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エルフ双子集在线观看:明代财政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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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财政小议
1.
概述本文主要论述明代的财政状况，是为了形成明帝国财政税收的整体概念。因为明帝国的国家财政和现代国家截然不同，用现代观念来理解史料中的数字，经常会得出与事实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史料都不重视经济与数字，记录往往一笔代过或者夸大其词，使后人更加容易受到误导。
明帝国是一个内敛的帝国，其财政制度始终是消极的，缺乏进取精神。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由田赋和力役组成，田赋以粮食的方式征收，力役则以提供政府劳动力的方式征收。帝国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于粮食、劳动力，白银只是很小部分。这样税收方式和现代纯货币税收是不同的，虽然看上去很落后，但却符合当时白银量不足的现实情况。
明帝国的户部，从来不是一个决策部门，而只是一个会计部门。帝国向来没有对财政开支进行预算，而是尽力维持旧例。无论什么时候，漕运每年运输粮食四百万石从南方到北京，不管北京国库里是否堆积如山乃致粮食腐烂，也不管因为漕道堵塞，需要付出超过所运粮食价值的成本来维持。
明初曾经试图发行纸钞，因为缺乏白银储备和大量无度的滥用，遭到了彻底失败。虽然政府还曾试图恢复宋代的铜钱，但因为工艺和产量达不到标准，始终也没有起到帝国所期待的作用。
显然，帝国的财政政策并不是永远一成不变，比如在英宗时期建立了内库和太仓库，使帝国有了固定的白银收入；万历年间，因为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张居正也进行了税制改革，实施“一条鞭法”，试图将力役和田赋都折现成白银。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总的来说，帝国仍然是保持财政制度原则不动摇，只是调整技术层面。
十六世纪大量白银的流入，仅仅只是改变了帝国的征税方式，却没有增加国家的财富。从万历末年到崇祯年间，帝国一方面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想法设法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却不能从大量的海外贸易中获利，这是必须要检讨帝国基本国策的。
政府没有计划，也缺乏必要的资金进行水利、交通等工程的建设，这和帝国消极的财政政策有密切关系，导致国家发展缓慢，财富积累不足。
因为明代后期巨大的军费开销，帝国始终无法扭转其财政赤字。帝国竭尽其最大能力调度资源也无法改善辽东军事的后勤，拖欠粮饷造成士兵哗变的事件经常出现，这也是辽东战场上明军屡屡被建州击败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竟然无法维持较长时间之边防战事的军费开支呢？帝国的财政制度弊端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本文主要建立在现代学者对明代经济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参考了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明代的漕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及其明代经济论文，还有《明史》、《边镇粮饷》、《论明末辽东军食与明清战争的关系》、《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等资料。
2.
帝国财政总收入关于明代的财政收入，或许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张居正时代、即明帝国财政黄金时期的岁收入--四百万两白银，并且在此期间，国库始终保持了盈余。一般认为，张居正当政十年的积蓄供给了“万历三大征”一千二百万两的巨额军费开支。
无疑张居正为明帝国做出了惊人的贡献，但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四百万两白银对明帝国意味着什么呢？举例说明一下，四百万两其实不过明末辽东军事一年的开支而已。
明帝国最辉煌、最稳定时期的国家年收入竟然只能够维持处于战争时期之二十万左右军队年开销？这怎么可能呢！在几百年间，明帝国供给了庞大官僚机构系统、维持了百万军队，在公用设施建设方面，诸如宫殿、驿站、水利等等一直在进行修筑，即使是明末战争时期开销巨大，政府还是维持正常运转的局面多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明帝国的征税并不高，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另一方面，是因为明帝国的财政和现代国家的财政结构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要了解军事费用的情况，就得先了解帝国财政的情况，凡高楼大厦必建立在坚固根基之上，学问亦如此。
