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和洒的组词:建国历程·3-5

二十 多元文化：新兴学院

美国人对于都市的含义不很明确，这说明他们为什么乐观地把眼前和未来混淆起来。在英国，“城市”这个字眼有着确切的含义，从历史上和法律上有别于小一些的地方。甚至在亨利八世之前，一个“城市”一般是指有大教堂的市镇；当亨利八世建立起新的主教管区以后，这些新的主教管区的所在地便正式被命名为“城市”。区别是很明显的。因此，十九世纪时只有少数并非主教所在地的地方（如伯明翰）被正式赋予“城市”的地位。在英国名称里，城市下面是市镇，市镇下面是村庄；村庄通常是指比镇小然而又比小村落大一些的一群建筑物。

这些区别在迅猛发展的美国西部却消失了。所有的居民点，实在的或想象中的，大的或小的，永久性的或临时性的，都叫做“城市”。每个要求得到城市美称的地方，都寻求搞出些都市机构以正其名。早在一七四七年，一位在新泽西州伯灵顿市定居的欧洲人指出，该地号称是“城市”，“实际只不过是有一百六十户人家的村落”。当时在美国，提到“城市”，必须说明是比市镇规模大的居民点，但它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村庄或小村落的宏伟或充满期望的称呼”（这是美国人特有的含义）。一八二六年德比伯爵饶有兴味他说，“我们在过去的两天里经过了几个城市——然而有的城市几乎连个影儿都没有，有一、两处实际上只处于老萨拉姆那样的条件。”马里亚特上尉一八三四年辛辣地这样说，“一栋未竣工的木屋居然也称为城市，真是件怪事，可是得克萨斯的情况就是这样！”。不止一个旅行家注意到，任何一个矿区，都自称为城市，唯恐人家不知道似的，如弗占尼亚城、卡森城，等等。证明某人的“城市”注定将成为一个大部会的简便方法，就是尽快使它拥有都市所有的各种特征，其中不仅包括一家报纸和一座酒店，而且还要有一所高等学府。新学院的诞生说明这种建立一个完整社会的理想如何推动了美国文化的传播。

麦迪逊总统在四次国情咨文中都建议在首都华盛顿成立一所全国性大学，以补各州学府之不足。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于一八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赞同他的建议并且于一八一七年通过了一项法案。但是，门罗总统等人却认为为了赋予联邦政府这一权力需要一项宪法修正案，众议院否决了这项修正案。创业精神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疑虑。分散文化机构，已不再仅仅是美国条件下的一种单纯的副产品，而是许多地区的乐观主义者愈来愈重视的工作。

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异乎寻常的是，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这段时期里，很大一部分新的学院都设立在西部边远村落和定居点的边缘。在这段期间创建并续办到二十世纪的一百八十多所大学和高等院校中，有一百所以上建立在原来的十三个殖民地以外。由于人口依然集中于定居时间较长的大西洋沿岸地区，这种分布不均衡的情况就更显得突出。在欧洲，高等院校或大学一般都设立在历史悠久的中心城市；而在美国，它几乎都出现在人口增长和经济会繁荣还属未来的市镇。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个特点至少有两个解释：一是创业精神使得每个地方都自认为是“西方的雅典”；另一是传教士努力把各教派的力量伸展到岛屿和居民区的边缘地带。

甚至在殖民时期，这种教派精神就造成了高等学府林立并且相互竞争的局面。建国初期这种局面依然存在。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宗派影响的人都一致认为，不管是好是坏，美国高等学府林立是这种教派精神的产物。一八二七至五五年任布朗大学校长的传教士弗朗西斯·威兰认为，国家立法机构给予他们的资助还不及他们从宗教方面所得到的十分之一。新的不属教会办的纳什维尔大学首任校长菲利普·林斯利要求本校“宗教化”，但是他却于一八三四年抱怨宗派主义的弊端。

西部高等院校过分多和规模不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毫无疑问是由于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几乎每个教派都要有自己的学院，并且一般来说每个州至少有一所。俄亥俄、肯塔基和田纳西州的二十所高等院校，除去两、三所之外，都属于不同教派；它们之中当然很少达到应有的水平、大部分只不过是愚弄公众而已。这是一种令人痛心且又不断恶化的弊病。为何分教分派的不是感化所、银行、公路或运河公司，而是高等院校呢？这是很难说清楚的。高等院校旨在向青年教授语言、文学、艺术和科学，而不是任何教派或党派的教条主义的神学，那么为什么它们以教会名称来命名呢？难道它们是要谆谆教诲教派的希腊文、教派的数学、教派的逻辑学、历史、修辞学、哲学？难道每个州有多少教派就得有多少学院吗？难道要大家相互忌妒和猜疑，阻碍学校发挥有益作用和顺利发展吗？

