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社会很难做到绝对扁平化，社会分层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意味着社会中总会有一部分人相对处于上层。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更好地发挥精英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当大众在狂热中将各类精英扫落马下后，社会持续动荡，最后受损的不仅是精英阶层，也包括普罗大众。对整个社会来说，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精英主导的问题，而是需要判断现有的精英是否真正具有精英的品质，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精英来主导社会。

六十年来，他们干过什么

过去两千多年，皇族和士大夫一直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主体。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中国社会陷入动荡不安，虽然精英频出，但并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精英阶层主导社会的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精英作为一个群体逐步浮出水面并开始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积极作用，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阶段始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止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此期间，各类精英迅速汇聚到社会主义的大旗下。掌握新政权的政治精英理想信念坚定，总体比较清廉；建国前的经济精英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也有不少经济精英主动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知识精英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表示了高度认同，胡风所言的“时间开始了”体现的就是知识精英对新政权的热切期盼。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民众和精英阶层的认识高度契合，一个受到民众高度认同的精英阶层开始出现，在建国初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阶段从1957年到1978年，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在毛泽东反精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精英阶层遭受沉重打击。为否定精英主导的格局，毛泽东甚至喊出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样最具“草根”精神的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被看作“臭老九”；政治精英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连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被打倒以致含冤而死；至于本来就相对弱势的经济精英更是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在此期间，虽然毛泽东非常希望“革命新人”填补旧精英们被打倒后的空白，但一直没有成功。可以说，精英主导的缺失是中国二十年陷入混乱的重要原因。

第三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特别是1980年代，精英阶层开始重新崭露头角。这一阶段的主旋律是以反思“文革”为起点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物质资料相对贫乏的背景下，整个社会对思想文化投入了高度热情。作为精英阶层最大亮点的知识精英和一些有抱负的政治精英，主动担负起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责任，主动担负起探索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责任。他们的努力为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石。虽然由于时间短暂，这批精英阶层对社会的影响没有持续下去，但是其埋下的思想种子仍然随时在寻找机会萌芽。

第四阶段肇始于1992年。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社会各阶层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上。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经济精英，一批顺应时代潮流、引领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政治精英，一批为经济改革鼓与呼、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知识精英。他们的努力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相伴随，也有一些政治精英通过权力资本化积累了大量财富；还有一些经济精英借助滥用的公权力迅速实现了资本的扩张；而受价值虚无的影响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一些知识精英也开始陷入失语的状态。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出现了大分化、大变革，精英阶层因此全面进入公众视野，精英阶层的困境也开始出现。

精英阶层的三大困境

单就个体而言，中国精英阶层中不乏依靠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人，许多精英也具有很强的社会操守和责任意识。但伴随整个精英阶层中精英品质的退化，精英阶层开始陷入困境。

一是精英傲慢激发的社会对立。精英的傲慢源自占有权力、财富、话语权的精英油然而生的优越感，从行为上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忽略甚至欺凌。当然这种从优越感上滋长出的傲慢很少表现在精英之间，主要针对的是普通大众。正因拥有权力的傲慢，才会有官员在面对记者追问时，脱口责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正因拥有财富的傲慢，才有“富二代”此起彼伏激起民众公愤的举动。同样，因为有专家们掌握了话语权之后的傲慢，才有一些知识精英敢于无视公众智商，公然为不义辩护，为荒唐背书。

当然，傲慢并非精英阶层共有的特质，而只是出现在部分精英身上，但正是少数跋扈精英的傲慢，成为激发精英与大众矛盾的导火索。

二是精英封闭造成的自我停滞。精英的封闭首先表现在精英个体与社会的自我隔绝上。许多精英在进入社会上层后，便迅速将注意力转到个人的小爱好、小乐趣和小生活上，轻易忽略掉底层社会生存的艰辛。一部分精英在通过信仰佛教、基督教等来寻求个人解脱、自我救赎时，却忘了宗教应有的怜悯和慈悲之心，没有兴趣也没有勇气去关注社会，特别是关注底层社会。

精英的封闭还表现在精英阶层内部的合流上。政治、经济、知识精英们有太多的渠道进行公开的聚会。但在这样的聚会中，许多精英不是超越自身利益发出正义的声音，推动社会的进步，而是忙于各类关系网的搭建以谋取自己的个人利益。此外，还有大量若隐若现的各类会所，成为各界精英私下聚会、相互沟通、维护现有精英共治格局的平台。精英阶层的封闭一方面使自身更加狭隘，另一方面也阻止了中下层优秀分子的进入。一个缺少自我更新的阶层必然会腐化堕落；同样也很难得到大众认同。