明帝国中央财政的收入主要是赋和役两类所组成，赋是以粮食的形式征收，役是以劳动力的形式征收。银子并不是明帝国的赋税通行标准，虽然有相当数量的赋税是以银子代替的方式缴纳。
根据梁方仲在《明代田赋制度》的记载，“所谓赋税：赋为对田地的税，役为对人口或人户之税。明代在一条鞭法前的田赋制度，是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之旧，明代所谓两税，就是夏税与秋粮。凡在夏季开始征收的叫做夏税，在秋季开征的叫做秋粮。”
田赋中，夏税以小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米麦通常称作“本色”，但得行“改折”，就是以其他的物品，比如丝、绢、钱、钞等代替米麦，这就叫做“折色”。明代的“改折”十分繁琐复杂，比如米的就有白熟粳米、白熟糯米、本色米的分别，绢则有农桑丝折绢、丝绵折绢、税丝折绢、人丁丝折绢、本色绢的分别。在一条鞭法通行之前，缴纳田赋是以米麦为标准物品，其他物品多半折合成米麦的价值而缴纳的，一条鞭法通行之后，银子才渐渐取代米麦的纳税标准地位。
役，大致分为三种：一、里甲；二、徭役；三、杂泛。明代的户主要是民户、军户、匠户三类，其中军户服兵役，匠户服工役。而一般的徭役，则由民户为主担当。
按照明代规定，男子年十六成丁，成丁即有役，至六十岁免役。其中里甲为正役，而均徭（主要服务于公共设施建设、充当政府官员手下的办事员等）、驿传（用于驿站的传递公文、提供食宿等）、民壮（民兵）为“杂役”。
所谓明代赋税之重，并不是重在田赋，而是重在杂役。即使是明代后期加征臭名昭著的三饷，就费用来说，对农民的负担还不算达到了极限，承受大部分田赋的江南并没有造反就是明证。（帝国末期陕西、河南大规模造反的原因主要是明末连绵不绝的大面积灾荒将安分守己的农民置于生存危机边缘，政府救济制度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危机，而边兵哗变、围剿不利，救助不及时等多种原因使情况变得更加恶劣。明帝国之所以没有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改善局面，和与其财政赤字乃至财政破产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些主要是长期以来消极的经济政策和税收制度，缺乏成本管理意识，以及低效无能的政府机构和贪婪成性的官僚们等积弊造成，同时，面临内忧外患的中央政府也缺乏必要的安定环境以及内部驱动力量进行机构重组和政治改革。）
明帝国的税收方式和现代国家迥然不同，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理解，甚至可以说得上是自找麻烦。如果从江南征税都是白银而不是粮食、力役，则从南到北之漕运无需付出高额运输成本，而粮食的保存不再成为头痛的问题。一方面纳税人不用承担过多的剥削，另一方面帝国可以节省更多的开支，还能提供就业机会，实在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然而，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并且不鼓励商业发展的明帝国时代，这样做是绝对不可行的。北京城必需要囤积大量的粮食，要保证首都的粮食物价维持正常水准，要供给政府官员和大量的宫廷人员，要提供边防的士兵粮食开销，粮食在战争时期尤其消耗更多。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在明帝国的立国原则中，根本没有考虑白银作为基本的货币标准。有明一代，政府税收始终是以粮食的“石”为标准计量单位，而不是白银的“两”。《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说到：有明一代，尽管折纳非常普遍，但米麦仍然为基本的税收标准。甚至一个县的田赋税收以银折收的比例达到90％，但银还是以粮食为估算标准进行折收。
当时的“粮食一石”的实际负担很不一致，这取决于税收是否以银、粮食、或者任何其他物品来缴纳，取决于运费以及“粮食一石”的折纳比率。纳税户负担最重的“石”要比负担最轻的“石”高七倍。正因为税收比率的标准不一，又因为负责征收的官吏们基本工资如此之少以至于不能供应正常生活开销，那么其中弊病丛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来，抛开营私舞弊、抛开成本损耗、抛开偷税漏税这些因素，明帝国之官方核定的财政总收入究竟是多少呢？
黄仁宇在其著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对明帝国的总赋税做了一个计算，将田赋、役折合成白银，这样更能够便于我们理解帝国真正的岁收入。
黄仁宇认为：明帝国田赋正额总值略高于2100万两，役折合成银两约为1000多万两。除了田赋正税和役之外，还有一些工商业收入、盐的专卖、矿银收入、国际贸易收入等等，这些收入大约有380万两。
那么，明帝国的年度财政总收入就是大约3500万两白银。
需要补充的两点是：其一、整个帝国赋税的平均水平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明代的田赋税收是相当轻的；其二、帝国实际征收额很少会超过计划收入的80％，拖欠始终存在。
3.
