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文明跨文化融合视角

    当《道德经新译》作者潘世强先生转请价值中国网林永青先生邀我从当代、全球文明以及跨文化融合的视角写篇评述性文章时，看到邮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或许也只有这部写于2500多年前、仅仅五千余字的经典宏著才具有既切中时弊又可以融合不同文化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或全球文明发展的潜能，它真的值得我们倾力去推介和实践。由于千百年来世人对《道德经》的褒贬不一，特别是当下主流观点偏向消极,下面容我逐一展开自己的评述论点。

    一、从现代科学进展看《道德经》思想的现实性和先进性

在拙作《历变不衰路线图：道德经大发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版)中，我根据上下文意思对《道德经》中的“道”的含义作了区分，提出除了“道可道”中后一个“道”指用言语表达外，《道德经》存在着三种涵义有所不同的“道”，即恒常之道（规律）、变化之道和历变不衰之道。借助现代科学的基本分析工具，以上三种“道”可以很清晰地得以表达。

首先，《道德经》中有数处地方提到的“道”具有恒常不变的意涵。

例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通行本七十七章，以下仅标注章次）。再如，“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这些句子中的“道”的特点是经常起作用并决定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所以它反映了事物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

用坐标系表示最简单的情形如图1（a），Ｒ_１和Ｒ_２分别代表在一个起始和终结的时点都不明确的时段内，不同事物依据一定条件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Ｒ_１代表着一个始终保持作用水平不变的事物，Ｒ_２则反映某个事物的作用水平将按固定的速率增长，它们共同的地方在于在开放的时间视野中始终保持趋势不变。在这个意义上，“道”是恒常之道或者规律。

其次，《道德经》中“道”被重点用来描述，具体事物从前所未有到随之消逝的周期性变化趋势及其过程。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断言所有事物都是从无到有而来的，即在初始时所有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

支配事物萌发和成长的基本力量来自何方？《道德经》提供的答案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二十五章）。

这样定义下的“道”还具有随时间消逝的特点，因为“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

“道之为物，唯恍唯惚”（二十一章）进一步指出说事物发展成形得势（冲而用之）要经历一个先是似有似无最后又不得不衰亡的不稳定过程。这个过程不稳定得如何呢？“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十四章），还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四十八章）以及“道可道，非常道”（一章）等共同描绘出了“道”的非线性周期性演化过程。

如图１（ｂ）所示，“无状之状”、“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为道日损”和“复归无物”分别表示出事物从萌发到导入、进而成长再到衰退及最后消逝的生命周期。它较图１（ａ）不同的是，这里既有生于“无”的“有”的初始，也有归于“无”的“有”的终结，同时“有”又会经历一起一伏的速率不固定的演化过程。由此可见，“道”在这里涵义与规律有所不同，《道德经》以它来特指变化之道。

“道可道，非常道”是对变化之道的上述特点所作的高度浓缩概括。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句名言与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基本命题完全吻合。上世纪初，以希尔伯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派希望能通过形式逻辑的方法，构造一个有关数论（自然数）的有限的公理集合，推出所有数论原理（完备性），且无矛盾（相容性），并以此出发构造整个形式主义的数学体系。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发现并证明了，这样的公理系统要么不完备，要么有矛盾。类似地可把一个公理系统看作一个“道”，如果它无矛盾即“可道”，这时就会不完备即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道”。由此我们可见《道德经》对变化之道认识的先进性和深刻性。

再次，《道德经》的核心思想是阐述，在变化之道不断萌生又不断消逝的多变环境中一个组织（例如国家）保持长盛不衰的可能性及其行动纲领。

由变化之道的生命周期所决定，“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三十章）。当一个国家或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整个社会经济会开始从“其下不昧”阶段进入“为道日损”的阶段（类似经济周期从繁荣进入衰退）时，通常人们总是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维持（即“有为”）的态度，不愿放弃既得的利益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结果到了“复归无物”时才发现无路可走，于是社会进入“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的混乱纷争局面。

对此，《道德经》提出了“无为”的建言。“无为”并非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要“不道早已”（三十章），即舍弃既有的东西去追求一个更积极有利的长期目标。在“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于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这段话里，老子指出进入“为道日损”的阶段再一味图“安”就会失去生机，只有遵循不求满、不做绝的“不欲盈”原则才能实现“清”和“久”同在的“道”即历变不衰之道。其中的道理在于“不欲盈”的及早舍弃有助于以最强的承受失败能力“蔽而新成”即向新的变化之道创新突破和顺利切换。

把这套建言用坐标图表示出来，就如图1（c）。经过在每个变化之道最高点时“无为”舍弃，及时在前期探索基础上切换到新的变化之道，即可实现一条图中包络线那样的稳定增长轨迹，这正是历变不衰之道。

有趣的是，《道德经》的这段推理，完全符合建立在微积分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和最优化决策原理。“不欲盈”的原则就是要求在边际收益转为负值之前中止原有的努力，而每次都能这样及时地创新切换则可以实现包络线所代表的最优结果即历变不衰之道。事实上，《道德经》中有多处体现边际原理的警句。例如，“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四十二章）等。