三是精英逃避引发的社会溃败。精英阶层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样也从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最大收益，因此精英阶层有义务比一般公众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在许多精英身上，看不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看不到古代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很多精英只安于在现行体制下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能把自身价值融入到社会共同价值之中，不能勇敢地担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重担，有的甚至本身成了社会堕落的源头。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精英们有了更多辗转腾挪的空间，同时也为自己的逃避找到了更多借口和退路。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精英或者其家人往外移民。

精英责任感的缺失虽然没对大众造成直接伤害，但由于掌握资源精英的逃避，社会的完善和进步变得更为困难，也因此加剧了社会溃败。

拯救：不做甘地，至少要承担责任

对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而言，精英阶层面临的困境其实也是整个国家面临的困境。如何实现精英阶层的拯救同样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是精英的自省与自救。自省与自救是精英阶层主动消弭社会鸿沟、重建社会信任的努力，是一种自我完善。许多布衣都能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衣食无忧的精英如果还紧抱住功利主义不放，忘记理想与使命，有负精英的身份。

这绝非忽视制度、仅仅指望人性的虚言。就个体而言，精英的自救非常普遍。比如，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名满天下后，并没有沉醉于自满与骄傲之中，而是无情地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对自我进行修正。他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我绝不相信，一个迫使女仆给他端尿壶的人会真诚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学的和人道的信念。”这也成了他从思想和行动上实践人道主义的最好宣言。

虽然每个社会都渴望能出现如甘地这样的圣徒，不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精英自救来说，并不是要精英完全舍弃自身的利益，需要的只是精英能超越自身的利益，更多地承担起应该肩负的责任。

二是精英阶层的分化与重整。虽然精英阶层内部总体有封闭迹象，但精英阶层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比如都是经济精英，凭借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发展起来的经济精英，与依靠垄断和权力致富的经济精英，就有难以避免的冲突。政治精英中，也会因不同的政治主张产生分歧。

精英阶层的分化既有利益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精英品质的差异。在当前中国，精英品质首先在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更进一步的是坚持底层立场，把争取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体现。

目前，虽然精英阶层中具有精英品质者并不占优势，但精英阶层内部的这种分化为精英阶层的重整埋下了伏笔。随着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精英阶层内部力量的变化，精英阶层对社会的主导有可能出现新转折，从而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三是社会对精英阶层的监督和制约。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样，绝对的精英主导也会导致社会绝对的衰败。对精英阶层进行制约是世界难题。因为他们掌握着主要的社会资源，本能地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精英的制约不可能实现，或者说对精英的制约只能用革命这一终极方式来实现。

离理想越近，压力就越大

核心话题

中产的外衣，看起来很光鲜，但穿起来很累，个中滋味只有自己能体会。且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产者的心声，触摸一下他们疲惫的生存状态。

所谓中产，通常是指中间阶层，英文为midd1ec1ass。这个群体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

中产并不单纯是财富概念，还包括心态、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当今世界，对中产划分并无统一标准。

近日，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认为，我国中产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小私营企业主，企业部门经理人员，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 (来源:《人民日报》)

我蚂蚁般忙碌的生活

在我成为一名医生前，我对这个职业的理解跟大家是一样的，高学历，收入稳定，受社会尊重，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身边的几乎每个人都把生活中90%以上的时间贡献给了工作。

张晓(外科医生)

小时候父亲带我到城里的表哥家做客，那天是周末，上午九点多了，表哥家读小学的儿子还在睡懒觉。我出生在农村，早晨五点就要跟着父母下地干农活了，—年四季不分寒暑。看着表哥的儿子生活这么幸福，年幼的我很眼红，决心好好念书，将来也能过上这么舒适的生活。

但是，当我以优异的成绩，—路念完小学中学本科硕士博士如愿成为—名大医院的外科医生后，我的生活不变的是，我还像幼时那般艰苦。我选择了—个特殊的职业，我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我每天的工作不能有丝毫差错，不能有半点懈怠的想法，三十多岁了，晚上我仍然要读书到深夜，早晨早早起床去上班，睡个懒觉大约成了我这辈子都实现不了的梦想。

