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要刀叉吗用英语说:民国人物选五

38，掌权山西三十八载的阎锡山

　　阎锡山（1883—1960） 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参加同盟会，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站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解放前夕去台湾，卸职后避居阳明山著述至去世。1939年12月至1943年4月任山西大学校长，其著述有：《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阎伯川言论集》等。

　　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奉行“中的哲学”的阎锡山(1883-1960)，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的人物。但是，“中”是手段，随着形势和利害关系的变化，阎锡山立场可以随时变换；阎锡山最终还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凯歌声中，结束了他在山西的统治。

出任都督

　　阎锡山字百川（伯川），号龙池， 1883年10月10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投机。1900年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两千吊，父子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债。金融投机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了原始经验。

　　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O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1909年，26岁的阎锡山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当时陆军部提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阎锡山在几个月之内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同盟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太原的同盟会员密谋响应，但因新军有枪无弹（当局害怕起义收走了子弹），未能发难。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了子弹，阎锡山等同盟会员当即决定起义。29日晨，该标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都督。

　　堵塞惊恐。立即命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本向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早已是个革命者，此时准备联合山西民军在北方革命，遂邀阎于11月 4三分法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阎即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袁恨之入骨，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遂告失败。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第三镇进犯山西。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阎锡山采纳同盟会员景梅龙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阎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曾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南北议和结束、清帝退位以后，阎锡山于1912年4月返回太原，仍以都督名义掌握山西的军权。

　　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孙中山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

拥袁称帝保存实力

　　袁世凯的真面目，早为一部分革命党人所认识，吴禄贞就是其中之一。阎锡山在吴禄贞的劝说下，与吴共组燕晋联军，出兵石家庄，一时在北方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但当吴禄贞被刺后，阎的态度立即起了变化。

　　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面前，阎既慑于袁的威力，又对袁抱有幻想，遂同意同盟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谓，如果袁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由归绥地区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他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派人向袁输诚；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目前自无舍北就南之理”。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同盟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即主管山西。

　　同盟会于1912年 8月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任为参议。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遂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11月 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员。所以，袁于1914年 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袁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为一等侯。

　　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1916年 3月，当袁被迫撤销帝制后，阎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他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

　　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他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韬光养晦保境安民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又依附于段，在重大问题上惟段之马首是瞻。

　　1916年 7月，阎改任山西督军，一面排挤打击异己，使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难以处事，相继离职；一面贿请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说项，又称段为师，遂得于1917年 9月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之一身。他响应段祺瑞马誓师，曾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却站在段的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村制，以 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

参加北伐雄踞华北

　　山西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阎锡山自觉羽毛丰满，便“站”在娘子关上窥测形势，伺机而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出兵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1925年12月，打退了国民军总参议续桐溪策划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的进攻。1926年 3月，又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

　　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筹划进行北伐。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1925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成立。阎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张作霖的威胁和拉拢下，对北伐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北伐军于1926年 7月誓师后，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取得赣、闽、浙、皖、苏的胜利，孙传芳溃不成军。大势所趋，北伐奉张，已是指日可待。阎看到这一形势，乃于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于 6月29日推阎为该会委员。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任阎为委员。 7月15日，阎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 9月29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但是蒋介石、汪精卫先后破坏国共合作，北伐受挫，国民革命军一时未能北上，奉军乘势大战晋军，傅作义部被围涿州，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山西处境危殆。阎指挥晋绥军牵制了相当一部分奉军，对北伐全局来说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下野未及半年，于1928年初复出后，以继续北伐统一全国为目标，看到雄踞山西的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势，乃竭力拉拢：1928年 2 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月9日国民政府又任命阎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占领保定，并向京津进军。此时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人多势众，蒋故意拉阎抑冯，于6月4日通过国民政府任命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并让第三集团军部队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内政部长（由赵戴文代理）。阎锡山从此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成为雄踞华北的军阀。1929年3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虽未出席，但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四、五届连任）。

兴师问鼎兵败中原

　　1929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异己，首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孤立冯玉祥和李宗仁。阎在各方讨价还价声中，曾提出有利于蒋的编遣方案。3 月15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而代之以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后，阎成了光杆司令，方知上当受骗，遂联冯以辞职并以相偕出洋相要挟。6 月25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竟然将冯软禁以自重。蒋阎双方函电往来，讨价还价。7 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以“此时对外对内不宜设此官”为由，拒绝就职，并于 8 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以试探。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但蒋声称“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应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知蒋为调虎离山，推诿不就；后在各方人士敦促下，始于11月 5日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

　　当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阎暗中首肯。在唐发出通电后，阎见其未将已名列于首位，在赵戴文等人的劝阻下，出尔反尔，转而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蒋令讨唐军均归阎指挥，阎于1930年1月3日亲赴郑州指挥作战。蒋为消灭政敌，密令何成浚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相机捕阎。此计被阎的部下窃听电话获悉，阎乃化装遄返太原。

　　此后，蒋阎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决战。阎将晋军扩充为10个军、4个保安纵队、4个骑兵师和7个炮兵旅，共约20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冯指挥所部共同行动。

　　1930年 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 月 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

　　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是有利的。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7 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部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 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面临南北夹击之势，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撤消太原的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随即先后解体。阎锡山于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枕黄粱美梦就此收场。此战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耗，元气大伤；而东北军进驻关内，边防空虚，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条件。

东山再起自强救国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他根据儒家的的中庸之道，将自己20年的从政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这就是说，他研究和运用“中的哲学”，全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他还摭取并曲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些词句，反对“金代值”，主张实行“物产证券”（产多少物发多少券，劳动者又以券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认为“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必经过的桥梁”。这个所谓“物劳学说”是无法实现，他也不打算实现的，但他却定为干部的奋斗目标，目的是用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与此同时，他密切注视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图谋东山再起。当他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机师，于1931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大同，随即转赴家乡河边村“隐居”。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于12月18日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镇压，学生穆光四被枪杀。阎锡山深恨国民党人在中原大战前后对他的攻讦，遂令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封闭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逮捕其负责人。这是国民党在山西遭到的第三次厄运。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举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无奈，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各种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1931年12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阎为了取得舆论支持和蒋介石的谅解，后来向中央提出《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和《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则通过各种关系向蒋表示自己力不胜任，只有阎锡山可以收拾山西残局；不久，阎锡山又指示部下将在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释放。于是，蒋介石乃授意国民政府于1932年 2月20日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

　　阎锡山东山再起后，为了缓和他与蒋的矛盾并消除蒋对他的疑虑，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并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筑路，以表示不再穷兵黩武；对蒋介石的重大决策，表面上则完全拥护。1933年 3月11日，蒋介石到石家庄商讨华北问题，阎在晋见之前，曾于 9日电蒋表示：“山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言词恳切恭顺，从而取得蒋的谅解，使他得以在山西继续掌权。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 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 2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同时，他认为不把群众组织起来会给共产党留下空子，须用组织来抵抗共产党的组织，于是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来又将其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他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这样，他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都得到了增强。

反共拥蒋联共抗日

　　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1921年，他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逐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曾派一个师赴江西参战。1935年，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他在山西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乡”。

　　1935年冬，日本侵略军炮制“华北事变’，接着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1936年2 月，红军渡河东征，晋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乘机派5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蒋军却赖着不走，而且于 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构成威胁。在这三种力量面前，阎锡山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开始“在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他怕引火烧身，不提抗日，当日军铁蹄已进入绥远时，他才于 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共及红军虽然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他停止反共叫嚣，产生了联共的设想。拥蒋拒蒋，恐日抗日，反共联共，成了他制订各项政策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其中心是要玩联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 9月18日发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十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戴着山西帽子，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1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会商后，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侵入绥东的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祝捷慰劳，士气为之一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5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表示拥护全面抗战，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进行抗战的局面形成。阎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9 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其一路指向山西。阎锡山于 8月27日赴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指挥作战。 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灵未能阻敌前进。 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人路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接着，阎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与敌展开大规模战斗。忻口我军坚守23天，予敌重创，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敌强我弱，11月 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于 4日离开太原南撤临汾。