收入和分配前面我们说到：明帝国的户部，从来不是一个决策部门，而只是一个会计部门。那是因为帝国中央财政部门--户部，到十六世纪晚期，户部还仅仅是一个办事机构。1390年，规定户部的官员只有51名，外加160名处理文书事务的吏。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也只有74名官员和165名吏（户部规模的扩大和地位的提升主要是因为边防军费开支的增加）。
一个有着上亿人口、幅员辽阔、行政区域的国家，中央财政部门竟不过两百多人，数量简直是惊人的少。要知道在二十一世纪，有着数万人并且覆盖全国业务的现代企业，负责财务的人员也绝不会这么少，而且明帝国复杂的税收结构和繁忙的业务更是现代大企业所无法比的。
明帝国户部的规模基本没有发生过变化，户部的工作也只是技术性质和文书性质，户部治下的服务性机构很少，在各省也没有分支机构，只是通过政府其他机构来兼行户部征收赋税的任务。
户部维持最小规模也是帝国保守之财政的原则造成。增加政府和国民的财富收入并提升国力并不是帝国的根本目的，帝国至高无上的利益就是中央集权，因为帝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而缺乏便捷的交流和交通手段，帝国要维持政治上的统一，就首先要求达到经济上的平衡，帝国宁可牺牲经济发达地区来换取经济上的一致。因为这个原则，帝国政府执行的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之国策。即使某种改革利益是明显的，只要防碍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优先原则，就会被毫不犹豫的放弃。
为政治目标而牺牲经济发展，这是中国的传统。明帝国如此庞大，周边的少数民族完全不具备竞争能力，所以帝国认为无需重视经济发展，只要保持农业立国、重视儒家学说，就能够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了，于是他们必然付出落后的代价。因为中央政府过分高估自己的技术能力，其愿望往往不切实际，而地方在执行时遭遇太多实际困难，不得不进行调整或者变通手段来应付上层要求，渐渐漠视法律规定成为了通行做法。尽管实际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中央政府仍然没有进行官僚机构和国家政策的改革，还是习惯性的沿袭旧制度，同时也默许了操作中务实的行为，然而保守的上层建筑无法满足时代变化的需要，永远滞后。
接下来，我们还是用数字来说话，看看明帝国具体财政收支情况。
暂时以帝国最大税收来源的田赋为代表追踪明帝国的资金流向。以下是黄仁宇的税收分配示意图，更加清楚的反映了明帝国的财政收支情况。
明帝国税收分配示意图
帝国田赋收入和支出数值
1578年左右田赋的征收与支出估计（单位：粮食石）
征收 支出
1 夏粮 4，600，000 1 税粮存留 11，700，000
2 秋粮 22，000，000 2 起运边镇 3，300，000
3 起运南京 1，500，000
4 起运京师 9，534，000
起运京师 京库仓场 4，000，000
白粮 214，000
官布和其他供给 900，000
金花银 4，050，000
其他固定的折色 370，000
5 杂色和未有说明的折色 566，000
征收总计 26，600，000 支出总计 26，600，000
结合上面表和图，我们可以发现，帝国的财政收入不是首先运到中央集中再行分配，而是大部分存留地方，或者直接发给边镇，真正运到京师供首都开支或储备的部分并不多。
如果帝国需要大笔而又长期的开销，则无法可想。中央财政既缺乏收入来源，又很难拿出储蓄的大笔开支，这也就是帝国在救灾、军事、水利等重大方面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是资金不足导致后勤保障严重不足。
明帝国的税收分配原则是将大部分管理开支用“役”来处理，而田赋正税则用于军事开支、宗藩禄廪、官员俸给和生员廪食等等。所以税收很少用于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地方储备只是为了应付灾荒，漕粮只是用来地理上的调整，主要保证京师的费用。
和平时期，帝国唯一可以储备的只有太仓库约三百万两白银的节余，张居正时代的十年就储备大约一千二百万两白银，为万历三大征的军费提供了资金来源。但帝国并没有其他手段和方式征收更多的白银，也难以承担起长期战争的军事开销，不调整帝国的财政政策和改变经济结构，帝国是无法应付诸如辽东战事、下西洋或者其他任何大规模资金支出的工程事业。
附录中有帝国财政收入和开支的详细统计，如果感兴趣可以深入分析探讨一下。
4.
