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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陶器与陶器起源
[来源]互联网 2005年12月7日
从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开始不断地在中国南方地区发现年代在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陶器遗存。目前，这类遗存在北方的北京附近和南方的南岭一代已呈集群分布的势态，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研究陶器起源的重点地区之一。
在南方，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上层大约距今０．９—１．４万年左右，出土物包含陶片、局部磨光的石器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在１９９３和１９９５年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均获得了距今万年左右的陶器和水稻壳遗存；广东英德的牛栏洞堆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形成于距今８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年间，在其距今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年的第三期早段发现了陶器遗存；广西桂林甑皮岩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进行了发掘，其下层已发现有多量的陶片，虽然由于１４ｃ年代早晚混杂，彼此差距较大，资料又发表得不够充分，研究者对地层存有争论，但经观察，这些早期陶片多数系露天堆烧的较原始的红陶，烧成温度在６８０℃左右，其中编号ｓｂ３６ｃ的陶片热释光测年达１０３７０±８７０年。桂林附近的庙岩堆积自上而下分６层，整个遗址的年代在１．２—２万年，其中第５层下部出土几片极为粗糙的灰黑色陶片，两个１４ｃ年代分别为１５５６０±５００和１５６６０±２６０ｂｐ；柳州市南郊的鲤鱼嘴下文化层出土有陶片８片，器形不清，均为手制，火候很低，质软。这一层下部螺壳１４ｃ测年为２１０２０±４５０、１８５６０±３００，上部人骨１４ｃ测年为１１４５０±１５０、１０５１０±１５０ｂｐ；广西南宁东南的顶狮山遗址堆积被发掘者分为前后承继的四个发展阶段，距今万年左右的第一阶段就出现了陶器，器类仅见圜底罐或釜形器。制作和装饰手法均极原始。
最近发现的桂林附近的大岩遗址堆积被发掘者分为六期，第二期出现两件烧制的陶土块，泥质，均残，完整器形难辨，一件略成圆柱状，一件较薄，表面具有凹凸不平的捏按坑窝，整体呈一凹形。从残余部分观察，这两件器物均不是陶容器，但它们显然经过有意的捏制和烧制，为探寻陶器的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三期发现三件陶容器，器壁极厚，制作技术相当原始，从地层、陶器的制作方法及形态观察，发掘者推测应不晚于年代在公元前１００００年左右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陶器。其第四期的饰粗绳纹、敞口、束颈、圜底的陶釜（罐），与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同类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间接证明了前两期遗存在陶器起源方面的重要性。
在北方，几处早期陶器遗存年代相对较晚，但衔接比较紧密，在地理空间上都距北京不远。于家沟位于河北西北部阳原县泥河湾盆地虎头梁遗址群中，下部细石器文化阶段的堆积分上中下三层，其中上层与中层都出土一些小块的夹砂黑褐陶片和夹砂黄褐陶片，有的夹杂云母片、蚌屑或石英粒等，器形难辨，质地粗糙，表面不平，有的保留捏压刮抹痕迹。陶胎较厚，烧成温度不高，比较疏松，容易破碎。器壁多有烟炱，表面有细绳纹或植物页茎的压痕。最大的一件胎厚１—１．２厘米，从断面看胎体中心黑两侧黄，故表面呈灰褐色，像是一件平底器的下部。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１９８７和１９９７年两次发掘，均出土了大量兽骨、禽骨、螺蚌壳、植物茎叶、种子和少量的夹砂深灰陶、夹砂红褐陶片、石片、石磨盘、石磨棒以及水沟等人类活动的遗迹。７个数据，年代跨度为距今９６９０±９５—１０８１５±１４０年（未经树轮校正）。
北京怀柔的转年遗址发现有典型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出现了磨制石器，包括石斧、石磨盘、石磨棒以及石容器的残片。陶器种类有筒腹罐和盂等的残片，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匀，质地疏松，陶土中含有大量的石英颗粒，颜色不纯，有的陶胎呈黑色，似未烧透。陶片内表粗糙，外表经过打磨，不少陶片内外颜色不一。多为素面。从陶片的断面观察，可以看出片状贴塑的痕迹，有的陶片内外成片状脱落。两个１４ｃ数据，一个距今９２００年，一个距今９８００年，均未经树轮校正。
陶器是史前时代人类制造的最为重要的产品之一，不仅如此，由于陶器容易破碎、不会腐烂、和人类的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相关性，因此，陶片一直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中最重要的文化遗存，陶器的制作、使用、废弃等所荷载的人类行为与文化信息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就上述地点来说，位于北京左近的几个地点以于家沟最早，其次是南庄头，再次是转年。除了南庄头可能是一处湖边堆积外，另两处都是河岸台地遗址。三个遗址都以平底的罐形炊器为特色，在最晚的转年还发现了可用于进食的盂形器等，表现出不断发展的进步过程。
华南地区由于遗址大都位于石灰岩地区，除南宁附近的顶蛳山外，都是洞穴或岩厦类遗址。由于石灰岩地区特有的碳富集现象，目前对某些年代数据尚存在一些争议。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和测年数据的多样化及不断增加，可以肯定前述大部分遗存的年代即使扣除碳富集的最大偏差以后，仍然在距今万年左右。像年代基本可以肯定的仙人洞、吊桶环的９０００—１４０００年、玉蟾岩的１２０００年左右，以及庙岩、鲤鱼嘴的有所疑问但依然相当早的年代数据，表明在距今大约１５０００年左右中国南方地区开始了制陶的试验。而且，从类型学角度看，这些早期陶器的形态的确十分原始，据研究，仙人洞、吊桶环的早期陶器经历了植物茎叶纹、素面无纹、绳纹三个发展阶段；大岩最早的类似陶器的烧制物、最早的成型陶器从器形上观察，均比玉蟾岩表现出更多的原始性。这些都表明了一个漫长的试验和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大岩和顶蛳山这样持续很长时间的连续堆积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些早期陶器之后存在着和湖南地区陶器文化已经比较成熟的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的彭头山文化相类似的遗存，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地区作为早期陶器的起源地区是可以确定的。
因此，关于中国早期陶器与陶器起源问题，根据目前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认识：
中国早期陶器是环境和文化过渡阶段的产物 大约在距今１５０００年左右，首先在中国南方可能已经开始制陶的试验，到距今９０００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陶器开始成为遗址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将距今大约１５０００—９０００年间定为中国陶器的试验和起源阶段。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当农业性的村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时，制陶技术已经成熟并借助这种新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推广和提高机会。这一阶段恰值末次冰期的结束并向全新世转变、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进化的环境与文化过渡阶段，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应被视为这个大过渡阶段的产物之一。
