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夏天怎么给鱼缸降温:九大名校校长：大学怎么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3:37:03
南风窗对话九大名校校长：大学怎么办
大学怎么办
聚焦点上的大学校长
本刊记者 赵 义
【文章导读】
中科大校长侯建国:教育规划应少些功利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育是最高的善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我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世界一流大学之梦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权力行使要在阳光下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为什么倡导精英教育
香港科技大校长:不期望世界一流遍地开花
台湾大学校长：学生品性是社会良心最后堡垒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了帷幕，1000余万考生的命运开始分野，这样宏大的场面足以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相媲美。
巧合的是，就在高考结束的当天，2009年就业蓝皮书《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在北京发布。蓝皮书指出，2008届大学毕业生中仍有16.51万“啃老族”——无工作、无学业、没有求职和求学行为者。按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我国2008届高校毕业生总数为559万，毕业半年后没有找到工作包括有了工作又失去的失业大学毕业生有73.56万。
更有意味的是，高考前三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西安，一下飞机就来到西安莲湖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在一个免费的政府创业培训室里，面对20多名大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温家宝说，你们是我最关心的三类就业群体。他还鼓励自主创业的大学生说：“相信你们今天的梦想，明天会变成美好的现实。”
不会有人认为，大学生的生存状态已经彻底下坠到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这些“阶级兄弟”同等的水准。这更多的是经济层面上的同等变化。博士生开出租的现象也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出现过。在经济低谷期，500多万花费了巨大教育成本的社会精英显然难以完全实现自己的主观预期。今年有84万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选择放弃高考，不能排除部分家庭出于成本考虑而放弃高考。
不幸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发生在高等教育被普遍质疑出现信用危机的时候，就有些让人深感不安了。近半年来，顶替门、弑师案、高校排名榜黑幕、校长带头学术造假、大学法学院设立信访专业……无一不是饱受非议、引人关注的公共事件。
校长在想什么？
无论中外，大学性质的机构都是一个社会超越性追求之所系。希腊宪法禁止警察和政府武装进入校园，去年底的骚乱事件中，校园就曾是抗议政府的骚乱人士的庇护所。中国远在汉代就设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源”。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大学在数量上从未达到过大众化的程度，却也涌现了一批在世界上都声名显赫的教育大师、杰出的校长和大学，其思想和精神遗产至今仍让我们受益。
对于很多人来说，高校，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香港科技大学朱经武校长在担心只有一批社会精英能进入大学，中间一条大沟，对社会稳定发展不利。对于内地而言，难道，进入了世界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迎接的却是“梦醒时分”？
如今，从高校里流淌出的不仅仅有最新的研究成果、最新的社会思潮，更有各种各样的丑闻。人事争斗比思想更能吸引社会的注意力，学术造假也成了腐败“重灾区”，能搞到钱、拉到课题似乎比学术贡献更重要，一次自主招生“不慎”暴露出权、钱、学交易也不稀奇。