美国的基督教会（或者至少是美国的新教教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市场，每个教派在这个市场上部力图使自己的特殊产品对所有时能的消费者具有吸引力。教派学校求存的需要成了强大和持续的力量，影响着美国人生活中模糊的宗教信仰。虽然几乎每所新成立的学院都是由一个教派建立并管理的，然而一般来说，学校的校规禁止对院系师生实行宗教测验。每所学校都需要金钱和学生，因而加强了这种由法令正式规定的自由主义。为了使学校对每个人，对有宗教信仰或无宗教信仰的人都有吸引力，教派精神本身成了“无派别主义”的有力起因：有的观察家说“无派别主义”是真正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教派。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于一八四五年访问美国时指出，“一个无派别主义者对于到浸礼会还是卫理公会、长老会、公理会教堂都无所谓，他们往往同样向任何一个教堂或所有教堂捐款。”各教派创办的院校超越了原教派的范围，这在诸如哈佛、耶鲁、达特默思、阿默斯特和威廉斯这些古老的东部院校中已经显露出来。

除非我们认真回顾这种美国特有的教派精神的力量，否则便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一八七O年以前，至少有十一所大学设立在肯塔基，二十一所设立在伊利诺伊，十三所设立在艾奥瓦。“家乡传教士”精神是强烈的，例如，一八二八年十一月，耶鲁大学一批赤诚的年轻神学院学生受了《西部在召唤》这部小品文集的激励，聚集在纽黑文的榆林下，宣誓要把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并且到遥远的西部（当时指的是伊利诺伊）去传教。他们自称是伊利诺伊协会或“耶鲁帮”。其中一个叫朱利安·斯特蒂文特的人于一八三O年一月四日于杰克逊维尔建立了伊利诺伊学院，只有九名学生。一八三七年、另外七名耶鲁神学院学生成立了“艾奥瓦教育协会……以便在牢固的基础上为未来的艾奥瓦州建立一所大学。”如同其它西部地区的学校一样，这里所说的“牢固基础”就是一份出售土地的计划。东部教会的支持对于西部院校的建立，如同东部资本对于西部铁路的修建一样重要。

创业者们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传教热情有时发展成为一种宗派仇恨，它分散精力并且影响发展。不过，神学领域里出现的敌视情绪并不是美国的一种流行病。正如弗雷德里克·鲁道夫解释的那样，“拼搏求存的学院确实不再象过去那样缺乏吸引力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教派精神有时使自己陷入不愉快的争论之中，那才是不受欢迎的事。”大多数学院力求建立一种“非宗派主义的气氛”是可以理解的。

一位美国高等院校的资助者于一八五一年称我们这里是“学院之乡”。一八八○年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弗雷德里克·巴纳德感到奇怪，为什么人口二千三百万的英国只有四所授予学位的高等学府，而只有三百万人口的俄亥俄却有二十七所。对此的一种解释是，创业精神的重要作用决不亚于教派主义，但是巴纳德校长可能认为这一点无需专门提及，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个没有大学或高等学府的社会说不上是完整的。通常是教派精神给予最初的推动并且提出具体方案，然后整个社会就不分教派，起而建立并维持这所学院。教会建立的学院倾向于以其打算颂扬的市镇的名字命名。除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学院外，很少学院采用圣徒的名字或其它有教派色彩的名字。后来，也有一些学院以捐助人的名字命名。

“耶鲁帮”的成员朱利安·斯特蒂文特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指出，这种“建校热……是当时风靡一时的地产投机业和教派扩充热潮共同造成的。……普遍认为，促使一座年轻城市发展的最可靠办法是使它成为一所学院的院址。”一些被称作“房地产”学院的纯粹是一种商业冒险事业；可是考虑到当时所存在的各种困难和诱惑，这些新建立的社会居然能为其公民提供大量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是很了不起的。