中国早期陶器起源存在着南北两个独立的中心 在中国陶器的起源阶段至少存在南北两个中心。南边以南岭一代为中心，这一地区石灰岩洞穴密布，仅湖南道县１９８３年对其中四个区的普查就发现各类石灰岩洞穴１３０余处，其中５处发现了与玉蟾岩相类似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这些洞穴不仅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栖居之地，而且说明这一地区作为发明陶器、驯化水稻、孕育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摇篮具有十分广泛的文化与环境基础。北边以北京附近为中心，已发现的三个遗址，在空间上相距不远，年代上紧密衔接，文化内涵和占据的生态位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这一地区十分发达的前仰韶和仰韶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暗示了它作为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中心所具有的必然性。两个中心分居中国南北，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从石器等工具组合、生态环境、遗址的生态位、开发利用的动植物资源等方面观察，它们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因此，两地的陶器应该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从年代上来说，南方地区又可能略早于北方。
近年来，在俄罗斯远东的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都发现了年代相当早的陶器。比如以未经校正的年代计算，俄罗斯ｇａｓｙａ遗址的年代是１２９６０±１２０—１０８７８±９０ｂｐ，ｋｈｕｍｍｉ是１３２６０±１００—７７６０±１２０ｂｐ，ｇｒｏｍａｔｕｋｈａ是１２３４０±６０—１５４８０ｂｐ。以校正过的年代计算，日本东京附近的ｍａｅｄａ ｋｏｃｈｉ的年代超过了１３０００ｂｐ，日本南部已发现多处年代超过万年的陶器遗存，其中九洲的ｌａｕｒｅｌ ｆｏｒｅｓｔ遗址甚至早到１３０００ｂｐ。最近，日本考古学家在本州北端的ｏｄａｉ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ｉ ｓｉｔｅ发现了年代在距今１５３００—１６５００ｂｐ迄今最古老的日本陶器遗存。中国北方这个陶器起源中心和俄罗斯远东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的这些早期陶器遗存在文化背景方面或许具有更多的可比性，比如工具组合中比较典型的细石器因素、某些燧石工具的出现、遗址的邻水位置等，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具体的传播和影响关系，目前还缺乏明确的资料。从年代上来说，中国北方地区显然也比境外的这些发现稍晚一些。
虽然从文化的因素分析，中国南北两个陶器起源中心各自和往后距今７０００—９０００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晚段基本上可以连接。但是，由于南北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已经形成多个区域性文化传统，比如北方的磁山、裴李岗、大地湾、兴隆洼、后李等，南方的彭头山、河姆渡、石门皂市、顶狮山二期、大岩四期等文化，但由于后者在文化面貌上已有较大的发展，地理位置与上述的起源之地相比也发生了若干的位移。因此，过渡阶段的陶器遗存和后续的区域性传统之间的具体演变关系，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陶器的产生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联系 这些早期的陶器，在中国南方地区，凡可以确定器形的，基本上都是陶釜或类似的器形；在北方地区，则主要是罐和平底器类。根据与陶器起源阶段紧密连接的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左右陶器比较发达、功能和器形多有分化时期的情况看，起源阶段的陶器显然主要应该归于炊煮器类。
在发现这些早期陶器的地点，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牛栏洞等发现了有人工驯化痕迹的水稻遗存。牛栏洞水稻遗存出现的比陶器还早。那些没有水稻遗存的遗址，从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种类和形态等观察，人类经济已表现出广谱适应性特征，狩猎对象趋于小型化，其中植物采集在食物中所占比重也表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南方的几个遗址中，陶器遗存的出现都和螺蚌等淡水带壳类动物遗存大量进入文化层堆积具有共生关系。北方地区前仰韶时期的粟作农业已很发达，虽然陶器发明时期迄无粟的考古学证据，但是从年代更早、无陶器遗存的山西下川到南庄头和转年遗址与陶器共存的磨盘、磨棒这类几乎可以肯定是用来加工植物籽实的工具以及动植物遗存与南方表现出的大致相同的情况看，作为炊煮器的陶器，都应该主要是针对谷物类和螺蚌类的食用加工而被加以采用的，有意思的是，在北方的南庄头和于家沟，螺蚌类同样是文化层中较为丰富的遗存之一。因为和从前的狩猎、采集类食物比较，过渡阶段人类广谱性的经济活动新近纳入的谷物类和螺蚌类食物，如果没有合适的炊煮器物和炊煮过程，几乎是无法被加以食用的。因此，中国南北方陶器的发明，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动力机制。
末次冰期期间，在人口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人类对动植物的开发利用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有了空前的增加，这其中就包括在深度的采集经济下对谷物类植物特性的深入认识和对小型的水生动物资源的强度利用。因此，陶器的发明，也是这个文化史上大发明时期的继续和结果。代表人类文化上的广谱适应方式已经确立、食物种类空前扩大的细石器和小石器工具传统起于前，人类向日益变小的宜居环境的集中、对动植物驯化的尝试和定居继于后，这一切使得在人类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探索和发明的制度机制，而陶器的发明和推广正是这个大变化时期一系列发明和创新之一。末次冰期最盛期过去后，人类迎来了一个比较适宜的发展期，获益于自己在末次冰期最盛期锻炼出来的适应与发明创新能力以及制度机制，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下人类具有了更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在特定的区域内供养更加庞大的社会人口，建立更加稳定的村落群体，这无疑为社会的分工和更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驱动力量。因此，凡是那些独立地经历了早期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地区，最后都或迟或早地演进出比较发达的复杂社会和文明形态。可以说，末次冰期之后的人类文化与社会，在以陶器与农业为代表的技术基础和定居与庞大人口为前提的社会结构的支撑下，迅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陶器起源阶段的新发现，还证明了人类文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独立性。在西亚地区，农业起源和定居性的农村出现较早，存在着一个前陶新石器时代，而在中国，陶器与动植物驯化的共生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尽管中国北方和黑龙江流域的陶器可以早到万年甚至１４０００年以前，但是目前美洲发现的最早的陶器则只有５０００余年。可见，在那些早期越过白令海峡的东北亚人的知识领域中，并没有陶器这一项，或许这些大型动物的狩猎者的生活还不需要陶器这样的器物。因此，新大陆陶器又被重新发明了一次。