时间会改变这一切吗？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后，也许会重现当年IT行业大规模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情景，但我们显然已经面对一个疾病缠身的高等教育现状。我们的高校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已经陷入了这样的悖论：高校具有社会普遍出现的丑恶现象和“潜规则”，但高校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比如像美国芝加哥大学参与改进周边社区治安的成功典型，却少之又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们的作为空间到底有多大？这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色看待大学校长。有的人觉得是官，有的人觉得是社会贤达，或者是教育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会只满足于中国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合格的CEO，争取资源，搞好管理。他们需要对于教育改革有所作为，哪怕只是务实的改革者——事实上，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描述。
务实的改革者
和任何领域内的改革者一样，他们对改革的边界约束的认识是清醒的，也不会轻言高校的独立自主性。也许人们会感到碰到这些约束时，他们的表现同样太“官僚”了。舆论一直呼吁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即使真正实现了，恐怕也不过是褪去了一层有些华丽的外衣而已。行政级别只是官僚化的外在形式，这正如民营经济不姓公，但其中和权力结合紧密的不乏其例。
真正的想法是私下的，或者说是“牢骚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开说的就是无意义的。对于校长们来说，教育改革的特殊在于，它不仅仅有体制机制上的边界约束，同时也承受着道德感上的折磨。政治领域的阴谋诡计有时候能够充当历史意志的工具，经济领域的“原罪”靠主观意志难以消除，但教育领域，道德上的瑕疵就直接宣判了死刑。教育改革对于一个民族如此重要，哪怕细微的一小步，都需要接受道德上的拷问。正如校长们说的：“没有道德的教育，就是一种罪恶。”一个急着澄清各种谣言的校长和一个真正犯事的校长同样失败。
这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印证。如果说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资源的分配直接决定了价值和立场的话，那么在教育领域，这个法则就是失效的。来自香港的经验告诉人们，虽然高校的经费几乎都来自于政府，但在政府教育局和高校之间有一个独立的中立的机构。因此，在教育领域，“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黄金定律并不成立。虽然在个人表态时，已经退休的校长显然比仍然在位的校长更能直言，更敢直言。
于是，对于改革，比如自主招生，我们看到了校长们的审慎的美德，即使是政府倡导的。他们很清楚，在诚信和公正脆弱的社会环境下，自主招生容易导致权钱交易。有的则带头减招部属高校本地生。高考制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弊端——有校长直言这种教育就是摧残年轻人——但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之前，就不能轻易破坏这一年轻人上升的途径。在高等教育更重视提高质量之后，对于广受争议的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有的名校校长对其提高大学教育普及之功虽然十分肯定，但言谈之间，对于本校由于特殊原因没有扩招也颇感欣慰。
对于高考制度改革的审慎，并不妨碍校长们对于大学教育的改革，相反，普遍的共识是把学生们尽快从应试教育中拉回来，比如通识教育试验。回顾过去高校自己进行的一些改革，此类改革应该说是难度偏小的。培养的学生，不仅能当工程师，还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这样的目标不会遇到什么反对。问题只是在于实现的路径。从宏观上说，对于1000多万考生、500多万幸运儿来说，合适的大学分类和定位才是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对于国家未来意义重大，但无法取代更普遍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国人的意义。这是教育部门和高校的集体责任。
通识教育试验是对存量的改革，1999年以后高校存量改革最艰难、最有争议的一次应该是北京大学针对高校老师的改革。而类似清华大学的新设学院的国际化进程，类似于一种增量改革。一个没有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保障下的通识教育试验，会走到什么程度呢？校长的权力，教师的权力，教育部门的权力，是到了需要认真清理的时候了。中国科技大学以批评校长很正常为一道独特风景，这样的大学越多越好。
如果说其他领域的改革更多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那么教育改革的核心价值是希望和梦想。政府官员，尤其是政治中间层的官员，不承担向社会输出希望和梦想的使命，这才是必须改变高校行政化的根源所在。而一个能够拿到很多资源的校长，顶多就是CEO。校长们推动的教育改革，一旦只能让人还原到政绩动机或者从各方面拿钱，改革的生命力就会枯竭。
