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大堂手绘效果图:适度公平就是底线公平? ——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公有制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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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德中 文章来源：探索 点击数： 69 更新时间：2007-10-16
适度公平就是底线公平? 一一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公有制关系的思考
作者：刘德中
《探索》2007年第4期
一、适度公平就是底线公平?一一与景天魁先生不同的意见
《适度公平就是底线公平》是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目前社会学界唯一的学部委员景天魁研究员在2007年第5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到题目就觉得不对。从语义上来说，适度公平怎么也应该比底线公平高啊，把底线公平当成适度公平，太降低适度公平的标准了吧。
他把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底线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底线公平是满足“基础性需求”的，包括：(1)解决温饱的需求(生存需求)，(2)基础教育的需求(发展需求)，(3)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的需求(健康需求)。在他看来，底线公平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是最低水平的公平，不公平不利于发展，过分公平也不利于发展，底线公平是最有利于健康而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的。底线公平是最容易做到，最必须做到，最能够显著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平水平的一种“公平”。
这样界定底线公平也未尝不可。不过，这样的底线公平在内容上是有缺陷的，就是忽视了极其重要的、真正基本的就业问题上的公平。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就业问题上保证了公平，其他的社会保障就不重要了。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保障自己的基本尊严。在就业公平失败后，有些人才需要福利型的社会保障进行补救。所以，最基本的底线的公平应该是就业方面的，这样的底线公平才是最有利于健康而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的，才是最容易做到、最必须做到的，才是最能够显著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平水平的。
而且，在社会保障的意义上，底线公平也不是最容易做到的。社会保障本身是有标准的，西方发达国家高标准的社会保障就是“福利国家”政策。我们不仅短期内做不到这样的底线公平，就是我们目前实行的基本社会保障要覆盖到全部公民也是不可能的。不是不应该实现这样的底线公平，而是我们的社会保障理念应该创新。我们应该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标准，让人们认识到并且向世人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社会保障。西方的社会保障本来就是为了和社会主义国家竞争才建立的。我们曾经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成为人民的社会保障，人民也建立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让人民受苦的。只要恢复了这个信心，我们就超越了西方的社会保障理念。
劳动权利的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解决就业问题出发，对“效率优先，确保公平”的方针应该进行重新评价。“效率优先”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是不能完全贯彻的。在经济领域，除了竞争不足的无效外，还存在摩擦性无效。“效率优先”的原则只能解决竞争不足的问题，对于摩擦性无效反而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个生产单位内部，由于生产者不满而故意制造不合格产品的现象不是稀罕的。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理性。在社会领域，如果社会不公平状况严重，已经取得的经济效率也是会丧失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追求社会效率，就应该把公平放在首位，在确保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促进公平的实现。没有公平，就没有稳定，也没有效率。下岗工人的一些群体性活动证明了这一点。
适度公平是应该“在底线以上”的，政府的责任不是不“搞‘福利国家’政策”，而是应该搞高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政策，这样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人民是希望这样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希望这样的社会主义尽快进入高级阶段，不希望长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煎熬。
二、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认识公有制的意义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具有鲜明的特点，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而公有制本身就意味着社会保障，对于其中的劳动者直接发挥着社会保障的功能。对于这个特点，我们在今天构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并且据此谋划。
古巴的例子突出表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特点。世界银行在2004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古巴之谜”这个说法，用于指古巴“没有(经济)增长也能(使人民)拥有健康”的卓越成就。
古巴被认为是在低收入水平上也能拥有健康的范例。虽然古巴仍然非常贫困，但是其婴儿死亡率却低于许多工业化国家，并且一些在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疾病在古巴也被消灭了。古巴的收入水乎远远低于加拿大，但是其婴儿死亡率却与后者持平。古巴是如何努力，从而使其婴儿死亡率至少不高于西半球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也不高于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呢?见多识广的世界银行专家们感到令人费解，把这称作古巴之谜。
联合国还有一个报告也赞扬古巴在困难时期维持了社会发展。这份联合国报告说，虽然古巴在20世纪80年代底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后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她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成果得到了维持。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开发计划署和古巴国家经济研究所进行的调查显示，虽然古巴一下子失去了主要的出口市场和受援助来源，但通过改革和恢复宏观平衡，她在教育、卫生、房屋、粮食和就业方面的成果仍然得以维持。
