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运河危机 知乎:万军：龙云的“反苏论调”

　　1957年7月13日，龙云像许多大右派一样，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深刻检讨，此时他的身份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龙云为何要在这样盛大的会议上作“思想检讨”？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着重讲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以及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毛泽东谈到了斗争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①在风云变幻中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的龙云，在“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诚恳邀请下也情不自禁、跃跃欲试，他在人大党委会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国家决算、预算时，向党提出批评意见，而这些意见在毛泽东“收网”后被定性为“仇视苏联，污蔑党的外交政策”，于是他就成了中国响当当的大右派。

　　中苏关系是那个时代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因为，这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沈志华教授在解密后的俄国档案中发现，“莫斯科时间6月27日夜间刘少奇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而会谈记录表明，斯大林非常痛快和主动地满足了中共的几乎所有要求。”②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即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他说：“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③此时，中国人“别了司徒雷登”，完全投身到苏联的怀抱。新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周恩来就迫不及待地远赴冰天雪地的莫斯科，通过长达两个月的访问，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中共掌控下的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需要。朝鲜战争爆发，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贫穷落后的中国，奋不顾身替斯大林分忧解难，虽然联合国通过决议，指责中国为“侵略者”，但这却让革命导师斯大林很惬意，一来中苏友谊在战争中得到考验，毛泽东不是铁托，值得信赖；二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彻底陷入冰冻之境，这完全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其次，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新政权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对外依赖的需求非常严重，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赫鲁晓夫把中苏关系推向高峰，至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已聘请了11527名苏联和其他国家专家来华工作，其中苏联专家89%，即约10260人。④第三，是军事技术的需要。毛泽东力排众议决然加入朝鲜战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想通过这一战争推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停战之后，这种努力一直在沿续，1957年3月底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将派遣5名专家到中国，帮助组织有关专业的教学和讲授喷气技术课程。几个月后又决定增设固体火箭、远程控制(陀螺仪)、远程控制(无线电)等3个专业，增聘控制专业2名—3名专家。为了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在这以后的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派遣了3名专家来到内蒙古，进行核部件设计和生产厂的选址工作。苏联国防部还决定将于12月下旬用两列火车60个车皮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口岸站，为教会中国官兵使用和维护这些设备，苏方拟派103人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⑤很明显，中国需要苏联武装，毛泽东要实现他的世界革命的理想（首先要将东南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没有苏联的武器装备是万万不能达到目的的。

　　面对外交工作的主旋律，我国的宣传工作跟进也十分到位，一方面竭力美化苏联老大哥的光辉形象上，另一方面中共时时处处表达出对苏联的感恩之情，因为“在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时候，只有苏联真正同情我们；在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的时候，只有苏联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支持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我们；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又是苏联给了我们最伟大有援助。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⑥可是，就在这样“一边倒”的情况下，享受政府高级待遇的国民党降将龙云却提出“反苏论调”，当然，这都是“阳谋”的功劳，否则他的“主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同时又“掺杂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就不会完全暴露出来。⑦

　　龙云的第一个反苏论调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⑧批驳者认为：抗美援朝从性质上讲，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正义战争，但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保家卫国。因为帝国主义从鸭绿江边打过来了，东北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国家安全都有了问题，谈何建设？再说朝鲜战争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帮助，没有苏联大量军事装备的支持，以及中苏同盟条约的威力，我们也不能取得这个胜利。由此得出结论，龙云的说法是一种污蔑，“目的是挑拨我们和苏联的关系”。⑨而龙云在他的“检讨”中承认自己的罪行，指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不等于和苏联开合股公司”，“我们自己的事，怎能斤斤计较，要朋友来负担经费”，因此，“我不但没有衷心感谢这种国际主义、伟大的友谊，而却以德报怨，这确实是令人不能容忍的。”⑩

