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光速蒙面侠全集百度云:肯尼迪遇刺亲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18:08:56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11月23日电】这是一个十分迷人的、阳光和煦的中午，我们随着肯尼迪总统的车队穿过达拉斯市的繁华市区。车队从商业中心驶出后，就走上了一条漂亮的公路，这条公路蜿蜒地穿过一个像是公园的地方。
我当时就坐在所谓的白宫记者专车上，这辆车属于一家电话公司，车上装着一架活动无线电电话机。我坐在前座上，就在电话公司司机和专门负责总统得克萨斯之行的白宫代理新闻秘书马尔科姆·基尔达夫之间。其他三名记者挤在后座上。
突然，我们听到3声巨响，声音听起来十分凄厉。第一声像是爆竹声。但是，第二声和第三声毫无疑问就是枪声。
大概距我们约150或200码前面的总统专车立刻摇晃起来。我们看见装有透明防弹罩的总统专车后的特工人员乱成一团。
下一辆是副总统林顿·约翰逊的专车，接下去是保卫副总统的特工人员的专车。我们就在这后面。
我们的专车可能只停了几分钟，但却像过了半个世纪一样。我亲眼看见历史在爆炸，就连那些饱经风霜的观察家，也很难领悟出其中的全部道理。
我朝总统专车上望去，既没有看见总统，也没有看见陪同他的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诺利。我发现一件粉红色的什么东西晃了一下，那一定是总统夫人杰奎琳。
我们车上所有的人都朝司机吼了起来，要他将车向总统专车开近一些。但就在这时，我看见高大的防弹玻璃车在一辆摩托车的保护下，嚎叫着飞速驶开。
我们对司机大喊：“快！快！”我们斜插过副总统和他的保镖车，奔上了公路，死死地盯住总统专车和后面特工人员的保镖车。
前面的车在拐弯处消失了。当我们绕过弯后，就可以看到要去的地方了——帕克兰医院，这座医院就在主要公路左侧，是一座灰色的高大建筑物。我们向左边来了一个急转弯，一下子就冲进了医院。
我跳下汽车，飞快跑到防弹玻璃车前。
总统在后座上，脸朝下，肯尼迪夫人贴着总统的身子，用双手紧紧将他的头抱住，就像在对他窃窃私语。
康诺利州长仰面朝天躺在车里，头和肩都靠在夫人身上。康诺利夫人不停地晃着头抽泣，眼泪都哭干了。血从州长的上胸流了出来。我未能看见总统的伤口，但是我看见后座上一滩滩血斑，以及总统深灰色上衣右边流下来的暗红色血迹。
我已通过记者专车上的电话，向合众国际社报告了有人向肯尼迪总统的车队开了三枪。在医院门前目睹总统专车上血迹斑斑的景象，我意识到必须马上找一个电话。
专门负责总统夫人安全的特工人员克林特·希尔正靠在专车后面。
“他伤势有多重？克林特，”我问道。
“他快死了，”他简单地回答说。
我已记不起当时的详细情景。我只记得一连串急促的吆喝声——“担架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快将医生叫到这儿来……他来了……快，轻一点。”在不远的地方，还有可怕的抽泣声。
我抄一条小路径直冲到了医院的走廊上。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间小办公室，这儿根本不像办公室，倒像一个电话间。办公室里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正在摆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表格。在一个像银行出纳台那样的小窗口，我发现木架上有一部电话机。
“怎样接外线？”我气喘吁吁地问道。“总统受伤了，这是紧急电话。”
“拨9，”他边说边将电话推到我身旁。
我连拨了两次，终于接通了合众国际社达拉斯分社。我用最快的速度发了一个快讯：总统在穿过达拉斯的大道上遭到枪击，总统伤势严重，可能是致命的重伤。
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正在竞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在一个饭店开会的时候，被一名单枪匹马的持枪者暗杀了。(新华社稿)
