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电保护 英文:美国人：开拓历程·11-3

四十六 为庄园生活服务的袖珍读物

虽然弗吉尼亚由一个贵族阶层统治着，它的首府却并不是一个城市。这种情况不但对弗吉尼亚的书本文化，也对它的政治体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一七六六年的时候，弗吉尼亚是各个殖民地当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比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马里兰或北卡罗来纳的人口几乎多一倍，占整个北美殖民地居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但是，别的殖民地都有大城市。费城有四万人，甚至查尔斯顿也有一万五千人，而弗吉尼亚的法定首府威廉斯堡，常年居住在那里的却只有一千五百人，虽然这里是政府所在地，又是威廉－玛丽学院的所在地，也算殖民地文化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中心，但威廉斯堡在全年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座沉睡的村庄。在一年两度的所谓“处理公共事务的季节”，即当立法机构或议会开会的时候，威廉斯堡才迅速延醒过来，其人口也猛增一倍，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正如欧洲中世纪时期许多集市城镇一样，威廉斯堡一直是个季节性集会的地方。

因此，在整个殖民时期，那些辗转进入弗吉尼亚庄园图书馆的书籍，并不是来自附近城市的书店，除了那些定居者初来时随身携带的书籍，以及以后偶尔到欧洲旅行时带回的书籍之外，其它大部分都是从伦敦直接订购来的。每个庄园主自行决定，或者更为通常的情况是让伦敦的代理人代他决定需要订购一些什么样的书。富兰克林后来在他的《自传》里回忆道，在一七二二年的时候，“从波士顿往南的任何一个殖民地里，都没有一家象样的书店。”对于中部地区各个殖民地来说，他的这种说法是夸大了的，旨在突出宣扬富兰克林本人在图书馆和书店事业上的开拓精神，但他的这种论断对于弗吉尼亚的实际情况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并且在多年之内，情况也一直如此。在一七三六年之前，威廉斯堡大概连一家书店部没有。到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一八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杰斐逊还在向约翰·泰勒抱怨：“在我们蒙蒂塞洛，要买到新书实在困难之极，我们这里是内地，连一家书店都没有。”但是，书籍买卖不发达只是反映了弗吉尼亚的一种生活方式，并非反映当地的人对书籍没有需求。

私人图书馆藏书的内容表明，在书籍问题上，也象进口其它物品一样，弗吉尼亚绅士们都在追随英国绅士的榜样。按英国的标准，他们可以有学问，但不能书呆子气十足，应该象回避瘟疫那样避免带有自炫博学和藐视专家的习气，他们对各方面都应该有足够的知识，以显得举止得体，并能解决他们个人的一些疑问。但是，正如托马斯·佩顿爵士所警告的，“不要使用会使有学问的人和他们的书籍及朋友感到为难的新字。”在培养绅士风度方面，主要应该是彻底讲求实际。人们衡量一个绅士，不大着重他内心的充实程度，而着重他家里家具的摆设；不太着重他的智慧和学识，而是着重他的宽厚侍人的品德和落落大方的仪表。

以英国的模式而论，没有什么东西能鼓舞弗吉尼亚的仿效者成为一个有文学素养或一个有藏书痹好的人。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接近弗吉尼亚社会下层的人很少读过书，大多数弗吉尼亚人可能根本不识字。如果我们提问题的话，不是问有多少人识字，而是问有多少人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这样问才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回答。殖民时期弗吉尼亚的社会历史学家菲利普·亚历山大·布鲁斯审阅了十七世纪的县志，看了一下有多少人在签名时只能画押，而无法正式笨名。在他所审阅的一万八千个例子中，几乎有一半男性弗吉尼亚白人（包括少数法官）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四分之三的白人妇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是，即使这些数字也可能夸大了弗吉尼亚人的识字程度，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会书写自己名字的人，有时既不能读，也不能写。

