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语言、数学与逻辑

说句实话，当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有些后悔，这个题目让我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让我感到不安的不是别的，是因为这个题目涉及到了语言，我本来想把它舍去，但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需要语言，说形而上学更是要用到语言，如果不说它就会显得有欠完整，所以才不得不勉为其难。

无论你让我说哲学当中的什么具体问题我都不会心存畏惧，但如果要我说语言这有些犯难。当然让我犯难的并不是说我不懂如何使用它，不识得文字或者不会表达。我这个人虽然不才，但书还是念过一点，无论是读写能力还是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我自认都不是下等水平。让我犯难的是对语言这种东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它，又该用什么说它。

可能你会奇怪，说这有什么难的，当然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用语言去说它呀，难道你连这个都不会吗？然而你要是这样教导我的话不要指望我会领你的情，说什么听先生一言如醍醐灌顶之类恭维你的话。因为听你的话不仅不会让我茅塞顿开，反倒会茅塞更紧。当然你会更加茫然不解，可能会说难道可以想什么不说什么，不用语言说语言吗，世界上有这样的法子吗，那样的话我们可就不懂了。事实上不仅你不懂这样的法子，我也一样不懂，所以我才为它犯难。然而逻辑事实上却又是这么要求的，你还让我怎么说语言。

既然我们提到了逻辑的要求，我们现在就具体说一下它，以便你能理解我的苦衷。在说明具体事物的时候，逻辑的基本要求有这么两点，一个就是不能想什么说什么，你得说出它的质或者说差异；另一个是不能以此事物去说明此事物本身，必须是用另外的不同事物去说明它。具体到我们本文中提到的语言，你不能想到了语言单说个语言就了事，你也不能说语言就是语言，这个在逻辑中叫同语反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你必须说语言的“是”或者说质，用不是语言的东西去说明语言。但不是语言又能说明语言的东西又是什么东西呢，我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呢，即便我就是找到你又怎么可能懂呢。

我们之所以能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他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因为他讲的根本就不是那个东西，而是那个东西的质或者说差异，用现代逻辑术语说是那个东西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的和”。然而这些明明就不是那个东西自身有的，而是它与它的同类事物比较出来的不同之处，是我们对它们之间不同之处所产生的感官知觉。世界上不管任何东西，当我们在说它是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它不是什么，是在用排除法把其它事物都排除掉去间接说明某个具体事物。别人之所以能够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事物，也是因为可以用排除法把其它事物统统过滤，只剩下我们所说的那个事物，将这个事物的影像从他的经验中唤起。如果他自身没有过那种经验，我们说什么他也不会懂。

同时，我们之所以能够说清楚某种事物，是因为它位于最大的类与最小的种的中间序列，有可与之相具体比较的同类事物，能够现实形成我们平常所说的质。对于最大的类和最小的种谁也没办法说清楚它，最大的类只能规定它其中有些什么具体的种，最小的种又一般只能是通过实物或者表情、动作去说。而我们本文所提到的语言，它自己就是一个最大的类，再没有可与之具体比较的同类事物，无法现实产生质这种东西，所以哲学教科书中才只说它是一个符号系统，说它是交流的工具和认识的工具，按其产生的具体方式可分为书面语言、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

既然语言是如此之不可说，如此之不能说，那我是不是会就此打住呢？当然不会，否则我又怎么敢写这个题目呢。但既然不可以用语言去说语言，那我又用什么去说语言呢，是不是我真会什么仙术呢？那也自然不是，像我这种凡人，仙术怎么可能瞧得上我呢。我们前面之所以要说明不能用语言去说语言，因为本文的主题就涉及到逻辑，是要考察语言与逻辑之间存在的关系，是要说明逻辑的内在规则，我又怎么敢不说明这些，又怎么敢去违背逻辑规则呢。如果我们认为语言就仅仅只是语言，那它当然也就不可再用语言去说。但假如我们不把语言当成语言，那它自然也就可以用语言去说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不把语言当成语言来讲。事实上，如果语言仅仅只是语言，那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语言首先是人类交流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之所以要用语言，实属无奈之举。在这个浩渺的宇宙间，我们可以说是孤独无助，个体的生命更是凄苦无依，时刻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危险状态当中，我们渴望走入彼此的内心，以心的共融去抵御外在世界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各种伤害。自身出于这样的心理，具有告知功能的语言才应运而生，以便让我们能彼此理解，凝聚力量，共解生之艰难。所以语言这个符号系统，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是我们为了彼此适应才创造的一个系统，带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自然不需要语言，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对它构成伤害，即便是具有灵性的生命也只有顺应它的德行。它的硕大无朋自然也不需要互相理解，于是它也就沉默无言。

语言其次是我们认识的工具。人的认知全凭的是感觉，在我们所有的感官系统中，由于视觉与其它感觉相比，它所能达到的距离更远、范围更广，所以我们尤重视觉。我们想把自己直观看到的事物描绘出来，便于记忆和交流的方便，于是对事物直接进行画像，所以最早的文字才会起源于象形。这是因为人皆有视觉功能，你能看到的别人也同样能够看到，用象形文字这种图像化的带有强烈视觉冲击力效果的文字去传达信息基本不会走样。由于象形文字需要由众多的笔画构成，且过于复杂，具有不便书写且难于记忆的缺点，于是有些民族便用更便于记忆和书写的字母去取代笔画，按字母的不同组合和顺序去造字，自此人类便有了不同的文字符号系统。然而这样的做法，也让许多民族忘记了文字到底是怎么来的以及它的意义。

