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仙炼妖壶在那买:美国人：开拓历程·4-1

第四章 把传统移植过来的人们弗吉尼亚人

“因而，在开始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是美国，关于　这一点：当时比今天更加明显……”——约翰·洛克

“在最初阶段，整个美国就是弗吉尼亚。”——威廉·伯德

弗吉尼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宏伟的规划，也没有要按某一种思想来进行治理的打算，有的只是为移植各种机构和制度所作的平凡的努力。如果说其它殖民地的人们力求不沾染英国的恶习，那么弗吉尼亚人则希望尽力体现英国的美德。建立一个理想的“山巅之城”来炫耀于世，以一个“兄弟友爱之州”来唤醒世界，或者以广泛的人道主义实验来鼓舞世界，所有这些事业都让其它殖民地去干吧，弗吉尼亚人头脑里想的是按照正常运行的社会的实际特征揉合而成的模式：这个社会就是英国，特别是十六、十八世纪田园式的英国，如果说弗吉尼亚有某些方面优于英国，那并非因为弗吉尼亚人追求英国人所没有的理想，而是由于弗吉尼亚具有实现英国理想的新的机会。中产阶级的英国人跑到弗吉尼亚来，是为了寻找新的地盘，好成为新式的英国乡村绅士。但是，一股预料不到的魔力却把英国式庄园大宅那套生活方式转化成了新世界共和国的生活习惯。英国的斯夸尔·韦斯顿们和霍勒斯·沃波尔们，横渡大洋，经历变化，成了埃德蒙·彭德尔顿、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之类的美国人。使他们从英国人变成美国人的，并非他们原来所寻求的东西，而是他们来此之后所建立的业绩。

十七 美国式的英国绅土

在十六世纪后期的英国，商人一旦发财，其雄心壮志就是成为乡村绅士。从店舗柜台后面或从职员办公桌前一席地退隐到位于广阔庄园中心的宽敞住宅，是地位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梦寐以求的理想。那个时期的这种理想，就象二十世纪实业家所追求的拥有城郊豪华别墅、成为乡村俱乐部会员以及到佛罗里达过冬一样。然而，还不止这些。当时，成为一名乡村绅士就意味着挤入了统治阶级行列。拥有一座庄园住宅同时也意味着成为治安推事，具有统治地方宗教界的权限，相当于当地农民的保护人和忏悔神父，以及穷人的监工，或许迟早还将成为国会议员、爵士、男爵，甚至可望成为上议院议员。

乡村邸宅因此成了地位正在上升之中的英国人通天坦途中的一站。乡村住宅虽然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但它并不是人们可以沉溺于奢侈和懒散生活的地方。根据英国民间传说，政府和公共事务的重担都落到那些舒适地占据着绅土地位的人身上。理查德·布拉思韦特在他所著的弗吉尼亚人广泛阅读的手册《英国绅士》（一六三O年出版）中写道：“拥有最大财富的人，自由最少。”“这些人为人楷模而若犯罪，就等于加倍犯罪：意即他们应该在警觉、远见和勤奋方面都成为大家的榜样，他们不应在无所事事的安逸中虚度光阴。（有人说）居于高位的人是具有三重身份的仆人：他们是君主或国家的仆人，他们是荣誉名声的仆人，也是白己事业的仆人。就自己的人身、行为或时间来说，他们都没有自由。”因此，英国绅士的理想虽然肯定不是禁欲主义，却肯定是符合道德和社会标准的。正处于上升地位的英国商人渴望成为绅士，他们所争取的不仅是优裕的生活，而且还争取承担更大范围和更为崇高的责任。

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早年时代，上升到绅士行列的机会并不罕见。直到一七OO年前后，白人移民在弗吉尼亚可能比在英国时要富裕。由于劳力不足，工资就比较高；一六二三年，乔治·桑迪斯就曾抱怨说，弗吉尼亚人除了吃的以外，每天还要一磅烟草的工钱。每磅烟草以一先令计，则弗吉尼亚人每天所挣的工钱等于在英国的同胞一周所得的收入。此外，他们还有发迹的希望。根据《弗吉尼亚全面情况介绍》（一六四九年出版）一书作者所述，充其量只能当学徒的青年人，来后只要干上几年就可以指望“成家立业，拥有土地和牲畜”。托马斯·杰斐逊·沃顿贝克所研究的土地转让记录说明，十七世纪后期的弗吉尼亚已有大批的“自耕农”，即拥有二十至五百英亩土地的人。在社会的上层，携有中等资本前来的人可能还有较好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资本；并且，同样数额的金钱在弗吉尼亚比在英国可以买到更多的社会地位。根据“按人头”曾予土地的制度，每多带一个人到殖民地来就可得到五十英亩土地。这样，人们就能轻易买进一大帮人作为随行家属。

