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和克拉克谁高:读懂教育家

敢做教育家
□　高  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涌现出很多“家”：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书法家……涵盖了各个行业，就是没有教育家。于是，我们心理很不平衡；于是，从国家领导人到媒体人一直呼吁要培养和造就“教育家”。
    其他“家”没有什么标准。挣几万到上千万的都叫企业家，写篇科学论文、在某一领域有点成就的就是科学家，唱上几首歌、写上几幅字的就是艺术家、书法家……但如果叫你教育家，真的不敢随便应承——其实大家心里有本账，心中有个标准，不是教书的、办学的、做研究的就是教育家！
    在国人的心目中，教育家是很神圣的一个称谓！
    教育家的标准是什么？我想，起码有两点：第一，有着坚定的教育理想和追求，并且理想和追求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第二，有着影响一批又一批学生的教育实践行动，并且这种行动对学生做人做事影响深远。
    按照这一要求，我们看看谁是教育家：
    孔子——他当时没有写成《教育学原理》，但弟子们追忆而成的《论语》，就是孔子坚定的教育信念、理想和追求。孔子在杏坛讲学布道，周游列国开展实践活动，培养了三千弟子和作出重要贡献的七十二高足。
    苏霍姆林斯基——他著作等身，《把一切献给孩子》、《给教师的建议》等影响深远。他在帕夫雷什中学孜孜耕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今天，当我坐在他当年办公的书桌前，还能感受到他对学生的影响力。
    杜威——杜威提出了实用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倡导以孩子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创办了实验学校。当年，他还来到中国“推销”自己的教育思想，蔡元培、陶行知、陈鹤琴等弟子们积极在中国开展教育实践。
    当然，世界上还有很多教育家，像蒙台梭利、洛克等；中国也还有，像蔡元培、陶行知、陈鹤琴等。但是，中国自蔡元培、陶行知、陈鹤琴们之后，就几乎没有了教育家。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人太高、太大，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实在无法与他们论伯仲、比高低。
    譬如，北洋政府的教育部要干涉北京大学，蔡元培就敢说：北大是教授治校。你们要来管，那么我就辞职不干了——维护大学的独立性，弘扬北大的民主精神，还有第二人吗？梁漱溟是做区域乡村教育的第一人，可谓铁骨铮铮。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组织全体教师、学生自己动手实践，直到累死。解放后，梅贻琦逃亡美国，继续管理清华基金，账目清清白白，回来又建设了台湾的清华园。他们的人格、品行、教育情怀、实践操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民！
    今天，中国是不是就没有教育家了？
    当然，以上面举出的两点教育家标准，去衡量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就不会有教育家。所以，我们的专家、官员，说要去培养教育家。但教育家怎么能够培养出来？教育家是自己生长出来的！
    我认为，只要坚守自己的教育理念，以自己的言行和人格影响着孩子们，将他们培养成人，就是教育家，不管他是校长、教师还是家长！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教育家，他们在课堂上，在校园里，在孩子们的中间，坚守着自己的教育理想，一腔热血，扎扎实实，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孩子！
    教育家，必须从课堂里走出来，必须从校园里走出来——我们就是教育家！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遍地“教育家”
□　李镇西

    10多年前，我曾写下《中国呼唤教育家》的文章。当时肤浅地分析了中国当代教育家稀缺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产生教育家的土壤。这个“土壤”，是宽容个性、鼓励创新的环境，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要给教育者以思想自由和创造的天空。10多年过去了，在我看来，诞生教育家的“土壤”并未出现，但眼前分明遍地“教育家”了。
    我曾提出教育家的4个条件：“有超越世俗的高远的追求，有属于自己的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有长期的第一线教育实践，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素养。”对比一下，我们现在这样的教育者究竟有多少？在这个浮躁而功利的社会，很多包括我在内的教育者是很难有超越世俗的高远追求的。我们现在还缺少真正的思想自由，所以很难有真正充满个性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长期身处一线的教育者倒不少，但仅仅有这一点显然不能说是教育家。至于百科全书式学识素养的教育者，当今中国更是凤毛麟角。