在社会的上层有少数庄园主贵族，即使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拥有藏书量很大的图书馆，但是，人们显然夸大了诸如威廉·伯德图书馆（到一七四四年时，该馆藏书已超过三千六百册）这类罕例的意义。威廉·伯德是一个天才人物，在弗吉尼亚，他的藏书最多。其次可以与他匹敌的，只有科顿·马瑟的图书馆和詹姆斯·洛根的图书馆。其他“弗吉尼亚第一流绅士”，诸如威廉·菲茨休、李氏家族、卡特家族和沃姆利家族，都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但是，在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这些头面人物从来不是特别爱好读书的人或博览群书的人。对大约一百个私人图书馆的调查表明，这些图书馆总的来说都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接近一半的图书馆藏书不超过二十五册。在一七OO年之前，在弗吉尼亚罕有藏书超过一百册的图书馆。即使到了十八世纪，弗吉尼亚各主要庄园主的财产清单上，藏书只有十余册的现象也并非少见。要说比杰弗逊图书馆更具典型意义的，则是华盛顿所收藏少量具有实用目的的论文以及约翰·奇尔顿的产业。后者的产业虽然估计价值达一千七百英镑，但其中属于书籍类的只有“二本旧的小开本圣经和另外八本大部分是很古老的旧书”。

所有这些藏书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它们的实用性。较大一点的图书馆有相当数量的宗教和通俗文学书籍，其中必然有的书则是圣经和《公祷书》，这是凡有书之处一概都有的。但是，即使这些“宗教”书也都是实用的和强调虔诚的（如贝利的《虔诚的实践》或《人的全部责任》），而不是有关伸学理论的或推理的。这些藏书的内容很广泛，从正统的清教主义一直到自然神论都有，显示了藏书主人主张统括一切的宽宏大量和容忍信仰自由的品德。

在十七世纪，法律书籍在藏书中占有最大的比例。不但象罗伯特·卡特这样一些人的大图书馆（拥有藏书三百册，其中一百册是法律书籍）是如此，甚至在一些小图书馆里，情况也是如此。阿科马克县一位很有地位的庄园主索塞·利特尔顿上校在一六八O年去世的时候，留下十七本书，其中四本是法律书籍。安妮公主县的克利斯托弗·科克上尉一七一六年死时遗留下一个拥有二十四册藏书的小图书馆，其中九本是法律书籍。到了十八世纪，法律书籍的比例看来是有增无己，不仅在律师的藏书中是如此，而且在医生、牧师，特别是在大庄园主的藏书中也是如此。在这个新兴地区，所有的财富都与土地有关，在涉及合法权利的问题上经常出现争执，律师供不应求。弗吉尼亚所有头面人物，如县法官、地区议员、教区代表等等都面临司法、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大量法律问题，他们如果不掌握一些有关英国法律惯例的知识，就无法执行最起码的公共职务。这种法律传统正是他们社会的基石，它构成了弗吉已亚的政治体制和新国家结构的基础。

特别是一些小图书馆，或者藏书只有二十余册、甚至更少的“图书馆”（其实根本称不上是什么“图书馆”）里，人们还可以发现医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是用来帮助庄园主或其妻子治疗庄园里出现的疾病的。他们收藏农业、建筑、养马、打猎或捕鱼等方面的手册并非是出于个人的嗜好，而是由于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即使是关于马术或园艺的手册，也是为了使弗吉尼亚人能够具体地再现英国的田园生活。

对于弗吉尼亚人来说，建议他们如何过基督教绅士的生活，看来肯定不如指导他们怎样治疗天花来得切合实际，甚至他们重视“经典著作”，主要也不是为了把它作为有教养的绅士们的一种装饰，而是作为汲取有关人类、历史、自然、事务等各方面知识的一种工具书。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政治智慧的主要来源是古希腊的蒲鲁塔克、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的普林尼。到了十八世纪，人们拥有的经典著作己有所增加，但数量从来不大，弗吉尼亚人主要依赖别人来阐释这些书的内容。“他们这里没有几位学者”，约翰·克莱顿牧师在一六八四年从詹姆斯顿写回英国的信中这样说道，“因此，每个人都学会做半瓶醋的医生，半瓶醋的律师，尽管一种自然而然的紧迫感促使他们需要多种书籍，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通过人去了解事物的。”