    二、从当代世界文明危机看《道德经》

当代世界文明正日益受到以先泡沫化繁荣后滞胀性衰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以两极分化对立为特征的社会危机以及以污染严重和全球变暖为特征的生态环境危机的严峻挑战，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难以自外其身。《道德经》则从一个完整透彻的高度对这些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指南。

首先，始终都有一批能发现新的发展机遇、并持续展开创新的社会中坚涌现。

自从经济周期现象在现代西方社会被发现以来，尽管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消费不足、投资过度、太阳黑子、创造性破坏、纯货币现象、政治周期、乘数——加速器、实际经济周期等种种理论解释和对策，但以类似次贷危机等形式体现的衰退甚至是萧条仍难以避免。虽然经济可能不至于就此崩溃，但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总是发生在景气循环到谷底一些企业家不得不创新以求得生存的时候。这是一种被迫的、延迟了的创新行动。一国经济一旦不能如愿取得创新突破而顺利复苏，就会陷入长期停滞不前。

实质上，《道德经》也是一种适用于经济增长领域的周期理论，而且是一种关于在周期中如何避免盛极而衰、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理论。如果把一个经济周期看作道的一次由无到有直至消逝的过程，它存在“无状之状”的潜存、“其上不皦”的开始、“其下不昧”的成熟、“为道日损”的末尾、“复归无物”的结局等五个阶段。对历变不衰之道的追求通过主动的创新或者及时切换增长的轨道可以避免“为道日损”或者衰退以至萧条的发生。“不道早已”即主动创新是《道德经》的持续创新周期理论与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截然不同的地方。

对于主动创新实现历变不衰，《道德经》暗含的周期理论赋予社会中坚以“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七十七章）的使命。这些“有道者”比熊彼特口中的企业家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仅要善于发现新的机会，而且还能够做到“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七十七章），即不断地归零舍弃，把持续的创造创新作为自己的天职，所以堪称“圣人”。

其次，志在“有余以奉天下”的社会中坚，要能承担起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具体地，《道德经》在建立和谐的社会分配关系方面对作为社会中坚的“圣人”有三点要求。

第一点是他们在创造新增财富的过程中应当善于通过分享调动有能力者的积极性。“夫唯道，善贷且成”（四十一章）告诉人们要实现道提供的机遇就要善于通过分享来达成目标。这是因为创新创造是一个“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八十一章）、互补共享的共同致富过程。

第二点是他们在所创财富的分配上应尽力为那些缺乏能力者提供生活保障。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六十二章）这段话,强调“有道者”（善人）要用掌握机遇的宝贵能力创造财富为缺乏能力者（不善人）提供保障而非不管不顾，因为没有这些不善人的存在就无法显示出善人的行为之美。

第三点是他们在创造新增财富的过程及成果的享用上应当始终坚持节俭。《道德经》中说“治人事天，莫若啬”（五十九章），并把节俭的重要性提到了关系到国家根本（“有国之母，可以长久”（五十九章））的地位。

    显然，如果有足够多的社会中坚人士具有上述共识，在努力创新创造财富的同时愿意分享成果、照顾弱者并保持节俭，社会即可避免两极分化而变得和谐。

再次，在发现机遇创造财富的同时，要像守护自己的亲人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道德经》里有一段费解的话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五十二章）。这其实是告诉我们：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不可以任意索取，它像母亲一样也需要我们的小心呵护。这就要做到从小处着手（“见小曰明”（五十二章））、从最薄弱环节作起（“守柔曰强”（五十二章））。并且，是否尽心要用两条非常严苛的标准来衡量。第一条是主动足额补偿（“用其光，复归其明”（五十二章）），即使是使用了公共产品或者接受了不必支付费用的正的外部效应也要这样。第二条是秋毫无犯（“无遗身殃，是为袭常”（五十二章）），即不给生态环境留下任何身后的祸害。

显然，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在分配关系和谐和生态环境友好前提下追求持续创新型增长，那些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都可以得到大大缓解甚至消失。而这就需要有足够大的社会中坚群体乐意奉行与能者分享、与弱者共生、与环境友好、与自己克俭的价值观，承担全面的社会责任。

    三、从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看《道德经》

要消除上述世界文明危机，需要整个地球村的一致努力来推进全球共同文明。而在现实中，这有赖于个体文明间通过跨文化交流和融合取得共识。这里主要谈谈《道德经》在化解不同宗教文化间的冲突以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上可以起到的有益作用。

首先，《道德经》与各主要宗教都可以构成面向共同文明的相容文化体系。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他的广受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 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这其中暗含着一个以信奉的宗教不同为核心差异的文化之间必然存在冲突的假设。诚然，一些宗教有着排它性很强的教义。但是如果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能够建立起宗教的共通价值，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找到相容的方向，则有可能实现跨文化的融合。