当回忆起过去的大学时，人们不仅仅会念叨那些杰出的“人才”，更加津津乐道的是以校长们为符号的精神和理念，包括学理工出身的竺可桢。校长们都不断重申自己学校的宝贵传统，他们的内心也许同样羡慕中国20世纪30年代大学的相对独立性。但今天的改革，或者想更透明一点，或者想更公平一点，更像是一场局部的战斗。
“要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分浊清”。无论在何种边界的制约之下，都产生过伟大的大学校长，比如年轻时候曾经喊出“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蒋南翔。务实的改革者，理应获得人们的敬意。如果能更进一步，那么就不仅仅是敬意，民族的教育史也将深深刻上他们的名字。
第 2 楼
[转贴]中科大校长侯建国:教育规划应少些功利
南风窗
教育规划应少些功利
—— 对话中科大校长侯建国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听起来很生硬的名字，但它却是一所人文精神鼎盛、学风纯朴自由的学府。侯建国说，中科大的梦想是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世界级顶尖理工科大学。2008年，侯建国接替个性十足、敢做敢言的朱清时，成为中科大第八任校长。这所大学第一任校长是郭沫若。
侯建国是中国大学“少壮派校长”的代表，44岁当中科院院士，49岁当校长，成为这所大学最年轻的一任校长。
校长办公室十分简朴。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身体前倾，乐于倾听，而不是仰靠沙发，表现出对对话者的尊重。他的自信令记者印象最深刻，他坚持走自己的路，不随波逐流：本科毕业时碰上出国潮，他不为所动；他念了11年才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去美国做博士后，一样能跟世界一流学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讲到兴奋处，侯建国总是情不自禁地辅以丰富的肢体语言。
民主风景线
《南风窗》：听说在中科大很民主，师生骂校长很正常。不过人家都说中国的干部经不起批评，中科大为何这么另类？
侯建国：中科大很民主，校长被骂是正常的。这跟这所大学的文化传统有关。中科大成立的历史不长，50年，但它今天在中国大学的位置和很多中国的百年老校是并驾齐驱的，有句话说，成功自有不凡之处。其实50年代大跃进，新中国一下子成立了100多所大学，现在还在办的有70多所，但是真正能够到TOP LEVEL(顶尖水平)，只有中科大，促使这所大学成功的是它的文化和它的传统。很重要的一点，它尊重学术，要尊重学术先要讲民主。因为学术是不唯上、不唯权威的。师生们对学校领导怎么判断，是发自内心的，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所以在科大批评校长很正常。在科大做学校领导，一般对于这一点已经不奇怪了。我觉得也比较正常了。
《南风窗》：那么，像教代会上那种学校领导被质询时，有的教授拍案而起，质疑和责难学校领导，你们心里舒服吗？
侯建国：要是每个人都能舒服，那是说假话，很多我们的副校长被质询也觉得很委屈，他觉得这个事情他已经做了很多，而且考虑得很全面，但质询者可能只是从他的角度、他的心情来表达一种说法、意见。但可能过几天就会好了，大家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影响工作情绪。很正常，老师就是老师嘛，他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站在校领导的角度把所有问题都了解完了以后再来提他的看法，如果对，我们就接受，如果不对，或者是不全面，我们就听听再做点解释。
《南风窗》：有人说，现代社会的老百姓，他希望批评完你还是笑嘻嘻的。
侯建国：质询是每年教代会的一个固定节目。大部分的质询也是比较理智、比较有道理的，提的问题也比较切中要害，是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这是科大的一个传统，也是我们民主办学的一种手段，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气氛时而激烈，时而平和，有时也爆出一阵笑声和掌声。领导和老师，人格平等，当领导的也不会把自己当个“官”。
“刁民委员会”
《南风窗》：刚才讲到教代会质询环节，这是教授治校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听说教授治校是中科大的一个传统，它还体现在哪里？
侯建国：中科大始终有对学术的敬重、敬畏，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教授质询收效是比较好的，比较顺利。你既然尊重学术，那谁的意见最重要？当然是教授的意见最重要了。学校要考虑各种待遇、福利，谁最重要？当然是教授最重要了。这是一个理念，在学校的运行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像职称的评审，主要也是由教授来评审，那是很严格公正的。
《南风窗》：作为校长你也是很尊敬他们吧？
侯建国：他们如果评定的话，我也改变不了的。如果学校觉得这个人很重要，你可以引导，可以把他引进来，但是教授说怎样就是怎样。
还包括我们学校的一些重大事情，教授也发挥很大作用。其实学校最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嘛，我们有一个预算专家委员会，学校选出来的一些敢说话的教授放到预算专家委员会里，对大家自己争取来的资源我们不介入不干涉，但学校掌握的资源怎样在各个单位进行分配，由预算专家委员会说了算。