　　在此期间，阎锡山看到他的旧军大部溃散，文官多数弃职，遂希望由牺盟会和决死队帮助他支撑和扭转山西危局。在他的支持下，新军到1939年夏已发展为 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辖50个团，约5万余人；在山西的7政区中，有 5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在 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

动摇妥协联日图存

　　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1938年2月16日阎成立了以旧派人物为骨干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以之与牺盟会和国民党抗衡。

　　1938年 2月，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经吉县渡过黄河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打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根据形势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阎锡山眼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继续下去势将动摇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心消除中国共产党对新军和牺盟会的影响。 8月，他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由军师长参加的“古贤会议”上，即鼓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说“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在讨论继续抗战、强化国民党的同时，还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阎锡山积极贯彻实施，于三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还说“不能抬上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先生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破坏团结准备投降的论调，受到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坚决反对。12月初，阎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阎锡山继续抗战，于1940年 2月派王若飞、肖劲光与阎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

　　这时，阎锡山又运用“中的哲学”研究他同三方面的关系。他认为大敌当前，蒋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1941年 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 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在敌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子”，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阎由于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规劝与警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阎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不久，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双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结。这时的阎锡山一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至此，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新窟：蒋介石怕阎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就范，停止了对阎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

　　1945年 8月10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30日，阎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汉奸）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八年抗战的结果，在山西阎管区不过是阎日伪合流而已。

挑起内战“不倒”亦倒

　　阎锡山在得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时，即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1．7万余人，向上党地区（今晋东南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县。 9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 2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10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被歼。

　　1946年 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阎锡山命令所部于 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前，抢占地盘并向八路军进攻。3月3日，军事调解处三人小组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口头上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国是，私下却表示要准备大打，并且反对遣送日本战俘。在此关键时刻，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曾有过实现“局部和平”的设想，但是阎锡山抛弃“中的哲学”，拒绝了这个建议，全力备战，在太原、大同等地修筑碉堡7000余个。 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锡山亦步亦趋，在山西各地向八路军展开进攻。

　　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继续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大权。他继续推行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将18岁至48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一组，一人为常备兵入伍当兵，二人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打粮食供给常备兵家属。他在晋中抓丁 7万余人，为他充当炮灰；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他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又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死于这两个特务组织的屠刀之下。1947年秋至1948年春，阎锡山变本加厉，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仅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即用乱棍打死3000余人。

　　随着人心的向背，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展神速。到1948年 7月，太原已成为红海孤岛。阎锡山准备了数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 500余人在城破时共同“成仁”，同时却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是。3 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4 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务40余人畏罪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被彻底摧毁。

负隅挣扎病逝台湾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以反共守城名将的姿态出现，编造了“太原五百完人”的谎言到处吹嘘，以捞取政治资本；又借蒋、李之间的矛盾，居中调停，得以于 6月13日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就职后宣称“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要在“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面下，“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还发行“银圆券”以代替如同废纸的“金圆券”；还提出了《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企图在华南西南再作最后抵抗。他派徐永昌等人飞赴绥远、新疆，阻挠和平谈判。但在共军进军声中，阎锡山的负隅抵抗不过螳臂挡车而已。由于阎锡山唯蒋中正之命是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与阎的矛盾日趋尖锐。李要阎辞去国防部长，阎则予以拒绝。他说：“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辞。”但亡，我亦愿辞。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是他这名国防部长指挥的军队在共军进攻下，却风声鹤唳，溃不成军。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共产党军队入川作战，阎锡山于12月 8日带领他的政府从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称号，于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居于台北市金山之麓。他无事可做，乃从事著述，先后写了20多本小册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扬他的“物劳主张”和“中的哲学”为内容的《大同之路》。1960年 5月23日病逝，终年77。

　　阎锡山的言论汇编成册的主要有《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阎伯川先生抗战复兴言论集》等。

关于阎锡山之家属近支简介

　　阎锡山之祖父名青云生二号：长子名书堂字子明（乳名昌春），娶曲氏生子一阎锡山，阎锡山六岁时生母亡，由其外祖母抚养。继室陈秀卿，无出，逃台湾后病逝。次子名书典字慎五（乳名昌宏），娶妻先后三氏，生有四子：锡墉（按两支兄弟大排行，为阎锡山之二弟，妻曾宝萃，生二子。夫妻均逝）锡圻（字印封，逝于台湾。为阎锡山之三弟。妻续淑仙居美国，去年曾回国探亲，生有三女一子，子名志洪，获美图书馆学博士，数次回国讲学，均居美国。）锡闾（为阎锡山之四弟，逝于美国，妻徐耐梅居美，生一女）锡 （字子武，为阎锡山之五弟，病逝于美国。妻张毓芬生二子：长名志政，现任纽约晋美电气公司总理，曾回国旅游一次。次子现在美上大学。）

　　阎书典（阎锡山之叔父乳名昌宏）生女五：长名慧梅少亡。次名慧贞（称二姑娘，适定襄县胡氏，生子一，在国内工作）三名慧静、四名慧芳（称三姑娘、四姑娘。慧静适定襄县薄以众氏，慧静逝世后，慧芳续配，生二女：一在美、一在天津。生一子神经不正常。）五名慧卿（乳名五鲜，即五姑娘，五妹子。初适河边村曲佩环，离婚后与梁延武结婚。）以上阎书典之子女们均较阎锡山年岁小，故均叫阎锡山为大哥云。

　　阎锡山之原配夫人徐竹青，五台县大逢村人。无出。逃台湾后，后于阎锡山逝世，终年88岁。如夫人徐兰森，大同人，1946年病逝太原，终年48岁。生有五子：长名志恭少亡。次名志宽字子尚，年24岁病逝成都。妻赵秀金南郊赵家堡人，病逝美国。生子女各一：子名树楹十余岁夭亡。女名树榕，现任纽约柯达公司科长级职员。三名志信少亡。四名志敏字功甫，现年62岁，妻裴彬，太原市人，生一子名大有，现年30余岁，获美国法学博士。母子二人曾回国旅游。五名志惠字怀之，现年61岁。娶美国女子为妻。有一女名莉莉。

39,刘冠雄

1,简介：1861年6月7日－1927年6月24日），字子英，又字资颖，中国福建福州人。中华民国海军上将。

刘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先后留学英法学习海军，回国后在北洋水师服役，与袁世凯有交往。民国时代，从1912年到1919年，先后担任过9届内阁的海军总长。1919年退休，寓居天津，1927年病逝。

2.刘冠雄——海军爱国将领

　　刘冠雄（1861.6.7——1927.6.24），字子英，又字资颖，福州人，生于1860年。他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是一个箍桶匠，一家人靠父亲仅有的一点收入维持生活。刘冠雄的父亲有五个儿子，除四子早丧外，其他四个后来都在海军中任职。儿子们成名后，刘冠雄的父亲被奉养在家中，衣食不愁，但他却舍不得丢掉使用多年的箍桶担子，一直保存着。他的这副担子有时还能派上特殊用场：当儿子们发生矛盾又劝说无效的时候，他就会挑起担子，威胁要上街去，以此来平息他们的争执。

　　刘冠雄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后来官位最高的一个。少年时，他和许多福州子弟一样，考入了设在马尾的福州船政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由前学堂和后学堂组成，前学堂专门培养造船人才，后学堂专门培养海军军官。后学堂设有驾驶（航海）和轮管（轮机）两个专业，刘冠雄是驾驶班的第四期学生。

　　刘冠雄完成了在福州船政学堂为期三年半的堂课学习和近两年的海上实习后，顺利毕业，被派往北洋海军，成为一名见习军官。

　　1877年清政府派出海军留学生共三十人前往英国、法国学习；五年后，清政府又派出第二期海军留学生共十人赴英、法两国学习。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使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海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战争刚刚结束，清政府就定下“大治水师”的决策。1885年底，清政府决定选派第三期海军留学生前往英国、法国学习。这次留学共选派了三十三人，其中驾驶专业十七名，轮管专业两名，制造专业十四名。驾驶专业是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的毕业生中挑选的，刘冠雄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1886年4月6日，刘冠雄等三十三名海军留学生从香港启程，前往法国。他们乘坐的是一艘法国邮轮，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于5月5日达到法国马赛。十四名制造专业的学生留在法国就学，刘冠雄等十七名驾驶专业和两名轮管专业的学生则前往英国留学。

