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物累文言文翻译:美国人：开拓历程·2-7

十一 至善论的祸根

纵观欧洲的历史，教友会之退出议会不过是一个教派执政失败的又一例证。从美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教训更为深刻：因为它显示了一个教派的信条在美国所遇到的特殊困难，而这个例子还表明了教友会信条本身的特殊矛盾。教友会在宾夕法尼亚的经历可以概括为三种倾向，这三种倾向人可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执政失败的原因，以及是什么促使他们不顾艰苦磨难而继续献身于自己的教派。

自我纯洁与至善论　　

尽管当初佩恩给自己提出了一项“神圣试验”的任务——在友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可是，宾夕法尼亚教友会的领导人却始终全神贯注地关心自己灵魂的纯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已在前面讲过，当政的教友会教徒不只一次地表现出对自己宗教原则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民幸福的关心，甚至达到可以置宾夕法尼亚的生死存亡于不顾的程度。在对他们的坚定不移表示十足钦佩之前，我们可以仔细研究一下他们这样做对坚强的教友会的存在，以及对许多其他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而按照教友会本身的宗旨，这些人应该是何权在美洲生活并蓬勃发展的。可是，每当考验来到时，教友会教徒总是选择洁身自好的解决办法，即使其他人得为此而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为了避免宣誓，教友会教徒不惜牺牲合情合理的刑法。教友会的死硬派确实没有沾上好战的边，始终没有违反自己的反战声明，可是，数以百计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却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被印第安人杀害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许多来自英国的教友会传教士还要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坚持下去，决不要动摇，规劝他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清清白白地做人”，就是在荒野里，他们也应当是“荆棘丛中的百合花”。

人们一再要求他们“象所有其它地方的教友一样，管好自己的事”。对于一个教友会教徒来说，管好自己的事就意味着追求他所信仰的原则的纯洁性。这种反求诸己的内省遂使他们对周围生活中的现实情况视若无睹——看不到印第安人的性格、西面边境地区的威胁以及其他人的自身利益。由于一心只想服从上帝的意旨，致使他们无视日常生活的发展势趋。

早在一七O一年，威廉·佩恩就极力主张：“让我们尽自己的义务，其它事情由上帝去管。”打仗是上帝的事而不是人类的事；政府的成立和垮台也只能由上帝决定。富兰克林之类的人物“不相信上帝会保护那些没有力自身安全而采用合理手段的人”，所以他们会不断面临道德的问题。而教友会教徒则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事先解决的，约翰·伍尔曼和他那些教友会的圣徒们主张“要完全服从……要相信不管上帝分配我做什么都是从善”，并引导人们在社会变化的同时清洗自己的灵魂，然而，不管洁身自好也好，服从上帝的独立意旨也好，都不可能筑起一道墙来阻挡敌人的进攻，也不能在荒野里建立一个社会。

世界主义　　

宾夕法尼亚试验的突出特点之一乃是美洲教友会教徒经常会受到远方来人的说教、监督和查察。拥有权势的伦敦教友会年会的领导人虽然远离北美，对那里的种种危险、机会和挑战一无所知，但他们的影响却阻碍了北美教友会改变其教义以适应北美的生活。

教友会成了某种争取和平以及基督教朴素的尽善尽美理想的国际密谋集团。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后若干年还把他们称为：“……行动一致，并受英国母会指挥的一个教派。尽管他们象犹太人一样分散在各地，但是他们却形成了一个与他们生活所在环境格格不入的民族，这也同犹太人一样。他们都是绝对服从其上级意旨的新教那稣会会士，而在执行其教派的方针时，完全忘记了他们对国家的义务。”伦敦教友会年会的使者就曾力图按照教友会国际社会的利益来制定宾夕法尼亚的策略方针。只是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譬如他们要求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扩大判处死刑的范围，以此避免宣誓的时候，国际教友会才在本身利益问题上作出一些妥协。而更为常见的是，他们推动美国的教友采取僵硬的正统政策。在一七五六年形势紧张的日子里，伦敦的约翰·福瑟吉尔博士和来到北美的两名教友会使者约翰·享特和克里斯托弗；威尔逊便支持美洲教友会极端分子的主张；他们极力主张教友会教徒退出政府，以维护他们的和平主义的原则不受侵犯。而在此项行动中，英国教友会的利益是起着主导作用的。