最早的象形文字，都是具体物体在视觉上所呈现出的图像，所以只是一些简单的符号，它们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然而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又总在运动，人也同样会动，为了说明这种现实世界中的运动，于是先民们在名词的基础上又构造出了会意的动词。随着人类表达能力的增强，后来又有了形容词、副词等等这些词汇，人类的文字终于汇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为了说明文字本身的意义以及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于是产生了我们今天称之为语法的语言规则，为了更好的说明人的情感以及思维的能动性，于是又有了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产生了语文这门课程。语文这门课程，实际上讲的主要就是文字本身的意义、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修辞。人类尽管现在所使用的文字符号不同，语法亦有所差别，但由于文字的具体意义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仍然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

人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实在的图像”。人之所以会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就是因为它是“实在的图像”，它自身具有的动感可以将我们心中所想像影像制品一样一幕幕的呈现在别人眼前。不仅文字如此，肢体语言更是如此，因为肢体语言就是通过动作或表情直接把图像呈现在对方眼前。我们之所以在读书的时候要考察语言环境，就是要把文字变成具有连续性的图像，让自己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以我动促其动，找到它的质朴动感。所以对于文字，只有在你不把它当成文字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所以对于语言，只有在我们不把它当成语言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懂得语言。

所以对于文字你莫要以为它只是符号，对于语言你更莫要以为它仅是一个符号系统。你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你的心从来不动，这样你又如何能体察到它的厚重。世间原本没有文字，是因为我们的出现它才得以产生，所以我们应该从生命的角度去把握和理解它。理解了生命才能理解语言，理解了语言也就领会了生命。莫要忘记我们自己就是生命共同体当中的一员，怎敢不去体察它内在记录的生之苦难。文字从来都不是文字，它是我们对自然施加给我们的苦难所作出的反抗，是人类具有创造力的表现。语言也从来都不是语言，而是孕育文明的摇篮，承载生命的温床。

你莫要以为文字只在纸上，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你仅把它看成是手写出来的符号，是因为你缺乏生命的激情，这样你又如何能感受到它的活力。你千万莫要把一个个的文字看成是死的符号，你之所以如此，只是你从来用的都仅是眼睛。然而文字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要走入心灵的，而你却为何要对它把心门关上。文字从来都不是用手写出来的，不是只用手就能够写出来的，更不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看得到的，它分明就是心灵跳动的另一种方式，讲诉的是另一颗心灵的实质内涵。所以只有用你以同样频率跳动的心灵去认识它的时候，你才能捕捉到它的光芒。它们披星戴月、风雨兼程的一路走来，泣诉着认知之艰难，并任你的心灵驾驭成一曲曲或高亢嘹亮或舒婉流畅的唯美乐章，让我们领略它的风光无限。

尽管文字有形，语言有式，但我们若想真正懂得它们的意义，就必须在理解的时候把这些都统统遗忘。只有在忘掉它们的形和式之后，你的心才能真正动起来，它们也才会动起来并流入你的内心，将你与世界紧密相联。也只有在忘掉它们的形和式之后，你才能找到它们的质朴动感，体会到认知之美妙。也只有在忘掉它们的形和式之后，你才会理解什么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只有在忘掉它们的形和式之后，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真正的逻辑学称为形而上学，又为什么西方哲学家要把形而上学称作为是哲学的体。尽管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得意忘形，但在认知过程中却必须“得意忘形”。

文字尽管我们每天都在用它，语言尽管我们每天都在说它，但文字不是你认识它就算懂得了文字，语言不是你会说它就算你理解了语言。只有在它们形而上的意义通过你的心房完全渗透到你血液当中并流到你四肢百骸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懂得它们，并懂得人类为什么可以走到今天。语言，尤其是文字，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是因为它记录是生命所经历的沧桑，见证了人类所经受的一切苦难。我们之所以称它们是传统，不是要说它们是我们继承下来的，而是因为它们从来都不是为个人才有的东西，是为了凝聚生命力才所创。它传的是智慧，统的是人心；它传的是勇气，统的是力量；它传的是热忱，统的是目的；它传的是希望，统的是方向。正是由于有了它们的存在，生命共同体才日益的壮大并不断地奋发向上。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谈的都只是语言形而上的一面，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它形而下的一面。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形而上的一面，亦有其形而下的一面，对此我们却无从逃避，永远挣扎于这两者之间，这在马克思那里被称为是辩证法。但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辩证法并非自然，乃是由于我们的存在才产生的，乃是人心所然，更确切的说乃是出于人的贪念。只要人学会用理性去克制自己的欲望，免除贪念，它自然也就会烟消云散。哲学家们之所以说形而上学是体，就是要让人懂得节制，免得膨胀的欲望祸害人间。

没有语言或文字，人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内心所想，不知该如何协作抵挡外来的侵袭。自打有了语言和文字，让人知道了对方的真实想法，既有了友情也有了仇恨，既有了理解也有了妒忌，既有了朋友也有了敌人，既产生了团结也制造了隔阂，甚至引发战争，让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不断。它们原本是要消除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取消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界限，但它们难保不会给我们制造麻烦。它们虽然是理智的产物，思想的载体，但它们的形式却也可能阻断了真正的思想。而且在传承的过程中，不知有多少人会对它们进行歪曲，更不知会有多少人会用它们来实施欺骗。人类文明可以说是成也语言败也语言，故昔日仓颉作书时才会“天雨粟，鬼夜哭”。

