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字怎么读:中国“道”、“德”思想的历史演变_1

内容提要：该文阐明了中国“道”和“德”思想的源流和变迁。特别阐明了老子“道”和“德”的思想形成和失落的历史过程，阐明了老子“道”、“德”一统，和“以德治道”的关系。及其所孕含的深厚的政治思想内蕴和巨大的哲学意义。批判了孔子、庄子对老子“道”、“德”思想的曲解、篡改，和修正。

主题词：中国 “道”“德” 思想 演变

中国“道”、“德”思想的内蕴是什么？它起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有何重大的意义呢？对此种种问题，笔者不揣冒昧，回答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 

在中国先秦，即到老子时期，中国历史上就有了“道”和“德”的概念和思想。它们分别具有独立的意义。

首先，看“道”。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在西周早期，就已经有了“道”字。但对“道”的认识，仅仅指的是“路”。如在《易经》中，就有“复自道，何其咎”、“履道坦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说。而这些都为“道路”之义。

到了西周中期，这时，在“路”的基础上而对“道”赋予了正确的“政令”、“法规”等意思，并由此反映为“为王之道”。故“道”的概念就是指的“王道”。这正如《尚书·洪范》中说：“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到了西周中晚期，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在他看来，“王”就是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由此，就有了“为王之道”。这也肯定了“王道”的存在。

因此，西周中晚期，“道”从“路”引伸为“为王之路”、“为王之道”的结果，就反映为“王道”。故这个时期，“道”的含义，就是“王道”的特指。

其次，看“德”。

西周时期，为了使“王道”做到“无偏无党”、“无党无偏”、“无反无侧”而有了“德”。

特别是，周邑的古公亶父，在贞人的协助下做《德》篇，从而赋予了“德”的具体内容。

概括起来，《德》的原则精神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和“自律”、“民得”。并以之规范人们的言行。其中，周人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见，其“德”是和“天”联系在一起的。这样，西周“信天命”和“遵礼制”就成了“德”的政治思想核心。但与此同时，又讲“自律”，即统治者要自觉做到所得适当，不能“多得”，更不能“全得”，又讲“慎罚”、“民得”，以之，来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可见，周人的“德”，就是“为王之道”的具体内容，也就是“王道”的具体内容。如此，就能使得“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

在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出，周人是将“道”和“德”分开来了的，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含义。

对此，老子同样持此看法。

虽然如此，但是，在老子看来，“道”就是“德”，“德”也就是“道”。它们只不过就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两个方面而已。对此，正如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又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正是如此，老子明确的提出了“道”、“德”一统的思想。即，比如，“德”如果是水，那么，“道”，即“王道”就是盛水的容器。水有多高，容器就有会有多深。并且，又明确的提出了“德”高则“道”高，“德”低则“道”低，反之亦然的思想。

故老子认为的修“道”就是在修“德”，反之，修“德”就是在修“道”的这个思想，突破了周人将“德”仅限于思想和行为规范的“约束”的局限，而扭转了“德”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被动性”的缺陷，从而使得“德”与“道”一样，同样表现出了“人的主动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老子提出了“以德治道”的思想。

因此，在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出，在“道”、“德”关系上， 老子的思想与周人的思想存在着联系，也存在着区别。

二、

老子的“道”、“德”思想不仅与周人的“道”、“德”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特别在对“道”的认识上极大发展了周人的思想，从而使得以“道”为标志的中国政治学、哲学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并且发展到了顶峰。

概括起来说，周人的“道”、“德”思想，特别是“王道”，认为是来源，或者说是受制于“皇天”的。从中表现出了“天命”和“宿命”的思想。然而，老子却不是这样认为。在老子看来，“王道” 是受制于“天地之道”的，而“天地之道”又是受制于“自然之道”的。

对此，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中，老子明明白白的揭示出了三种“道”的存在。具体说：

一是“王道”。其中的“人”、“王”，就是指的“王道”。也就是周人所认为的“王道”。

二是“天地之道”。其中的“地”、“天”，即如老子所说的“地法天，天法道”，在老子看来，“地”和“天”虽为两“大”，但它们都是万物和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基础，不可分割。故“天地之道”就是从天和地的范围而概括出的万物，也包括人的赖以的“生存之道”。