    关于“百科全书式的学识素养”，我马上就想到正在读的《南渡北归》。这部书是上个世纪大师级知识分子的集体群雕：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蔡元培、胡适、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梁思成、傅斯年……其中任何一个人，在我们今天的眼中，都堪称真正的“大师”，同时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最近，我一边读《南渡北归》，一边有感而发写下这样的札记——
    1924年，清华学校（当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拟办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邀请1917年因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担任院长，胡适很有自知之明，立即推辞。他认为，当时大师如云，他算几斤几两？曹云祥说，院长你不愿当，那就退而求其次，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吧！胡适依然觉得自己学问肤浅，哪敢冒充“国学导师”？
    最后，根据胡适的推荐，曹云祥正式聘请的“四大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和这些大师们相比，说现在的我们就是“文盲”一点都不夸张。特别让我感慨的是，那年头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非虚名，更不轻信文凭。“四大导师”之中，只有赵元任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而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3位学贯中西，却均无博士、硕士文凭。
    试看今天的中国，“博士”“硕士”何其多也！中学甚至小学教师早已本科化，每年的硕士也如过江之鲫涌入中学，但恕我直言，现在不少博士硕士其学问还不如民国时期的高中毕业生。
    我特别想到蔡元培。他的教育思想，不但改造了北京大学，而且催生了改造中国的思想摇篮。
    也许有人会说：“你动辄就拿蔡元培这样的大教育家作参照，是不妥的。教育家也分不同层次嘛！”但无论是哪个层次的教育家，有追求，有思想，有实践，有学问这“四有”标准恐怕缺一不可吧？再以“学问”而论，不能达到蔡元培的高度，至少应该博览群书因而有书卷气吧？但现在我看好多校长更像商人或老板而不是学者，学者当然不一定是教育家，但教育家绝对应该是学者。那么，现在的中国基础教育界，真正的学者又有多少呢？
    教育家更多的是在自己持之以恒的实践与反思中成长起来的，是社会公认的，不是谁“任命”的，不是谁刻意“培养”出来的，更不是“自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行政部门要做的，就是为教育家成长提供良好的服务。
    其实，要让更多未来的教育家健康成长，还有比投入巨额经费提供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给一切有教育家追求的教育者以宽松的土壤、自由的气息和创造的天空。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能够诞生教育家群体？原因很多，但在我看来，“思想自由”是第一原因。
    为此，我想重复10多年前我在《中国呼唤教育家》一文中的呼唤——
    教育家无一不是心灵自由的人，培育教育家就应该尊重教育者的心灵自由。创造性总是与个性相联系，没有个性，就绝对没有创造性。当然，尊重个性，并不是取消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无论是“三个面向”教育方向，还是“四有”新人教育使命，都是我们教育者应该遵循的指南。但任何高屋建瓴的宏观决策，都不能取代千千万万第一线的教师富有创造性的实践；而凡是具有创造性实践精神与能力的教育者往往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他们有自己“标新立异”的思想，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们扼杀了教育者的个性，也就扼杀了教育者成长为教育家的可能。
    所以说，只要尽可能给教育者以思想和创造的自由，中国的教育家自然源源不断，群星璀璨。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

教育家是什么样的人
□　柳袁照

    教育家有没有一个普适的标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什么范畴内讨论？我想，肯定不是讨论那些已经被公认的教育家，而应该着眼于当代，将视野投放在那些将成为教育家，或者可能会成为教育家的对象身上。为此，我谈几点看法：