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往往是不等事物形而上的意义被完全采撷，形而下的意义就已经被发挥到了极限，总是不能让那些当初的设计者如愿，即便是语言也难逃此难。在十九世纪晚期以前，西方哲学家没有人对语言进行过什么关照，因为宇宙论、人生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已经让他们忙的不可开交，他们也觉得这才是正道。人类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化出来的家们是不计其数，然而世界上的问题也就那么几个，搞过来搞过去再弄不出什么花样。但既然是家，就总得找点什么事做，于是就有人打起了语言的主意，想要从中找一找门道。这个人估计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他就是分析哲学的开山鼻祖弗雷格。

分析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声势浩大的流派，以研究逻辑而著称于世，为了便于您更深入的了解分析哲学，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它产生的时代背景。从近代开始，英、德两国可说就是西方哲学事实上的领跑者，英国哲学的那个体系被称为是经验论，德国哲学的那个体系被称为是唯理论。英国哲学被休谟的怀疑论带上了绝路，德国哲学由于黑格尔引发的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而被逼向了深渊。西方哲学向左转是绝路，向右转是深渊，在理论上已再无发展之可能。然而思辨哲学在西方已经历了两千五百年的风风雨雨，它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经过了多少代人的不懈努力，通过多少有识之士的认同才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它照亮了多少生命的航程，点燃了多少生命的激情，它千年的光芒如果就这样任其熄灭的话，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为此而感到痛心，哲学家们更是有着深切的负罪感。他们开始苦思出路，想要力挽狂澜，但又深感前路茫茫。

历史为了将我们更好的捉弄，总是要不断的制造机缘。正在哲学家们感到左右为难不知何去何从之际，弗雷格这个人物恰巧出现。弗雷格的哲学让哲学家们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新大陆一般，原来世间的事物并没有被全部说完，有一个语言我们尽然把它遗忘，这让慌不择路的西方哲学家看到了一线曙光，于是纷纷披挂上阵开始和“着魔的理智作斗争”，沿着他转向了语言批判，想要重续“爱智之学”的传奇。然而西方哲学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西方哲学中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时的困难局面，更没有意识到弗雷格并非是西方哲学的救世主，他根本就是一个搅局者。因为这个人手里拿的就是黑格尔传下来的理性主义接力棒，他直接一棒就把西方哲学推下了无底深渊。

分析哲学总体上讲可以说是继续了英国经验论的路线，尽管采用的具体方法不同，但普遍关心的仍然是认识论当中的问题。对于分析哲学家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认知的具体环节，每一个环节他们都力求精确无误，像数理公式一样切实可靠，分析就意味着语言肢解。因此他们对语言逐一分解，予以辨析，于是有了他们所讲的意义理论。由于这派哲学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大多是数学家，他们认为数学就是逻辑，逻辑就是数学，将语言予以符号化就可免除思维中的一切错误，于是又有了符号逻辑或者说数理逻辑，并由此带来了逻辑与认识论的分离。现代逻辑学中的许多东西就是分析哲学家们搞出来的，尽管他们弄出来的东西在数量上比以往时代加起来的都要多，但在质量上已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似乎忘记了哲学史上曾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叫做毕达哥拉斯。

意义理论是弗雷格先生的个人贡献，他以为日常语言含混不清，常常令人产生幻象，引导人们错误地看待事物。但语言这种东西我们还必不可少，因此必须要将语言从逻辑上予以纯化，他提出的具体方法是首先要将心理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加以严格区分，并将概念予以符号化，了解意义与意谓的区别，寻求符号、符号的意义和意谓之间的规律，然后将这种规律应用到具体的句子当中，那么就可避免语言的陷阱。对于弗雷格，我们在注意到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他是一个反心理主义者，我也不清楚他所讲的那些区别是怎么作出的，又是用什么作出的，那些区别对一个反心理主义者来讲又该怎么具有可信度。然而事实上，大家也就这么信了。

关于符号的意义和意谓，他是这么讲的：“符号、符号的意义和符号的意谓之间的有规律的联系是这样的：相应于符号，有确定的意义；相应于这种意义，又有某一意谓；而相对于一个意谓（一个对象）不仅有一个符号。相同的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与符号一样，句子也有意义与意谓的区别，只不过它们的意思不太一样。在句子当中，句子的意义就是它所表达的思想，而句子的意谓则是它的真值，即句子的真假。在他的哲学中，最重要的也就是句子的意义和意谓。

如果我用“水是无色无味无臭且透明的一种液体”去具体说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那你就可以很简单的了解什么叫做意义理论。我们把水变成字母A，那么“无色无味无臭且透明的一种液体”就是字母A的意义，而水这种具体的物体就是字母A的意谓。弗雷格所说的意义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质，意谓就是质所指涉的对象。如果我们再换一种说法，他的意义就是指概念的内涵，意谓说的是概念的外延。但质与质所指涉的对象的关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这些东西我们早已经知道，不用他来教我们，我也想不通他符号化后的意义理论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

句子的意义与意谓问题，我们可以用分析哲学家们常用的一个例子去说明。“昏星就是晨星”这个句子是真的，它之所以真是因为昏星与晨星实际上就是同一颗星，所以尽管昏星与晨星的意义不同，但它们的意谓相同，于是使得这个句子的意谓为真，所有的分析哲学家们都这样说。然而语言系统中之所以会出现晨星与昏星这两个意义不同而意谓相同的词，是因为当年造这两个词的人不知道这两颗星实际上是同一颗星，否则他只造一个词就行了。“昏星就是晨星”这句话之所以为真，据我所知是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是他们通过观测和实际的科学运算得出来的，而不是他们用什么意义理论分析出来的，请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也正是“昏星就是晨星”这个例子说明，什么所谓的意义理论根本没用，让我至今都对自己曾经有过一段研究它的时光后悔的要死。天文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为真的东西，我们再用意义理论把它分析一遍以消磨时光，我们干得这是什么事情。

