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作用是什么:苏州得名姑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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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井
  朱红先生在《话本苏州简史》中说,隋朝灭了南陈,发现有两个吴州:隋朝吴州治地在广陵(今江苏扬州),陈朝吴州治地在吴县,因此后者必须改名。叫什么呢?这地方远在夏代前就叫姑苏,后来吴王阖闾又在姑苏山上造了姑苏台,经夫差扩建后,名闻天下,故摘苏字为州名,改称苏州。这是苏州得名之始。(见朱氏《简史》一百二十四页)

  两个吴州,也困惑了当时的治史者。幸好两国的官制称谓不一样,隋朝的叫吴州总管;陈国的叫吴州刺史,所以《资治通鉴》、《隋史》、《南史》、《北史》等著作才不致把两个吴州弄混淆。那么,是否因为有了两个吴州,就急着要改名呢?也未必。因为隋的吴州,还可以称扬州,陈的吴州还可以称吴郡。分得清的。即便当时急需更名,按照当时的思维定式,南陈的吴州完全可以更名叫“南吴州”、或“东吴州”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譬如,会稽叫东扬州;芜湖叫南豫州等等。但这是东晋侨郡的遗风,放到隋平定江南后再用,就显得落伍和不合事宜。

  苏州的得名,取自姑苏的“苏”,很有历史感,也很有知名度。而“苏”字,还有再生、复生;苏醒、觉醒的意思在,对于新朝而言,是非常中听的。屈原《桔颂》有云:“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表达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和高雅气质,用来诠释苏州的城市精神,正是恰当不过。隋文帝将新长安城建在龙首山,取名大兴。杨素将新吴州城建在横山下,取名苏州。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苏”、“横”两字都有了,这也是杨素的人文精神吗?

  史传杨素有一肚子的好学问,这是偶然的巧遇,还是刻意的安排?杨素此人,真不能小看了他。

  为新朝的新城起个新名,这符合隋文帝“万象更新”的理想。这至少是杨素很想做的。

  杨素取姑苏的“苏”,取名苏州,并不是从文献典籍中找到灵感的。从唐宋的文字笔记方志中,可以读到,石湖横山脚下的这块地方,与姑苏两字实在是浑为一体的。在这个地方造个州城,现成不过的名字就是姑苏州,去掉没有意义的发音字“姑”,不叫苏州,叫什么?

  宋人周必大《南归录》说,“吴王筑姑苏前后两台,相距半里,为城三重,遗基俨然,夫差与西施宴游之地也。至能(范成大字至能)之园,因城基高下而为亭榭,所植多名花,别筑农圃堂。俗呼拜郊坛,对楞伽山,临石湖,盖太湖之派,范蠡所从之五湖者。”(《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一)

  姑苏台,还有前后之分。如果不是周必大所说,必定认为是无稽之谈。

  周必大是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与陆游、杨万里等南宋文人有很深的交谊,与同僚范成大更是密友,范成大死后,其神道碑就是周必大所撰。周必大的游记《南归录》,虽然文采不足,但情致颇浓。他知识渊博,熟悉当朝人文掌故。所以,他的文字,往往成为信史,元代修《宋史》者就非常喜欢采用他的文章。周必大有《老人十拗》,非常出名,兹记录在下,以供一笑:“不记近事记远事;不能近视能远视;哭无泪,笑有泪;夜不睡,日睡;不肖坐,多好行;不肖食软,要食硬;儿子不惜惜孙子;大事不问碎事絮;少饮酒,多饮茶;暖不出,寒即出。”

  石湖居士范成大晚岁筑居茶磨山下,与姑苏台相伴为邻。“淳熙六年(1179年)重九,与客登姑苏台,山顶平正,有坳堂藓石可列坐,相传为吴宫闲台别馆。”

  在此之前,范成大与周必大也上了一次姑苏台,时在乾道八年(1172年)的春天,周必大《吴郡诸山录》有记:“次登上方教院,在山之颠,即楞伽塔也。望太湖弥漫,石湖仅如断港。有隋大业四年碑,字画类虞书。小酌,御风而下。回望姑苏前堂,周遭城基故在。至能畏风,不果,登后台而归。两台相距甚近,但隔楞伽治平寺。”

  这次因为春天风大,没能走到姑苏前台,从姑苏后台(拜郊台)下的。

  这是姑苏台上的景象。

  杨廷秀有一首《姑苏台》诗,写的却是从山下看姑苏台,也别有风光。诗云:“我亦闲来散病身,游人不用避车尘。插天四塔云中出,隔水诸峰雪后新。道是远瞻三百里,如何不见六千人?吴亡越霸今安在,台下年年花草春。”

  杨廷秀这人,官至秘书监,遇事敢言,屡次上疏指责朝政,惹得宋孝宗很扫兴,罢官家居十五年。这首诗当写在罢官以后,所以全诗充满牢骚。按照诗中的描写,杨廷秀吟诗时的位置,应该在今天渔庄的地方。诗人远眺姑苏台,才能看到“隔水诸峰”的景色,才能看到“插天四塔云中出”。从这首诗中,也可以得知:今天的石湖,只有上方山一座楞伽塔,孤塔独秀,而在南宋时期,却有四座。说明当时的石湖边,寺庙很盛。

  写这诗的杨廷秀,不是别人,正是范成大的诗友杨万里,而廷秀是他的字。史称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为南宋四大家,在文学史上占据很重要的一页。

  南宋时的姑苏台,名气很响,响到什么程度?

