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小的姓氏排名:建国历程·2-2

九 组织者

由于美国大陆广阔无边，结队旅行必不可少，于是就树立了组织者的权威。对于远离政府管辖范围、远离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以及原有风俗习惯的人来说，必须有人能够说服他们干他们该干的事情。这就产生了对一种新的特殊才能的需要，即是需要有人能够说服或者诱导别人为集体尽力。一个旅行团体的领导人并不具有军事指挥官的权力、传统和威望，但他必须能组织人把事情办好。他必须当机立断地创立一种团结精神，并要在面对饥渴、疾病、灰心丧气、致命的危险和死亡的情况下，在庞杂的集体内部坚持这种精神。一系列的原因促使组织者拥有一种权威，而过去在军事部门或政府部门之外绝少有人能拥有这种权威。在一个传统的定居社会里，许多品质——出身高贵、拥有地产、拥有财富、勇敢、有军事才能、有学问、精明能干或能言善辩——都可能使一个人成为领导人；但在人烟稀少的美国移民中间，领导人必须既是说服者，又是组织者。

在独立城或往西几英里地方组成的五花八门的旅行团体——“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男人，夹杂着少数女人”，都需要领导人。由组织者来创立大篷车队。有时候，象斯蒂芬·卡尼上校这种人，由于他具有经验和军阶，很容易地就获得了指挥的地位。或者象约翰·巴特尔逊这样的人，他之当上队长，就因为他的身边有七、八个人，而扩大队伍却需要这些人，如果他们的人当不上领导，这些人是不愿意同行的。但是，更经常的情况是，队长的职务是可人竞选的，最后一般都落到那些既有组织才能，又有本领拉选票的人身上；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选举还是挺民主的。

选举队长——格雷格称之为“杂七杂八商队的习俗”，一般都要经过一番竞选活动和“派性”表演，候选人毛遂自荐后，就到处搜罗支持他的人，宣扬自己的特长和优点。然后，“经过一番争吵和口角交锋”，才正式举行选举。获胜者便被公认为“商队的队长”。

这种队长的职权在任何“立法条款”中都是没有规定的，因此，也是模糊的和不明确的，他发布的命令被看作只是一种请求，有时候得到服从，有时候则置诸不理，这要看他手下的人，情绪如何而定。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都会要求队长发布有关当天旅行事宜的命令，并指定晚上宿营的地点：还有许多其它一般性的职能，而他在执行这些职能时大都得到同行人的默许……在选出队长之后，主要的任务便是组织工作。首先是“通知”业主提供他们的人数和大篷车清单。这些人和车一般被划分为四个“分队”，规模大的商队更需要如此。我们那个商队拥有近百辆大篷车，还有十几辆四轮马车和其它小车辆；又有两门小炮（一门发射四磅重的炮弹，一门发射六磅重的炮弹），各装在一辆拖车上。各个分队，都任命“分队长”一名，其任务是勘察路途中的沟壑和河道，选择最佳的渡口，并监督每个宿营地的“编排”（草原上的用语）。

每个这一类的商队所拥有商业资本大约二十万美元。这种商队最需要的人材，不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来自边远地区的粗人，也不是穿着毛边鹿皮的神枪手，而是机敏能干的组织者。移民的领导人必须是有能力把大家形成一个集体的人，他能够鼓动、哄骗、或软硬兼施地使他手下的人在陌生的环境里面对无法估量的危险，去执行不熟悉的任务。灵活、热心、富有想象力、宽容的胸怀和足以振奋人心的词锋，比器字庄严、备受尊敬和高贵气质都更为重要，组织才能不仅是在集体旅行中产生的，而且还是通过在人烟稀少的大片土地上生活，从许多特殊需要和机会中锻炼出来的。这里试举皮货贸易为例。