《南风窗》：你把权力下放给他们了？
侯建国：对。各个单位都要提出用钱计划，然后拿到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由学校领导组成的预算领导小组再确定，效果非常好。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刁民委员会”，因为他们很激烈。他们看问题很准，而且敢说话，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为什么这个项目要上，行家说行话，不会给人钻空子。
《南风窗》：如果校长不愿意分权那就麻烦啦，是否会有一个很激烈的冲突？
侯建国：其实，这些委员会并没有什么权力，他们无权做决定，他们是议事和咨询机构，提供建议，给我做决定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依照这样的建议来做决定，就会更科学更合理。但就像你说的，心态要好，如果说这些意见和建议出来，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你就要去接受他。但校长如果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跟他们沟通，我想他们也能理解。要主动沟通，你得承担这个责任。做校长肯定要有自己的想法，总不能什么都来投票决定，那就不叫校长了。
《南风窗》：校长的权力令你快乐，还是带领中科大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更快乐？
侯建国：那肯定是后者了。说实在，权力对我来说不值一钱。我做这个校长，完全因为中科大的这个学校。我自己更适合做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一个行政人员，各种机会各种环境使我走到这个路子来，因为我自己是中科大的人，我愿意为它付出。当校长要付出很多的。为了工作需要，还得经常听批评，要耐心地听人家的批评，有些批评是对的，有些是不了解情况，但不管怎么说，人家都是善意的，为了学校好。
“you come from USTC”
《南风窗》：这些年中科大教育教学改革的主线是什么？
侯建国：这几年教改，我们是希望针对现在学生的特点，在更高的一种层面上来实行因材施教。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激发学生发自内心的学习激情，科学和技术所需要的是一种拓宽性的思维，它要求今人不断地去挑战过去的概念和过去的知识，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也要不断地去改进，大家都觉得是有用的东西，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巧妙的方法来把它替代，更节约、更安全、更方便、更环保。要做到这样，必须重视整个教育的过程。
《南风窗》：需要校长的魅力去鼓舞学生吗？
侯建国：校长的魅力不一定。我们要让学生感觉到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理解，需要我们去提出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也要靠我们而不是靠过去的科学家、过去的知识。我们教改的主要方向是，怎么让学生对学习有积极性，有冲动，怎么去培养创新的能力，然后成为中国未来科学界的领袖。
《南风窗》：你会不会问中科大的学生，你们为什么报考中科大？
侯建国：我曾经对本科新生作过一个报告，第一个问题就问他们为什么要到中科大，选择来中科大是不是你的希望？我现场还做了一个调查。有一部分学生是真正了解中科大这个学校的特点、传统和文化，因为喜欢而来的。但是，也许更多的学生因为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要读哪个学校，可能一心一意想考好，到这个分数了，觉得这个分数能进科大，父母说来科大，他们就来了。现在学生的特点与30年前我进入中科大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南风窗》：你当时为什么进中科大？
侯建国：当时我也没报中科大，是调剂过来的，但当时也被中科大的名气所吸引。如果问我今天为什么来中科大，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这个学校能让你受到最好的教育，上一个大学不仅仅是学知识，更多的是受这个大学的文化熏陶。每一所好的大学出来的人应该都有好的个性，而中科大是有个性的。这种个性可能平时不显示出来，但在遇到重大事件时会显示出来。美国的一些教授跟我说他们很喜欢科大的学生，只要接触过几次，他就知道“you come from USTC”，他能看出科大的烙印，这个LOGO是非常强烈的。
学习的自由
《南风窗》：中科大会为学生做大学生涯规划吗？
侯建国：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系统，一年级二年级学的基础课比任何一个学校学的基础课都要多，数学和物理学得比较深。中科大实行通识教育，就是说数学、物理是全校各个学科都要学的，中科大的目标是培养科学技术型人才，数学和物理的功底是非常重要的。到了三年级以后，我们就会提供大学生研究计划，可以在学校里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科学研究所进行实习。还有，中科大有一个好处，没太多人管理，也很难说我们有多少人来给学生规划大学生涯，应该是他们在学习活动中自主形成的。在中科大的宽松氛围中，你自己选择学习方式，这样它才是发自内心的。