弗雷格对概念与对象作出区别，我认为是因为他根本不懂概念和同一律。同一律应当是指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可以互相取代，或者说主项所指涉的对象与谓项所指涉的对象之间具有同一关系，而不应当是什么同语反复。可以作为主项的要么是专名，要么是类概念，当专名作为主项时与类概念作为主项时命题的性质有所不同。由于类概念当中一般是既有具体的种，又有可与之相具体比较的同类事物，所以类概念作主项时，它后面的谓项是这一类事物的质，这样的命题我们把它叫成性质判断。而当专名作为主项时，由于它的质认识困难且即便就是认识到讲出来也过于繁琐，因此我们就只说它与它所在的类概念之间的关系，这种命题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关系判断（属种关系判断）。

例如在“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这个句子中，作为谓项的哲学家就不是作为主项的亚里士多德的质，因为亚里士多德与哲学家之间不具有同一关系，它们之间不可以互相取代。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说，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当中的一员，它表达的是亚里士多德这个概念与哲学家这个概念之间具有真包含于关系。只是出于语言精炼的需要，大家又都知道哲学家是一个类概念，所以才将“当中的一员”这几个字予以省略。像这类命题本来就是关系判断，它说的就是概念间的关系，但弗雷格却要把它当成性质判断而去考察概念间的关系，并对概念与对象作出区别，这纯属没事找事。这些东西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当中都有，不知道他看过没有。

继弗雷格之后，罗素又提出了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原是要解决悖论问题，类型论在解决悖论问题上也确实有些作用，但意义并不是太大，其中有些东西我认为也并不对，况且也没有必要搞的那么复杂。我们只要知道类所具有的质必定它其中的每一个种都有即可，根本无须弄什么命题函项。对一个具体的概念要完整考察它的语言环境，以确定它在这个语言环境中到底是类概念还是种概念，因为我们的许多概念都是极多义的，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在“苏格拉底是人”这个句子中，人是一个类概念，而在“人皆有死”这个句子中，人就是一个种概念，因为它讲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有死，而不是说人这个类有死。但人们往往不作这种区分，也不考察语境，就在逻辑上说一些不着调的话。

至于摹状词理论，我认为它根本就是一种错误理论。罗素当年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区分什么专名与摹状词，我个人感觉是由于他的逻辑基础知识并不牢靠，他不明白什么叫做概念的限制和概括。像他所说的“当今法国的国王”、“世界首富”之类的摹状词，实际上都已经通过概念的限制变成了专名，我不清楚应当怎么区分专名与摹状词。他之所以认为“当今法国的国王”无意义，是因为国王首先是君主制的产物，而当时的法国已经不再是君主制国家，这样的说法和事实发生了脱节而归于无效。“世界首富”在他没有意义，是因为他当时的时代还没有人去做这种无聊的统计工作。尽管他认为世界、语言与逻辑形式同构，但他也只注意语言与逻辑之间在形式上的关系，而忘记了语言与世界之间应有的对应关系，这也是分析哲学家们的共同毛病。尽管他们每天都在研究逻辑，并且还教人逻辑，但奇怪的是他们的逻辑基础知识怎么看起来几乎都不过关。

语言之所以能够连贯起来并被人所理解，就是由于相以及相与相之间存在的关系，与真实世界之间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但对于相以及相与相之间的关系，许多现代哲学家可以说是近乎无知。像亚里士多德这个殊相，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专名没有什么意义，不能称为是概念，用他们的话来说这只是一个钩子。而像哲学家这个共相则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当中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具体的人，也只有这样的共相才能称为是真正的概念。但我们之所以认为哲学家这个共相有意义，就是因为有亚里士多德等这些具体人的存在才认为它有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些个具体人的存在，我们才可以建立哲学家这个共相，怎么可以说亚里士多德这个殊相没有意义呢，它怎么就不是概念呢。如果说这个殊相只是一个钩子，那我们的语言也不过就是一个钩子套另一个钩子，只要其中一个没有意义，那么全盘都没有意义。

我们的所有文字都有其独立的意义，那些当初造字的人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以造无意义的字去打发时间。文字的意义是人赋予它的，它的意义是心灵激起的火花，不是用文字的形式赋予它的。我们所说的概念只有专名与类概念的区别，它们都是约定俗成的，语言也正是靠了这些概念之间具有的关系才得以连贯起来，让文字汇成了文章。虽然许多分析哲学家自称是唯名论者，但他们的逻辑实际上比柏拉图还要唯实。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懂不懂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区别，对唯实论到底是真反对还是假反对，怎么把语言中的逻辑关系搞成这样。由于他们的缘故，让我们连什么是概念都说不清楚。我认为概念就是语词，语词就是概念，你想把它叫成什么就叫成什么。

由于分析哲学家们对相与相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对归纳与演绎这两种推理与论证的方法认识更是模糊，不仅让语言深受其害，而且让数学也跟着遭殃。自毕达哥拉斯开始，数学家们就总想给数学穿上一件让人敬畏的神秘主义外衣，而哲学家们又总是要剥掉这层外衣，于是双方一直龃龉不断。在经过两千余年的吵闹之后，数学家们终于找到一种新的方法，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的概率为零。他们的方法可以说是既简单又实用，那就是把数学和逻辑做成是一个东西，于是有了数理逻辑，哲学与数学之间的恩怨也自此一笔勾销。平心而论，这在学术上确实应该算是一件幸事，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