太仓库开销现在，太仓库岁收入之四百万两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了。
在明帝国的理想经济模式下，是不存在白银的，一切都可以用粮食或物品替代。而我们熟知的明帝国户部之“太仓库”的岁收入和皇帝私人之“内库”的白银是怎么来的？
太仓库成立于正统七年，即1441年，其建立的目的是存储金银，所以又叫做“银库”。所谓“十库中绵丝、绢布及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皆入太仓库。籍没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者，亦皆入焉。”
太仓库的收入主要是承担了明代的边防军事开支，随着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推行，越来越多的赋税折合成白银，太仓库的收入也就越来越多了。世宗时期太仓库的岁收入不过两百万两白银，张居正时代才上升到四百万两白银，但太仓库的岁收入只不过占了明帝国总收入的12％左右。
内库则成立于正统元年，即1435年，英宗允许将一部分漕粮折为金银，每年一百万两银为额度，这就是所谓的“金花银”。每年一百万两全部放入内承运库，变成了皇帝的私人财产。
从太仓库和内库的建立，我们不难发现，在立国之初，帝国本来没有白银收入的打算，后来根据实际形势进行了调整，部分粮食折成了白银。但帝国的立国之本并没有发生变化，财政制度还是一如既往维持着立国时期的最初模式，这也是帝国始终无法进行深化改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即使是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也无法触动帝国的国策根基。
户部岁收入的400万两白银首先是京师必要的开支，下表是黄仁宇的统计。
1580年左右太仓库在京师的现金支出（两）
1 贵族禄米 16000
2 文官俸米 44000
3 武臣俸米 268000
4 军匠折银 206000
5 京城巡捕、锦衣卫等 50000
6 班军补助 50000
7 军士冬衣折布银 84000
8 御马三仓象、马等房 148000
9 京师马草 16000
10 服务机构吏员 13000
11 总开支 895000
将太仓库在京师的总开支约90万两白银，做一个粗略的估计，户部岁收入四百万两白银中，有一百万两必须用于首都支出，剩下的资金无法储备起来，因为几乎要全部用于北方军镇。北方军镇可用的大概是三百万两白银，但拨给边兵三百万两白银是一个永久性的预算。1582年出版的《万历会计录》列出户部送往14个边镇的年例为3，105，000两。
明代中叶后，军费开支占太仓库支出的数值可见下表：
明代中叶后军费占太仓岁出总数的比例
年份 (1)太仓岁出银两数 (2)太仓支付军费银两数 (2) ÷ (1) =%
嘉靖27 年(1548) 3，470，000 2，310，000 66.57
军费支出包括募军、防秋、摆边、设伏、客兵、马料、商铺料价、仓场粮草， 以及补岁用不敷等项。
嘉靖28 年(1549) 4，122，727 2，210，000 53.65
军费指的是京运的「边费」。
嘉靖43 年(1564) 3，630，000 2，510，000 69.15
同上。
隆庆1 年(1567) 3，710，000 2，360，000 63.31
军费银数仅指本年边饷银，而岁出总数则包括边饷与京俸禄米草等项折银。
隆庆1 年(1567) 5，530，000 4，180，000 75.61
同年补发年例银182 万两，岁出与边支均告上升，军费的比重也随着增加。
隆庆3 年(1569) 3，790，000 2，400，000 63.33
军费仅指「京运年例」。
隆庆4 年(1570) 3，800，000 2，800，000 73.68
军费指的是「边饷」。
万历5 年(1577) 3，494，200 2，600，000 74.41
军费指的是「主客兵年例等银」。
万历6 年(1578) 4，224，730 3，223，051 76.29
军费是根据《会计录》计算出来的额定年例，而不是当年的实际支出。
万历14 年(1586) 5，920，000 3，159，400 53.37
军费指的是「各边年例」。
万历18 年(1590) 4，065，000 3，435，000 84.5
军费指的是「各边年例等银」。
万历28 年(1600) 4，500，000 4，000，000 88.89
军费指的是「京运年例」。
万历29 年(1601) 4，700，000 4，000，000 85.11
军费指的是太仓库银额内支出的九边年例的岁费。
万历40 年(1612) 4，000，000 3，890，000 97.25
军费指的是「边饷」。
万历45 年(1617) 4，219，029 3，819，029 92.49
军费指的是「岁出边饷」，而岁出总数则包括边饷与库、局内外等项用度。
资料来源：全汉升、李龙华(1973)〈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
在和平时期，户部拨款的三百万两白银或许能够勉强支撑北方军镇开支，一旦发生战争，而明帝国收入中从来没有这笔财政预算，等到储备的白银消耗完后，只有不断的拖欠和拆东墙补西墙，战事维持十年以上，则帝国财政破产在所难免。
以上，我们形成了明帝国财政收入和开支的概括性印象，其中忽略了无数的细节和变化，事实上，如果缺乏这些细节和变化，我们可能完全被误导。
本文的目标是对明代经济形成粗略的印象，之所以看重军费开支，是因为军费开支如此重要，几乎吞噬了帝国唯一可储备的资金。
明帝国虽然有相对女真人近乎无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但真正能够投入到辽东战场的资源，甚至还不能够满足边兵的正常军事开销。我们要解释万历四十七年以后明军的节节败退，明白明末辽东军事之被动局面，就必须考虑帝国经济结构和财政赤字对军事战争的巨大影响。
5.
