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凌晨三点醒来:高严同志在澳大利亚安全着陆了，高！实在是高

　　李、黄两名副厅级电力官员的相继落马，再次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到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身上。高严已62岁了。之前他先后担任吉林省省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97年8月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1998年4月任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2002年9月，高严在其任上“神秘失踪”。一个月后，有关高严失踪的传闻开始见诸报端。有媒体报道称高严已经逃至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官方没有证实高严是否入境。

　　有关人士向记者表示:“中纪委一直没有停过对高严案的调查，在高严案逐渐深入的过程中，顺藤摸瓜，查到了李、黄二人的问题。”而李、黄二人的落马，都与同一个人有直接关系，“这个人是李、黄与高严之间的中间人，你根本想不到，这个人只是郑州市下辖县级市荥阳市当地的一个无业游民，我们当地管这个人叫‘混混’。”

　　据这位人士透露，这个“无业游民”是国电公司一位处长的亲戚，而这位处长又和高严及高严之妻关系较好，所以后来这个“混混”就通过这个处长认识了高严的妻子。中纪委在查高严案的时候，就牵扯出了这位处长，而这位处长又供出了这位“混混”，“混混”进去后，就全部招了。

　　李俊杰、黄永皓和这位“混混”是在一次饭桌上经国电公司的这位处长介绍认识的，“底下的人都想得到认识高严的机会，这种心态很好理解。”而李、黄二人见这位处长和“混混”与高严及其家人关系非同一般，“自然极力想巴结”。

　　而“混混”就利用李、黄的这种心态，开始当起中间人，通过给建筑商介绍生意牟利，而李俊杰、黄永皓也以此接受贿赂。

　　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所作的审计报告公开。“审计风暴”使畏罪潜逃的原“国电”领导人、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进入了公众视线。

　　青云直上包养情妇

　　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从大学时代学电力专业，到担任国家电力公司的老总，他用了40年的时间。

　　1995年6月，53岁的高严从遥远的东北来到云南担任省委书记。几年后，他担任了国家电力公司的总经理。

　　高严从云南赴北京上任后，心里老是七上八下，他牵挂着情人杨珊。

　　那天，某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人杨珊与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的高严认识。经人引荐，见惯了东北女人的高严面对如此水灵的南方女子，眼睛顿时一亮。

　　透过高严的目光，这位名叫杨珊的女主持人知道又一个男人被她的美貌俘虏了。在宴席上，杨珊频频端杯，暗送秋波，使出了浑身解数，53岁的老“帅”成为倒在她石榴裙下的“马前卒”。

　　很快，高严就与杨珊倒在了双人床上。

　　“别的女人没有我对你好吧？”杨珊故意这样问被她弄得神魂颠倒的高严。

　　“不虚此生，真是相见恨晚呀。”高严气喘吁吁地说，她是高严见过的最美的女人，最性感的女人，最会体贴他的女人。他要拥有她，要长久地拥有她。

　　杨珊满意地笑了，说：“好吧，对我是不是真心，以后就看你的行动了。”

　　高严果然“不负”杨珊。不久，他就开始着手为她搞房搞车并提供生活费用了。

　　极尽奢侈秘密潜逃

　　高严在云南包养了杨珊几年，确实鱼水情深。猛然调到了北京，大有魂不守舍的感觉，朝思暮想、心迷神慌，根本无法做到气定神闲、坐班理事。

　　为了逃避监督，高严在上海设立“行宫”，与杨珊共享奢华。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1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同时，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人民币在上海购买了一套豪华住房，为两人同居营造安乐窝。

　　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就这样以养病为由，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经常在床上拥着杨珊，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日常工作。

　　高严的贴身秘书叫黄雨，高常常是“高屋建瓴”地向黄雨提几条重要的提示，然后就由黄雨向国家电力公司的党组班子下达工作任务。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怪现象：电力公司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们，要想亲自向高严汇报工作，见一面，比见皇上都困难，只能通过秘书才能接听他的电话。

　　以秘书遥控领导班子成员的做法，引起了其他领导的不满。同时，有关高严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举报材料，不断汇聚到有关部门。

　　高严知道自己已走到难回头的一步，也预感到早晚会有清算的一天，便早早设计好了退路，预备随时出逃海外以避免牢狱之灾，用化名和杨珊办好护照。一有风吹草动，就一走了之。

　　2002年7月，形势对高严越来越不利。有关部门已经向黄雨了解有关他的问题，敏感的高严加快了出逃的准备工作。

　　2002年9月布置完“后事”的高严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

　　黄雨三番五次联系不上老总，也真急得团团转。几个副总非要向高严当面汇报工作。黄雨被逼无奈，胡诌应付不过去了，他就杜撰高严批示，冒充高严的笔迹，依样画葫芦地写条子。

　　拖到10月份，证实高严失踪的消息，已经晚了一个多月了……

　　贪赃徇情难逃法网

　　1995年6月，高严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和吉林差不多，在中国都不属于发达省份，不过，云南是烟草业最发达的省份。高严明白，要想在云南发财，就不能不在烟草上打主意。

　　说起云南的烟草，不能不提红塔集团和褚时健。人称“中国烟草大王”的褚时健，在将要退居二线之时，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吞噬国家和集体资产，最后从高高的“红塔山”上坠落。

　　还在高严到云南之前，纪检机关就把目光盯向了褚时健。针对褚时健的外围调查工作正在悄悄地展开之际，高严来云南就职，也把目光盯向了褚时健。

　　然而，高严盯上了褚时健却不是为了调查，而是为了搞钱。

　　1996年1月，高严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约见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请褚时健对韩某的卷烟生意予以关照。在褚时健的积极安排下，韩与云南红塔集团下属某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确认书。韩某凭着高严一句话，就获利960万港元。当然，韩某也没有忘记报答，他拿了2万美元送给了高严。

　　褚时健很快栽了，但高严没有从褚时健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反而从上次的好处中尝到了甜头，继续想办法从红塔集团搞钱。他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打招呼，让其秘书黄雨出面周旋，主仆二人合唱双簧，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黄等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高严从中抽头，拿到l80万港元。

　　到了电力公司，搞钱得换换法子。电力系统每年的投资都是几亿几十亿的，电厂电站等各种设施纷纷上马，造价都高得惊人。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回，高严没再让黄雨出面捞工程了，决定让家里人出面，把宝贝儿子抬出来一起捞钱。尽管中央屡次禁止领导干部子女经商，但高严视之为耳边风。

　　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开始频频向电力系统的工程项目插手。高严在明里暗里支持儿子捞工程，然后一转手就换成哗哗的票子。

　　在高严的支持和纵容下，l998年至2002年，仅4年的时间，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涉及6个企业。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人民币共计1080万元、美元5万。

　　此外，高严还很有“亲情”，对亲属非常“照顾”。在他的“关心”下，他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