　　抵达英国后，十九名留学生被分配学习不同的科目。刘冠雄等八人奉派“学习操放大炮枪队阵图大副等兼驾驶铁甲兵船”。是年10月，刘冠雄与黄鸣球、邱志范三人被派到英国军舰“额格士塞兰德”号上学习炮术。第二年6月，他们转入武力士炮厂，学习制造枪炮和火药等。

　　1887年清政府决定派员前往英国、德国接受订购的四艘新式巡洋舰：“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为节省数十万元的经费，此次接舰没有另加保险。所以，沿途安全便显得极为重要，北洋海军派出最优秀的官兵参加这次接航行动。四舰各配备管驾官一人、大副一人、留学生二人。四舰的管驾官分别是邓世昌、叶祖圭、林永升、邱宝仁。除邓世昌外，其他三人都在英国留学过。

　　正在留学的刘冠雄，也被特招参加了接舰工作。他是十七名在学驾驶留学生中唯一一位被特招参加接舰任务的，因为他在留学之前，就是一名出色的军官。

　　刘冠雄被安排在“靖远”号巡洋舰上担任大副。负责指挥这次接舰行动的北洋海军总查、英国人琅威理就驻在该舰。

　　在英国抱士穆德海口拍摄到的“靖远”舰接舰官兵的职责，都参照英国海军的有关规定执行。按照分工，管驾官负责“总理全船事宜”；大副的职责是管理“船内事宜”，“凡舟之行止，人之功过皆主之”。因此，刘冠雄的责任十分重大。1887年9月，“致远”、“靖远”等四艘巡洋舰和在英国订造的“左队一号”鱼雷艇，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出发回国。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航行，他们穿越大西洋、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于是年底顺利回国。刘冠雄就此结束了他的留学生活。

　　1888年4月，“靖远”等四艘巡洋舰和“左队一号”鱼雷艇驶抵天津大沽，加入了北洋海军。此后，刘冠雄便一直留在“靖远”舰上任职。

　　是年8月，台湾吕家望番社围攻设在卑南的清军大营，形势紧急，台湾巡抚刘铭传请求援助。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靖远”“致远”两舰赶往台湾，抵达卑南后，刘冠雄与“致远”号帮带大副陈金揆奉命率六十人登陆，携带两门六磅舰炮，配合陆军作战。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最终平息了叛乱。

　　北洋海军成军后，刘冠雄被正式任命为“靖远”舰帮带大副。1891年6月，刘冠雄因为在平定台湾叛乱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经李鸿章上报朝廷，予以提前晋升官阶。

　　“致远”和“靖远”这一对姐妹舰是北洋海军中速度最快的巡洋舰，所以，二舰经常奉派执行一些紧急任务。刘冠雄多次随舰前往朝鲜、日本、俄国和香港及南洋等地区执行海上巡弋、对外交涉、迎送贵宾、保护侨民等任务，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6日，清政府派出陆军四千人，增援驻守朝鲜的清军。援军由北洋海军护送，由海上运至中朝边境的大东沟登陆，然后从陆路抵达朝鲜。 为了完成这次护航任务，北洋海军的主力战舰全数出动，两艘亚洲最大的铁甲舰、十艘巡洋舰、两艘炮舰和四艘鱼雷艇，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护航舰队。

　　9月17日早晨，增援朝鲜的部队在大东沟顺利登陆，北洋舰队完成了护航任务。上午10时，准备返航的北洋海军，发现了来袭的日本舰队。正在大东沟口外十海里处担任警戒任务的十艘北洋海军战舰，立即列队迎敌。12时50分，北洋海军的旗舰“定远”号率先开炮，黄海海战爆发。这是世界海战史上首次装甲舰队的大会战。刘冠雄随舰参加了这次著名的海战。

　　海战中，由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负伤，旗舰“定远”号上的信号装置也被日军炮火摧毁，北洋海军失去了指挥，阵形很快被日舰冲散，各舰陷入了被日舰分割包围的危险境地。经过数小时的恶战，北洋海军的“超勇”、“扬威”、“致远”和“经远”四艘巡洋舰先后被击沉，“济远”、“广甲”两艘受伤逃跑。继续坚持战斗的“靖远”等舰，仍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

　　一直在协助指挥“靖远”舰作战的刘冠雄，见形势危急，立即向管带叶祖圭建议说：“定远舰一定是受伤无法指挥了，现在情况紧急，应该立即由我舰代替指挥，集合各舰。否则，我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叶祖圭大胆地接受了刘冠雄的建议，毅然下令在“靖远”舰上升起令旗，担负起指挥舰队行动的重任。“靖远”舰向星散的各舰发出集合的信号，在附近的“来远”、“平远”、“广远”三艘巡洋舰和两艘炮舰及四艘鱼雷艇，见“靖远”舰升旗集队，都纷纷赶来会合。各舰在“靖远”舰的指挥下，又重新列队迎敌。

　　此时，已是强弩之末的日本舰队见北洋海军声势复振，感到形势对己不利，加之天色渐黑，害怕遭到北洋海军鱼雷艇的攻击，于是全速撤离。“靖远”舰指挥各舰尾追数里，因速力不敌日舰，无法追及，返航回旅顺。

　　黄海海战中，“靖远”舰的表现十分英勇，虽然中弹一百余发，船舱进水，官兵伤亡数十人，但仍然坚持战斗到海战结束，并重创日军“比睿”号巡洋舰，迫使其退出战斗。刘冠雄作为舰长最主要的助手，自然功不可没。特别是，他在关键时刻建议由“靖远”舰升旗集队，使北洋海军最终转危为安，更是厥功甚伟。 黄海海战后，刘冠雄又随舰参加了威海海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靖远”舰也被日军炮火击沉。

　　甲午战争结束后，劫后余生的绝大多数北洋海军军官都因战败获咎，被清政府革职遣返。刘冠雄却十分幸运，战后不久便被派往德国，执行接舰任务。 战争期间，北洋海军在德国的伏尔坚厂订购了一艘八百五十吨的新型驱逐舰，命名为“飞鹰”号。战争结束后几个月，清政府决定派刘冠雄等接舰官兵乘坐德国公司的“拜晏”号轮船，从上海出发，经过五十天的航行，达到德国。

　　回国途中的“飞鹰”舰

　　刘冠雄接带“飞鹰”号回国后，出任该舰管带。当时，北洋海军已在甲午战争中损失殆尽，整个北洋只有五艘军舰，“飞鹰”舰是其中最大的一艘。刘冠雄此时在海军中的地位之重要，也由此可见。

　　刘冠雄担任“飞鹰”舰管带期间，无意中在历史上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笔。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康有为等领导的戊戌变法遭到残酷镇压。政变的当天，慈禧太后下令立即封锁北京城和京津铁路，务必要逮捕维新领袖康有为。清政府从康有为的弟弟那里得知，他此前一天已到了天津，于是，立即在天津展开了大搜捕。但此时，有如神助的康有为却已经登上了一艘名为“重庆”号的英国轮船，起程前往上海了。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一面电令烟台和上海方面在康有为登岸时将他捉拿，一面命天津火速派出军舰追赶“重庆”号。为免生意外，慈禧太后下令，一旦将康有为抓获，立即就地正法。 此时任“飞鹰”舰管带的刘冠雄，奉命率舰从海上追赶康有为。“飞鹰”舰的航速几乎是“重庆”号的一倍，如果开足马力，要追上“重庆”号，简直易如反掌。 但是，“飞鹰”舰追至中途，刘冠雄却下令停止追赶，返回天津。