明代的漕运专门用一章来叙述明代的漕运，是为了弥补上文建立明帝国中央财政模型可能的不足之处。因为无论以上帝国财政收支的情况是否有误，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帝国大部分税收来自于南方地区，粮食等物资从南方到北京必须通过漕运来实现，而北方军镇的物资则是来源于北京。那么，只要我们把握了漕运运作和运力，也就是了解到京师之户部所掌握的资源，自然不难掌握北方军镇的经济情况。
漕运的能力，代表着帝国能够为边镇军事提供资源的后勤能力，漕运的极限，也就代表着帝国后勤的极限。明末日益恶劣的辽东战事，和帝国提供的后勤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缺饷的士兵必然缺乏战斗力。为什么明末屡屡出现辽东缺饷边兵哗变、大臣请内库发银等情况，是否因为帝国的运输能力运作到极限也不能满足必要的军事开销呢？接下来我们探讨的明代漕运，就是试图描绘出帝国运输能力的真相，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帝国难以挽回之危机与其基本国策之间的关系。
运河，是明帝国的经济命脉，这条水道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明帝国对其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历代王朝。南方所有的供应都要通过其来运输，除了作为粮食的谷物之外，还有蔬菜、水果、家禽、纺织品、木料、文具、瓷器等等，甚至箭杆、制服、扫把等物品也是通过运河送到京师的。不过，这里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漕粮。
明初时期，政府规定用粮食来缴纳土地税，税额总数接近2950万石。其中1200石由地方政府支配，800万石主要是华北征收作为军队军粮。其余不到1000石共中央政府支配，这里有120万石左右交付南京，那么大约有820万石需要从江南运到北京。
通过运河每年运输820万石，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而漕运的最大能力不过是每年400万石到500万石之间。正统年间的将400万石永久折现成100万两金花银，除了满足皇帝个人欲望，以及白银流量的增加外，也有对漕运运输极限能力的现实考虑。
据统计，1435年到1486年间，最大的运输量是1445年的460万石，最少是1464年和1469年的335万石。从1487年到1520年的34年间，每年的运输量为400万石，从未中断。
明代的漕运是帝国对其期望程度所衍生出来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其运输能力一直没有提高，主要原因是很少进行水利工程，漕军陷入了经济破产的贫困之中，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很重。
然而，每年400万石左右的粮食是京师和北方开销必须的吗？事实证明，在明代中后期，帝国政府需要的并不是粮食，而是白银。1579年，户部尚书汪宗伊报告说：北京和通州粮仓存储的粮食加起来，总数超过了15万石，而年消耗只是1.9万石，结果1571年运来的漕粮已经腐烂了。此时大学士张居正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提到：运艘过淮，无任欣慰，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十年之上，当别有勾当，今未敢言也。
1583年，粮食存储超过1800万石，虽然年消耗上升到220万石，但存储量远远多于消耗量。大学士申行时强调说：京仓积米，足支八九年，愈多则愈浥烂。
我们知道明帝国的财政结构很不合理，漕粮就是其中最不合理的一个方面。漕粮运输的成本很大，而京师又不需要这么多，事实上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京师消耗了大量的漕粮，养活了大量宫廷侍卫、苦力和工匠，还在京师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虽然这支部队从来没有给明军带来任何战斗力。但帝国政府还是努力维持每年400万石的运输量，而没有想过投资在其他基础建设方面或者用于别的项目开支。
在明代后期，经常出现粮食不足而导致边兵哗变的情况，我们或者认为如果有更多的漕粮运输会改变边防局势，但漕运的能力无法提升，而且更大量的漕运运输也无助于明帝国。
明末时期，因为辽东战事，明帝国的粮食供应问题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以往帝国关注的是怎样将粮食从江南运到北京，现在关注的则是怎样将粮食从天津运到辽东战区。