古巴之谜的关键在于其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决定了其出发点是为大多数穷人服务，政府不惜为此提供公共资金、设计有效的激励措施。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造福于大多数国民，而且能够满足广阔的国际市场的需要，取得世界性的声誉。
古巴革命后，新政府把健康视为自身的关键业绩指标，全民和公平的医疗保健是新政府要实现的三个最高目标之一。新政府把注意力集中于为农村提供医疗服务，政府要求所有医科院校新毕业的学生到农村服务一年，政府还增加了农村医疗设施的数量；1961年，政府将私立医院收归国有，使公共部门成为医疗服务的唯一提供者一一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改变。
古巴政府在医疗方面所花费的国内生产总值要高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2000年古巴在医疗方面的公共支出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02年也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6％。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共医疗支出的平均水平是3．3％。
只要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并且二者在一定的产业基础上结合起来，社会的财富就有了不竭的源泉。公有制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直接结合的所有制形式，对于具有劳动能力、进行着劳动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一切都是有保障的，所以他们虽然工资收入不高，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对于失去了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来说，只要他们所服务的公有制企业继续存在，他们就还是有保障的。作为我们这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公有制企业，其前途应该是不让人担忧的，前景应该是不断发展壮大的。即使出现部分转、关的情况，只要我们还有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安置少数人员也不应该是什么难事。
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基础不同，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面临的风险不同，所以没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农民保障自己的经济基础，国家支持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可以通过直接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来进行。在集体经济实力强大的村庄，农民享受着高水平的福利。对于提供了这些福利的集体企业，国家在政策上应该有优惠。
河南南街村由于集体实力的发展壮大，职工、村民的福利待遇日益增加，免费享受20多项福利待遇，生活、住房、上学、就医等方面无后顾之忧，人人安居乐业、生活幸福。航民村作为浙江首富村，在工业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全村村民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老年村民享有退休金、养老金。全乡搞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河北晋州周家庄乡1999年底全乡人均公共积累 6666元，兴办起多种社会福利事业，如65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30元养老津贴等。农村教育、住房、医疗、交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化事业和村庄建设不断发展，成为城市化的乡村。集体承担九年义务 教育阶段的学费。他们没有两极分化，家家是小康 水平的富裕户。
坚持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是这些村乡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和谐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的根本保证。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村庄建设、村民社会福利保障、科教文化、生活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效，小康建设全面推进，根源在于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现实使干部群众认识到，如果不壮大集体经济，村庄就不会有现在的面貌，村民就不可能享有现在的福利和保障。
三、西方国家的有益启示
西方国有企业的职工普遍是高工资、高福利的，形成了一个工人贵族阶层。针对他们的改革措施往往遭遇巨大阻力而难以为继。企业总是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打造自身形象、展示自身实力的一种方式。在促进就业公平、女性就业等方面，总的来说国有企业做得比较好。我国国有企业的职工还没有享受到高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企业所办的学校、医院以及其他服务设施，只要能够负担，就不应该鼓吹不办社会。职工享受不了这里的这些服务，就要到社会上高价购买，由此加剧了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剥离办社会所增加的些许效益赶不上支出的增加。是不合算的。而且，医院、学校、房地产都是社会上的热点产业，企业开展多种经营为什么不能办呢?考察企业所办的这些产业的效益时，应该考虑到它们为职工提供的社会保障的效益。
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掀起过私有化潮流，把许多国有经济实体转变为私有公司。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认为，私有企业比政府管理企业和提供服务更有效率，开放行业竞争是符合消费者利益的理想方式。90年代是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十年，也是对市场的信仰迅速膨胀的十年。但是历史并没有在这里终结，21世纪刚刚开始，金融泡沫破碎，市场道德沦丧的后果正在突显，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出现前所未有的迹象，对所有制反思的思潮也在许多地方出现。
2001年10月，拥有英国铁路轨道、信号和火车站的铁路集团宣布资不抵债，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实际上再次国有化。过去的空中交通管制垄断公司自从2001年私有化之后也在挣扎。2002年8月，英国最大的核能公司又重开私有化问题的争论，英国能源问题也成为英国私有化失败的最新典型．，英国能源公司是1986年私有化的，生产英国20％的电力，近来连年亏损。即使自由市场鼓吹者也同意，如果英国能源要保持运转，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研究者认为，最近的麻烦不仅对英国也对其他国家提供了私有化的重要教训：、如伦敦社会市场基金会主任科林斯悦，“我们已经知道并不足所有东两都适合私有化。”
