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蹈覆辙读音是什么:中国人最需要读懂的一本书

——建设一个“讲理”的世界，避免陷入狭隘的“名利”误区
钱  宏
当下中国人最需要读懂的一本书，可能是楚渔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其实这本书写得很通俗，但还是要强调要读懂。因为这本书不是娱乐作品，读来消遣一下就完了；也不是学术专著，看看论理和观点后，或会意赞同，或反感商榷一番了事（少数人可能会继续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是一本直面中国人的思维陋习，事关每个中国人及民族整体精神自立和幸福尊严的必读书，是属于那种必须读懂，继而进行自我训练和修持的书。
我不想再多说为什么，且先读一下南方网2009年03月08日发表的香港文化学者林沛理先生《中文将会成为世界强势语言吗》，也许对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可以窥斑见虎豹。
林先生这篇文章，前半部分写得很直白，对近年来国内外出现的所谓“中文将会成为世界强势语言”这个命题，表现出作者冷静严谨的观察力。
但看到一半，文章转移到祖母语如汉语，与他者语如英语在学校教学中的使用对学生“独立精神”培养的关系这个“话题”上去了。读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林先生讲的是香港地区的“教改”之争。当然，文章后面要说的话题，可能是林先生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但就一篇驳论性说理文章而言，还是偏离了文章标题所示《中文将会成为世界强势语言吗》的立意。
林先生意思变成了这样：如果要使中文成为世界强势语言，应当让香港教学选择祖母语即汉语而非他者语英语，而且香港学生过去和现在存在的非独立性，都是香港学校教学使用英语惹的祸。最后，《中文将会成为世界强势语言吗》一文引出的结论是这样子的：香港各界对教育改革反对之激烈及一致，“反映了英国撤出香港逾十年，香港作为一个后殖民社会仍然深受一种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样，一篇“说理”的文章，变成一篇“不讲理”的文章，结果陷入了“意见之争”。如此一来，且不管这样的结论是对是错，但林先生这篇说理文章，确实犯了论题过大、论据过小、论证偏离主题又不充分的逻辑错误，结果让人不知所云。
本人在1982年发表过一篇题为《必须从思维方式上来一场改革》的演讲，还提倡《先来一点形而上学的训练》，对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有所揭示。28年后，有幸读了楚渔先生出版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甚感亲切。
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字不多，却展露了作者思想的富矿。写得言简意赅，鞭辟入里,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却又语重心长。通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后，楚渔先生在“中国长期落后和停滞的原因”的探究上，可谓力排众议，独树一帜。
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中，楚渔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现有中国落后论的主流说法是错误的论断”。中国长期落后和停滞的原因，是中国人传统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弱点，并不只是因循守旧，而是模糊、混乱、僵化、似是而非、缺乏逻辑性，很难实事求是，把问题引向深入探索，达到追求真理进而创造、创新的人生境界。最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总是（当然不全是）导致中国人的人生目标超越不了追逐“名利”，凭智谋碰运气走捷径“求富贵”，若不成则出世或造反，或惧怕风险而甘愿平庸地仅仅作为生殖链而寄望于子孙（相信后人的智慧）的历史窠臼，也就是一次次地遭遇“成王败寇流氓文化”的现实困境。
作者并非没有注意到思维模式也是环境和文化造成的这个事实，但他发现，一旦形成思维习惯和思想定势，思维模式就和原来的文化关系不大，反而是思维模式主导文化的走向。
让我们回到林沛理先生的文章。使林沛理先生后面谈的问题，与他文章的主题基本缺乏正相关性的原因，正是楚渔先生揭示的这种典型的传统思维模式所致。如果说香港学生严重缺乏个性、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尊，是因为香港教学语言的选择了英语（他者语）而非汉语（祖母语），导致香港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取向缺失所致，那么，是否用祖母语汉语，而不用或少用他者语英语授课，就一定更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自我和认识自我，乃至中文就可以成为世界强势语言了呢？答案模糊，似是而非。
那么，世界上长久被迫使用一种他们无法驾驭的殖民者语言来学习、认识自我和发现世界的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就一定会使他们无法与他们身处的社会、学习环境和他们自身建立亲密、私人的关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类工商文明和整个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将成为不可能。
反过来说，大陆学生，总应当算自秦以降2300年来，包括几波外来统治者（殖民者）在内，至今用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祖母语即汉语来教学，那么，是否大陆学生就比“香港学生只会在教室内噤若寒蝉、只懂埋首抄录教师的一言一语”的情况好呢？特别是大陆学生比香港学生更有“独立的批判性思维与竞争力”？我想，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心中有数！