北京有粮，并不意味着辽东就有粮。事实上辽东战区并不总是缺银，缺粮现象同样存在，熊廷弼接管辽东防务时，就曾不断向明廷要求提供粮食而不是银两。
1619年，熊廷弼指出，其麾下有士兵180000名，战马90000匹，每年需要军饷银3240000两，粮食配给1080000石，战马饲料972000石大豆和216000000捆草料。
帝国政府仅仅提供了部分后勤物资，但运输也是很大的难题。巡抚李长庚上奏说：“夫辽饷二百万，以每舟载五百石计之，须得四千舟始可完二百万之运，而臣所造雇津船二百只、淮沙船五百只耳。”《明史》记载陆地运输的开支为每石一两白银，其他资料则表明，每石运输为二两白银。这部分费用如此昂贵，以至于帝国的物资无法及时快速运送到前线去。
熊廷弼曾经上书曰：“辽东买一弓二两，一矢五六分，更无买处。至于衣甲、撒袋、鞍辔、皮绳诸物，日日装束。时时追逐，补绽缝破，无事不贵。每见军士赔办器物，典卖行囊，身无寸绵，KT穿甲，心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
熊廷弼所描述的情况大量存在，以至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东北某卫所在1619年突然消失了，其原因就是因为当年一天晚上，1000名士兵中就有700多人逃亡了。这样状况的明军，可想而知其战斗力。
从物资上看，辽东战事的后勤供应问题和漕运关系并不大。即使漕运能够提供足够的后勤物资，但从北京或者从天津到战区，其运输效率和运输费用也不能满足辽东的需要。
明代的漕运，虽然对帝国经济如此重要，但繁荣时期提供的物资只不过用来浪费，战争时期也不能提供有力的帮助，无助于后勤的充实。
明帝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建立起从京师到边防通畅的补给线，或者通过允许地区商业发展来提高后勤能力，而不是只关心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京并且囤积起来。
6.
军镇费用明末时期，军镇的开支是最大的。在户部可支配的资金中，大部分都用在了军事开销上，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够满足边防需求。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名义起兵之前，辽事并不是帝国最关注的边防危机。基本上，明帝国是将所有的边防军事重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边镇的收支大概是多少，具体是什么项目，中央政府怎样维持其军事费用，这些资源消耗是否达到帝国的极限，帝国是否还有可挖掘的潜力来应付未来辽东的巨大开销？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数据，对明帝国和建州开仗之前的九边粮饷情况有一个基本认识。
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些概念。
所谓“九边”，《明史》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九边指的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固原镇。后来在九个军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个军镇，分别是永平镇、密云镇、昌平镇、易州镇、井陉镇。在万历初年的财政处理上，这些军镇是具有同等地位的。
根据《万历会计录》（万历十年，即1582年）的记录，镇官军与粮饷额数的编制，在万历初期（1570年代）有官军人数近七十万，各项军费粮饷内，单是银两就高达八百多万两。（当然这只是官方认定的数字，这些粮饷未必都确实运到了边关，而这些数字也未必能够满足边防的需要。）
黄仁宇从《明会典》中整理的下表，也支持了这种观点。
1575年14个边镇军需支出的主要项目
支出项目和数量（奏报） 货币价值（两）
1 岁额粮 200918石 1600000
2 料 1125080石 390000
3 草 14314822束 420000
4 银 5908562两 5910000
合计 8320000
由此可见，边镇支出共八百万两，在万历初年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常例了。
岁支出八百万两，这么大的开销，其收入是怎么组成的呢？黄仁宇统计的另一份表格显示如下：
1578年14个边镇军需的收入
项目、数量和来源（奏报） 货币价值（两）
1 年例 来自太仓库、折银 3，180，000
2 补贴 北方数省解运、折银 2，730，000
3 军屯收入 折银 180，000
4 盐课 商人和盐专卖 640，000
