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凭何从落后中迅速崛起

　　同样的地理位置和同样的族群，同样的地不大物不博，韩国凭何能迅速崛起？是因为市场经济还是因为开放的社会形态，是因为偶然机缘还是制度使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在韩国采访，总结了三点，值得中国人重视。
　　■危机意识韩国是个狭长的半岛国家，东临日本，西靠中国，处于两大强国的围夹之中。
　　历史上韩国多次遭受外族攻击，由于岛狭国小，回旋余地不大，攻守之势往往旬日间就会逆转。16世纪的壬辰倭乱，从韩国东南沿海入侵的日军，仅10天就兵临平壤城下。1950年，美军仁川登陆，也很快扭转了朝鲜战局。特别是1910年的亡国之痛，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李氏王朝覆灭，直到日本战败才结束了殖民地局面。
　　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旦夕剧变的紧张感，无法弥散的民族悲情，决定了韩国人身上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国民性格，韩国人称为“han”意识——“恨”。韩国人性格暴烈，态度决然，在事涉国家关系时的举国一心、同仇敌忾，也都源于此。
　　前几年有韩国民众集体切指，以表达对日本否认侵略罪行的愤慨。访韩前夕，同样也有切指、自焚的消息传来。据记者采访了解，韩国主流知识界也不赞同这种激愤行为，但却都表示理解:“韩国是个小国，如果我们自己做事磨蹭，开会研究，那事情都过去了，谁还会理你呢？”
　　韩国电影业也一度落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韩国人最熟悉的电影明星不是美国人，就是成龙。这也是好莱坞电影全球攻略下的常态:除了印度、法国和中国香港，哪个地方不是岌岌可危？
　　可韩国人偏偏说不！1997年，在导演林泽权的带领下，数百名韩国电影人到美国大使馆前集体抗议，削发明志。其中就有今天韩国最著名的几位导演:姜帝圭(《太极旗飘扬》的导演)、金基德(近几年频频摘取世界电影大奖的导演)等。
　　这种危机意识和行动哲学，在兴建汉城—釜山高速公路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70年代的朴正熙时代，基于加快道路交通建设的需要，朴决定上马该工程。按正常工期，得4年半才能完工。朴正熙不干:哪能等那么久！一定要两年完工。结果还真在两年内建成了(代价是质量不高，路面不时需要翻修)。
　　危机意识的形成，有外因也有内因——要想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民族国家，除了政治地缘共同体、经济共同体，韩国必须要促成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形成。对这个缺少原创文化、长期处于政治附庸地位的国家(日据时代结束后，又受美日的控制和影响)来说，危机意识，是韩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有效催化剂。
　　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些事实:2002年世界杯上韩国人那种山呼海啸般的集体狂热；金融风暴时共纾国难的“献金运动”。
　　■奋斗精神赴韩国前，请教退休的中国前驻韩外交官、北大教师白锐先生，他说他常给韩国留学生讲:“韩国是你们的父兄用肩膀扛起来的。”韩国年纪在四五十岁以上的男子，普遍身材不高，和当代年轻人相比，恰成鲜明对照。
　　在汉城乘地铁，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越晚地铁里人越多，到12点停开的那一班，简直如超市般热闹。其中固然有韩国的公司职员下班后喜欢结伴喝酒的原因，也与韩国人加班工作、工时超长有关。据说“过劳死”这个词，最早就是从韩国传播开的。
　　在汉城，如果晚上9点10点钟跟当地朋友联系，不管是大学教授、记者，还是公司职员，很多人都还在办公室。街上行人皆健步如飞，动作快捷，有如香港的金融中心中环一带。
　　一般韩国人对中国人有个印象:“慢慢来。”是否误读且不论，恰从另一面表明了韩国人的行动哲学。
　　汉城的中国朋友讲了件事:一家设在韩国的合资企业，总经理由中方人员担任。上班第一天，他比9:30的正常上班时间提早了5分钟，发现所有职员都到了。第二天，觉得不好意思的他提早了10分钟，没想到员工还是个个在场。熟悉韩国人的工作节奏后，为了让员工多休息，这位总经理只好准时上班。著名的“企业家皇帝”、韩国过去最大的企业——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曾说过一句话，恰当地表达了韩国人的急迫感:“韩国有什么？我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有的只是我们的国民和双手！”
　　危机意识，再加上韩国国民的奋斗精神，带来了韩国经济的惊人崛起。