虽然在家人的资助下买了婚房，但是目前的收人并不能让我高枕无忧，妻子已经怀孕，房子还需装修，小区车位还没有买，经济上的压力还需要自己扛起来。

我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周末和平常—样，早晨六点半我要准时起床，七点钟前，我应该洗刷完毕吃完早餐准时出门，七点半必须到达医院，处理完查房交接班这些病房里的日常工作后，如果当天有手术，就要动手开始准备工作。—台普通的手术—般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天若马不停蹄地做三台手术，中午也不休息，那么晚上八点前下班还是可能的。有时候碰上非常复杂的手术，晚上十—二点下班也很正常。下班后，如果我的哪个病号出现了异常，无论夜里儿点又身在何处，没有商量必须马上赶来。

其实多吃些苦、多受些累并没什么，哪个职业不苦不累?我的博士生导师是国内医学界有名的泰斗，八十多岁了他还保持着晚睡早起的习惯，钻研业务。我也经常儿天儿夜不回家，白天的手术忙到晚上八九点，夜里12点又来了急症病号，再开工到凌晨三四点，稍事休息又到了第二天正常的上班时间，哪里有时间回家?在我成为—名医生前，我对这个职业的理解跟大家是—样的，高学历，收人稳定，受社会尊重，但是这只是其中的—部分，我们身边的儿乎每个人都把生活中90%以上的时间贡献给了工作。

母亲不止—次地对我说:“我们不求你成名成家，只要你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多抽出点时间陪陪家人，就很满意了。”母亲哪里知道，对我来说最缺少的就是时间，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说我找了个好工作。

其实这些对医生来说，并不是最难的，尽管付出很多，但救死扶伤带来的快慰感，也并不是每个职业都有机会体会的。我感觉最难克服的是，还是社会的偏见与误解，还有越来越多的医患纠纷，这都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医生的形象。

—名医生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学术压力。总不能四五十岁了，人家都是知名的专家教授两院院士了，自己还安乐于当个住院医师吧?—个年轻医生30岁博士毕业，在三十五岁左右晋升副教授，不知需要多么刻苦努力，只有成为副教授，他才能独立坐诊开展手术，但有多少病号来医院看病挂普通门诊?显然，人们更信任教授的水平，所以，这需要我们孜孜不倦地继续努力。这期间，除需要保证完成日常工作之外，我们需要到实验室做实验，在国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出国研修，不知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付出多少汗水。

我忘不了，有次我去导师家串门，老两口八十多岁了正在收看央视英文频道的新闻节目，他们需要保持—定的英文水平以能够阅读英文学术著作;我也忘不了，每天晚上我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商量申报课题的场景。这样的生活虽然很疲惫，但对未来的期待让我不能有—点懈怠。

中产阶层自身的脆弱性和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让许多中产负重前行，前景不甚乐观。

中产阶层的一个特点是收入较高，但来源单一。每当经济有大的波动，或个人生活遇到突发事件时，中产阶层的脆弱性就突显出来。经济危机袭来，中产阶层面临减薪、离职等压力，竞争更加残酷。当前，经济波动较大，房价大幅上涨，中产们要么望房哀叹，要么成超级房奴，工资收入在月供、孩子抚养等开支上精心分配，把个人消费降到较低水平。收入的单一性让他们苦苦支撑，多重压力交织在一起，生活的幸福指数几乎降到了最小值。

中产生活的烦扰还远不止这些。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中，人往高处走这种想法在许多中产看来难以实现，精英阶层对优质政治经济权利的垄断，压制了中产阶层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许多基本的诉求无法表达，合理的权利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生活完全被固定在经济领域，这对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而言，更增加了几许压抑和苦闷。

再者，中国的中产阶层大多出生于中国社会的中低收入阶层，父辈们辛苦一生，没多少家底，健康状况堪忧，医保水平很低。为了让父母能跟自己过上几天好日子，当父母生病后，许多中产们几乎是举全家之力，倾其所有，给父母力所能及的最好救治。这一点笔者感触颇深。岳母得重病来上海治疗，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在大医院比比皆是。一名外企工作的白领，在下班后来医院看父亲，坐了几分钟就趴在病床边睡着了，疲态尽显，让卧病在床的父亲老泪纵横，哽咽不已。

中国中产面临的问题，是整个国家发展处于关键阶段的真实反映。换言之，中国中产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国家发展不落入“发展中陷阱”，中产者就有望脱离苦海，得到期盼已久的确定性和安全感。

牛海(上海理工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所)

我似乎从没有享受过中产的悠闲，这么多年在奔波中体会的是一种不安定的沉浮，从国家干部到打工仔，再到私营业主，人生的道路走得曲折艰难。

贾治(私营企业主)

在很多人眼里，我现在算是—个标准的中产，有自己的厂子，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但我似乎从没有享受过中产的悠闲，这么多年在奔波中体会的是—种不安定的沉浮，从国家干部到打工仔，再到私营业主，人生的道路走得曲折艰难。

