孬女人是什么意思: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范式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范式的确立
曹志平
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二级学科，这是目前人们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所达成的共识。这同时也被看作是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实现的富有意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整体上却失落了某种意义的统一性：在“自然辩证法”阶段，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等内容以初步的但却是统一的方式，被看作是“自然界存在辩证法”这个大前提下的哲学的有机部分，而在目前这种发展了的科学技术哲学中，其包含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分支学科却被认为是不同的话语系统，出现了忽视或者否认科学技术哲学的哲学学科性质的倾向。这说明，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是不充分的。这是一个需要范式并且正在产生范式的阶段：得到充分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将成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范式，它将以哲学的首尾一贯性揭示目前科学技术哲学诸部分内在的逻辑统一性。
科学技术哲学是对科学（内在地包括了技术）的哲学理解。这种“对思想的思想”、“对认识的认识”，不是以思想的对象或内容为对象，而是像康德说的，对思想的原则、认识的界限和范围的反思。一般地说，作为一门哲学性质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受到两个基本因素的制约：一是反思科学的哲学是什么？具体哲学观的渗透与实现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属性。在这种意义上说，有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有人本主义的科学哲学，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范式地位，不仅是从发展“自然辩证法”的角度说的，而且是在对科学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解答中与当代其他科学哲学理论的比较中绽放出来的。二是哲学反思的科学是什么？哲学理解的科学，仅仅是作为知识观念的科学（像逻辑实证主义），作为活动的科学（像历史主义），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像科学社会学），还是以一定的内在性统一了上述含义的科学？这种科学包含不包含技术？这些都是目前从对象方面导致科学技术哲学不同理解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它从改变“现实世界”的高度理解的科学内在地包含着技术，包含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在人——自然——社会的本体论关系中现实地蕴涵着科学技术哲学诸内容——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的统一性。与其他科学哲学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实现了反思科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首先，以实践的思维方式理解科学，其着眼点首先是以实践的方式生存并在实践中生成着的现实的历史的人。这就从出发点上既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从既有的科学知识出发的逻辑分析，也超越了科学历史主义虽从科学活动的历史出发却脱离了人的现实世界的历史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进行科学活动的人是科学活动的前提。但这里的人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的人，科学历史主义揭示的科学的理论预设性在这里被上升到了本体论的层面，海德格尔阐述的“前理解结构”及其逻辑在这里也不再是个体精神生命的展开，而是被看作是人的现实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的结构。从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困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科学的可能性问题获得了正确的理解思路。原来，使科学成为可能的，既不是“逻辑与世界同构”的假设，也不是某种科学范式的确立，而是随人的历史性而来的蕴含在科学实践中并在实践中发展着的人的前理解。这种将科学哲学探究的出发点不是确定为某种科学的方法论，而是确立为寻求隐藏在科学活动中先于科学并使科学成为可能的条件的哲学方法论，恢复的恰恰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哲学的批判本性。
其次，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反思科学，必然会不仅从解释世界的角度，而且会进一步从改变世界的层面理解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对技术的反思。在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有两种倾向使技术哲学变成了与科学哲学几乎没有理论关联的话语系统：一是从技术哲学内部出现的将技术看作是脱离科学的存在，绝对化地将人类的科学活动区分为“理论的”科学研究与“应用的”技术开发；二是从科学哲学内部出现的在科学因其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而受到批判时，人们在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之间所作的划分。这些区分或者划分本身在一定情况下当然是有意义的，但由此将技术哲学与科学哲学分开来建设，既忽视了它们在整体上的统一性，也不符合科学的实际。从马克思的哲学应关注现实世界的改变的思维视角，科学——科学的应用（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是一个具有逻辑连续性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是关于现实世界解释的，也是关于现实世界改变的，是关于科学的，也是关于技术的，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哲学。
再次，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反思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包含着科学与人文统一的深刻思想。目前出现的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以及人们为了消解这种对立而产生的一些想法，是人以人的方式生存，创造有意义的世界而还没有达到自由、全面的发展的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将人的“现实世界”、“感性世界”“当作实践去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从实践去理解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就不是纯粹的自然世界，也不是纯粹的社会，而是由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构成的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构成了现实世界的深层结构。人就是生存在现实世界中以现实世界的改变为使命的存在者。这些本体论思想显露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本质上是一门科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一种科学是不是比其他哲学高明，要看它对历史和现实的解答，而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解答的程度则取决于这种哲学达到的理论思维的高度。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称作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就是因其具有当代性的深邃的本体论思想，以及因此能对关于科学的一些疑难的现实问题，诸如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等给出发人深省的回答。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既是新的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实现的哲学理论创新，也是对科学哲学的反思从自然辩证法经由科学技术哲学所要实现的逻辑发展。
科技哲学30年
段伟文　2008-11-25 07:38　光明日报
中国的科技哲学可上溯至20世纪初从西方引入的有关逻辑、科学方法和科学文化的讨论，学科建制化的科技哲学则由自然辩证法研究发展而来，经过至少50余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史、科技文化、科技伦理、科技传播、生态哲学、信息哲学、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子学科群，从而在内涵上拓展为关于科技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为科技哲学的兴起带来了巨大的契机。随着其问题域的不断拓展，科技哲学日益扮演起联结科技与人文不可或缺的桥梁角色，这不仅昭示了新一轮学科内整合和专业定位的必要，还对其学术品质与思想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百科全书式学派的复兴 　　科技哲学在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其与自然辩证法的渊源。在1956年制定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将当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命名为自然辩证法，后成立中科院自然辩证法组，并试图以此促成自然科学家和哲学社会科学家的联盟。相关规划草案指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这样一门学科，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从自然辩证法发展而来的科技哲学始终保留了“处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边缘与交叉地带”这一百科全书式学派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后，作为学科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首先得到了复兴。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其一，为学科建设做准备。数、理、化、天、地、生、医、心理等领域的哲学问题研究全面启动。其二，对各门具体现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展开争论。对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早期主要集中在非标准分析、现代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物质层次结构等领域，起初沿袭了以既有哲学概念、范畴和规律作为分析工具的评价方式，但不久参与者开始倡导，应以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来消解概念类推式的论证模式。其三，推进哲学的知识化和科学化。除了大爆炸宇宙理论、夸克模型等知识被纳入哲学教材作为自然演化和物质存在形式的新发展和新例证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系统科学（包括非线性科学）成为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的热点。 　　自然科学的哲学争论深化了学界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理解。相关讨论表明：在宇宙的有限与无限问题中，哲学上抽象的宇宙及其有限与无限和宇宙学中观察的宇宙及其有限与无限实为相互平行的观念，人择原理与其说是凸显认知的主体性不如说是主体对其认知有限性的自省；在物质的可分性问题中，夸克禁闭现象对不可分的支持固然值得一辩，但更应认识到，如果可分的概念本身不明确，作为形而上学信念或本体论约定的可分与不可分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在量子测量等涉及现代物理学的认识主体性问题中，鉴于科学实验现象中主体与客体的纠缠，作为自在之物的客观性对主体实际上没有意义；如此等等。这些结论表明，科学与哲学在严格的逻辑关系上是相互平行的，两者的相互作用应该是隐喻层面的相互启示，不应简单地以一方框定另一方。 　　与此同时，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思想史研究空前活跃。鉴于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实证方法，来自科学的实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因此备受关注。追赶的热情促使研究者选择性地聚焦于科学发展所呈现的整体化趋势，作为方法论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由此成为研究热点，决策、规划、管理的方法论研究也开始启动，成为日后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先声。爱因斯坦、玻尔、马赫、彭加勒、海森伯、薛定谔、玻姆等著名科学家的科学观和哲学思想研究全面展开。在对科学革命及其“激动人心的年代”的迟到的辨析中，作为现代科学、哲学与文明基础的新的经验论、唯理论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源头得到重新评价。其中，《爱因斯坦文集》的全部出版标志着对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步入学术化阶段，有关马赫和彭加勒的研究则使科学思想研究从刻板印象转向理性客观的文本分析。 　　经过一段新陈代谢与专业化积淀之后，科学与哲学和一般哲学范畴的纠结趋于淡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逐渐超越传统争论，转而从学理上推进“科学化的哲学”。一方面由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衍生出的数学对象、暴涨宇宙论、智能、生态价值等问题得到深入探讨，另一方面，有关熵、混沌、分形、自组织演化等涉及系统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科学的哲学问题成为研究热点，涨落、超循环、非平衡、非决定论和非还原论等科学与哲学观得到了系统阐发，并试图以此勾勒出“新科学革命”、“新自然观”和“第二种科学”的基本形相。随着科学哲学、自然哲学等新范式的出现和高级科普的引进，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哲学性和专业性进一步提升，转向作为其应有之义的“科学中的哲学”，并拓展至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聚焦时间、空间、信息、因果性、模态、附生性、涉身性、逾层凌域、自组织方法论等更具体的概念和方法，对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还原论与整体论、生成论与构成论、计算与实在、复杂性与非决定论、认知与身体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量子力学哲学、生物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空间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计算哲学等领域因此呈现出复兴或兴起的态势。 科学哲学的引进和定位 　　因受罗素与杜威的影响，20世纪初最先引入中国的科学哲学思想以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调。20世纪中叶前后，金岳霖、洪谦和江天骥等人曾做过较系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或评价工作，此后基本中断。时隔30年再次引入科学哲学时，其主导范式已从逻辑经验主义经历史主义学派走向后实证主义。这一差距激发了研究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对科学哲学各流派代表人物的著述的译介之中，一度在知识界掀起“科学哲学热”。 　　科学哲学的再次引入成为进一步进行观念调适的切入点。邱仁宗在《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1982）的《跋》中引用经典观点指出，对科学哲学的评价要坚持实践标准，用科学实际去检验，而不能以我们所理解的一些原则为标准。舒炜光在集体著作《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的绪论中将众多科学哲学家的思想看作正在编织中而无完工之日的思想流动网，并指出不论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哲学派别的哲学思想，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圆圈，都会与别的哲学思想圆圈相交。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以科学实践为评价标准，加上比传统思想更具思想杂交优势，自然就成了新时期哲学发展和观念调适的突破口。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在此之后的传播中再次展露锋芒。波普尔的知识论和证伪主义使人们认识到，知识是进化的产物，它既是客观的也是猜测性、有限的和可错的；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的思想让人们看到了范式间的平行关系和范式转换的整体性与历史性。这些作为新观念的旧思想触发了知识界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选择与反思。
科学哲学的论域、沿革和未来
2004-12-24  李醒民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知识体系、研究活动、社会建制）及其分支学科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哲学学科。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和边界虽然难以精确划定，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大致勾勒它的四个论域或内涵，尽管其间难免有诸多交叉和重叠。
PS1即科学哲学元论。它涉及科学哲学的根本性论题，是科学哲学的“形而上学”层次，与科学知识本身相距较远。例如，科学的目的、目标、对象、价值、范围、限度、划界、方法、预设、信念等等。
PS2即科学哲学通论。它涉及科学哲学的普遍性论题，与科学知识整体的关系密切。例如，科学的事实、问题、概念、原理、理论结构，科学的发现和发明、证明和辩护、说明和诠释、语言和隐喻，科学的发展、进步、革命，科学中的机械论和有机论、还原论和活力论、进化论和目的论、因果性和几率性、连续性和分立性，对科学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现象主义、工具主义、物理主义、操作主义、历史主义、约定主义、整体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解读等等。
PS3即科学哲学个论。它是科学各门分支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例如物理学、生物学、系统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等。
如果说以上三个论域大体属于科学哲学内论的话，那么PS4则可以称为科学哲学外论。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科学活动和科学建制的本性以及科学与外部世界——自然界、社会、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科学的规范结构和精神气质，科学的起源，科学的社会文化功能，科学与人生和人的价值，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哲学、伦理、宗教的内在关联和外在互动等等。
科学哲学的历史沿革源远流长。在这里，我们愿把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科学哲学称为前科学哲学。它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萌芽时期和溟濛时期。萌芽时期的科学哲学有一个早慧的、天才的开端，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的和谐、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四因说、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演绎系统化理想等等，自始至终影响着科学思维和科学发展。溟濛时期的科学哲学贯穿在整个中世纪：它像科学一样，也是从古希腊思想的高峰跌落下来，步履维艰地沿着通向近代知识的斜坡匍匐行进。中世纪的科学哲学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是千年暗夜，它与科学相伴，在神学的一统天下愚拙而执拗地蒸馏和沉淀。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的理性主义和宇宙图式，格罗斯泰斯特的归纳、证实和否证学说，罗吉尔•培根倡导的实验方法，邓斯•司各脱的批判哲学和求同法，奥康姆的差异法、“剃刀”原则、重视直观和证据的认识论，奥特库尔的尼古拉的怀疑论、因果性概念、同一和矛盾原则，比里当及其巴黎学派的自然哲学和经验科学精神等等，都成为近代科学哲学的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和思想元素。
与近代科学相比照，近代科学哲学也可以称之为古典科学哲学或经典科学哲学。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儿分别代表了经典科学哲学的经验论传统之翼和理性论传统之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则在两翼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并将其付诸创造实践，在科学探索过程中予以锤炼。他们三人不仅是经典科学的奠基人，而且也是经典科学哲学的建构者。法国百科全书派、洛克、莱布尼兹、休谟、康德都是经典科学哲学当之无愧的里程碑，而约翰•赫谢耳、孔德、休厄尔、J.S. 穆勒则使经典科学哲学更加系统化和体系化。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伴随着经典科学的危机和现代科学革命的酝酿，前现代科学哲学应运而生，大放异彩。除了德国哲人科学家群体（赫兹、亥姆霍兹、基尔霍夫、玻耳兹曼、等）的杰出贡献外，以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则是其创造者和集大成者。这个学派是由哲人科学家形成的“无形学院”，它的科学统一思想、历史-批判风格、对直觉、思维经济、科学美的推崇、进化认识论、科学的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新科学主义）、诸多后现代意识（观察渗透理论、不充分决定论、判决实验不可能、归纳法不切实际、方法和理论多元化、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诠释、关系实在论、主体间性、科学发明即是直觉选择等）以及要素论、约定论、整体论、能量论、感觉论，成为现代科学哲学的源头（马赫的经验论和彭加勒的约定论是其“活水”）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酵，同时也确实孕育和哺育了现代科学。
现代科学哲学的桂冠，理所当然地落在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及其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头上。其中坚人物石里克、卡尔纳普、赖兴巴赫、维特根斯坦、艾耶尔等在对科学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方面贡献卓著、有目共睹，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上树立起一座永恒的纪念碑。但是，逻辑经验论坚持极端的科学主义立场，拒绝历史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维度，缺乏整体论的观点和广阔的兴趣与视野，漠视科学发现和科学进步的研究，排斥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这样就不免背离了批判学派的思想菁华。其结果，逻辑经验论不仅加重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而且也导致了哲学与科学的疏离——批判学派的哲学与科学水乳交融及其前瞻性和勃勃生机在它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其实倒很简单：逻辑经验论的代表人物虽然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扎实的哲学功底，然而他们毕竟没有哲人科学家那样的科学创造实践和科学发明体验。