　　刘冠雄为何要下令军舰返航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包括康有为在内的不少人认为，“飞鹰”舰是因为装媒太少，不得不放弃追赶。还有一种说法，是“飞鹰”舰在追赶“重庆”号的途中，锅炉发生了爆炸，被迫中途返回。但也有人认为，“飞鹰”舰之所以中途折回，是因为刘冠雄有意要放康有为一条生路。理由是刘冠雄留学英国数年，早已受欧风熏陶；后来，他又受曾留学欧洲的海军前辈如严复等人的影响，赞成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支持康有为发起的变法运动。因此，在危难时刻，他救了康有为。

　　刘冠雄的前程并没有因为这次事件受到什么大的影响。不久，他的老上司、“靖远”舰管带叶祖圭被清政府重新起用，出任正在重建的北洋海军的统领。刘冠雄深得叶祖圭的赏识和信任，在海军中的地位日益显赫。1899年，清政府在英国订购的两艘四千三百吨主力巡洋舰“海天”、“海圻”建成来华，刘冠雄被任命为“海天”舰管带。

　　甲午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趁清政府战败之机，掀起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1898年3月，俄国租借旅顺口；4月法国租借广州湾；7月，英国租借威海卫。清政府无力招架，几乎是有求必应。 1899年3月，意大利也加入到瓜分中国的行列中，要分一杯羹，提出租借中国三门湾的无礼要求。为了增加“说服力”，意大利还派出三艘军舰来中国炫耀武力，并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意大利人来势汹汹，清政府不知虚实，十分紧张，遂征询海军意见。

　　刘冠雄向叶祖圭进言说：“意大利军舰万里远航而来，一定疲惫不堪，补给也十分困难，其劳我逸，形势对我们有利。况且，我军现有“海天”、“海圻”、“海容”、海筹”、“海琛”五艘新购的巡洋舰，完全有实力与意舰一战。” 叶祖圭十分赞同刘冠雄的分析，并将这一分析作为海军的意见上报了清廷。 清廷得到海军的答复，心里有了底，断然拒绝了意大利的最后通牒。意大利本来就是虚张声势，看到中国方面的态度强硬，只好放弃租借三门湾的无理要求。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清廷中的顽固势力企图借用义和团的力量来达到排外的目的，极力主战。6月21日，慈禧太后下令向十一个国家宣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对清廷这一近似荒诞的命令不予承认，拒绝参战。他们在美、英等国的支持下，与驻上海的各国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声明要遵守中外条约，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接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也纷纷加入这一“互保”的行列。

　　海军对清廷向列强宣战的命令也持消极态度。当时，海军各舰正在山东登州一带海面操巡，山东巡抚袁世凯极力促海军各舰南下，以避联军。于是，担任“海天”舰管带的刘冠雄与队长林颖启一道，率海军各舰前往上海。 抵达上海后，刘冠雄、林颖启及各舰管带走访了各国驻沪领事，声明舰队南来，是为了保护中外人士生命财产安全，不要因此产生误会。这样，海军也加入了“东南互保”的行列。 此次海军南下，刘冠雄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此时，他已成为海军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然而，正当刘冠雄春风得意之时，一场意外的灾难突然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几乎使他性命不保。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军进攻沙俄占领的旅顺口。清廷无力制止发生在本国领土上的这场战争，只得宣布“中立”。 4月23日，刘冠雄奉命率“海天”舰从烟台出发，赶赴江阴装运军火，以济辽西“中立”之需。

　　24日，军舰在海上遇上了大雾天气。到了晚上，大雾越来越浓重，海上能见度已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军舰应当减速缓行。但是，刘冠雄认为任务紧急，时间不容耽搁。他相信，凭借自己多年海上航行的经验，完全可以应付这样的恶劣天气。所以，他没有下达减速的命令，而是指挥军舰继续以原速穿雾疾行。 可是，刘冠雄万万没有想到，此时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的过于自信酿成了一场罕见的灾难，他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5日凌晨，“海天”舰驶至长江口外舟山鼎星岛附近。刘冠雄下令核计水程表里数，准备驶入吴淞口。正在这时，忽听军舰左舷方向“鸣角甚近”。刘冠雄判断附近有民船，为避免相撞，下令立即转舵。不料，军舰撞到了礁石上。由于“海天”舰船速太快，来不及反应，军舰冲上了礁石，舰首高高昂起，指向天空。 刘冠雄见军舰触礁，急忙采取措施抢救，但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上午9时以后，海上突然刮起了西北风，汹涌的海浪猛烈的撞击着受伤的军舰，使舰体不断与礁石摩擦、碰撞，军舰伤情变得愈加严重，舰尾部分渐渐沉入了水中。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接到“海天”舰触礁的报告后，立即派代理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星夜赶往出事现场，调查事故原因，并组织救援。

　　萨镇冰赶到后，马上展开救援工作。“海天”舰上有三名水手失踪，其他三百四十八名官兵获救，多数被招商局的轮船送上岸，留下六十人，由刘冠雄带领，负责看守军舰，拆卸炮械。 与此同时，萨镇冰与驻沪副总税务司裴式楷等人取得联系，请上海耶松洋厂提供帮助。该厂用抽水机排水，希望能减轻军舰重量，使其上浮。无奈，海水随抽随灌，毫无效果。萨镇冰又联系一家丹麦公司帮助打捞。这家公司有打捞铁甲舰的能力和经验，但他们至少需要五十天才能赶到。 当丹麦公司的打捞船到达时，“海天”舰已无法打捞出水，只好设法打捞舰上的设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陆续从“海天”舰上打捞起机器设备、枪炮弹药等项，价值约三十五万两白银，其中由丹麦公司打捞的价值约十二万两，海军官兵自行打捞的价值约二十三万两。最后，付给丹麦公司打捞费用近七万两。

　　“海天”舰和“海圻”舰是甲午海战后清朝最大的两艘军舰。“海天”舰的毁损，对海军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引起朝野震动。刘冠雄很清楚，作为管带，损毁巨舰，按律当斩。尽管一些军政界的朋友为他多方奔走，但他深知自己罪不可赦，难免一死。所以，他终日为恐惧笼罩，精神几乎崩溃，甚至想到了自杀。 但是，在危难时刻，袁世凯出面救了他一命。

　　当年，刘冠雄在袁世凯力倡之下率舰南下，参加“东南互保”，袁世凯便对他颇有好感。八国联军之役后，袁世凯破格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刘冠雄的上司，对刘更加赏识和信任。所以，在“海天”舰触礁后，袁世凯力保刘冠雄。 袁世凯在向朝廷报告“海天”舰触礁情况的第一份上奏中，便十分巧妙地为刘冠雄作了开脱，称刘冠雄是因为“迎提军火，深恐迟误”，才不得不“冒雾前行”，其失误“系因公奋往”所致。所以，他在上奏中只是提出将刘冠雄“即行革职”，同时建议仍将其留在舰上，协助萨镇冰组织打捞工作，戴罪立功。此后，清廷虽有重办刘冠雄之意，但袁世凯以“其罪可诛，其才可录”为由，力请宽赦，最终使刘冠雄免于一死，仅受到革职的处分。 袁世凯的救命之恩，令刘冠雄感激不尽。此后，他为报答袁世凯，竭力事袁。他因此而飞黄腾达，也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指责。此后的荣辱皆由此始，这次事件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

　　刘冠雄被革职以后，离开了海军，投在袁世凯的门下。曾担任过德州机器厂总办等职。刘冠雄善于交际，精明能干，并且颇有文才，很快成为袁世凯的亲信。 几年后，“海天”舰触礁事件渐渐被人们忘记，刘冠雄又重返海军任职。1911年，他被任命为海军部军学司代理科长。

　　这一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很快瓦解。刘冠雄避居上海，静观局势变化。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黄钟英为海军总长。27日，黄钟英致函孙中山，请辞海军总长职务，要求改任海军总司令。黄钟英在函中称赞刘冠雄“资望才学中外共知，实足以表率海军，魇伏众望。”因此，他向孙中山建议由刘冠雄担任海军总长一职，但孙中山没有同意。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8日，南京临时政府派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人为专使，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此时担任海军顾问的刘冠雄，主动要求随同前往。