（本文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剑桥大学“世界最古老的陶器”国际会议发言提要） 从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开始不断地在中国南方地区发现年代在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陶器遗存。目前，这类遗存在北方的北京附近和南方的南岭一代已呈集群分布的势态，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研究陶器起源的重点地区之一。
在南方，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上层大约距今０．９—１．４万年左右，出土物包含陶片、局部磨光的石器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在１９９３和１９９５年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均获得了距今万年左右的陶器和水稻壳遗存；广东英德的牛栏洞堆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形成于距今８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年间，在其距今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年的第三期早段发现了陶器遗存；广西桂林甑皮岩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进行了发掘，其下层已发现有多量的陶片，虽然由于１４ｃ年代早晚混杂，彼此差距较大，资料又发表得不够充分，研究者对地层存有争论，但经观察，这些早期陶片多数系露天堆烧的较原始的红陶，烧成温度在６８０℃左右，其中编号ｓｂ３６ｃ的陶片热释光测年达１０３７０±８７０年。桂林附近的庙岩堆积自上而下分６层，整个遗址的年代在１．２—２万年，其中第５层下部出土几片极为粗糙的灰黑色陶片，两个１４ｃ年代分别为１５５６０±５００和１５６６０±２６０ｂｐ；柳州市南郊的鲤鱼嘴下文化层出土有陶片８片，器形不清，均为手制，火候很低，质软。这一层下部螺壳１４ｃ测年为２１０２０±４５０、１８５６０±３００，上部人骨１４ｃ测年为１１４５０±１５０、１０５１０±１５０ｂｐ；广西南宁东南的顶狮山遗址堆积被发掘者分为前后承继的四个发展阶段，距今万年左右的第一阶段就出现了陶器，器类仅见圜底罐或釜形器。制作和装饰手法均极原始。
最近发现的桂林附近的大岩遗址堆积被发掘者分为六期，第二期出现两件烧制的陶土块，泥质，均残，完整器形难辨，一件略成圆柱状，一件较薄，表面具有凹凸不平的捏按坑窝，整体呈一凹形。从残余部分观察，这两件器物均不是陶容器，但它们显然经过有意的捏制和烧制，为探寻陶器的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三期发现三件陶容器，器壁极厚，制作技术相当原始，从地层、陶器的制作方法及形态观察，发掘者推测应不晚于年代在公元前１００００年左右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陶器。其第四期的饰粗绳纹、敞口、束颈、圜底的陶釜（罐），与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同类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间接证明了前两期遗存在陶器起源方面的重要性。
在北方，几处早期陶器遗存年代相对较晚，但衔接比较紧密，在地理空间上都距北京不远。于家沟位于河北西北部阳原县泥河湾盆地虎头梁遗址群中，下部细石器文化阶段的堆积分上中下三层，其中上层与中层都出土一些小块的夹砂黑褐陶片和夹砂黄褐陶片，有的夹杂云母片、蚌屑或石英粒等，器形难辨，质地粗糙，表面不平，有的保留捏压刮抹痕迹。陶胎较厚，烧成温度不高，比较疏松，容易破碎。器壁多有烟炱，表面有细绳纹或植物页茎的压痕。最大的一件胎厚１—１．２厘米，从断面看胎体中心黑两侧黄，故表面呈灰褐色，像是一件平底器的下部。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１９８７和１９９７年两次发掘，均出土了大量兽骨、禽骨、螺蚌壳、植物茎叶、种子和少量的夹砂深灰陶、夹砂红褐陶片、石片、石磨盘、石磨棒以及水沟等人类活动的遗迹。７个数据，年代跨度为距今９６９０±９５—１０８１５±１４０年（未经树轮校正）。
北京怀柔的转年遗址发现有典型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出现了磨制石器，包括石斧、石磨盘、石磨棒以及石容器的残片。陶器种类有筒腹罐和盂等的残片，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匀，质地疏松，陶土中含有大量的石英颗粒，颜色不纯，有的陶胎呈黑色，似未烧透。陶片内表粗糙，外表经过打磨，不少陶片内外颜色不一。多为素面。从陶片的断面观察，可以看出片状贴塑的痕迹，有的陶片内外成片状脱落。两个１４ｃ数据，一个距今９２００年，一个距今９８００年，均未经树轮校正。
陶器是史前时代人类制造的最为重要的产品之一，不仅如此，由于陶器容易破碎、不会腐烂、和人类的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相关性，因此，陶片一直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中最重要的文化遗存，陶器的制作、使用、废弃等所荷载的人类行为与文化信息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就上述地点来说，位于北京左近的几个地点以于家沟最早，其次是南庄头，再次是转年。除了南庄头可能是一处湖边堆积外，另两处都是河岸台地遗址。三个遗址都以平底的罐形炊器为特色，在最晚的转年还发现了可用于进食的盂形器等，表现出不断发展的进步过程。
华南地区由于遗址大都位于石灰岩地区，除南宁附近的顶蛳山外，都是洞穴或岩厦类遗址。由于石灰岩地区特有的碳富集现象，目前对某些年代数据尚存在一些争议。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和测年数据的多样化及不断增加，可以肯定前述大部分遗存的年代即使扣除碳富集的最大偏差以后，仍然在距今万年左右。像年代基本可以肯定的仙人洞、吊桶环的９０００—１４０００年、玉蟾岩的１２０００年左右，以及庙岩、鲤鱼嘴的有所疑问但依然相当早的年代数据，表明在距今大约１５０００年左右中国南方地区开始了制陶的试验。而且，从类型学角度看，这些早期陶器的形态的确十分原始，据研究，仙人洞、吊桶环的早期陶器经历了植物茎叶纹、素面无纹、绳纹三个发展阶段；大岩最早的类似陶器的烧制物、最早的成型陶器从器形上观察，均比玉蟾岩表现出更多的原始性。这些都表明了一个漫长的试验和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大岩和顶蛳山这样持续很长时间的连续堆积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些早期陶器之后存在着和湖南地区陶器文化已经比较成熟的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的彭头山文化相类似的遗存，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地区作为早期陶器的起源地区是可以确定的。
因此，关于中国早期陶器与陶器起源问题，根据目前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认识：
中国早期陶器是环境和文化过渡阶段的产物 大约在距今１５０００年左右，首先在中国南方可能已经开始制陶的试验，到距今９０００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陶器开始成为遗址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将距今大约１５０００—９０００年间定为中国陶器的试验和起源阶段。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当农业性的村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时，制陶技术已经成熟并借助这种新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推广和提高机会。这一阶段恰值末次冰期的结束并向全新世转变、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进化的环境与文化过渡阶段，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应被视为这个大过渡阶段的产物之一。