要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这样一个新地方占一个有权势的席位，当时尚不需要挤掉别人才能办到。如果你没能在一个已经建立的社会取得领导地位，你可以建立另外的社会，许多弗吉尼亚家庭是由商人或手工业者建立起来的。这些人具有特殊才能，财运亨通。他们得到人片土地之后，很快就过着相当于乡村绅士的生活方式。至于谈到上流社会的教养，如果说那套标准是人们有意识地从英国那里抄袭来的话，那么这些标准必然是既不那么明确，也不那么死板的。社会各阶级在许多方面都是变动不定的。有一个时期，所有男性白种自由民部有权投票选举公民代表院成员而没有财产限额的规定。《弗吉尼亚的治理》（伦敦，一六六二年出版）一书是由一位爱挑剔的作者所著，他在书中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很少通过明智的法案，因为公民代表中的大多数人“一般都是作为佣工到弗吉尼亚去的，虽然由于时间长久和勤奋努力，他们可能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所受教育实在太低劣、太平庸，因此他们对于教会或社会中的优越地位以及产生这种地位的原因缺乏判断的能力。”但是，只要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白种契约佣工，就没有什么种族障碍足以阻止时来运转或发奋图强的劳动者发迹。因此直到一七OO年左右，那段时期仍然算得上是弗吉尼亚“民主”的美好时代。

但是好景不常，临近十七世纪结束的时候，一系列客观条件的出现，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绅士的幻想世界彻底破灭。弗朗西斯·尼科尔森总督一七O一年十二月二日在他写给贸易和庄园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对有才华的男人来说，现在已经很少或者甚至没有吸引力使他们到这里来了。”“过去这里有良好的土地可以拨赠，还有相当有钱的寡妇，可以吸引有才华的男人前来。但现在全部或绝大部分好地都已被占用，而且如果说还有略具钱财的寡妇或女子的话，也大都被当地人娶走了，她们对其他人已开始产生某种反感，称之为陌生人。”

弗吉尼亚社会开始冻结了。一六七O年，仿效英国的立法制度确立了拥有一定数额的财产为参加选举的必要条件：只有“动产和不动产拥有者”享有选举权，“他们才是与公益事业利害相关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权又有了进一步限制，把土地租借人和终身佃户排除在外，一六九九年之后，只有“不动产持有人”，即确实拥有上地的人才有选举权。或是拥有无人定居的土地一百英亩，或是拥有带一幢宅院和一个庄园的土地二十五英亩，才能参加公民代表院的选举。弗吉尼亚参加选举的条件实质上已与英国雷同。这不仅是因为最肥沃的土地部被占用，最富有的寡妇己被娶走，使不定期来到的移民已经无法沾光，还因为劳动阶级的性质已经开始起变化。到一六八O年，越来越多的黑奴被贩运进来；十八世纪头九年运进了六千名黑奴，这一数目可能超过了上一世纪运进黑奴的总数。黑奴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日益取代白种契约佣工。到了十八世纪初叶，奴隶制在弗吉尼亚加速发展，因为奴隶使大种植园更加有利可图，而小种植园主所面临的困难又不断增加，使自种佣工移民知难而退；白种佣工的减少又反过来使这一殖民地更加依赖黑奴。

到了十七世纪后期，小种植园主的境遇更是每况愈下。一六六O年以后，为了控制大英帝国重商主义体制下的纺织品，《航海条例》得到了更加严格的实施，这就降低了殖民地利润的幅度并给各类种植园主制造了新的问题。小人物经常处在负债累累的境地。一六七六年纳撒尼尔·培根在弗吉尼亚发动了一次为时很短的暴动。其原因至少部分是源自上述一系列困境。培根本人就曾公开宣称，小农场主负债累累，依靠“劳动和勤奋”已经无法自救。到了一六六O年前后，契约佣工在契约期满后继续留在殖民地已成惯例，为的是取得一块土地并希望能爬上社会阶梯的较高地位。尽管可以取得的土地越来越少，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公民代表院仍然不时（象一六二七年那样）专门提供一些小块土地。但到了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获得自由的佣工所希望得到的是更为肥沃的土地，这在其它一些殖民地是可以提供的。

十八世纪初期，对于大部分较穷的自种移民来说，弗吉尼亚只不过是一个进口港，由这里向甫前往北卡罗来纳的荒芜边疆、翻越大山前往西部，或向北前往特拉华、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西部。这些比较穷的白种移民本可能按英国模式形成一个稳固的自耕农阶级，他们的大量流徙使弗吉尼亚人产生了不安情绪，但他们对此事的根源的看法并不一致。十七世纪结束之前，英国贸易局指示尼科尔森总督找出阻止移民大量流徙的办法。此后几十年，贸易局和总督一直就如何使以后的自耕农不离开弗吉尼亚的问题展开辩论。尼科尔森总督抱怨说，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是宾夕法尼亚这类殖民地特别优待手工艺者，把他们安置在毛纺业和其它技术行业中。爱德华·伦道夫在一六九六年解释说：“政府中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人不时取得大片赠予的土地，因此多年来就没有什么荒废的土地，可以拨赠给那些带着佣工前来的人或那些忠实地为主人干活而契约期已满的佣工。土地早已预先被占用。”一七二八年，威廉·古奇总督否定了这一解释。他举例说，斯普茨夕法尼亚县实行的是大量拨赠土地的规定，而布伦斯威克则实行拨赠小量土地的做法，但前者的人口却比后者多得多。