在这里，很有必要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大书一笔。爱因斯坦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和他所处时代的科学哲学遗产的优秀继承者，尤其是他从批判学派那里直接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和独到的学术理路，加上他对自己科学活动和成果的反思，致使他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是熔温和经验论、科学理性论、基础约定论、意义整体论、纲领实在论于一炉的多元张力哲学，与之相辅相成的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臻美取向和形象思维等科学方法又锦上添花，从而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上谱写了最壮丽的华章。
20世纪50和60年代，以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证伪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和范式论、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等为先导，后现代科学哲学昂然登上历史的舞台。奎因、费耶阿本德、罗蒂、范弗拉森等都先后引领过新潮流。尽管他们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批判学派的某些后现代意向，但是却恣意地把它们推向极端乃至危险的边沿——这在他们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文化相对主义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不过，后现代科学哲学中也有警世之言和时代的睿智，值得批判地予以借鉴。
21世纪的科学哲学向何处去？我们不是预言家，不好就此妄加评论和断言。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尝试做一些大胆的猜测。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科学哲学大概会回归批判学派的旨趣和进路，在与现代科学哲学和后现代科学哲学保持必要的张力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这里有两个指路标。其一是宏观综合视野：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和多维度的透视，发掘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人文价值和精神底蕴，揭示科学的文化蕴蓄和文化意义，从而彰显科学的智慧之神韵，促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汇流和整合——这是科学哲学外展或科学文化哲学的路向。其二是微观分析视野：立足于各门科学的肥沃土壤，着眼于科学家（尤其是哲人科学家）的创造活动和思想淀积，在缜密分析和精心提炼的基础上生发出鲜活的科学哲学——这是科学哲学内生的路向。在这两个路向，科学哲学家的开掘还十分有限，在诸多领域只不过刚刚开始。因此，科学哲学不仅有伟大的过去，也有充实的现在和光明的未来。
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历史相当单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4~1937），科学哲学曾经有过一段颇为辉煌的时期，此后由于救亡、战乱和特殊的政治生境，它不幸长期处于萧条乃至沉寂状态。直至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它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神州大地。在近25年的执著奋进和顽强抗争中，科学哲学既作为思想启蒙的一支劲旅影响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也作为蓬勃发展的哲学学科跻身于中国乃至世界学术之林。1979年创刊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就是其最好的见证人，25卷杂志忠实地记载了新时期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坎坷经历和坚实足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由80年代的引进评论阶段进入到90年代以来的问题研究阶段，我们企望21世纪它在方法和范式上有所创造。但是，加强问题意识，淡化体系建构，始终应该作为我们的研究导向——这也是即使在以评介为主的80年代，仍有不少学术佳作和思想成果问世的原因。
西方科学哲学的回顾与展望
曹天予
摘要：本文回顾了20世纪科学哲学的几个主要学派的思想基础及其争论的焦点，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本文还对未来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关键词：逻辑实证论；社会建构论；还原论；实现论；复杂性问题
中国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观察科学哲学历史演变的一个比较方便的出发点是19世纪中叶（康德哲学的衰落，经验科学的发展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主义思潮的兴起），在概念上，这有两个后果。一个是先天理性被程序理性所取代。这就是说没有先天的必然的知识，知识发展的每一步都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论经过适当的论证和辩护。与之相应的是康德原来的先天的东西变成了功能先天（某种仅仅发挥作为获得知识的先决条件的功能的东西）。由之引出的大问题是功能先天东西的来源。这大致可以分为约定论和自然主义。约定论后来演变为社会建构，比如库恩的范式。而自然主义企图用自然科学来说明功能先天结构的起源与特征，在认知科学与当前很热的新达尔文主义思潮中得到充分的表现。社会建构与自然主义两者都为历史主义开了大门。
另一个后果是康德的在客体之外为客体立法的主体或主体中心论，被在实践基础上主客观相互渗透的辩证观所取代。在这派中除了黑格尔、马克思之外，还有其它的说法，如实用主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就其最积极的表现来看，比如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它兼具自然主义（理性的自然起源）和能动哲学（主体建构创造客体）的优点，成为当前流行的选择新康德主义的语用学思潮（以维特根斯坦与后期库恩为代表）的思想资源之一。
从历史上看，康德哲学衰落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新康德主义的兴起。一派专注社会历史文化，认为不能把这些现象客观化为对象来做科学研究，而必须从用解释学的方法来处理，关键的一点是认识主体与客体不可分。而另一派则取功能先天的路子来解决科学知识客观化的问题，打开了后来社会建构论与历史主义的大门。但是更重要的哲学后果当然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孔德与马赫为两大代表。他们企图用经验科学取代哲学。这个，加上弗雷格、罗素的数学逻辑研究，成了20世纪分析哲学学派科学哲学的直接先驱。在19世纪中还有三个人值得一提：休厄尔（Whewell），他是第一个正式研究科学的历史与方法的思想家；密尔（Mill），他的怀疑论的经验论是他自由主义社会政治哲学的认识论基础，同一路子后来被波普与费耶阿本德所继承；最后一个是赫茨，他在（力学）一书序言中提出的图像知识论，是早期维特根斯坦图像论的直接来源，他又是在物理科学中提出公理化方法的第一个重要学者。
20世纪科学哲学的主流是在分析哲学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逻辑经验论、后经验论等阶段。进入80年代以后，它汇合了现象学、解释学与实用主义哲学，取以新康德主义语用学形式出现的实践哲学（主客体辩证理解）为其理论基础。
分析哲学着眼于逻辑、数学、语言学，以意义与真理为其主要的关心对象，但始终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答案。旷天持久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即是一个明证。
逻辑实证论，人所共知的东西不说了，讲三个大人物。第一个，莱兴巴赫，他把科学哲学定义为主要研究如何为所取得的知识辩护（Justification），这是程序理性的典型代表。后来卡尔纳普和波普的证实、证伪只是这一思想的精致化而已。另外，他从波尔茨曼那里继承了统计因果性概念，以及其它物理哲学、自然哲学中的概念，如用概率理解时间方向等，在时空哲学上有大贡献。这一种子被他的弟子格吕玻姆（Griibaum），后来又被欧曼（Earmain）所继承，成为现在的匹茨堡学派。
第二位是亨普尔，除了典型的逻辑经验主义立场之外，他在30年代曾提出了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真理等于我们文化圈中成员承认的辩护理由。这一观点与80年代罗蒂的主张如出一辙。在30年代直接被纽拉特（Neurath）的船（Boat）比喻所吸收，成为反对基础主义认识论（Foundationalism）的一个重要表达方式。第三位也是最大的一位代表是卡尔纳普。在他众多贡献中只谈一点：他的"概念框架"概念，在这一概念中，不仅有新康德主义约定论、外部论、建构论、相对主义，而且由此衍生的客观性问题促使他转向结构主义。而后者因其缺乏惟一性，又导致他走向语义学，以求确定词语的惟一而客观的指称。
上面对亨普尔、卡尔纳普的两位的介绍也就解决了一个谜：为何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位主要代表对以逻辑经验论为主要论战对象的库恩的著作十分欣赏。当库恩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他曾说，如果我早知他们这一立场，我就不用写《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了。
上面讲的是逻辑经验论内部演变的种子。但公开反叛挑战的当然是50年代初期的奎因，他否定分析与综合的截然分割。另一位前库恩期或过渡期的关键人物是汉森。他取消了观察独立于理论的自主地位，认为是理论决定了观察。在他的名著《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提出没有狄拉克理论就观察不到正电子。注意，这里作为观察前提的理论，不是先天的而仅仅是在观察之前已有的理论。同一思想也被波拉尼（默认的知识）和图尔敏所发挥。在50年代中后期，对库恩均有直接影响。
但是理论可以导致观察，像正电子，也可能不导致观察，像希格斯粒子。这就是波普的检验与证伪学说的讨论对象。波普的证伪是一种特殊的怀疑论的认识论（与密尔一样，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是哈耶克的好朋友，反对基于真理认识基础上的社会理性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这种认识能容纳经验内容，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性（程序理性）和工具意义上的进步，但绝不能容纳真理与实在。所以，波普的科学观是一种特殊的进化论观点。适者生存，证伪扮演了自然选择的角色。
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最大代表自然是库恩，此外还有赫西、拉卡托斯与普特南。库恩哲学可以他新康德主义的"范式"（作为科学认识的先决条件）概念来概括。库恩的直接继承者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后者的深层思想先驱是曼哈姆与卢卡奇，而其主要观点即为社会建构。社会建构论有三点值得注意，它的约定论与相对主义使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论战的战火越烧越盛。它的有限理性、特殊情境下的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对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有很大影响。第三，它几乎取消了客观性这一概念。因而如何对待客观性成了论战的一大焦点。在形式上，有人企图用结构主义来重构客观性。在本体论上，有人企图用自然对主体建构能力的抵抗程度来定义具有历史特征的客观性。
自80年代以来，一个共识是，知识不是纯经验的产物，而是建构出来的。建构的前提不是先天的，而是已有的历史、文化与概念结构。而建构的后果，使主客体间的关系（海德格尔"向自然提问的方式"）或进一步建构的前提发生了变化。这样，建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使知识成为一个动力学过程。
哲学上，这意味着意义已从原来分析哲学的指称挪到实用主义哲学中的生活实践结构，或维特根斯坦的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及由此决定的（库恩的）词汇结构（Lexical Structure）。这就从语义学转向语用学。值得一提的是范·弗拉森，在他的建构经验论时期，他是纯经验论者。为了讨论客观性，他不得不求助于结构主义（90年代，语义方法、模型论方法等），但结构主义不解决指称唯一性问题。近年来他已转向求助于"我们的语言"这一概念，企图用语用语境来解决意义指称问题，这就与实践主义、历史主义合了流。
20世纪科学哲学中还有一支研究自然科学的概念基础及其形而上学本体论含义（自然哲学）。最主要的当然是量子物理学解释问题，主要有测量问题（几率的本体论解释）和非定域性（整体关联）。解释问题的焦点当然在能否把量子世界还原成经典世界。玻姆认为能，波普认为不能。Propensity本身是一种新本体。此外，量子场论对真空涨落的发现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本体论图像，包括宇宙起源在内。
另一个领域是生命哲学，薛定谔用信息来定义生命，而生命信息用结构（DNA）来传递。载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结构及其传递信息的功能。
哲学家要问：能把生命还原为信息吗？同样，能把认识还原为按规则的计算吗？在语言哲学中与心灵哲学相关联的，还有乔姆斯基与皮亚杰的大辩论。皮亚杰认为概念范畴是在幼儿的社交过程中形成的，而乔姆斯基则认为社交过程只不过促使原先存在于大脑的思维的深层结构显示了出来。显然，这是康德先天范畴的自然主义的表达，而新近的认知神经科学关于感知、运动、数学逻辑与客体、因果概念结构的研究成果看来是支持乔姆斯基的。
但是还有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这里认识对象离不开主体，意义不由指称，而由它与生活的关系，由规范，即社会、政治、伦理的可接受性所决定。
在经济哲学上，远有纽特拉与哈耶克之争，早在1915年，纽拉特按战时经济、实物经济的经验第一个提出了中央计划经济的思想，比列宁、布哈林还早；而哈耶克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最著名辩护士。哲学上，这是一个如何看待人类理性（看得见的手）与自然理性（看不见的手）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理性能还原到个人理性（追求私利）吗？如果不信集体理性，那一切都可用博弈论来解释。第二，社会经济生活有无客观"自然规律"（经济平衡、均利、市场），如果认为有这种规律，而且认为人类理性对此无能干预，不可能脱离开这一"自然"理性去创造理想的社会实在，那完全的自由市场就是最值得崇拜的东西了。显然，哲学上，这里有实证主义（被动主体）与辩证法之争。在政治科学的哲学上，同样也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还原论与阶级分析、认识论上的经验论（强调数据）与规范解释之争。
要展望未来，就要弄清科学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有哪几种大立场及其主要支持论据，还要掌握新材料。新材料在科学上主要有量子物理学、宇宙学、复杂性研究、生物学和包括神经科学在内的认知科学（概念基础、形而上学本体论特征及主客体关系问题）。另一个是科学学（Science Studies）方面的。在我看来，理性、进步等都已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定义客观性与真理。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怎么看相对主义。注意，相对主义与客观性并不冲突。
大体上的趋势：（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要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与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这里二元论与辩证法、还原论与突现论等，都将是研讨的热点。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走向分析
江怡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英美的科学哲学领域基本上趋于一种沉寂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包括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等人在内的科学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都面临着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而后来哲学家的所有修补工作，都无法完全取代从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那里得到的关于科学哲学的研究模式。可以说，目前为止，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尚未出现能够引起“革命”的理论，如同波普尔和库恩的思想曾在这个领域带来的革命那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哲学家们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成就，也不表明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已经衰落或消退。事实上，哲学家们对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从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各种版本的“科学哲学导读”、“科学哲学指南”等书中的综述性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来。
从总体情况看，当代英美科学哲学的基本趋势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第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趋于缓和，特别是出现了一些试图调和这两种科学哲学的观点；第二，对各门具体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方法论研究，特别是一些具体自然科学领域带来的重要哲学问题引起哲学家们的思考，如医学、计算机科学、思维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问题；第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并有可能成为不久的将来的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英美科学哲学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哲学事件。这场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围绕“科学能否表达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展开的，但更深刻的分歧却是在于科学假设的实在性问题。科学实在论一方坚信，科学假设虽然可能无法用经验的方法得到证实，但它们设定的实体或过程却是在整个假设中起到了基础作用，因而，应当承认这样的实体是存在的或这个过程是真的。这种信念的根据就是科学推理中的“溯因法”或“假说推理”（abduction），即对于无法用一般规律解释的现象，可以为它们找出共同特征并形成新的理论，用其中的一个现象作为对这个新理论的经验检验。事实上，这是根据对科学成功的解释活动来保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反实在论者的尖锐批评。在反实在论者看来，科学的目的不是要证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而是要寻求科学理论的恰当性；在这种意义上，对科学成功的解释并不能，也不需要保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而只是说明了成功了的科学假说在一个具体的场合或语境中发挥了作用，但这并不需要保证其中承诺的实体是存在的或这个过程是真的。
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概括。美国霍布金斯大学的阿钦斯坦（Peter Achinstein）教授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焦点分别概括为三个方面：[1] 在实在论方面，第一，诉诸于常识，就是说，实在论基本上是一种直觉的观点，即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中谈到了原子、分子、质子等等东西，那么它们就应当是这个宇宙中独立存在的成分。第二，“奇迹”论证或“对最好解释的推论”：假定一个理论T“拯救了现象”，那么对这个事实的最好解释就是实在论，就是说，这个理论是在实在论的意义上为真，比如，它所描述的实体是存在的，这些实体具有这个理论所赋予它们的属性等等。如果这个理论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为真，那么说它“拯救了现象”就会是一个“奇迹”。第三，“共因原则”的论证：假定两个可观察的事实或事件之间相互关联，那么，就一定是其中一个造成了另一个，或者是第三者造成了这两个。这个第三者可能是不可观察的，但由于它是两个可观察事实或事件的共同原因，所以，应当假设这个第三者的真实存在。
在反实在论方面，第一，诉诸于经验论，就是说，反实在论比实在论更容易在经验上得到满足，我们无需假设任何神秘的、不可观察的或未知的世界，超越了现象界的世界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在科学上则是多余的；而且，即使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它也不是科学家所能了解的世界。第二，诉诸于本体论上的简单性，就是说，反实在论比实在论更容易在本体论上得到满足，它只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可观察的实体，谈论不可观察之物仅仅是为了组织我们关于可观察之物的知识的一种方式而已。第三，诉诸于科学的目的和实践，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家的目的不是要带来关于独立存在的不可观察之物的世界的真实陈述，而仅仅是为了“拯救现象”，特别是他们经常使用不可兼容的理论和模型。
当然，阿钦斯坦的这种概括主要是根据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关于观察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分歧。莱昂斯和克拉克则提出了对科学实在论的三种反对意见：第一是直接针对“无奇迹的论证”（no-miracles argument），认为科学实在论提出了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即为了寻求对科学理论成功的解释，就必须在求助于奇迹和推论我们的理论大致为真之间进行选择。范·弗拉森就提出了另一种达尔文式的选择：成功是理论生存的需要，如果我们的理论是不成功的，我们就不必保留它们。劳丹、雷谢尔（Nicholas Rescher）、法埃因等人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认知实在论的核心问题，因为在认知实在论者看来，真理提供了比非实在论者更好的解释。
另一个非实在论论证来自数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主要代表是迪昂、蒯因和范·弗拉森。他们认为，任何成功的理论都会大量经验上的竞争对手，虽然是无法比拟的。由于每个对手都会与我们的理论共有经验上成功的机会，因此，我们无法证明我们的理论就一定强过其他的理论。虽然我们的理论成功了，但这并没有证明我们的理论是真的。但实在论者会反驳说，我们并不能在经验上对每个理论都产生平等的对手，经验上的成功并不只是在认识论上具有价值，我们也可以通过求助于其他的超经验的好处如简单性来选择我们的理论。但非实在论者反对用这种超经验的长处来证明信念。
第三种重要的非实在论论证是历史上的。它认为，科学实在论仅仅提供了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设，它开始提出的成功理论无法被解释为真的。这种论证目前最为流行的形式是悲观主义的元归纳，即认为，我们曾经有许多成功的理论，现在却被证明是假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理论也可能在以后被证明是假的。[2]
