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中国的南北方怎么划分:从洋务运动看航空母舰的梦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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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于 2005/2/21 15:33: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接上:
三
洋务运动从表面上看去作得有声有色，似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实质与表象有太大的差距。基于下面列举的几方面原因，洋务派多年的努力不过是在花费巨资后搭了一台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并在随后的中日战争中灰飞烟灭。
洋务运动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清政府花费巨资购进了巨舰巨炮，但由谁来指挥和操纵这些巨舰巨炮，就不是“实用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属于体制和制度的范畴。洋务运动崇旨是在不变更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实用技术。而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靠的是“等级”、“资历”和“任人唯亲”；西洋人事体制则是“兼容并蓄”和“任人唯才”。在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下，恭亲王、李鸿章之流不会想到去民间挖掘人才；只会在清政府的官僚队伍里寻找较为“合适”的人选；而清王朝的官场是一个黑色的大“染缸”，再清正的人在官场混上几年也很难保存“理性”和“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李鸿章出于“公心”（事实不可能）以“合适”为标准（在没落政府已经很难得）来用人，所谓“合适”的人选也不过是“矮子里的长子”，不是全社会的优秀人才。而最先进的武器应该由优秀人才来驾驭才能充分利用并发挥其功能。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因为缺乏科学性，“权利”和“责任义务”脱节；“公利”和“私利”找不到可以“互存互利”的“结合点”。当第一批军舰驶回国后，在军舰上当官当差无疑是当时武装部队的一个“肥差”，无德无能但精于请托钻营的无耻人物自然会围着李鸿章之流转圈。李鸿章是一个传统的官僚人物，自然会任用看上去“舒服恭顺”、给他“好处”或和他沾亲带故的人物当舰长。舰长也根据同样的用人标准去任用下级军官和重要岗位（多半是与经济沾边）的人选。既使偶尔任用了一个有才且称职的人选，也不过是把这人当作遮眼的“招牌”，一木难支将倾的大厦，他不但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还会陷于“孤立”和“不好的名声”；就象正经女人在妓院会“孤立”和“名声不好”一样。由这帮人去指挥操纵现代化的坚船利炮，就象妓女当修道院院长和小学生当大学教授一样，不用和谁打赌就可知道巨舰巨炮的命运。
二是中国传统的人事财政体制是“暗箱作业”，使贪污腐败的病菌得以侵蚀官场的各个角落。洋务运动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新的“财政黑洞”，为“回扣”、“送礼”和“报假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结果在“洋务”的招牌下花掉的大量金银，只有部分用于办“洋务”；另一部分不是浪费掉就是中饱私囊。如果是在制度较为科学完善的英美，同样的金银可以购买更多的军舰、开办更多的工厂和办更多的实事。尢其是“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后，司令部几乎成为慈禧太后的私人金库，她可以随意挪用“洋务”名义下的银子供她个人挥霍享受，而置国家的千秋大业（也是老太婆的个人家业）于不顾。一八八八年，老太婆挪用海军经费一千万两用于营造豪华盖世但与富国强兵没任何关系的“颐和园”，供她一人消闲玩耍。海军自此不能增添新的舰只，也不能更新新的设备。
三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把国家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对立起来，而在西洋价值观里二者是统一的。当中国封建统治者决心让国家富强起来时，首先想到是让公民作出牺牲，让公民勒紧裤带把钱节省出来交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把这笔钱拿去从事重点工程建设和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这要作的结果很容易使国家在短期内呈现一派热闹堂皇的景象，作看上去好象是强大起来了。其实这样的“强大”是没有根基的，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象”。当国民贫困无知时，堂皇的外表不过是敷在创伤外面的一块彩色纱布。试想想，当士兵的家人在地方官的压榨下饥寒交迫时，你怎能指望他爱他的国家并随时准备为国家作出牺牲，怎能指望他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当国民缺乏最基本的购买力时，现代化的工厂就象建筑在沙堆上，制造出的现代化产品就只能堆积在仓库里，产品不能转化成资本，现代化再生产便无以为继。当“洋务运动”到达高峰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小民百姓，无不认为“洋务”成功了， 只有极少数人发现了隐伏的危机，驻英公使郭嵩焘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却有时代的真知灼见，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按郭嵩焘的观点，国家富强离不开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是洋务派最忌讳的，他们办洋务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把郭嵩焘的报告汇集出版。但拥有超人智慧的人往往是寂寞的，他的过人见识没有几个权力人物能够理解，相反被官场的那些貌似忠贞爱国的卫道士骂成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