第一家北美大皮货贸易企业是哈得逊湾公司，这是一家拥有英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的垄断性企业。一八二一年之后，在年轻的乔治·辛普逊（一个靠自我奋斗而取得成功的美国式的苏格兰人）强有力的领导下，公司获得了新的活力并重新兴旺起来，这家公司以伦敦为中心，通过精心规划和广设贸易点来开展业务。严格地说，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进行皮货贸易，而不是捕兽取皮，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做生意的对象——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决定的。阿尔衮琴族印第安人和其他北方印第安部族很早以来就喜爱（以后发展成为迫切需要）枪支、水壶和毛毯，这些东西只有欧洲人才能够向他们提供，所以他们愿意拿自己积存的毛皮进行交换。但是，南部平原和下落基山脉的印第安人还没有被白人腐化到那种依赖的程度，因为野牛向他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原料。由于他们并不那样急于需要欧洲人的货物，所以他们便让白人自己进入他们的地区去捕兽取皮。这样一来，组织问题不是轻松了，而是相反。白人不得不自行组织从捕捉野兽开始的全部活动，而不仅仅是建立几个贸易点，专门等候印第安人送货上门。

西部皮货贸易的历史记录，正如我们在海勒姆·奇坦登将军所写的丰富多彩的著作中读到的，乃是一部关于组织和抵制组织、团体和联络、贸易站和偏僻小镇、忠诚和背叛相互交织的故事。从一开始，运输——使西部皮货贸易成为可能和有利可图的买卖——就是一种集体的事业。首先是出现内河运货船，至少到一八三O年为止，这种船一直垄断着密苏里河上的商业运输，以后才逐渐消失：它的长度由五十到七十余英尺，最大宽度十五至十八英尺，吃水很浅，船的两头尖，从船头到船尾，两侧都装有踏脚板。这种船的设计专门适用于逆流而上的航行，一个人就能操纵。船只前进通常是靠拉纤——一条长长的纤绳，一头固定在高高桅杆上时顶端，桅杆穿过一个圆环，从圆环到船首系有一条撑舵用的短绳；一般采用的办法是二十至四十人沿岸拉纤。在不能拉纤的时候，就安排一些人分别站在两侧的踏脚板上，每人拿一根支篙插入河底，然后用身体顶住支篙沿着踏脚板朝船尾走去，就这样来推进船只逆流而上。在既不能拉纤又不能使用支篙的时候，就用桨划船，船的两侧各用五、六个人划桨。在长达一千英里的漫长旅程中，这种船每天最多能行驶十八英里——每前进一英里都是竭尽全力共同协作的结果。

其后，汽船逐渐取代了内河运货船。汽船也是一种集体性的事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社团。捕捉野兽的人和商人，带着工具和货物，从圣路易斯坐汽船溯密苏里河而上。回程的时候，汽船顺流而下，又满载着精疲力竭的捕兽者和商人，这时候他们都已经完成了定额任务，随身带着来自荒郊野外的战利品。

但是，商队和货物集散地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同水路行进比较起来，陆地行进需要更精心的组织工作。西部皮货贸易的商队一般都是在密苏里的独立城组成，在那里把人和货物集中起来，并把货物打包装在骡背上或大篷车里，准备进行长途跋涉。在河流达不到的地方，要从事捕兽活动俾使自己在边远地方的生活过得好一些，舍此便没有别的办法。商队每天平均前进十五至二十五英里，每天晚上在有水草和树林的地方宿营，并组织警戒，以防备印第安人的袭击。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千多英里以外一年一度的货物集散地，这种货物集散地是事先精心安排好了的，而在这里，喝得酪酊大醉的人到处可见。

大约从一八二O年起，这种货物集散地就控制着美国的皮货贸易，前后几达二十年之久。这种组织形式比统治哈得逊湾公司旧领地的那种机构更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并且在许多方面也更为复杂。在北方，那里的做法是建立永久性的贸易点和碉堡保护下的定居点；但这种做法很花钱，要保证不断的供应也很困难和危险，它们经常激怒印第安人，但它们又难于移动。多才多艺而又富有事业心的圣路易斯商人威廉·阿什利和他的合伙人安德鲁·亨利组织起这种货物集散地的体制，使猎取野兽毛皮的人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展了。这种做法不是通过固定的居民点和贸易站，而是通过一年一度的碰头地点进行交易活动。

