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组词:吴中医派的温病学说

我国自汉以来，各地不断流行瘟疫，即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大荒之后，必有大疫”。这与社会发展、人口集中、环境卫生状况恶劣等因素密切有关。瘟疫一旦流行，死伤大批，民生凋蔽。因此对瘟疫的研究自然成为历代医家注意的焦点。正史存录及有关史料记载，从汉、唐、宋、元至明、清历代，苏州及相邻地区曾先后发生过数百次的疫病流行。例如，在明代的276年中发生了64次疫病流行；清代的266年中大小疫病流行不下三百多次。明永乐六年（1408），江西建昌，浙江杭州，福建建宁、邵武等地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

清雍正十一年（1733）镇洋大疫，继之江苏昆山、上海宝山大疫，死者无算。

先秦时的《黄帝内经》中曾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先民们也特别关注到生命竞存中有一类对人类侵害极大的疫病。汉代张仲景被誉为“医中之圣”，他亦曾痛感于建安纪年以来疫病流行。他家是个大家族，原有二百多人，然而未满十年，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就是七十人。“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著《伤寒论》一书。而且张仲景很自负地认为，“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自《伤寒论》问世以来，历代医家无不奉为圭臬。伤寒是一切外感热性病的总称。以伤寒病命名，列治法三百九十七条，组方一百一十三首，用药九十七味，历经千百年，中医藉此治病，屡治不爽。可贵的是《伤寒论》继《灵枢》之后又提到了温病，但出症状而无治法，且语焉不详。这可能与张仲景身处中原，鉴于天、地、人的条件，所见所闻以伤寒为主有关。但亦足以说明在张仲景丰富的临床中，或他同时期的医学信息中，也发现过有别于“伤寒”的“温病”。或许与伤寒相比仅见一二，但他终于未敢遗忘，更无主观舍弃，还是如实地把所见所闻录下，使后人能有脉络可寻。

吴中一带湖河渚泊，地处卑湿，水利资源丰富，一年四季气候分明，较之北方多温，这或许是吴中多温病的自然条件。因此，吴中医家也就有了更多的治疗温病的实践机会，构成了温病学说创立于吴中的必然因素。

一、王履与《医经溯洄集》

元末明初，昆山人王履继承先人的学识，在临床研究中承袭了《内经》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思想，以感邪的即病与不即病，指出了伤寒与温病的不同之处。“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其病因虽“不殊”，但施治不得以混淆。明确提出了“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观点，澄清了当时关于温病、伤寒的模糊看法，认为温病与伤寒是不同的两类疾病，在治法上则应“治以辛凉苦寒”，有异于伤寒的“辛温解表”。使温病在名称和治法上摆脱了伤寒的羁绊。自此，温病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王履一生著述较多，但仅留存《医经溯洄集》一卷。由书传人，以温病学说的先驱者名留青史。

二、吴有性与《瘟疫论》

明崇祯年间，一场瘟疫席卷山东、浙江、河南、河北、苏南等地。疫情凶猛，“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家数十口，无一口仅存”。求神问卜，无济于事，疫病流行，益愈猖獗。这时“救命神医”吴有性飘然问世。

吴有性，字又可，吴县洞庭东山人。他目睹疫病流行的凄惨景象，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决心放弃科举，绝意仕途，走上了医学研究的道路。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深入疫区，登门串户，调查疫情，观察症状，记录病情，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了治疗瘟疫的经验。后来，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瘟疫论》一书，对瘟疫的预防和治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提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即另有一种致病物质“戾气”，是造成传染病流行的原因。吴有性在长期的治疗实践中，观察到“戾气”有多种多样。感受不同“戾气”会产生不同的病症，并且他已经观察到某种“戾气”会侵入人某种脏器组织。《瘟疫论》书中记载了与鼠疫、白喉、天花、麻风、梅毒、肺结核、流行性脑炎等相似的传染性疾病。在疫病传染途径上，他明确指出“邪从口鼻而入”，可通过空气飞沫或同病人接触传染。在疫病的流行特点上他已注意到散发性和大流行的区别和联系，并有很多合理的治疗原则和方法。

吴有性在传染病学方面的卓越贡献，开创了中医传染病学的研究。《瘟疫论》一书是我国最早研究瘟疫的专著。他提出的“杂气学说”为吴温病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瘟疫论》成书不到两年，就有印本刊行，嗣后各种版本络绎不绝。康熙年间，日本医家也翻刻了这部著作。

但是由于医家们的思想根本上受到“尊经”观念的束缚，不敢直面温病。只是强调了温病与伤寒的不同，企图避免和《伤寒论》的直接矛盾，所以一段时间来客观上延缓了温病学说发展的良好势头。

清初以后温病学说日趋成熟。迨至叶天士《温热论》的问世，宣告了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吴中瘟病学派的诞生。

三、《温热论》及其他

叶天士是一个了不起的医学临床实践家。他继承师说，实践探索，大胆创见，敢为天下先。他认为伤寒一症由感受风寒所致，而温病的病因则是温热之邪。伤寒病邪从皮毛腠理而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是犯上焦肺卫，由浅入深，循卫、气、营、血途径传变。伤寒之邪留症，由寒化热入里，易伤阳气；温热之邪则热传速变，表里俱热，易损阴津。所以治法上，伤寒在表，用辛温发汗，疏散风寒；温病在表，则用辛凉轻清，透泄热邪，以顾护津液为主。

叶天士明确提出了温病学说中卫、气、营、血的辩证治法，这是一种学说的创新。“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后方言血。”感受温邪之后，由卫、气、营、血四个层次表达了由浅入深传变的规律。制定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广泛应用于温病临床。在温病的诊断方法上发明了察舌、验齿、辨别斑疹白疮等体征，并且有较详细的记录和总结，对当时医家诊断疾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温病学说是一门与伤寒学说并列的外感发热病治疗学，是吴中医学的标志性学说，并且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而后吴中医家周扬俊的《温热暑疫全书》、薛生白的《温热论》、缪遵义的《温热朗照》以及邵登瀛的《四时病机》等研究温病学的专著纷纷问世，掀起了从事研究温病学说的高潮，吴中地区成为当时温病学说研究的中心。从此，温病学说广为流传，播扬大江南北。江苏淮阴吴鞠道的《温渍条辨》创三焦辨证，广其义；浙江会稽章虚谷的《医门棒喝》畅其识；海宁王孟英的《温热经纬》传其学，这些都是中医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温病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