西方哲学向来就是以确定性为其目标，追求的是论证之严密，因此才着力解决认识论问题。莱布尼茨当年就曾设想，如果能有一种“万能算学”，那么当两个人的认识发生分歧的时候，只要他们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算一算即可知道谁对谁错。这样的愿望我们不能不说美好，但这个世界上的事不是只凭美好的愿望便可实现，重要的是有没有可行性这个愿望得以实现的条件。逻辑所要解决的是世界事实上如何变化、人怎么去认识这种变化以及认识到之后又该采取何种行动这些异质性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些该怎么把它们数学化，它们可能不可能数学化。然而世界上自认有超能力的总是大有人在，这项莱布尼茨这种天才人物当年都未曾实现的夙愿被他的后辈们传奇的完成。鉴于数理逻辑必须使用符号，而我本人自打认清它之后就怕的要命，所以本文也就不具体讨论它，只说数学与语言、逻辑三者之间的关系。

分析哲学家们的数学观，罗素的可说最具有代表性，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大多数哲学家都以为物理的和心理的现象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包括无遗了。有些人说，数学的对象显然不是主观的，所以一定是物理的及经验的；另一些人说数学显然不是物理的，所以一定是主观的及心理的。就他们所否认的而言，双方都对，但就他们所断言的而论，彼此都错。弗雷格的优点在于承认双方所否认之点，并承认逻辑的世界并非心理的，也非物理的，从而找到一种第三种论断”。他说的第三种论断，就是折磨了人类几千年的被哲学家们神秘化了的理性。由于他认为数学完全是演绎的，于是有了他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公理》，为现代逻辑学的数学化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数学当中最主要的是几何学和算术，关于几何它就起源于古埃及人丈量土地的方法，后来由泰勒斯带到了古希腊，它完全是经验的产物，这也是有史料记载的。在此恕我斗胆提醒一下逻辑学家们，不要每天只知道摆弄符号，学一点历史知识对你们有很大帮助。由于几何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空间问题时已经说到过，所以此时就不再复述。现在我们只讨论一下数，简单说一下它的起源以及算术当中具体使用的逻辑方法。

在人类还没有创造文字以前，计数所采用的方式是在绳上打结，以计算他们收获的果实和打到的猎物的多少，这种计数方法简称绳结法。但每天打结、数结还得解结很是辛苦，于是在会使用文字以后渐渐用画符号的方式取代它，以节省劳动力。由于他们收获的果实和打到的猎物是互不相容的，直观上就能看出多少，于是才让数有了“可加性”。人类最初创造的表示数目的符号并没有几个，只是用于简单的计量，数目是用来表示与具体实物之间的量上的对应关系。即便就是在文明程度已相当开化的今天，小学生在初学数学的时候，教科书中也是用水果或小动物等具体实物所表示的量去教他们领会数字符号的具体意义。数字符号同样是直观经验的产物，它们和文字一样是约定俗成的，所以那些相对简单的正整数才被称为自然数。

在人类学会了用数字符号表达简单的量之后，又发明了“＋”、“—”符号表示量的增加和减少，并开始用数字符号建立简单的运算规则。数学家们以为像加减这些初步运算是演绎的或者说分析的，其实他们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无论是数字符号的创立还是运算规则的创立在应用了演绎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先应用了归纳。人类当初之所以会用绳结法以计量，是因为他们把收获的果实和打到的猎物都看成是同质的，这些都是他们的食物，这本身就是归纳法的一种现实应用。他们在绳上打的结也肯定是同样的，他们不可能在打结上也搞什么花样，他们在学会用“1”这个数字符号表示一个结的同时，又学会了用“2”表示两个相同的结，以使量的表达更趋简单化，并依据这种量的意义构造出了加法，这同样还是归纳，因此亚里士多德当年才说“数是众‘一’所合成”。所以数字符号的创立和加法的建立都是应用了归纳法才得以产生的，而减法才实际应用的是演绎法。

在人类学会了使用数字符号以及加减法进行简单的运算以后，他们很快便发现归纳法在实际运算过程中还有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两个相同的数相加或一个具体的数加它自身多少次这些特殊的加法，可以用更加简捷的方式予以表达，省去书写之繁琐程序，于是在此基础之上归纳出了乘法，并依据减法和量与量之间存在的关系总结归纳出了除法，有了数学当中的基本运算规则。运算公式当中的“=”这个符号，就是直接把逻辑中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照搬到了数学当中。至于几何学，那更不需要我们多讲，它也同样是如此才建立起来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用数学方法去处理物理学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世界从形式上看成是同质的，所以数学并非是先天分析或演绎的，也并非是完全综合或归纳的，而是归纳与演绎都有。我承认它当中使用了逻辑规则，但数学本身不是逻辑。

数学最初就是依靠实体之间存在的全异关系或者说并列关系才得以建立起来的，是由于实体在事实上具有的具体形式才产生了量这种形式之相。如果实体间不存在全异关系，那么数字符号也不会具有“可加性”，运算规则也就不再适用。尽管集合论是现代数学中才建立起来的理论，但它其实在语言逻辑系统中早已存在，只不过由于人们的懒惰从未发现它。语言中构造共相或类概念的过程，就是数学中加的过程或合并同类项的过程。无论是算术还是几何，它们重点研究的就是物体的具体形式，只不过算术侧重于静，几何侧重于动，算术研究的是观念上的形式，几何研究的是实质上的形式。它们和语言事实上逻辑同构，因为它们和其它学科一样事实上都是形而上学的翻版，只不过语言中的逻辑关系有时表现的不像数学当中的那么明朗化，所以学好数学有助于我们学习逻辑，提高我们对具体逻辑规则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