　　最终，袁世凯还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并组成北京政府第一届内阁。3月30日，袁世凯任命刘冠雄为海军部总长。刘冠雄追随袁世凯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夜之间，成了海军的最高领导人。11月，刘冠雄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成为民国的第一位海军上将。

　　民国初建，海军建设百废待兴。刘冠雄任职后，着手整顿部务，建章立制，集权于中央，使海军建设统一、有序，并收到了一些成效。但是，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动荡，整顿海军的工作时断时续，最终陷于停顿。在刘冠雄的领导下，海军最终成为袁世凯在内战中的一个重要工具。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刘冠雄率海军积极参加了镇压活动。

　　驻守上海的海军舰队暗中与讨袁军联系，准备参加起义。刘冠雄得知消息后，立即将舰队调至烟台整训，加强控制。随后，海军部次长汤乡茗奉命率领一支分舰队前往湖口，配合袁世凯的北洋军，镇压李烈钧指挥的江西讨袁军。刘冠雄则亲率海军主力南下，进攻以陈其美为总司令的上海讨袁军。

　　7月28日，刘冠雄率舰进抵上海，掩护北洋军登陆，增援被上海讨袁军围攻的江南制造局。为配合北洋军的进攻，刘冠雄指挥海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讨袁军驻守的吴淞口炮台。双方激战十余日，“海圻”舰受伤，吴淞炮台也被击中要害。

　　由于讨袁军顽强抵抗，加之海军中有许多官兵同情甚至支持革命，海军作战显得十分不利，迟迟不能攻占吴淞炮台。袁世凯对海军的表现很不满意，致电刘冠雄称，进攻吴淞口炮台多日未下，此间外人讥诮海军怯懦。 8月13日，吴淞口炮台最终被攻陷。但袁世凯仍不能满意，他致电刘冠雄称，此次攻占吴淞炮台，著名“匪首”却未获一人，殊不可解。 刘冠雄接到袁世凯的电报后，向袁详细报告了攻占吴淞口炮台的经过，并就他对海军的指责进行了解释。 在海军攻占吴淞口炮台的同时，海军配合北洋军击退了上海讨袁军对江南制造局的进攻，上海起义宣告失败。

　　8月14日，袁世凯任命刘冠雄兼任南洋巡阅使，率舰队开赴南京，镇压黄兴指挥的江苏讨袁军。

　　25日夜，刘冠雄指挥舰队猛攻南京狮子山炮台，同时派“海筹”、“永丰”等四舰乘机上驶，掩护冯国璋的第二军在下关登陆。随后，参加会攻南京的海军各舰在刘冠雄的指挥下，不分昼夜猛轰南京城，配合冯国璋部向南京讨袁军发起总攻。9月1日，南京被北洋军占领。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最终被镇压，刘冠雄指挥的海军起了重要作用。袁世凯深知这一点，因此对刘冠雄更加信任和倚重，设法笼络。刘冠雄率舰南下时，袁世凯曾秘密付给他一笔巨款作为军费。“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这笔巨款还剩下数十万元。刘冠雄回京后，当面向袁世凯汇报经费的开支情况。袁世凯却有意将话题叉开，顾左右而言他。刘冠雄将缮写的经费开支清单呈袁世凯过目，袁世凯看也不看，随手将清单仍给刘冠雄，生气地说：“这么一点小钱，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怎么还来麻烦我？”

　　刘冠雄不知道袁世凯何意，又不便深问，只得告辞。回去后，刘冠雄对袁世凯的举动百思不解，心中忐忑，于是找来自己的心腹幕僚商议。这位幕僚对刘冠雄说：“这是大总统赞赏总长的忠勇勤勉，特以此款奖励。只是大总统不便讲明，所以才这样做。总长又何必多虑呢？”刘冠雄听罢大喜，对袁世凯更加感激。

　　袁世凯当政期间，内阁更换了好几届，但刘冠雄始终是海军总长的不二人选。1913年7月，熊希龄受命组织北洋政府第四届内阁时，刘冠雄曾提出，由他的老师严复出任海军总长，自己甘愿位居其次，担任海军部的次长。但这个意见一经提出，便被袁世凯给否决了，他在有关此事的呈文上明确批示道：“断不准行。”袁世凯一锤定音，刘冠雄只好从命，在新内阁中再次担任海军总长。

　　刘冠雄在担任海军总长的同时，还先后临时兼代过交通总长和教育总长。“二次革命”结束后，刘冠雄率部队前往福建剿办当地土匪。1913年12月5日，袁世凯又命他兼领福建都督。刘冠雄只当了二十几天的都督，到了30日，各省都督全部被裁撤，他又回到北京继续任海军总长。

　　1915年，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正紧锣密鼓的进行。刘冠雄虽然一贯积极追随袁世凯，但对推行帝制并不赞成，他甚至还曾与王士珍一起当面劝告袁世凯，要他慎重行事。结果，惹得袁世凯很不高兴。刘冠雄担心会引来杀身之祸，不敢在公开反对帝制。是年10月，刘冠雄不得不附和当时的形势，与其他海军长官一起，联名上书袁世凯，请求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制。12月，预备“登基”的袁世凯册封文武百官，刘冠雄被特封为二等公，这是海军人员得到的最高爵位。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率先在上海开展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刺杀了袁世凯在上海的得力干将上海镇守使、海军中将郑汝成。郑汝成是刘冠雄留学英国时的同学，“二次革命”期间，郑汝成在刘冠雄率领的海军舰队配合下，击败了进攻江南制造局的讨袁军。

　　郑汝成被刺后，“中华革命党”人趁袁世凯在上海的统治削弱之机，发动了起义。12月5日，他们首先策动“肇和”号巡洋舰起义，并占领了该舰。接着，“肇和”舰炮击江南制造局，与岸上各路起义部队配合，准备一举攻占上海。但是，由于袁军力量过于强大，起义最终失败。

　　海军参与上海起义，使刘冠雄十分震惊，特别是“肇和”舰的舰长是由他亲自推荐的，更让他心里感到窝火。“肇和”舰的舰长黄鸣球，是刘冠雄的同乡，福州船政学堂的校友，两人还曾一起留学英国。刘冠雄当上海军总长后，破格提拔黄鸣球为“肇和”舰的少将舰长。“肇和”舰起义时，黄鸣球于前一天的晚上被骗上岸去参加宴会，未在舰上。

　　事件发生后，黄鸣球被逮捕。海军总司令和“肇和”舰所属的练习舰队司令也被撤职查办。不久，海军总司令一职也被取消，舰队由海军部直接指挥。 继上海起义之后，蔡锷等于12月25日在云南发动起义，组成了护国军，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帷幕。

　　蔡锷起兵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袁世凯急调重兵进行镇压。1916年4月15日，刘冠雄奉命率领“海圻”、“海荣”两舰，护送从招商局雇佣的“海晏”、“新铭”、“新裕”三艘运兵轮船，前往福州增援。五艘轮从塘沽起航，“海圻”舰与“海晏”轮先行，“新铭”轮随后跟进，刘冠雄亲率“海容”舰与“新裕”轮在最后。

　　22日，“海容”舰与“新裕”轮行至温州海面时，海上风浪大作，浓雾漫天。夜里11时许，“海容”舰与“新裕”轮不幸相撞，“新裕”轮挣扎至1时许，沉入海中。全船只有船长和两名电工幸免于难，其余七百多名陆军官兵无一生还。在死难者中还有几名海军部的官员。被刘冠雄特请赦免，随船发往军前效力的黄鸣球，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

　　“海容”舰与“新裕”轮相撞事件发生后，有关方面对事故责任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最后，“海容”舰舰长干联璈被“褫职夺官”。而此时，刘冠雄也已经去职。

