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60g固态硬盘分区:强秦短论与败秦之战（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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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秦短论与败秦之战
主量
（一）
话题似乎有点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过中华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丰功伟绩。但也伴生着血腥战争，尤其是这些在东亚版图上打的“内战”也不是什么新的统一方法。象欧盟搞的“欧元”运动、“欧盟宪法”等方法，那是要用智慧加思想才能达到“整理碎片”目的的。不过，欧洲的“第一声啼哭”便从媒介发展领域辐射到对于战争史的关注。那时人类生产力还处于粗放低水平阶段，政治上从野蛮向文明方向悉力谋求改进，这是上层有作为的一些统治者确立的主要立国方针。这时候在希腊爱琴海沿岸的奴隶主城堡间的争夺战还相当频繁。
中国在秦统一前后也有过一系列的战争。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位居崤函之地的“强秦”，曾包举宇内，吞并“山东六国”，谁敢与之抗衡？谁能把它打败过呢？这个小小的诸侯国，在周天子统一时期，它开始还不过是个四等男爵。襄公之后到商鞅辅佐“变法”的秦孝公时，秦国已从“伯”爵连升为“侯、公”。那时东周体制却已全面进入“式薇”阶段，各“诸侯国”都相应地得到“官升一级”至数级的待遇。地方诸侯的封爵最高还不外乎天子下的“公”。它比楚国的地位要高，何也？秦强而楚大，“朝廷”封强而“慢”大，这是其一。楚国从“南蛮民族国家”到周天子下属的“子爵”诸侯国，时间不怎么悠久。那里开化比不上中原，较之河套西北的“崤函之秦”似乎也要慢一些。问题是，秦国经历“孝”、“惠”两代约二十年左右，自“商鞅变法”成就“孝公”强国之举算起，到“复古派”反扑，唆使年轻的秦惠公下令处死商鞅为止，秦统一中国的强基固本阶段也不过以商孝时期的“改革十年”为主体，惠公时期相当于巩固“把滑”。这一点将在另一篇里论及。孝公与商鞅的历史性合作，为赢政统一中国的“战争”在主客观上都做了必要的准备。这个山区之国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可观。它纵横东亚实现对中国版图的统一之战充分说明，象秦这样的“崤函之地”，搞军事或向外发动征战，只要变法图强使社会经济基础强大起来，那就进能攻，退能守。不过这还是七国楚兴而衰之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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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5.27.
（二）
这里就《战国策》的史籍资料略作评析，顺便激活一下从不被世人关注的“强秦”印象的另一面，从如何看待和校准该国在历史上的“强、弱”变化的视角方向，来一次传统观念的调整，以便更准确地揭示对“秦统一中国”这段史学记载的深层矛盾的本质。秦国虽然强大，但并非没有被别人打败过，这是事实。《战国策》（卷四）《义渠君之魏》是一则故事，表面上看好象是在记述一段有关贤臣向诸侯国君讲说“国”与“币”的轻重关系，实际上它为读者带出了一段深刻的哲学道理，就象当代物理学上提到的“电核力”内部可能以“强弱”互体的变易形式反映最切近宇宙真理的“惟一性”。从时代背景方面来看，公元前319年，张仪被迫离开魏国，公孙衍一举（魏国-今陕西华阴东人）代替张仪为魏相。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合纵，拉开“五国攻秦”之战。没想到军至临近秦国的函谷关，不利而还。这次有名的对秦战争没有取得胜利。由此也可以看出“商鞅变法”中所实施的“外易”之策影响亦颇深远。这次对于秦国而言的“外易”之战是上规模的，军事上着重占了“守土有责”的先机，所以以少胜多，又加上“外易”方针就其思想本质而言，它包括“象数二进制”里的“用数思维”技术，为国防兵法领域的取胜之法，一直延用到惠公时代。事实也说明，复古派对变法的破坏，并没能对军队国防领域构成更大影响。所以，使这个国小而民齐、粮丰、兵强的诸侯国家，至此经过二十余年的“战略平划”，非内地其它等闲之国可比。这是秦国在面临“五国并伐”之际，能够转危为安的深层本质部分。
但是，“ 强秦”并非处处都比别人强，它也有被打败的时候。
秦国历史上从西戎兴起，到赢政统一全中国之前，经常面临“山东六国”的边扰和联合攻伐。所以商鞅变法把奖励耕战列入强图方略的第一方针，现在来看也是合理的。就在公元前318年的那场诸侯之战前后，也很可能与这次“五国攻秦”失败有决定关系。当时的“西戎义渠”与内地魏国经常来往。有一次，义渠君带着礼品到魏国来朝。公孙衍就趁这个机会，劝告义渠君，要他对秦国严加防范。这时的公孙衍已是“五国约长”，要不然他可能不会这样告知西戎义渠的国君说，如中原内地诸侯国之间太平无事，秦国就要对你们烧杀掠夺，否则，秦国将另换一副面孔，他们要趁着太平时机，派人慷慨地携带“重币”去同你们交好，这只不仅是形式上的欺诈行为，还带有腐蚀性。义渠君回答说：“知道了，你是要我看轻个人利益，以国家事业为重，不要受秦国的收买，我怎么不听从？”没过几天，义渠君便联合“五国伐秦”。这时候又出来个陈轸，他是秦国新来的谋臣。陈轸对秦王说：“义渠者，蛮夷之贤君，王不如赂之以抚其心。”秦王答道：“善”。因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乃公孙衍之所谓也。因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