人（尤其学生时代）的独立精神培养，与使用世界强势语言教学成正比吗？或者香港“教改”采用了用祖母语汉语教学，中文就能成为世界强势语言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都是游移不定的。
假设说，英语是世界第一强势语言，为何使用英语教学而学生缺乏“独立精神”、缺乏“独立的批判性思维与竞争力”并为“发展世界”少有特殊贡献的国家和地区有的是？如非洲、亚洲、太平洋许多英语国家。而使用所谓小语种或弱势语言教学而学生富有“独立精神”、富有“独立的批判性思维与竞争力”、为“发展世界”作出多方面独特贡献的国家和地区也有的是，如北欧、中欧、东欧许多国家。
我想说的是，象林沛理先生这样在香港接受西方文化（包括逻辑思维训练），且在香港文化界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人，在面对问题的处理时，尚且不能摆脱楚渔先生揭示的“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的窠臼，那么，在13亿人（其中有文化或正在接受教育的人不下5亿人）的大陆，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上个世纪初鲁迅从中国历史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的楚渔先生则从中国人的思维根性中读出了“流氓文化”四个字，于是，两万余言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也就说了两个字，即是“讲理”，亦即提出了一最简单、最具常识性的命题，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意识中，也要建设一个“讲理”的世界，避免陷入狭隘的“名利”误区，而匍匐在地上看不见头上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我且在此祝愿更多的中国人，包括所谓大中华地区的中国人，都有机会读到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分享他这个中国人在书中奉献的智慧之果，接过这块传说中的“哲人之石”，以共同建设一个讲理的世界。这实在是中国人最需要读，更要读懂的一本书！
这里，我也不揣冒昧，就当下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从思维方式上提出几点建议，以说明什么叫“读懂”，或者说“怎么讲理”。
第一，首先还是要提倡“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求真务实的前提，是“求真”，即通过“求真”而“务实”。而能否求真，取决于我们的心智是否能保持一种纯粹状态，而不受任何“遮蔽”。楚渔先生描述的“模糊、混乱、僵化、似是而非、缺乏逻辑性”，在很大程度上，说的是由于我们中国人在求真的道路上，往往还没有把问题弄清怎么回事，就受到过于“务实”的名利诉求左右，缺乏纯粹求真之心，亦即“讲理”之心所致。所以，楚渔先生提倡，当我们面对问题，面对拥入我们心智的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世界时，首先不是以自己的好恶习惯如作片面的价值取舍，应当是能够让自己无智障地“把问题引向深入探索，达到追求真理，进而创造、创新的人生境界”。
第二，要提倡独立的批判性思维方式。伟大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规定就是否定”，这就是说，真理是有范围的，所谓真理多走半就变成谬误。那么，我们就应当不断规定那些否定（被排除）了的东西，使之进人人的视界；同时又不断否定（突破）已被规定了的东西，使之不致束缚住我们前进的手脚。同时，只要是具备求真务实思维的人都知道，真理是不可能一次性穷尽的，以往的每一次探索追求，都会以思维定势的方式巩固下来，既使我们及后来者大受其益，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也会遮蔽我们的心智，使我们产生依赖，甚至依附之心“坐享其成”，也使某些特殊既得利益者凭借权势固守其与之相关的利益成为可能。于是，人们也往往随之失去继续探索真理的动力。这时，我们要继续探求真理之路，唯有保持独立的批判性思维方式，才能有所扬弃，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第三，要提倡信息量意识。信息量意识，是指判断信息价值的知觉、觉悟敏感度，是人的一种识别能力和识别工具，是人们在信息社会所必备基本素养之一。在信息社会，当我们面对铺天盖地的核裂变般涌来的信息流时，如何判断每一种信息的真假、意义和价值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以至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件很头痛的事。信息量是一个反映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不确定性程度减少的物理量。用信息量来衡量，我们很容易发现在思想、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文本主义及原教旨主义的话语语境，除了对未发蒙的愚昧者有意义，对别有用心者有价值之外，对一切有知识、有觉悟、有生活常识的受众来说，立马变成了毫无意义更不新鲜稀奇的陈词滥调，是熵值的增加乃至混乱和僵化——即信息量很低很小，甚至越是重复次数多，就越会逐级衰减，直至信息量为零。有了信息量意识，就能帮助自己摆脱无意义、无价值的信息冲击、覆盖和淹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一次又一次地“从承者到在者的蜕变”，一次又一次地在创新中获得新生，获得灵魂——尽管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你将一次又一次地体验美人鱼那样的痛苦和美丽，但你得到的是：将有涯变成了无涯。