尽管人们对形成上述状况的根源意见不一，但其后果却是一清二楚的：弗吉尼亚已成为一个少数贵族统治的殖民地。据沃顿贝克的看法，十八世纪初，新来的人变成地主的不超过百分之五。到了该世纪的后期，统治弗吉尼亚的绝大部分家族——菲茨休、伯德、卡特、沃姆利、李、伦道夫、哈里逊、迪格斯、纳尔逊等，都已经在一七OO年以前实行大片土地拨赠之时为自己的财产打下了基础。这些“最优秀”家族之间又互相通婚，因此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这块殖民地的财富和政权已由大约不超过一百个家族所控制。

弗吉尼亚已变成一个酷似英国农村的社会，但其相似之处更多地表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似乎弗吉尼亚占有土地的家族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把英国舞台上早已演过的戏剧剧本带来，现在这些剧本要在美国舞台上上演了。一帮稀奇古怪而在某些方面又很不合适的演员在演古老的英国角色：英国乡村绅士（埃芬厄姆·布兰克勋爵或古代地主布朗老爷）的角色现正由美国种植园主扮演；英国农民由黑奴扮演；管家则由白人监工扮演。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突出的特征认出这些角色。弗吉尼亚乡村绅士象英国乡绅一样，外出时乘坐马车，用乔治时使用的银具所刻家族纹章是由伦敦的宗谱纹章院批准的，他们俨然坐在治安推事席上，在当地英国国教的教会里当教区委员，读绅士们该读的书，甚至在谈话或信件中偶尔也点缀上一个古文中的文学典故。至于那些只是一代人或两代人之前才从非洲原始森林贩运来的粗野黑奴，则教他们扮演农民的角色。

这里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客观环境相似之处颇多，但是所形成的差别却很大，这也很说明问题，在西印度群岛，旷工现象盛行。种植园主处处按西班牙的模式办事，希望建立蓄奴的殖民地，把奴隶象在西班牙式封地里的印第安人一样对待，关进棚屋，每天驱赶到地里干活。但弗吉尼亚人则处处以英国乡绅的模式为先例，他们安排奴隶们演另一种角色以便使自己演的角色也演得维妙维肖。约翰·巴西特提醒大家说，“弗吉尼亚人希望住在自己庄园里，并把他们的奴隶集合在周围，好去了解他们，给他们治病，让他们结婚，并以温厚方式逐个进行训练和斥责。”有作为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所过的生活同懒惰的西印度种植园主大不相同。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工作时间长，对一切都严加督察。种植园主的妻子也担负起种种新的而不是装饰性的任务。

新的弗吉尼亚模式是古老的英国模式的翻版，其相似之处多得惊人，尤其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更是如此。起初，美国的客观条件提供了一些英国绅士式的特权和消遣。例如，设立鹿苑一直是若干世纪以来高贵文雅的象征：猎鹿和法办偷猎者是上层阶级的特权。但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原野上，鹿并不是圈在绅士老爷的庄园内的。《弗吉尼亚新情况介绍》（一六四九年出版）和《弗吉尼亚同马里兰关系真相》（一六六九年出版）一类的宣传小册子大事鼓吹说土生的麋鹿遍野皆是。威廉·伯德迟至一七三七年还吹嘘说，“人们经常可以一次看到数百成群的鹿。它们虽不象欧洲麋鹿长得那么大，但味道要鲜美得多，一年到头都是那样又肥又壮。”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北美己使偷猎的概念彻底过时，此外，实在没有多少事比这更为重要了。

如果说弗吉尼亚绅士被剥夺了机会，不能接触象鹿苑那样古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玩意儿，他们在发明别的更加美国化的娱乐方面，脚步并不慢。典型的例子便是赛马，虽然还没有发展成为帝王的运动项目，但已局限于绅士的范围。一六七四年，约克县法庭曾作出如下判决：詹姆斯·布洛克，职业裁缝，曾以其母马同马修斯·斯莱德先生的公马进行比赛，并以两千磅桶装烟草作赌。鉴于赛马是专属绅土的运动，而布洛克作为一个劳动者进行此项运动是违反法律的，因此罚以一百磅桶装烟草。

当总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爵士于一六九一年宣布举行每年一度的有奖体育竞赛活动日时，规定参加竞赛者“只限于弗吉尼亚人中地位较优越者”。另外还有一些证据说明当时社会阶级分野十分严明。甚至那些十七世纪后期曾经当过“佣工”（不一定是终身的）的黑人也逐步被强迫终身处于奴隶的地位。十七世纪中叶带有普遍性的男性成年人选举权利也逐步受到限制，到一七OO年，在弗吉尼亚具有选举权的条件已经同英国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