（三）
张仪与公孙衍同为战国时代的高级游说之士，这些人在世事中有联合，有斗争。孙、张双方就是这样，各自站在所在国立场，一旦责任在肩，便展开激烈的“殊死竞争”。张仪被迫离魏赴任秦相之后，人们发现，秦果然以“文绣美女”贿赂义渠国君。这时候，义渠君只好集合群臣，廷议对策。义渠君说，当初公孙衍对我说的那番话兑现了，秦国对我们义渠的态度，实与中原内地五国与秦国之间关系相处的难易好坏成反比。
陈轸本来是楚国的谋臣，因为楚王听从了张仪的奸计，遂酿成“商舆六百里”失地的羞辱。楚齐外交断绝，损失非同一般。齐国反而被秦国“阴合”过去，友帮化为敌对，陈轸一气之下到秦王麾下。他认为这次可以用贿赂的方法把义渠君拉过去，为秦国在下一步攻打其它国家服务。
然而，义渠君没有被子女玉帛所腐蚀，终于在“连横合纵”的战国纷争中，选择了要打败”虎狼之国“的抗秦之战。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关注义渠君这个少数民族的边境国君，他不受秦贿赂之动，这完全是公孙衍说服的，还是他自已有克已自律的领导风范？当时，这些人为的是国家还只是为个人？就要看所在国家的安危与自身利益的关切度。总体而言，不论大国小国，都是面临生死存亡和兵荒马乱的时代环境。这个时代国家领导的责任心，尽管对于权豪势要来说，也比什么都重要。否则便会与国家一道被“虎狼吞食”。——楚王不负责任，贪秦之贿赂，上下腐败，由强而堕致毁。教训也是后期才带进认识的。秦以武力征服六国，也只统一了两年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还留下了“暴政统治”、“焚书坑儒”、“虎狼之国”这样的恶名。倒是在七国纷争的动乱年代出现的那些不畏强权，讲究“义利断金”、坚贞为国的精神典范，如屈原、鲁仲连、荆柯、摄莹姐弟……，这些人在文学史上世代感动读者。义渠君这样的热血君子，也是为他们自已的国族着想，比信陵君、孟尝君、春申君等“四君子”的“义”又有所区别——他不仅面对强权重利无畏无私，还及时拿出实际行动与“虎狼之国”开战，尤其是这种出于义愤而打败秦国的事在战国时代也较为鲜见。纵观战国历史，象义渠君这样不为个人利益所动的地方小国之君也着实不多，这大概就是被苏秦拉到极至的“合纵术”为何败于秦国“连横术”的重要原因之一。世人都以为战国重义轻利的只有四君子，其实还应加一个义渠君。
2006.5.29.
（四）
于是，这个地处西戎之地的义渠国，他的君主站到“山东五国”一边，与秦国的友好睦邻关系日益生疏。这时候，他把秦王的贿赂当做客观上是对公孙衍提醒和警示的一种真实验证，深恨“虎狼之秦”对义渠国欲取先予，欲擒故纵，认为这是被公孙衍从魏国挤到秦国的张仪存心不良。就是这个似乎象觉醒者似的义渠君，一气之下，决定要把点颜色给威胁天下各国安全的秦王瞧瞧。于是做了一些准备之后，便选准吉日，出其不意，起兵袭秦，大败秦国劲旅锐师“于李帛之下”。《史记》记载 公孙衍于张仪死后，“入相秦”。此话在人本心理学上的含意非比一般。之前，此人身佩“五国相印”，能利用周边“蛮”、“戎”民族的国家势力，对义渠君的胜利也曾起到过重要作用。当然，这里讲的败秦之战与特定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时代环境条件有密切关联。离开特定历史背景，如果给义渠君破坏大一统的帽子，也未尝不可。因为秦统一中国乃大势所趋。要不然，你义渠君为什么没有统一中国呢？你不统一中国，那些兵荒马乱的战火硝烟，究竟要闹到哪一年呢？越闹不是越给民生添加痛苦么？这就要从具体历史的时空关系来考察事实所具有的内在本质。义渠君联合山东五国大败虎狼之秦，取得一时的相对安心。但这时的秦国尚且还是个小诸侯国，虽然进入改革图强的轨道，但统一中国的战争还没有拉开。历史和上天也并没有事先通知说，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必须要有哪一国来扛大梁，与其它国家的帮助一点关系也没有。或者说，其它国家只有束手待毙，跪在那里当好统一的奴隶，待秦始皇一到场，大家山呼万岁就行了。规律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明确昭示。所以说，义渠君联合山东五国伐秦，在受到“虎狼”威胁的情形下，那也是“六国”民心所向，还有公孙衍这样曾经身佩五国相印的诸侯国上层政治家指导帮忙，这场对秦之战的胜利，同样属于正义战争的胜利，并不构成破坏统一中国大业的先天罪错。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角度看问题的。更何况，即使是在大战之中，谁胜谁败，还不一定。那么在国力和智慧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当中到底有谁来扛大一统的旌旄？这就要看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两者的结合度。能结合得好的国家，都有责任践履天之大任。结合得不理想的国家，甚至连其码用以真正变法图强的战略准备与科学措施都没有，“三风”败坏，上下趋弱，那就很难讲了。
汉代以后，我们很少能从史籍资料里发现“有谁能打败秦国”的稽疑质询。先秦时代确实有人打败过“虎狼”时代的“秦国”，而且考察此一历史事实的本质，对于当前端正“三风”，反对行贿受贿，都大有俾益。这场败秦之战竟与楚国的重臣陈轸和魏相公孙衍两人不同的经历有关。陈轸以王佐之才，忠谏楚王却没得到好报，致使楚国在战争中吃败仗。于是一气之下，弃楚奔秦，后来变为秦廷重要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