第四，提倡真理性指数意识，或叫思想价值指数。这是共生价值观判断一切意识形态性争端、讨论的思想价值、理论含量、现实意义高低的依据和参照系。在经济学上，指数的定义，广义地讲，任何两个数值对比形成的相对数都可以称为指数；狭义地讲，指数是用于测定多个项目在不同场合下综合变动的一种特殊相对数。同样，在我看来，评价理论创造的真理性、思想价值，或者评论任何讨论，尤其是意识形态性的“学术论战”，也都可以依据一些基本项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综合变动情况加以量化比较得出的特殊相对数值来进行。比如用“独立创新、背景意识、思想路径、思维方式、情绪自律、利害关系”这六个基本项*，在不同场合下综合变动（表现）加以量化比较，得出一组特殊相对数值，对各参与方进行思想价值或真理性意义进行判断。当然，真理性指数或思想价值指数，作为判断真理性意义的依据和参照系，未必具有唯一性，但仍不失为一种基本方法，尤其是当其与“信息量意识”结合在一起来把握讨论、争论对象和讨论、争论主体时，至少对自己能起到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的作用——即一种“清醒效应”。这一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也值得有兴趣的方家里手进一步研究。
第五，要提倡整体性思维方式。中国古人有“天时、地财、人治”及“身、心、灵”三才互动观念，可以说，三才、三极、三元智慧，是中华文化的密码和标志。我们能感知到的一切存在和演化便由此开始。后来形成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体思维方式和行为诉求，也由这一智慧而来。也许我较早失学下乡务农未受过科班教育而又略通中医药学的缘故，在我，一开始就没有区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思维习惯，而是习惯把对象看作一个整体，比如中医治病不仅是治人体要从望、闻、问、切入手，讲究辩证施治，而且好的中医一定要了解病患的心理、情绪变化和周围人、环境相处的关系（所谓气场）是否正常等等，就是用药，也要讲究个“君、臣、佐、使”简直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系统……所以，当我们响应中国执政党率先全球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时，我们需要把东方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与西方的分析性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进行训练。
总之，人类每一种智慧都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合金。结合“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特征，前面提到求真务实与批判性思维方式、信息量意识与真理性指数的必然指向，就是摒弃、超越和整合近500年来工商文明建设中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科学主义的切割式思维方式，及其学科化教育体制带来的人格异化和生产、生活的片面性发展问题，实现恩格斯说的“两个和解”，即与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解，亦即实现我者与他者的共生，完成从“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向“善待他者”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我们才能拥有未来**。
今天，在信息化、全球化、个性化（一说多元化）的推进下，人类正面临着一次数百年一遇的变化，包括经济、科学、技术、艺术、文化、政治、思想、哲学，以至生活方式在内的巨大变化，这是一种思维结构上的重大转变，它预示地球村居民从今天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时代，将转向以人类社会和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贺洛斯文明（Holos-civilization）即“全生态文明”，亦即“共济共栖共生文明”的时代——我们这代人，注定要亲历并参与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全新变化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我们注定要亲历并参与一个包括世界各个领域在内的整体结构性改变的时代，注定要亲历并参与一个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改变的时代。
如果说，中国和世界都处于又一个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人类需要新的智慧引领向前，那么，在扬弃旧的思维方式和文明形态，和创建新的思维方式和文明形态双重意义上，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的出版，都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历史事件。
2010年7月22日初稿
2010年8月10日修改
（楚渔著《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2010年4月第二次印刷，据了解，即将第3次重印）
*《建设“讲理”的世界，避免理论探索走进“利益”误区》
当代中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社会运行总体上严重脱节，而且，讨论各方无论政治立场心理倾向属于“东南西北中左右”，除了利益诉求明显各不相同之外，在思想意识上呈现出六个共同特征：