中国早期陶器起源存在着南北两个独立的中心 在中国陶器的起源阶段至少存在南北两个中心。南边以南岭一代为中心，这一地区石灰岩洞穴密布，仅湖南道县１９８３年对其中四个区的普查就发现各类石灰岩洞穴１３０余处，其中５处发现了与玉蟾岩相类似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这些洞穴不仅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栖居之地，而且说明这一地区作为发明陶器、驯化水稻、孕育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摇篮具有十分广泛的文化与环境基础。北边以北京附近为中心，已发现的三个遗址，在空间上相距不远，年代上紧密衔接，文化内涵和占据的生态位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这一地区十分发达的前仰韶和仰韶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暗示了它作为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中心所具有的必然性。两个中心分居中国南北，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从石器等工具组合、生态环境、遗址的生态位、开发利用的动植物资源等方面观察，它们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因此，两地的陶器应该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从年代上来说，南方地区又可能略早于北方。
近年来，在俄罗斯远东的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都发现了年代相当早的陶器。比如以未经校正的年代计算，俄罗斯ｇａｓｙａ遗址的年代是１２９６０±１２０—１０８７８±９０ｂｐ，ｋｈｕｍｍｉ是１３２６０±１００—７７６０±１２０ｂｐ，ｇｒｏｍａｔｕｋｈａ是１２３４０±６０—１５４８０ｂｐ。以校正过的年代计算，日本东京附近的ｍａｅｄａ ｋｏｃｈｉ的年代超过了１３０００ｂｐ，日本南部已发现多处年代超过万年的陶器遗存，其中九洲的ｌａｕｒｅｌ ｆｏｒｅｓｔ遗址甚至早到１３０００ｂｐ。最近，日本考古学家在本州北端的ｏｄａｉ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ｉ ｓｉｔｅ发现了年代在距今１５３００—１６５００ｂｐ迄今最古老的日本陶器遗存。中国北方这个陶器起源中心和俄罗斯远东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的这些早期陶器遗存在文化背景方面或许具有更多的可比性，比如工具组合中比较典型的细石器因素、某些燧石工具的出现、遗址的邻水位置等，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具体的传播和影响关系，目前还缺乏明确的资料。从年代上来说，中国北方地区显然也比境外的这些发现稍晚一些。
虽然从文化的因素分析，中国南北两个陶器起源中心各自和往后距今７０００—９０００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晚段基本上可以连接。但是，由于南北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已经形成多个区域性文化传统，比如北方的磁山、裴李岗、大地湾、兴隆洼、后李等，南方的彭头山、河姆渡、石门皂市、顶狮山二期、大岩四期等文化，但由于后者在文化面貌上已有较大的发展，地理位置与上述的起源之地相比也发生了若干的位移。因此，过渡阶段的陶器遗存和后续的区域性传统之间的具体演变关系，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陶器的产生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联系 这些早期的陶器，在中国南方地区，凡可以确定器形的，基本上都是陶釜或类似的器形；在北方地区，则主要是罐和平底器类。根据与陶器起源阶段紧密连接的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左右陶器比较发达、功能和器形多有分化时期的情况看，起源阶段的陶器显然主要应该归于炊煮器类。
在发现这些早期陶器的地点，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牛栏洞等发现了有人工驯化痕迹的水稻遗存。牛栏洞水稻遗存出现的比陶器还早。那些没有水稻遗存的遗址，从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种类和形态等观察，人类经济已表现出广谱适应性特征，狩猎对象趋于小型化，其中植物采集在食物中所占比重也表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南方的几个遗址中，陶器遗存的出现都和螺蚌等淡水带壳类动物遗存大量进入文化层堆积具有共生关系。北方地区前仰韶时期的粟作农业已很发达，虽然陶器发明时期迄无粟的考古学证据，但是从年代更早、无陶器遗存的山西下川到南庄头和转年遗址与陶器共存的磨盘、磨棒这类几乎可以肯定是用来加工植物籽实的工具以及动植物遗存与南方表现出的大致相同的情况看，作为炊煮器的陶器，都应该主要是针对谷物类和螺蚌类的食用加工而被加以采用的，有意思的是，在北方的南庄头和于家沟，螺蚌类同样是文化层中较为丰富的遗存之一。因为和从前的狩猎、采集类食物比较，过渡阶段人类广谱性的经济活动新近纳入的谷物类和螺蚌类食物，如果没有合适的炊煮器物和炊煮过程，几乎是无法被加以食用的。因此，中国南北方陶器的发明，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动力机制。
末次冰期期间，在人口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人类对动植物的开发利用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有了空前的增加，这其中就包括在深度的采集经济下对谷物类植物特性的深入认识和对小型的水生动物资源的强度利用。因此，陶器的发明，也是这个文化史上大发明时期的继续和结果。代表人类文化上的广谱适应方式已经确立、食物种类空前扩大的细石器和小石器工具传统起于前，人类向日益变小的宜居环境的集中、对动植物驯化的尝试和定居继于后，这一切使得在人类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探索和发明的制度机制，而陶器的发明和推广正是这个大变化时期一系列发明和创新之一。末次冰期最盛期过去后，人类迎来了一个比较适宜的发展期，获益于自己在末次冰期最盛期锻炼出来的适应与发明创新能力以及制度机制，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下人类具有了更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在特定的区域内供养更加庞大的社会人口，建立更加稳定的村落群体，这无疑为社会的分工和更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驱动力量。因此，凡是那些独立地经历了早期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地区，最后都或迟或早地演进出比较发达的复杂社会和文明形态。可以说，末次冰期之后的人类文化与社会，在以陶器与农业为代表的技术基础和定居与庞大人口为前提的社会结构的支撑下，迅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陶器起源阶段的新发现，还证明了人类文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独立性。在西亚地区，农业起源和定居性的农村出现较早，存在着一个前陶新石器时代，而在中国，陶器与动植物驯化的共生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尽管中国北方和黑龙江流域的陶器可以早到万年甚至１４０００年以前，但是目前美洲发现的最早的陶器则只有５０００余年。可见，在那些早期越过白令海峡的东北亚人的知识领域中，并没有陶器这一项，或许这些大型动物的狩猎者的生活还不需要陶器这样的器物。因此，新大陆陶器又被重新发明了一次。