　　上世纪70、80年代的“汉江奇迹”不必再说。以现代汽车为例。5年前，现代汽车还被认为是“低价车”的代名词，价廉且质次。而仅去年，在竞争最为激烈的美国市场上，现代汽车就销售了419，000辆，比1998年增长了360％。在中国，投产不过两年的北京现代汽车，销量已跃居今年一季度中国市场之首。业内人士公认:自1998年起现代汽车是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商中，成长最为迅速的企业。
　　三星公司同样如此。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三星也受到重创，负债170亿美元，几乎像大宇公司一样申请破产。可三星公司最终绝处重生，不仅摆脱韩国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还成功跻身世界企业五百强。
　　在经济领域之外，韩国人同样在政体改革、文化、体育、电影电视等方面，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
　　■知识分子参与韩国有个名词——“386世代”，特指那些上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投身韩国民主化运动，如今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这些在青年时代为自由民主流过血泪和汗水的一代，是韩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韩国的民主化运动，不仅表现为要求结束军政府威权统治、转向民主政体的政治运动，还包括:为千万产业工人争取合理薪酬、劳动时间、合理保障制度的工人运动；要求男女平权，保障女性就业、受教育、参政权利的女性解放运动；以及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界以街头话剧、漫画、黑板报等为特色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等。
　　这些有力推动了韩国历史进程的社会运动，其动员、发起和组织者，往往是韩国的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他们共同的精神源头之一，应该是金大中先生。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早年留学美国，本可以“独善其身”，过上脱离大众苦难的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却毅然投身民主化运动，其间历尽艰辛——牢狱、流放、绑架、暗杀……但他“虽九死而不悔”，成为备受韩国民众拥戴的标志性人物。
　　今天的韩国社会已步入多元化时代，当年的“386世代”，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但要求进步和改革，仍然是韩国知识阶层的主流声音。
　　2002年，坚持温和改革路线、代表自由派立场的卢武铉当选为韩国总统，就以“386世代”为选民基础。其竞选团队和内阁成员里，也活跃着大量“386世代”的身影。去年，韩国国会相继通过几个法案:一是彻底清算“韩奸”的《日占期间亲日行为真相查明特别法》，开列具体行为18种，甚至要编“韩奸词典”；一是《舆论改革法》，国家募集资金，补助、扶持那些经济困难的报社发展，以促进新闻竞争。
　　这些有鲜明正义立场的法令，如没有那些秉持进步理念、坚持对历史负责态度的议员的推动，想来难以轻易通过。
　　让人惊异的是，在去年的韩国国会议员选举中，一个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立场的政党——民主劳动党一跃而成为第三大党。在全球左翼运动陷入低潮、左翼政党支持率下降的背景下，这着实令人惊异。这与文化知识界的支持不无关系。该党选举前就得到了韩国数百电影人的公开声援，表态支持他们的竞选纲领。其中有以作品《老男孩》在今年柏林电影节上获奖的导演朴赞旭，重量级演员崔民植等。
　　不管如何评价这一现象，韩国人强劲的参政热情，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知识分子式的批判立场，确实值得尊重。
　　过去，进步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地推动了韩国的民主转型。今天，在社会建构方面，他们仍然在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比如由文化界推动、金大中总统在任期间提出的“21世纪以文化产业立国”的国策，今天已成了韩国的重要发展策略。
　　这在知识工具化、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知识界越来越边缘化的世界性大趋势面前，多少是个异数。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6月1日万静波/文】

责任编辑：陈要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