关于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和政联公司(GLCs)的作用，2002年在新加坡国会又引起激烈的辩论，调查研究机构也进行了新的论证。新加坡的政联公司相当于我们的国有企业。新加坡政联公司在新加坡经济领域影响很远，新加坡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对于政联公司应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多年来在新加坡国会上经历过无数次的讨论。贸工部政务部长在参加辩论吋反驳了政府的参与会导致政联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效率和业务表现欠佳的说法，指出这种论调是没有凭据的。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樟宜机场的例子很有说服力：“政府拥有显著股权的新航是全世界表现最好的航空公司，而政府独资拥有的樟宜机场也是商务旅客投选的最佳机场．”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顾蔡矶副教授在为政联公司辩护时说，政联公司是新加坡的关键优势，因为只有淡马锡控股有能力把新加坡带到国际市场。南洋理工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当中，政联公司要比非政联公司更有效率，股本与资产回报率也更胜一筹。南大商学院银行与金融系主任陈光嵘教授与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的詹姆斯教授对25家政联公司和204家非政联公司1990年到200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说明政联公司的企业监管比非政联公司更为严格，因此有更高的投资价值。他们的研究发现，在1990年到2000年期间，政联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比非政联公司高l.7个百分点，股本回报率高10.1个百分点。政联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分别是4．6％和]4．2％，非政联公司则是2．9％和4．1％。与非政联公司比较，政联公司也拥有较高的现金与资产比率一一政联公司是16.4％而非政联公司是13.7％。充裕的现金说明政联公司并不需要在财务上依赖政府，它在运作方式上与私营公司无异。政联公司在控制开支方面也比非政联公司规矩。政联公司的开支与资产比率是50％，而非政联公司是70％，这是政联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比非政联公司高的原因之一。《海峡时报》的企业透明度指数排名显示，企业监管最严格的10家公司当中，有五家是政联公司。
国民党失去台湾政权后，台湾也进行了“公营事业民营化”(与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一个意思)，国民党政权原来在“计划经济”、“民生主义”的指导原则下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和干预不复存在了。通过对私有化效果与社会影响的评估，有的台湾学者认为，公有财产的移转牵涉到许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包括经济秩序的重整、劳动条件的下降、劳资权力不平等关系的深化、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机制的丧失及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看待私有化不应该仅仅依据一个抽象、模糊的效率原则。他认为，当国家依循(或是假借)自由经济的主张而持续支持私有化政策时，政商利益矛盾只会被强化，个别企业或是整体经济的效率却未必会改善。承认公营事业诸多弊病的存在和功能的衰退，并不表示私有化做法就是唯一的出路。私有化并不必然提高效率，而效率是否可以作为衡量所有公营事业存在价值的唯一准则，也是应该被质疑的。私有化造成资源再分配，必然使不平等结构进一步深化，社会公平被牺牲。达成经济自由化的策略并不只是私有化，产业的开放竞争其实更重要。私有化并不必然代表国家经济干预的减少，变化的只是干预的形式。他把私有化界定为国家减少对经济或社会事务的直接经营或管理，而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生产或服务功能，他认为至少有四种私有化形式：出售所有权，经营权外包，聘请专业经理人经营公有事业或公共服务，缩小福利范围。私有化的正当性建立在对市场自我管理能力的过度幻想上。私有化不只是拍卖国家的资产，也是拍卖国家的责任。表面上似乎是顺应时代潮流，事实上只是反映出国家官僚体系已经丧失自我监督和控制国家机器运作的能力。私有化被批评为丢包袱、锯箭法，贱卖国家资产、践踏劳工权益。他认为马克思早就看出了自由经济理论的盲点，那就是在竞争逻辑下富者愈富。正如有人所说，社会主义会使人感到寒冷，但是不会有人被冻死；市场体制使人们有被冻死的自由。
美国911事件与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事件都是非常引人注目、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对于这两个事件，都有美国学者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报应：我们付出的代价”中认为，911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因为美国是一个不愿意投资公共安全的国家。美国机场的安检人员每小时只有6美圆薪水，而在欧洲，安检人员1小时有15美圆的薪酬，另外还有津贴，他们同时还受到了广泛的训练。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欧洲的机场安全被看成是执法问题，其费用由机场或政府来支付；但在美国，机场安全费用仅仅由机场自己来支付。他认为，公共机构由于政客们忙于装模作样地反对“大政府”而一直缺乏可资利用的资源，依靠私人部门去做公共部门的事务是行不通的，一个关键的教训就是：有些事情是政府必须花钱做的。在关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的第一场公开听证会上，重点就放在了美国宇航局的私有化政策等管理体制上。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由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一马丁公司负责的航天飞机项目日常运作的私有化酿成了大祸。
我们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可以借鉴西方的“社会分红”理念，降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成本，让所有人都享受到国有企业赢利的好处。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反过来又可以加强人们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是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社会分红”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再加20元。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工作机会的收人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有激励去找工作。
通俗地说，“社会分红”就是按人发钱，对于减轻贫困、促进消费都有很大作用。我国已出现了社会分红的初步形式，如对60岁以上只有女孩的父母每年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费。我国中央国企大多是在自然垄断的基础产业部门，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较有保证的垄断收益更应造福全民，拿出一定比例用于“社会分红”，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
四、打破私有制迷信识破私有化用心
美国出版的关于外国国有企业与国有化的有些书副标题都是“对美国企业的威胁”。有些人应该明白美国人为什么鼓吹私有化了吧。如果国有企业对经济不利，作为竞争对手的美国何必向你推销私有化呢?