阿什利和亨利每年都指定一个地点作为货物集散地，后来更视乎贸易的发展情况而每年改换地方，这种做法不需要花费全年的维持费用，也不会长期招惹印第安人的仇视。

采取这种经营办法省钱得多，但却需要更高的组织才能，需要经常注意解决细节问题，要具备变化经营方式的能力，并要赢得大批新人的信任——阿什利和亨利不断地向他们进行宣传。老办法只需要一小批固定的职员，由猎取野兽毛皮的人把皮货送到他们那里去；而新的办法则是招募一些人，把他们派出去猎取野兽毛皮，然后在指定的日期回到指定的地点。在一八年三月二十日的《密苏里共和报》上可以看到他们刊登的一则启事，招募“一百名年轻人溯密苏里河而上，到上流的源头去”。在货物集散地制度的鼎盛年代，曾组织过六百个人的猎取毛皮队伍，这些人分头到落基山脉的溪流地带进行搜索捕猎活动；然后，每个人带着战利品回到他们的总部，那些总部的地点都是事先精心安排的，每年变换。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单人匹马的“山里人”的勇敢精神和生存本领，皮货贸易也不可能得到这样大的发展。这些人知道怎样在偏僻的森林里单独生存下来，他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海狸，怎样躲避印第安人的袭击，而又怎样引诱或拉拢印第安人对他们提供帮助。休·格拉斯是一个早期在阿什利和亨利手下工作过的人，他的传奇般的经历使他出了名。一八二三年，他和他的狄伴们失散后，受到一只大灰熊的袭击，他的伙伴们都以为他死了。但他爬行了近一百英里，到达基奥瓦堡，在那里他恢复了健康，开始新的远出捕猎的活动，并为自己报仇。

但是，如果没有组织者，上述成就和吉姆·布里杰和比尔·萨布莱特的业绩是不可能取得的，而且他们的工作也就会无利可图。美国西部史诗中没有被歌颂过的英雄人物，当首推约翰·雅各布。阿斯托或者威廉·阿什利之类精明能干的组织者，正是他们激发起人们的事业心，去实现有利可图的鸿图大业。

即使是那些通过他们真正的或者传说中的业绩而燃起人们广泛热情和想象力的“神枪手”和“远方人”，他们的成就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具有说服别人和自己一道千的能力。例如丹尼尔·布恩，他不仅以“能喝光整个酒吧间的酒”而闻名，而且还以他的领导才能而著称。他作为一个活跃的组织者的经历是漫长的：一六七五年三月，他作为特兰西法尼亚公司的代理人，率领第一批定居者到达肯塔基殖民地，并监督建立了布恩自治村镇；他担任过民团的上尉，以后又升为少校；做过向定居者收取购买土地许可证款项的工作；还担任过费那特县的中校军官。

在十九世纪早期，大多数在西部取得成就的皮货商、边远地区的人、勘探路径的人，除了少数例外，大都具有丰富的政治经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八五六年共和党第一位总统候选人约翰·查尔斯·弗雷蒙特，他于一八五O年当选为代表加刊福尼亚的第一位参议员，并担任过许多其它职务。丹尼尔·布恩也同样如此，除担任过军事指挥职务外，也曾两次获选入弗吉尼亚的立法机构，又在密苏里当过地方长官。戴维·克罗克特尽管被人说成是得过且过之辈，也曾当选过地方长官，担任过民团的上校，是州立法机构的代表，以后还担任过两届国会议员。威廉·亨利·阿什刊则是皮货贸易的开拓者和货物集散地体制的创始人，他参加过竞选参议员，担任过两届密苏里州的州长和两届国会议员。比尔·萨市莱特也担任过好几个公职，当过总统选举团的成员，他还参加了国会议员竟选。

一个在皮货贸易中或在西部的开发方面出了名的人，他的正常生涯一般包括担任一届地方长官，并竞选过州长或国会议员。他们的生活道路从西部皮货贸易公司的小道直接通向领地的、州的或全国的立法机构。一个成功的西部远征队的组织者一般都有些雄心壮志，并具有搞民主政治的能力。这些喜欢同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打交道的“独行侠”，他们的声誉都是在后来获得的，这多半是东部文人和记者替他们渲染的缘故，那些文人、记者坐在他们城市中的办公室里，把这些西部人描绘成多姿多采的角色。