数学家们之所以会认为数学是先天分析的，我以为就是由于演绎法当中的第四个格在作祟，让他们对归纳与演绎的界线认识模糊，再加上同语反复他们也认为是真所致。经院学者所添加上的演绎法的第四个格，和归纳法在形式上极其相似。归纳法在形式上一般仅是把前提中的主词从种概念变成一个类概念，单纯就是量上的增加，而演绎法的第四个格是把前提中的主词换成一个具有同一关系的词，在量上是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这让许多现代逻辑学家误以为联言推理是演绎法当中的内容，并以为数学全然就是演绎的。但联言推理实际上是归纳中的一种，只不过一般归纳法中量上的增加表现在主项上，而联言推理则是表现在了谓项上。归纳不仅仅只能是在主项上进行的，在谓项上也可以，读书读到这种死板的程度让人痛苦。

同一律是思想规律之首，这并不是现代西方哲学家们的发明，它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早就存在。当年莱布尼茨把它符号化之后，让它在哲学中变成了每一个个别的“存在”都是“一”，每个事物都与它自身等同，具有个别性以及独立性的意思。现代逻辑学中又说它是指在思维的过程中，思维的对象必须保持同一。但我左看右看亚里士多德都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同一应当是指定义项的范围与被定义项的范围要绝对相等。以现代西方哲学的那种看法去看待同一律，它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现代逻辑学中的那种说法，更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我们可以一心二用吗，正常人估计修炼不到那种程度。我们一边说同语反复等于什么都没说，一边又把它当成思想的大规律，这算不算违背矛盾律，符号化把哲学搞得这么尴尬，我们还敢不敢把逻辑符号化。

人类的知识开始于比较、分类（实际上是先归类后分类），于是在语言中有了划分，产生了类别；在数学中有了加减，产生了集合。语言中的共相和数学中的集合都是要说明只有通过部分才能认识整体，只有在整体当中才能认清部分。由于归纳法仅是认知程序中的内容，它无关实在，在数学中可以无限制的连续使用，于是在数学中才产生了无穷大。由于演绎法也同样可以无限制的连续使用，于是在数学中又产生了无穷小。但对具体事物而言，这些基本都没有意义。质是分类的依据，现实世界当中的各类事物可说是各有其质，这些东西只有通过语言方能说的明白，而数学恰恰是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成是同质的，忽略掉它们之间的许多差异，这不能不说是数学的缺陷，所以对它的功能我们不要过高估计。由于现代物理学认为宇宙论的问题主要是运算的问题而非推理的问题，因此才让作为量度技术的数学被日益看重，但事实怎样我也懒得多说。

分析哲学家们以为语言缺乏明晰性，只不过是因为它无法形式化，他们以为用符号取代文字就可以使逻辑在程序上更加精密。问题是逻辑本来就无法形式化，形式化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他们之所以会认为语言缺乏明晰性，我认为是由于他们自己就根本不懂语言。即便我们能够把语言用别的符号予以完全形式化，但你用的符号总该有意义吧，那符号的意义你又该如何表达，如果还是用语言去表达的话，那你的符号化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只不过是纯粹的技巧性玩弄。就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数理逻辑系统来讲，连基本的归纳和演绎都事实上没有搞清楚，许多人连逻辑的基础知识都不怎么过关，又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时至今日又解决了逻辑当中的什么具体问题呢。不仅不明白的照样不明白，甚至连该明白的也开始犯糊涂了，我劝那些学数理逻辑的人，正儿八经学一学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工具论》，要比你们摆弄符号强得多。

我也同样赞成哲学中应该有分析，但分析不是仅是分出什么部分、因素或者层次，而是要重点分析从一个具体的论点中可以演绎出些什么东西，看看演绎出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同时还要让事物形而上的意义得到完美体现，将其形而下的东西统统滤掉，用具有质朴动感的文字表现出知性的光芒，激发生命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西方哲学向来也都是因和世界的心跳连在一起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但看看现在的西方哲学家把它弄成了什么。有人以艰深晦涩为深沉，有人以游戏规则为弄巧，现实世界当中生命的苦痛他们基本已不再关心，哲学只成了个人的高头讲章。看看当今的这个世界还有几个人在学哲学，还有几个人崇拜形而上学，思辨哲学数千年所积攒的骄傲和自信都已经快给败光了。

因为语言的存在，才让形而上学这种伟大方法论得以流传，但也同样是语言让它被败坏到了极点。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中，除了我们以上所说的分析哲学，还有一个学派叫大陆学派（这种分法不知是什么人发明的），这个学派以对模糊语言之痴迷让人恐惧，读懂他们的书比看《尤利西斯》都要困难。从现代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西方哲学家就卯足了劲的和语言过不去，分析哲学家是和句子的结构斗法，大陆哲学家是和模糊的概念斗法。分析哲学家看语言似鬼，大陆哲学家当语言是宝，双方是各喊看招，都想把对方撂倒，现代西方哲学怎么看都像是在演一场无厘头的闹剧。尽管他们各自说的是头头是道，但细细品味后却发现全都是寡汤淡水，还不如不知道。语言尽管是被他们糟蹋的面目全非，然而他们还说语言是人“存在的家”，这个时代的哲学着实让人苦恼。

