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台楼阁轩榭廊英语:史海钩沉：“皖南事变”中三个叛变者的结局

　　被新四军枪毙的赵凌波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绥靖指挥部成立后，赵凌波当上反共副专员，紧跟该部在繁昌我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专门从事策划清剿活动。中共谍报人员侦悉后，即报告新四军七师师部，曾希圣政委、傅秋涛代师长很重视这一情况，一面用电报报告军部；一面派侦察参谋李务本率侦察员，化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1942年5月，赵凌波化装后，潜入安徽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地方武装驻地，冒充是皖南事变中被俘，才从国民党牢狱里逃出来寻找部队的人员，企图侦察中共方面情况，但被五十七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认出来，并被武装护送到安徽无为县东乡白州五十七团团部。

　　傅师长即令当时在五十七团团部的李务本带侦察班，名为“护送”（为麻痹赵凌波，没有捆绑），实乃押送他去无为县北乡大俞家岗七师师部。并拟在适当时机，派得力精干武装，押解他去苏北军部审判。

　　不料，拂晓，押解到石涧埠附近路旁休息时，赵凌波突然向国军黄洛河据点奔逃。李务本发现后，立即带侦察班追捕。赵一面逃，一面大声叫:“李务本，我和你今日无仇，往日无怨，何必这样逼我，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李回答说:“赵凌波，不要跑，跑就打死你。”赵听后反抗拘捕，当场被开枪打死了。投黄河自尽的赵希仲1938年冬，赵希仲任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训练部长、副总队长，新四军军部北移时任第一纵队参谋长。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赵希仲随队突围中被国军108师俘虏。国军发现他是新四军重要干部，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功外，同时派出重兵将他押送到上官云相司令部。

　　赵叛变，供出新四军在皖南的人数、武器装备、军事行动及新四军许多领导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和特征等大量情况，因而受到优待，成了第三战区的座上客。1941年春，赵希仲与赵凌波一起，由国军用汽车送到江西上饶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同年6月，赵希仲与赵凌波一道自动声明脱离中共，并办了书面的自新手续。

　　赵希仲叛变后，上饶集中营特务首脑张超委任他为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主要从事对被俘人员的感化工作。

　　1942年4月，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奉命撤并，对外公开名称改为“战时青年训导东南分团”。5月，日军进攻浙赣线，逼向上饶。“东南分团”于6月5日从驻地周田村出发，往闽北转移。全体被囚人士，在荷枪实弹的宪兵押解下，冒着酷暑烈日，艰难地行进着。6月7日深夜，在石塘镇宿营时，赵乘众人熟睡之机偷逃出来。

　　赵希仲逃离“东南分团”后，开始到处流浪，当流浪到浙江金华时，因言语不同，形迹可疑，又无良民证，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而被逮捕，交日本通讯队服苦役，后转送日军义乌工作班搞杂务，并帮助记伙食账和帮办文书，半年后获释。

　　1943年2月，赵希仲流落到义乌做小生意。同年6月，别人介绍他到杭州河坊街三友饼干店做摇面机工人，不久又被日本人抓去，并押在警备部，以“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被判处死刑。因证据不足没有批准执行，一直关押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1946年初，以政治犯被释放出来，辗转回到长安县老家。到老家后，国民党“中统”把他当作是共产党打算逮捕他。赵闻风后逃到甘岷县，惨淡经营土地，做小本买卖过日，直到当地解放，才返回老家。1950年，赵希仲隐瞒叛变历史，由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介绍再次参加革命，由中共西北分局统战部送到陕西高陵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调到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任副经理。新华公司改为农具制造厂后，改任秘书科秘书。经过1956年肃反运动，赵希仲的叛党、叛变问题初步暴露，他被撤销职务，监督劳动。1968年8月的一天深夜，赵希仲投黄河自杀身亡。