在东部地区的一些古老市镇，只要能从宗派主义或明显的地产利益那里稍为得到一些帮助，当地社会互助共济的精神就足以使一座新的高等学府平地而起。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市的拉斐特学院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詹姆斯·麦迪逊·波特是伊斯顿市的律师、开凿运河的发起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创业公民。他在伊斯顿市定居不久，就看到其它地方高等院校促进了商业发展和提供了就业机会。他提出由全社会资助成立一所伊斯顿市的高等学院。一八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伊斯顿报纸上出现一则广告，邀请所有有兴趣的公民下周星期一晚六时半在市中心的伊斯顿酒店里聚会。在占据这幢建筑物整个第二层楼的大厅里，公民们召开了会议，并且采取了拟订校章、确定校名和选举三十九人校董会这些最初步骤。这三十九个人包括几名发起人，一些实业家、律师，一位医生，两名报业人员和两名酒店经理。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生在伊斯顿市；只有一人上过大学。

伊斯顿仅在三十五年前才成为自治村镇，一八二四年时看上去似乎有广阔前景，因为它位于利哈伊河和特拉华河汇合处这样一个战略位置，河上的船只除了运面粉和木材给费城的造船厂外，还运来最早的无烟煤。此时它又成了从纽约和新英格兰到西部去的繁忙的陆路要冲。仅在一八二四年的一个月里，就有五百一十一辆大篷车载着三千名以上的移民经过该市往西部去。伊斯顿确象是个有前途的城市。然而，如此之小的一个社区又怎能找到兴办一所高等学府的资金呢？第一次筹集资金的努力失败了。一八三二年校董会聘请乔治·琼金牧师担任首届董事长，他曾经是杰曼敦地方奋力求存的“劳动学院”的领导人。琼金主要依靠学生的劳动建起几幢建筑，从而再度引起社会的兴趣。一八三三年初，当伊斯顿还是一座只有大约三千七百人的市镇时，筹资运动就筹措到二千九百二十五美元。第二年，州议会终于拨款八千美元，条件是这笔钱不能用于教员的薪金。一八三三年七月四日，在为新学院大楼奠基的隆重仪式上，从中心广场法院大厦出发的庆祝游行队伍盛极一时。这是伊斯顿市建立以来最为壮观的庆祝活动，标志着学院对社会以及社会对学院的重要作用。

在西部新建市镇，一所兴旺发达的高等学府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更为明显。以伍斯特学院为例。俄亥俄州的长老会会议二十年间一直为当地缺少一座强有力的长老会高等学府而感到关切，一八六五年秋终于授权其委员会在任何地方投标，至少要以十万美元建立一所学院，当时约有五千人的伍斯特的知名人士很快就接受了这一倡议。伍斯特市的《共和主义者报》于十月十二日敦促说，“它不仅将成为此地的光荣，而且将抬高整个附近地区和本县房地产的价格，任何人投资都不会吃亏……应在县里努力筹集十万美元。”伍斯特还会因为“当地每个孩子都可以留在家乡上本国最好大学”而成为大都市。十二月初，组织了一次筹资活动，划定各委员会负责的地区。

各种理由都反复提了出来——从地产肯定长价到由于大学产生的道德影响会使酗酒率下降等。然而，真正起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创业精神：这所学院必将有助于伍斯特及附近地方的发展繁荣，而个人发迹和社会兴旺是不可分的。不到三周，集资总数达到七万五千美元。一八六六年三月末，与之竞争的曼斯菲尔德市放弃了：只剩下伦敦同伍斯特竞争。伍斯特一个市民在报上写道，他们拟议中的“大学”已使他们成为文明社会众目睽睽之的：韦恩县由于它拟在这方面从事的事业而闻名全国。非教会的和教会的报刊把这一消息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费城、纽约、辛辛那提、芝加哥，实际上是全国各地，都在谈论着韦恩县，说它是一个有崇高理想的县，是精明强干的人们的家乡，又是自由学府所在地。全国人民的眼睛注视着它，成千上百的人准备到这里来。

一八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俄亥俄长老会会议在伍斯特召开，伍斯特市和韦恩县的公民们提供了一座小山顶上的一块风景如画的地方（价值二万五千美元）和九万二千美元现金（后来甚至增加到十万美元）。学院是他们的，被命名为伍斯特大学。校董会在一次会上解释说，“我们所期望的是使伍斯特成为俄亥俄的一大教育中心，就加同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以及德国和法国的大学一样。”