欧洲学者与政治家不都像我们某些人那么糊涂。意大利学者认为“意大利的工业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原因就在于它建立了一种同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所不同的国有经济结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认为，“国有化是保护法国生产的一种武器，”“我要用国有化做戴高乐在原子战略方面所做的事，给法国提供一支经济打击力量。”毫不奇怪，欧洲国家政府已在欧洲50个最大公司中的一半中拥有直接控股权，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许多人们熟悉的公司，如雷诺汽车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瑞典钢铁公司、Rolls—Royces等企业，政府都是唯一的或最大的持股者。法国和意大利1990年国有经济仍然占20％。英国大众对私有化的支持率从未超过40％，1990年主张国有化的比例超过赞成私有化的，英国私营铁路的乘客满意度还不如法国国营铁路。
当年私有化浪潮刚过，就有外国学者著书证明，所谓私有化能够提高效率是缺乏证据支持的。如在关于自来水成本的7项研究中，1987、1986、1983年的研究都发现没有显著差异，1982、1976年的研究是公共部门效率高，只有1978年的研究是私营部门高。
中国有些经济学家鼓吹“股份制改造”是国有企业明晰产权、走出困境的良方，他们以为私有的利己动机才能驱使企业主竭力从事经营从而获得高效率，也许他们不知道这个因素对于大中型企业是难以起作用的；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源于个人产权的因素在逐步削弱，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与现代资本主义大公司的所谓归股民所有的形式对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直接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一语道破玄机：“许多欧洲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断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管理水平”。所以，企业效率问题最根本的是竞争与活力问题，或者用时髦的语言来说是“治理结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管理问题。改制以后也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像美国安然这样的公司中下层员工与普通股东还是受到少数上层人物欺骗的。我有在美国上市的著名网络公司工作的朋友说，他们的员工普遍士气低落，原因就在于他们感到是在给老板卖命，没有成就感和主人翁责任感。美国盖洛普公司在新加坡的调查也显示，每10个新加坡员工中，有8人对：工作并不那么投入；每8个员工中，有一个对工作不满。这导致生产力下降，造成每年54亿新元的经济损失。盖洛普公司认为这与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有关，管理者在决定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方面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路径依赖”，我们走别人的路是要付出社会摩擦的代价的，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从来不是照抄照搬就可以了事的，我们要立足实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应该不难想到，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或者说是把“鞍钢宪法”的精神推陈出新。
我们在谈到遇到的问题时，往往把原因归结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好像等到完善后就没有烦恼了。被许多人奉为楷模的美国也出现了不敢想像的问题，应该受人尊敬、吓人的大上市公司也是少数人不择手段地欺骗公众，只想着自己圈钱，本来享誉世界的大会计公司也会做假账。有些人的“美国梦”是不是也该醒醒了呢?我们的股市问题原来美国也是避免不了，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大鱼吃小鱼、资本追逐利润，必然的结果就是两极分化、弱肉强食，对于少数人来说可以上天堂，但是大部分人却不得不下地狱或者在半空中拼命挣扎。有些人已经在遭二遍苦、受二茬罪了，请精英们睁开眼看看沦落的劳苦大众，问问你们的理论是代表谁的利益的吧!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许多人的痛苦上，唯几个洋大入的马首是瞻，不仅辜负丫人民，更辜负了时代对真正的学者的期待。你们的命运必然会随着你们编织的神话的破产而风光不再，而遭到唾弃
适度公平就是底线公平? 一一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公有制关系的思考
作者：刘德中
《探索》2007年第4期
一、适度公平就是底线公平?一一与景天魁先生不同的意见
《适度公平就是底线公平》是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目前社会学界唯一的学部委员景天魁研究员在2007年第5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到题目就觉得不对。从语义上来说，适度公平怎么也应该比底线公平高啊，把底线公平当成适度公平，太降低适度公平的标准了吧。
他把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底线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底线公平是满足“基础性需求”的，包括：(1)解决温饱的需求(生存需求)，(2)基础教育的需求(发展需求)，(3)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的需求(健康需求)。在他看来，底线公平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是最低水平的公平，不公平不利于发展，过分公平也不利于发展，底线公平是最有利于健康而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的。底线公平是最容易做到，最必须做到，最能够显著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平水平的一种“公平”。
这样界定底线公平也未尝不可。不过，这样的底线公平在内容上是有缺陷的，就是忽视了极其重要的、真正基本的就业问题上的公平。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就业问题上保证了公平，其他的社会保障就不重要了。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保障自己的基本尊严。在就业公平失败后，有些人才需要福利型的社会保障进行补救。所以，最基本的底线的公平应该是就业方面的，这样的底线公平才是最有利于健康而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的，才是最容易做到、最必须做到的，才是最能够显著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平水平的。