一是极乏独立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创新的一大基本前提，就是创新主体的人格独立。中国智库的根本问题就是在现实利益和人格心理整体上的依附性，说得严重点，就是没有自己的灵魂——鲁迅由于致力于“国民性改造”而被称为“民族魂”，如果鲁迅醒来看到中国智库今天的现实，将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失败啊。
二是缺乏背景意识。面对“中国问题”，像挑花源里的人那样“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又像齐宣王那样顾左右而言他，讨论各方几乎都完全偏离了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实质这一历史背景，几乎完全不顾当代中国已经融入以“和解、和平、共同发展”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且“中国存在”正在从这个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区域这一最显著的时代背景。面对国际社会和国内情势，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如何在全球社会网络化背景下整合资源，重新调整自身的社会政治结构并在国家制度运行上作出相应的安排？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应当如何处理自身利益和承担道义责任、如何发展国内公共空间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且不管提供的主体，是以国家为单位，还是以社会组织或个人为单位）？已经成为新世纪、新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主题。
三是文本主义原教旨思想路径。其致命伤有二：其一不管是来自何方的原教旨和文本主义，都逃不出古人早说过的价值边界：“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其二在实然意义上，原教旨文本主义只能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挂一漏万，如列宁早说过“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他们为什么不听、不引用呢？
四是知性思维方式。知性“不能掌握美”，我曾与王元化先生讨论过中国人往往是把知性当理性，以及象泥鳅一样滑头的中国式辩证法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人一说到“理性”总是立马一脸正经不苟言笑；李泽厚使用过的“实用理性”一词，或可玩味，而工具理性的知性思维根本不足以解决当下中国面临的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基础性问题。
五是极端情绪化而无半点自律性。涉及意识形态的讨论各方，很少公平、平等、心平气和的氛围，动辄搞到火气很大，甚至不共戴天你死我活天崩地塌。
六是利害关系意识过敏。不管其论说多么巧妙，都很难掩饰论说者话语背后的特殊利益诉求。趋利避害甚至唯利是图是生物本能，本无可厚非，但利害关系意识过敏无疑会损害论者及其论说的纯粹性，论说纯粹性尚不得，更何来独立创新？
这六个共同特征，也就是我评价思想理论真理性、思想价值以及评论任何讨论尤其是意识形态性的“学术论战”的六个基本项。这里的心理逻辑是倒过来的：“趋利避害—无自律情绪化—知性思维—原教旨路径—缺乏背景意识—极乏独立创新”。
显然，从这六个基本项来评论这场讨论或“论战”的性质，它首先就不是“讲理”的，不是心平气和、讲理论道的正常理论探索。讨论各方所追求的效果，都是希望由自己来作个最后总结“一锤定音”，而后不再有人向他提出疑问，更没准备用正常的语言、客观的事实、严谨的逻辑来向提问者解释、辩护或者调整自己的观点。不讲理的讨论各方唯一可能“取胜”的最后办法依旧是“整风式”、“合作化运动式”、“反邓子恢式”、“反右式”、“反右倾式”、“社教式”、“文革式”的诉诸权力（与诉诸武力相当）。幸好，当今中国这样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现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体用两张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现状必须也一定会改变，问题是怎样改变，怎样过渡？这首先让我想起梁漱溟说过，中国文化的宗旨说到底就是“讲理”两个字。我们希望，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能成为一个讲理的世界。当然，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政治立场，对到底什么是“道理”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重要的不仅是所讲的“道理”，而且是道理的“讲法”，如何讲“道理”，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讲的是什么道理的问题——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建设一个具有最大公约数的“重叠共识”意义的文明、和谐、共生的新世界。
——摘自钱宏《大社会主义论》（2007）
**《和解哲学》与《建设主义》
和解哲学（Philosophy of reconciliation）
和解哲学，是相对于“斗争哲学”而言的。提出“和解哲学”的背景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一次次为了保种图存而全民奉行的“斗争哲学”及其无数次重复的示范性事实、事件，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心中，并随时可能再次压迫中国人的神经中枢。即便完成了民族独立和自立的历史任务，即便今天在民生和民权上取得了相当大的历史进步，即便近三十年来国际关系出现了全球性的和解、和平大势，而中国，依然没有进入和解的年代，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大和解——依然没有成为国民的主流哲学思维和意识形态。一个仇恨、斗争哲学思维浸润了一百多的国家，如果形不成基本的“和解共识”，也就不存在更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而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没有明晰统一而富有魅力的国家形象。