　　被中共新政权处决的刘厚总刘厚总，湖南耒阳人，杀害项英的凶手。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并担任乡赤卫队队长。1934年，刘厚总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1938年9月，刘厚总被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刘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1941年1月16日傍晚，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英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偶然相遇。项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并不认识刘，听说他是副官处的，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经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来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仅能住下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四人。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了项英、周子昆。刘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刘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

　　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来了，就计划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到太平县城，投奔了国民党县党部。刘厚总先后被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和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1943年冬，刘厚总被押送到重庆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刘不敢回原籍，遂到江西省九江市一个盐铺当伙计。1949年5月，九江处于解放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就去江西新余县的一个湖南老乡开的兴记盐铺当管账先生。

　　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人员开会，宣布对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立即逮捕。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感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的高度警惕。黄觉得此人像自己当年在新四军里给周子昆副参谋长当警卫员时见过的刘厚总。

　　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责任编辑：赵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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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解密：解放军空军惩处海军叛徒的秘密行动！

　　1966年1月8日夜间，福建沿海某守备师船运队一艘50吨的小登陆艇，以10节左右的 速度向东北方向行驶。它从马尾装运物资去霞浦，艇上共有10人。但艇上人员突然叛乱，驾驶登陆艇去了马祖。台湾当局当晚接报，如获至宝，立即派出一架C-47运输机前往马祖， 准备接送次批人员回台北。当飞机驶至马祖海域时，按预定航行方案，实行灯火管制。但飞行员执行这一特殊任务，也心有余悸。毕竟马祖距大陆仅20多千米，距福州机场也只有60千米，加之马祖机场是钢板铺设的简易跑道，仅长1200米、宽50米，他总感到有不祥的预兆。果然，飞机在下滑降落时，由于操纵失误造成机翼尖擦地，虽未伤人，但飞机已无法执行任务了。我空军知道情况通报后，也严密监视着马祖方面的动态。　台湾当局无奈，立即派出1架ＰＢＹ型海上巡逻机去马祖，一方面运送维修Ｃ－47的器材和人员，另一方面运送少数新闻记者去抢消息。降落马祖后，维修人员检查Ｃ－47后，认为一时难以修复，而ＰＢＹ型飞机最大装载量仅为8人，无法一次运送叛匪和其他人员。不得已，台湾当局只得又从驻嘉义的救护机中队派出1架ＨＵ－16（ＳＡ－16）"信天翁"式水陆两用机。该机既可在陆上跑道起降，也可在水面滑行起降，能在浪高1．5米以下，风速不超过24千米／小时的条件下，在海上降落进行救护作业。机上有两台活塞式发动机，最大速度379千米／小时，最大装载量22人，活动半径1830千米。ＨＵ－16低空性能好，安全系数比较高，台湾当局认为派这种飞机去接「叛徒」可以万无一失。该机于12时11分降落在马祖岛上。此时马祖岛上有3架飞机，到底用哪架飞机运送「叛徒」，什么时候起飞，成了一个谜。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马祖岛上的飞机没有一点返台的动静。过了两个多小时，敌人开始实施无线电佯动，企图试探人民空军的虚实。

　　马祖方面问："我们已准备好，何时起飞？"台北方面答："按原计划行动。"过了一段时间，敌人未发现福州方向人民空军有动静，马祖方面又发话："刚才飞机发生故障，无法按时起飞，现在故障已排除完毕，拟准时起飞。"又过了一段时间，敌人再次进行无线电佯动，但飞机始终未起飞，所以人民空军飞机也稳坐钓鱼台，没有出动。接着，又是长时间的无线电静默，直到15时30分，敌人认为危险期过去了，马祖岛上的飞机才开始活动。15时35分，ＨＵ－16型救护机载着叛匪和新闻记者、国民党空军的情报官员从马祖岛上起飞，以为可以安然无恙地返回台湾了。

　　15时33分，福空获悉马祖岛上有飞机出动的情报，立即令福州机场的歼－5双机和歼－6四机进入一等战斗准备。15时38分，驻福建沿海的地面预警雷达在马祖岛东南7千米处发现敌ＨＵ－16型救护机1架，高度200～300米，速度200～240千米／小时，航向120°，直飞台北。