目前围绕科学实在论的论战大多是试图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寻找妥协方案。其中一种妥协是认为，实在论是关于科学理论中所描述的实体存在的问题，而并没有考虑科学理论的真的问题，这种形式的妥协被称作“实体实在论”，这主要是一种认识论观点，即认为真理陈述应当基于实验操作。目前不少哲学家认为自己是科学实在论的反对者，但却同意实体实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实在论才是关于被操作的实体的存在，并把这看作与关于科学理论真理性的实在论相悖的。不过，仍然有哲学家认为，这两种实在论都有共同的假定，即认为科学推理的规则是普遍的，对这些规则的证明是哲学上的。对这些假定的挑战，导致了语境主义的实在论，即仅仅承认具体科学领域里的经验材料的存在。
对历史在科学理论成功上的作用，哲学家们同样给予了关注。比如，莱昂斯就表明了，科学上的大量成功恰好是来自以往被看作是错误的理论，因而实在论者通常求助于新的成功并没有解决历史问题。还有哲学家指出，实在论并不具有科学理论的地位，因为真理并不是解释性的。
在当代哲学家看来，科学最初是对常识的扩展，保持了强烈的常识推理。但科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挑战常识的平台，特别是当代科学越来越表现出与常识的冲突。由于科学实在论者试图根据成功的科学理论去证明我们的信念，因而当代科学实在论也与常识发生了冲突。然而，科学实在论者却始终承认常识的观点，认为存在着独立于心灵的对象，它们都存在于外部世界中；而科学实在论的拥护者也求助于常识的实践去证明他们的溯因法的用法。这样，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常识就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既冲突又依赖。作为这个两难的解决，一些哲学家把科学推理看作与常识推理同样具体的，语境的，因为它们都是经验的和社会的，这样就不应当承认有普遍的科学逻辑；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由于常识给我们提供了真实之物的标志，因而实体实在论应当是与这样的常识相一致的，如哈金所说，“如果你可以喷洒它们，它们就是真实的”。在科学与常识的关系上，塞拉斯对“科学的形象”和“显现的形象”之间的区分在当代哲学家中仍然有很大影响，不少哲学家从他的论述出发，更多地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范·弗拉森对“科学的形象”的反实在论处理方法。
二，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
对自然科学具体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成为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方面，其中被看作是热点领域的是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仍然在研究进化论问题以及分子生物学问题，对基因的研究主要是与进化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对生物学进展的研究构成了新的起点，并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随着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医学哲学也成为新兴的重要领域，社会科学哲学仍然是一个工作重点，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模式已经从社会学转向了人类学。经济学哲学，特别是博弈理论模型，逐渐成为了一门多少有些普及的学科，这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兴起，到了60年代基本消沉下来，只是由于生物学运用博弈理论重塑进化过程以及实验经济学家试图以经验模式研究经济行为，才使得这个学科得以复兴，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哲学家把博弈论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
当然，最大的变化是心理学哲学的复兴，这个学科以往是与哲学心理学、心灵哲学、行为主义、认知科学以及关于精神的性质问题等联系在一起的。但“认知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哲学的发展，这使得认知研究逐渐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包括了实验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这些领域重新定义了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如表象、解释还原、确证等等。例如，确证理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新确立了最初由亨普尔提出的确证功能模式，认知科学所解决的问题重新塑造了科学本身的性质；同样，神经科学与传统哲学问题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如对表象和知识的研究。
历史地说，认知科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发生转变的时期。许多导致了哲学转变的思想动力同样带来了新的认知模式，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计算机的影响，特别是它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因为计算机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推理和处理工具，而且是思考人类以及思考科学的一种模式。甚至有哲学家认为，未来的科学哲学应当是“计算和信息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计算”（computation）、“复杂性”（complexity）、“系统”（system）和“信息”（information）应当是最为基本的概念。不仅如此，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计算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只有在大量研究计算哲学和信息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恰当的解决。这样，由此就产生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计算机伦理学”、“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和人机互动”、“互联网文化”、“数码艺术”，“人工智能”等等。同时，这种学科的出现也使得传统的哲学问题得到了新的解答，如“身心问题”、“关于实在世界的本体论”、“语言与知识”、“逻辑与概率”以及“科学与技术”等等，也为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崭新的问题，如“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信息世界中的超文本”、“纳什均衡问题”（Nash Equilibrium）、“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计算模型”等等。[3]
哲学家们在这些具体学科中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们都明确地反对把科学和哲学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发现把自己想象为所谓“理论的”科学家是很合适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实际地阐明他们所研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实质性变化。
当然，仍然有一些科学哲学家继续关注科学的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关于科学史的内在主义者（internalists）和外在主义者（externalists）之间的争论，这最终由于历史学科本身转向了社会史而远离思想史，导致了外在主义者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另一方面，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也符合以相对主义思想刻画历史时期，或以文化相对主义刻画文化人类学。这里的关键是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因而属于历史和文化的偶然。为了研究这种人类活动，我们就必须了解科学家成长、学习和工作的社会文化环境。他们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文化的或认识上的具体特征，才使得科学家们持有他们的共同观点。在这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种观点要比其他的观点更好一些，因为一切都是由这些科学家们共同的时代和文化决定的。
但这种相对主义往往会使人们担心科学的价值和地位问题，因为文化相对主义是与种族相对主义密切相关的，在价值与科学的关系上最有影响的问题是来自医学的价值问题，医学实践和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医学伦理学的实际问题，如生与死、医患关系、知情权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实践上需要很快能够给予解答。这样，伦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就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医院的日常决策和重新制定健康政策等事务之中。而科学哲学家这时也体现出自身的用处，因为他们实际地了解在做出有用的决定中所需要的科学，他们可以研究决策的各个方面和对证据的使用。此外，伦理学的另一种实际作用还体现在职业伦理学方面，这些目前成为实践的或应用哲学的重要方面。
科学哲学在讨论价值问题时涉及到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关于如何把科学作为日常决策的基础，如领导决策问题、全球变暖问题等等。同样，在讨论现实的科学研究中仍然会涉及到价值问题，如在选择某类实验范式时所倾向的价值，或者是，在对艾滋病研究上而不是在对痢疾研究上投入更多的金钱，同样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同样带来了许多价值问题，如性别倾向直接影响了科学的实践活动。
当然，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原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和话题并没有完全消失。正如马哈莫（Peter Machamer）所说，“科学哲学家们仍然困惑于什么会带来好的解释、什么样的证据会为理论提供什么样的确证、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分究竟是什么。这些是会不断出现的科学哲学问题。如今，我们仍然试图以具体的方式回答它们，这些方式会对科学和更大的世界产生影响。”[4]
三，后现代的科学哲学
历史地说，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或者说，反实在论对实在论的批判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对“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对科学性质的理解，例如大卫·伯姆、大卫·格里芬等人把当代科学的发展看作是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因而认为，“后现代科学必须消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5] 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确抓住了现代量子力学的建立对摧毁传统科学观的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多是从科学的外部看待科学的演变，特别是从现代神学和宗教的角度面对现代科学的进步（如《后现代科学》一书的许多作者对宇宙创始说、现代有机论以及灵学的推崇），因而，这种后现代的科学观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哲学家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上的争论引发了哲学家们对科学性质的重新理解，这既是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也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产物。“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的出现被看作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争论过程中的第三阶段。[6] 现代科学表现出的不确定性、非决定论、非连续性等特征，使得科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极大挑战。正是在这种科学发展的背景中，蒯因用实用性标准取代证实说，把本体论承诺与经验事实区分开来；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理论把前后相继的理论看作是不可通约的，把科学理论的确定性解释为科学家们的信念所至；费耶阿本德提出无政府主义的研究纲领，主张科学研究“怎么都行”，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反实在论思潮逐渐转向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其最大的后果是否定了认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主导作用，最后否定了科学真理的存在。在这种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思潮中，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劳丹、范·弗拉森等人。  劳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规范的自然主义”观点，已经包含了明显的反实在论特征，特别是他反对普特南提出的“趋同的实在论”，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趋向某种关于实在的真理，而是为了达到不同的科学规范，因此，在他的自然主义理论中，科学方法是与科学目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法决定了有什么目的，而这样的方法又是与价值密不可分的，因为价值要求和方向确定了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在这种意义上，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或单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这种观点被看作是反实在论的观点中较弱的一种形式，但由于劳丹对库恩以及拉卡托斯等人的历史学派观点给予了严厉批评，因而他的观点在后现代的科学哲学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范·弗拉森（Bas C. van Fraasen, 1943- ）是当代美国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被看作是反实在论阵营中的主力成员。他于1980年发表的代表作《科学的形象》一书，被看作是开启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他提出的“建构的经验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明显地带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征。[7] “建构的经验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经验上的适当性”，就是说，“如果理论关于世界上可观察物和事件的描述是真的——确切地说，如果理论‘拯救现象’，那么理论在经验上就是适当的。精确一些地说就是，这样的理论至少有一种模型，使得所有实际现象都可以填充进去。”[8] 由此，他为科学制定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具有经验适当性的理论，而且认为，理论的接受仅仅与相信理论具有经验适当性的信念有关。范·弗拉森工作的意义绝不仅是为反实在论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更重要的在于，他改变了以往谈论科学哲学的方式，彻底放弃了科学哲学对科学理论真理性的追求，把科学哲学研究完全建立在经验适当性的基础之上，用经验上的实用标准取代了以往的科学客观性的标准。这些都使得当今西方的科学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使得科学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而这些正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明显特征。
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
吴国盛
在“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这个题目之下要谈的，不是海德格尔与通常英美科学哲学的关系──尽管海德格尔与英美后经验主义或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并非没有思想传承关系──而是海德格尔对科学的本质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完全可以纳入广义的“科学哲学”或我所谓的“第二种科学哲学” 的范围。本文着重阐释和分析海德格尔的两个重要思想：“现代科学的本质是现代技术”、“数学化作为现代科学的突出特征属于现代技术的本质”。
1、思想背景简述
海德格尔的思想着眼于挖掘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形而上学思维的根源，并在刨根问底的过程中，完成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和超越。他认为，由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支配着全部的西方哲学史。“贯穿全部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变化着的形式保持其决定性，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 这个形而上学传统以其对存在问题特有的领悟，决定着西方思想的基本走向，决定着西方人对人、对物、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它“以给出理由的表象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因为从哲学开端以来，并且凭借于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arche[本原]、aition[原因]、prinzip[原理]）。根据是这样的东西，由于它，存在者作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才成为在其生成、消亡和持存中所是的某种可知、可处理、可制作的东西。作为根据，存在把存在者带向其实际在场。根据显示自身为在场性（Anwesenheit, presence）。” 这个传统极为深厚，以致我们要对它有所反思都很困难，而海德格尔就把“思想”的任务规定为克服形而上学。所谓克服就是经受并显露它的极限。
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创造了我们的历史，而由这个历史所标定的我们的时代正在终结形而上学本身。所谓形而上学的终结，就是它进入了它的极端状态即完成形态，展开和穷尽了它所有的逻辑可能性。这种哲学终结论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从黑格尔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哲学家宣称哲学终结。海德格尔的独特性在于他对哲学终结的理解和说法。这些理解和说法中最令人惊异的是，他说哲学的终结主要表现在现代技术的支配性。“技术这个名称本质上应被理解成‘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为什么说现代技术表现了形而上学的极端和完成形态呢？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本质上不是什么机械设备之类的技术性的东西。首先，它象历史上一切传统技术一样是作为真理的开启方式而发挥作用的：技术不单纯是工具和手段，而是展现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去蔽方式，是对物的塑造。其次，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的区别就在于，它对物和存在者的展现不是一种对“物性”的“带出”，而是“挑衅”意义上的“强使”（Heraufodern）；它不是保护着物之物性的完整性，即海德格尔所谓“天地人神”的四重性，而是一种单向线性的“预置”（bestellen），使物不再是物，而成了“持存物”（Bestand）；由于这种单向线性的运作，使得现代技术成了单一的去蔽方式，而遮蔽了和排除了其他的去蔽方式，结果现代技术的本质运作以“座架”（Gestell, Enframing）的方式进行，即以一种无从逃避、遮天盖地的方式规定着现代存在的显现方式。于是，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存在的命运，也是形而上学的最后一个极端形态。
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思考非常丰富，这里不能全面展开。我只简单解释一下为了进入本文的主题而必须涉及的那些方面。
首先，海德格尔的“技术”是在现象学意义上谈的，不是我们通常指称的机器、机械、工具、仪器等，这些东西他称之为“技术的东西”。但是，“技术”是“技术的东西”得以可能、得以被理解的本质。“技术”作为本质，先于“技术的东西”。“一般来说，机器的利用和机械的制造本身还不就是技术──它还只是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在这里技术的本质在其原材料的对象特征中被建立起来。”
其次，海德格尔特别强调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物的展现，世界的构造。什么样的工具被运用，就意味着什么样的世界被呈现出来。任何手段被纳入技术，只是因为该手段的运用适合于技术已经开辟的世界。“对我们的祖父母而言，一座‘房子’，一口‘井’，一个熟悉的建筑尖顶，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的斗蓬，依然有着无穷的意味，是无限亲密的。几乎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这样的容器，他们在其中发现已有人驻留，并且可以往里添加人的东西。现在有了从美国闯入的空洞无关痛痒的东西，假冒的东西，是生命的赝品。……一座美国人所理解的房子，一个美国的苹果或葡萄树，与我们祖先的希望和思想所寄托的房子、水果和葡萄都毫无共同之处。”
再次，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的一个差异在于，现代技术以“预置”的方式展示物、构造世界，使得“物”都成了“持存物”。正是这种“预置”的去蔽方式将表面看起来都是“改造世界”的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区别开来。现代水利设施之所以与传统的手工水罐不同，因为后者汇集天地人神，而前者向现代农业“预置”；莱茵河上的拦河电站之所以与古老的索桥不同，也是因为后者汇集天地人神，而前者向着现代电力工业“预置”。预置就是为着单纯的目的、留取单纯的功能、指向单纯的存在者的某种关系网络，它原则上不考虑丰富而复杂的物之物性的保有。预置使本质先行。为了解释这一点，海德格尔不无俏皮的说，由于拦河大坝向着电力工业体系预置，而莱茵河流向着水流压差的提供者预置，所以，与其说拦河大坝建在莱茵河上还不如说莱茵河建在水电站上。
最后，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浓缩成一个生造的词“座架”（Gestell）。按照德语的构词法，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将所有的“摆置”（stellen）会聚（Ge-）起来。用“会聚”来说明技术本质的运作方式，与海德格尔对通常技术概念中人类学倾向的批判有关。通常人们不仅把技术理解成工具和手段，还把它理解成属于人的、为人所利用的东西，这后一方面海德格尔称为人类学的技术观。在他看来，技术作为真理的显现方式，决不可能是属人的，相反，人倒是属于这种真理──有什么样的真理运作，就有什么样的人性。所以，技术手段和技术体制的变迁也好，技术对于时代的支配性也好，决不是人自身的一种主观上的选择。它作为存在命运的赠与，倒是也支配着人自身。同样，现代技术的“预置”行为并不是属人的由人类来选择和行使的一种方式，而是存在的命运。为了体现这一点，海德格尔不惜生造一个词“座架”，来概括现代技术的本质运作方式。