5 粮食 京运350000石 280，000
6 粮食 北方数省解运280000石 220，000
7 军屯收入 口粮牲口料1450000石 730，000
8 马草 北方数省解运和军屯683000束 210，000
合计 8，170，000
如上表所示，我们知道边镇银两开支几乎占到了太仓库60％的收入，而在战事不利的年代，更是占到了太仓库90％以上。另一方面，边镇军需的白银直接收入还来源于北方数省的解运和折银，正如我们所见黄仁宇画的“税收分配示意图”所示，北方数省的白银和粮食部分并没有经过京师再行分配到军镇，而是直接运到了边镇。
除了白银外，军镇的粮食主要来源于军屯（军士屯种自补）、**（民间向边镇输纳民粮）和开中法（商人运粮中盐），三套机制同时运作。（漕运的粮食主要只提供京师附近的军镇，还不能算所有军镇的粮食来源。）
帝国军镇面临的长期问题是：边镇防线过长、军士人数过多、内地补给有限、粮食运输困难。虽然官方预算是年支出八百万两白银，但实际上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值。
很多不是以银两来计算的财货和劳务，诸如士兵修缮边墙和城堡，长途搬运粮食，以及死亡在运输途中的马驴牛等。
就以运输成本来看，《明经世文编》有王忬（嘉靖二十年进士，曾守重要漕仓之通州，在大同镇、蓟州镇、辽东镇任官）的奏折，他在分析运漕成本说：
京、通、蓟州三仓，每仓造车一百辆装运粮饷，拨军一千五百名，以都指挥等官统领挽运。…职等从长议算，每车一辆，于上装粮十二石，该军十五名挽运。空车尚亦艰难，加之重载，何以前进？临边（镇）道路，多遇崎岖，或遭淋雨泥宁，津渡阻碍。人之精力有限，未免沿途耽延失事。
按照王忬的计算，每辆车运输十二石粮，需要十五名军夫。每军镇的粮仓需要一百辆车，载粮不过一千二百石，却需要军夫一千五百名，平均每人运粮不到一石，且道路艰难，既耗费时间又容易出事，加上军夫途中也要耗粮。由此运输的费用大大超过所运粮食的成本。
战争时期，帝国竭尽全力也未必能保证北方军镇开支。何况在帝国政府看来，北方军镇虽然重要，却也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方面。明代中叶倭寇的祸患也不下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军费开销同样巨大，不见得比北方少。而且在朝廷看来，宗藩王府、民间动乱、灾害救助、水利工程等非军事部门的开销也同样重要，并不亚于北方军镇开支。
帝国缺乏中央财政的预算，也缺少必要的活动资金，遇上各种战乱或者自然灾害，太仓库的资金基本无力应付，迫不得已只能东拼西凑，无疑增加了政府的负担。明代军镇费用不足固然是边防虚弱的重要因素，但贪污横行、将帅腐败也不可忽略。
同样，因为费用的不足和官僚机构之无能腐败，在水利工程、荒政等其他方面，明帝国也无法做好。这么多方面的索求无度，即使帝国的岁收入能够增加，也会为帝国的政府行政机构之贪婪和低效所吞噬。
另外提一句，在明末，帝国政府加征三饷，从统计数据上看一年可以有2100万两白银，似乎已经将帝国的纳税人逼入了绝路，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额外收入并不是全部来自于田赋。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8677两，其中4491481两是摊入土地，其余的部分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和杂色税收。黄仁宇认为，即使2100万两白银全部摊入田赋，也不是不可忍受，因为十七世纪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证明了税收增长只是一种假象，并且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
何况当时的正税定额从来没有完额交纳过，1632年，据340个县上报，税收拖欠达到50％以上，甚至更多。而这340个县占到了帝国财政税收区的1/4以上。而且，其中134个县没有缴纳任何税收。
为什么明末加征的税收拖欠严重，甚至根本收不上来呢？黄仁宇认为主要原因是长期低税政策造成的，因为国家没有为底税政策配备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也缺乏必要的投资和公共事业及福利投资，农民并没有享受到低税的好处，而利益都被中间阶层，如官员、胥吏、地方豪强所分享，所以增加税收的行为遭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抵制。明帝国低税收的财政政策使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国家必要资金，但也没有藏富于民，这种做法的际危害其实并不亚于苛政。
7.