而且，在社会保障的意义上，底线公平也不是最容易做到的。社会保障本身是有标准的，西方发达国家高标准的社会保障就是“福利国家”政策。我们不仅短期内做不到这样的底线公平，就是我们目前实行的基本社会保障要覆盖到全部公民也是不可能的。不是不应该实现这样的底线公平，而是我们的社会保障理念应该创新。我们应该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标准，让人们认识到并且向世人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社会保障。西方的社会保障本来就是为了和社会主义国家竞争才建立的。我们曾经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成为人民的社会保障，人民也建立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让人民受苦的。只要恢复了这个信心，我们就超越了西方的社会保障理念。
劳动权利的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解决就业问题出发，对“效率优先，确保公平”的方针应该进行重新评价。“效率优先”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是不能完全贯彻的。在经济领域，除了竞争不足的无效外，还存在摩擦性无效。“效率优先”的原则只能解决竞争不足的问题，对于摩擦性无效反而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个生产单位内部，由于生产者不满而故意制造不合格产品的现象不是稀罕的。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理性。在社会领域，如果社会不公平状况严重，已经取得的经济效率也是会丧失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追求社会效率，就应该把公平放在首位，在确保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促进公平的实现。没有公平，就没有稳定，也没有效率。下岗工人的一些群体性活动证明了这一点。
适度公平是应该“在底线以上”的，政府的责任不是不“搞‘福利国家’政策”，而是应该搞高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政策，这样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人民是希望这样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希望这样的社会主义尽快进入高级阶段，不希望长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煎熬。
二、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认识公有制的意义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具有鲜明的特点，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而公有制本身就意味着社会保障，对于其中的劳动者直接发挥着社会保障的功能。对于这个特点，我们在今天构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并且据此谋划。
古巴的例子突出表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特点。世界银行在2004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古巴之谜”这个说法，用于指古巴“没有(经济)增长也能(使人民)拥有健康”的卓越成就。
古巴被认为是在低收入水平上也能拥有健康的范例。虽然古巴仍然非常贫困，但是其婴儿死亡率却低于许多工业化国家，并且一些在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疾病在古巴也被消灭了。古巴的收入水乎远远低于加拿大，但是其婴儿死亡率却与后者持平。古巴是如何努力，从而使其婴儿死亡率至少不高于西半球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也不高于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呢?见多识广的世界银行专家们感到令人费解，把这称作古巴之谜。
联合国还有一个报告也赞扬古巴在困难时期维持了社会发展。这份联合国报告说，虽然古巴在20世纪80年代底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后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她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成果得到了维持。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开发计划署和古巴国家经济研究所进行的调查显示，虽然古巴一下子失去了主要的出口市场和受援助来源，但通过改革和恢复宏观平衡，她在教育、卫生、房屋、粮食和就业方面的成果仍然得以维持。
古巴之谜的关键在于其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决定了其出发点是为大多数穷人服务，政府不惜为此提供公共资金、设计有效的激励措施。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造福于大多数国民，而且能够满足广阔的国际市场的需要，取得世界性的声誉。
古巴革命后，新政府把健康视为自身的关键业绩指标，全民和公平的医疗保健是新政府要实现的三个最高目标之一。新政府把注意力集中于为农村提供医疗服务，政府要求所有医科院校新毕业的学生到农村服务一年，政府还增加了农村医疗设施的数量；1961年，政府将私立医院收归国有，使公共部门成为医疗服务的唯一提供者一一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改变。
古巴政府在医疗方面所花费的国内生产总值要高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2000年古巴在医疗方面的公共支出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02年也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6％。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共医疗支出的平均水平是3．3％。