我正打着电话时，抬着总统和州长的担架从我身边经过，由于我背向走廊，直到他们到距我75或100英尺的急救室门前，我才看见他们。
我从窗口外的人的脸上突然出现的恐惧神情上知道他们已过去了。
我站在通往急救室的淡褐色走廊上，一边向合众国际社打电话报告枪击时的情况，一边紧盯着急救室外面，看会出现什么新情况。这时，我眼前展开了一片忙乱的景象。
白宫新闻秘书基尔达夫上气不接下气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警官拼命地嚷嚷，“让开！让开！”两位神父，手里提着紫红色袈裟的衣角，紧跟在一名特工人员后面走了进来。一名警官中尉手捧一大瓶血浆走到走廊上，一位医生也来了，他说要将所有的神经外科医生都叫来。
神父从急救室里走了出来，说总统接受了天主教的最后圣礼。他们说，总统还活着，但昏迷不醒。总统办公室的人员陆续来到了，他们乘的车在我们后面，由于交通阻塞，被迫姗姗来迟。
当时在医院中急需电话，我将电话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紧紧抓住不放。我不敢离开那儿，怕失去与外界的联系。
这时，我看见基尔达夫和白宫另一名工作人员韦恩·霍克斯从我身边跑了过去。霍克斯边跑边喊：“基尔达夫马上要在护士值班室发表声明。”
护士值班室就在上一层楼的尽头，我急忙撂下手中的话筒，紧跟在他俩后面。当我们一到值班室门口，就听见里头在大声地喊：“请安静！”基尔达夫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宣布说：“约翰·肯尼迪总统约在一点钟逝世。”
我一下子闯进附近一间办公室，但是医院的总机乱成一团。这时，我在人群中发现了合众国际社西南分社编辑部主任的妻子维吉尼亚·帕耶特，她本人就是一名老记者。我告诉她再上一层楼看看付费电话是否能打通。
医院总机还是接不通，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求一位护士帮忙。她领着我七弯八拐，穿过好几条走廊，拐到楼下一个付费电话间。我终于接通了达拉斯分社办公室。维吉尼亚在我之前就接通了。
接着，我又顺着原路，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临时会议室。我刚一进门，白宫负责交通的官员吉格斯·福弗就一把将我拉住，他告诉我，基尔达夫要三名报业联营的记者立即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
福弗说，“他要你现在就到楼下去。”
我匆匆赶到楼下，冲到院子里，发现基尔达夫的车已开走了。
我和其他两名记者，《新闻周刊》的查尔士·罗伯茨与威斯汀豪斯广播公司的锡德·戴维斯恳求一名警官用他的警车将我们送到机场。特工人员叮嘱我们，车在机场附近不要鸣警笛。这名警官驾驶技术十分高超，当时公路上一片混乱，交通拥挤不堪，但他从容不迫，顺利将我们送到机场。
我们在离总统专机约200码的跑道边跳下车时，基尔达夫看见了我们。他示意要我们赶快。我们跑到他跟前，他说，机上只能上来两名记者，约翰逊就要在机上宣誓就职，飞机然后就立即起飞。
我看见跑道旁有一排公用电话间，问是否有时间让我向我的上司报个信。他说，“上帝保佑，要抓紧时间。”
接着，又是一场电话战。达拉斯总机占线。我拨华盛顿，所有电话都占线。我又拨合众国际社纽约分社，终于接通了。我告诉说，新总统就要在飞机上宣誓就职。
基尔达夫从飞机上钻了出来，在朝我这边招手。我扔下话筒，直向飞机跑去。一位侦探将我止住。他说：“您的梳子从口袋里掉出来了。”
我终于上了“空军一号”。作为一名专门采访肯尼迪总统的记者，我曾多次登上这架飞机。可是今天，座舱里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显得特别闷热和阴暗。
基尔达夫将我们推进飞机上总统的专用房间，房间是用来作起居室兼会议室的，可以坐八到十人。
我挤进房间，数了数，共有27人。站在中间的是约翰逊、约翰逊夫人伯德和美国地区法官萨拉·休斯。萨拉·休斯是一位和蔼的老太太，今年67岁，她手上拿着一本黑色封面的小圣经，等着领誓。