《南风窗》：校长本人很年轻就评上了院士，这便是中科大培养知识能力的一个例子。能否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说，在中科大是怎样慢慢形成知识能力的？
侯建国：应该说得益于在中科大11年的教育，最得益的是中科大的老师，他们教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表达出来的对知识的自信，那种天下舍我其谁的气魄，还有他们对科学研究的热爱，我深受感染。你会觉得，做科学研究是一种非常有乐趣的事情，会不断发现新规律、新现象，这些新的规律和现象有可能会带给人类更好的生活。这种精神回报，是很难用别的东西来衡量的。
进中科大后除了数理化的知识，我的人文、历史、地理欠缺的东西特多，所以我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去学数理化，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看各种书。中科大有个好处，只要你自己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就没人觉得你比别人差，我觉得这是中科大给我最宝贵的东西。当时我们77级78级进来以后两三年就开始出国热，那时候中科大出国的比例很高，毕业的时候，班里30多个同学已经走了20多个了，80年代到哈佛、剑桥、耶鲁、MIT留学，是多牛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我，没有走这条路。只要我自己觉得comfortable，没有人会给你压力，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包括，当时中科大也没有上课点名。
《南风窗》：现在上课点名吗？
侯建国：现在没有，你愿意上，就上，不上，只要考试能过就行。我们那时，如果老师上课不好听，拍拍屁股走人。在科大，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自由学习。我相信，如果我当时去美国，可能不会走得那么顺，因为我用自己的短处跟人家的长处去拼，我可能要用很多时间去啃英语。如果到美国，要补的东西太多你就不从容，会为了生存、为达到一些目的而改变自己，而不能发挥你的长处。做学问如果不优雅，不从容，就做不了大家。我跟很多同学讲，我从大学本科到拿到博士学位，一共用了11年时间，但这个过程比较从容，使我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而且也没有觉得特别累。现在我对科学研究始终保持着一种热度，可能我是一个中长跑选手，不是短跑冠军。
少年班的启示
《南风窗》：媒体对中科大少年班的质疑非常多，听说少年班现在转型了？
侯建国：不是转型，只是在创新发展。30年的少年班模式，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的模式，虽然30年来得到了不同的评论，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少年班是成功的。
为什么说是成功的？我们培养了1000多人，第一批的毕业生40岁左右，已经是社会上的中坚力量。从全校来说，科大的毕业生1000个学生中间有700多个硕士研究生，比例非常高，但少年班学生中硕士或博士达到90%以上。不是说硕士和博士就意味着成功，但是中科大培养了他们4年，他们还愿意继续深造，意味着他们从中找到了学习的热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我可以随口说出的少年班杰出校友，就有一大批。
《南风窗》：现在最牛的有哪些人？
侯建国：微软的全球副总裁张亚勤，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正职女教授庄小威，包括现在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复旦大学最年轻的生物学院院长……他们很年轻，事业还要上升，就像庄小威，她拿到了美国这个年龄层次的科学家的所有奖项。30年少年班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就是因材施教。
这些孩子，不可否认他们在逻辑思维数理基础思维方面比其他孩子有更早熟的能力，有天分，我们尽快把他们纳入大学的教育环境，给予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如果留他们在中学，再耗两年，那是一种浪费，对他们也不一定好。
但是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也不那么简单，需要成本，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有好的老师、好的管理。我们在全校范围也强调这点，希望扩大少年班培养人才的模式，现在已经成立了“少年班”学院，将少年大学生和其它优秀大学生放在一起，200人左右的规模，然后和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结合起来，从二年级开始，让他们到国家实验室开始实习，这个实验室是中科大唯一的交叉科学实验室，量子信息试验团队就在这个实验室，有生物、化学、物理、材料和信息等学科人才，配备科学家做他们的导师，对每个学生都进行个性化的培养。我们希望做到每个学生的培养方法方式都不一样，学的课程都不一样。