来自英国的压力并非偶见。经常有许多巡迴传教士把教友会世界的“新颖”思潮带到各地，甚至踏足小村庄和边远地区。从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建立到美国独立革命爆发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海外来的教友会传教士男男女女就有一百多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英国。研究殖民时期教友会情况的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托尔斯便曾描述教友会的“大西洋联社”是如何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一六七O年后，英国教友会教徒的视线转向西面。云游四方的传教士建立起并维持着这个横跨大洋的联社。用乔治·基思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使“教友会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强大的”。他们经常向皈依者传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传播的都是没有价值的陈词滥调：他们也宣传一些有效的良方妙药。早期教友会殉教者的精神都可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来；他们既乐观向上，又勇敢无畏。他们当中的一位是约翰·福瑟吉尔博士的兄弟塞缨尔·福瑟吉尔，他于一七五五年写信给妻子说：我现在已经在北美大陆上旅行了二千五百五十英里；其中一千七百五十英里是在马背上，我骑的是一匹非常好的马，是费城附近一位朋友顺乎冥冥中的天意送到我手中的，这匹马花了我约五英镑，它跑起来很轻松也很稳健。而这匹马也象它的主人一样，有时吃得很差，有时根本就吃不上东两，但我们总是心满意足地跑着。

但是，这些传教士们不论是否心满意足，都给自己确定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做荒野之中的那利米，让北美的教友会教徒牢记他们作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使命。

这些传教士布道的主旨是警告人们抵制荣华富贵的诱惑，并呼吁教友们保持教友会的基本品德。他们当中有些人，象托马斯·乔克利是一六九八年从英国来的，他留了下来，在费城教友会月会当了四十年成员，始终保持传教士、虔诚信徒和先知的精神。一七二四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费城的会议上，我所关心的是让人们知道，上帝已经赐福费城以及宾夕法尼亚的人民，给了他们精神上的和世俗的福份，使这块土地的自然条件良好庄稼丰收，并使许多居民富裕起来。现在，上帝期待从这里人民的身上看到虔诚和道德的硕果。如果他们不更严格地按照那稣基督代表的上帝的意旨行事，那么，他们就要看到上帝的圣子出来干预了。以前，上帝的圣手也干预过，那是从天上和地下带来种种恩典：而这一次圣手则会握着一根鞭子，上帝已经用鞭子轻轻打了他们几下。

这样的哀诉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来说当然是早已熟悉的，但是如果不伴以威胁的口气，坚持某些超俗的信条，那在宾夕法尼亚是不会产生多大效果的。而在这些信条中占有突出位置的当然是和平主义原则。早在一七三九年，“乔治国王之战”即将来临时，乔克利就在宾夕法尼亚各地巡游，呼吁教友们要置身于战争之外。威廉·雷基特第一次来到宾夕法尼亚是一七五六年，他象其他来自英国的巡遇传教十一样在宾夕法尼亚各地周游访问，他指责人民竟担心当地的防务，指出“有那么几个人已投身此事”就这样，纯洁的信条由于海外的影响而得到了充实，使人们免除了对战争诸多顾虑的苦恼。

这种普世主义的主张虽则加强了教友会，但同时也削弱了它在美洲社会中的影响力。对于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来说，同英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同正统教义的关系，它也是抵制新大陆各种风尚和潮流的支桩。费城一位教友会教徒伊萨克·诺里斯一面自我吹嘘，一面批评新英格兰基督教的地方主义。他在一七OO年写道：“你们新英格兰所谓的牧师们似乎对宗教十分虔诚，但同时又对应用和实践之道具有特殊的才能。而且你们也圃于自己狭小的天地，不愿考虑上帝热爱其创造物，对万物是一视同仁的。”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应用和实践”的才能，任何传教士部没法把教义同社会思想结合起来。

狭隘性　　

由于费城的教友会教徒遵从伦敦教友会年会的意旨，这样他们就把自己同周围的人隔绝开来：然而，他们要统治宾夕法尼亚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就非得理解周围的人不可。在教友会教徒看来，固执己见毫无疑问就是原则的纯洁性，而态度僵硬就是对信仰的坚定。但是，与他们同时代的、更有洞察力的人却看出了这些品德所隐藏着的危险。一七O五年，威廉·佩恩本人就从英国恼怒地写信说：有一种过度的虚荣心正在北美当权者身上蔓延，过去，他们与大家是平等的，但后来只要地位高出大家一头，他们就以为，除去大树之外没有什么比他们更高的了，似乎他们只要对上级的决断负责，别的就可以什么也不理会了。因此，有时候我这样想，如果有一项法律强迫各殖民地的当权音轮流来英国，使他们置身在海关、交易所、英国议会大厅等众多的人群之中，再度与众人平等相处，那么，他们回去以后的表现就必然会大有改进，变得谨慎和温顺得多，因而更适合于执政，在此同时，愿上帝帮助他们不要自己毁灭自己。

在发生严重危机，教友会所持原则受到考验的时候，宾夕法尼亚教友会中的僵硬分子就藐视周围那些丧失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特征的人们，认为他们“变成没有咸味的盐”。而为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反对的孤立教友会教徒的种种政策，却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得到象萨穆埃尔·福瑟吉尔那样巡迴传教士之类的人物的欣赏。福瑟吉尔希望那令人诅咒的民兵税法的通过，会象把绵羊与山羊、真正信徒与伪君子区分开来一般，从而“筛选出好人与坏人”。对福瑟吉尔之流来说，从政府中辞职似乎不是逃避责任，而是表明“想平安、宁静地生活，象所有其它地方的教友一样管好自己的事”的愿望。