郭嵩焘的言论在当时能够由政府主持出版，说明当时的清政府还有开明进步的地方。
四是洋务派开办的工厂和“实业”绝大多数是“官办”（类似现在的国营）的。实业是靠“利润”推动的，“官办”实业则与“利润”无缘，而是靠“官场”的运行规则来推动。在这种背景下，每一个“洋务实业”又是一个新的“官场”，官场的腐败病菌也因此在现代化厂矿内部孳生蔓延。工厂管理人员首先想到的不是为工厂“赢利”，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职位、安插亲信就业和“损公肥私”。结果“洋务实业”绝大多数都亏损。如张之洞开办的“汉阳兵工厂”在早期就曾陷入不可救药的亏损，本国造出的枪械成本反比进口价格高出许多。国民为洋务捐出许多的钱，等到应该拿回报时，才发现还必需继续捐钱养一大帮“闲人”和支撑一个“烂摊子”。
五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愚蠢固执的满洲权贵和“皓首腐儒”的阻挠。这号人的所作所为令人叹气，不值得我在此多费笔墨！
…………
洋务运动最显耀的成果是“北洋水师”（北洋舰队）。
甲午中日战争为“洋务运动”划下了一个令人叹气的沉重句号，“洋务运动”的成果在这场战争中灰飞烟灭。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国当时号称世界第七大海军强国，卓尔小国日本则极为勉强地屈住十一位。和日本海军接仗的“北洋水师”在当时则号称“东方无敌舰队”。
除了实力强大的海军外，中国数量庞大的陆军还可直接从陆路入朝作战，日本则单靠海军和“陆战队”跨海作战。
中国有四万万国民和一千五百万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作为战争的后方。日本相应的数字是四千万国民和三十七万方公里国土，分别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和三十分之一。
中国对外开放的时间是1842年；日本为1867年，比中国晚十五年！
战争开始时，中国朝野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胜利有充分的信心。这场战争是为保护朝鲜而起的，朝鲜国民认为日本根本没有资格同中国开仗，甚至连向中国进贡也不一定够格。
战争的结果大大出乎全世界的意料之外。
从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的运兵船开始，到1895年2月北洋舰队在刘公岛全军投降，才半年时间，日本海军就取得了对“东方无敌舰队”作战的全面胜利。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没有击沉的舰只在投降时全部交给日军。
三百年前（1588年），在一万公里外的大西洋海面，庞然大物的西班牙帝国统率当时世界上的“无敌舰队”进攻新兴的卓尔小国英伦三岛，被英国七拼八凑临时组建起来“乌合舰队”（由海盗当统帅）打得大败亏虚。两场海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东方无敌舰队”败得更不体面一些。
中国海军的惨败不是败在武器方面，当时中国的海军实力对日本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中国当时本钱大，舰艇多，船体大，重炮多，射程远，“定远”和“镇远”两舰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先进的；小本钱的日本海军舰艇少，船体小，重炮少，射程近，没有可以和“定远”、“镇远”两舰相匹敌的舰只。“大东沟海战”开始时，北洋舰队在距日舰五千英尺外的海面率先开炮，当即命中了日本旗舰“松岛”号和主力舰“吉野”、“赤城”号，日方还击的舰炮则在海面上爆炸（射程近的原故）……
中国海军的战败恰恰是败在政治体制方面。在中国腐败的人事体制下，在现代化舰艇上服役的海军官僚绝大多数是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无耻政客，既无海战技术也无保家卫国的德操。由这号人指挥现代化的舰队去和政治制度较为修明的日本作战，无忌是只会放“鞭炮”的傻瓜拿着“原子弹”去对付开着“坦克车”（原子弹比坦克车厉害得多）的职业军人，不把自己炸死就算是万千之幸了。
而“洋务运动”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用西方的先进武器可以，但万万不可变更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也就是说花大钱把“原子弹”买进来，然后交给只会阿谀贿赂连放“鞭炮”都要捂住耳朵的政客手里。
也许洋务派是有苦衷的，他们的初衷并非不变更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政府内部保守没落的势力阻挠任何进步改革的尝试。为了堵住保守派的嘴，只好在变革上作出让步，换取保守派对“洋务运动”的支持，最起码不公开反对。尽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尽人意，但总比否定西方的一切要好一些。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北洋舰队”在海战中的丑陋表现：
大东沟海战时，中方舰艇18艘，日方舰艇12艘，中方舰艇实力占压倒优势。加上中方先发制人的攻击，日方舰队的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但日本海军的英勇改写了战争历史，他们发现中国舰炮射程远，远距离作战只会被动挨打，便冒着炮火不顾生死地冲了上来，使中方舰只进入他们的射程之内，得以发挥他们“快炮”的优势。中国舰艇上那些只会吹牛拍马的政客，被对手不怕死的猛劲吓傻了，于是战争局势急转直下……