2、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的区别
我们都听说过，现代技术与前现代技术的区别就在于大量的应用现代科学，从而使现代技术的规模和深度达到了手工技术所无法达到的程度。现代技术的成就通常都归于对科学理论的大量应用。但与这种通常的看法相反，海德格尔认为，说现代技术是现代科学的应用并不错，但并未切中实情，就象说诗歌是字母的某种排列并不错但没有切中实情一样。从本质上讲，现代技术支配着现代科学的展开。
这样的讲法涉及到对某些历史事实的再解释。众所周知的是，现代科学发源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而现代以蒸汽机和电动机等动力机为代表的技术只是在18世纪才开始兴起。这样的历史顺序很难支持现代技术支配着现代科学的讲法。不过，海德格尔对于历史学的东西（historie）与历史的东西（geschichte）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即历史学的东西只是在技术时代才出现并与历史的东西相混同，也就是说，历史学作为科学本质上受制于现代技术，而历史的东西才是人在绽出的向真理敞开时达成的属于技术时代之本质的东西。所以，历史学上技术对于科学的滞后并不能说明历史意义即本质意义上技术对于科学的占先。现代科学尽管先于现代技术出现，但这只是表明那个起支配作用的本质性的东西是最晚公开的，只是从历史学上才有现代科学先于现代技术，而从历史的实情来看，则现代技术作为本质性的东西先行支配着现代科学。
如果说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的区别的本质不在于现代技术是对现代科学的应用，那么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的区别的本质从而现代科学的本质在哪里呢？通常对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之区分的看法有三点：第一，认为前者从事实出发进行归纳，而后者从普遍性的命题和概念出发进行思辨演绎；第二，认为前者从事实验并且以实验方法证明它的知识，而后者主要是一种理论性知识；第三，认为前者是一种计算的和测量的研究，是定量的科学，而后者主要是一种定性的科学。海德格尔认为，这三个看法具有内在的联系，但根本上是含糊不清的。
首先，说现代科学从事实出发而前现代科学从普遍性的命题和概念出发，正确但不全面。前现代科学也讲事实、观察事实，现代科学也使用普遍性的命题和概念。当代实证主义者把这种观点推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地步，以致于完全歪曲了16、17世纪科学革命史的真相。那场科学革命作为现代性的开端是伟大的──任何创造一个时代的开端都是伟大的，那种原始的创造力在时代被开辟出来之后才慢慢消磨殆尽──科学革命家们既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决没有什么绝对中立的事实，一个事实总是在一个概念说明体系中成为事实；他们均自觉地创造新的概念体系以便引出新的事实领域。于是，使用事实与使用概念的区分就不能构成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之间的区别，因为它们都观察事实，都讲概念和普遍命题，决定性的区别在于它们如何设立概念以及如何在概念之下开辟自己的事实领域。
海德格尔的这一洞识与库恩的范式理论有着惊人的一致，在批判实证主义的“硬事实”方面，他们都强调了事实对于背景理论的依赖性。范式如同时代性的去蔽，决定着科学家以何种方式去掌握事实，以何种方式去论证。从历史线索上看，我们似乎还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思想通过一个曲折的途径与库恩的思想有内在的关联。库恩科学哲学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主要思想来自他对《哥白尼革命》的思想史研究，这一研究在主导思想上主要受惠于思想史学派的主要开创者俄裔法国科学史家亚里山大·柯瓦雷（Aleander Koyre）。柯瓦雷1939年出版的《伽利略研究》一书成为科学史中思想史学派的开山之作，也是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的真正策源地。在那本书中，柯瓦雷表明，支配着伽利略科学工作的决不是什么纯粹事实的发现和归纳，而是创造概念体系从而开辟新的事实领域，以对抗极为强大的经院哲学的自然解释体系。柯瓦雷曾经求学于希尔伯特、柏格森和胡塞尔门下，还写过论海德格尔哲学的文章 ，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30年代的思想非常熟悉。胡塞尔1936年发表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前两个部分，以及海德格尔1935-1936年在弗莱堡大学的讲演《物的追问》中关于近代科学的起源的有关思想，对柯瓦雷肯定有影响。
其次，把现代科学归于实验科学并以些构成与前现代科学的区别也不充分。古代科学也从事对事实进行特定排列从而获取关于事实状态的信息的实验，但问题依然在于如何从事实验，把什么的东西看成事实，对事实如何进行排列，通过实验要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实验的方式总该是与对事实的概念规定的类型以及使用概念的方式相联系的，也即与对物的前概念（Vorgriff, preconception）的把握联系在一起的。” 海德格尔因而不同意把罗吉尔·培根看成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认为他始终活动在亚里士多德所规定的范围内，他做实验只是要求用对事物本身的观察来代替对理论的探讨。而这并不能构成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分水岭。
最后，把现代科学归于计算和测量的科学也没有指出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因为古代科学同样进行测量和计算，问题还在于如何运用计算和测量，计算和测量对于把握对象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在对通常关于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之间区分的三种看法进行分析之后，我们立即就能看出，在海德格尔看来，决定着现代科学之特质的也决定着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之本质区别的，是它对物之物性的特有的形而上学筹划。正是这样的筹划，构成了现代与前现代的本质区别。
3、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物的经验：数学化的自然图景
现代科学展开了一幅数学化的自然图景。通过数学化，物被置于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之中的由力的定律所支配着的物质微粒，它是可计算的、可预测的，因而是被充分“预置”的，作为千篇一律被数学的预置的东西，它们是绝对等价的。在现代自然图景中，有区别的只是量，不再有质的区别。“空间被等同于几何学的领域，时空则被等同于数的连续统。人们曾几何时以为自己生活着的世界──一个到处是颜色和声音，空气中散发着芳香，充满着欢乐、爱情和美，满目是有目的的和谐和创造性的理念的世界──现在全被挤压在有机体的大脑上某一方寸之角里。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一个僵硬、冷酷、无色无声的死寂的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可以数学计算的按照力学规律运动的世界。人直接感知的质的世界成了外面那个无限机器的一个很奇怪而且相当次要的外观。”
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它取决于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物的经验。何为一物？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古今自然经验的差异来搞清现代科学中物的经验。对希腊人而言，物分两类，一类是自身涌现出来的自然的东西即physical，一类是被制作出来的即poioumena。可以与现代科学相比较的部分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物的理论。与现代相同的看法是，自然物是运动的。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物体的“运动”与“位置”发生着内在的关联，因为物体的运动受内在的原因所支配，这个东西就是physis（本性）。这些内在的原因表现在，“重”物下落，“轻”物上升，“重”和“轻”属于物性，而物性就支配着运动。“上升”和“下落”具有某种相对于大地参考系统绝对的意义，这一绝对性最绝对的表现是“月下天”的运动与“月上天”的运动是根本不同性质的。月上天的运动是完美的圆周运动，它将在位置改变意义上的位置运动包含于位置本身之中；月下天的运动是直线运动或混合运动，永远不完美的。这两个领域运动的差异显示出，一个物体如何运动取决于它处在什么位置。处所决定运动方式。在月下天的直线运动中，起支配作用的依然是物体所在的处所。所有的物体都有一个天然处所，处在天然处所之中，则达到它的目的地，回归其自身中，运动就不再动力，而不在其天然处所，则回归天然处所的趋势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驱使着它的运动。物体越接近它的天然处所，运动速度就越大。对于受迫运动而言，因为在物体的本性中并不含有任何内在的这种运动的原因，所以它只是在抗拒的意义上与物体的本性相关联，因此受迫运动在起初的推动力消失之后运动将越变越慢最后归于停止。
在亚里士多德的这套物性和运动理论中，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天然运动的原因在物体的天性中。后来的经院哲学将之概括为：运动方式遵循存在方式。
与这种古代和中世纪的物性和运动理论相对照的现代理论，是以牛顿第一定律为基础的。这个定律最早由伽利略提出，其标准表述见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每个物体都保持其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除非有外力作用于它迫使它改变那个状态。” 海德格尔从这个定律中看出了8点独特的地方：
第一，这里的“每个物体”的“每个”表明了在月上天与月下天这种地域之间的区分被取消了，本质上，月上天的物体和月下天的物体都是相同的；第二，原来特别指定给月上天物体的圆周运动形式对于直线运动的优越性消失了，相反，直线运动方式成了决定性的，但这种决定性并不导致对天上与地下的区分，而是把天上运动和地上运动均统一在这种直线运动中；第三，“位置”的概念发生了改变，不再有什么与物体之本性相适应的“天然处所”（natural place），任何位置都适合于任何物体，位置只是物体的一种可以在运动中变化的状态，于是“运动”的概念也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对运动的规定和论证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需要追问的不再是运动持续的原因，因为运动的持续性已经被假定，需要追问的是运动状态的改变的原因。从前天球的圆周运动属被假定者，不需要解释，而今被假定的是匀速直线运动，这种圆周运动是需要解释的。第四，运动不再根据物体的本性和能力来规定，相反，力得从运动方面得到规定。运动状态的改变显示出力的作用从而力得以被规定。第五，运动被看成位置间距离的变化，因而被量化。运动是按照运动量被规定的。第六，天然运动与受迫运动之间的区别被消除。第七，与这种区别的消除相应，自然的概念也发生变化。“自然不再是物体运动所要遵循的内在原则，而是物体的变化着的相对位置的多样格局，是物体在空间和时间中在场的方式；物体本身就是可能的位置次序和次序之规定性的领域，并且任何地方都不具有特别的优先性。” 第八，研究自然的方式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性变化。
海德格尔认为，在牛顿第一定律之中包含了科学世界图景所有本质的方面，而构成这些本质变化的基础就是数学化。牛顿把他的既是集大成又是开创性的著作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正是名符其实。为什么说在第一定律之中已经把近代自然图景的数学化特征暴露无遗呢？表面上看，第一定律只是一个定性的定律，只是到了第二定律才给出了力学方程。然而，数学化作为某种决定性的东西，不等同于量化，量化原则只有在数学化起支配作用的时候才成为科学的基本原则。数学化是作为对物的筹划而发挥作用的。
在第一定律中首先确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物”的概念，这个物绝不是现代科学自己声称的基于经验事实。在经验中，我们不可能发现一个按照第一定律运动的物体。不仅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纪人们的头脑中，这样的物体连想象都不可能，因为惯性运动起码要求一个无限空旷的空间作为保证，而那时人们头脑中的空间既不无限也不空旷。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物体的运动与它所处的处所相关，不同的处所与天然处所之间有一个不同的距离，因而有不同的天然趋势，因此在物体的天然运动过程中，速度必定是不均匀的。
因此，第一定律不只是在给出物的运动规律，主要是在创造物的经验本身。伽利略主要通过“理想实验”来提供对新物理学有利的实验“事实”，这个理想实验就是一种在思维中的构造性实验。理想实验对于新物理学的确立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证明了科学革命主要是观念变革，是世界图景的再创造，这其中，“物”之物性的筹划是特别起支配作用的。
如果说这个筹划是数学化的，那数学化又表现在何处？海德格尔指出，数学化对物之物性之特定的筹划就表现在“公理化”方面。“公理”是指那些预先给出的规定和陈述，公理化筹划则是指，任何东西被作为什么，均依赖于那些事先已经给出了的规定和陈述。首先是物之物性被按照公理化的方式被筹划。牛顿在《原理》中一开始就仿照《几何原本》的方式给出了一大堆定义、公理，由这些定义和公理，物之物性也就被勾勒出来：一个物体作为一个由牛顿物理学勾划出来从而被现代世界图景所接纳的物，首先是在牛顿的时空领域中在场的存在者，它拥有质量因而按照牛顿定律与其他物体发生可以被数学化量化的可以被计算的预定的关系；一件事情被看成一个自然事件，当且仅当它是在无限均匀的时间长河与无限空旷且均匀各向同性的空间之中可以量化的事件。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空间坐标中的位置关系、时间坐标中的时间关系、质量和力，而这些东西均在定义和公理中被预先给出。由于这些预定了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和运动关系，在牛顿世界中，物禀有某种同一性，因为这种同一性，精密的数字式测量成为可能、复杂的数学计算成为必需，于是导致一种狭义的数学被现代科学所要求并与现代科学一道被同步创造和发展出来。今天人们把这种狭义的数学看做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外在的、甚至似乎还是偶然的起因，实在是倒果为因。因为数学的筹划支配着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才去要求一种狭义的数学。狭义的数学与现代科学一起都是作为数学筹划的产物而相遇。
正是这种数学化的筹划，自然才成为一个数学化的领域，摆置物体以求探得更多信息的experientia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实验”。现代科学之所以是实验科学首先因为它是数学的，是数理科学。“对事实的实验渴求是以往对一切事实的数学跳越的一个必然结果”。通常科学史家所说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的对立 ，只是历史学的，而不是历史的，并未触及到现代科学的本质。实证主义的那种现代科学是事实科学的断言，只是在这种数学化的筹划作为筹划被完全遮蔽之后才会兴起。
自然被数学化后，自然事件便禀有那种根本上的透明性，即通过数学计算的可预测性可确实性。拉普拉斯因而能够提出一种精灵，这种精灵拥有无限的运算能力，因而可能依照牛顿运动方程把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部计算出来。这种万能计算者也被称拉普拉斯妖，是数学精神的一个体现。
4、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
海德格尔同时说到了现代科学是技术支配的，也是数学筹划的。技术支配的特征是“预置”，而数学筹划的特征是先行“设置”（setzen），同样是“预置”（bestellen）。通过数学筹划，技术作为座架支配着现代科学。
现代科学作为受座架支配着的敞开领域的拓展活动，其本质是“研究”（Forschung）。所谓研究，是指在开辟某个存在者领域中的程式活动。这个程式活动首先是展开一个领域即筹划一个领域，而在展开和筹划中，方法先行起着作用，使得它的筹划沿着“法则”和“规律”的制定和把握的方向，来真正把自然领域明晰的开辟出来。
现代科学将自然物“预置”成时空网络和相互运动网络中的质点间的力的作用体系，而这里的时空网络和相互运动网络已经预定──绝对时空和位置变化，力的作用方式也被预定──牛顿运动方程，所有这些均是数学筹划的结果。有了这些筹划，任何未知之物均可以通过已知之物来得到说明，同样，未知之物都将进一步证明已知之物。
实验也参与这一筹划活动。实验如何设计，取决于它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评价一个实验是否成功，也要看它是否达到了它的目的。实验的目的，一般说来，就是创造或改变某种条件使得某种运动关系成为可预先计算出来的。一个预期的结果没有出来表明实验是失败的。当然，实验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果也可能正表明是成功的，如果从另一种设计筹划来看这一未出现正是所预期的结果。
现代科学日益加剧的分工和专业化，不能看成是它的一个弊端，相反，应该看成是它的本质。海德格尔因此把现代科学称为“企业”（Betrieb），因为它的分工协作、它的有计划有组织、它的研究活动与研究结果之间的相互调节，均与一个工业生产企业的生产流程毫无二致。如同企业生产中，有什么样的流水线就会要求什么的原材料、产生什么样的产品一样，在科学研究中，方法也总是具有对于研究对象的优先地位。在科学研究的企业化过程中，“学者消失了，代之以致力于各种各样研究计划的研究员。正是这些而不是对博学的培养，给予他的工作以尖刻的氛围。研究员不再需要家里有一个图书馆。他总是在走动。他在会议上与人谈判并收集信息。他与出版商签约，后者现在也一起参与制定写什么样的书。” 研究人员就这样自发地进入到技术员的行列。
研究人员在企业建制的研究机构里，把对象分门别类的表象出来。对存在者的表象体现了研究工作所达到的程度：因为表象（Vor-stellen）即是把存在者带到眼前来，对存在者在对象意义上把握住──或者预先计算出来（自然），或者事后计算出来（历史）。存在者在其被表象之际成为存在着的，这透露了现代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即真理的显现方式。现代科学就其作为数学筹划而言，是现代真理方式最重要的开拓者，它在表象、预置、数学筹划中归属于现代技术的本质即座架的运作。
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
孟建伟
【内容提要】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是新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科学哲学的狭隘定位，从而使其走出现有的困境，而且还将大大拓宽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颇为广阔的前景。
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领域里，逐渐出现了不少新的亮点。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就是科学文化哲学的孕育和产生。
所谓科学文化哲学，大致可以看做为这样一种学科或研究方向，即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只不过是它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做认识论的研究，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又区别于一般的文化哲学；其二，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依然是一种哲学研究，因而它比科学历史学、科学社会学等元科学更加靠近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果说，我们将传统的科学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狭义的科学哲学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更进一步说，科学文化哲学将是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深化和拓展。
2科学文化哲学的孕育和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它是在20世纪末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势下孕育和产生的，可以说是对科学哲学的一种重大突破与发展。
众所周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即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然后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然而，这两次重大转变不但没有使西方科学哲学从根本上摆脱理论困境，反而使其大伤元气，逐步从兴盛走向衰落，甚至趋于解体。
那么，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有何途径可以使其解开症结，从而摆脱现有的困境呢？笔者认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困境的症结在于，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学科定位或框架过于狭隘，以致无法应对和解决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所固有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因此，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则是一条使科学哲学摆脱现有困境的重要途径。
具体说来，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基本框架是认识论的和分析哲学的。它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其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分析（或分析哲学）的方法，因而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逻辑实证主义对“世界的逻辑构造”也许可以看做是所谓“正统的”科学哲学的最高成就。
然而，随着20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经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然后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科学哲学的主题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显然，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研究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逻辑结构，历史主义者所关注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则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
随着科学哲学主题的重大转变，人们不难发现，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实质上已经大大拓宽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科学哲学看做是“经验科学知识论”，也就是看做认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或分支[2]。而历史主义者不仅将研究“科学（知识）的逻辑”拓展到研究科学（知识）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从而大大拓宽了“经验科学知识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联系在一起，使得科学哲学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于是，他们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对科学的影响和作用，强调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与其他文化并不存在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以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已经从认识论延伸到了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