[来源]互联网 2005年12月7日
从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开始不断地在中国南方地区发现年代在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陶器遗存。目前，这类遗存在北方的北京附近和南方的南岭一代已呈集群分布的势态，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研究陶器起源的重点地区之一。
在南方，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上层大约距今０．９—１．４万年左右，出土物包含陶片、局部磨光的石器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在１９９３和１９９５年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均获得了距今万年左右的陶器和水稻壳遗存；广东英德的牛栏洞堆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形成于距今８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年间，在其距今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年的第三期早段发现了陶器遗存；广西桂林甑皮岩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进行了发掘，其下层已发现有多量的陶片，虽然由于１４ｃ年代早晚混杂，彼此差距较大，资料又发表得不够充分，研究者对地层存有争论，但经观察，这些早期陶片多数系露天堆烧的较原始的红陶，烧成温度在６８０℃左右，其中编号ｓｂ３６ｃ的陶片热释光测年达１０３７０±８７０年。桂林附近的庙岩堆积自上而下分６层，整个遗址的年代在１．２—２万年，其中第５层下部出土几片极为粗糙的灰黑色陶片，两个１４ｃ年代分别为１５５６０±５００和１５６６０±２６０ｂｐ；柳州市南郊的鲤鱼嘴下文化层出土有陶片８片，器形不清，均为手制，火候很低，质软。这一层下部螺壳１４ｃ测年为２１０２０±４５０、１８５６０±３００，上部人骨１４ｃ测年为１１４５０±１５０、１０５１０±１５０ｂｐ；广西南宁东南的顶狮山遗址堆积被发掘者分为前后承继的四个发展阶段，距今万年左右的第一阶段就出现了陶器，器类仅见圜底罐或釜形器。制作和装饰手法均极原始。
最近发现的桂林附近的大岩遗址堆积被发掘者分为六期，第二期出现两件烧制的陶土块，泥质，均残，完整器形难辨，一件略成圆柱状，一件较薄，表面具有凹凸不平的捏按坑窝，整体呈一凹形。从残余部分观察，这两件器物均不是陶容器，但它们显然经过有意的捏制和烧制，为探寻陶器的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三期发现三件陶容器，器壁极厚，制作技术相当原始，从地层、陶器的制作方法及形态观察，发掘者推测应不晚于年代在公元前１００００年左右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陶器。其第四期的饰粗绳纹、敞口、束颈、圜底的陶釜（罐），与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同类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间接证明了前两期遗存在陶器起源方面的重要性。
在北方，几处早期陶器遗存年代相对较晚，但衔接比较紧密，在地理空间上都距北京不远。于家沟位于河北西北部阳原县泥河湾盆地虎头梁遗址群中，下部细石器文化阶段的堆积分上中下三层，其中上层与中层都出土一些小块的夹砂黑褐陶片和夹砂黄褐陶片，有的夹杂云母片、蚌屑或石英粒等，器形难辨，质地粗糙，表面不平，有的保留捏压刮抹痕迹。陶胎较厚，烧成温度不高，比较疏松，容易破碎。器壁多有烟炱，表面有细绳纹或植物页茎的压痕。最大的一件胎厚１—１．２厘米，从断面看胎体中心黑两侧黄，故表面呈灰褐色，像是一件平底器的下部。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１９８７和１９９７年两次发掘，均出土了大量兽骨、禽骨、螺蚌壳、植物茎叶、种子和少量的夹砂深灰陶、夹砂红褐陶片、石片、石磨盘、石磨棒以及水沟等人类活动的遗迹。７个数据，年代跨度为距今９６９０±９５—１０８１５±１４０年（未经树轮校正）。
北京怀柔的转年遗址发现有典型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出现了磨制石器，包括石斧、石磨盘、石磨棒以及石容器的残片。陶器种类有筒腹罐和盂等的残片，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匀，质地疏松，陶土中含有大量的石英颗粒，颜色不纯，有的陶胎呈黑色，似未烧透。陶片内表粗糙，外表经过打磨，不少陶片内外颜色不一。多为素面。从陶片的断面观察，可以看出片状贴塑的痕迹，有的陶片内外成片状脱落。两个１４ｃ数据，一个距今９２００年，一个距今９８００年，均未经树轮校正。
陶器是史前时代人类制造的最为重要的产品之一，不仅如此，由于陶器容易破碎、不会腐烂、和人类的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相关性，因此，陶片一直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中最重要的文化遗存，陶器的制作、使用、废弃等所荷载的人类行为与文化信息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就上述地点来说，位于北京左近的几个地点以于家沟最早，其次是南庄头，再次是转年。除了南庄头可能是一处湖边堆积外，另两处都是河岸台地遗址。三个遗址都以平底的罐形炊器为特色，在最晚的转年还发现了可用于进食的盂形器等，表现出不断发展的进步过程。
华南地区由于遗址大都位于石灰岩地区，除南宁附近的顶蛳山外，都是洞穴或岩厦类遗址。由于石灰岩地区特有的碳富集现象，目前对某些年代数据尚存在一些争议。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和测年数据的多样化及不断增加，可以肯定前述大部分遗存的年代即使扣除碳富集的最大偏差以后，仍然在距今万年左右。像年代基本可以肯定的仙人洞、吊桶环的９０００—１４０００年、玉蟾岩的１２０００年左右，以及庙岩、鲤鱼嘴的有所疑问但依然相当早的年代数据，表明在距今大约１５０００年左右中国南方地区开始了制陶的试验。而且，从类型学角度看，这些早期陶器的形态的确十分原始，据研究，仙人洞、吊桶环的早期陶器经历了植物茎叶纹、素面无纹、绳纹三个发展阶段；大岩最早的类似陶器的烧制物、最早的成型陶器从器形上观察，均比玉蟾岩表现出更多的原始性。这些都表明了一个漫长的试验和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大岩和顶蛳山这样持续很长时间的连续堆积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些早期陶器之后存在着和湖南地区陶器文化已经比较成熟的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的彭头山文化相类似的遗存，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地区作为早期陶器的起源地区是可以确定的。
因此，关于中国早期陶器与陶器起源问题，根据目前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认识：
中国早期陶器是环境和文化过渡阶段的产物 大约在距今１５０００年左右，首先在中国南方可能已经开始制陶的试验，到距今９０００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陶器开始成为遗址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将距今大约１５０００—９０００年间定为中国陶器的试验和起源阶段。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当农业性的村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时，制陶技术已经成熟并借助这种新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推广和提高机会。这一阶段恰值末次冰期的结束并向全新世转变、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进化的环境与文化过渡阶段，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应被视为这个大过渡阶段的产物之一。