大东沟海战只进行了五小时，中国损失了战舰五艘，其余全部重伤。日本除旗舰松岛号重伤外，无一艘战舰被击沉。
在历次海战中，中方舰艇常有临阵脱逃的现象，甚至有舰只在逃跑时撞伤己方的舰艇！这些舰艇的舰长事后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可有人居然继续担任舰长如故？！不用问，这位舰长身后一定有不小的“后台”，这是中国传统人事体制惹的祸。可洋务派认为这个体制万万不可变更？！日本海军之所以作战英勇，关键也是日本的人事体制比当时的中国修明得多，为日本海军选拔出优秀称职的指挥官，优秀的指挥官又训练出优秀的士兵。
当日本海军进攻北洋舰队的大本营“威海卫军港”时，北洋舰队仍有军舰26艘（战舰7艘、炮艇6艘、鱼雷艇13艘），如有勇气和日本海军拚死周旋，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可北洋舰队只象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军港里等待最后时刻，谁也不愿承担责任（这是中国官场的通病，见利上趋，遇到责任则退避）把军舰开出港去扭转危局。日本海军依旧英勇如故，因为他们的战舰仍不占据压倒优势，只好再次乞灵于“英勇”，派出小艇乘黑夜偷入军港，在北洋水师的眼皮底下用鱼雷偷袭中方主力舰只。那时九死一生的“袭击”，突击队员生还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北洋水师的官兵如果有勇气发动这样的“袭击”，甲午中日战争的历史一定会重写。日军的偷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北洋舰队的王牌舰艇“定远”号被击搁浅，“来远”号和“威远”号则被击沉，两舰上的战士伤亡惨重，但两舰的舰长却安然无恙，因为他们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舰上。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舰长仍嫖妓如故，你怎能指望士兵会英勇杀敌！
最后的时刻到来时，北洋舰队来了一次丑态大暴光。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刘公岛发生兵变，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们一条生路”，所谓“生路”居然是向日军投降？英国顾问瑞乃尔建议丁汝昌凿沉残余军舰，士兵徒手投降（这时海军投降的惯例，不会招致敌方的惩罚）。丁汝昌采纳，下令沉船，可“政客舰长”们害怕沉船后会触怒日本人，拒绝执行。丁汝昌又打算率领各舰突围，更没有人理他，总司令只好服毒自杀。拒绝沉船又拒绝突围的舰长之一程璧光乘着悬挂白旗的炮艇出港率先向日本舰队投降……不用问，这批拒绝沉船的舰长相反会“触怒”日本人，日本人最厌恶怕死的军人，不会给这批胆小鬼好果子吃。绝不会象对待阵亡的张自忠将军（抗日战争时的中国集团军司令官，在“枣宜战役”中以身徇国。）一样鸣枪致敬。
当北洋舰队坐以待毙时，中国另外的三只舰队则隔岸观火，不但不派出援兵，还巴不得北洋舰队早一点失败，因此北洋舰队不可能得到任何外援。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恶果，封建中国表面上铁板一块内部则条块分割，地方利益永远都没有真正服从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互相倾扎，以邻为豁。中国的四支舰队事实上是各自为政，分别效忠于不同的政治势利，但没有一支是真正效忠于国家民族。在三支较小的舰队眼中，北洋舰队财大气粗，是命运的宠儿，内心早就嫉恨得不得了，巴不得老天爷让它早一点倒霉。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竟然希望自己的军队在对外战争中失败？！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惹的祸。
前几年看了电视剧《北洋水师》，清帝国官兵大多被描述成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甲午中日战争就应该是相反的结果。部分历史教科书也把“刘公岛投降”的丑剧说成是“一小撮”民族败类所为。如果真是“一小撮”，投降就不可能得逞！真实情况也许是勇敢爱国的英雄才是“一小撮”，因为是“一小撮”才不能影响全局。为什么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我们还不能冷静客观地正视这场战争？！当时的人物已不再和今天的要人没有任何联系，把真实情况说出来不会影射到某个没能量得罪的人，为什么我们还要在歌颂自己英明的同时也不忘歌颂曾经危害过国家民族的祖先的伟大？问题是你在歌颂自己英明的同时并不能换取别人也认同你的“英明”，这种自誉自夸的作法又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勇敢地正视自已的弱点，并痛下决心改正这些弱点？使我们真正地强大理性并在国际上赢得应有的尊严，使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敬而爱之”敌人则“敬而畏之”。
…………
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一代有责任心的领导人再一次把中国强制性地推进“自强开放”的大门。中华民族在错过了许多次机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终于赶上了现代化的那敞末班车。一个新的更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降落到中国人面前。
世纪末的二十年，中国人非凡的复兴潜力虽不是“充分”但毕竟有限度地展现出来，创造出了远东经济上的“奇迹”。在饥饿寒冷中煎熬了差不多近两个世纪的中国人终于吃饱了肚子，不再赤脚在雪地上走路。世纪之交，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终于解决了。吃饱了肚子的中国人又有了新的要求，他们希望在国际上找回自己的尊严，取得和自身“块头”（面积和人口）相称的国际地位。