至于后现代主义者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则更加宽泛了。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文化的整体”，特别是人文文化。他们反对将“科学的整体”从“文化的整体”中区分开来，强调在“文化的整体”中来理解科学，特别是以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用模糊主义的整体论来彻底模糊科学与艺术、政治乃至宗教的区别。于是，他们不仅将科学消解于整个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而且还将科学哲学消解于一般的文化哲学（特别是人文哲学）。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其症结就在这里：
一方面，随着科学哲学的重大转变，科学哲学的主题和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仔细考察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例如，科学与价值问题、科学进步问题和科学合理性问题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所能应对和解决的范围。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从根本上说不仅是认识论的，更是科学文化哲学的；而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方法当然不仅仅是分析的，更须是综合的、辩证的。
另一方面，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被约翰·洛西看做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它的视野要比逻辑实证主义宽阔得多，但是，很明显其基本定位还是认识论的，而不是科学文化哲学的。他们只是提出了科学与价值（文化）相关联这个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对此做深入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历史主义者们，例如，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人往往回避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去建构自己的科学进步模式或科学合理性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关注的依然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它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逻辑，而历史主义关注的是科学发展变化的逻辑（例如“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进步模式”与“科学合理性模式”等等）。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构造与实际的科学知识严重脱节的话，那么历史主义的各种“结构”、“逻辑”和“模式”与实际的科学发展也有很大的距离。
后现代主义者似乎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症结所在，于是，费耶阿本德不仅“反对方法”，而且还“告别理性”，宣告科学哲学行将终结。费耶阿本德观点的合理因素在于：在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框架内，要使科学哲学走出困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费耶阿本德之所以走向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和非理性主义，关键还在于他并没有超越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思维框架：在他那里，既然一切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那么，惟一幸存的法则就是“怎么都行”；既然一切科学合理性模式都有其缺陷，那么，就应当干脆“告别理性”。罗蒂实际上也采用了与费耶阿本德相同的逻辑：在他那里，既然科学与其他文化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那么，科学与其他文化就没有任何区别；既然科学与其他文化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就可以用文化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哲学）来消解并代替科学哲学。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后现代主义的后果只能导致科学哲学走向真正的终结。然而，随着科学哲学的主题的重大转变，科学哲学的确需要有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打破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框架，使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从而从根本上解开使当代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推动科学哲学进一步向前发展。
3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使科学哲学走出现有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还将大大拓宽科学哲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颇为广阔的前景。
首先，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拓展到价值论。
事实上，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已经深深地触及到科学价值论的内容。例如，库恩解释科学变化发展所使用的最关键的概念——“范式”，其核心内容就是“价值”。在库恩看来，每一个范式都带有自身的价值标准，并且不同范式的价值标准是“不可通约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如同宗教皈依一样，是“一种在不相容的共同体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选择”，在这里并不存在一种可依据的客观的合理的价值标准[3]。而劳丹为了克服库恩的相对主义，写了一本重要著作，书名就叫做“科学与价值”。为了避免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劳丹做了特别的限定，强调他所讨论的价值只涉及“认知价值”（即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标准和规范）。尽管劳丹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提出了一种比库恩模式更渐进的科学发展动力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学变化的连续性问题，但是，他对科学进步的解释依然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最终无法摆脱相对主义[4]。可以说，价值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一大难题。要使科学哲学走出困境，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价值做零碎的、抽象的研究，而应当对其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的侧重点是对科学做认识论的研究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的侧重点则应当转向对科学做价值论的研究。
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里，科学价值论的研究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一方面，它将科学看做是一种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文化或文化活动，而不仅仅只看做是一种认识或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它强调对价值的研究也应当是全方位的，而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研究“认知价值”。总的说来，科学价值论大致包括以下两大块内容：一是研究价值对科学的影响及其作用，目的是真正将科学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研究，从而揭示科学的动力、目的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块内容与传统的科学哲学有关，但其视野要比传统的科学哲学广阔得多。二是研究科学对人与社会的价值，包括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等等，从而揭示科学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块内容显然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范畴，因而往往被排除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之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是认识论的，而不是价值论的。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日益增长并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因而对科学价值论的研究其重要性就显得越来越突出。杰罗姆·R·拉维茨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活动已经改变我们的知识和关于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而在这个进程中，它也改变了自己本身，并且造成了诸多单靠自然科学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在当代，在关于对科学的理解方面最深层的问题是社会的，而不是认识论的。那些到达真理之类的较老的问题已经让位于对科学的健康发展的关注和对其应用的控制的关注。”[5]尽管拉维茨的观点似有可商榷之处，但它的确从一个角度（即从科学对人与社会的影响这个角度），揭示了研究科学价值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将最大限度地整合元科学各分支，从而使科学哲学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正如前面所说的，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只是对科学的认识论研究，而不是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哲学研究（尽管认识论也是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无疑哲学要比认识论广阔得多），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至少不是完备的科学哲学。由于科学哲学的定位过于狭隘，因此，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哲学研究很难有恰当的学科归属。按照现行的做法，只能将认识论的部分划归于科学哲学，而将非认识论的部分分别划归到科学社会学、科学历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伦理学、科学美学等元科学各分支，这样一来，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事实上处于一种非常松散的状态，有些研究（例如科学价值论的研究）甚至没有一个恰当的元科学分支可以对应。显然，这种局面不仅有碍于对科学做全方位的哲学研究，而且对于推进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拓展到价值论，而且有助于将渗透在元科学各分支当中的哲学思想挖掘出来并且整合起来，从而建构起更加完备的科学哲学，并使其朝着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迈进。
我们不妨以比较成熟的元科学分支即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历史学为例，来探讨一下整合元科学的哲学思想的可能性。
在笔者看来，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的理解既是社会的，又是文化的：它既将科学看做是一种社会体制，又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活动。于是，科学社会学的定位从一开始便带有交叉的性质：一方面，它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因而毫无疑问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因而它与科学文化哲学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科学社会学的实证研究部分基本上属于社会学的范畴，而它的理论思辨部分则带有很浓的科学文化哲学的色彩。事实上，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在理论层面上不仅是交叉的，而且还有许多重叠的地方。例如，默顿关于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的精神气质等多项主题的研究，显然是理论思辨的，而不是实证的，因而与其说属于科学社会学范畴，倒不如说属于科学文化哲学范畴。从更深层次上说，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两者之间其深刻的关联在于：一方面，要对科学文化进行社会学研究，离不开对科学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离不开科学文化哲学；另一方面，要对科学文化进行哲学研究，同样也离不开科学社会学，因为科学文化活动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可以说，科学文化哲学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而科学社会学又为科学文化哲学提供强有力的社会学的实证支持。
我们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的深刻关联中，不难看到整合元科学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至少在科学社会学那里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概括和总结。除了有助于深化科学认识论研究（因为认识活动在本质上也是社会的）以外，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文化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将在科学价值论这方面。例如，通过对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研究（科学“内部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文化活动内部来深刻地理解科学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科学“外部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文化活动的外部来深刻地把握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对科学的影响，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科学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离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科学价值论将会变得非常空洞。
科学哲学同科学历史学的关系似乎要比科学社会学更为密切，以至拉卡托斯强调，“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就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哲学应该怎样相互学习这个问题，拉卡托斯的观点是：“(a)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做出合理的说明；(b)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c)对历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6]。这个观点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它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的关系，在本质上仅仅归结为“规范的方法论”与“内部历史”之间的关系（“外部历史”仅仅是一种补充），未免太狭隘了。
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拓展为科学文化哲学，而将科学史理解为科学文化发展史，包括科学本身的发展史（内部史）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史（外部史），那么，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比拉卡托斯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和紧密得多。
事实上，许多科学历史学家（特别是乔治·萨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史的。只要打开萨顿所写的科学史或科学史论著，我们就会感受到十分浓郁的文化气息，体会到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逻辑，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同哲学、艺术、宗教等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科学史不仅能够为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学的线索，而且也将为整个科学文化哲学研究提供取之不尽的史料和素材。当然，科学历史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也绝对不是简单的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应当看到，科学历史学本身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例如，萨顿的科学史观，包括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科学与艺术相互关系的观点等等实际上已经明显属于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了。可以说，科学历史学对科学文化哲学的贡献将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认识论，也包括价值论、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研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科学社会学，还是科学历史学，都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涵盖面都非常宽，然而，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种“内部的”科学哲学，似乎并不存在“外部的”科学哲学。这种状况不仅导致科学哲学研究过于狭窄，而且也使得元科学各分支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拓展到科学文化哲学，那么，后者也将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结果不仅将大大拓宽对科学的哲学研究，而且也将使元科学各分支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
最后，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有助于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真正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
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几乎是整个元科学共同的使命。科学史学家萨顿说：“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7]在他看来，科学史学家的使命也就是建造桥梁。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也认为，“科学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之间的桥梁”。在他看来，“从哲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然而，尽管不少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做了巨大的努力，但离完成上述使命仍有很大距离，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鸿沟依然很深。当然，导致两种文化分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应当看到，对于科学哲学来说，的确也有其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特别是科学哲学的狭隘的定位及其与此相关的狭隘的科学观颇值得反思。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就体现了某种狭隘性。它不仅没有设法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桥梁，反而在两者之间划了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表明科学与人文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
毫无疑问，上述狭隘的科学观与科学哲学的狭隘的定位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狭隘框架，遮蔽了人们的视野，使之看不到科学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看不到科学与其他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联系，而将其“看成为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做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8]这样一来，关于科学的观念就被大大狭隘化了。
显然，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对于沟通两种文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一，它将彻底打破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狭隘框架，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科学哲学的定位，从而有可能真正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理解科学，理解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价值，也有可能真正拉近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距离，深入考察和研究两种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两者之间架起相互理解的桥梁。其二，更重要的是，它将真正肩负起元科学的共同使命，促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尽管有的科学哲学家早就提出，要使科学哲学成为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但事实上在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框架里，几乎很难实现，因为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科学哲学范畴，因而不可能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课题。然而，科学文化哲学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它将真正把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当做自己的重大课题，特别是通过揭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深刻关联，来促进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从而推动整个人类文化的普遍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