宗教和政治一样，在美国组织者向西部移民和在西部活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至少可以举出一个突出的成功例子。当时，摩门教的信徒们立志要发现和创建一片“乐土”。他们在许多方面显然很象早年新英格兰组织严密的清教徒，那些清教徒曾企图建立一个人间天堂。摩门教徒同他们之前的清教徒一样，丝毫不怀疑自己拥有“真理”，藉此可以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就象清教徒称呼他们教友是“现实世界的圣人”一样，摩门教徒都是那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后期圣人”；摩门教也和早期的清教徒那样，实行家长式的独裁管理方法。他们创立宗教的依据是《摩门经》，《摩门经》于一八三O年用类似金箔的页片首先出版，是由纽约州北部的约瑟夫·史密斯用一种“不可恩议”的办法翻译出来的；摩门教是根据在美国发现的圣书而成立的唯一具有相当实力的教派。他们的《摩门经》被声称为继《圣经》和其它基督教圣籍之后创立新世界的经典著作。这些摩门教徒是一些极为勇敢、坚韧不拔和精力旺盛的人，但他们即使是在西部人当中也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邻居；西部人一般是欢迎新来者的，但摩门教徒却到处碰壁。他们向西部的发展史是一部断断续续地集体强行移殖的历史；而在创立组织工作的业绩方面，他们一批比一批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八三六年，约瑟夫·史密斯和他的追随者在他们的第一个总部所在地——俄亥俄州柯特兰，建造了一所颇为壮观的圣堂；但他们很快卷入了土地投机买卖而破产。与此同时，他们另一批人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的独立城附近定居了下来。他们的敬神习俗，他们的勤劳、节俭和干劲，很快便引起了人们的妒忌，而且他们对印第安人的亲善态度也导致人们对他们的猜疑。

他们终于被赶出了杰克逊县，他们在那里的印刷厂被砸，他们的领导人被浑身涂了柏油并粘上羽毛作为惩罚。于是他们迁移到了邻近的克莱县，他们获得密苏里州立法机构的准许，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县份。他们的新县城——“远西”是根据约瑟夫·史密斯的几何图形计划修建的：有十二座圣堂，四四方方的街区，整个设计可容纳二万居民。他们在这里再一次兴旺发达起来，也再一次引起了邻居们的妒忌和猜疑。为了对付周围社会的敌视，他们组织了名为“达恩分子”（或称“达恩的儿子们”）的自卫团体，这个团体以后成为反摩门教神话的一大活题。一八三八年的选举日，当非摩门教徒企图阻止摩门教徒参加投票选举的时候，摩门教徒奋起反击，这样就揭开了他们进行的多次内战中的第一次战斗。摩门教徒的武装队伍超过一千人。约瑟夫·史密斯把自己比作穆罕默德，借用了“要《古兰经》或者要剑”的口号，并倡言：“真主和我们同在——要约瑟夫·史密斯，或者要剑。”但在摩门教徒被打败遭屠杀之后，史密斯被迫投降，并被判处枪决。可是，指挥官却拒绝执行枪决的命令，史密斯和他的圣徒终于逃了出来，更往西行，到了伊利诺伊州的昆西。第一次摩门战争使圣徒们付出了一百万美元的代价，约四十人牺牲了生命。

一八三九年，在伊利诺伊州，故事又重演了。还是按照约瑟夫·史密斯的几何图形计划，在盾武建立了一个新的人间天堂，只是规模要小一些。到一八四二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已达一万五千人左右。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批准法武成为一个几乎是独立的城邦；很快教徒们就自夸这里是一所“大学”，可以扩大对美好未来的视野，摩门教徒们坚信他们是一批“特殊人物”，他们抓住在西部的机会，谋求独立；他们运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在摩门教的神学、宗教仪式和制度方面，创立了一些新颖的做法，包括在圣堂里为死者进行洗礼、结婚、过继和捐赠等。