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尊贵”席位已经丧失很久了，我们必须把它找回来。这是中国人最合情合理的要求。
今天的世界依旧是“实力外交”。决定国际地位的不仅仅靠“块头”，还要靠“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除了面积和人口外，还有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其中军事实力依旧摆在第一位。
中国的武装力量不但要确保“本土”不被侵犯，还要出兵海外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或打“预警战争”，维护海外华人的权益不被“漠视”或侵犯，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找回自己的“国际尊严”。
在新的国际战争中，空中和海上力量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决定因素，陆军的作用则是第二位的。
中国陆军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但海上和空中力量不容乐观。因为发展海军和空军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上世纪以前的中国一直很贫穷，没钱购置或制造大量的飞机和军舰。
今天的中国经济实力较上世纪有了质的提高，十亿人的温饱问题解决后，可以腾出手来发展空军和海军了，尤其是海军！
中国的国防需要壮大海上力量。中国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近代中国的“外患”多半来自海上，“海防”一直是国防的重中之重。
中国的海上力量目前还谈不上强大，不但没有现代强大海军标志的“航空母舰”，直到上世纪末连“巡洋舰”也没有。
一百年前的“北洋水师”拥有三艘“巡洋舰”？！
中国需要“航空母舰”！
中国最南端的国土“南沙群岛”孤悬海外三千公里，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周边“夜郎自大式”的小国做梦都想占有这块土地。中国对越南有“再造之恩”，可这个忘恩负义的“蛮夷”一“过河”就占领了几个属于中国的岛屿。菲律宾、马来西亚也群起效尤……
中国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只有一千四百公里，防守“南沙群岛”只能靠海军，“航空母舰”又是最有力的防守武器。
中国的周边有俄罗斯和印度两个大国，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存在着无法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领土争端”，存在着只能用战争手段才能解开的“结”。
可印度拥有三艘“航空母舰”！
中国需要“航空母舰”！！
在一九七九年的中越战争中，中国陆军穿越山峦叠障易守难攻的中越边境，在付出意想不到的伤亡之后仍未取得决定性的战果。那时中国如拥有“航空母舰”，就可在“海防”发动突袭，无需多大代价就可直捣越南首都“河内”。
前几年印尼的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仗地抢劫华人财产，屠杀男性华人，并当众轮奸华人妇女……中国如拥有“航空母舰”，类似的悲剧也许不会发生，发生了也有力量向这个两百年前连进贡都不够格的国家讨还“公道”。
中国需要“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是中国人最不易消逝的“梦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明斯克”号航空母舰因无钱“供养”的原因提前“退役”，然后卖给南朝鲜。南朝鲜在认真学习研究了母舰的构造技术后，把关键部位作了彻底的“破坏”，然后把“残骸”卖给中国。
中国人花了近一百万美元买来了“明斯克”号的残骸！很有点象古人买“千里马马骨”的故事。
中国人买回“明斯克”残骸后，没有用于军事研究，而是在上面建了一个“游乐园”，每个参观“明斯克”的中国人需交纳一百多元的门票。
在俄罗斯养不起的“明斯克”，在中国却成了很不错的“创收”工具，中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精明的生意人。
我参观过“明斯克”，没有任何军事知识的我也发现这艘航母有点落伍了，真的没有学习的价值。
…………
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中国应该有能力购买或制造“航空母舰”据有关人士透露，中国每年公款吃喝掉的钱就可购买几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新世纪的中国，不是买不买得起“航空母舰”的问题，而是买回“航空母舰”后怎么办的问题。
我建议中国在购买或制造航母前，最好回顾一下“洋务运动”尤其是要回顾一下洋务的成果“北洋水师”！
今天的情势和一百年前的“北洋水师”很相似，我们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面临着和“北洋水师”同样的问题。
“航空母舰”制造或买回后，由谁去指挥或操纵“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下水后，在舰上当官或服役无疑是中国军人最光彩的事，因此不少人会削尖脑袋往舰上钻，就象一百年前的中国军人争着去“北洋舰队”服役一样。
如果我们不是凭“才能”而是凭“关系”去任用航母上的军官，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将会成为又一个“北洋舰队”，不但不能增强“海上实力”，相反会助长武装部队的腐败。
腐败对武装部队可是要命的。
“航空母舰”在“关系”大于“能力”的官兵手中，充其量只是一部吓人的“烧钱机器”。
“航空母舰”上的人事体制应该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最实际的办法是：在中国的人事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革之前，购买“航空母舰”要慎之又慎,制造则又另当别论。
