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创手术子宫肌瘤时间:全国援建计划下 新疆有机遇也有风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1:55:05

全国援建计划下 新疆有机遇也有风险

(201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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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建新疆系列之二

也有观察者警告说,新疆要实现2015年人均GDP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并不难,难点是在2020年基本消除南疆三地州绝对贫困现象。

  一场盛大的新疆开发建设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去年下半年乌鲁木齐连续发生的“七·五”维族暴乱、“七·七”汉族示威、8月的针刺案与“九·三”汉族示威,让新疆治理危机醒目地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半年多以后,北京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扶持发展新疆的政策,据本报记者走访乌鲁木齐、喀什所见,中央提出“举全国之力援疆”、保障与改善民生的计划正快速从纸面进入现实,具体工作在启步。

  但也有不止一名新疆与北京的观察者警告说,新疆要实现2015年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并不难,难点是在2020年基本消除南疆三地州绝对贫困现象。另外,就算经济指标都如期实现,也不代表这个占有中国六分之一国土面积、少数民族聚居、地势偏远又处在复杂国际地缘环境中的地区,一定能实现长治久安。

  在新疆大举开发建设的背景下,风险也在浮现:假如这里与内地城市一样热衷追求GDP,通过GDP来表现建设成果,公平与民族问题有可能被掩盖。此外,虽然发展或现代化是各族精英认同的大方向,但是如果速度与方法拿捏不当,现代化的冲击可能让少数民族边缘化的问题更凸显,并且加剧对地方脆弱生态的破坏。

  “发展与稳定,稳定与发展,这些都是老问题了。只是现在讲‘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提法不同。”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原所长齐清顺接受本报访问时这么指出。

长治久安

绕不开民族问题齐清顺直言,经济建设是稳定的重要基础,但经济是维持稳定的因素之一,决定新疆稳定的主要因素依然是民族关系能否妥善处理。

  纵观60年来中国民族关系演变,1950年代是汉维关系的最好时期,19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民族分界处于次要地位。直到1980年代以后,在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重点、社会快速转型时,中国“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太好”,影响到了民族关系。同一时期,前苏联解体,中亚民族国家纷纷成立以及宗教极端组织抬头,也对中国维吾尔少数民族心理与新疆稳定产生了冲击。

  齐清顺指出,“七·五”实际上是1980年代、1990年代以后国际、国内因素长期积累的一种结果。

  当前,中国政府要让新疆重建稳定,采用了经济与改善民生这两个主要策略。与过去不同的是,南疆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对原来政策的必要调整与检讨。

  1980年代以后,南疆三地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一直是维稳重心地带,1990年代中期疆独恐怖活动猖獗,南疆成为恐怖组织渗透与培训成员的根据地,“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政府治理南疆的主要任务。此后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把目光首先放在北疆,南疆发展被忽略。

  南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更为脆弱。南北发展差距扩大,也加速维族与汉族心理分界的形成。2007年国务院出台32号文件要求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在南疆三地州推行特殊扶持政策,但也许改变还是来得太迟,到2009年,乌鲁木齐依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五”暴乱。暴乱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是来自南疆的流民。

协助南疆农民脱贫的困难,在于这里生产条件恶劣,其中也涉及到农民生产技能与观念的落后。官方数据显示,南疆目前还有227万贫困人口,其中八成在南疆三地州,这里的人均GDP仅为全自治区平均水平的31%,绝大多数县市财政不能自给,无力建设和发展。

  但是,当国家借重全国之力,发动央企与外来省份以援助的名义发展新疆,新的建设方式是否与当地资源形势、社会条件与思想意识相适应,这场大兴大建如何保证本地人的参与权,照顾少数民族的自尊与传统文化,又凸显为新的课题。

伊利哈木:

开发模式没有改变著名维族知识分子、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利哈木对于新疆“新政”的设计与执行,深怀警觉与担忧。

  他在北京受访时说:“这次的政策是以经济为中心,计划来自中央,项目是中央定的,投多少钱是中央定的;钱来自各个地区与企业,投哪里,投多少,开发什么,跟往常一样跟维吾尔人没有关系。”

  伊利哈木认为,与过去相比,政府发展新疆的方式只是金额增加,开发模式并没有改变:即引进外来资金与外来人,以援助的名义控制更多的土地与资源,其结果可能是民族与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伴随着投资进入,外来移民又大幅增长。

  一些过去的经验加强了伊利哈木的警惕心,他提出,新疆油气开发项目一向很少维族参与,有人说“连打杂的都没有维族人”;发展带来了物价房价上涨,但本地人得到的实惠不多,像库尔勒老区,城市很漂亮但生活困难。

  绿洲面积不可能扩大,开发难免要搞城市拆迁或占用耕地,但他看不到政府有计划协助维族实现从农民到城镇化居民的转型。

  伊利哈木有许多质疑:“你(政府)长期忽视维吾尔人的教育,这些人在这一轮开发中怎么生存?怎么就业?还有在拆迁过程发生的问题,是不是跟往常一样当成民族问题、极端问题、恐怖问题来处理?拆迁过程中,你怎么对待维族的文化?搞不好,新疆可能离巴勒斯坦化不远。”

融入现代化过程的难题

  为了保持稳定而允许一个地方长期落后,或者过快或不适当地发展,同样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在谈到新疆接下来的发展方式如何促进稳定时,齐清顺受访时沉吟了一下说:“现在特别关注民生改善,特别是在基层,将来底层得到很多实惠的群众,对民族政策会更好地理解。”

  在协助维族融入市场经济、协助维族青年就业的问题上,不能说新疆政府没有努力,它的一个突出的政策是积极支持双语教学。

  新疆双语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戴翔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几年前新疆教育是母语教学为主,附加通用语(汉语)教学,到今天新疆已有三分之一学校推行双语教学。戴翔说,对于现有的大约15万名中小学维族教师,政府资助他们进行两到三年的全职汉语培训,培训期间继续付予工资。然而教育是长期工程,中央的“跨越式”发展是以五年、十年目标。当前,新疆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已编制着GDP在五年内长四倍,10年内长八倍的构想。如饥似渴的发展,引起的疑问是:它会以什么为代价?

  齐清顺再三强调,不要将发展后取得稳定视为理所当然。他批评说:“一些领导讲到发展就头脑发热,但是稳定的问题不是工资从1000元上涨到2000元就能解决的。”

  2009年当乌鲁木齐发生暴乱时,许多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2008年的西藏骚乱。

  有观察者认为,西部两大民族地区同时出现不稳定并非偶然,因为现代化过程也可以是充满痛苦的过程。在中国内地,汉族社会与普通人在30年改革开放与激烈社会转型中也承受过巨大的曲折与坎坷;1990年代市场经济才开始冲击少数民族地区,这意味少数民族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去适应现代社会激烈竞争、与突出的贫富悬殊现象。在这期间,更强烈的族群意识、宗教热情或极端思想都可能抬头。政府有必要缓解现代化转型中的痛苦,光有经济政策还不行,还需要出台相应的社会政策,否则同样的问题在内地是社会矛盾,在少数民族地区,就会以民族冲突的形式出现。

  作为维族知识分子,伊利哈木警告说,当前汉维两族在利益上分裂,多年的高压统治也让维族不再信任政府或任何人。但对于4月底刚上任,形象温和的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伊利哈木坦言,张春贤让维族有了一种期待。

  他说:“我,还有我了解的维吾尔知识分子,这些人的心态是:期待中观察,等待。”

  伊利哈木相信,新疆已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维族的情绪在“七·五”以前就到了谷底,现在再不补救情况更不可挽回。他说:“这是最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