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腔镜是微创手术吗:中国人爱记仇吗？

与法国作家魏柳南先生一起参加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依照媒体的惯用伎俩，想让我们争执起来，结果未遂。但是，魏柳南先生最终还是说了一点他与我之间在某一个观点上的不同。魏柳南先生引用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的话说，“爱国主义是爱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是恨别人的国家”。因此，魏柳南先生认为，应该提倡爱国主义，不应该提倡民族主义。魏柳南先生并且表示，他自己就是一个爱国者。由于访谈节目时间较短，没有就这个问题与魏柳南先生展开讨论（魏柳南先生中文很流利），在这里说一下。
    魏柳南先生引用的戴高乐将军的这句话，粗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仔细一想，其实有点问题。因为，它不是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定义，而只是从现象的倒推，这种划分并不有助于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我看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两者的差别，只在不同人群对于国家利益的不同态度上，详细分析以后再说。人们用不同的词汇来形容它，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常见的观点：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当它显露出好的一面时，它就被称为爱国主义，当它显露出不好的一面时，它就被称为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我与魏柳南先生的区别在于，我认为，好与不好的的区分，并不在于对待不同对象的感情，而在于采取的手段。
    西方人源自上帝信仰的两极思维，或者叫二元对立思维，容易把一个统一体的两部分对立起来。比方说，他们要么只强调自由，不强调义务；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要么反过来，只强调义务，不强调自由；只强调集中，不强调民主。在这种思维影响下，好的就绝对好，坏的就绝对坏。在魏柳南先生指出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问题上，爱自己国家也就成为绝对好，恨别国也就成为绝对坏。这种思维也影响到不少中国人。当我们说需要爱国主义的时候，一些人便说，我们国家还有这么多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要爱它？在这个问题上，我与魏柳南先生的观点一致，爱国不等于掩盖自己国家的问题。但是，我要进一步指出，只有爱自己的国家，才会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尽快改变得更好。同样是看到自己国家问题的人，如果没有爱国心，或者只有恨意，往往就会说：这样的国家快快完蛋算了。这种心态对于促进自己国家的改进没有任何帮助。
    从另一个角度说，爱自己的国家与恨那些伤害自己国家的感情是共存的，两者是不可能分开的。就好比在男女爱情中，也会有恨。中国古代多少优美的爱情诗，正是因为恨，才把爱烘托得无比动人。在爱国主义问题上，当另一个国家千方百计挑唆中国的一部分脱离中国闹独立，或者阻挠中国的统一；当另一个国家无缘无故地用导弹轰炸使馆的方式，侵犯中国的主权；当另一个国家用逼迫升值或者自我贬值的不公平手段，侵蚀中国人的血汗钱；……，任何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不产生恨意是不可能的。在男女爱情中，假设某一方发现有第三者现象，也很难不产生恨意，恨是正常的。然而，爱情的合理方式是，如何改进双方的关系，让第三者没有可乘之机。不合理的方式是，对第三者大打出手，甚至采取泼硫酸等极端方式。因此，爱国主义热情是否变成极端化，其实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手段。
    如果采取暴力或武力手段，不管叫什么名字，都是极端的，都是不能接受的。只要不采取暴力或武力手段，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就是合理的。西方人对于别国的民族主义提心吊胆，神经高度紧张，有他们自身的原因。第一，是西方人首先搞出了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这个东西，并将其发扬光大；第二，在近200年的时间里，西方大多数时候，只允许他们自己拥有爱国主义，不允许别人（例如殖民地）拥有自己的爱国主义；第三，西方人的血液中，天生具有好动武的暴力倾向，当他们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向别人动武的时候，他们没有羞愧；第四，当别人也开始像他们一样爱自己的国家时，他们便开始担心，别人会按照他们当年的方式，也向他们动武。因此，西方民族主义“双刃剑”的性质，他们自己终于感受到了。是他们自己搞出了对于国家利益的狂热，并首先大力实践。如今，他们开始有了自食其果的担忧。