　　15时39分40秒，福空令福州机场歼－5、歼－6各一对双机起飞，41分30秒至43分先后离地，航向110°。歼－5双机为第一梯队，歼－6双机为第二梯队兼掩护任务，在歼－5双机未击落敌机时再进入攻击。出航时歼－5飞机高度500米、速度800千米／小时，歼－6飞机高度700米、速度900千米／小时，两批之间间隔5～10千米。出航过程中，海上有6～7个低云，云底高400米，敌机在云下飞行。为了尽早发现敌机，歼－5双机高度降至350～250米，歼－6双机高度降至200米。50分20秒，歼－5双机位于敌机后方6千米，速度减至400千米／小时。51分15秒，歼－5僚机胡英法于右30°，距离4千米处发现敌机，立即报告长机和地面指挥所。　"你攻击，我掩护！"长机李纯光在发出攻击命令的同时，也发现了敌机。　福空指挥所听到飞行员的报告后，地面领航员根据指挥员的决心，立即向飞行员发令："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坚决打！"胡英法迅速占位，以400千米／小时的速度接敌，当距敌机800米时首次开炮，因距离远未击中，继续接近至576米时第二次开炮，击中敌机尾部，距敌机140米时从敌机后上方向左拉起脱离。随后长机李纯光进入，他保持400千米／小时的速度，边修正角度，边降低高度至200米，与敌机的距离越来越近，连国民党空军的机徽都清晰可见。歼－5的瞄准具光环已套住敌机，李纯光的手紧扣住驾驶杆上的机炮扳机，距敌机360米时，以1／4进入角（即目标线与目标航线的夹角）开炮，只见敌机左发动机冒出白烟。距敌机130米时，李纯光向右拉起脱离。此时敌机左发动机已停转，只靠右发动机飞行，速度越来越慢，高度越来越低，命运危在旦夕，不断向台湾当局求救："遭共军数架飞机攻击，情况危急，请求紧急援助。"此时台湾当局如梦初醒：空中无掩护机，临时起飞已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听天擅恕？

　　李纯光接着左反扣第二次进入，高度150米，放20°襟翼，速度减小至300～240千米／小时，冒着飞机失速的危险，以0／4～1／4的进入角，距敌500～600米时再次开炮，又击中敌机尾部。当李纯光第三次进入时，离海面高度只有40～50米，距敌机310米开炮，击中敌机右翼根，碎片向海面飘落，敌机失去平衡，摇摇摆摆地向大海冲去。李纯光在高度20～40米第四次进入，距敌机320米处又开炮。当他第五次进入时，敌机已坠入大海。此时，李纯光、胡英法即上升开加力返航。歼－6双机在完成掩护任务后也随即返航。

　　为了掩护歼－5双机进行低空攻击，福空指挥所还先后组织漳州机场起飞4架歼－6型飞机，高度9000～10000米，在龙田附近上空作掩护，吸引台湾方面的注意力。还令福州机场起飞2架歼－6型飞机在闽江口上空，高度6000米，担任空中联络传话和掩护任务。这次志在必得、非常周密的作战行动获得成功。

　　专机上共有十七人丧命。由于台湾空军组织不严密，事先没有进行有效护航，出事后海、空军乱作一团，不知所措，出动三十多架次Ｆ－5型战机和多艘军舰搜寻，均一无所获。

　　被台湾当局欺骗宣传掀起的欢迎"反共义士"的人群，在台北机场困守了一天，又饿又累，疲惫不堪，直至傍晚仍无消息。人们纷纷开始抱怨，并责问有关当局怎么回事？最后被无奈地告之飞机"不幸失事"，以谎言掩盖事实真相，草草收场。

　　1月30日，福州军区空军举行了隆重热烈的祝捷大会，飞行员李纯光、胡英法荣记一等功，其他作战有功人员分别给予不同的荣誉。不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等在北京接见了这次作战有功人员的代表李纯光、胡英法等人，给予了很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