中国人的梦想不能再破灭了，这可是关系到民族自信心的大事。
二00五年二月八日
三
洋务运动从表面上看去作得有声有色，似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实质与表象有太大的差距。基于下面列举的几方面原因，洋务派多年的努力不过是在花费巨资后搭了一台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并在随后的中日战争中灰飞烟灭。
洋务运动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清政府花费巨资购进了巨舰巨炮，但由谁来指挥和操纵这些巨舰巨炮，就不是“实用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属于体制和制度的范畴。洋务运动崇旨是在不变更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实用技术。而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靠的是“等级”、“资历”和“任人唯亲”；西洋人事体制则是“兼容并蓄”和“任人唯才”。在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下，恭亲王、李鸿章之流不会想到去民间挖掘人才；只会在清政府的官僚队伍里寻找较为“合适”的人选；而清王朝的官场是一个黑色的大“染缸”，再清正的人在官场混上几年也很难保存“理性”和“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李鸿章出于“公心”（事实不可能）以“合适”为标准（在没落政府已经很难得）来用人，所谓“合适”的人选也不过是“矮子里的长子”，不是全社会的优秀人才。而最先进的武器应该由优秀人才来驾驭才能充分利用并发挥其功能。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因为缺乏科学性，“权利”和“责任义务”脱节；“公利”和“私利”找不到可以“互存互利”的“结合点”。当第一批军舰驶回国后，在军舰上当官当差无疑是当时武装部队的一个“肥差”，无德无能但精于请托钻营的无耻人物自然会围着李鸿章之流转圈。李鸿章是一个传统的官僚人物，自然会任用看上去“舒服恭顺”、给他“好处”或和他沾亲带故的人物当舰长。舰长也根据同样的用人标准去任用下级军官和重要岗位（多半是与经济沾边）的人选。既使偶尔任用了一个有才且称职的人选，也不过是把这人当作遮眼的“招牌”，一木难支将倾的大厦，他不但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还会陷于“孤立”和“不好的名声”；就象正经女人在妓院会“孤立”和“名声不好”一样。由这帮人去指挥操纵现代化的坚船利炮，就象妓女当修道院院长和小学生当大学教授一样，不用和谁打赌就可知道巨舰巨炮的命运。
二是中国传统的人事财政体制是“暗箱作业”，使贪污腐败的病菌得以侵蚀官场的各个角落。洋务运动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新的“财政黑洞”，为“回扣”、“送礼”和“报假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结果在“洋务”的招牌下花掉的大量金银，只有部分用于办“洋务”；另一部分不是浪费掉就是中饱私囊。如果是在制度较为科学完善的英美，同样的金银可以购买更多的军舰、开办更多的工厂和办更多的实事。尢其是“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后，司令部几乎成为慈禧太后的私人金库，她可以随意挪用“洋务”名义下的银子供她个人挥霍享受，而置国家的千秋大业（也是老太婆的个人家业）于不顾。一八八八年，老太婆挪用海军经费一千万两用于营造豪华盖世但与富国强兵没任何关系的“颐和园”，供她一人消闲玩耍。海军自此不能增添新的舰只，也不能更新新的设备。
三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把国家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对立起来，而在西洋价值观里二者是统一的。当中国封建统治者决心让国家富强起来时，首先想到是让公民作出牺牲，让公民勒紧裤带把钱节省出来交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把这笔钱拿去从事重点工程建设和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这要作的结果很容易使国家在短期内呈现一派热闹堂皇的景象，作看上去好象是强大起来了。其实这样的“强大”是没有根基的，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象”。当国民贫困无知时，堂皇的外表不过是敷在创伤外面的一块彩色纱布。试想想，当士兵的家人在地方官的压榨下饥寒交迫时，你怎能指望他爱他的国家并随时准备为国家作出牺牲，怎能指望他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当国民缺乏最基本的购买力时，现代化的工厂就象建筑在沙堆上，制造出的现代化产品就只能堆积在仓库里，产品不能转化成资本，现代化再生产便无以为继。当“洋务运动”到达高峰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小民百姓，无不认为“洋务”成功了， 只有极少数人发现了隐伏的危机，驻英公使郭嵩焘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却有时代的真知灼见，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按郭嵩焘的观点，国家富强离不开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是洋务派最忌讳的，他们办洋务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把郭嵩焘的报告汇集出版。但拥有超人智慧的人往往是寂寞的，他的过人见识没有几个权力人物能够理解，相反被官场的那些貌似忠贞爱国的卫道士骂成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