　　龙云的第二个反苏论调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⑾批驳者认为：龙云如此说法完全是混淆了苏联对我国借款的性质。苏联对中国曾有两次借款，利息是最低的，而且按照协议，苏联把大量机器、设备供应我国，我国可以用土产品去抵还。在这个时刻，美帝国主义正纠集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莫说我们将得不到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机器设备，而且当时我国经济上的困难也很难解决”。批驳者还认为：龙云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把苏联说成是“放债图利”的国家，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声誉，而又把美国说成是“宽厚仁慈”的国家，美化帝国主义。而真正对各种利益贪得无厌的是美国，他借给你钱，就是要控制你的国家的政治、军事的财政经济，蒋介石集团就是一个例子。所以，龙云是一个“露骨地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大右派。⑿龙云在《思想检讨》中揭示了自己持有这一认识的根源——“没有是非界限”，他认为自己把“美帝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横财的租界法案来对比苏联对我国的借款”，而自己“想建议请求苏联同意我们延期归还借款，以缓和国家的经济紧张，实际上等于说‘苏联不如美国大方’。这也就是没有和美帝划清敌我界限。”⒀

　　龙云的第三个反苏论调是：“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不偿还？”⒁批判者认为：龙云是站在蒋介石立场上讲这番话的，“要不是苏联搬走那些机器，不就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内战吗？”⒂龙云在他的在“检讨”中指出：“这种问题的提法，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算倒帐’的思想”，而这种“谬论”却“调拨中苏感情”，并为“美蒋所利用”，所以，许多人批判龙云“这简直是太没良心了！”而龙云在“检讨”中认为这是“严正的谴责。”⒃

　　龙云的第四个反苏论调是：“我们援外预算太大，应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⒄批驳者认为：我国对外援助的预算在国家整个预算中占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曾经用它支持朝鲜、越南人民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支援埃及人民反抗英法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等，这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的。对外援助，也可以增强国际友谊，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与形象。而龙云反对这个，“这不是反对世界和平、反对亚非人民团结吗？”⒅龙云在“检讨”中说，自己抱有这种思想，可见没有“远大的眼光”，没有“磅礴的气魄”，“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紧把细持，量入为出”。他感觉到这属于认识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国家经费虽有困难，但我们援外经费是根据自己的能力，用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及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我们援助了邻邦，就等于加强了自己的国防，帮助这些国家，也就等于阻止美帝建立军事基地，支援亚非拉国家，就是支持了世界和平。”“坚决反对美帝是尖锐的敌我斗争”，自己没有认清支援世界革命是“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自己真是“井底之蛙”。⒆

　　龙云的这些“反苏论调”是不是有理，我们可根据自己的知识视野和价值观念去判断，这里我们不再赘述。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既然中苏结成政治、军事联盟，双方就应该按照盟约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与义务，形成强大的联盟力量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是，中苏两国最终交恶，差一点滑向战争的边缘，造成这种状况，我们肯定地说绝不是龙云之类的“右派”破坏的结果，而是在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即“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⒇反观西方盟国的关系非常稳定，即使出现美国支持埃及抗争英国与法国，以收回苏伊士运河，也不会使双方关系走向崩溃，这得益于他们的民主制度。

　　1962年，享年78岁的龙云因急性心机梗塞在北京逝世，次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随即组成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主任的“龙云治丧委员会”。在追悼大会上，同样是国民党降将的刘文辉在悼词中说：“龙云的一生，为国为民，光明磊落”，对于曾经“仇视苏联，污蔑党的外交政策”的这位大右派来说，这确实是极高的评价，而此时，中苏关系进入激烈的争论阶段。但是，龙云没有看到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与冲突的那一天，那时候，防修反修是中国人最大的政治，而他这位“反苏”的民主人士，是否会因为不能无所顾忌地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而遗憾呢？

　　注释：

　　①《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原记录稿见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69，第1～4页。

　　②《兰台世界》2009.2上半月

　　③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④⑤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1月第9卷第1期

　　⑥⑨⑿⒂⒅《右派分子的嘴脸》湖南人民出版社编1957年

　　⑦⑧⑩⑾⒀⒁⒃⒄⒆《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号

　　⒇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