小结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明代之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是令人绝望的，但这样一个帝国，无论如何也维持了近三个世纪，要说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却也不是。
正如我们所熟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一样，其实经济也是政治的延伸。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基本国策之一，是必须根据帝国的立国原则所制定的。明代不像现代国家有宪法，但从其政治制度、选拔制度、军事制度乃至官僚机构组成来看，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和“政治稳定”的特点。
无论各方面政策是否更加合理、完备、有活力，只要违背基本原则，就必须被废除。我们知道明代的军事制度，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虽然战斗力低下，却避免了将帅拥兵自重。如果单从军事层面看，这种制度实在愚蠢之极，既不利于提高士兵素质，也不利于培养将帅能力，更不利于实际作战。但是从更高利益来说，这种制度从此束缚住了将帅的手，没有哪个将军能够拥有对抗朝廷的军事实力，也就维持了文官政府的存在，也保证了皇帝不被威胁，避免了谋反的危险。明帝国一直以来也没有真正可以抗衡的敌人，虽然蒙古人、满洲人、倭寇都给帝国带来过很大的麻烦，然而真正衡量起实力来，他们并不是帝国的对手。
同样，政治制度也是这样。明初朱元璋废掉了丞相职位，使得皇权更加集中。其实丞相一职，对国家实在有很多好处。而全部权力归于皇帝之后，国事往往取决于帝王个人的能力和态度了。有丞相的时候，帝王可以偷懒，丞相却不能偷懒，帝王可以无能，而丞相却不会无能。没有丞相，则帝王直接面对大量国事，生于宫中的帝王实在没有精力和经验去处理。其后虽然增加了内阁大学士职位，却始终无法达到丞相的地位。
帝国的财政政策也是同样道理，低税政策、地区平衡措施，不鼓励工商业发展，并不是帝国对此毫无认识，而是有其考虑。
简单的说，帝国以牺牲多方面的效率和发展来换取中央集权和政治稳定。其危害我们都已经看到，但也由此带来了相对的稳定和繁荣，从制度上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宫廷政变、军事造反以及权臣胁迫帝王等事件的发生。皇帝拥有决定性的权力，权臣和宦官都无法改变这一点，任何地方政府都无法和中央相抗衡，这是明帝国之所以维持近三个世纪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明帝国的立国原则就是为了维持其子孙后代的长久统治，那么这种制度确实相当合适，我们自然不会认为其立国根本是为了人民福祉，所以帝国的最优先权是保证稳定和集权而不是发展经济就可以理解了。当然，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帝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帝国的周边缺乏需要经济竞争对手，就没有必须发展经济的压力，也就没有改革的最终驱动力，没有野心勃勃的开拓者和利润巨大的受益者构成的中坚阶层，是无法推动改革的。
虽然经济重要，但在经济之外，帝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们关心他们以为更加重要的方面，诸如礼仪、科举、道德等等，几百年来，帝国的才智之士将聪明全部消耗在了读圣贤书、道德治国、著书立言以待青史留名，而没有用在改变财政政策、改善经济结构和改革财政部门上。
帝国的财政并不是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在十六世纪，白银的大量流入和海外贸易都给帝国提供了转型和改革的机遇，如果帝国因为财政赤字需要增加额外的收入，借此契机同意开海禁，并且扩大户部规模以收税，扩大海军规模以保护和控制海岸线，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则除了供养必要的政府部门人员工资和公务开支，以及海军外，还能有大量盈余。这些盈余投入改善从京师到辽东战区的后勤，提高明军的战斗力，或者能扭转明末糟糕的边防局势。同时，足够的资金还能够保障西北地区救灾能力，收编农民义军将会更加有效。
虽然我并不对此抱有希望，但也不可否认帝国还是有改良自身的能力。如果他们更有远见，或许帝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