房间里越来越闷热。约翰逊担心肯尼迪手下的工作人员挤不过来，要大家尽量往前靠一靠，但是站在角落的一张椅子上的摄影师塞西尔·斯托顿说，如果约翰逊再移动一下，这张历史性的照片就照不好了。
原来，约翰逊正在等肯尼迪夫人，她还在飞机后面的卧室里尽量设法使自己镇静下来。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走来了，身上仍然穿着那件粉红色的羊毛外衣，这天早上，她就是穿着这件衣服，站在丈夫身边，兴奋地同机场上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的。
她面色苍白，眼泪都哭干了。当她心神恍惚地悄悄走过来时，人们都向她伸出了热情的手。约翰逊握着她的双手，示意让她站到自己左边。约翰逊夫人站在右边，勉强地笑了一下，看得出她心情十分紧张。
约翰逊向休斯法官点了点头，法官是他们家的老朋友，是由肯尼迪任命的。
“举起您的右手，跟着我念，”女法官对约翰逊说。
正在这时，传来一架飞机降落的嗡嗡声。
休斯法官托起圣经，约翰逊用他巨大的左手按在上面。他慢慢地举起右手，法官开始念誓词：“我庄严地宣誓，我将忠实地履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职责……”
简短的就职仪式在法官的领读下，以约翰逊深沉而坚定的“……我祈求上帝保佑”的声音结束。
约翰逊首先转向他的夫人、紧紧地搂住她的两肩，亲吻她的面颊。接着，他又转向肯尼迪的遗孀，用左臂挽住她，吻了吻她的面颊。
当其他人，如一些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逊和肯尼迪手下的工作人员，向新总统走过来时，他步步后退，好像不愿接受这种祝贺的表示。
仪式只进行了两分钟，在东部时间下午3点38分结束，过了片刻，总统就斩钉截铁地宣布：“现在立即起飞！”
专机驾驶员詹姆士·史温达尔上校立即启动右舷的发动机。这时，有好几个走出了飞机，其中包括威斯汀豪斯广播公司记者锡德·戴维斯。由于飞机载人有限，白宫官员只允许两名报业联营记者留下。我和罗伯茨被选中了。实际上，我们在机上也没有座位。
在东部时间3点47分，“空军一号”的起落架离开了跑道。史温达尔将这个空中庞然大物一下子升到了41000英尺的高空，飞机以每小时625英里的速度，向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去。
当总统专机达到巡航高度时，肯尼迪夫人离开了卧室，向飞机后舱走去。这里是所谓的家庭起居室。就在这里，她曾同肯尼迪、同亲人和朋友们一道叙谈和用餐，度过了许多令人兴奋和激动的时光。
肯尼迪的遗体就停放在这里，是由一群特工人员抬上飞机的。
肯尼迪夫人走进后舱，拿起一把椅子，坐在棺材旁边。她一直呆在那儿，直到飞机降落才离开。陪她守灵的还有肯尼迪的四名贴身工作人员：肯尼迪的挚友和私人顾问戴维·鲍尔斯，秘书及主要政治顾问肯尼思·奥唐奈，肯尼迪驻国会的首席联络官罗伦斯·奥布里恩，肯尼迪的空军助理戈弗雷·麦克休准将。
肯尼迪的军事助理切斯特·克利夫顿少将在飞机上成了一个大忙人，他又是打电报，又是商量到达仪式，又是安排将遗体运往比贝塞斯达海军医院，一刻也没有休息。
飞机起飞后，约翰逊又回到座舱。我的手提打字机在医院附近弄丢了，只得坐在一台大型电传打字机前写稿，这台打字机是肯尼迪的私人秘书伊夫林·林肯用来起草肯尼迪讲话稿的。
当我和罗伯茨正忙于记下刚才亲眼看到的历史性场面时，约翰逊走到我们跟前。
“我在几分钟后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这里是讲话的副本，是给你们的，”他说。“下飞机后，我要再宣读一遍。”
这是新行政首脑第一次公开表态，既简短、又动人：
“这是全体人民悲痛的时刻。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场沉痛的个人悲剧。我知道，全世界都像肯尼迪夫人和他们全家一样，心情十分沉重。我要竭尽所能、全力以赴。我祈求你们和上帝的帮助。”
飞机离华盛顿约有45分钟路程时，新总统通过特别无线电电话，与已故总统的母亲罗斯·肯尼迪夫人通了电话。