在整个西部地区，这种情况一再出现。地点和人物不同，但基本情节都一样，不外是：教会的倡议，新兴事业，建设事业推动者的乐观精神。大学校史如同城市历史一样，是流动人口的叙事史，其中充满他们的希望和迅速转移的忠诚。有被废弃的市镇，也就有被废弃的大学。一所未能在短期内实现其诺言的大学，就干脆放弃：或昔将其名称、简陋设备及其减少了的赞助金转赠（或者有时出售）给更有前景的院校。许多二十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学院接受了早期的产业，那是由于当时人们的乐观情绪不能兑现而遗留下来的。例如，格林尼尔学院的由来和发展就必须追溯到过去。威斯康星州的议会一八三七至三八年的会议批准成立十八所高等学府，其中之一命名为“丹马克镇的费兰德里安学院”。这一学院从未成立；取代它而成立的是“丹马克学院”，它是艾奥瓦准州立法机构于一八四三年批准在该地成立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它得到当地人民赠予的七十二块市内地皮和十四块“市外地皮”。几年以后，一八四六年六月，主要是公理会的一批会友建立了艾奥瓦学院；这所学院在该市人民保证给予一千三百六十二美元和十三块地皮从而满足了所需条件之后，把校址定在达文波特。原来的建校计划集中于建立不超过两千美元的永久性主楼。当一八五八年达文波特证明前途不大时，学校校董们出售了学院财产并且征求新校址。至少有八个市镇和八名私人土地所有者提出响应。其中最吸引人的建议是格林尼尔大学，旧学院校董们便决定把自己简陋的图书馆、少量的实验设备、博物馆的核心部分以及装有学院文件和九千美元的保险柜运了去。

“格林尼尔大学”（从“人民学院”改名而来）始建于一八五六年。当时格林尼尔镇约有两百居民，它是建立一座禁酒城市的具体计划的一部分，在那里每项卖地契约都包括这样的规定：如果在该地段出售烈性酒，权利将复归卖地立契人。“大学”随着城市从一开始就繁荣起来，这大部分要归功于乔赛亚·布什内尔·格林尼尔的开创天才。格林尼尔是一位虔诚的公理会牧师，其同代人形容他“在家乡好比充满生气的阳光，在州内外是义务宣传家”。格林尼尔学院因而成了五花八门的希望的继承者。

高等学府的失败率如同城镇的失败率一样，是很高的，这本来不足为奇。在西南部和西部各州，失败率平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南北战争以前建立的高等院校和大学，到一九三O年仍然存在的不及五分之一。一八六O年以前，七百多所学院消亡了。一般说来，失败率在古老的新英格兰各州最低。这再度说明新崛起者较之其他人更乐于让别人赶上自己。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学院与社会的关系。自从建国以来，美国领导人一直坚持认为，一个共和社会需要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本杰明·拉什和托马斯·杰斐逊以及其他人部曾多次谈到过（用拉什的话说）“与共和国相应的教育风尚”。甚至一八二八年保守的耶鲁大学报告也敦促说，“我们的共和形式的政府把大多数人应当享受完整教育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东边的大陆，只有注定要在政治生活特殊部门任职的人才可能为此而有权享受教育，而广大群众则陷于相对愚昧之中。然而，在这个国家，所有合格的人都可以进入办公室任职，高级的知识造诣不应局限于某一类人。”

无差别的社会如同无差别的人群一样，要对一切可能有所准备。美国高等教育的方式是美国建立社会方式的副产物。全国的建设事业推动者们对于他们的学院应当如何体现社会、服务于社会并由社会来管理有着坚定的见解。它们促进了美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加强了当地社会的联系。由周围社会自愿资助学院的作法已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明尼苏达准州的公理会会友于一八五七年先是宣布成立学院的意图，然后向二十个城镇的教堂发出信件，招标兴建学院。五个市镇（松布罗达、曼托维尔、科梯奇格罗夫、莱克城和诺思菲尔德）提供了土地、建筑材料和现金。其中以诺斯菲尔德出价最高。该镇筹措资金大会在一八六五年十月十日达到高潮，热情高涨的市民们实际上一夜之间就认捐一万八千美元。宣布大会决定把学院给予诺斯菲尔德的电报引起全城一片欢腾，一时钟声齐鸣。公理会大会解释他们选择诺斯菲尔德的理由是，诺斯菲尔德位于该州居民中心附近，拥有可观的人口（约有一千五百人）。地方上向诺斯菲尔德学院（后来改称卡尔顿学院）发起人基金会捐款的人有二百零一人。甚至州立大学同地方社会的利益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密苏里大学乃是在六个临河县份激烈竞争之后才最终确定校址的。博恩县的哥伦比亚于一八三九年在市民中筹集了八万二千三百八十一美元现金和价值三万五千五百四十美元的土地时，赢得了比赛。这些捐赠来自九百多人，其中约一百人捐赠五美元或少于五美元。