大陆哲学家和分析哲学家在西方哲学史中的贡献，可以说就是他们共同把形而上学形式化或者说符号化了，只不过是他们各自的手法不同，或者说使用的道具不同。分析哲学家使用的是一些字母，大陆哲学家使用的是“存在”这两个文字，他们都背离了形而上学的光荣传统，把形而上学的前程葬送掉了。分析哲学是被符号弄昏了头脑，大陆哲学则是被语言绑住了手脚，整天在那里把“存在”没完没了的分析过来分析过去，到最后也没把存在整明白。对于西方哲学家我向来抱有敬意，能将无比的热情投入到那种常人看来异常枯燥的理论研究工作中，那需要多大的耐力。但我现在对他们的敬意，也就仅仅剩下这么一点，他们的表现让人失望透顶。因为爱智是要用文字把智慧表现出来，而不是弄文字，但他们除了教你玩符号就是弄文字，让你都没得选。

“存在”不过就是个判断，是我们的思维对客观世界（包括我们自己）以及自己主观世界中的东西的现实断定，它是我们的意识，这个当年康德已经说过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说是“存在”，根本没有不存在，如果它们不存在，你就不会意识到，凡是我们可以意识到的都是存在，这个巴门尼德当年在《论自然》和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也说很清楚，所以他说思维与存在可说是一回事。“存在”不过就是种意识，可以说是思维对主客观界中的存在者作出的性质判断。例如“无”、“不存在”这两个意识，它们本身也是存在者，如果它们不存在，你就不可能意识到。由于意识的能动性，思维不过就是断定、断定、再断定的循环，所以那些被我们判定为存在的对象才被叫做存在者。这些东西马马虎虎就行了，没必要搞得那么清楚，因为在知识这个循环里，定力不够的话，弄得过分会把自己弄神经。

分析哲学是吹毛求疵的令人吃惊，而大陆哲学又虚拟模糊的让人可怕。世间那么多好好的文字他们都弃而不用，不知道整天在弄些什么。分析大腕们指责大陆学派是模糊的令人绝望，大陆神仙们（他们说的话普通人基本不懂，乃是神语）嘲笑他们的分析同行毫无意义的炫耀技巧，两派都深陷语言毒药的漩涡还这样互相指责，让人不知说他们什么才好。形而上学本来是要让人学会怎么依主客观的对应关系去推理并据理作判断，可他们倒好，是要用“存在”这个混淆主客观界限的模糊概念把你绕的晕头转向，不知道东南西北。他们说形而上学是研究什么不同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但用你们的同一律来讲，每个“存在”都是“一”，它们是独立的，它们的关系需要你那样的研究吗，你能研究个什么来。巴门尼德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想来一定也在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用存在去说什么“真理之道”，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估计他会对现代西方哲学家们说，请你们手下留情吧，不要再分析存在了，干点有用的事情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哲学家应该做的事情。

文字的形而下不仅让西方陷入深重的危机而无法自拔，也让善用“拿来主义”的我们步其后尘。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形态中并无“哲学”这么一说，是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最先用“哲学”这两个字来翻译西文的philosophy一词，这一译名后来被引入到我国，并被不折不扣的演绎成了一个学派概念。由于西周本人说哲学不同于儒学，是只属于西方的，所以许多人都一直认为愚昧的中国没有哲学。尽管今天的哲学家们认为中国也有哲学，但还是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本质的差别，西方哲学要比中国哲学高明得多。许多人说西方哲学是从自然到人，中国哲学是从人到自然，西方哲学重在论证，中国哲学重在了悟。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过就是被表面形式所惑，将形而上学以结果论看待所致。

无论是西方哲学的从自然到人，还是中国哲学的从人到自然，目的都是要建立适合人类生存的根本法则，都是以伦理价值的实现为其根本目的。其中起决定性因素的都并不是对人自然的具体认识，而是人对自然的态度。而且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甚至包括印度哲学，都同样注重论证说理，也都同样注重了悟。因为论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了悟的过程，真正的了悟只有在论证完成之后才能实现。中西哲学的真正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哲学是将论证的方法和步骤都予以详细的说明，而中国哲学向来对此不作详细解释，只是点到为止，所以中国哲学向来没有什么长篇大论。

但这并非是说中国的哲人就不懂如何论证，不懂论证的方法和步骤，而是他们觉得如果把这些都完全讲出来，恐怕会使人失去思辨的兴趣并进而降低思考的能力。因为读书从来都不只是被动的学，更要心脑并用的主动的思，只有主动的思才能最终让知识在心灵中真正找到它的归属，所以《说文》中说“思，容也”，所以圣人曰“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况且那些东西也仅仅只是一个程序，人一旦痴迷于程序，受制于程序，就会失去创造力。他们不将论证的方法和步骤详细讲出来，是想要你自觉地按照他们所提供的线索把这些自己感悟出来，也只有你自己感悟出来的方法和技巧你才会有深刻的印象，并懂得如何实际使用它们去处理具体问题，才能让论证的方法和步骤真正具有现实意义。西方的哲人当年倒是把这些都完全讲出来了，但他们的后辈们又是怎么具体用的呢，除了暴殄天物之外最后还剩下了什么。