郭贵春
【内容提要】后现代科学哲学意指的是科学哲学发展中的后现代趋向，而不是任何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事实上，它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恰恰就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本文将从对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现存性、趋向特征及其未来走向的分析和阐释中，揭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地位、发展趋向和本质。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哲学/科学理性/语境化
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否具有现存性？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存在哪些最基本的特征？科学哲学的这种后现代趋向的前景如何？尽管这些问题都是可争辨的，但只要我们将科学哲学的发展纳入整个20世纪人类文化进步的狂飙之中，就会发现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冲撞中科学哲学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着后现代性，而由于这种后现代性的渗入而凝现的后现代趋向特征，也深嵌着时代的烙印；同时，科学哲学也以它独特的运动性质展示出了哲学理性的意义，并探索着朝向21世纪的出路。总之，我们赋于科学哲学运动以后现代性趋向，正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它的历史地位、发展趋向和本质，而不是其它。
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现存性
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和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它所彪炳的后现代性席卷了西方哲学的所有领域［1］。所以， 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作为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运动中的渗入，是现实地存在着的。不过，后现代科学哲学绝非任何一种派别、一种有形的组织或共同体，更不是任何一种特定的“允诺”；后现代科学哲学乃是在对现代性的反叛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系列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趋向性。换句话说，没有这种趋向性就没有后现代科学哲学。从科学哲学的历史进程来说，现代性的三个主要论点是：（1）认识的基础论；（2）语言的表征论；（3）理论建构的原子论。当然， 在现代性倾向中这些论点并不是纯粹唯一的，存在着相应的现代反对趋向。例如怀疑论对基础论的排斥，怀疑思想的绝对论断和语言的精确性；语言的表达论对表征论的排斥，主张在无指称的情况下，诉诸于某种合理的或道德的论述以实现纯粹的表达；群体论对个体论的排斥，强调整体是个体集合的方式来假设个体的地位和功能。无论这些倾向多么不同，但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现代性的轴心。这个轴心就是以经典力学为基底的整个现代世界观的本质内核。倘若形象地扩张这种隐喻，可以通过笛卡尔坐标来表现这种现代性的三维概念空间，以展示各种现代性趋向的同源性和异向性的特征：［2］
附图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怀疑论对基础论的排斥，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对基础主义的颠覆，因为后现代主义并非怀疑语言或思想的精确性，而是对对应真理论的消解。表达论对表征论的排斥，也不同于后现代意义理论对表征论的否定，因为后现代意义理论不是不要指称，而是对指称论的纯粹实在论的解构。群体论对个体论的排斥，亦不同于后现代整体论对个体论的批评，因为后现代整体论不是把整体看作“个体的整体”，而是把个体看作“整体的个体”，是对个体的重构。总之，这其中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具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论的层次性。
从这一视角看，后现代科学哲学由朦胧到鲜明，由狭小到广大，是科学哲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是一大批科学哲学家身处“后现代”的思潮中反叛“现代”的结局，它具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另外，构成整个后现代科学哲学演变的两个最基本的哲学立场，是认识论中的整体论和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一系列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嬗变、表现、派别和关联，都是在这两个最基本的立场上延伸和展现出来的。
首先，首擎后现代科学认识论之旌的是W.奎因。因为奎因不仅仅用整体论的说明取代了认识的基础主义，而且用新的图景或隐喻取代了现代认识模式的“层级蛋糕”；彻底地打碎了还原论的梦想，用知识的整体网络代替词或陈述去面对经验的法庭，从而使理论和资料、事实和价值、意义和真理都在整体论的意义上构成一体。同时，在奎因看来，真理并不是客观的特性，而是一种使“语义上升”的判断。也就是说，当这个判断被适当地定义时，可通过将该判断与该句子的引述结合起来而再断言任何句子，即通过“内在化”而不是“先验化”的途径去实现对真理概念的解构。总之，这正象普特南指出的那样，“奎因既解构了概念，同时还拒绝说这种解构是对被解构物的简单抛弃”。［3］这种“解构”绝非简单的抛弃，而是整体论基础上的“重构”。可见，立足于新的整体论的视角对传统现代概念进行“解构”，是奎因哲学的一大特色，并以此引导了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同时，这也是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发端的一个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解构的方法，使奎因堪称科学哲学的解构论者，并对尔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发展都产生了同样的后现代性的解放和促进作用，影响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命运。
其次，奠定后现代科学哲学基础的是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的语言哲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意义的关键在于命题的思想，构成了语言多样使用和处理世界复杂关系的具有后现代特性的评价范式。维特根斯坦强调了在人类叙述中，而不是在超语言的独立实体中，去发现讲话形式的意义；表明了语言使用的多样性恰恰是说明了个体语言表达形式及命题态度是人类整体语言中的个性体现，而不是说人类的整体语言仅仅是表达形式及命题态度的个性的简单集合。在这里，对语言使用的多样性或语用的特殊语境的强调，正是基于语言整体本质或整体结构的要求而实现的，这一点表明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是后现代性的一种趋向。而奥斯丁的“讲话—行为”理论消解了指称和表达之间的机械区别，指明语言与世界、语言与命题态度、语言与共同体的语言约定之间的关联，都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从整体中排除出去。事实上，这是诉诸于一种行为主义去消解意义的表达论和表征论之间的对立的绝对性，从而给出了一种后现代性能够生长的基底。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具有后现代性趋向的认识论和意义理论在各个方面的扩张和渗透，使科学哲学的各个领域都自然而又必然地、自觉而又不自觉地打上了后现代性的烙印。倘若我们超越任何具体科学哲学研究的形式约束，从方法论的后现代特性上去分析，可以看出至少存在着如下三个本质的特性：
第一、本体论性与整体论性的结合。随着科学哲学后现代倾向的发展，为了彻底地清除基础主义，消解简单的反映论和还原论，必须从方法论的统一性上赋予测量、经验、语境、范式等等最基本的概念以特有的本体论性，以使它们能够构成各种语义分析的基底，而不必在本体论的分析上导致形而上学的不断后退。另一方面，为了清除本质主义，解构绝对论，又存在着赋予具体的测量、经验、语境、范式等等的范畴以整体论性的必要性，以便在“个体的整体”和“整体的个体”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必要张力，探索相对的真理性，避免那种绝对的终极真理的断言。所以，在一个恰当的基点上把本体论性和整体论性结合起来，寻找测量、经验、语境和范式的本体论性和整体论性的统一，奠立整个科学哲学理论大厦的稳固的逻辑基点，既是后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又是后现代科学哲学较有前途的可能出路之一。
第二、理论模型与意义理论的同一。在后现代科学哲学中，理论模型的建构与意义理论的阐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形成了科学哲学理论的框架形式的多样性与科学哲学本质意义的表现形态的特殊性的统一。比如，库恩的范式论与语义整体论的结合，把解释学的方法引入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最先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使后现代趋向在理论模型的层面上鲜明地突出出来，被人们认为是后现代科学哲学成形的标志。又如普特南的图景论与内在化的意义论的结合，把科学实在论的立场由“本体论的约定”推向了“意向关联性的扩张”，从而把语义分析导向了语言的意向结构的深层揭示，代表了后现代性的一种趋势。再如范·弗拉森的经验建构论与语用论的一致，把科学理论的建构与意义的语用性联结起来，强调了科学的说明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科学的应用，从而建立了独特的语用论的解释论，展示了后现代性的趋向。
第三、科学认识论与自然主义的同构。为了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难题，把对科学信仰的论争转变成对工具和实现途径的选择，这是把科学认识论与科学的、语言的、实验的、历史的自然主义关联起来并推向后现代发展趋向的实质。另外，这样一种后现代性的趋向，是要在某种自然主义的轴心上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现某种不可分割的相关性；或者说，是试图把自然主义的观念放在一个“收敛”的哲学基点上，向所有不同的科学知识和文化领域“发散”。罗蒂就是沿着一条自然主义的路线，从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哲学的基点出发，试图彻底地变换“现代”哲学的传统框架，导向真理的合理性在于词汇工具选择的适当性的“拟文学哲学”主题。不言而喻，把自然主义与认识论同构，并在这种同构中转换哲学的“基点”和“趋向”，正是典型的后现代性的选择。
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对科学理性的唯一独尊地位的挑战，对科学理性绝对化的审视是必要的。但是，试图通过泛文化的消解途径将科学哲学解构成为各种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或文学的研究，从而取消科学理性则是不可能的。［4］十分明显的问题是，后现代的“解构”战略是双刃的。一方面，在解构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使用被解构的范畴，这就是德里达所谓的“在删除的基础上写作”。另一方面，“解构”永远是不完备的，因为意义从来是不完备的。因此，任何一个解构过程都蕴含着另一个新的对自身的解构，从而包含了一个对永恒自讽的批判因素。当一个本文一旦被看作是完备的时，就立刻面临着解构。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逃避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理性是永恒的，但表现科学理性的模型或范式却永远在不断地解构和建构之中，是不断的“再语境化”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承认科学理性是具体的和相对的，是依赖语境和历史地被决定的，但那种片面地摒弃理性，否认一切权威，玩世不恭和强调反讽等等的功用，并不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直接相关。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基于后现代影响之上的一种新的科学价值观和科学方法论的趋向；它不是后现代性的简单重复，而是后现代性符合了科学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哲学才不会是“科学的泡沫”。所以，一方面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另一方面扩张科学理性所展示的后现代形式、层面、方式和疆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后现代科学哲学使人们重新审视或重构科学哲学的地位和理论框架，重新反思它的本质和特性，就具有着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了。
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特征
后现代科学哲学作为科学哲学运动的一个整体的发展趋向，它的最集中的趋向性特征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接纳和合流。不过，这种整体的相互接纳和合流，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趋向性特征得以展开、显现和完成的。在这里，我们主要强调以下几个趋向特征，以说明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点。
1.消解主体，建构关系　把科学哲学的视角从任何对象主体的单一层面或问题移开，而转向各种复杂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建构，并从这种关系出发而不是主体出发去阐释意义，以彻底地消解主体的传统形而上学性质，成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一个本质的趋向特征。在测量问题上，强调测量结构关系的实在性，而不是单纯测量对象的存在性；在指称问题上，注重指称关联的多样性和意义的丰富性，而不是对指称对象进行本体论的断言；在真理问题上，突出理性解释的内在的逻辑可能性，而不是认识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符合性等等，就是这种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特征的典型表现。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正是要通过对主体的消解和对关系的建构，以消除对传统形而上学终极本体的寻根问底和本体论断言，从而打通一切科学哲学问题之间可以联结的可能通道，以摧毁在科学哲学的对话中各种派别、立场、传统和疆域之间的壁垒，形成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大融合的趋势。
H.普特南作为具有强烈后现代趋向的科学哲学家，他对“指称因果论”解释的转向，就鲜明地说明了后现代科学哲学“消除主体、建构关系”的趋向。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普特南看来， 作为原因的是事件（关系），而不是对象客体（主体）。比如不能再讲“父母是孩子的原因”，而是讲“生育事件是孩子出生的原因”。或者一般地讲，某状态是另一状态的原因。（2 ）事件是否一致不能由描述事件的语句中读出，因为在逻辑上不等价的语句可以是对同一事件的描述。由此可见，其一，因果性是不同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独立客体之间的关联。在这里，事件消解了客体，关系代替了主体。其二，事件可以由不同的语句描述，而不必拘泥于这些语句在逻辑上是否等价。因为这些语句不是对对象的主体性的描述，而是对关系的描述，所以，它可以是丰富的和多样的；它的意义恰恰在于等价或不等价关系语句之间的相对性或相关性，而不是本体性断言之间的绝对性或排斥性。这显示了“消除主体、建构关系”在科学说明中的某种优势，故此，普特南认为主体的本体性约定是一种“非常不幸的概念”。（〔3〕，p.260）普特南正是通过对对象客体的主体存在性的弱化或消解，实现了关系的本质作用；同时，强调了关系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建构的，而不是绝对地、唯一地存在着的。也就是说，应当放弃那种认为“事件具有自我同一结构的思想”。（〔3〕，p.69）不难看出，在对指称因果论的阐释中， 普特南思想的后现代趋向已经跃然而出。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这一趋向特征，一方面不承认主体性或对象性的唯一性，渴求在建构关系基础上的多元性或多样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求解在不失去多元性洞察的前提下，将事物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前者要打碎本体偶像，消除唯一独尊的绝对性地位，给人们以解放；后者是要建立整体论的视角，在要素的相互关系系统中把握事物的运动。在这里，后现代的多元分层和分维透视与整体的统一和概观，正好形成了方法论上的互补，从而使得“消解主体、建构关系”的后现代趋向特征具有了普遍的方法论的地位。
2.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与现代实在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限制了在语言框架中对“实在”或“存在”之类语词的纯形而上学的断言，而后者则更多地诉诸于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一致性关联；前者试图消解对应论，而后者则在符合论的基础上去探索理论实体的对应指称；前者强调的是内在的可接受性，而后者注重的是对应的趋同性。W ·塞拉斯在关于原子存在性的讨论中，认为满足了分子概念的理论框架的充分条件决定了对分子存在性的断言，就是对应论的后退或实在论的“弱化”，成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一种趋向表现。这种“弱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科学哲学的语形和语义分析中引入了解释学、修辞学以及语用学等等的说明方法，从而在方法论的基础上奠立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相渗透与融合的基底。正象“弱”实在论更趋向于后现代性，而“强”实在论更趋向于现代性一样；“弱”反实在论更趋向于后现代性，而“强”反实在论更趋向于现代性，它们在后现代性的意义上“走到了一起”。所以，E ·麦克姆林深有体会地讲：“反实在论在语调上是反实在论的，但他们的立场却常常与科学实在论的大部分基本立场相一致，……这就给出了一种弱的反实在论的立场。”（〔5〕，p.40）换句话说， 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中的渗透，使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论争变得更加微妙，特别是“弱”实在论与“弱”反实在论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因此，有人甚至认为“范·弗拉森的构造经验论实际上是一种实在论的形式，而他的科学实在论事实上是一种经验论的形式。”［6］总之， 这深刻地表明了在本体论上不断地远离或剥离，而在方法论上却不断地接近或结合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本质趋向。
需要注意的是，令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可相互渗透或融合的一个重要的基点，在于他们都反对在本体论上无限制的后退或还原，而主张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可还原性。正是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他们之间谈话的同一基础，譬如“经验实在”、“语言实在”或“语境实在”的可能的共同立场，即他们都可以在经验实在、语言实在或语境实在的前提下去进行对话，而将本体论的追寻暂且“悬搁”起来。可见，从绝对本体论的承诺走向相对本体论的分析，从绝对的基础走向相对的前提，从标签式的阵营分类走向可通约的方法论差异，即从对绝对性的解构或消解去把握相对的一致性，是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必然。
在这一点上，普特南的指称观念同样是有代表性的。在他看来，在语词和指称之间是“因果地相关的”，而不是“语义地相关的”。（〔3〕，p.284）如果说因果语义的相关性是“存在的”，那么分析语义的相关性则是“虚无的”。但是，指称的因果性并不意味着指称的对应还原，这里不存在任何绝对性。对于任一可选择的正确的世界描述都不能绝对化，因为根据指称因果性，可选择的适当描述是多样的。更重要的是，存在着不可还原的或自足的“语义事实”。对于任何特定的语义事实来说，不承认它们存在特殊的本体论的特权。因为任一语义事实都是来源于它的特定的语境或语境关联，而不是直接对应于任何可还原的对象。在语境的意义上讲，语义事实具有它的“偶然性”，而不是绝对唯一的存在性。所以，强调指称的可还原性和语义事实的不可还原性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追求“没有绝对性的实在论”。正是这种反还原性、反绝对性的立场，给出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定位，并架起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进行对话的桥梁。所以，普特南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声称：“如果‘科学实在论’是科学帝国主义（物理主义、唯物主义），那我就不是科学实在论者”。（〔3〕，p.492）
3.对心理意向性的文化说明　在科学哲学的说明中，试图避免任何意向性的概念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事实上，客观的意向概念就是解释的或说明的概念。因为，孤立于任何科学共同体来谈论“真的”、“有意义的”或“可确证的”是无意义的。科学表述的规范特性只能是被语言共同体认可的表述特性，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种依据语言共同体的科学说明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说明”。在这里，评判合理与否的判据在于共同体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和范式案例的充分性。这是一种类文化的、非引证性的说明，因为在这种说明中，“正确的客观特性在于与文化相对特性的一致性”。（〔3〕，p.324）换句话说，在说明中，公众语言的意义就在于文化的相对特性，而任何可保证的科学论断都必然会由文化的相对特性来加以解释，从而展示后现代科学哲学说明的文化特性。
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这种说明的文化相对性是客观的；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的相对性概念与可能世界的类似性或相似性有关。因为说明的可能状态与实际状态的相似性，涉及到了共同体的整体心理意向的趋势。共同体的认可是共同体的整体心理意向的实在说明，范式案例的充分性则是心理意向的完备性的表现形式。所以，文化说明的相对性包含着文化的或共同体的整体心理意向性；同时，这也是一种实在的心理意向性。可见，在文化说明的意义上，规范的概念包含着相对的、心理意向的和客观的（实在的）不同层面，并且它们具有一个整体的结构系统。后现代性的文化趋向深深地嵌在了范式说明之中。另外，这种文化的、非引证性的说明框架是与解释学的、修辞学的说明相一致的，都是对以传统实在论和逻辑经验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哲学趋向的反叛，并也由此确立了后现代科学哲学文化说明的趋势。
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走向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走向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后现代性与科学哲学自身求解难题的愿望相结合的结果。因为，当中性观察者被消解，独立事实被清除，所有实验都不能不渗透着理论的时候，导致了科学作为“自然之镜”的单纯概念的丧失。因而，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被刺激或被推向了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层面。那么，在纯粹的科学主义被解构之后，从一个什么样的基点上去求解科学哲学的难题呢？或者说，如何把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层面统一到一个不可还原的、整体的基点上去呢？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把目光自觉而又不自觉地投向了“语境”。