“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希望能分担您的悲痛，”他对她说。“我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情。”
接着，约翰逊夫人也要与老肯尼迪夫人通话。
“我们心中就像刀割一样，”约翰逊夫人说。她突然忍不住抽泣起来。过了一会儿，当她平静下来后，接着说，“我们永远爱您，并为您祈祷。”
离华盛顿约30分钟路程时，约翰逊与内利·康诺利通了电话，内利是身负重伤的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夫人。
新总统对州长夫人说：
“我们为你们祈祷，亲爱的，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吗？替我拥抱他、亲吻他。”
天色黑下来的时候，飞机掠过华盛顿地区灯火辉煌的上空，向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去。飞机在东部时间5点59分降落到地面。
我谢过帮我收拾打字机的空中小姐，穿上风雨衣，就开始走下舷梯。罗伯茨和我站在机翼下，看见总统的遗体从飞机后舱抬下，又由一群士兵抬上一辆灵车。我们看见肯尼迪夫人和肯尼迪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从棺材旁登上了灵车。
新总统通过麦克风重新宣读了他的首次公开声明，他与前来迎接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员一一握手后，就走向他的直升飞机。
罗伯茨和我坐在另一架直升飞机上，向白宫的草坪飞去。在机舱里，我们身旁靠近窗户的地方，放着一张很大的椅子，椅子上坐着西奥多·索伦森，他是肯尼迪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官方头衔是总统特别顾问。他没有与主人一道去得克萨斯，但是他却在这个空军基地等着主人回来。
索伦森坐在那儿，面容憔悴，泣不成声。他的沉重的悲痛是6小时前发生的这一场悲剧和人们心情的一面镜子。
当我们乘坐的直升飞机在暮色中盘旋，就要在白宫南草坪降落时，谁会料到，6小时前，约翰·肯尼迪还是一个欢快活跃、笑容满面、精力充沛的人啊！
我当时就坐在所谓的白宫记者专车上，这辆车属于一家电话公司，车上装着一架活动无线电电话机。我坐在前座上，就在电话公司司机和专门负责总统得克萨斯之行的白宫代理新闻秘书马尔科姆·基尔达夫之间。其他三名记者挤在后座上。
突然，我们听到3声巨响，声音听起来十分凄厉。第一声像是爆竹声。但是，第二声和第三声毫无疑问就是枪声。
大概距我们约150或200码前面的总统专车立刻摇晃起来。我们看见装有透明防弹罩的总统专车后的特工人员乱成一团。
下一辆是副总统林顿·约翰逊的专车，接下去是保卫副总统的特工人员的专车。我们就在这后面。
我们的专车可能只停了几分钟，但却像过了半个世纪一样。我亲眼看见历史在爆炸，就连那些饱经风霜的观察家，也很难领悟出其中的全部道理。
我朝总统专车上望去，既没有看见总统，也没有看见陪同他的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诺利。我发现一件粉红色的什么东西晃了一下，那一定是总统夫人杰奎琳。
我们车上所有的人都朝司机吼了起来，要他将车向总统专车开近一些。但就在这时，我看见高大的防弹玻璃车在一辆摩托车的保护下，嚎叫着飞速驶开。
我们对司机大喊：“快！快！”我们斜插过副总统和他的保镖车，奔上了公路，死死地盯住总统专车和后面特工人员的保镖车。
前面的车在拐弯处消失了。当我们绕过弯后，就可以看到要去的地方了——帕克兰医院，这座医院就在主要公路左侧，是一座灰色的高大建筑物。我们向左边来了一个急转弯，一下子就冲进了医院。
我跳下汽车，飞快跑到防弹玻璃车前。
总统在后座上，脸朝下，肯尼迪夫人贴着总统的身子，用双手紧紧将他的头抱住，就像在对他窃窃私语。
康诺利州长仰面朝天躺在车里，头和肩都靠在夫人身上。康诺利夫人不停地晃着头抽泣，眼泪都哭干了。血从州长的上胸流了出来。我未能看见总统的伤口，但是我看见后座上一滩滩血斑，以及总统深灰色上衣右边流下来的暗红色血迹。