参与建立高等学府的市民认为，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应在管理这一高等学府方面享有发言权。他们坚持要学院为他们和他们的社会服务。这种情况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管理高等学府的特殊方式，而这种方式甚至在十八世纪初期就己开始形成。从法律上讲，大多数美国高等院校和大学由地方上选出的董事会拥有并控制。这种管理方式是殖民时期的那鲁和普林斯顿大学遗留下来的，在十九世纪初期建校热之前很久就已试行了。这里缺少古老的学校，缺少由德高望重的渊博学者组成的领导机构，还有许多其它美国特有的情况，因此，这种管理形式自然比从中世纪的公会继承下来的学者自治或由中央政府实行拿破仑一世式的管制更易行得通。创业精神和地方上的有力支持加强了这个新国家对高等院校实行外部管理和同社会建立密切联系的趋势。阿默斯特学院的威廉·泰勒教授一八五六年在西部向大学和神学教育促进会发表演说，根据他的乐观见解，美国的大学和地方上的校董会是“相互影响的磁性链条”，学校通过它把光芒闪射到社会上，而生活则又从社会流回到学校，这样一来，学校便能使社会免遭人们咒骂它愚昧无知，社会则防止学校出现修道院那种腐败现象和在学术上徒劳无功。

与众不同的美国高等院校既非公立也非私立，而是社会的机构。在美国，这是一种强调社会作用的事物，正是这种事物显示美国文明的特色。在十九世纪欧洲阶级斗争中日益尖锐化的“个人与国家对立”的特征，是与美国不相干的。“私立”学校所谓的清高和它们所谓的不接受政府资助（这在二十世纪往往会使人趋之若骛），在美国学校的传统和历史中是没有地位的。

即使后来最引以自豪的“私立”学校，起先也并非截然属于私人的。诚然，哈佛大学是根据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的一项法令和拨款兴建的，耶鲁大学是由康涅狄格立法议会建立的。这两所大学初期均不时得到公共拨款的资助（一七八九年以前，哈佛大学从法院得到的资助有一百多次），两校的管理机构都包括各自的殖民地首席行政官。十九世纪初期，纽约州的经费多次分给哥伦比亚、汉密尔顿、联合、霍巴特这样一些“私立”学院：在宾夕法尼亚，情况也一样。甚至联邦的土地有时也给予诸如俄亥俄的迈阿密、田纳西的坎伯兰这样一些“私人”管理的学院。州立法议会通常把州财政厅抽取的彩金拨给私立学院以作资助。当时的印刷界人士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出公私利益有利的结合，曾由新泽西州授权印了八千张支援普林斯顿大学的彩票。与此同时，早期的州立大学得到的公共资金很少（经常是不可转让的土地或建筑物），以至于通常不得不靠私人资助来维持。

　　一八一九年的达特默思学院一案曾成了马歇尔大法官所作的举足轻重的判例之一。此案虽然被认为是制订财产法规的障碍，实际上却充分体现了美国人的社会管理观念。此案由达特默思学院的院长约翰·惠洛克同校董会之间的争吵引起。惠洛克坚持他有权力管理学院，几乎要全盘摆脱校董会的控制，校董会于是把他解聘，表示握有权力的是他们。大学管理问题于一八一六年成了党派争论的一个问题，当时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州长断然声称州议会有权随意以任何方式管理大学，并且猛烈攻击学院校董会自行决定连选连任的体制是“贵族专制”，借此捞取政治资本。当州议会决定把达特默思学院改名为达特默思大学，并且采取种种措施加紧州的控制时，校董会将事情告上法庭。只是在丹尼尔·韦伯斯特为其母校慷慨陈词，感动得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潜然泪下之后，校董会的权力才最终得到维护。热心公益的公民们可以放心，即使得到州的特许状，他们依然可以自由地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指导高等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