中国早期陶器起源存在着南北两个独立的中心 在中国陶器的起源阶段至少存在南北两个中心。南边以南岭一代为中心，这一地区石灰岩洞穴密布，仅湖南道县１９８３年对其中四个区的普查就发现各类石灰岩洞穴１３０余处，其中５处发现了与玉蟾岩相类似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这些洞穴不仅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栖居之地，而且说明这一地区作为发明陶器、驯化水稻、孕育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摇篮具有十分广泛的文化与环境基础。北边以北京附近为中心，已发现的三个遗址，在空间上相距不远，年代上紧密衔接，文化内涵和占据的生态位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这一地区十分发达的前仰韶和仰韶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暗示了它作为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中心所具有的必然性。两个中心分居中国南北，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从石器等工具组合、生态环境、遗址的生态位、开发利用的动植物资源等方面观察，它们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因此，两地的陶器应该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从年代上来说，南方地区又可能略早于北方。
近年来，在俄罗斯远东的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都发现了年代相当早的陶器。比如以未经校正的年代计算，俄罗斯ｇａｓｙａ遗址的年代是１２９６０±１２０—１０８７８±９０ｂｐ，ｋｈｕｍｍｉ是１３２６０±１００—７７６０±１２０ｂｐ，ｇｒｏｍａｔｕｋｈａ是１２３４０±６０—１５４８０ｂｐ。以校正过的年代计算，日本东京附近的ｍａｅｄａ ｋｏｃｈｉ的年代超过了１３０００ｂｐ，日本南部已发现多处年代超过万年的陶器遗存，其中九洲的ｌａｕｒｅｌ ｆｏｒｅｓｔ遗址甚至早到１３０００ｂｐ。最近，日本考古学家在本州北端的ｏｄａｉ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ｉ ｓｉｔｅ发现了年代在距今１５３００—１６５００ｂｐ迄今最古老的日本陶器遗存。中国北方这个陶器起源中心和俄罗斯远东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的这些早期陶器遗存在文化背景方面或许具有更多的可比性，比如工具组合中比较典型的细石器因素、某些燧石工具的出现、遗址的邻水位置等，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具体的传播和影响关系，目前还缺乏明确的资料。从年代上来说，中国北方地区显然也比境外的这些发现稍晚一些。
虽然从文化的因素分析，中国南北两个陶器起源中心各自和往后距今７０００—９０００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晚段基本上可以连接。但是，由于南北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已经形成多个区域性文化传统，比如北方的磁山、裴李岗、大地湾、兴隆洼、后李等，南方的彭头山、河姆渡、石门皂市、顶狮山二期、大岩四期等文化，但由于后者在文化面貌上已有较大的发展，地理位置与上述的起源之地相比也发生了若干的位移。因此，过渡阶段的陶器遗存和后续的区域性传统之间的具体演变关系，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陶器的产生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联系 这些早期的陶器，在中国南方地区，凡可以确定器形的，基本上都是陶釜或类似的器形；在北方地区，则主要是罐和平底器类。根据与陶器起源阶段紧密连接的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左右陶器比较发达、功能和器形多有分化时期的情况看，起源阶段的陶器显然主要应该归于炊煮器类。
在发现这些早期陶器的地点，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牛栏洞等发现了有人工驯化痕迹的水稻遗存。牛栏洞水稻遗存出现的比陶器还早。那些没有水稻遗存的遗址，从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种类和形态等观察，人类经济已表现出广谱适应性特征，狩猎对象趋于小型化，其中植物采集在食物中所占比重也表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南方的几个遗址中，陶器遗存的出现都和螺蚌等淡水带壳类动物遗存大量进入文化层堆积具有共生关系。北方地区前仰韶时期的粟作农业已很发达，虽然陶器发明时期迄无粟的考古学证据，但是从年代更早、无陶器遗存的山西下川到南庄头和转年遗址与陶器共存的磨盘、磨棒这类几乎可以肯定是用来加工植物籽实的工具以及动植物遗存与南方表现出的大致相同的情况看，作为炊煮器的陶器，都应该主要是针对谷物类和螺蚌类的食用加工而被加以采用的，有意思的是，在北方的南庄头和于家沟，螺蚌类同样是文化层中较为丰富的遗存之一。因为和从前的狩猎、采集类食物比较，过渡阶段人类广谱性的经济活动新近纳入的谷物类和螺蚌类食物，如果没有合适的炊煮器物和炊煮过程，几乎是无法被加以食用的。因此，中国南北方陶器的发明，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动力机制。
末次冰期期间，在人口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人类对动植物的开发利用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有了空前的增加，这其中就包括在深度的采集经济下对谷物类植物特性的深入认识和对小型的水生动物资源的强度利用。因此，陶器的发明，也是这个文化史上大发明时期的继续和结果。代表人类文化上的广谱适应方式已经确立、食物种类空前扩大的细石器和小石器工具传统起于前，人类向日益变小的宜居环境的集中、对动植物驯化的尝试和定居继于后，这一切使得在人类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探索和发明的制度机制，而陶器的发明和推广正是这个大变化时期一系列发明和创新之一。末次冰期最盛期过去后，人类迎来了一个比较适宜的发展期，获益于自己在末次冰期最盛期锻炼出来的适应与发明创新能力以及制度机制，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下人类具有了更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在特定的区域内供养更加庞大的社会人口，建立更加稳定的村落群体，这无疑为社会的分工和更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驱动力量。因此，凡是那些独立地经历了早期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地区，最后都或迟或早地演进出比较发达的复杂社会和文明形态。可以说，末次冰期之后的人类文化与社会，在以陶器与农业为代表的技术基础和定居与庞大人口为前提的社会结构的支撑下，迅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陶器起源阶段的新发现，还证明了人类文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独立性。在西亚地区，农业起源和定居性的农村出现较早，存在着一个前陶新石器时代，而在中国，陶器与动植物驯化的共生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尽管中国北方和黑龙江流域的陶器可以早到万年甚至１４０００年以前，但是目前美洲发现的最早的陶器则只有５０００余年。可见，在那些早期越过白令海峡的东北亚人的知识领域中，并没有陶器这一项，或许这些大型动物的狩猎者的生活还不需要陶器这样的器物。因此，新大陆陶器又被重新发明了一次。