　　1916年6月6日，帝制失败的袁世凯忧愤而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组成新内阁。黎元洪推荐自己在海军中任职时的老上司程璧光出任海军总长。担任了四年多海军总长的刘冠雄就此下野。不久，因黎、段发生矛盾，段祺瑞去职，张勋乘乱拥立溥仪复辟。1917年7月，段祺瑞在天津起兵，驱逐张勋，重新担任国务总理。在新组成的内阁中，刘冠雄被重新请出，担任海军总长。此后，政府更迭不断，王士珍、段祺瑞、钱能训等又先后组阁，而刘冠雄始终得以蝉联海军总长。

　　1919年12月，靳云鹏组建第十二届内阁，刘冠雄去职。这样，在北京政府的前十一届内阁中，刘冠雄出任了九届内阁的海军总长。

　　刘冠雄虽然离开了政府，但仍与上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0年6月，刘冠雄回福建省亲，大总统徐世昌又特意电召他陪同美国公使到北京议事。1921年6月，北京政府委派刘冠雄等为查勘福建等省禁烟大员。次年7月，北京政府又有意让刘冠雄出任福建省长，但因遭到旅沪闽人和北京福建同乡会的通电反对而作罢。11月，大总统黎元洪特派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1923年4月，刘冠雄又出任闽粤海疆防御使。是年10月，大总统曹锟特任刘冠雄为熙威大将军。

　　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国是日非，海军也在内战中四分五裂。刘冠雄深感心力交瘁，遂萌生退意，多次以身体有病为由，提出辞职。1923年11月，北京政府终于同意了他的辞职请求。

　　刘冠雄辞职后，寓居天津，不再过问世事，整日以种花植树自遣。1927年，刘冠雄患上了肠病，只能饮流质。后因饮食不慎，导致肠大量出血。刘冠雄的家人从北京请来西医，常住家中为其诊病，但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是年6月24日，刘冠雄在天津家中病逝，终年六十七岁。

40，钱能训

钱能训（1869－1924）

　　中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字傒丞。浙江嘉善人。29岁中进士，翌年留馆为翰林。历任湖北、广东乡试主考官，广西学政，刑部主事、员外郎等。1911年以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职。辛亥革命起，在西安大捕革命党人。10月22日民军光复西安，与西安将军出兵镇压，为民军击溃，后出走潼关。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凭借与徐世昌等人的关系，多次出任政府要职。1913年10月任北洋政府内务次长。翌年徐世昌出任国务卿，钱襄助徐处理政务。1917年12月任内务总长。1918年10月徐世昌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辞总理职，钱自兼代国务总理，12月20日起任北京政府第13届国务总理。翌年春，五四运动爆发，钱免去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3人职务后，辞国务总理职。此后，钱能训曾任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事宜、外交部顾问等职。1921年夏与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任主席，主张山东应无条件归还中国等。1924年6月5日卒于北京。

41，施肇基

施肇基博士（1877年4月10日-1958年1月3日）（Alfred Sao-ke Sze），字植之，祖籍浙江余杭，出生于江苏吴江，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

 青少年时代

施先求学于南京，学习英语一年后因患脚气病辍学，后于1888年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随同中国驻美国公使杨儒赴美，任翻译生，入华盛顿市立中心中学学习。1897年，伍廷芳代杨儒为驻美公使，施肇基博士升任随员，旋辞职入康奈尔大学学习。

1899年，杨儒出任驻俄罗斯公使，将施肇基博士调来圣彼得堡，并委其以参赞身份随同赴荷兰海牙出席国际和平会议。其后，施返美继续学业。

 外交生涯 步入舞台

1902年，施肇基博士获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1905年，随同端方、戴鸿慈出使各国考察宪政，回国后被保举为道员。之后历任邮传部、吉林省、外务部各职。辛亥革命爆发后，清驻美公使张荫棠辞职，施肇基博士被任命为驻美、西班牙和秘鲁公使，未及赴任，清廷已垮台。

 巴黎和会

1912年3月，施肇基博士入唐绍仪内阁，任交通及财政总长，不久因病辞职。1914年至1920年任驻英国公使，其中并与外交总长陆征祥、顾维钧(驻美)、王正廷(广州政府代表)、魏宸组(驻比)等人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1919年巴黎和会。会后，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出卖山东的和约上签字。

资深外交官

1921年，施肇基博士赴任驻美国公使，并以首席代表身份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华盛顿会议。之后至1929年，除了曾于1923年短暂回国代理外交总长之外，一直担任中国驻美最高使节。1929年至1932年，再次任驻英公使，并任驻国际联盟中国全权代表。1932年至1937年再任驻美公使，1935年两国外交关系升格后任驻美大使。

1937年辞职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隐居上海。1941年，施赴美，历任多职，其中包括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高级顾问。

 晚年生活

1954年，施肇基博士因脑溢血逐渐淡出外交舞台。1958年1月3日病逝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享年80岁。

施肇基(1877—1958年)，字植之，余杭人。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书院。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赴美国，任驻美使馆翻译生。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二十八年回国，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洋务文案兼鄂省留美学生总督。三十一年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任一等参赞。翌年任邮传部右参议兼京汉铁路局总办。宣统二年(1910年)署吉林洋务，任外务部左、右丞，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等国。民国元年(1912年)任唐绍仪内阁交通总长、财政总长。次年任大总统府礼官。3年至10年任驻英全权公使，出席巴黎和会，为中国五位全权代表之一。10年至18年任驻美全权公使。其中于民国12年一度任张绍曾内阁外长。13年任出席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全权代表。 18年再任驻英公使。次年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任中国全权代表兼国联理事会全权代表。22年再任驻美公使，翌年使馆升格，出任大使。26年辞职回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际救济会宣传组主任兼上海防疫协会董事长。30年赴美，任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34年出席旧金山会议任高等顾问。民国37年至1950年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顾问委员会委员。1958年在美国逝世。著有《施肇基回忆录》。

42，李经羲

李经羲（1859－1925年），字虑生，号仲仙。李鸿章弟李鹤章之子，1879年（光绪五年）优贡生，先后在四川、湖南、福建、云南任职。1901年起任广西巡抚、云南巡抚、贵州巡抚。1909年升任云贵总督。1913年先后出任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审计院院长。1917年5月起曾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三个月，张勋复辟失败后被免职。

43，贾德耀

贾德耀（1880－1940年），安徽合肥人。字昆庭。初入保定速成学堂（北京武备学堂），后官费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回国后，初入被北洋新军，曾任北洋军第二镇正参谋官，第六镇第二十一协马队第二标标统。辛亥革命后，1912年，任河南护军团长。1913年，升任陆军第七师第十三旅旅长。翌年，调任十五混成旅旅长（其小同学冯玉祥为第十六混成旅旅长）。1916年，任陕南镇守使。其后，被任命为将军府参军、陆军部军学司司长。1919年8月，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晋中将衔。后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1925年，任陆军次长，授将军府宽威将军，兼任执政府卫队司令。11月，升任陆军总长兼训练总监。 1926年2月15日，国务总理许世英提出辞职，由其暂行兼代国务总理。3月4日，北京临时政府改组，特任贾德耀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4月20日，辞去总理职，隐居天津，从此脱离政坛。抗战初期曾拒绝为日侵略军“维持局面”，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语。1940年病故。

　　44，龚心湛

　　龚心湛（1871－1943年），原名心瀛，号仙舟。安徽合肥人。监生，金陵同文馆毕业后驻英、日、美、法、比等国使馆随员多年，回国后又在广东、云南为官。1912年起历任汉口中国银行行长、安徽国税筹备处处长、财政厅长，又调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督办，回任安徽省长。1919年秋在财政总长任上代理国务总理三个月。后致力于兴办实业，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理、董事长有年。“启新”被日军军管后他愤懑而死。

　　早年留学英国。历任清政府驻外公使馆随员、广州知府、署广东按察使、云南提法使等。民国成立后，历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安徽省省长、内阁财政部次长、代理内阁总理、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等职。1926年去职移居天津，任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等。1943年12月在天津病逝。