郭嵩焘的言论在当时能够由政府主持出版，说明当时的清政府还有开明进步的地方。
四是洋务派开办的工厂和“实业”绝大多数是“官办”（类似现在的国营）的。实业是靠“利润”推动的，“官办”实业则与“利润”无缘，而是靠“官场”的运行规则来推动。在这种背景下，每一个“洋务实业”又是一个新的“官场”，官场的腐败病菌也因此在现代化厂矿内部孳生蔓延。工厂管理人员首先想到的不是为工厂“赢利”，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职位、安插亲信就业和“损公肥私”。结果“洋务实业”绝大多数都亏损。如张之洞开办的“汉阳兵工厂”在早期就曾陷入不可救药的亏损，本国造出的枪械成本反比进口价格高出许多。国民为洋务捐出许多的钱，等到应该拿回报时，才发现还必需继续捐钱养一大帮“闲人”和支撑一个“烂摊子”。
五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愚蠢固执的满洲权贵和“皓首腐儒”的阻挠。这号人的所作所为令人叹气，不值得我在此多费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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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最显耀的成果是“北洋水师”（北洋舰队）。
甲午中日战争为“洋务运动”划下了一个令人叹气的沉重句号，“洋务运动”的成果在这场战争中灰飞烟灭。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国当时号称世界第七大海军强国，卓尔小国日本则极为勉强地屈住十一位。和日本海军接仗的“北洋水师”在当时则号称“东方无敌舰队”。
除了实力强大的海军外，中国数量庞大的陆军还可直接从陆路入朝作战，日本则单靠海军和“陆战队”跨海作战。
中国有四万万国民和一千五百万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作为战争的后方。日本相应的数字是四千万国民和三十七万方公里国土，分别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和三十分之一。
中国对外开放的时间是1842年；日本为1867年，比中国晚十五年！
战争开始时，中国朝野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胜利有充分的信心。这场战争是为保护朝鲜而起的，朝鲜国民认为日本根本没有资格同中国开仗，甚至连向中国进贡也不一定够格。
战争的结果大大出乎全世界的意料之外。
从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的运兵船开始，到1895年2月北洋舰队在刘公岛全军投降，才半年时间，日本海军就取得了对“东方无敌舰队”作战的全面胜利。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没有击沉的舰只在投降时全部交给日军。
三百年前（1588年），在一万公里外的大西洋海面，庞然大物的西班牙帝国统率当时世界上的“无敌舰队”进攻新兴的卓尔小国英伦三岛，被英国七拼八凑临时组建起来“乌合舰队”（由海盗当统帅）打得大败亏虚。两场海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东方无敌舰队”败得更不体面一些。
中国海军的惨败不是败在武器方面，当时中国的海军实力对日本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中国当时本钱大，舰艇多，船体大，重炮多，射程远，“定远”和“镇远”两舰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先进的；小本钱的日本海军舰艇少，船体小，重炮少，射程近，没有可以和“定远”、“镇远”两舰相匹敌的舰只。“大东沟海战”开始时，北洋舰队在距日舰五千英尺外的海面率先开炮，当即命中了日本旗舰“松岛”号和主力舰“吉野”、“赤城”号，日方还击的舰炮则在海面上爆炸（射程近的原故）……
中国海军的战败恰恰是败在政治体制方面。在中国腐败的人事体制下，在现代化舰艇上服役的海军官僚绝大多数是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无耻政客，既无海战技术也无保家卫国的德操。由这号人指挥现代化的舰队去和政治制度较为修明的日本作战，无忌是只会放“鞭炮”的傻瓜拿着“原子弹”去对付开着“坦克车”（原子弹比坦克车厉害得多）的职业军人，不把自己炸死就算是万千之幸了。
而“洋务运动”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用西方的先进武器可以，但万万不可变更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也就是说花大钱把“原子弹”买进来，然后交给只会阿谀贿赂连放“鞭炮”都要捂住耳朵的政客手里。
也许洋务派是有苦衷的，他们的初衷并非不变更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政府内部保守没落的势力阻挠任何进步改革的尝试。为了堵住保守派的嘴，只好在变革上作出让步，换取保守派对“洋务运动”的支持，最起码不公开反对。尽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尽人意，但总比否定西方的一切要好一些。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北洋舰队”在海战中的丑陋表现：
大东沟海战时，中方舰艇18艘，日方舰艇12艘，中方舰艇实力占压倒优势。加上中方先发制人的攻击，日方舰队的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但日本海军的英勇改写了战争历史，他们发现中国舰炮射程远，远距离作战只会被动挨打，便冒着炮火不顾生死地冲了上来，使中方舰只进入他们的射程之内，得以发挥他们“快炮”的优势。中国舰艇上那些只会吹牛拍马的政客，被对手不怕死的猛劲吓傻了，于是战争局势急转直下……
大东沟海战只进行了五小时，中国损失了战舰五艘，其余全部重伤。日本除旗舰松岛号重伤外，无一艘战舰被击沉。