（本文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剑桥大学“世界最古老的陶器”国际会议发言提要） 从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开始不断地在中国南方地区发现年代在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陶器遗存。目前，这类遗存在北方的北京附近和南方的南岭一代已呈集群分布的势态，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研究陶器起源的重点地区之一。
在南方，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上层大约距今０．９—１．４万年左右，出土物包含陶片、局部磨光的石器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在１９９３和１９９５年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均获得了距今万年左右的陶器和水稻壳遗存；广东英德的牛栏洞堆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形成于距今８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年间，在其距今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年的第三期早段发现了陶器遗存；广西桂林甑皮岩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进行了发掘，其下层已发现有多量的陶片，虽然由于１４ｃ年代早晚混杂，彼此差距较大，资料又发表得不够充分，研究者对地层存有争论，但经观察，这些早期陶片多数系露天堆烧的较原始的红陶，烧成温度在６８０℃左右，其中编号ｓｂ３６ｃ的陶片热释光测年达１０３７０±８７０年。桂林附近的庙岩堆积自上而下分６层，整个遗址的年代在１．２—２万年，其中第５层下部出土几片极为粗糙的灰黑色陶片，两个１４ｃ年代分别为１５５６０±５００和１５６６０±２６０ｂｐ；柳州市南郊的鲤鱼嘴下文化层出土有陶片８片，器形不清，均为手制，火候很低，质软。这一层下部螺壳１４ｃ测年为２１０２０±４５０、１８５６０±３００，上部人骨１４ｃ测年为１１４５０±１５０、１０５１０±１５０ｂｐ；广西南宁东南的顶狮山遗址堆积被发掘者分为前后承继的四个发展阶段，距今万年左右的第一阶段就出现了陶器，器类仅见圜底罐或釜形器。制作和装饰手法均极原始。
最近发现的桂林附近的大岩遗址堆积被发掘者分为六期，第二期出现两件烧制的陶土块，泥质，均残，完整器形难辨，一件略成圆柱状，一件较薄，表面具有凹凸不平的捏按坑窝，整体呈一凹形。从残余部分观察，这两件器物均不是陶容器，但它们显然经过有意的捏制和烧制，为探寻陶器的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三期发现三件陶容器，器壁极厚，制作技术相当原始，从地层、陶器的制作方法及形态观察，发掘者推测应不晚于年代在公元前１００００年左右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陶器。其第四期的饰粗绳纹、敞口、束颈、圜底的陶釜（罐），与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同类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间接证明了前两期遗存在陶器起源方面的重要性。
在北方，几处早期陶器遗存年代相对较晚，但衔接比较紧密，在地理空间上都距北京不远。于家沟位于河北西北部阳原县泥河湾盆地虎头梁遗址群中，下部细石器文化阶段的堆积分上中下三层，其中上层与中层都出土一些小块的夹砂黑褐陶片和夹砂黄褐陶片，有的夹杂云母片、蚌屑或石英粒等，器形难辨，质地粗糙，表面不平，有的保留捏压刮抹痕迹。陶胎较厚，烧成温度不高，比较疏松，容易破碎。器壁多有烟炱，表面有细绳纹或植物页茎的压痕。最大的一件胎厚１—１．２厘米，从断面看胎体中心黑两侧黄，故表面呈灰褐色，像是一件平底器的下部。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１９８７和１９９７年两次发掘，均出土了大量兽骨、禽骨、螺蚌壳、植物茎叶、种子和少量的夹砂深灰陶、夹砂红褐陶片、石片、石磨盘、石磨棒以及水沟等人类活动的遗迹。７个数据，年代跨度为距今９６９０±９５—１０８１５±１４０年（未经树轮校正）。
北京怀柔的转年遗址发现有典型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出现了磨制石器，包括石斧、石磨盘、石磨棒以及石容器的残片。陶器种类有筒腹罐和盂等的残片，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匀，质地疏松，陶土中含有大量的石英颗粒，颜色不纯，有的陶胎呈黑色，似未烧透。陶片内表粗糙，外表经过打磨，不少陶片内外颜色不一。多为素面。从陶片的断面观察，可以看出片状贴塑的痕迹，有的陶片内外成片状脱落。两个１４ｃ数据，一个距今９２００年，一个距今９８００年，均未经树轮校正。
陶器是史前时代人类制造的最为重要的产品之一，不仅如此，由于陶器容易破碎、不会腐烂、和人类的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相关性，因此，陶片一直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中最重要的文化遗存，陶器的制作、使用、废弃等所荷载的人类行为与文化信息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就上述地点来说，位于北京左近的几个地点以于家沟最早，其次是南庄头，再次是转年。除了南庄头可能是一处湖边堆积外，另两处都是河岸台地遗址。三个遗址都以平底的罐形炊器为特色，在最晚的转年还发现了可用于进食的盂形器等，表现出不断发展的进步过程。
华南地区由于遗址大都位于石灰岩地区，除南宁附近的顶蛳山外，都是洞穴或岩厦类遗址。由于石灰岩地区特有的碳富集现象，目前对某些年代数据尚存在一些争议。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和测年数据的多样化及不断增加，可以肯定前述大部分遗存的年代即使扣除碳富集的最大偏差以后，仍然在距今万年左右。像年代基本可以肯定的仙人洞、吊桶环的９０００—１４０００年、玉蟾岩的１２０００年左右，以及庙岩、鲤鱼嘴的有所疑问但依然相当早的年代数据，表明在距今大约１５０００年左右中国南方地区开始了制陶的试验。而且，从类型学角度看，这些早期陶器的形态的确十分原始，据研究，仙人洞、吊桶环的早期陶器经历了植物茎叶纹、素面无纹、绳纹三个发展阶段；大岩最早的类似陶器的烧制物、最早的成型陶器从器形上观察，均比玉蟾岩表现出更多的原始性。这些都表明了一个漫长的试验和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大岩和顶蛳山这样持续很长时间的连续堆积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些早期陶器之后存在着和湖南地区陶器文化已经比较成熟的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的彭头山文化相类似的遗存，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地区作为早期陶器的起源地区是可以确定的。
因此，关于中国早期陶器与陶器起源问题，根据目前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认识：
中国早期陶器是环境和文化过渡阶段的产物 大约在距今１５０００年左右，首先在中国南方可能已经开始制陶的试验，到距今９０００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陶器开始成为遗址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将距今大约１５０００—９０００年间定为中国陶器的试验和起源阶段。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当农业性的村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时，制陶技术已经成熟并借助这种新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推广和提高机会。这一阶段恰值末次冰期的结束并向全新世转变、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进化的环境与文化过渡阶段，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应被视为这个大过渡阶段的产物之一。