如果容许我给中国哲学界提个建议，我以为哲学语言应当尽量做到精确，把主客观世界分开说，以免由于模糊而让人误解，不要再在语言上折腾啦。文字的意义应当以人能正常理解即可，也不要过于强调精确，以逻辑的夸张模式的追求精确。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一个限度，否则就是病态。硬要刻意追求精确的话，那要修辞干什么，语言又不是数学。同时应当尽量使用一些大众化的语言，不要再沉陷于那些常人听不懂的西方模糊的专业术语中执迷不悟啦。像现代西方的那种搞法，现在它已经变成少数人的语言啦，迟早会变成“私人语言”，哲学早晚得完蛋。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不是哲学的专用工具，谁也听不懂和谁交流。不要认为使用那些模糊概念就能显示出哲学家的深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孔子的《论语》之所以会越传越走样，就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常人基本不懂，大家都是各自猜测，且猜测又仅仅是停留在字面，基本不考察语境，造成谬误连连。哲学如果不能回归大众，回归现实，恐怕真的没有希望了。

自一八四〇年西方的坚船利炮让我们的国门洞开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人就对西方的技术理性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们以为我们缺的仅是技术，以期能凭其兴国固邦。他们并不思考导致国家积弱的深层次原因，而是将西方哲学当成客观知识直接翻版引入，学而不思的搬上杏坛。这样的结果是让我们今天不得不以西方哲学中的概念、术语和论辩方式进行学术研究，连我们使用的语言都基本西化。人们只注重语言当中的逻辑结构，而整个地忽视了文字的形而上意义，以致造成今日有文字没文化的困局。让许多人的写作不过就是码字，讲究的只是语言的流畅而不是意义。当然，意义在这个时代也纯属多余。

为了能够及时消化西方的技术理性，我们开始“全民皆英”。尽管我们目前据说还是中国人，但英语却是必学，它基本成了我们的第二母语。从一入幼儿园你便得学习英文字母，从小学直到高中，英语都是必学必考的课程。今日如果你英语不过关，连大学的门你都迈不进去，即便迈进去你也休想毕业，比明清时代的八股都要八股，让学生苦不堪言。在今天更是有人喊出了取消汉语的口号，提倡用英语取代汉语，以便和西方世界完全接轨。虽然西方别的东西我们没有学好，但形式主义这种东西我们倒是弄得不错。

不同语种间存在的形式障碍确实对民族间的互相理解产生了现实障碍，学习不同的语言确实有助于促进彼此的了解，增进彼此的理解。但是不是需要“全民皆英”，以这种方式和世界完全接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是我们这种搞法，我也不清楚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完全接轨。而且学习语言也是需要一些天赋的，因为它靠的就是强大的记忆力，这种天赋不是人人都有的，在学习语言方面也应该因材施教。况且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直到目前人类中也没有出现什么通才，有的只是一些偏才，所以才需要有社会分工并强调协助精神。我们应该培养一些在语言方面有天赋的翻译人才，担当起文化交流的重任，但不是要把人人都变成翻译人才，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在此也向那些翻译家们致以敬意，没有你们，我也看不懂西方哲学）。

学会不同的语言并不等于就有了创造能力，而对一个国家来讲，创造力才是最主要的，这也是我们一直都缺少的。我赞成在大学设立别的语种专业，学习别的语言最早也不要早于高中时代，以便学生能有足够的精力打好基础，为创造力的实现创造现实条件。坚决反对从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用繁重的课程把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让他的童年没有了乐趣，对读书心存畏惧，这只会浪费人的精力，消磨人的创造精神（听不听在你，说不说在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认为我有这个权利）。“全民皆英”了这么多年，也没见我们就比以往时代培养出了更多的、更好的人才。没有“全民皆英”以前，我们还不是照样了解了世界，照样培养出了好的人才。“全民皆英”实际上只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不要让某些个人民族自信心的缺失毁掉一代又一代。对于那些建议取消汉语的人，你也不要和我讲你那些冠冕堂皇的道理，我劝你还是趁早移民“日不落”或美利坚，你连民族自尊心都没有了，还留在这片土地上干什么。人是一种历史中的存在，看看那些连传统都守不住的民族今日何在。

西方文明之所以走到今天，多多少少都与他们使用的文字有关。西方现在所使用的文字系统直接妨碍了他们领会和理解文字的形而上意义，使他们将文字的意义复变为文字，知识的意义变成了实用技术，将形式化发展到了极端。正是由于文字对他们来讲仅仅只是文字，才让他们把观念与印象截然二分，且以为印象比观念更为强烈生动。他们不清楚印象与观念只是眼、耳、鼻、舌这些外感官与心灵这个内感官的区别，这两者之间若有强弱之分那也应该是观念强于印象，而不是印象强于观念。正是由于观念应该强于印象，我们才说理念；正是由于观念强于印象，才让人有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才催生了文明，诞生了科技。

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所使用的文字的缘故，对于形而上学他们从来都是以超物理的字面形式去理解，不知道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以破除形式而融合知识、融合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真正逻辑学，才有了学科的对垒，学派的林立，造成今日之茫茫苦局。形而上要将人心归于一统，形而下让人谋求各自独立，于是有了价值相对主义，让人叫苦不迭。形而上要顺应自然，形而下强向自然索取，由是滋生出了技术理性，让人陷入生存危机。人一边高唱着对上帝的赞歌，一边将他的屠刀磨得嚯嚯有声，谁都可以是谁的假想之敌，让这个表面看来繁花似锦的世界处处布满杀机，不知上帝何时会“显示”，来收拾这个残局。

人类创造了文字，到头来又被文字摧残了人性。文字孕育了文明，文明到最后又变成了危机。哲学培育出了科学的萌芽，最终又以科学对它的反攻倒算而收场。语言造就了形而上学的光芒，临到终了它的光芒却又被语言所挫灭。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之诡异，如此之离奇，如此之让人心寒，不知是人在说语言，还是语言在说人。这究竟是语言之祸，还是人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