  绍兴三十年(1160年)五月,金主海陵王派殿前右副都点检萧荣来南方,祝贺宋高宗生日。都点检是个军职,掌天子近卫,相当于中央警卫局。宋高宗派工部侍郎黄中为接待使。那天,萧荣路过苏州,提出想看看姑苏台及百花洲,这是在日程之外的,但黄中也答应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是南宋时代的事。在北宋时,姑苏台没这么风光。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记载说:“昔太史公尝曰:登姑苏,望五湖。而今人殆莫知其处。尝欲披草莱以访之,未能也。”

  南宋时代姑苏台的热,与范成大的经营大有关系。元陆友仁的《吴中旧事》云:“范文穆公成大晚岁卜筑于郡之盘门外十里,盖因阖闾所筑越来溪之故基,随地势高下而为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盛。别筑农圃堂,对楞伽山,临石湖。所谓姑苏前、后台,相距亦止半里耳。孝宗尝御书‘石湖’两大字以赐之。公作《上梁文》所谓:‘吴波万顷,偶维风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筑湖山之观’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岩观、天镜阁、寿栎堂,它亭宇尚多。一时胜士赋咏无不极铺张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必大以春官去国过吴,公召饮圃中,夜分留题壁间云:‘吴台越垒,距盘门才十里,而沉陆荒烟野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创别墅,登临之胜,甲于东南’。”

  经过南宋文人们的“极铺张之美”,吴台越垒几乎是个旅游热门景点了,而北宋的时候居然连影子也找不到,不就是这个原因吗?石湖在范成大的时候无意中成了国家级开发区,有皇帝的题词为凭,能不兴旺吗?

  著名文史大家顾颉刚先生读到这段史料时,感慨颇深。他说:“读此,知范成大卜筑石湖,规模甚大。由周必大题词观之,千七百年中未尝有人占此胜景,待范氏而后开。惟所奇者,文中谓‘姑苏前、后台,相距亦止半里’,则姑苏台有前、后两台,且离石湖甚近。此前之所未闻。不知此所谓台即吴王郊台否?若横山与胥口,皆踞石湖甚远,必不可云半里。”(《苏州史志笔记》顾颉刚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根据这一认识,江苏省立图书馆的沈勤庐先生遂提出姑苏台或在茶磨山之说。其学术背景,有顾颉刚先生的意见在。沈也是顾在苏州的学术同好和联系人。

  姑苏台在南宋时代成为江南名胜,还惊动了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苏州郡守王?。绍兴十四年(1144年)王?在盘门里河西城下,建造了姑苏馆,体势宏丽,为浙西客馆之最,中分为二,曰南馆北馆。自绍兴十一年,南宋与金国签订绍兴和约后,金国的使节往来不绝,姑苏馆成为苏州的国宾馆,一些贵客路过苏州,也常常假以舣舟。登城西望,吴山皆在指顾间。又在城上作姑苏台,构造设计上花了一番功夫,因其奇巧,成为吴中一大伟观。姑苏台正面朝着古胥门,台下参照石湖模样,也建了百花洲、射圃,都是王?一手经营。(《吴郡志》)今天的盘门三景,北接百花洲,就是王?留下的。王?此人,是秦桧的妻弟,虽然在当时炙手可热,但找不到他利用权势的例证。王?为官,属于循吏一类人物,基本守法。他为重建苏州城作过贡献,他又是建筑方面的专家,曾经在苏州刊印了《营造法式》,使这部伟大的专著流传至今。他有一个儿子过继给秦桧,叫秦熺,也算得上是个杰出人才,有胆有识。他做秘书少监的官,掌管古今图籍、国史实录,当时国家政令与各项政治措施的记录,就是由这位秘书少监执笔的。这位螟蛉子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南宋初年国史实录中不利于秦桧的内容,或者销毁,或者改写,堪称胆大包天,奋不顾身。使后代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备感痛苦。