近年来，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家们广泛地提出了“语境论”（contextualism）的科学实践观， 把它作为一种超越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选择，显示了强烈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走向［7］。语境论是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 消解绝对偶像和对应论、排除唯科学主义等等的必然产物。它在科学实践中结构性地引入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吸收了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各自优点，借鉴了解释学和修辞学的方法论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有前途的、可以融合各种趋向而集大成的倾向。科学哲学论题的语境化是一般后现代走向在科学哲学中的具体化，它正如查尔斯·詹克斯指出的那样：后现代实践的语境化是后现代走向区别于现代走向的标尺，即“现代论者和新现代论者试图强调对问题的技术的和经济的解决，而后现代论者则倾向于强调对他们发明的语境的和文化的附加物”。［8］
1.语境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方法论倾向，具有着超越特殊证据的横断性。语境论对于传统方法论的客观论所存在的理论难题，具有特定的消解作用。因为根据语境论，在超越理论选择和特殊方法的科学共同体之间和共同体内部的一致，不仅仅包括证据的一致，而且包括：（1）要求运用超经验的原则，例如特定理论的先在约定、 日常信仰、形而上学观念、启发式的方法论实践、实用优点以及个人或社会的价值等等；（2）要求共同体内存在必要的论争和必备的折衷。 语境论者之所以坚持这些原则，是因为证据本身并不必然导出特定的结论、假设或新的方法论，它具有着给定理论背景的狭隘性。而这些原则作为具有横断性的方法论要求，可以使给定证据在更广阔的语境中确定它的意义和功用。另外社会语境（特定科学研究纲领的传统及相关社会的传统）是这些原则的重要根源，并潜在地决定了这些原则不可避免地嵌入语境的判断和评价之中。不过，科学实践的社会语境是重要的，并不隐含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在科学判断中是直接的和始终如一地起作用的。事实上，在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的原则和要素具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
不难看出，一方面，语境论所包含的超经验的原则表明了语境的整体性。或者说，科学实践的本质乃在于它的整体性，而不是孤立的行为性或单纯的经验的对应性。另一方面，语境论隐含了围绕特定科学方法或理论所构成的一致常常是一种局域的、相对的一致性。然而，这种局域性却意味着普遍的语境的结构性。首先，从语境是特定语词、话语或段落的上下文的形式关联及其意义映射了某种对象世界的特征来看，从内在和外在的结合上体现了如下结构：［9］
意义
│
语形───语义────语用
│
主体
│
理论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
其次，从语义的构成性及心理操作的表征性来看，语境是现象的和经验的、情感的和理性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表征的和非表征的统一，它显示了如下结构：
命题
│
命题态度
│
心理状态
心理表征─────心理操作
再次，从语境理解是一种具体性的意义创造，术语优选是一种趋向性的意义创造，语义批判是一种方法论性的意义创造来看，语境特征决定了词项的分布和选择，并导出了这样的语境关联结构（见下页）：
2.语境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方法论倾向，是与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引入科学修辞学方法紧密相关的。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之后，解释学已经不再简单地与解释本文的特殊
┌　 词项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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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项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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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特征──│　词项结构─│──语句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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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项表征 │
│　　 │　　 │
└　 词项意义 ┘
“场”相关，而是与理解实践（practice of understanding ）相关。也就是说，它所关心的不再是把世界表征成“它所是”，而是关心在特定语境中人们所面对着的不理解的东西，即理解实践。所以，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的核心，就是具体地设定说明论述（discourse ）和叙述（narrative）。但人们必然要问：什么是论述力量的源泉？ 论述所提供的世界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叙述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心理的隐含？等等。这种提问的展开，不可避免地在方法论的选择上导致了修辞学意义的突出，引发了由“解释学转向”向“修辞学转向”的过渡，使科学修辞学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或途径被引入了科学哲学的研究。
科学修辞学方法的引入是后现代科学哲学之后现代性的集中体现之一，它奠定了后现代性的方法论趋向在科学哲学中存在、扩张和发展的可能性的基础。可以这么讲，没有科学修辞学在科学哲学中的渗入和展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生成是不可能的。正是科学修辞学方法作为后现代理解实践的基本形式在科学哲学中的应用，使语境论得以现实化，并成为后现代性主题可以在科学哲学中贯彻的途径。修辞学之所以能在科学哲学中产生强烈的渗透力，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因就在于，“修辞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使各个学科可被概观的视界。作为一门学科，它具有解释学的任务并生成知识；作为一种视界，它具有批判和解放的任务并生成新的观点”。［10］所以，在科学哲学发展中的科学修辞学转向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向，是后现代特征在科学方法论中的新的实现。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
第一，象逻辑方法一样，修辞学方法为现存科学学科和科学理论分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为新的学科、理论模型和解释逻辑的产生及扩张，提供了可能的创造空间。
第二，修辞学方法在一个特定的科学空间或领域中，使得分析活动具体化，从而使人们可以为科学论题给出相关事件的趋向图景，而不仅仅是事件的状态图景。在这里，蕴含了修辞分析的多层意义、功能的目的性，对于突出科学研究的特定效应是极其关键的。
第三，修辞学方法可以采取操作逻辑（working logic）的形式，以便在“前逻辑”的意义上，构建可算作合理推理的结果。这是一种外展臆断推理，它创造性地设定了一种可解释的说明，而且根据这种说明，相关事实将是可被发现的。
第四，修辞学方法可将各种分析战略（如综合、分析、科学美等等）嵌入特定的论题，或在不同的科学论题中引入修辞分析，从而使修辞学的分析战略或分析方法在不同的论域之间构成由此达彼的桥梁，以致易于使一种科学论述过渡到另一种论述。
第五，修辞学方法的“论述战略”是发明，而之所以把发明看作是修辞学的功能，就在于通过科学发现和科学证实的关联背景，扩展了修辞学与科学推理的关系，即依赖于修辞学的情态，重构了两种关系域之间的区别，并消除了在发现与证实之间绝对的逻辑断裂或不可通达的不对称性。［11］
总之，正是以上各个视角的充分运展，使修辞学方法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渗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语境之中。所以，有人主张“要提高人们对修辞学方法的认识，从而使不可还原的社会的和共同体的一致性探索，能够获得更社会化的说明”。（〔10〕，p.55）
3.语境论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方法论倾向，是科学（逻辑）理性与境遇（情景）理性的统一。在修辞学的意义上讲，科学论述是“有理由”（the reasonable）的而不是“有理性”（the rational）的论述。“好的理由”是在具体的科学交流、论争和劝服的语境中历史地产生的，它超越并扩张了严格的形式逻辑的先验标准，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和心理状态下作出的有意义的判断和分析。所以，科学论述的构造与评价并非唯一地建立在形式的逻辑分析基础上；单纯具有形式有效性的论证，从来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劝服。而且，在科学的论争中，人们反驳的常常是某些论证的理由，而不是论证本身的形式操作或逻辑标准。因而，形式化的逻辑标准对于建构和评价科学主张是不充分的；同时，也不意味着超逻辑形式标准的修辞学的思考和行为，就一定是非理性的和不合理的。
不言而喻，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语境论是要通过对境遇理性（positional rationality）的突出，解除单纯形式理性的独裁和羁绊，把科学理性溶入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现实之中。所以，境遇理性是一种追求在修辞学意义上有“好理由”的“批判的和相对化了的理性”，“是语境的后现代形式”。（〔8〕，p.26 ）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在具体的境遇中，境遇认识取代了单纯的认识论分析，厚重的、多层面的“理由”评判消解了单薄的逻辑预设的价值分析，使境遇理性成为语境的具体性、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功能表现。所以，后现代科学哲学不是语境的非理性化，而是理性的语境化，它将在理性语境化的基底上，把对科学的认识论的论述转换成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论述，并由此把科学哲学全面地推向下一个世纪。
当代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流派论析
刘军
【内容提要】本文把当代自然主义分为三派：以奎因、吉尔和撒加德为代表的科学自然主义。由于他们把认识论问题还原为科学问题，看作是科学的一部分，用科学替代哲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认识论的地位。以劳丹为代表的规范自然主义把认识论同价值论联系在一起，把自然主义伦理学融入到科学哲学之中，描述性和规范性也融合在一起。第三派认为认识论不但要自然化，还应该社会化、历史化。该派着眼于认识的社会文化性，认为不但要研究个体的认识，还应着重研究群体的社会认识。代表人物是瓦托夫斯基、富勒以及唐斯等人。本文试图对各派观点加以评析。
【关键词】自然主义/认识论
【正文】
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它贯穿于欧洲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把自然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萌芽时期；十七——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自然主义以及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本文拟就当代的自然主义进行考查。
一、科学派的自然主义
在后现代哲学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义的复归和计算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之后，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出现了。这一思潮的首倡者是奎因（W.V.O.Quine）。
1.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
在科学哲学中最早明确倡导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当推奎因。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动机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不满。我们知道，所谓传统的认识论主要是指经验论的认识论和唯理论的认识论。在奎因看来，传统的经验论有两个教条：一是所谓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问题；按照奎因的观点，如果全部科学（包括数字、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它们只是沿着边缘与经验相接触，那么分析——综合命题便没有了明显的界限，因此，认识论问题便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了。这是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起点。二是所谓的还原论教条。奎因认为，休谟欲将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为感觉印象是不成功的，因为关于存在的全称陈述以及关于将来事件的陈述是不能用感觉印象来确定的。因此后来人们转向用语境定义（contextual definition ）和集合论来使知识还原。如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等都企图将普遍科学语言翻译成逻辑的语言，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告诉我们，即使有自洽的公理，也不能涵盖整个逻辑系统。因此，传统的经验论走入了误区。
对传统的唯理论的挑战则更为严重。唯理论者追求一种内在完备的理性的逻辑建构，以作为知识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动摇了。因为，人们已认识到，用以建构的那种元逻辑和元标准根本找不到，前提性知识无法建构。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尔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建构的内在缺陷。所以不可能为科学知识建构一个可靠的逻辑基础。[1]
由以上分析可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一个来源是整体论（holism）；另一个来源是非再生的实在论（unregenerate realism），这种实在论所表现的是“除了科学内部可以商量的、不确定的事物之外，毫无惶惑之感的自然科学家的坚定状态”[2]。 这种非再生的实在论的目的是建立科学主义（scientism）， 而整体论提出的目的则是放弃第一哲学，即传统的认识论。这两者的结合使奎因认为应该放弃合理重构，从而诉诸于心理学，把认识论看作是对认识的实际进行过程的记录，因此认识论者成了科学地探究人类知识获取的经验心理学家，“认识论的地位仅仅降低为心理学（因此，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1］，p. 74）
可见，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认为，传统的认识论虽然受到挑战，但在新的澄清的意义上认识论还存在，不过此时它已经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了。它和传统认识论的一个明显区别便是我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经验心理学。这实质上就是把科学认识论降级到自然科学内部，从而取消了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代之以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因此我们称以他为代表的一派观点为科学派的自然主义。奎因的观点可参见陈波的文章（《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 在八十年代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不休之时，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引发了不同的自然主义流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R.N.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
吉尔提出工具化认识论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主义失败了。例如，莱欣巴赫不是在逻辑中而是在实际行为规则中寻找方法论基础，哈金（Hacking）论证说，这些规则序列是随机的， 从而也就不知道其是否合理。而卡尔纳普则在方法论上采取归纳逻辑的计划，他的观点也受到严厉的批判。继卡尔纳普等人之后，拉卡托斯和劳丹提出了元方法论。吉尔认为元方法论不能为反对相对主义提供有力的辩护，因为劳丹的策略实际上是直觉主义的元方法论，它是以判断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直觉知识的合理性为起点的，因此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解明策略而不是辩护，合理性问题因而被抹杀了。可见，元方法论也困难重重。波普尔将其方法论建立在否定后件推理的简单规则之上，而拉卡托斯（I.Lakatos）已经证明，若遵循波普尔的规则，会将一切理论证伪。 如果假定应排斥被证伪的理论，那么一切理论都应被排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综上吉尔认为，想从事寻找基础的工作是不可行的，应该放弃方法论基础主义而选择自然主义。“对任何科学来讲，都不存在哲学的基础，也不存在探讨科学的理论深度的哲学方法，存在的仅是科学方法本身”。[3]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库恩、汉森、奎因和坎贝尔（Campbell.D.T）等人使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计算科学成为自然化认识论的基础，但是在吉尔看来，这些学科尚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第三个原因是从六十年代起，认知科学开始出现并且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以及语言哲学、心理哲学和认识论产生了影响，进而也开始影响到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哲学家开始把认知科学作为对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所做的哲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吉尔正是其中的一位。为把这种研究手段推向深入，1988年以后，他又把认知科学分为三束：①人工智能，②认知心理学，③认知神经科学。其中每一束都为科学哲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提供了模型。这样，吉尔自认为已经完成了把科学哲学建立在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任务。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认识论（即自然化科学哲学）的核心所在。即“理论是通过一种包括个体判断和社会关联两者的自然过程而被接受（或放弃）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原则”。（［3］，p.7）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不需要定义合理性，因为“理论选择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它从真正的行为者在其实际科学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选择开始”，[4]“对我来说， 存在的唯一一种合理性便是为达到已知目的而去运用经验确认策略的工具”。[5]可见， 吉尔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的，因而也就无需对其进行定义。因而我们称他的观点为工具的认识论。
伊弗朗（N.J.Efron）和费池（M.Fisch）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批评吉尔。他们认为，吉尔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合理性问题。吉尔在判断模型的相对优势时过分强调其自然的模型技巧，过分强调自然的直观推理（uatural heuristics），而对刻画科学活动的模型、发现错误以及模型化的系统尝试等的反省却不够重视。因此，“科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这一方面——即创造性的、思辨性的、反应性，简言之即说明的合理性方面——在吉尔的研究中完全被忽视了。”这样看来，吉尔对科学的说明像其它自然主义者的观点一样，确切地讲排除了关于科学的很重要的且最需要解释的方面。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吉尔放弃了合理性，才使他的理论的解释性价值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由于合理性对科学的探究来说是基本的，因此“吉尔的众多洞察和深刻的分析的结合并没有象他所说的那样能真正地解释科学”。[6] 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观点总结如下：一方面，科学不单单是纯形式的模型建构过程，它还有非逻辑的因素，后者恰被吉尔忽视了；另一方面，吉尔应该为自己的自然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然而他却放弃合理性，从而也就无法为自己辩护。
总之，吉尔的工具的认识论本质上与奎因的观点一样都诉诸科学以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们或者把认识论看作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用认知科学研究认识论。二者都使认识论问题“实证”化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认识论问题。不过，与奎因相比，吉尔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从而上承分析哲学的方法论余绪，而更靠拢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他以工具为出发点，试图使自然主义有解决描述和解释两方面的认识论问题的能力。但是吉尔忽视了科学认识的文化学方面，这一点伊弗朗是对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库恩、汉森以来，对科学认识的社会研究（即科学的社会认识论）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科学的非逻辑方面也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这一点上说，吉尔在自然主义诸流派代表人物中，受传统分析哲学的影响似乎较深，而同人文主义和价值论最为疏远。
3.撒加德、丘奇兰德、西蒙等人的计算化认识论
如果说奎因、吉尔等人的自然化科学哲学的观点仍然有相当浓厚的抽象理论特色的话，那么，撒加德的思想则试图实际地把认识论实证化。在《计算的科学哲学》一书前言中他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用一种解题和归纳的计算机程序来解释计算的观念同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现、评价以及应用等的关联”。[7]可见， 撒加德试图在计算机的框架内解释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其观点如下：
a.理论是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复杂资料结构；它们存在于由规则、概念以及解题所构成的高度组织的集合之中；