2004年的那个冬天，我站在人生的—个新起点。

把简历递到接待我的总经理手里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里闪过—丝异样的表情。他问我:放着国家干部不做，为什么辞职呢?我微微—笑说:想证明—下自己。

就这样，我留了下来。按照经理的安排，熟悉设备，背价格，发发货，打扫—下卫生，天天泡在展厅里当学生。这让我有些烦躁，领导们似乎对我的能力始终持怀疑态度，从不让我们真刀真枪去实战，只是流于纸上谈兵。八个月之后，我彻底放弃了初进公司时的理想，只用了半个小时，结算完工资，坚决地离开了这个企业。

之后，我提起行李，—头扎进了济南姚家庄 那儿是打工者乐园，因为房租比较便宜。

每天坐在出租屋里，翻看晚报上的招聘广告，然后把自己感觉最适合的信息剪下，整理起来，挨个打电话，如果对方表示可以面谈，再挤着公交车去面试。三个月之后，我和济南无奈地挥手告别。

接下来的日子，或者才真正叫做创业的开始吧，我从代理产品开始，走向经商的道路，—点—点的积累，投人，再积累，再投人。第二年年底的时候，我成立了自己的—家公司。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思考了很多，想起了拥挤的姚家庄，想起了穿梭在城市里那些和我—样无助而孤单的身影……

说实话，现在的投人已经接近我承受能力的极限，资金来源，市场运作，企业管理，这些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比身体的疲劳更难忍受。不仅如此，家人也常常为我捏着—把汗，因为现在还背负着—笔不小的贷款，他们很怕我—招不慎赔得翻不过身来。好在孩子年龄还小，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倒也没什么怨言。我的理想是把企业做大做强，最终形成从饲料业到饮食业的产业链，但我也知道，自己每向理想迈进—步，压力就会被放大若干倍，如果我不能昂头挺住，倒下的将不只是我自己!

不敢越雪池半步

这两年一直在犹豫是不是该换个生活方式，但是想一想那些急需用钱的房子和孩子、老人，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捆绑住手脚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

陈生(大学教师)

作为大学教师，我好像没有理由抱怨清贫和辛苦，否则只能被别人说矫情。夫妻两人都有公职，只有—个孩子，在别人看来，这样的日子应该过得优哉游哉。但是，在繁华的城市里却有种说不出的疲惫。

夫妻两人每月的收人加起来大概有八九千块钱，比起刚结婚那时已经涨了不少，可是每天出门还是要精打细算，稍不注意就人不敷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或许有些夸张，可是为了钱该怎么花，两口子确实打了不少嘴官司。

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工作之后从单位分到了—套房子，面积很小，户型也很老，唯—的优点是位置还不错，很适合生活。可是因为有了这套房子，短暂的知足反而耽误了长远的计划。眼见着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买了带落地窗和观景阳台的大房子，我还带着老婆孩子在“蜗居”中，心里渐渐不平衡起来。在房价急速狂飙的时候，终于按捺不住，在城郊抢了—套期房，环境很好，面积也大，当然价钱也是很可观的。我安慰自己，将来有—天退休了，可以去那边安度悠闲时光。为了面子，也为了未来，我家的生活开始受到重大影响。每月还款儿乎接近家庭收人的—半，这让平素缺少理财观念的我们真切感到钱的重要。老婆的化妆品能省的就省了，衣服能在网上淘的也不去商场买了。

当然，不是所有的钱都能省下来。很快，孩子又上幼儿园了，邻居家的孩子都送到了质量不错的双语幼儿园，我们也不希望亏待了孩子，这笔开支无论如何都是要花的。没想到，这也只是—个开始，除了伙食费和托管费，还时不时要缴—些其他费用，比如置装费、活动费啥的。

我很早就考出了驾照，到现在也没买车。有时，给别人说起来，自嘲说是为了环保出行。确实是不想买了，反正现在离学校也近，骑单车既省油钱也省停车费。看着有些同事出人有豪车，也告诫自己不要攀比，在事业上做出成绩是最重要的。但是，学校的氛围又越来越不适合搞学术，—些自己当初认为既无能力又无德行的人混得风生水起。有时学校像衙门，又像生意场，很多人都想着权力和名利，书呆子反而被人嘲笑。

这两年—直在犹豫是不是该换个生活方式，但是想—想那些急需用钱的房子和孩子、老人，感觉自己就像—个被捆绑住手脚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