    第一，教育家不是云里雾里的人。在许多人的眼里，教育家是颇为神圣的。古代中国的老子、孔子、朱熹、王阳明等是教育家，古代外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是教育家。近现代中国的陶行知、蔡元培、叶圣陶、张伯苓等是教育家，近现代外国的杜威、尼尔、苏霍姆林斯基、小林宗作等是教育家。当代的教育家则很难说了。今天所呼唤的教育家，要求不能太高，要让那些有思想、有实践、有成就的教育工作者有盼头，跳一跳够得着。而不是云里雾里，见首不见尾，或者见尾不见首，把教育家变成美丽的幻影。
    第二，当下是产生教育家的时代。教育家的产生有社会的、时代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教育自身等综合因素产生作用的结果。有人作过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出现教育家最多的时代，是春秋战国、宋代和民国3个时期，社会动荡，环境宽松，催生着各种思想流派，包括教育思想流派的出现。此观点，也不尽全对，中国也不只有这3个时期才是动荡时期，其他动荡时期为什么没有产生一批大教育家？如今的学校教育功利化倾向严重，高考、中考来“领导”教育教学是普遍的现象，人的教育窄化为知识的教育，把课堂当作流水线，把学生当作“容器”。功利教育之所以还有市场，是因为还没有被抛弃，但也快走到了尽头。所以说，现在应该是涌现教育家的年代了。
    第三，不能让教育家贬值。教育家的“家”，与歌唱家、企业家的“家”，与众多的其他“家”，既有相同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提倡教育家办学，是为了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提倡教育家办学，隐含着当下有许多不是教育家办学的状况，需要扭转。教育家办学，是对校长提出的要求，要求校长按教育规律、孩子成长规律办学。我以为，仅仅校长是教育家还不够，还要有教育家“管学”，有许多问题，出在上级的管理层面，他们把行政管理作为唯一的手段，瞎指挥、乱指挥。所以，仅仅是校长来进行教育家办学还不够，还要有行政上的教育家“管学”。
    另外，我们更应该提倡教育家成长在课堂，让更多的教师成为教育家。谁是教育家？在中小学领域内，校长可以成为教育家，教师可以成为教育家，教育部门的领导和管理人员也可以成为教育家。但教育家这个称谓是神圣的，不能贬值。
    第四，教育家是不在乎有没有教育家称谓的。现在全国各地都有相应的教育家培养工程，这是尊重教育、尊重教育发展规律的表现。但是，凡事不可过度，真理越过一步就是谬误。我始终认为，教育家与具有教育家称号的人是两回事。现在各地精心培养教育家，层层推荐优秀校长和教师进入培养行列。有些地方还把进入教育家培养工程的人数作为政绩。我见过有些培养对象，在自己的名片上，赫然印着“教育家培养对象”的头衔，让人惊讶。
    我常常遐想，假如孔子、孟子生活在这个时代，工作在我们的中小学校，他们会是教育家培养对象吗？会被授予教育家称号吗？古今中外有哪一个教育家是被对号入座培养出来的？真正的教育家，是不在乎有没有教育家称谓的，甚至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教育家，离开人世多少年以后，才被人们发现是教育家。
    谁是教育家？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教育家？教育家是一个敢于回应时代命题的人，是一个有文化自觉和坚守的人，是一个永远不会时过境迁、不被贬值的人，是一个能开启人类心智，提升时代的思想境界，又不在乎有没有教育家称谓的人。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市第十中学）

校长如何修炼成教育家
□ 顾伟清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要培养杰出人才，需要教育家办学。当下我国教育家缺失严重，这就需要造就一批教育家。
    但是现实中，一些校长在教育家成长的道路上，舍本逐末，出现了误区。
师德≠荣誉证书
    有些校长信奉量化考核，以为荣誉证书越多师德就越高。其实，师德是内在的，而证书是外化的。师德需要长期修炼，表现在对教育事业的笃信和奉献。平常的一言一行，往往流露出师德的高低。因此，最有发言权的是学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孔子的学生子贡称赞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孔子的“后进生”宰予也赞誉道：“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到那桃李满天下时，赞誉声余音绕梁，师德的高低就一目了然了。至于荣誉称号的多少，就无足轻重了。
升学率≠教育质量