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的狭隘性有好几种形式。首先是地域上的。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被西去的人流所卷走，西去人流中一批又一批的爱尔兰人、苏格兰－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翻过阿勒格尼山脉来到宾夕法尼亚西部的边远地区。教友会教徒从一开始就在费城及其周围，或者是在三个“教友会”县——费城、切斯特和巴克斯安顿下来，并且大有发展。他们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直到一七七O年之后他们才有人到宾夕法尼亚西部定居，所以，人们指责他们是在大城市里养尊处优，而别人则历尽艰险，倒也事不离实。说得确切一点，正由于如此才使他们没有宾夕法尼亚同时代人那样的经历特点。要是他们当初也同爱尔兰和德国移民一道去边远山区生活，那他们就会更好地理解西部移民对印第安人的态度，从而也许会找出理由在和平主义的正统观念上稍为圆通些。

甚至连他们写进佩恩最初的《政制大纲》里并一直奉为原则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把教友会弄得处于劣势，并在最后陷于孤立的境地。大多数教友会教徒仍留在最初在东部建立的居民点里，而这时成分复杂的人流，包括路德会教徒、长老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甚至还有天主教徒，却纷纷涌向他们周围的地区。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建立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用佩恩带有预言性质的话说）教友会教徒只能把自己说成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

教友会的教规要求教友们独行其是。与非教友会教徒结婚会遭到白眼相侍或者干脆禁止，年轻的教友如果追求非教友就会正式受到警告。教友会的礼拜会，以维护和平及教友之间良好关系为借口，要求教友把他们之间的纠纷一概提交该会仲裁，而不要交到一般法院审理。他们甚至组织起“友好协会”，越过政府去同印第安人打交道。通过上述这些行动，他们把自己置身于法律之外，用自己的各项宗教原则筑起一道道与外界隔绝的墙，并以保持信仰纯洁为由把教徒们团结在一起。

如果教友会教徒试行改变一下他们的思想，他们本来是可以推倒这些墙，而更多地与世俗精神融合的。但是，他们对本身心灵纯洁的关心却压倒了改善其社会处境的愿望。到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去传道的教友会教徒，与其说是为了使更多人皈依成为信徒，还不如说是为了献出他们的躯体来证明教友会教义的正确性。大概任何规模与教友会相等的教派都没有如此之多的“传教士”，而得到的皈依者却如此之少。教友会的传教士，不论是海外来的还是本地的，绝大部分都是对教友会的教徒传教。那些精力旺盛的教友会传教士们不是去对未受到开导的非教友会教徒传播教义，而是参加一个又一个的教友会内部的礼拜会，希望帮助教友们不要犯微不足道的错误。

约翰·丘奇曼讲的一件轶事，非常典型他说明了教友会教徒的自以为是和顽固僵硬。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他云游四方传教时认识了一位好学深思的理发师，并时常光顾其理发店。有一次，理发师自豪地告诉他说自己在没有外人帮助的情况下做出了一道代数难题。丘奇曼用十分虔诚的态度回答说：“这也许对某些人是有益的；但是，我不学代数也可以去挖地或用犁耕地，就象你不学代数也可以替别人刮脸一样。然而，我认为有一种学习更有益、也更能使人愉快，那就是静下心来学习上帝写在我们心灵里的法律，这样，我就可以令他满意地走在他前面。”如果是一名清教徒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赞扬理发师的勤奋，表示对那道题感兴趣，也许会在最后指出，上帝是最伟大的代数学家。清教主义的理念和强调信条的特点，已为喜欢刨根求底的信徒指明，每一件细微小事都是通向上帝的。可是，教友会教徒却只习惯于一心一意关注自我纯洁。他们顽固不化到了玄妙莫测的地步，即使自己和别人的头被敌人的棍棒砸烂，也拒不承认敌人棍棒的存在。美洲教友会的狭隘性，再加上他们同英国教友会之间紧密的联系，使教友会的信条在受到腐蚀性最强的验剂——日常生活的酸性剂——腐蚀之后，仍是完然无损。

　　最后，教友会教徒还把没有信条当作一条信条。他们教义中的第一条就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是没有信条的。这就使教友会教徒在神学理论上缺少安全感；而正是这种神学上的安全感才使清教徒得以逐步修改加尔文主义以适应北美的生活实际。而教友会教徒则总是害怕每次妥协就是一次失败，要是修改了一点什么就有丧失一切的可能性，由于他们的教义充满着神秘狂热的雾霭，致使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大教堂的基础和支柱，什么仅仅是用作装饰的滴水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