表1中，我将世界上现存主要宗教关于超自然神秘力量及其对世人行为影响的因果假说以及相应行为调整戒律整理出来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尽管对于超自然神秘力量以及人的未加调整的行为后果的认定不同，但是不同宗教的行为调整戒律的导向却是相当一致的。简单地加以概括，这些宗教都在运用行为后果的截然不同诱导人们去抑恶扬善。所以，抑恶扬善就是各个宗教的共通价值。

        由于存在抑恶扬善的共通价值，在此基础上相应宗教可以增加对其他宗教的包容性。如果能够进一步解决在现代化方面的利益冲突，各个宗教就完全具备彼此相容和共同发展的基础。因此，需要寻求一种在各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化解彼此利益纷争的终极理念。在前述意义上，我认为《道德经》恰恰可以担当起这样的角色。

《道德经》把“善”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到持续的创造和舍弃上，这就有助于将世人的关注焦点从当前利益的争夺引导到未来方向的开拓上。除了前面提到的“有余以奉天下”以外，《道德经》还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八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等处都提倡不断地弃旧图新。

对于个体的民族或国家来说，能够做到持续开拓与弃旧图新从长期看可以构成一个理性的最佳选择。这是因为靠与别人的争抢虽然能满足一时的需求但会贻误未来新路的开拓。所以，“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就这一点来说，不论是东方的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可以与《道德经》的基本思想很融洽地相互连接，引导信奉某个宗教的本民族或国家的民众在抑制恶行的同时弘扬上善。

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如果通过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道德经》的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各个民族或国家都愿意舍弃既得利益并专注发现新的发展机遇，那么围绕现代化的利益冲突以致战争就会消失，整个世界才会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四十六章）所讲的道理。

其次，《道德经》能够帮助填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由来已久且在加剧之中。中世纪形成的以宗教神学为主导的传统格局曾一度使科学沦为神学的附庸。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作为人文主义的亲密盟友成为反宗教反封建的中流砥柱。但是18、19世纪科学的迅速发展使科学与人文失去了平等关系而开始有了等级区别。19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科学对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使得科学大获全胜，科学文化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经济危机频现、社会危机特别是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凸显，对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性的质疑此起彼伏，以致在上个世纪末引发了一场后现代思想家与科学卫士之间的大论战。

由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冲突关系到文明危机的消除和共同文明的建立，所以探寻弥合两种文化鸿沟的桥梁势在必行。从《道德经》的内容看，我认为它具备从根本上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条件。

一方面，《道德经》作为一种人文思想体系，可以全面包容科学文化和充分肯定科学的作用。

在科学进入主流文化之前，人们从事生产限于维持低水平的自给自足或者以留孤毁余方式生产仅供皇家贵族使用的奢侈工艺品。而科学提出可证伪的命题通过实验发现可复制的配方和工艺，让大规模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惠及普通百姓成为可能。所以，科学的基本功能取向与《道德经》“有余以奉天下”的使命观是一致的。

在科学文化普及以前，人们的行动容易停留在形而上的阶段，无法把“道”提供的机遇变成实际的财富。“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五十三章）。就是说即使已经发现了重大机遇所在，实施起来的困难都令人畏惧而止步不前。《道德经》指出的方向是“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六十三章）。这种分解还原的实干思路与科学的方法论十分接近。不过，《道德经》同时也指出了这样作的局限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六十三章））。

另一方面，当代人文主义学派对科学主义的批判集中在科学的滥用、科学的贻害以及科学的终结三方面，但在如何克服科学文化的局限性上仍缺少针对性的建言。《道德经》作为一种人文思想体系，可以制约科学成果的滥用和指导科学研究和应用的方向。

科学的滥用现象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发明或研制用于战争的武器可以毁灭人类和地球。所以，仅仅出于工具理性而缺乏了价值理性的约束，科学就容易成为某些狂人反人类的手段。《道德经》出于对历变不衰之道的追求，提出的反战和克制用兵原则可以成为健全科学文化的人文精神来源。其中说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三十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三十一章）。这些都清晰理性地分析了好战的害处。所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三十一章）即应当克制用兵。遇到好战者上门挑衅，则要运用“勇于感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的混合博弈策略（具体请参阅前面提到的拙作252-254页内容）忍辱克制、蓄势择机予以反击。

科学的贻害主要体现在其成果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等问题。这就需要人们在应用科学成果时改变恒常之道的惯性思维模式，按变化之道建立起“知止”的节制舍弃意识。对此，《道德经》为价值理性提出的依据是“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至于知止舍弃的时机，“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三十二章）给出的特征点是事物获得明晰的轮廓。

科学的终结质疑的是科学发现的无穷性。随着科学的进步，各类科学被一些论者认为其大的理论框架已经筑就, 大的发现已经发现完毕，所以科学已经或即将终结。对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道德经》的世界观非常深刻地给予了解答：“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三十四章）。准确地说，虽然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对于作为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恒常之道的研究可能逐步进入饱和阶段，但是有关变化之道的研究课题却是层出不穷永无止境的。

总之，通过《道德经》思想的导引，人文文化既增强了对科学文化的包容，又进一步具备对科学文化的指导和约束能力，从而有助于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厦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管理学院教授 翁君奕
                      2012龙年春节假期写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