    高铁并不是越快越好，无节制的提速会造成追尾等安全事故。升学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拔苗助长会危害学生身心健康。叶圣陶说得好：“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亩产量是有极限的，片面增产会降低产品质量；学校的升学率也是有极限的，片面提高升学率也会降低教育质量。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耐心守望。学生的“生根发芽”在学校，但“开花结果”往往在社会。因此，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养料”，促使学生“根深叶茂”，绝不是催熟学生“开花结果”。教育者要摘下“近视镜”，戴上“望远镜”，展望未来。当学生踏上社会，人才辈出时，就印证了学校办学的成功。如果学校仅仅盯着升学率，就有可能把学生的潜能全部扼杀。当中高考结束时，由于学生憎恨学习而把书本撕得粉碎，让其从楼上“六月飞雪”，那么即使升学率再高，也是教育的悲哀。
教科研≠著书立说
    校长成为教育家的主要标志是著书立说。只有能揭示教育规律，而且具有创新性，才称得上著书立说。这种成果的取得，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知识和经验的长期积淀。这就要求反反复复阅读，反反复复观察，反反复复反思和反反复复撰写。这四个反复交织在一起，积聚到一定“量”时，才有可能“质”变为创新性成果。教科研数量的堆积，就像一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橘，哗众取宠。“大跃进式”地获得科研成果，最多获得数量上的热闹，迟早为人们遗弃。至于找人“操刀”，甚至肆意剽窃，更是玷污了教科研的神圣，必然为人们所唾弃。
    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想成为教育家犹如缘木求鱼。笔者认为，校长要想把自己打造成教育家，需从以下三方面修炼：
    笃信教育，先义后利。校长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笃信教育。务本而道生。只有笃信教育，才能无私奉献于教育事业。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校长要以教育家为榜样，提升道德修养，先义后利。对不合“义”的“利”，要做到不看、不听、不想、不取。校长要浩然正气，摒弃庸俗，不为名利所迷惑。笃信教育，先义后利，是成就教育家的师德基础。
    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些校长明知应试教育是错误的，却不去改过，那是知错不改。哪有知错不改的校长成为教育家？要成为教育家，就不能向歪风邪气低头。随波逐流，放弃真理，欲成教育家，犹如南辕北辙。为此，校长要勇于走出应试误区，实施素质教育。升学率下降了，可能怨声四起，怎么办？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升学率下降了，可能被罢官，怎么办？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守住师德，忍辱负重，乐观向上，是教育家的意志品行。
    遵循规律，顺天致性。庄稼生长有规律，只能耕耘，不能助长；教育既然像农业，那么学生发展也有规律，只能呵护，不能催熟。为此，校长不能采用企业家的思维，把教师当作操作员，把学生当作机器，无限制地生产“分数”。韩愈说：“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校长要按教育家的思维，注重学习兴趣和能力的培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夯实基础。
    教育的培育期在学校，收获期在社会。当学生跨入社会，学习兴趣盎然，创新欲望高涨，取得非凡业绩时，就是对学校教育成功的回报。当学生走出校园，成长为“爱因斯坦”，成长为“袁隆平”……到那时，群英荟萃，谁说学校教育不成功！
    静下心来，著书立说。至于教科研，不可小觑。但动机不良，就会迷失方向。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就要处理好“为己”与“为人”的关系。笔者认为，从科研看，既要“为己”，又要“为人”。“为己”就是为自己提高修养，留下文化财富；“为人”就是为别人提供借鉴，造福于人类。从名利看，既要不“为己”，又要不“为人”。不“为己”，就是不能借此捞取名利；不“为人”，就是不能取悦于人。
    教科研的真谛是探索教育规律，而规律不会浮于表面，常寓于“险以远”。王安石说：“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然而，事在人为，正如孔子所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就要求校长静下心来，勇于探索，不断反思，笔耕不辍。只有不懈努力，才有成功的可能。人人可以教科研，但不是人人可以著书立说。校长成千上万，真正达到著书立说者，毕竟是凤毛麟角。但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百倍努力，即使达不到，倘能靠近一步，其实也是成功。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市周庄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