只要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并且二者在一定的产业基础上结合起来，社会的财富就有了不竭的源泉。公有制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直接结合的所有制形式，对于具有劳动能力、进行着劳动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一切都是有保障的，所以他们虽然工资收入不高，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对于失去了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来说，只要他们所服务的公有制企业继续存在，他们就还是有保障的。作为我们这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公有制企业，其前途应该是不让人担忧的，前景应该是不断发展壮大的。即使出现部分转、关的情况，只要我们还有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安置少数人员也不应该是什么难事。
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基础不同，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面临的风险不同，所以没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农民保障自己的经济基础，国家支持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可以通过直接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来进行。在集体经济实力强大的村庄，农民享受着高水平的福利。对于提供了这些福利的集体企业，国家在政策上应该有优惠。
河南南街村由于集体实力的发展壮大，职工、村民的福利待遇日益增加，免费享受20多项福利待遇，生活、住房、上学、就医等方面无后顾之忧，人人安居乐业、生活幸福。航民村作为浙江首富村，在工业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全村村民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老年村民享有退休金、养老金。全乡搞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河北晋州周家庄乡1999年底全乡人均公共积累 6666元，兴办起多种社会福利事业，如65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30元养老津贴等。农村教育、住房、医疗、交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化事业和村庄建设不断发展，成为城市化的乡村。集体承担九年义务 教育阶段的学费。他们没有两极分化，家家是小康 水平的富裕户。
坚持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是这些村乡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和谐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的根本保证。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村庄建设、村民社会福利保障、科教文化、生活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效，小康建设全面推进，根源在于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现实使干部群众认识到，如果不壮大集体经济，村庄就不会有现在的面貌，村民就不可能享有现在的福利和保障。
三、西方国家的有益启示
西方国有企业的职工普遍是高工资、高福利的，形成了一个工人贵族阶层。针对他们的改革措施往往遭遇巨大阻力而难以为继。企业总是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打造自身形象、展示自身实力的一种方式。在促进就业公平、女性就业等方面，总的来说国有企业做得比较好。我国国有企业的职工还没有享受到高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企业所办的学校、医院以及其他服务设施，只要能够负担，就不应该鼓吹不办社会。职工享受不了这里的这些服务，就要到社会上高价购买，由此加剧了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剥离办社会所增加的些许效益赶不上支出的增加。是不合算的。而且，医院、学校、房地产都是社会上的热点产业，企业开展多种经营为什么不能办呢?考察企业所办的这些产业的效益时，应该考虑到它们为职工提供的社会保障的效益。
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掀起过私有化潮流，把许多国有经济实体转变为私有公司。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认为，私有企业比政府管理企业和提供服务更有效率，开放行业竞争是符合消费者利益的理想方式。90年代是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十年，也是对市场的信仰迅速膨胀的十年。但是历史并没有在这里终结，21世纪刚刚开始，金融泡沫破碎，市场道德沦丧的后果正在突显，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出现前所未有的迹象，对所有制反思的思潮也在许多地方出现。
2001年10月，拥有英国铁路轨道、信号和火车站的铁路集团宣布资不抵债，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实际上再次国有化。过去的空中交通管制垄断公司自从2001年私有化之后也在挣扎。2002年8月，英国最大的核能公司又重开私有化问题的争论，英国能源问题也成为英国私有化失败的最新典型．，英国能源公司是1986年私有化的，生产英国20％的电力，近来连年亏损。即使自由市场鼓吹者也同意，如果英国能源要保持运转，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研究者认为，最近的麻烦不仅对英国也对其他国家提供了私有化的重要教训：、如伦敦社会市场基金会主任科林斯悦，“我们已经知道并不足所有东两都适合私有化。”
关于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和政联公司(GLCs)的作用，2002年在新加坡国会又引起激烈的辩论，调查研究机构也进行了新的论证。新加坡的政联公司相当于我们的国有企业。新加坡政联公司在新加坡经济领域影响很远，新加坡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对于政联公司应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多年来在新加坡国会上经历过无数次的讨论。贸工部政务部长在参加辩论吋反驳了政府的参与会导致政联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效率和业务表现欠佳的说法，指出这种论调是没有凭据的。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樟宜机场的例子很有说服力：“政府拥有显著股权的新航是全世界表现最好的航空公司，而政府独资拥有的樟宜机场也是商务旅客投选的最佳机场．”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顾蔡矶副教授在为政联公司辩护时说，政联公司是新加坡的关键优势，因为只有淡马锡控股有能力把新加坡带到国际市场。