我已通过记者专车上的电话，向合众国际社报告了有人向肯尼迪总统的车队开了三枪。在医院门前目睹总统专车上血迹斑斑的景象，我意识到必须马上找一个电话。
专门负责总统夫人安全的特工人员克林特·希尔正靠在专车后面。
“他伤势有多重？克林特，”我问道。
“他快死了，”他简单地回答说。
我已记不起当时的详细情景。我只记得一连串急促的吆喝声——“担架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快将医生叫到这儿来……他来了……快，轻一点。”在不远的地方，还有可怕的抽泣声。
我抄一条小路径直冲到了医院的走廊上。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间小办公室，这儿根本不像办公室，倒像一个电话间。办公室里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正在摆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表格。在一个像银行出纳台那样的小窗口，我发现木架上有一部电话机。
“怎样接外线？”我气喘吁吁地问道。“总统受伤了，这是紧急电话。”
“拨9，”他边说边将电话推到我身旁。
我连拨了两次，终于接通了合众国际社达拉斯分社。我用最快的速度发了一个快讯：总统在穿过达拉斯的大道上遭到枪击，总统伤势严重，可能是致命的重伤。
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正在竞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在一个饭店开会的时候，被一名单枪匹马的持枪者暗杀了。(新华社稿)
我正打着电话时，抬着总统和州长的担架从我身边经过，由于我背向走廊，直到他们到距我75或100英尺的急救室门前，我才看见他们。
我从窗口外的人的脸上突然出现的恐惧神情上知道他们已过去了。
我站在通往急救室的淡褐色走廊上，一边向合众国际社打电话报告枪击时的情况，一边紧盯着急救室外面，看会出现什么新情况。这时，我眼前展开了一片忙乱的景象。
白宫新闻秘书基尔达夫上气不接下气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警官拼命地嚷嚷，“让开！让开！”两位神父，手里提着紫红色袈裟的衣角，紧跟在一名特工人员后面走了进来。一名警官中尉手捧一大瓶血浆走到走廊上，一位医生也来了，他说要将所有的神经外科医生都叫来。
神父从急救室里走了出来，说总统接受了天主教的最后圣礼。他们说，总统还活着，但昏迷不醒。总统办公室的人员陆续来到了，他们乘的车在我们后面，由于交通阻塞，被迫姗姗来迟。
当时在医院中急需电话，我将电话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紧紧抓住不放。我不敢离开那儿，怕失去与外界的联系。
这时，我看见基尔达夫和白宫另一名工作人员韦恩·霍克斯从我身边跑了过去。霍克斯边跑边喊：“基尔达夫马上要在护士值班室发表声明。”
护士值班室就在上一层楼的尽头，我急忙撂下手中的话筒，紧跟在他俩后面。当我们一到值班室门口，就听见里头在大声地喊：“请安静！”基尔达夫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宣布说：“约翰·肯尼迪总统约在一点钟逝世。”
我一下子闯进附近一间办公室，但是医院的总机乱成一团。这时，我在人群中发现了合众国际社西南分社编辑部主任的妻子维吉尼亚·帕耶特，她本人就是一名老记者。我告诉她再上一层楼看看付费电话是否能打通。
医院总机还是接不通，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求一位护士帮忙。她领着我七弯八拐，穿过好几条走廊，拐到楼下一个付费电话间。我终于接通了达拉斯分社办公室。维吉尼亚在我之前就接通了。
接着，我又顺着原路，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临时会议室。我刚一进门，白宫负责交通的官员吉格斯·福弗就一把将我拉住，他告诉我，基尔达夫要三名报业联营的记者立即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
