写出好文章来检验，但是否“代笔”属于事实判断，又如何通过论辩文章得到澄清?再者，韩寒要是写出的论辩文章还是“荒腔走板”怎么办，你就以此认定韩寒以前所写的小说和随笔类文章一定是“代笔”了?

　　须知“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早在三国时期的曹丕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典论·论文》中举例说王粲、徐干的一些赋作，可以与张衡、蔡邕的相媲美，“然于他文，未能称是”;又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但他的赋作，可以与扬雄、班固的齐名。这里说孔融“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也正是韩寒式的“论辩文章荒腔走板”。所以韩寒小说及随笔文章写得好，也不能够保证他的论辩文章也同样写得好。你一定要“论辩文章荒腔走板”的韩寒写出“高水平的论辩文章来证明‘我行’”，这不是强人所难么?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只要是有着大学中文系学习经历的人可说无人不读、无人不知。戴建业教授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授，而且他的主要专业方向恰好也在先秦至六朝文学，对于这篇名作及其观点应当是最熟悉不过了。

　　由上可知，《骡乎?马乎?》一文的作者不仅缺乏必要的文学史知识，而且连一些日常生活经验也缺乏，而且对一些基本事物的判断力非常低下，不可能是一位学有所成的文学史教授所作。而且，从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知识水准来看，连曹丕的《典论·论文》也没有读过，根本不知道曹丕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这样的观点，所以根本不可能是以先秦至六朝文学为主攻方向、论著丰富的戴建业教授所作。这是一篇署名戴建业的代作是可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