多妻制是他们最为臭名昭著的新花样，在瑙武正式付诸实行，虽然约瑟夫·史密斯和一些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是不承认的。史密斯在一八四三年得到启示，把多妻制订为教规；但直到摩门教徒进一步向西迁移之前，教内领袖们一直抵制这项规定。直到一八五二年从盐湖城开始，多妻制才正式宣布成为教规，甚至成为教徒的一种义务。这种制度是和摩门教的神学微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同他们关于前世的信仰有关。摩门教徒们断言，无数没有肉体的幽灵到处游逛，急不及待地等着新的灵魂附体的机会，以便重新回到地球上来；所以，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有责任尽可能迅速而有效地提供这种作为灵魂归宿的驱壳。女人只有通过结婚，才能得到拯救，而对男人来说，孩子越多，就越能在来世得到好的报应。这样一来，多妻制就成为一种必须严格遵守的义务，而不是为了追求性生活的乐趣。布里格姆·扬在犹他布道时说：“我们必须好好地利用生殖器官去完成这一任务，就象我们完成别的任务一样。”

在瑞武，多妻制尚未公开宣布为一种教规时，就已经引起邻近的非摩门教徒极大的反感和仇视。这个发展中的城市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和好斗精神，摩门教徒的政治力量（他们在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中作为一个集团进行投票）也越来越具有威胁性。他们在伊利诺伊州的沼泽地建设繁盛城市的本领使邻居们越来越害怕。密苏里州一度出现过的历史终于再次重演。摩门教内部分裂，出现了另一个派别，他们谴责史密斯专制独裁。当史密斯使用武力镇压这些内部敌人的时候，一场和外界社会的新战争同时酝酿成熟。一八四六年六月，约瑟夫·史密斯和其他三位摩门教领导人在伊利诺伊州卡西奇的监狱里惨遭杀害。第二年，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撤销了原授予瑞武的特许状，摩门教徒再一次被迫西迁。

一八四六年严寒的二月，布里格姆?扬率领的集体大迁徙再次踏上征途，奔向犹他。这次向西部集体行动的光辉事迹是整个美国历史上组织工作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在横越艾奥瓦地区的长途跋涉中，摩门教徒自己动手修桥铺路，甚至沿途种上农作物，供下个季节的后来者收割食用。到一八四七年八月二日，市里格姆·扬已经为新的人间天堂进行了设计，这就是后来的盐湖城。他还是沿用约瑟夫·史密斯的几何图形规划。扬的细致而有效的组织工作，把一批又一批教徒横越大草原带了出来。十月初终于到达犹他的那一批队伍，带来了一千五百四十个摩门教移民，他们分乘五百四十辆大篷车，还有一百二十四匹马、九头骡子、二千二百一十三头公牛、八百八十六头母牛、三百五十八只羊、三十五只猪和七百一十六只鸡。一年之后，当扬亲自率领的另一批约二千五百人到达后，他们便建设起了一座欣欣向荣的首府“城市”和十个居民点，并开办了两座磨坊和四个锯木场。摩门教徒史诗般的业绩又一次接近于实现——这一次是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下了更大的本钱，并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果。

反摩门教的狂热，早期只限于邻近他们各个新定居点的人，这时则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变成全国的规模了。最后一次摩门教战争，是在联邦军队和一个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建设起来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之间进行的。在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八年这场不值得歌颂的和不光彩的内战中，布坎南总统派艾伯特·西德尼·约翰逊上校带兵镇压摩门教徒的“起义”，以恢复秩序、自由和道德。摩门教领袖们在争取运用独立宣言和宪法作为维护他们权利的挡箭牌的呼吁归于失败之后，就试图脱离联邦。

　　虽然布里格姆·扬是一个杰出的讲求实际的人，但是，摩门教徒始终未能按照他们自身的条件进入美国的政治生活：他们未能使用“德塞莱特”这一摩门教名来称呼犹他州，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他们也未能建立一个清一色摩门教徒的州。作为他们被社会接纳的代价，他们被迫在教规上作出让步。从一八六二年的《莫里尔法案》开始，美国通过了一系列联邦法律，都是旨在废除多妻制的。最后，摩门教教长威尔福德·伍德拉夫终于在一八九O年发表正式声明，禁止多妻制。犹他一直到一八九六年才被承认为一个州，而直到现在，它仍然是西部献给组织者天才的一块活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