b.解释和解题是由规则、概念以及解答等作为中介的计算机程序；
c.理论的发现和评价是在解释和解题的语境（context ）中引出的子程序；
d.理论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产生于发现程序，并且与其它概念有关联；
e.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理论活动和实验活动都是基本的，二者不可偏颇；
f.科学应如何研究，关于科学如何运行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作出根本性的贡献。（p.189）
撒加德认为这个科学理论性质的计算性说明是较全面的。他对PI系统充满信心，认为它能解决认识论的许多问题（如规范和描述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他发现PI系统至少有两点不足。一是，现时的模型不能解释问题如何出现，因为PI要求的是给出问题；另一个不足涉及到PI中观察信息的来源，因为许多科学问题产生于观察和实验，而PI对新观察和实验的来源没有发言权。（［7］，pp.175—176，）由于PI系统有局限性，所以撒加德近来又发展了他的观点。他从注重科学自身转向也注重科学的社会性，并给出一种新的模型，“该模型从布散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 artificial intellegence.DAI ）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共同体”。[8]亦即对科学的、 心理的以及社会因素给出一种综合的看法，实际上这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因为此前有一种方法论个体主义学说认为，所有解释社会现象和个体现象的尝试肯定只涉及有关个体的事实，据此可知，社会解释能够而且最终会被还原为心理学解释。不管这种学说是否成立，撒加德认为，把科学看作布散式计算的系统并非是以该学说为先决条件的。我们可以把他给出的理由简单地总结如下：①有的事实具有无法简化的社会性；②心理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相互依赖；③对个体计算心理学的解释也可能用具有社会特点的术语来表述；④社会现象太复杂难以处理。所以他说：“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的计算系统的观点并不是把社会问题还原为心理学问题，而是要共同推进对社会和心智的理解”。（［8］，p.10）可见， 撒加德并不否认认知个体活动的作用，他的目标是把对个体认知活动的理解和对科学共同体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认识为什么科学的心理学说明和社会学说明可以结合为一体，以达到他所说的“从一种综合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目的。
总之，撒加德认为，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哲学处理的问题相对于科学来说是较一般的、思辨的和规范的。涉及到推理的哲学分支与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是连续的。他试图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式人工智能，以求用计算机网络来解决有关问题，从而把科学的心理学方面和社会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
特万泥对撒加德等人的计算机模型提出五点质疑。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①模型能处理高阶的直觉推理吗？
②模型能处理不确定的交互作用吗（chancy interactions）？
③模型能处理视觉的形象化描述吗（Visual Imaginery）？由于计算论者没有注意到视觉认知的动力学，因此，甚至连这一问题的范围都没认识到。
④模型能处理一个广义的知识基础吗？特万泥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知识基础中的那些条目实际上并不真正是原始资料，例如还有一些无认知的评价（如“结果不令人满意”）等等。“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计算论者能在数据库（database）中做到使这样的信息（指元认知评价之类的信息——笔者）具体化。”
⑤模型能怀疑数据吗？科学家们一般都怀疑数据。然而，几乎所有的计算机模型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它们把数据看作是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给出的模型很难把握现实世界中的科学家所面临问题的范围。由于存在上述疑问，特万泥认为，“看来，有必要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来考虑计算机模型的作用，这个语境是我们关于科学思想的、发展着的理论语境。”[9]
特万泥的诘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科学理论的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性质等问题有其非程序性的方面，诸如直觉的、社会的种种因素以及数据真伪性等问题都是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的。撒加德等计算论者们把计算机理论泛化，以至使之成为解决所有认识论问题的万能钥匙，这里的片面性是显然的。他实质上用计算机理论取代认识论问题，这同奎因等人本质上是一致的。
以上我们谈了奎因、吉尔、撒加德等人的自然主义观点。总体来说，他们都注重把科学认知的哲学反思与科学本身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应当说，吸收现代实证科学对认知的若干性质所做的具体研究是值得重视的，现代认识论如果不吸纳这些成果，不可能有新的突破，自然化的认识论注意到这一点，这使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他们却使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问题受到了挑战，甚至把认识论消解为实证科学。而且，在自然主义的界定意义上，作为描述性事业的科学与作为规范性事业的认识论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描述和规范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无法解决的。许多学者也正是基于这两者才对他们进行批判。但是，规范性和描述性难道真的不可调和吗？自然化认识论不能有规范的维度吗？为了突破这一二难的困境，劳丹才将价值论引入科学认识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他的规范自然主义。
二、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
劳丹提出其规范自然主义的直接动因便是奎因等人放弃了认识论的规范地位。在他看来这是自我毁灭。他主张自然化认识论可以以某种方式保持规范性，从而认识论虽然是自然化的，但却并不因此而丧失独立性以至于被彻底消解。
1987年，劳丹明确提出了规范自然主义理论。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劳丹认为科学方法论面临许多困境。在传统的科学哲学中，方法论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波普尔、特别是库恩的工作，这种情况一去不返。波普尔把方法论看作约定，因此，没有了合理性选择；库恩则认为方法论标准太模糊，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方法不能决定竞争理论的选择。拉卡托斯甚至断言我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有根据的建议以使科学家接受或放弃哪个理论。费耶阿本德的纲领是“怎么都行”，主张方法论无政府主义。至于罗蒂则认为一切都应“罗蒂化”。由此可见，在历史社会学派那里，方法论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规范力量已被完全剥夺了。
二是劳丹以前的自然主义方法论观点并不令人满意。如奎因认为，方法只不过是对自然科学所用方法的描述，因而没有规范的力量。这样，奎因等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困难：自然主义应该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是“合理性是一个非自然的概念，”[10]这样自然主义要用非自然主义为自身辩护，这是一个悖论。为避免悖论，因此劳丹认为：“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11]可见，劳丹希望在以前的自然化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规范自然主义。具体观点及评论参见孟建伟和方在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8；《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2）。此处不再赘述。
三、“文化派”的自然主义
1.瓦托夫斯基的历史化认识论
奎因和劳丹等人的自然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对社会文化的疏离。M.W.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则注意到认识的文化性，他倡导认识论的历史化以替代上述认识论。他认为，历史的认识论开始于如下前提：知识的获得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它不能脱离其它形式的人类实践，因此也不独立于这些其它形式实践的历史性（即其历史变化和发展）。[12]由这一前提可以引伸出三点论断：（1）人类认知实践的适当的研究域并不是抽象的“人类心灵”，而是具体的、有多种特色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域——是社会的、技术的、艺术的以及科学的。（2 ）认知的进展要通过表征（representation），因为它通过把人工制品作为象征来表现。认知方式历史地随社会实践，因之也随表征的改变而改变。（3 ）对所有人类知识而言，不存在固定的、基本的形式或结构，人的心灵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实践的不同而改变，即心灵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地自我超越的人工制造物。
瓦托夫斯基认为，卡尔纳普的记录语句为经验的科学哲学提供归纳基础，但它并不就是感觉资料。后来卡尔纳普放弃了这些而支持他所谓的生活经验，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逻辑重构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料并不简单地是经验，而是描述经验的语句在操作。但是这些语句——记录语句——必须依据某种语言，而卡尔纳普认为这种语言的选取是出于方便和实践上的约定。因此瓦托夫斯基说，卡尔纳普的这一宽容原则（principle of tolerence）实质上并没有为任何语句提供内在的或必要的归纳基础性说明，因此它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社会文化约定。
至于波普尔对理论证伪的说明，瓦托夫斯基认为也有赖于社会心理学。因为证伪的经验检验的构成也是社会文化的约定。奎因和哈贝马斯都诉诸于语言共同体的共识，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基于语言的内在规范。可见，认识论的社会化在当代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中的进展一开始本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从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到社会选择、语言约定，都明显地表现了从经验基础的相对化向合理性选择论题的过渡。由此可见，认识的根据已从传统认识论的内在的或心智的语境转移到一个语言共同体的行为的外在的社会语境。
由以上论述，瓦托夫斯基提出应以历史化的认识论来替代传统理解的认识论。亦即把认知活动看作是历史地变动的，这种变动的涵义是指：认知、知觉的方式随整个人类实践（包括社会的、技术的、科学、经济、艺术的实践）的改变而改变。他把认知活动规定为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还包括通过实践形式表现出来的感情活动或主体能力的域；也包括在道德、艺术、科学技术语境中所涉及的判断方式。又因为人类认知活动不是独立发生的，它不能脱离各种实践形式，包括狩猎、生产、社会交往、战争、政治等；所以，实践是认识活动的具体方式。
2.富勒的社会认识论
富勒（S·Fuller）提倡社会的认识论。他认为， “一个对知识的自然化的研究本身就应该运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发现”，[13]而作为一门交叉学问的社会的认识论即可满足这一要求。 它本着建构一种规范的科学哲学的目的而把“知识社会学”作为经验来源。它从三个方面来研究：（1）作为一种元理论；（2）作为一种经验的研究纲领；以及（3）作为知识策略。
首先，作为元理论，社会认识论的基本功能在于做出一种设计，以重新解释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时到底在做什么。社会认识论者建构元理论的主要动机在于使知识“自然化”，并且确信知识是在它所涉及的世界之中的。而知识的自然化应该包括的不是认识论的消失，而是使一种界限——认识论和关于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界限——消失。近来，后现代主义者罗蒂为了追求经验的历史的研究而放弃规范的研究，这表明当代对知识所做的规范的哲学解释渐渐脱离了社会科学的解释。社会化的认识论者认为这正是对哲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的一个错误理解的产物。
其次，社会的认识论也是一种经验研究纲领和一种知识策略的工具。在经验方面它是双重的：一是根据预设的科学编年史工作来分析关于知识增长的哲学陈述；二是在认识上把比较突出的历史事件分解为各个“运作部分”，这样才能决定一个认识规范的存在与否对事件的出现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在策略方面， 社会的认识论目的是发展一种修辞（rhetoric），以便把它的元理论和经验研究转变为一种增加科学共识性的方法。
3.唐斯的社会自然化认识论
唐斯（S.M.Downs ）在富勒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社会自然化的认识论。他认为，以前的自然化科学哲学不太关心科学实践的社会本质，所注重的只是用认知科学的成果来解释科学，因而这种研究是有缺陷的。一个缺陷是采用了认知个体主义（cognitive individua-lism），另外，科学实践的社会性不可化简。
唐斯认为，R.吉尔、西蒙以及撒加德等人把认知科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学理论的变革、评价、本质以及科学发现等问题，用认知科学的经验成果来充实和约束哲学理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采取了认知个体主义立场，即完全根据个体的心理过程来解释认知现象，认为对科学家个人的心理机制的说明能充分地说明科学中哪些因素具有认知特点。他们认为在对成功的科学进行说明时要以认知因素为依据，而对失败的科学的说明则要应用非认知因素。这一观点在劳丹的不合理性命题中得到了明确表述：所有合理的科学实践都可以根据认知因素来解释，除此之外的部分则由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解释。可见，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成功科学的解释是不相干的，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从而被抹煞了。唐斯对认知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从科学家为什么组成共同体来开展研究这一问题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之所以必须组成研究群体，原因首先在于，检验或评价假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心理能力，还要有技术分工和合作。劳动分工是按照技术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中的分布进行的。其次，单凭个人力量来评价假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能力毕竟有限。所以“科学家们应协力工作以克服个人的经验限制，从而可以对认知劳动进行分工。如果忽视这一事实，认知科学家也就忽视了科学知识生产所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本质。[14]
根据以上的批评，唐斯认为应该在认识论中加入一个社会的维度。他认为科学的社会本质有三个侧面：一是理论是公有的财富，它可以跨越时间在共同体中流传；二是社会相互作用直接导致认知成果；三是应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上看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某项活动是不是对科学的一种贡献十分必要。这三个侧面有助于明确科学事业的地位，澄清科学共同体与一般社会事业的关系。所有科学实践至少包含以上三个社会层次。唐斯的总结论是：（1）认知科学如果不放弃认知个体主义， 它就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2 ）具有某一规范范围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必然会有一种描述基础，这种基础要考虑科学实践与众不同的社会本质，（3）科学知识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14 ］，p.66）
瓦托夫斯基正确地看到了认识的获得是一个历史的、本身是实践的、而且不脱离其它实践的过程。他注意到宽容原则的实用性和约定性，从而提出认知活动是历史地变动的这一观点，并把它作为历史化认识论的整个出发点。这种见解虽然不错，但却并不全面。首先，认知活动是变化的，但变化是一切事物的特点。另外，认识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不变，单纯谈论认识的历史变化显然有失偏颇，不可理解。应该把自然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结合起来才对。富勒主张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自然化的认知研究。他的观点得益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社会学派的主张。自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对知识的社会历史研究渐渐盛行起来，而这已成为社会历史学派的特征。富勒、唐斯等人进而把自然化的科学哲学纳入到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认为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应该把自然和社会科学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及认识论研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面。首先，虽然应用科学的方法于认识论的研究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认识论的研究方法是否一定是科学的方法？认识论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能否使认识论保持独立性？这些都是成问题的。第二，从奎因开始倡导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连续性，接下来又把计算机科学和其他认知科学成果运用于认识论研究，后来又在自然化科学哲学中加入社会的维度，这里似乎有一个修改传统哲学所界定的认识论研究域的问题。本来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论主要是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认识论之中，现在又加入了社会科学的方法。于是整个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认识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这样一来，认识论的特殊地位何在？它还属于哲学了吗？第三，唐斯批判认知个体主义，注重认识的社会性，认为这样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这种观点当然不无道理，然而尽管科学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子系统，离不开社会实践，但科学本身毕竟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认知的本体论基础是自然界本身，它是独立于社会的，是价值中立的，在这一点上，科学认知活动的不同层次的主体（科学家个体和科学共同体）具有等价性。因此，对科学认识的说明是不能完全社会化的。在这方面，外史论纲领（如爱丁堡学派的硬纲领）已经宣告失败。
总而言之，自然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承认认识论和科学之间存在连续性，否认这种连续性便是非自然主义。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论述的三种自然主义流派符合这一界定。因为它们都认为认识论研究和科学密不可分。自然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科学和认识论的连续性上采取怎样的形式，能够走多远。奎因等人把认识论同心理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联系起来，并认为是后者的一部分。显然这否认了认知的规范特性，使诸如辩护、推理以及证据等规范概念失去地位，而代之以一些自然科学的概念。这实质上就是取消了认识论，走向了一个极端。劳丹等人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才把规范性，价值论纳入自然主义科学哲学之中，认为描述性和规范性可以调和。而文化自然主义者更有甚之，他们注重认识的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主张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带有人为的、主体色彩的事物，是“想要”的事物，它需要解释学的诠释，有赖于对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比劳丹更注重认识的规范性，并有走向否认科学认识所具有的描述性，单纯强调规范性、价值性的危险，更有走向彻底相对主义的嫌疑。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与其他自然主义的上述异同点使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已经看到，自然主义科学哲学追求的是把认识论和科学联系起来，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哲学研究。应该说，这种重视科学的思想对当代哲学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摆脱基础主义的阴影等具有很大启发意义。它本身也是为摆脱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辩护主义而出现的，在客观上为西方科学哲学的重构提供了一条思路，但这条思路行不通。对当代自然主义来说，认识论或者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或者与价值论等结合，不管所采取的方式如何，认识论的独立地位已不复存在，哲学已经降低层次、消溶在科学之中，哲学和科学的界线从此化为乌有。这实质上是认识论的取消主义。如所周知，恩格斯曾经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出发，关于认识的本质、发展、评价、解释等一系列问题，都带有极大的普遍性。这些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途径都属于世界观的范畴，它超越于任何一门具体科学之上。归根结底，认识论取消论不过是重蹈历史上经验主义的覆辙。而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蔑视辩证法，蔑视哲学的理论思维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15]自然主义作为吸收当代科学成果构建合理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尝试值得重视，但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所得到的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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