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结束生命没痛苦:"血汗工厂"源于"外宾式"调查

“血汗工厂”历来缺乏认定标准，调查机构往往依据国外标准来审查中国实际情况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越来越深的卷入全球产业链，已有可口可乐、耐克、戴尔、GE、GUCCI、苹果等知名品牌在华的生产商被贴上“血汗工厂”的标签。在媒体引述境外劳工组织的描述中，上述“血汗工厂” 的罪状多集中在“环境恶劣，收入微薄，福利差，工作累”等方面。但事实上，究竟什么样的工厂算是“血汗工厂”？至今并没有公认的、可供参照的统一标准。这个词本身最早出现在19世纪美国制衣行业实行的给料包公制，随着后期工会的压力，发达国家的血汗工业已经被控制或者消失了。
2008年，香港大学生组织发布调查报告公开指责玫龙纸业是“血汗工厂”，并列举“工伤及死亡事故频发”、“工伤事故罚款敛财”、“经常无理巨额罚工人款”等。但随后广东省总工会、广东造纸协会、东莞市工会等官方部门发布了调查结论，称玫龙纸业的确存在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但绝对不是“血汗工厂”，职工对于企业的福利待遇普遍比较满意。如此大的反差正是因为香港发布的调查是以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来衡量的，但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并不相称。用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副会长吕永松的话说，香港工资标准来衡量大陆工人收入，内地的企业几乎都是难以达到的。“这样的门槛太高了，高到了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摸不到门。” [详细]
彩虹公司公开表示英国《太阳报》称公司滥用劳务与事实不符，保留起诉权利。
高标准严要求的“外宾式”调查导致结论被集中放大，多数结论与国内调查大相径庭，最后不了了之
中国陷入“血汗工厂”调查的企业大多数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其所代工的产品也备受媒介及资本市场关注。多数国外劳工组织的调查以国外劳工法律或者公司总部的劳工政策为基准，这类高标准严要求的“外宾式”调查虽然有利于中国工人权益促进，但结论往往被集中放大，让人忽视了更多“非典型性血汗工厂的存在”。更有分析认为，这类针对性的“曝光”背后存在转移本国经济和就业等压力的考虑，不乏失实之处，往往一件曝光的事例就毁了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
2009年，美国非政府组织全国劳工委员会发布名为《中国的高科技苦难》的报告称，IBM、微软、戴尔、联想和惠普的二级供应商——东莞美泰为一家“血汗工厂”。但美泰厂方喊冤称该组织是何人、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调查，他们并不得而知。新华社记者实地暗访得出的结论也显示“情况并没有像报告中描述的那么严重。”这类依照不同标准进行调查的结果往往大相径庭，乃至最后不了了之，甚至亦不曾引来司法部门的介入。最新消息是，富士康新闻发言人于2月1日驳斥部分美国媒体“血汗工厂”报道，苹果方面则邀请非盈利组织公平劳动协会对其海外代工厂进行独立审查，以消除外界对其合作伙伴用工做法的批评。 [详细]
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2008年调查称玖龙纸业内地工厂“劳动条件特别恶劣”。
农民工并非都是受害者

工人自愿在“血汗工厂”里做工，富士康能招到数十万工人因为发工资及时、福利和工厂环境好
著有《卧底经济学家》一书的蒂姆?哈福德曾在专栏中表示，除非“血汗工厂”里的工人真的是奴隶，否则我们便可以推测，他们会为了低报酬在恶劣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只能有一个原因，即其它谋生之道比这更糟。经济学家本保尔（Ben Powell ）和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者大卫?斯卡贝克（David Skarbek）在调查了11个“血汗工厂”所在的穷国后，发现其中9个地区的“血汗工厂”的工资都比当地平均工资水平高，而且恰恰是外资促进了当地工资水平的提升。
在中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所有“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并没有被拴上镣铐，他们自愿在这些工厂里做工、加班，不想干了就离开。以富士康为例，针对应聘者的调查显示，他们选择富士康的最主要原因是“公司能按时发工资，福利和工厂环境好点”。当这家公司因为“N连跳”事件成为众矢之的时，它选择将工厂内迁至河南、四川等地，在那些地方社会报名员工亦是成千上万。这就说明，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如果富士康果真是“厂房象监狱，劳工象奴隶”，它是不可能留住数十万劳动力的。[详细]
延伸阅读：“替罪羊”富士康（网易另一面）
今年深圳制造业“一哥”富士康节后招聘场景火爆，仅2月1日一天就招聘到近5000人。
“血汗工厂”让工人在市场环境下免于饥饿和贫穷，没有繁荣的代工制造业，更多工人将找不到工作
蒂姆?哈福德在探讨“血汗工厂”的文章中还提出假设，当一群好心的激进分子发起一场运动，比如说反对印度尼西亚的耐克供应商雇用劳工在“血汗工厂”工作时，显而易见的风险是，这些工厂可能会关闭，工人们被扔到大街上，而工厂作业将转移到大阪，由计算机化的缝纫机完成。这当然不是那些激进分子的目的所在。除此之外只有一种选择，即经济增长：尽管过程可能慢得令人沮丧，但最终能创造更多更具吸引力的工作，从而消灭“血汗工厂”。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血汗工厂”的存在让那些工人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不但可以免于饥饿和贫穷，还能有合理的收入。一直以来，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占到经济增长的60%，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在过去30年里解决了中国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尽管当前中国制造业各项要素成本在上升，但制造业依然能保障大部分劳动力的饭碗，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涌入城市，劳动供给始终大于需求，劳动力仍然价格较低。如果没有苹果、戴尔、惠普等公司将产品制造外包给富士康这样的厂商，中国城市里的农民工根本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资只会更低。[详细]
中国劳动力长期呈超量供给状态，企业只要开出比务农收入略高一些的工资，就可以放心地招到员工。
“血汗工厂”条件简陋，艰苦，但好过在农村务农收入，农民工会选择“用脚投票”
为赚钱养家，大多数中国工人在就业上可供选择的选项实在有限。在他们看来，“血汗工厂”里的条件让人感觉简陋，艰苦，但那还是要比他们在其他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情况要好。 根据《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的数据，2003年，全国的纯粹农业收入占总收入11%，就算加上林牧渔业的收入，2003年占总收入不到19%。根据测算，在农村耕种平均每人每月只得到不到120元收入，对比子女教育、医疗等的高额支出，根本不能负担。而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39元，虽然工资水平很低，但这显然比在家种田收入要高。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讲述的例子那样：贫民窟里的一家几口人在垃圾山中捡取废金属和能够变卖的东西，一天的收入虽然很少，但也好过完全没有收入，也好过在农村中的隐性失业。在这种比较之下，工厂里做工的人显然更理解自己有限的选择。如果不出来打工，在老家务农没有活路；计件工资之下如果不加班干活，赚的钱就少；嫌苦嫌累门外还有大批新来的工人等着被招……这些外人横加指责的典型“剥削”行为在工人眼里就是改善生活的唯一办法。[详细]
真正被忽视的是“血汗制度”