    西方文明的很多元素都具有这种特性：西方人自己使用某个东西的时候，为了要充分证明自己使用它是绝对应该的，是无可指责的，他们便把它美化成绝对真理，例如自由经济。当别人也像他们一样使用同样的方式时，他们就开始害怕自己遭受损失或伤害，于是，他们便放弃绝对真理，用保护主义替代自由经济。而当初他们用自由经济侵犯别人的时候，别人受到的伤害，比他们今天所受的“伤害”要大得多。这种现象其实说明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西方文明把很多东西当成绝对化的真理，是错误的。按照他们那套绝对化的真理体系，世界将难以和谐与稳定。
    对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来说，西方体现出他们的两个缺陷。首先，他们对中国严重缺乏了解，西方无法真正认识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是最不喜欢暴力的。法国作家魏柳南先生在访谈时提到，虽然法国和德国曾经非常对立，但是现在相处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说，双方都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没有彼此仇恨。与之相关的观点是，有一些人，包括不少中国人，经常拿这样的例子问中国人：为何中国人对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念念不忘？好像中国人特别爱记仇。对此，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一个人特别爱打架，而且打了我，我不会因为他轻描淡写地道歉而原谅他。我长期不原谅他，并不是因为我要找机会用武力实施报复，而是因为我必须看到他发自内心的道歉，必须看到他真正认识到打人是一种野蛮的行为，并且以实际行动痛改前非，从此做一个遵纪守法的文明人。轻易地原谅野蛮，等于是对打人这一野蛮行为的放纵，很可能会导致下一次打人。我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是这么说的：
    中国人不愿接受“用拳头说话”的野蛮法则。中国人不喜欢打人，同样不喜欢被打。因此，一旦遭遇了暴力或侵犯，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一样，先接受这一次暴力的结果，再设想下一次反败为胜的转折。中国人会要求对“这一次”的彻底清算，因为，中国人并不希望“下一次”还会发生。不管输赢如何，中国人都不希望会有“下一次”。正是因为这一和平的愿望，才使得中国人对于每一次暴力，都希望首先得到良心的清算。如果暴力被施暴者轻描淡写地掩饰，甚至施暴者还享受着施暴所获得的好处，中国人永远不会遗忘。这并不是中国人爱记仇，这其实是对于没有良心悔改的暴力永不给予宽恕。并且，不能用廉价的宽恕使得毫无良心悔改的暴力合法化。这是拒绝暴力的更高境界，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对于“用拳头说话”这一野蛮法则的彻底鄙视。那么，当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差异时，谁该向谁学习呢？（《中国没有榜样》第51页）
    面对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西方的第二个缺陷是，他们至今都把他们的一切当成是先进文明，并且把与他们不一样的文明都当成是落后的文明。他们还以各种方式，向全世界宣传、灌输、强行推广他们的文明。因此，将爱国主义与暴力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也经由西方的“以身作则”传布到全世界。而中国人爱好和平的美好传统，也在他们的文明攻势下，被描绘成落后，甚至是活该的。如今，中国似乎有一点苗头，可能会像他们当年一样，那也是向西方老师学习的必然，西方人居然感到无比的担忧。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西方人要真正摆脱这种担忧，只有一个办法：真正承认自己的文明是有严重缺陷的，是不能向全世界推广的。并且，不要再以最优秀、最先进的文明姿态，向全世界指手划脚。西方不应再以老大自居，不应再以榜样自居，而应该真正认识自己文明的弊病，并以实际行动做出改变。
    因此，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是一样的。其本质是希望中国尽快强大繁荣起来，永不受西方的欺负，永不接受“活该”的命运。而西方人很难认识到，悠久的中国传统是多么宝贵。中国优秀的传统，对于西方来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天性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在实践自己爱国主义的时候，不会像野蛮的西方人那样，动不动就使用暴力手段。如今，不得不与野蛮西方为伍的文明中国，仍然可以借助中国的传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将这一传统重新概括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即便如此，中国依然比西方高尚得多。当今世界，唯有中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以文明和榜样自居的西方，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做出这样庄严的、对世界和人类郑重负责的承诺？而且，中国人还会恪守另一个伟大的传统：言而有信。这样的中国，难道不是出尔反尔、耍尽阴谋诡计的西方国家的榜样？中国没有榜样，中国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