在历次海战中，中方舰艇常有临阵脱逃的现象，甚至有舰只在逃跑时撞伤己方的舰艇！这些舰艇的舰长事后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可有人居然继续担任舰长如故？！不用问，这位舰长身后一定有不小的“后台”，这是中国传统人事体制惹的祸。可洋务派认为这个体制万万不可变更？！日本海军之所以作战英勇，关键也是日本的人事体制比当时的中国修明得多，为日本海军选拔出优秀称职的指挥官，优秀的指挥官又训练出优秀的士兵。
当日本海军进攻北洋舰队的大本营“威海卫军港”时，北洋舰队仍有军舰26艘（战舰7艘、炮艇6艘、鱼雷艇13艘），如有勇气和日本海军拚死周旋，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可北洋舰队只象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军港里等待最后时刻，谁也不愿承担责任（这是中国官场的通病，见利上趋，遇到责任则退避）把军舰开出港去扭转危局。日本海军依旧英勇如故，因为他们的战舰仍不占据压倒优势，只好再次乞灵于“英勇”，派出小艇乘黑夜偷入军港，在北洋水师的眼皮底下用鱼雷偷袭中方主力舰只。那时九死一生的“袭击”，突击队员生还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北洋水师的官兵如果有勇气发动这样的“袭击”，甲午中日战争的历史一定会重写。日军的偷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北洋舰队的王牌舰艇“定远”号被击搁浅，“来远”号和“威远”号则被击沉，两舰上的战士伤亡惨重，但两舰的舰长却安然无恙，因为他们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舰上。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舰长仍嫖妓如故，你怎能指望士兵会英勇杀敌！
最后的时刻到来时，北洋舰队来了一次丑态大暴光。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刘公岛发生兵变，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们一条生路”，所谓“生路”居然是向日军投降？英国顾问瑞乃尔建议丁汝昌凿沉残余军舰，士兵徒手投降（这时海军投降的惯例，不会招致敌方的惩罚）。丁汝昌采纳，下令沉船，可“政客舰长”们害怕沉船后会触怒日本人，拒绝执行。丁汝昌又打算率领各舰突围，更没有人理他，总司令只好服毒自杀。拒绝沉船又拒绝突围的舰长之一程璧光乘着悬挂白旗的炮艇出港率先向日本舰队投降……不用问，这批拒绝沉船的舰长相反会“触怒”日本人，日本人最厌恶怕死的军人，不会给这批胆小鬼好果子吃。绝不会象对待阵亡的张自忠将军（抗日战争时的中国集团军司令官，在“枣宜战役”中以身徇国。）一样鸣枪致敬。
当北洋舰队坐以待毙时，中国另外的三只舰队则隔岸观火，不但不派出援兵，还巴不得北洋舰队早一点失败，因此北洋舰队不可能得到任何外援。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恶果，封建中国表面上铁板一块内部则条块分割，地方利益永远都没有真正服从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互相倾扎，以邻为豁。中国的四支舰队事实上是各自为政，分别效忠于不同的政治势利，但没有一支是真正效忠于国家民族。在三支较小的舰队眼中，北洋舰队财大气粗，是命运的宠儿，内心早就嫉恨得不得了，巴不得老天爷让它早一点倒霉。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竟然希望自己的军队在对外战争中失败？！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惹的祸。
前几年看了电视剧《北洋水师》，清帝国官兵大多被描述成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甲午中日战争就应该是相反的结果。部分历史教科书也把“刘公岛投降”的丑剧说成是“一小撮”民族败类所为。如果真是“一小撮”，投降就不可能得逞！真实情况也许是勇敢爱国的英雄才是“一小撮”，因为是“一小撮”才不能影响全局。为什么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我们还不能冷静客观地正视这场战争？！当时的人物已不再和今天的要人没有任何联系，把真实情况说出来不会影射到某个没能量得罪的人，为什么我们还要在歌颂自己英明的同时也不忘歌颂曾经危害过国家民族的祖先的伟大？问题是你在歌颂自己英明的同时并不能换取别人也认同你的“英明”，这种自誉自夸的作法又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勇敢地正视自已的弱点，并痛下决心改正这些弱点？使我们真正地强大理性并在国际上赢得应有的尊严，使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敬而爱之”敌人则“敬而畏之”。
…………
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一代有责任心的领导人再一次把中国强制性地推进“自强开放”的大门。中华民族在错过了许多次机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终于赶上了现代化的那敞末班车。一个新的更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降落到中国人面前。
世纪末的二十年，中国人非凡的复兴潜力虽不是“充分”但毕竟有限度地展现出来，创造出了远东经济上的“奇迹”。在饥饿寒冷中煎熬了差不多近两个世纪的中国人终于吃饱了肚子，不再赤脚在雪地上走路。世纪之交，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终于解决了。吃饱了肚子的中国人又有了新的要求，他们希望在国际上找回自己的尊严，取得和自身“块头”（面积和人口）相称的国际地位。
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尊贵”席位已经丧失很久了，我们必须把它找回来。这是中国人最合情合理的要求。