外贸高度依赖导致中国工人长期处在制造业低端，代工iphone不到10美元的收入仅占总利润1.8%
中国多年来提出要启动内需，但大量的财政资源却以基建投资和政府自身支出为主，并没有给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国民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保障，导致以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滞后，真正体现到国民生活水平的国内消费却没有同步提高。此时企业要追求利润必然转向外销，但中国对外贸依存度比平均水平高出近5倍的时候，代工企业在国际市场唯有保持廉价劳动力才有竞争可能，这样一来工资难以随着经济发展增长，国内消费需求更加被抑制，造成恶性循环。
据研究机构测算，劳动力成本在苹果全球产业链中所占比例不到6%，中国的劳动力只能拿到1.8%。每一台售价数百美元的iphone中，支付给中国工人的薪水只有10美元或更少。《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的一个细节显示，在iphone上架前几周需要将显示屏的组装线重置，中国工厂的领班半夜12点叫醒了8000名工人，这些工人半小时即到位，用96个小时就完成了日产10万台iphone的工作量。“没有哪个美国人能忍受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而月薪如此低廉。”在既有的产业分工中，跨国公司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富士康这样的“血汗工厂”就是金字塔的塔基，数量庞大，没有话语权也别无选择。[详细]
分析人士称，苹果iPhone手机使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加20亿美元。
代工企业并不存在压榨“剩余价值”，税费负担和政策门槛使得老板同样是受剥削群体
“血汗工厂”另一个普遍印象是企业主疯狂压榨“剩余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当苹果公司运营利润率突破30%的时候，其代工厂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的利润率却从2006年的5.9%降到目前2.0%。在完全自由的市场里，如果一个工厂给予超越市场价的工钱，他面临的就是倒闭。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真正问题是，民企的生长空间仍太狭窄，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因之“被萎缩”。
中国的政策环境给予代工企业的生存状况仍然恶劣是不争的事实。《人民日报》去年底的调查显示，国内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税费较重，近半利润均需上缴。有中小企业主表示，现在做梦都盼着减税。另据中小企业协会的统计，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已超过30%。这就意味着，政策不但没有履行为企业生存和发展创造公平社会环境的责任，还通过又收税又收费将运行成本转移到企业和工人身上。如果一定要论血汗的话，老板和工人其实都在“血汗制度”中挣扎。[详细]
户籍、社保等歧视下，青年农民工收入仅占城镇职工工资的30%，只能靠赚更多钱自我保障
除了农业种植难以维持普通生活外，工人不愿意离开所谓的“血汗工厂”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和制度性的歧视下，进城农民工不得不接受条件恶劣的工作环境来追求更高的收入自我保障。这其中的潜规则是，雇佣城镇居民，就会因其身份而比较严格地履行劳动合同法，并能享受到除工资以外的其他福利，如住房公积金、代其缴纳养老保险等；而农村居民进城工作，除了工资外，很难享受到其它福利。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39元，而同期的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是1335元。这就意味着，2004年全国因为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工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8.5%。这样的情况在2011年依然没有改善迹象，在一份《中国青年农民工项目综合政策建议报告》中，研究人员统计认为，中国青年农民工的收入仅为本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30%，大约60%的本地城市人认为他们是“半个城市人”，他们的劳动权益也时常遭到侵害。[详细]
“血汗工厂”如果真的在中国违规、违纪，当然不应该逃脱责任。但动辄以“打倒万恶资本主义”的架势喊打喊杀，选择性调查、选择性聚焦不但无助于劳工权利实质性改善，还会砸了他们本就脆弱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