  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诗,现在是妇孺皆知。但这首诗在宋朝的时候,并不是“姑苏城外”,而是“姑苏台下”。原诗为: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枫漁火对愁眠。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五,宋祝穆撰。祝穆是南宋著名的史学家,他是朱熹的弟子,又是表亲,从蒙童时代,就得到朱熹手把手的教导。祝穆有两部文献巨著留世,一部是《方舆胜览》,一部是《事文类聚》。姑苏台在元朝的时候尚保存的很好。《吴中旧事》收载潘庭坚所写的《姑苏台》,调寄洞仙歌。词写得很一般,借物抒情,说说兴亡故事,是个老题材,没什么新意。词云:

  “雕檐绮户,倚晴空如画,曾是吴王旧台榭。自浣纱人去,落日平芜,行云断,几见花开花谢。凄凉栏干外,一簇江山,多少图王共争覇。莫闲愁,金杯潋滟,对酒当歌,欢娱地,梦中兴亡休话。渐倚遍,西风晚潮生,明月里,鹭鸶背人飞下。”

  但是,这首词的小注,是史家关心的。因为在元统三年冬,姑苏台刚刚修过。于是有山可登,有屋宇可题,经查,元统是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登位时的年号,但只用了两年,就改元了。所以,元统三年,应为元顺帝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

  姑苏台经宋人炒作,自然名声大著。宋人认为,姑苏台就在石湖茶磨山下,从没有什么争议。

  明人莫震、莫旦父子的《石湖志》承接了宋人的看法,将这一观点写进了方志:“(姑苏台)在横山东麓,下临石湖,即今茶磨山是其遗址,与拜郊台前后相望,故云‘两台’”。《石湖志》还认为,治平寺前的“横冈如曲尺,高二丈许,或断或续,接拜郊台。相传即春秋时吴王姑苏台之城基也。”这样,我们就读懂了,为什么范成大、周必大行文中总是说“吴台”,而不说“吴城”?原来吴台指的就是姑苏台。

  《石湖志》是比较早的、也是比较正规的提出“姑苏台即茶磨山”之说的著作。在此之前,各家史志,都只说姑苏台在姑苏山上,姑苏山上有姑苏台,究竟哪座山是姑苏山,却是没有。本书的《从横山与石湖引出的话题》中已经谈及,这里就不重复了。反正,从民国初年引起的姑苏台研究热潮,之所以没有一个完美的结果,究其原因,与姑苏山的不确定性大有关系。

  民国张郁文所著《木渎小志》鉴于此,认为:“(姑苏台)本在横山绝顶,于左右望适中。由此西下姑胥,东下楞伽诸峰峦,皆得以姑苏统之。但旧道从西上,宋以后游人多自东来,微有不同耳。”

  根据张郁文的观点,凡木渎以东、石湖以西的诸山,民国《吴县志》称之为横山山脉的,都是姑苏山,这倒是很省事。诸山都是姑苏山,诸山都不是姑苏山。但张郁文先生的忽发奇想,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可能恰恰反映了历史真实:姑苏山并没有实指那座山,从来没有。如果姑苏山真有其山,历经两千多年,除了至今找不到的姑苏台外,就没有任何的、能指示其方位的标志性遗存留下来?譬如墓葬,别墅,灾异等等,这可能吗?

  但张郁文所说的“宋以后游人多自东来”大有启发,所谓东来,就是从石湖到姑苏台。当然,宋人的所做所想,与杨素无关,但姑苏台在石湖自有它的影响力。杨素徙城姑苏台下,苏州府治就在治平寺,杨素也住在治平寺,抬头就是姑苏台,能不叫苏州吗?所以,本章的小标题为:苏州得名姑苏台。还有一个问题要补述一下,杨素徙城的所谓新郭,是现在的新郭村?以前的新郭大队?还是更以前的新郭镇?即越城的位置上,未必,不能为今人的地名所蒙蔽。《石湖志》上说:隋开皇十年,越国公杨素筑城时,挖了一口井,直径达到一丈八尺,石栏如屏,上面刻的文字已漫漶不可辨。那时,驻扎在新郭的部队很多,这口井能日饮万人。这口井肯定是挖在新郭城里。位置在石湖的西岸,横山之下。

  更有意思的是,施清臣《重修吴朝大井记》说,“此井创之于吴,则为台设;浚之于隋,则井为城用。此言有理。盖吴王开此井而杨素浚之耳。今井在治平寺西南房菜圃中,正当拜郊台下”。

  因此,杨素新郭的位置,是将姑苏台,茶磨山都圈进去了,而且是政治核心,治平寺就是苏州府。新郭建成后,民居栉比,自成坊市。杨素本人对新郭也很珍爱,据传记云,杨素曾关照子孙迁移新郭的。但杨素的儿孙辈显然并没有迁居江南,因为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后来在河南起事反隋,想取而代之,后兵败后自杀,其兄弟等均被宇文述枭首车裂。杨素这一脉就中断了。

  行文至此,真可惜隋朝的历史不长。随着隋朝的消亡,苏州城又迁回到今天的位置了。否则,苏州将不仅仅是个风景园林城市,还将是一个山水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