我认为，和解，尤其是社会大和解，第一，意味着国家真正承认所有公民的主体地位，因为只有具备主体地位，才有资格讲和解；显然，没有主体地位者讲和解无异于屈服和投降。第二，意味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体现公民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文明原则，因为只有公民主权进入社会政治结构中，成为国家的现实制度安排的基本元素，才能说社会大和解已然成为一种事实，反过来说，没有公民主权的实施，讲和解，无异于空中楼阁镜中看花痴人说梦。第三，意味着所有公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因为只有国民待遇上的平等主体，才能不分身份贵贱地讲和解，反过来说，当国民被事实上划分为集团性（如党派）、地区性（如城乡）的权贵与草根身份差等时，用什么保障每天都将滋生仇恨、斗争这一和解的对立因子呢？顺便说一句，时至今日，中央电视台一再播放明显煽动社会仇恨和斗争题材的《红旗谱》、《星火》等电视剧，单是这种节目安排难道不是过去“斗争哲学”思维和语境的社会集体无意识反映吗？最后，和解，尤其是社会大和解，意味着国家形象的历史性改变和创新——形成全体公民个人最大公约数认同的真正适应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需要的简洁、明快、相互连贯、谨记笃行的价值目标诉求，这就是建立在“善待他者”哲学伦理基础上的良知、文明、共生价值观念。没有价值观念上充分自信的国家形象，就没有实行社会大和解的灵魂！
总之，没有社会和解，就没有和谐社会，更遑论和谐世界。因此，我坚定地认为：对内实现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国形象，应当成为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的当代主题！
建设主义（constructionism）
背景主义哲学提出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概念。建设，与革命相对。所以，几乎可以现成地对著名的“革命语录”反过来释之：建设就是请客吃饭，就是做文章，需要那种雅致，那种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种温良恭谦让，建设是心境，是所有阶级、阶层、场域的人们相互依存的共生的运动。
——摘自钱宏《共生主义词典》（2007）
附录：
 
中文将会成为世界强势语言吗？
林沛理 香港文化学者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崛起，以及中国市场日益重要，国际社会早已刮起一股方兴未艾的“汉语热”。比方说，以学习人数而言，中文在美国已成为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外语。
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全球化的年代，一个国家富强昌盛，它的语言自然就会“向世界出发”。可是，愈来愈多人学中文，不一定意味着中文将会超过英语，成为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强势语言。英语作为商业社会的通用语言，其地位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无可取代。不仅如此，能够驾驭英语、得心应手地将它用作创作语言，更是一项“市场价值”远远高于中文的“文化资本”。
举个例，去年底颁发、奖金虽然只有区区一万美元，但宣传价值和文化意义都不可低估的2008年曼氏亚洲文学奖（2008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候选的最后五强有香港读者熟悉的大陆作家余华的《兄弟》。另外四个席位，则分别由两个菲律宾与两个印度作家的作品所囊括。由于这个奖只颁予未曾出版的“英语亚洲文学作品”———包括以英语写作的原创作品，以及曾以亚洲语言出版的英语翻译版本———故此在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地卖了逾百万册的《兄弟》，得以与另外四本尚未出版，即一本也没有卖出过的小说竞争同一奖项。
讽刺的是余华身为目下内地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又拥有如此压倒性的竞争优势，最后还是输给了年仅31岁的菲律宾作家Miguel Syjuco用英文写的第一部小说《Illustrado》。《Illustrado》以一条河上的浮尸展开序幕，情节横跨一个家族四代的历史，以及菲律宾150年来分别被西班牙人、美国人与菲律宾人自己统治的沧桑国家史，野心不可谓不大。
我只读过《Illustrado》五页的节录，无法就这本小说的文学价值发表意见；也无法拿它与余华的《兄弟》作有意义的比较。不过，这样的结果，不得不令人怀疑《兄弟》英译本的翻译水平。的确，较之上届得奖的《狼图腾》，《兄弟》的天马行空和荒诞不经，对译者来说肯定是更大的挑战。
只有两年历史的曼氏亚洲文学奖，宗旨是“放大亚洲作家在英语世界的音量”。可是，它另一没有言明的宗旨似乎是“巩固英语在创作世界的领先地位”。所以一个亚洲作家不管在自己的国家怎样著作等身和成绩斐然，在英语写作的世界也必须被当作是新手。他获奖与否，视乎是否碰到一个好的英译者。欧洲启蒙时期反映人本理念的口号是“人乃衡量一切的标准”（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曼氏亚洲文学奖若也需要一句口号，也许应该是“英文乃一切写作的标准”（English is the measure of all writing）。
英文作为强势语言的地位在今日仍然牢不可破，其实反映了英美两国在软硬权力兼施下于全球建立的文化霸权；并没有因为殖民地时代的结束而受到真正的挑战。