 45，杜钖圭

杜钖圭，民国军事家、政治家。福建人。江南水师学堂毕业。1926年6月22日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临时执政职。历任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福州海军学校校长。

46，胡惟德（1863-1933）

　　字馨吾，浙江吴兴人。少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就读。1888年戊子科以算学中举人。1890年随薛福成出国，任驻英国使馆翻译学生，继升随员，三年期满后任驻美国使馆参赞。1896年任驻俄国使馆参赞。1902年2月，任代办使事；同年7月以三品卿衔派充出使俄国钦差大臣。1907年9月，内调外务部右丞。1908年3月任使日本钦差大臣。1910年派兼任海牙国际法院中国委员；5月再度内调升外务部右侍郎；7月迁左侍郎，兼税务大臣帮办。1911年10月，任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大臣副大臣署理外务部大臣。1912年3月底，北京政府任命为税务处督办，唐绍仪内阁外交部次长；1912年11月任驻法国公使兼驻西班牙、葡萄牙全权公使。1914年起，专任驻法国公使。1920年9月，任驻日本公使。1922年6月，免职回国待命，改派为毛革改良会会长，三个月后改任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理事。1926年3月，出任贾德耀内阁外交部总长，兼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4月兼署国务总理并摄行临时执政。1927年1月任顾维钧内阁内务部总长；6月代理国务总理；11月任平政院院长及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1918-1928年四次连任海牙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1933年11月24日病逝于北平。终年70岁。

47，高凌霨，

字泽畲，晚年别号苍桧，天津人，光绪甲午(一八九四年)科举人。其先世原籍山东，明永乐二年(一四○四年)迁天津，世居西头。

　　其兄凌霄，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年)科举人，光绪庚辰(一八八○年)科进士。其老住宅门上有“太史第”匾额，即凌霄得第时悬上的。四兄凌雯，字彤阶，光绪癸巳(一八九三年)科举人。

　　高凌霨行五，其两兄均有声于天津文坛，兴办教育，参与编写天津县志等工作。高凌霨则一生从政，浮沉宦海多年。

　　一九○○年(光绪庚子年)义和团运动以来，高凌霨以捐班知府分发湖北候补，住在武昌，这时张之洞正任两湖总督。张在以前任两广总督时，其青县同乡高崇基任广东藩台和广西巡抚等职，与张之洞相处共事，最为融洽，高凌霨在张之洞面前，冒认高崇基为同族，骗取了张的信任，不断地被委以要缺，直到清末，高竟当上湖北提学使。按提学使乃过去学政所改，照例应当进士出身的人才可担任，高凌霨竟以举人身份任了学使，可称异数。民国初年刘若曾任直隶民政长，高凌霨被任为民政司长，嗣又进入北洋政府，从此扶摇直上，长期成为直系曹锟的红人。

　　在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总统以前，当时直系内部分成津、保、洛三派。高凌霨、曹锐、边守靖三人，是津派的中坚人物；曹锟是保派首脑；吴佩孚是洛派首脑。津派是坚主急进贿选的一派。当时吴佩孚主张缓进，与津派形成对立，争执甚力，结果由保派居间调处，洛派迁就了津派，遂演出了驱黎(元洪)贿选的一幕丑剧。

　　在直系酲酿贿选当中，高凌霨曾任临时摄政大总统。曹锟当选大总统，高凌霨一度被任为国务总理，后来改任税务督办。

　　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倒直，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高凌霨逃到天津，继又潜往上海，住了一年多。

　　一九二六年，高凌霨由上海回到天津，寓居日租界桃山街，逐渐与亲日派接触，并参加了日本驻军直接控制的“中日同道会”，热衷于亲日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继续向华北扩展势力，特派日本僧人吉井芳纯来华，在天津成立了“中日密教研究会”，推段祺瑞为会长，高凌霨、王揖唐分任副会长，以佛教为掩饰，进行阴谋政治活动。这时，高凌霨常与伪满外交部大臣张燕卿(张之洞之子)暗通消息，实际上张是高联络日寇各方面关系的主要渠道。

　　一九三二年，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各省重修省志，河北省成立了通志馆，高凌霨被任为通志馆馆长。

　　一九三五年，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宋哲元为委员长，高凌霨出任委员。这时，高凌霨由于积极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而获得日本主子的青睐。当日本帝国主义决定采取军事手段占领中国后，在天津需要一个有相当政治资格的人士出来维持地方，以配合其侵略步伐。当时住在天津的军阀、官僚们，热衷于这一席位的是大有人在，其中以高凌霨，齐燮元，钮传善等为争夺未来的天津市长表现得最突出，最后，终以高凌霨最合乎日寇的要求。因为他是天津人，曾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国务总理，并摄行过大总统的职务，所以被日本人看重。

　　当“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攻占了天津，首先在宙纬路河北省通志馆高凌霨宅前设岗，予以“保护”。从这天开始，高凌霨便作为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长，沐猴而冠，粉墨登场，心安理得地当上了汉奸。高主持维持会四个多月，一切听从日寇的摆布，为虎作伥，骂声载道。同年冬天，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高继续任政府委员、天津市市长、河北省省长等伪职。

　　汉奸新贵蝇营狗苟，高凌霨的天津市长上任不几天就被潘毓桂取而代之。到一九三九年，高的河北省省长职位也失掉，只好郁郁无聊地住在北京养老，不久死去。

　　高凌霨身后，其家属发出讣闻治丧。关于高的一生官阶履历，印在讣闻上的，仅有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长，天津市市长和河北省省长等职，他在清季和民国以来其他官衔，全没有印上。这与明末降臣洪承畴身后治丧讣告但登降清以后的官衔，是如出一辙，见者多认为洪承畴无独有偶了。

48，谭延闿

生平简介

　　谭延闿（注：常被误写为谭延恺，1880-1930），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其父谭钟麟为进士，曾任陕西巡抚和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他聪颖好学，5岁入私塾。其父规定三天要写一篇文章，五天要写一首诗，还要练写几页大、小楷毛笔字。11岁学制义文学，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称之为“奇才”。1893年，谭延闿到长沙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谭父当时年事已高，谭延闿在陪同家父安渡晚年的同时，继续跟从各地名师学习时文等。1904年，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4月参加殿试，列为二等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从此具备迈入政坛的资本。同时，这也填补了湖南在清代200余年无会元的空白，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编修。

　　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行立宪，成为立宪派首领。1909年10月任湖南咨议局议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10月底立宪派杀害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后，被咨议局推举为湖南省都督。1912年7月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9月兼湖南省民政长，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支部长。1916年8月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院长。二次革命中保持中立，被袁世凯免职。在护国战争中，为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他提出了“湘事还之湘人”口号。袁死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省长，1920年11月被赵恒惕驱逐而赴上海。1922年投奔孙中山，再次加入中国国民党，6月任全湘讨贼军总司令。1923年后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兼军委会委员、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9月署理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4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1927年3月后任国民党中常委、中政会主席团成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常委、武汉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9月宁汉沪三方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任大会主席。1928年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至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兼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谭延闿的女儿谭祥，嫁给了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时期的副总统陈诚。

　　书法家

　　谭延闿的字亦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颜真卿楷书自从被米南宫批判之后，一直不很被重视，宋、元、明三代不出一个善写颜体的大家。清初基本上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直到清中叶刘石庵以及后来钱沣、何绍基、翁同龢等出，颜书才始得到复兴。但清代书家多数还是写行草书，篆隶也颇有好手，只是规规矩矩的楷书尚不多见。钱沣是一时名家了，学颜字得其神趣，气象浑穆。但横平竖直处时显板硬，不若鲁公之灵妙。即使如此，同时代及后世，楷书领域内，钱沣也是罕有其匹的。楷书是能显示真功夫的，一点一画，稍有偏差，一望便知。

　　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他尤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谭延闿可以说一生基本都在攻颜书。 谭延闿善诗联，擘窠榜书、蝇头小楷均极精妙。书法作品兼有艺术和文物双重价值，国内民间所藏多集中于湖南。

