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来的先生 玲珑月:唐学鹏：鸦片贸易，被高估的罪恶

唐学鹏：鸦片贸易，被高估的罪恶

良往往被低估，罪恶往往被高估。这是全球化下左翼批评语境令人最为厌烦之处。这种有失偏颇的做法，就像一颗善于拿捏时机滚动着的石头，借助道义的势能，倾轧客观的述说。

在对待历史叙事方面，尔湾学派著作在中国的流行，也让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感到欣慰，因为《大分流》和《白银资本》等等著作构筑了一个让我们感到有人帮腔的，似乎是真实的，世界中心主义的中国，而仅仅是因为某种历史时机（或“缘分”）的不适，中国从中心滑落出去。

这也反映在对中国鸦片战争的认知上。鸦片贸易是古老的罪恶的贸易，勿庸置疑。西方人曾经彬彬有礼地要求同古老的中华帝国清政权通商，但是，苦恼的是，西方人赚取不了中国人的钱，白银不停地向中国流去。西方人想尽办法来向中国输出商品，平衡贸易赤字，但是，这是徒劳的。中国怪异的自给自组的经济结构不需要西方的商品。最后，西方人发现，只有一样东西比较好卖给中国人：鸦片。（Waley, Arthur ,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很自然，不道德的鸦片贸易的剥削色彩被放大了，就像科举作为中国近代落后的最深重的原因一样，大大得放大了。鸦片贸易，被认为是中国在1901年之前积弱的主因，因为鸦片让中国的白银外流了，根据教科书里的说法，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5年的75年间，西方列强通过鸦片贸易掠走的白银达12.5亿两之多。 

从数字上看，鸦片剥削的财富显而易见是巨大的。但是，这个数字是否构成中国国力急剧衰落的重要因素呢？中国中心论的左派学者不是说，清帝国的GDP水平巨牛无比，是当时欧洲总和的2倍多。这么大的一个总量，在1901年以前，被鸦片贸易削弱得土崩瓦解吗？ 

同时，中国的鸦片故事也可以检验经济学上一个古老的话题：毒品的合法化是否会导致毒品消费的无度？或者毒品的合法化是否会让毒品的价格下降（因为引入了毒品销售的竞争）？甚至减少了毒品的消费，以及围绕获得毒品的抢劫财物等犯罪行为。因为，这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个重要的观点：放松毒品管制可以带来更好的效应。 

1858年的清帝国恰好可以承担历史的试验室。在这一年，清帝国让鸦片贸易合法化，打破了1729年雍正帝“禁鸦片”的祖制。当然，并非是帝国自己的意愿，而是邪恶的英国殖民者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让清帝国屈辱地从立法上认同了鸦片贸易。 

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它在1773年获得了印度鸦片专营权，控制了孟买和孟加拉所有的罂粟生产和外销。它的鸦片不仅销往中国，也销售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只不过，中国的份额特别巨大。大约占到了70%以上。（Greenberg, Michael (1951),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1796年，东印度公司更换了策略，不再直接向中国出口，而是建立代理商队伍，让英国和中国的一些商人成为分销商，来向中国输入鸦片。这样做的好处是，淡化了东印度公司受到的道德指责，同时，也节省了公司的交易成本。 

1830年，中国的经济进入了剧烈的衰退。贸易赤字大规模出现。但是，没有理由认为，鸦片是赤字最重要的原因，鸦片对赤字的贡献率仅在20%左右。一方面是中国商品突然失去了竞争力，印度和东南亚出现了中国商品的“替代物”，另外一方面，中国的生产效率大规模降低，有历史学者认为，各种小规模的民间起义打击了帝国的生产系统。但，这个结论并不确切。还有一种说法是，是人口和土地的压力，导致的农业内卷化是生产效率急速降低的重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1830年的经济衰退，使得1836年的“鸦片大争论”成为林则徐禁烟运动的话语先导。1839年的那场虎门大火引发了1840年和1856年的两场鸦片战争。《天津条约》使得清政府在1858年宣布鸦片进口合法化，鸦片的关税为8%。
 

以1858年为中心点，向前后纵深40年是极其有趣的。因为中国的鸦片一直从印度而来，即使在鸦片合法化之后，中国国内的鸦片种植也是相当有限。而且出产的鸦片质量上几乎没法同国际上的货色竞争。 

于是，可以从东印度公司的的鸦片供应价格和需求的变化来大致判断1858年中国的合法化对鸦片的供应（国际）究竟产生何种影响？ 

1800年，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每箱的价格为1100卢比，随后，一路飙升，1820年达到了4300卢比。由于，中国是印度鸦片重要的吸食地，可以看到，中国的鸦片消费在急剧扩大。也可以从中国的贸易记录上看到，鸦片在这个时候是中国白银外流的重要原因。但是，1820年以后，这个趋势就已经弱化了。鸦片的重要性大大下降，1840年的战争，并没有让鸦片变得“价高一些”，鸦片当年的价格为1000卢比。(Jeffrey A.Miron，Chris Feige 2005，The Opium Wars, Opium Legalization, and Opium Consumption in China） 

同时，在1858年合法化之后，鸦片的消费增长也非常疲软，在1860年，鸦片的消费是负增长。中国的鸦片人口急剧下降。这似乎证明了毒品消费是有限制的，并非是无度的。全民皆可能是“烟鬼”，是一个道德恐吓主义的危词，人民的经济和道德理性可以抵抗毒品的“泛社会性上瘾”。1858年的鸦片价格是1300卢比，仅仅3年之后，鸦片的价格还是跌落到1000卢比以下。

我只是想用中国的鸦片故事说明一些看上去是很奇怪的道理：就像贝克尔说的那样，毒品上瘾也是一种理性行为，理性的行为就并非导致无度的泛滥。罪恶不需要被高估。鸦片的放开，对鸦片的价格不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管制的解除的最终效果总是“中性”的。重要的是，鸦片并不是中国清帝国经济衰退的原因。鸦片可以满足于一个腐败政权的替罪的需求。以及清流人士，与人民打成一片的理想主义人士的道德讨伐的需求。

想想当下的中国，能否得到一点暗示，就像游泳池浑浊的深度，可以满足初学者对大海的比拟性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