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囊做腹腔镜手术:秦晓：民族主义不是执政正当性来源 | 金融家

秦晓：民族主义不是执政正当性来源
2012/02/06 jrjia专栏,秦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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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从一方面讲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挨打、贫穷落后种下的基因，从另一方面讲，它们的本质是反现代化，反世界文明的。我们是否应该警惕这种思潮的泛滥，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价值理念提升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性，树立大国的心态和责任感，而不是将它作为执政正当性的来源？
金融家消息 2012年2月4日-6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黑龙江举行，年会主题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金融家网站全程进行报道。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在会上发表演讲，称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本质是反现代化，反世界文明的，不能将它们作为执政正当性的来源。以下为演讲实录：
中国需要一个思想的市场。这句话是科斯讲的，科斯是一个著名经济学家，他在一个多月前财经年会的时候，他给财经年会专门制作了一个视频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我已经101岁了，我不再与媒体打交道了，但是我一直关注中国，我非常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跟中国人民说几句话。
首先科斯对邓小平开启中国的改革，对这样一个伟大历史运动取得的成果是高度赞赏的。在科斯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周其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中国做对了什么》。周其仁说，这篇文章是特应科斯的要求写的，因为科斯说，我的诞辰100周年中，我见证、看到了中国的变化，如果我的这个会议上没有关于邓小平的中国论文是不全面的。这样周其仁受命写了这篇文章，就是《中国做对了什么》，我觉得也是大家值得看的。
现在他依然关注中国，他肯定了中国成就，也看到、知道中国遇到很多挑战、问题，包括经济上的，包括社会上的，包括政治上的。他说要应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思想的市场。我称之为科斯的中国命题。下面我就谈谈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和认识。
人类的文明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组合，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思想和物质生产互动的历史。思想源于民众的生产、生活活动，但它对精神价值的形成，对真善美的追求又极大改变了民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和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现代社会的基石是由自由、个人权利、理性、正义的价值体系，民主宪政的政体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三个要素构成的。其中价值体系是这三个要素的的出发点和归宿。哈耶克讲过，现代社会对自由市场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它可以提供更好的、更有效的配置资源效率，最本质的是它体现了人的自由和权利。同理，计划经济体制可能在调动资源方面更有效率，但它是以个人自由、权利为代价的。因此这种体制不仅不能显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更主要是缺乏价值的正当性。
在经历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都了解了市场和计划这两种体制的特征。计划是一个威权的、纵向的行政管制体系，市场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横向交换体系。中国30多年的市场化表明，市场体制可以引发更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从而改善民众的福祉，提高国家的综合能力。
在思想领域中也存在类似的在经济领域中的计划和市场这样两种体制。这两种体制的差别表现为，思想领域中的计划体制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而思想领域中的市场体制是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同理，前者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后者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前者是个垄断的系统，后者是个竞争的系统。因此思想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创造、传播所依赖的外部制度环境也应该是市场体制，不应该是计划体制。
回顾中国百年多的现代化历程，自晚清民国之初的西学东渐、中西之辩到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启蒙精神，上世纪80年代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和思想文化界的新启蒙，20年前邓小平南方讲话解除了姓资姓社的观念束缚、对市场化改革的正名，都显示了思想解放产生的力量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今天思考科斯中国命题的时候，应该回到中国当前的现实和对未来的选择。中国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展开了制度变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中国当下出现的经济失衡，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其根源还是制度、体制问题。制度的变革需要社会的共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社会精英和民众之间的观念的互动和碰撞，是社会共识形成的基础和演进的路径。
当下，中国在一些重大的公共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缺乏共识，这包括：
第一，我们所致力于构建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传统与当代世界文明相融的文明秩序，还是一个与之相排斥的另类？
第二，自晚清已降，中国开启的现代化之路，使中国走出了贫穷、落后和愚昧，但其进程漫长而曲折，伴随着革命、战争和专制，这是否表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激进主义导致了异化？去意识形态化、告别激进主义在当下中国仍是未解之谜。
第三，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获取高速增长，但也产生了失衡，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更值得关注的是贪污腐败滋生、道德失序、信用缺失、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凸显，这些问题的产生是改革出了问题，还是要继续推进改革来解决？
第四，社会稳定、和谐的实现，主要是靠道德、法治和公民社会，还是要用政府的行政手段？
第五，近年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从一方面讲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挨打、贫穷落后种下的基因，从另一方面讲，它们的本质是反现代化，反世界文明的。我们是否应该警惕这种思潮的泛滥，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价值理念提升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性，树立大国的心态和责任感，而不是将它作为执政正当性的来源？
这些重大的公共议题关系到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共识的形成需要制度化的利益、观点诉求渠道，需要平等、包容、多元的政治思想氛围，我以为这就是科斯所讲的思想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