　　美食家

　　谭延闿因其颇“好吃”，亦精擅食法，其享有盛名的“谭家菜”为湘菜和官府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好美食，一生颇多佚闻。

　　其中一则轶闻：民国政府前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氏好食鱼翅，每餐必进，非鱼翅不饱，几至成癖。有一次赴某君招宴，席间主人大谈鱼翅之不足食，喻为味同嚼蜡，谭氏唯唯。酒至半酣，鱼翅未见上席，而主人遍请宾客随意点菜，询及谭氏时，谭莞尔以答曰：“如蒙不弃，请赐嚼蜡如何？”

　　人物评价

　　谭延闿通权达变，善测政治风向，从三次任湖南总督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到最后出任第一任行政院院长，构成了他整个民国时期名位鼎隆的煊赫篇章，从而成为群雄纷起的动荡时局中为数稀少的“政坛不倒翁”。不仅如此，他的书法名满天下，享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美誉；不爱美人，却对美食情有独钟；虽为文人，却精通骑射。

　　世人对他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完一人”，说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为“党国柱石”、“药中甘草”，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水晶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

　　谭延闿与蒋介石

　　蒋介石和宋美龄能够结婚，谭延闿是主要功臣。谭延闿的母亲是丫环纳妾，每当吃饭时都是侍立桌旁，为全家人添菜添饭，而不能同桌。谭母死时，谭延闿已有功名，又是长子，但灵柩仍不能出正门，只能从旁门抬出，谭延闿以长子身份，伏在灵柩上，才从正门出葬。由于母亲的遭遇，谭对封建习俗颇不满，誓不纳妾。谭妻生了一子三女，很早便去世了，临终前嘱咐谭延闿，望他不再婚娶，将几个子女带好，谭对夫人的遗嘱颇能信守。

　　谭延闿在孙中山落难之际全力扶救，使孙大为感激，孙谭关系，也更加密切。此时宋美龄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并让谭延闿认宋的母亲为干妈。谭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拒绝了。

　　孙中山去世后，谭延闿和蒋介石的关系日渐密切，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重新上台后，蒋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任行政院长，两人在工作上和私下里经常有交往，他的小女儿谭祥有时便随谭延闿会蒋家。谭祥字曼怡，上海女子学校毕业，是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当过南京陆军子弟学校教员。谭品貌端庄、聪颖出众，又辈份小嘴甜，所以甚得蒋介石夫妇喜爱，谭延闿“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须携曼怡同行”。

　　1930年9月，谭延闿患脑溢血，病中嘱托蒋氏夫妇在青年军官中为谭祥择夫，并嘱蒋在他死后替他照看第二军将士。同年去世，国民政府下令国葬，其墓就建在孙中山先生陵墓的东面数公里处。

50，黄金荣

概述

　　黄金荣 （1867—1953） 浙江余姚人，生于江苏苏州，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早年在上海当学徒。系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另二人是杜月笙、张啸林）。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勾结帝国主义、官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1000余人，操纵贩卖鸦片、赌博等罪恶勾当。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寓居上海，拒绝出任伪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从事帮会活动，但是权势衰退，地位被杜月笙代替。建国后，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在上海病死。

帮会

　　流氓大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那些出身地位家道贫寒，但又不学无术的流氓，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 地方一霸。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旧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权势相加，左右 逢源，一路而为上海闻人。对于这些人，老百姓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 “流氓大亨”！而旧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头号大亨，当推黄金荣。

起势

　　黄金荣清光绪18年(1892年)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直至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倚仗帝国主义势力，在上海广收门徒，欺压民众。1927年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曾任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

　　黄金荣自幼不爱读书，稍长与地痞流氓交往。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黄金荣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这时黄金荣听说进了巡捕房当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无量，他不甘寂寞，便决定去碰碰运气。这一年，他才22岁。他来到设在公馆马路法租界总巡捕房报名应试。也许是他那强壮的身体占了便宜，他居然给录用了。进了巡捕房后，黄金荣就跟着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房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在这些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小东主活动。由此，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宜，也就是包打听。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这时候的他，一身便装，成天地泡在茶馆店里，喝喝茶、吹吹牛，从中收集情报，联络眼线，也算是一项工作。莫看黄金容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蛮活络。他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手法，网罗了一批“三光码子”，即那些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还制造假象，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飞。老板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就对那个老板说对面的黄金荣破案子“交关灵光”。老板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名声大噪。其实，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导演出的一出丑局。

　　不久黄金荣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不过，黄金荣在任期间还真的破过几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没想到竟遭到了那里土匪的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前往营救。黄金荣找来了手下的小喽啰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对“法国肉票”保释了出来。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松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在当包打听的生涯里，最令黄金荣得意的还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人探督察长，另派八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更是飞扬跋扈、胆大妄为，成为地方一霸。

　　尽管他从未拜过老头子、开过香堂，是个“空子”，他却凭借着势大力大而自称为“天字辈” 青帮老大。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为“大”字辈。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黄金荣利用手里的权，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黄金荣担任法巡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20多年，直到他60岁生日后才辞职，即使如此，法巡捕房警务处还继续聘请他担任顾问。

蒋介石与黄金荣

　　民国36年，为黄金荣60寿辰，蒋介石曾亲自来黄家花园祝寿。蒋介石曾经拜黄金荣为师。当年经费时常不足，为了挣钱，其中的一些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蒋介石也是参与者之一。

　　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信交风暴”，类似今天小规模的金融危机，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值如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黄河自杀。债主们甚至雇用一些打手来威胁蒋介石等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在商界有较高地位的虞洽卿介绍，蒋介石来到法租界鼎鼎大名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选了个黄道吉日，在黄家公馆的二楼上，蒋介石为端坐在太师椅上的黄金荣呈上大红拜师帖子，上书：“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志清是当时蒋介石常用的名字。然后磕头行礼。

　　事后，黄金荣在酒店招待债主们，酒席中，黄金荣指着蒋介石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这才明白，黄金荣摆下了鸿门宴。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还不如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于是，把蒋介石逼得焦头烂额的事情，黄金荣一句话就解决了。

结局

　　上海解放以前，黄金荣的媳妇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有人劝黄金荣到香港去，82岁的黄金荣面临人生的最后一次抉择———或去台湾，或留上海。最终，黄金荣留了下来。“以不变应万变”是他的处世信条，反正来日无多，听天由命吧。但黄金荣心里明白，自己已是80多岁的人，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他对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台湾或香港地区，或被人民政府逮捕入狱。因此，当黄金荣的自白书(悔过书)刊登出来后，人民群众的反响极其强烈，都说没有想到这个大亨还活着，受到共产党的如此宽大，一时之间杀黄呼声响彻云天。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连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也起而揭发，要求靠拢共产党，与黄老板划清界线。这时候的黄金荣，真的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事干头万绪。黄金荣也过了一段安逸日子。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报“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

　　黄金荣每日享受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他对人说，这“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天下，都是如此，要陪他到老死。他能留在上海不走，这“三件套”也有一半功劳。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 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黄的居室在二楼东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可以互通声气，方便走动。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住一段时间，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人民政府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

不动黄金荣的原因

　　实际上，对于上海的帮会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为我所用，党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确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其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这样对全国大局有利，对恢复上海经济发展有利。

　　陈毅市长和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汉年副市长， 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正确的方针政策。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实认罪，以求得人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上的谅解。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结果非但没有平息群众的愤怒，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已如前面所述，“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口号响彻上海滩。 黄金荣在“自白书”中，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上海滩第一大亨的“忏悔”，在当时轰动一时.不用说，对稳定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起了不少作用。随后，黄金荣响应政府的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

　　“黄金荣扫大街”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各地。旧上海另一大亨杜月笙在香港得知这一消息，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上海，躲过一劫。考虑到国内外的反响，对黄金荣的这项“改造”措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持续下去，毕竟他已是风蚀残年的老人。两年后，这个曾在上海滩显赫一时的人物，因发热病倒，昏迷了几天，就闭上了眼睛。时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