南洋理工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当中，政联公司要比非政联公司更有效率，股本与资产回报率也更胜一筹。南大商学院银行与金融系主任陈光嵘教授与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的詹姆斯教授对25家政联公司和204家非政联公司1990年到200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说明政联公司的企业监管比非政联公司更为严格，因此有更高的投资价值。他们的研究发现，在1990年到2000年期间，政联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比非政联公司高l.7个百分点，股本回报率高10.1个百分点。政联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分别是4．6％和]4．2％，非政联公司则是2．9％和4．1％。与非政联公司比较，政联公司也拥有较高的现金与资产比率一一政联公司是16.4％而非政联公司是13.7％。充裕的现金说明政联公司并不需要在财务上依赖政府，它在运作方式上与私营公司无异。政联公司在控制开支方面也比非政联公司规矩。政联公司的开支与资产比率是50％，而非政联公司是70％，这是政联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比非政联公司高的原因之一。《海峡时报》的企业透明度指数排名显示，企业监管最严格的10家公司当中，有五家是政联公司。
国民党失去台湾政权后，台湾也进行了“公营事业民营化”(与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一个意思)，国民党政权原来在“计划经济”、“民生主义”的指导原则下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和干预不复存在了。通过对私有化效果与社会影响的评估，有的台湾学者认为，公有财产的移转牵涉到许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包括经济秩序的重整、劳动条件的下降、劳资权力不平等关系的深化、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机制的丧失及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看待私有化不应该仅仅依据一个抽象、模糊的效率原则。他认为，当国家依循(或是假借)自由经济的主张而持续支持私有化政策时，政商利益矛盾只会被强化，个别企业或是整体经济的效率却未必会改善。承认公营事业诸多弊病的存在和功能的衰退，并不表示私有化做法就是唯一的出路。私有化并不必然提高效率，而效率是否可以作为衡量所有公营事业存在价值的唯一准则，也是应该被质疑的。私有化造成资源再分配，必然使不平等结构进一步深化，社会公平被牺牲。达成经济自由化的策略并不只是私有化，产业的开放竞争其实更重要。私有化并不必然代表国家经济干预的减少，变化的只是干预的形式。他把私有化界定为国家减少对经济或社会事务的直接经营或管理，而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生产或服务功能，他认为至少有四种私有化形式：出售所有权，经营权外包，聘请专业经理人经营公有事业或公共服务，缩小福利范围。私有化的正当性建立在对市场自我管理能力的过度幻想上。私有化不只是拍卖国家的资产，也是拍卖国家的责任。表面上似乎是顺应时代潮流，事实上只是反映出国家官僚体系已经丧失自我监督和控制国家机器运作的能力。私有化被批评为丢包袱、锯箭法，贱卖国家资产、践踏劳工权益。他认为马克思早就看出了自由经济理论的盲点，那就是在竞争逻辑下富者愈富。正如有人所说，社会主义会使人感到寒冷，但是不会有人被冻死；市场体制使人们有被冻死的自由。
美国911事件与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事件都是非常引人注目、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对于这两个事件，都有美国学者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报应：我们付出的代价”中认为，911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因为美国是一个不愿意投资公共安全的国家。美国机场的安检人员每小时只有6美圆薪水，而在欧洲，安检人员1小时有15美圆的薪酬，另外还有津贴，他们同时还受到了广泛的训练。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欧洲的机场安全被看成是执法问题，其费用由机场或政府来支付；但在美国，机场安全费用仅仅由机场自己来支付。他认为，公共机构由于政客们忙于装模作样地反对“大政府”而一直缺乏可资利用的资源，依靠私人部门去做公共部门的事务是行不通的，一个关键的教训就是：有些事情是政府必须花钱做的。在关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的第一场公开听证会上，重点就放在了美国宇航局的私有化政策等管理体制上。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由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一马丁公司负责的航天飞机项目日常运作的私有化酿成了大祸。
我们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可以借鉴西方的“社会分红”理念，降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成本，让所有人都享受到国有企业赢利的好处。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反过来又可以加强人们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是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社会分红”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再加20元。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工作机会的收人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有激励去找工作。
通俗地说，“社会分红”就是按人发钱，对于减轻贫困、促进消费都有很大作用。我国已出现了社会分红的初步形式，如对60岁以上只有女孩的父母每年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费。我国中央国企大多是在自然垄断的基础产业部门，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较有保证的垄断收益更应造福全民，拿出一定比例用于“社会分红”，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
四、打破私有制迷信识破私有化用心
美国出版的关于外国国有企业与国有化的有些书副标题都是“对美国企业的威胁”。有些人应该明白美国人为什么鼓吹私有化了吧。如果国有企业对经济不利，作为竞争对手的美国何必向你推销私有化呢?