中国早期陶器起源存在着南北两个独立的中心 在中国陶器的起源阶段至少存在南北两个中心。南边以南岭一代为中心，这一地区石灰岩洞穴密布，仅湖南道县１９８３年对其中四个区的普查就发现各类石灰岩洞穴１３０余处，其中５处发现了与玉蟾岩相类似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这些洞穴不仅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栖居之地，而且说明这一地区作为发明陶器、驯化水稻、孕育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摇篮具有十分广泛的文化与环境基础。北边以北京附近为中心，已发现的三个遗址，在空间上相距不远，年代上紧密衔接，文化内涵和占据的生态位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这一地区十分发达的前仰韶和仰韶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暗示了它作为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中心所具有的必然性。两个中心分居中国南北，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从石器等工具组合、生态环境、遗址的生态位、开发利用的动植物资源等方面观察，它们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因此，两地的陶器应该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从年代上来说，南方地区又可能略早于北方。
近年来，在俄罗斯远东的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都发现了年代相当早的陶器。比如以未经校正的年代计算，俄罗斯ｇａｓｙａ遗址的年代是１２９６０±１２０—１０８７８±９０ｂｐ，ｋｈｕｍｍｉ是１３２６０±１００—７７６０±１２０ｂｐ，ｇｒｏｍａｔｕｋｈａ是１２３４０±６０—１５４８０ｂｐ。以校正过的年代计算，日本东京附近的ｍａｅｄａ ｋｏｃｈｉ的年代超过了１３０００ｂｐ，日本南部已发现多处年代超过万年的陶器遗存，其中九洲的ｌａｕｒｅｌ ｆｏｒｅｓｔ遗址甚至早到１３０００ｂｐ。最近，日本考古学家在本州北端的ｏｄａｉ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ｉ ｓｉｔｅ发现了年代在距今１５３００—１６５００ｂｐ迄今最古老的日本陶器遗存。中国北方这个陶器起源中心和俄罗斯远东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的这些早期陶器遗存在文化背景方面或许具有更多的可比性，比如工具组合中比较典型的细石器因素、某些燧石工具的出现、遗址的邻水位置等，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具体的传播和影响关系，目前还缺乏明确的资料。从年代上来说，中国北方地区显然也比境外的这些发现稍晚一些。
虽然从文化的因素分析，中国南北两个陶器起源中心各自和往后距今７０００—９０００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晚段基本上可以连接。但是，由于南北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已经形成多个区域性文化传统，比如北方的磁山、裴李岗、大地湾、兴隆洼、后李等，南方的彭头山、河姆渡、石门皂市、顶狮山二期、大岩四期等文化，但由于后者在文化面貌上已有较大的发展，地理位置与上述的起源之地相比也发生了若干的位移。因此，过渡阶段的陶器遗存和后续的区域性传统之间的具体演变关系，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陶器的产生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联系 这些早期的陶器，在中国南方地区，凡可以确定器形的，基本上都是陶釜或类似的器形；在北方地区，则主要是罐和平底器类。根据与陶器起源阶段紧密连接的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左右陶器比较发达、功能和器形多有分化时期的情况看，起源阶段的陶器显然主要应该归于炊煮器类。
在发现这些早期陶器的地点，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牛栏洞等发现了有人工驯化痕迹的水稻遗存。牛栏洞水稻遗存出现的比陶器还早。那些没有水稻遗存的遗址，从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种类和形态等观察，人类经济已表现出广谱适应性特征，狩猎对象趋于小型化，其中植物采集在食物中所占比重也表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南方的几个遗址中，陶器遗存的出现都和螺蚌等淡水带壳类动物遗存大量进入文化层堆积具有共生关系。北方地区前仰韶时期的粟作农业已很发达，虽然陶器发明时期迄无粟的考古学证据，但是从年代更早、无陶器遗存的山西下川到南庄头和转年遗址与陶器共存的磨盘、磨棒这类几乎可以肯定是用来加工植物籽实的工具以及动植物遗存与南方表现出的大致相同的情况看，作为炊煮器的陶器，都应该主要是针对谷物类和螺蚌类的食用加工而被加以采用的，有意思的是，在北方的南庄头和于家沟，螺蚌类同样是文化层中较为丰富的遗存之一。因为和从前的狩猎、采集类食物比较，过渡阶段人类广谱性的经济活动新近纳入的谷物类和螺蚌类食物，如果没有合适的炊煮器物和炊煮过程，几乎是无法被加以食用的。因此，中国南北方陶器的发明，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动力机制。
末次冰期期间，在人口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人类对动植物的开发利用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有了空前的增加，这其中就包括在深度的采集经济下对谷物类植物特性的深入认识和对小型的水生动物资源的强度利用。因此，陶器的发明，也是这个文化史上大发明时期的继续和结果。代表人类文化上的广谱适应方式已经确立、食物种类空前扩大的细石器和小石器工具传统起于前，人类向日益变小的宜居环境的集中、对动植物驯化的尝试和定居继于后，这一切使得在人类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探索和发明的制度机制，而陶器的发明和推广正是这个大变化时期一系列发明和创新之一。末次冰期最盛期过去后，人类迎来了一个比较适宜的发展期，获益于自己在末次冰期最盛期锻炼出来的适应与发明创新能力以及制度机制，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下人类具有了更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在特定的区域内供养更加庞大的社会人口，建立更加稳定的村落群体，这无疑为社会的分工和更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驱动力量。因此，凡是那些独立地经历了早期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地区，最后都或迟或早地演进出比较发达的复杂社会和文明形态。可以说，末次冰期之后的人类文化与社会，在以陶器与农业为代表的技术基础和定居与庞大人口为前提的社会结构的支撑下，迅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陶器起源阶段的新发现，还证明了人类文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独立性。在西亚地区，农业起源和定居性的农村出现较早，存在着一个前陶新石器时代，而在中国，陶器与动植物驯化的共生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尽管中国北方和黑龙江流域的陶器可以早到万年甚至１４０００年以前，但是目前美洲发现的最早的陶器则只有５０００余年。可见，在那些早期越过白令海峡的东北亚人的知识领域中，并没有陶器这一项，或许这些大型动物的狩猎者的生活还不需要陶器这样的器物。因此，新大陆陶器又被重新发明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