从英国来到弗吉尼亚的人往往难以置信，这里欣欣向荣的统治集团宁愿直接从经验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中学习。这里的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在这里，即使是买得起书的绅士也宁愿通过人去了解事物，而不是通过书本。即使当他们看书的时候，他们也是怀着具体的目的进行阅读。休·琼斯牧师在一七二四年时注意到，“不管怎样，通过他们快速理解事物的本领，他们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口语流利，虽然他们的学习大多很肤浅。他们倾向于通过处理事务和口头交谈去了解人，而不是钻到书本里面去，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只用最短的时间、最好的办法，去学最绝对需要的东西。”他们整天在外面奔波，缺乏消遣和松弛，庄园骨理工作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他们居住的地方僻远、孤寂，这一切都使得他们感到与人谈话比读书更有意思。乔治·华盛顿有一件闻名后世的事，他曾派一个奴仆守候在附近的十字路口，邀请任何一个路过的人和他一起进餐，以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所以，许多旅行者不禁感到，所谓的“南方人好客”，与其说是出于他们的慷慨，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感到孤寂。

弗吉尼亚的大庄园主象新英格兰的牧师一样，控制了他们所在地区的书本文化。在那里，牧师和世俗人士在文化中的作用刚好调了一个位置，因为弗吉尼亚的许多圣公会牧师（有些实际上是大庄园主的私人牧师）完全依靠他们所服务的庄园贵族的图书馆。基督教会的教区长如果不到罗伯特·卡特在科罗托曼搜集的藏书中去寻找阅读的材料，那他又能到什么地方去找读物呢？这样一来，庄园主这种多方面的“宗教”活动使他们成了所在教区牧师的书籍供应者（因而也成为他们所读书籍的审查人）。由于缺少流通图书馆，他们还成了比较贫穷的邻居和教区居民们的图书馆员。托马斯·布雷牧师一六九六年以后担任马里兰的英格兰教会的代理主教，他认为缺少书籍对于南方牧师的能力和独立性是一种威胁，成立基督教知识促进会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要补救这种状况。布雷在马里兰、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卡罗来纳都设立了图书馆——但他没有在弗吉尼亚设立图书馆。

这种情况使得庄园主的个人爱好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加强了，他们所处的偏僻环境并没有使他们培养出对文学品味的独立和多样化的见解。相反，却形成惊人的同一性，即庄园主所在的地方越是偏僻，他们越是顽固地坚持旧的英国生活方式。

对于弗吉尼亚人来说，书籍基本上只是一种工具，是庄园里的存货。在庄园主寄给伦敦代理人的订货单上，偶尔也可以发现他们订购的书籍。一七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威廉·纳尔逊指示约翰·诺顿父子公司说：我已在这趟装运货物时，寄给你关于运出六大桶我所种植的烟草的装货单，现答复你五月二十三日的来信。对于你费神送来上好的鲱鱼，我深表谢意。但可能是由于它们配制得不如过去那么好，或者是由于我的胃口变了，所以请你以后不必再寄，因为我实在不想吃了。但我期待在新的收获季节到来之前能够收到我庭园所需要的花草种子、干酪等物以及我信中提出的书籍，并请你再增购以下几种物品：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述》，一顶价值六先令有丝带镶边的素色便帽，八岁大男孩穿的八双结实的鞋子和浅口无带轻便鞋，以及另外两个十二岁和十五岁男孩所需的同样数目的帽子和鞋子。

弗吉尼亚人的实用主义和新英格兰人的实用主义具有不同的特点。弗吉尼亚人不愿意由一个新英格兰首府来主宰文化，即使从地理角度来说可以这样做，他们也不愿意。与此同时，这些庄园主的文化口味既不够浓烈，也不够强劲，不足以左右北美其它殖民地人民的口味。格调的多样化促使美国文化生活产生一种反对崇尚书本的倾向，同时又形成了一种弥漫分散的特点。如果说，弗吉尼亚人的思想不象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那样乖戾和执拗，他们也同样讲究实际、墨守陈规、平庸而毫无诗意。在弗吉尼亚人中间，不可能产生专攻文学的阶层、或出现文人集居的格鲁伯街、或形成彬彬有礼的文学家集会。他们不是有教养的精英人物，他们只是一些把传统体制移植过来并使之发军作用的事务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