欧洲学者与政治家不都像我们某些人那么糊涂。意大利学者认为“意大利的工业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原因就在于它建立了一种同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所不同的国有经济结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认为，“国有化是保护法国生产的一种武器，”“我要用国有化做戴高乐在原子战略方面所做的事，给法国提供一支经济打击力量。”毫不奇怪，欧洲国家政府已在欧洲50个最大公司中的一半中拥有直接控股权，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许多人们熟悉的公司，如雷诺汽车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瑞典钢铁公司、Rolls—Royces等企业，政府都是唯一的或最大的持股者。法国和意大利1990年国有经济仍然占20％。英国大众对私有化的支持率从未超过40％，1990年主张国有化的比例超过赞成私有化的，英国私营铁路的乘客满意度还不如法国国营铁路。
当年私有化浪潮刚过，就有外国学者著书证明，所谓私有化能够提高效率是缺乏证据支持的。如在关于自来水成本的7项研究中，1987、1986、1983年的研究都发现没有显著差异，1982、1976年的研究是公共部门效率高，只有1978年的研究是私营部门高。
中国有些经济学家鼓吹“股份制改造”是国有企业明晰产权、走出困境的良方，他们以为私有的利己动机才能驱使企业主竭力从事经营从而获得高效率，也许他们不知道这个因素对于大中型企业是难以起作用的；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源于个人产权的因素在逐步削弱，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与现代资本主义大公司的所谓归股民所有的形式对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直接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一语道破玄机：“许多欧洲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断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管理水平”。所以，企业效率问题最根本的是竞争与活力问题，或者用时髦的语言来说是“治理结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管理问题。改制以后也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像美国安然这样的公司中下层员工与普通股东还是受到少数上层人物欺骗的。我有在美国上市的著名网络公司工作的朋友说，他们的员工普遍士气低落，原因就在于他们感到是在给老板卖命，没有成就感和主人翁责任感。美国盖洛普公司在新加坡的调查也显示，每10个新加坡员工中，有8人对：工作并不那么投入；每8个员工中，有一个对工作不满。这导致生产力下降，造成每年54亿新元的经济损失。盖洛普公司认为这与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有关，管理者在决定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方面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路径依赖”，我们走别人的路是要付出社会摩擦的代价的，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从来不是照抄照搬就可以了事的，我们要立足实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应该不难想到，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或者说是把“鞍钢宪法”的精神推陈出新。
我们在谈到遇到的问题时，往往把原因归结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好像等到完善后就没有烦恼了。被许多人奉为楷模的美国也出现了不敢想像的问题，应该受人尊敬、吓人的大上市公司也是少数人不择手段地欺骗公众，只想着自己圈钱，本来享誉世界的大会计公司也会做假账。有些人的“美国梦”是不是也该醒醒了呢?我们的股市问题原来美国也是避免不了，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大鱼吃小鱼、资本追逐利润，必然的结果就是两极分化、弱肉强食，对于少数人来说可以上天堂，但是大部分人却不得不下地狱或者在半空中拼命挣扎。有些人已经在遭二遍苦、受二茬罪了，请精英们睁开眼看看沦落的劳苦大众，问问你们的理论是代表谁的利益的吧!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许多人的痛苦上，唯几个洋大入的马首是瞻，不仅辜负丫人民，更辜负了时代对真正的学者的期待。你们的命运必然会随着你们编织的神话的破产而风光不再，而遭到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