今天的世界依旧是“实力外交”。决定国际地位的不仅仅靠“块头”，还要靠“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除了面积和人口外，还有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其中军事实力依旧摆在第一位。
中国的武装力量不但要确保“本土”不被侵犯，还要出兵海外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或打“预警战争”，维护海外华人的权益不被“漠视”或侵犯，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找回自己的“国际尊严”。
在新的国际战争中，空中和海上力量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决定因素，陆军的作用则是第二位的。
中国陆军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但海上和空中力量不容乐观。因为发展海军和空军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上世纪以前的中国一直很贫穷，没钱购置或制造大量的飞机和军舰。
今天的中国经济实力较上世纪有了质的提高，十亿人的温饱问题解决后，可以腾出手来发展空军和海军了，尤其是海军！
中国的国防需要壮大海上力量。中国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近代中国的“外患”多半来自海上，“海防”一直是国防的重中之重。
中国的海上力量目前还谈不上强大，不但没有现代强大海军标志的“航空母舰”，直到上世纪末连“巡洋舰”也没有。
一百年前的“北洋水师”拥有三艘“巡洋舰”？！
中国需要“航空母舰”！
中国最南端的国土“南沙群岛”孤悬海外三千公里，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周边“夜郎自大式”的小国做梦都想占有这块土地。中国对越南有“再造之恩”，可这个忘恩负义的“蛮夷”一“过河”就占领了几个属于中国的岛屿。菲律宾、马来西亚也群起效尤……
中国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只有一千四百公里，防守“南沙群岛”只能靠海军，“航空母舰”又是最有力的防守武器。
中国的周边有俄罗斯和印度两个大国，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存在着无法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领土争端”，存在着只能用战争手段才能解开的“结”。
可印度拥有三艘“航空母舰”！
中国需要“航空母舰”！！
在一九七九年的中越战争中，中国陆军穿越山峦叠障易守难攻的中越边境，在付出意想不到的伤亡之后仍未取得决定性的战果。那时中国如拥有“航空母舰”，就可在“海防”发动突袭，无需多大代价就可直捣越南首都“河内”。
前几年印尼的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仗地抢劫华人财产，屠杀男性华人，并当众轮奸华人妇女……中国如拥有“航空母舰”，类似的悲剧也许不会发生，发生了也有力量向这个两百年前连进贡都不够格的国家讨还“公道”。
中国需要“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是中国人最不易消逝的“梦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明斯克”号航空母舰因无钱“供养”的原因提前“退役”，然后卖给南朝鲜。南朝鲜在认真学习研究了母舰的构造技术后，把关键部位作了彻底的“破坏”，然后把“残骸”卖给中国。
中国人花了近一百万美元买来了“明斯克”号的残骸！很有点象古人买“千里马马骨”的故事。
中国人买回“明斯克”残骸后，没有用于军事研究，而是在上面建了一个“游乐园”，每个参观“明斯克”的中国人需交纳一百多元的门票。
在俄罗斯养不起的“明斯克”，在中国却成了很不错的“创收”工具，中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精明的生意人。
我参观过“明斯克”，没有任何军事知识的我也发现这艘航母有点落伍了，真的没有学习的价值。
…………
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中国应该有能力购买或制造“航空母舰”据有关人士透露，中国每年公款吃喝掉的钱就可购买几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新世纪的中国，不是买不买得起“航空母舰”的问题，而是买回“航空母舰”后怎么办的问题。
我建议中国在购买或制造航母前，最好回顾一下“洋务运动”尤其是要回顾一下洋务的成果“北洋水师”！
今天的情势和一百年前的“北洋水师”很相似，我们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面临着和“北洋水师”同样的问题。
“航空母舰”制造或买回后，由谁去指挥或操纵“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下水后，在舰上当官或服役无疑是中国军人最光彩的事，因此不少人会削尖脑袋往舰上钻，就象一百年前的中国军人争着去“北洋舰队”服役一样。
如果我们不是凭“才能”而是凭“关系”去任用航母上的军官，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将会成为又一个“北洋舰队”，不但不能增强“海上实力”，相反会助长武装部队的腐败。
腐败对武装部队可是要命的。
“航空母舰”在“关系”大于“能力”的官兵手中，充其量只是一部吓人的“烧钱机器”。
“航空母舰”上的人事体制应该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最实际的办法是：在中国的人事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革之前，购买“航空母舰”要慎之又慎,制造则又另当别论。
中国人的梦想不能再破灭了，这可是关系到民族自信心的大事。
二00五年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