以香港为例，早前教育局提出的所谓“微调方案”，就将实施已十年的中文作为母语的教学政策彻底推翻。在其后一场又一场充满声音与愤怒、苦口婆心与自以为是的讨论中，不曾听过有人提出“自我”、“自我意识”、“表达自我”、“发展自我”和“实践自我”这些概念来据理力争。英文太重要，因此应该成为老师向成绩优异的学生传递知识、授业解惑的首选教学语言。众口一词，彷佛已是铁案如山。
这样说未免太小看了教育。职业训练（vocational training）与教育（edu-cation）最大的分别在于：职业训练旨在改善学员的谋生能力，以及提升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受聘价值（employability）；而教育则致力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让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去“发现自己”和“发展世界”。这个教育理想古已有之，亦不分中外。古希腊的文学家以及后来的尼采都鼓励世人“become who you are”，近乎中国人所说的“立己”。巴特侬神庙中铭刻的那句箴言：“knowthyself”，则是中国人所说的“知己”。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认为，知识的累积和展示并非教育的目的，懂得怎样运用这些知识来帮助思考才是目的，一如蔡元培所言，大学教育在于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
因而教学语言的选择不可单单取决于语言本身的工具价值，因为它涉及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取向等重大课题。我们斟酌用母语还是英语授课，首先要考虑的是哪一种教学语言更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自我和认识自我。香港学生严重缺乏个性、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尊，正因为他们长久以来被迫使用一种他们无法驾驭的殖民者语言来学习、认识自我和发现世界。这种殖民者语言的“他者性”使他们无法与他们身处的社会、学习环境和他们自身建立亲密、私人的关系。这个学习的障碍一日不清除，香港学生仍然只会在教室内噤若寒蝉、只懂埋首抄录教师的一言一语，还奢谈甚么批判性思维与竞争力？
本来任何挑战现状和既得利益的改革建议遭到反对是正常的，但各界对教育改革反对之激烈及一致，却反映了英国撤出香港逾十年，香港作为一个后殖民社会仍然深受一种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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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HENG纪胜 [2010-07-22 02:11:12 PM]
这种滥文读它何益？上厕所还嫌它硬！
钱宏2008 [2010-07-22 14:53:52 02:53:52 PM]
看了你对自己如此介绍"非常合情合理，非常合乎人性，却非常另类。看过之后可以大唱反调，口诛笔伐，就是不要骂人，骂人的人只能说他理屈词穷。"知道你为何这样留言了.哧哧!
森林小妖 [2010-07-22 02:14:11 PM]
顶楼上的仁兄，读他作甚！博主该不会就一托吧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

乌有来客 [2010-07-22 02:56:01 PM]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如果是批判孔子和儒教，我一定会买一本来看。

乌有来客 [2010-07-22 02:57:12 PM]
中国的问题很大部分出在知识分子身上，官员、奸商、买办、汉|奸，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为了一己私利，出卖良知，出卖灵魂，身先士卒把国家带到错误的方向上。中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教育的失败。而教育的失败，则首先表现在放弃了立国的信仰。不论未来与过去，中国的立国信仰都应该是救民于水火的毛泽东主义，自立自强的毛泽东思想。

乌有来客 [2010-07-22 03:01:13 PM]
张文木说《老子》天下第一。不知钱先生是否赞同？

古城孤魂 [2010-07-22 03:13:21 PM]
对不起，文章不好看懂。谁要是写，陶片上的原始符号与甲骨文的起源，应经八卦的探索，孔孟之道的精华和现实的批判，奇门遁甲的真伪.....比较针对性的文章，我们可能还看得懂。

清心苦茶 [2010-07-22 03:22:46 PM]
别妄自菲薄，也别夜郎自大；别刻舟求剑，也别涉险冒进；别抱残守缺，也别自以为是……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为我所用，才是至理。

paul-ding [2010-07-22 03:52:12 PM]
“乌有”，你连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东西都回答不出来，还到处贩卖毛泽东思想。我这个讨厌毛的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你却说不出来。也许你该在网上查一下，然后再帖上去。你没有自己的语言，不可能用自己的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LYJason [2010-07-22 03:59:49 PM]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时，中文就会成为世界最强势语言。（欢迎点评《政治互信直达两岸统一》等37篇原创文章）

yinchu [2010-07-22 07:15:52 PM]
语言和国家的实力硬要挂上钩，这和希特勒的人种说也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