福弗说，“他要你现在就到楼下去。”
我匆匆赶到楼下，冲到院子里，发现基尔达夫的车已开走了。
我和其他两名记者，《新闻周刊》的查尔士·罗伯茨与威斯汀豪斯广播公司的锡德·戴维斯恳求一名警官用他的警车将我们送到机场。特工人员叮嘱我们，车在机场附近不要鸣警笛。这名警官驾驶技术十分高超，当时公路上一片混乱，交通拥挤不堪，但他从容不迫，顺利将我们送到机场。
我们在离总统专机约200码的跑道边跳下车时，基尔达夫看见了我们。他示意要我们赶快。我们跑到他跟前，他说，机上只能上来两名记者，约翰逊就要在机上宣誓就职，飞机然后就立即起飞。
我看见跑道旁有一排公用电话间，问是否有时间让我向我的上司报个信。他说，“上帝保佑，要抓紧时间。”
接着，又是一场电话战。达拉斯总机占线。我拨华盛顿，所有电话都占线。我又拨合众国际社纽约分社，终于接通了。我告诉说，新总统就要在飞机上宣誓就职。
基尔达夫从飞机上钻了出来，在朝我这边招手。我扔下话筒，直向飞机跑去。一位侦探将我止住。他说：“您的梳子从口袋里掉出来了。”
我终于上了“空军一号”。作为一名专门采访肯尼迪总统的记者，我曾多次登上这架飞机。可是今天，座舱里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显得特别闷热和阴暗。
基尔达夫将我们推进飞机上总统的专用房间，房间是用来作起居室兼会议室的，可以坐八到十人。
我挤进房间，数了数，共有27人。站在中间的是约翰逊、约翰逊夫人伯德和美国地区法官萨拉·休斯。萨拉·休斯是一位和蔼的老太太，今年67岁，她手上拿着一本黑色封面的小圣经，等着领誓。
房间里越来越闷热。约翰逊担心肯尼迪手下的工作人员挤不过来，要大家尽量往前靠一靠，但是站在角落的一张椅子上的摄影师塞西尔·斯托顿说，如果约翰逊再移动一下，这张历史性的照片就照不好了。
原来，约翰逊正在等肯尼迪夫人，她还在飞机后面的卧室里尽量设法使自己镇静下来。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走来了，身上仍然穿着那件粉红色的羊毛外衣，这天早上，她就是穿着这件衣服，站在丈夫身边，兴奋地同机场上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的。
她面色苍白，眼泪都哭干了。当她心神恍惚地悄悄走过来时，人们都向她伸出了热情的手。约翰逊握着她的双手，示意让她站到自己左边。约翰逊夫人站在右边，勉强地笑了一下，看得出她心情十分紧张。
约翰逊向休斯法官点了点头，法官是他们家的老朋友，是由肯尼迪任命的。
“举起您的右手，跟着我念，”女法官对约翰逊说。
正在这时，传来一架飞机降落的嗡嗡声。
休斯法官托起圣经，约翰逊用他巨大的左手按在上面。他慢慢地举起右手，法官开始念誓词：“我庄严地宣誓，我将忠实地履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职责……”
简短的就职仪式在法官的领读下，以约翰逊深沉而坚定的“……我祈求上帝保佑”的声音结束。
约翰逊首先转向他的夫人、紧紧地搂住她的两肩，亲吻她的面颊。接着，他又转向肯尼迪的遗孀，用左臂挽住她，吻了吻她的面颊。
当其他人，如一些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逊和肯尼迪手下的工作人员，向新总统走过来时，他步步后退，好像不愿接受这种祝贺的表示。
仪式只进行了两分钟，在东部时间下午3点38分结束，过了片刻，总统就斩钉截铁地宣布：“现在立即起飞！”
专机驾驶员詹姆士·史温达尔上校立即启动右舷的发动机。这时，有好几个走出了飞机，其中包括威斯汀豪斯广播公司记者锡德·戴维斯。由于飞机载人有限，白宫官员只允许两名报业联营记者留下。我和罗伯茨被选中了。实际上，我们在机上也没有座位。
在东部时间3点47分，“空军一号”的起落架离开了跑道。史温达尔将这个空中庞然大物一下子升到了41000英尺的高空，飞机以每小时625英里的速度，向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去。