那么，老子的“天地之道”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揭示的“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

对此，老子在《道德经》中开宗明义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这句话的“道可道”中，前一个“道”指的是“规律”，而后一个“道”指的是“论证”，或者是“说明”。后面的“名可名”也如此。故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能够通过“物{或“悟”}理”的方法而可以说明、证明的规律，它就不是一般性的规律，而是特殊性的规律。这样，联系上下文和《道德经》思想中心，就可以清楚的看出，老子开门见山的就揭示出了两大规律，这就是：“刚强胜柔弱”的普遍规律，和“柔弱胜刚强”的特殊规律。

老子重视“刚强胜柔弱”，但更重视“柔弱胜刚强”，特别重视“柔弱胜刚强”的“条件”。并且老子研究这些“条件”。对此，老子创造性的提出了“阴阳”、“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和“正奇”、“攻守”、“进退”等等一系列的哲学范畴。正是这些条件的形成和运用，就使“可感”、“可知”，和“可为”成为了可能。这就为“柔弱”战胜“刚强”奠定了基础。

老子的“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既能用之认识“自然万物”，又能用之认识“社会历史”。

三是“自然之道”。其中的“自然”，就是老子所指的“阴阳之道”，及其“阴阳变化之道”。在老子看来，这“阴阳之道”乃是世界之本源，即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阴”和“阳”的交合而形成、交合而变化。对此，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些，就是老子对“阴阳之道”的明确表述。可见，在这里，老子的“自然之道”与中国先秦“阴阳”哲学观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而且，特别是，老子对先秦的阴阳哲学在辩证法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事物的本源是否能够用“阴”“阳”来解释？对此问题，目前的科学正在给予证明。但是，就“阴阳辩证法”的理性精神来看，早就被历史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这三种“道”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老子认为，“王道”受制于“天地之道”，即“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而“天地之道”又受制于“自然之道”，即“阴阳及其变化之道”。这才是“道法自然”的真正含义。其结果，无疑的，老子“道”的思想已经突破了“天命”和“宿命”的桎梏，而且，创建出了以“阴阳”及其“辩证法”为核心的，既有本体论，又有认识论与方法论有机结合的哲学。

正是以此出发，老子在批判周人的王道的基础上，揭示出了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思想和主张。

比如，在“自律”方面，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忘我”、“无私”和“爱民”、“民心”的思想。

对此，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又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可见，老子的“爱民”和“民心”的思想是对周人“自律”思想的根本突破。

比如，在“民得”方面，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契约”和“平等”的思想。

对此，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讲“以契彰德”、“以德服人”，从而体现出“公平”和“平等”。

可见，老子的“契约”和“平等”的思想是对周人“民得”思想的根本突破。

正是基于“民心”和“契约”这两大根本思想，和基于老子的“以德治道”的思想，老子为人们勾画出来了一幅“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兰图。

这就是：

从“忘我”、“无私”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不能专有和个人依赖国家机器，即在治国之中，不能用“政权”和“权力”来搞“以力服人”，而必须做到将手中的权力用于为百姓谋福利。只有百姓得到了幸福，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从“爱民”、“民心”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关心百姓疾苦，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做到顺应民心，身先士卒，忠于职守，勤奋踏实的带领百姓去谋利益。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百姓推选出来的人；从“契约”、“平等”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按照“契约”管理的原则去行政，做到“以德报人”。不能言出法随，不能政出多门。而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取信于民，实现“德善”、“德信”；从“正义”观念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支持和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无畏”观念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发扬不怕死的精神，艰苦奋斗，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其实，老子的上述政治主张的提出，深层次的看，就正是老子基于“刚强”与“柔弱”对立统一之“天地之道”而正确揭示了“武、戈不息”的“社会本质”的结果。并由此提出了“以武制武”、“止戈为武”的社会发展途径。为此，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克服“有为”而做到“无为”，这样一来，才能使统治者与百姓的立场一致，才能做到顺应民心、顺应百姓的意志，实现社会安定，以共同发展生产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从中，也就使统治者实现“无为而有为”。

显然，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古之“圣人”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之“无为而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而正是如此，表现出了老子所追寻的“王道”，即“德治”政治，它同样表现为一种“政体”。而这，无疑的，表现出了对周人的“王道”思想和主张的批判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