当总统专机达到巡航高度时，肯尼迪夫人离开了卧室，向飞机后舱走去。这里是所谓的家庭起居室。就在这里，她曾同肯尼迪、同亲人和朋友们一道叙谈和用餐，度过了许多令人兴奋和激动的时光。
肯尼迪的遗体就停放在这里，是由一群特工人员抬上飞机的。
肯尼迪夫人走进后舱，拿起一把椅子，坐在棺材旁边。她一直呆在那儿，直到飞机降落才离开。陪她守灵的还有肯尼迪的四名贴身工作人员：肯尼迪的挚友和私人顾问戴维·鲍尔斯，秘书及主要政治顾问肯尼思·奥唐奈，肯尼迪驻国会的首席联络官罗伦斯·奥布里恩，肯尼迪的空军助理戈弗雷·麦克休准将。
肯尼迪的军事助理切斯特·克利夫顿少将在飞机上成了一个大忙人，他又是打电报，又是商量到达仪式，又是安排将遗体运往比贝塞斯达海军医院，一刻也没有休息。
飞机起飞后，约翰逊又回到座舱。我的手提打字机在医院附近弄丢了，只得坐在一台大型电传打字机前写稿，这台打字机是肯尼迪的私人秘书伊夫林·林肯用来起草肯尼迪讲话稿的。
当我和罗伯茨正忙于记下刚才亲眼看到的历史性场面时，约翰逊走到我们跟前。
“我在几分钟后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这里是讲话的副本，是给你们的，”他说。“下飞机后，我要再宣读一遍。”
这是新行政首脑第一次公开表态，既简短、又动人：
“这是全体人民悲痛的时刻。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场沉痛的个人悲剧。我知道，全世界都像肯尼迪夫人和他们全家一样，心情十分沉重。我要竭尽所能、全力以赴。我祈求你们和上帝的帮助。”
飞机离华盛顿约有45分钟路程时，新总统通过特别无线电电话，与已故总统的母亲罗斯·肯尼迪夫人通了电话。
“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希望能分担您的悲痛，”他对她说。“我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情。”
接着，约翰逊夫人也要与老肯尼迪夫人通话。
“我们心中就像刀割一样，”约翰逊夫人说。她突然忍不住抽泣起来。过了一会儿，当她平静下来后，接着说，“我们永远爱您，并为您祈祷。”
离华盛顿约30分钟路程时，约翰逊与内利·康诺利通了电话，内利是身负重伤的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夫人。
新总统对州长夫人说：
“我们为你们祈祷，亲爱的，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吗？替我拥抱他、亲吻他。”
天色黑下来的时候，飞机掠过华盛顿地区灯火辉煌的上空，向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去。飞机在东部时间5点59分降落到地面。
我谢过帮我收拾打字机的空中小姐，穿上风雨衣，就开始走下舷梯。罗伯茨和我站在机翼下，看见总统的遗体从飞机后舱抬下，又由一群士兵抬上一辆灵车。我们看见肯尼迪夫人和肯尼迪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从棺材旁登上了灵车。
新总统通过麦克风重新宣读了他的首次公开声明，他与前来迎接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员一一握手后，就走向他的直升飞机。
罗伯茨和我坐在另一架直升飞机上，向白宫的草坪飞去。在机舱里，我们身旁靠近窗户的地方，放着一张很大的椅子，椅子上坐着西奥多·索伦森，他是肯尼迪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官方头衔是总统特别顾问。他没有与主人一道去得克萨斯，但是他却在这个空军基地等着主人回来。
索伦森坐在那儿，面容憔悴，泣不成声。他的沉重的悲痛是6小时前发生的这一场悲剧和人们心情的一面镜子。
当我们乘坐的直升飞机在暮色中盘旋，就要在白宫南草坪降落时，谁会料到，6小时前，约翰·肯尼迪还是一个欢快活跃、笑容满面、精力充沛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