我们还不敢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先试验一下。
《南风窗》：为什么说中科大是最有能力搞个性化教育的一所高校？
侯建国：因为我们学生最少，人均的教育资源是最多的，一年才招1800名本科生，因此我们的教育是最有效的。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
《南风窗》：中科大在自主招生方面的比例有多大？
侯建国：我们去年招了270人，约占14%，今年招了370人，约占21%，我们要逐步扩大到500人左右，约占28%，但是要稳健、慎重。这个方面我有信心，我们少年班招生30年，学校可以决定招谁不招谁，30年下来，中科大少年班招生没有发生任何腐败行为。社会上有对少年班这种教育体制的批评，但没有对少年班招生的批评，没有谁说少年班的招生走后门。
投资人回报最大
《南风窗》：今年国务院要做到2020年的中长期教育规划，你最期待什么？比如说大学经费、大学办学自主权等等，排序的话哪个排最前面？
侯建国：第一关心的是，教育规划要有些思想，少些功利。教育其实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希望到2020年的规划能够引导我们中国的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远，怎样培养人才、怎么样推动国家发展，多一些这样的思想，少一些功利性的指标，或者短期的指标，但是我知道很难。
第二个，我希望更关注的是义务教育期间的公平，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公平高于效益。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的金钱投入应该保证公平，城市农村应该完全一样，这是一个解决中国或者部分解决中国应试教育和高考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办法，只有义务教育完全公平，才有可能教育公平，才能够让城市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南风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山大学校长说，中山大学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多于20%。
侯建国：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对城市的孩子过度教育，他学了很多都是没用的知识，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很多家长和社会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让这些孩子身心受到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农村的孩子教育不足，特别是边远地区。所以义务阶段一定要坚持公平第一、效益第二。
第三个，我希望增加教育经费。全民应该要认识到教育是国家的未来，你把钱投在教育上，是不会吃亏的，不要太斤斤计较这个钱，我们现在国家投入教育总是显得很小气，投在大工程建设方面就很大气，一条高速铁路建设一公里要1亿元，我们少修一条高速铁路的一公里，或者晚修一点，又怕什么呢？但是一个学校投几万块钱，投几十万块都很困难，我觉得对教育的投入应该看成对未来的投资。
《南风窗》：现在有一种声音可能你也不爱听，他们说投到铁路、汽车等能拉动内需，投到教育好像没有。
侯建国：见物不见人，这是一个最可悲的观点。高速铁路建起来还得有人去开车吧。再说，高速铁路以后总不能老买德国的机器吧，否则高铁赚的钱，拉动内需赚的钱又被别人拿走了。还有管理，如果高铁长度达到300公里以上，整个的管理是不是需要一流的人才？还要保证效率，保证能赚钱，哪一样缺了人才都做不到。单单一个高铁的链条就需要全民职业素质的提高。作为一个国家，要培养出一批职业领袖，由他们来引领科学、管理和技术的前进。
第 3 楼
[转贴]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南风窗
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 对话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本刊记者 徐 瑗 陈统奎 发自上海
今年1月，57岁的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回娘家”，重回复旦当校长。3年前，他是从复旦副校长任上离开北上京城的。如今，重回校园的杨玉良谦虚地说自己是“大学校长一年级生”。
杨玉良是一个很有决断力和执行力的人。他亦向记者推心置腹，自己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决策时不允许摇摆，要有可持续性，不能把自己陷进去套牢。他不欣赏西汉时期的晁错，也不欣赏宋朝的王安石，尽管他们都是做对的事情，但使用的不是正确的方法。
他学化学出身，就职演讲却引用舒婷的诗歌《致橡树》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浪漫情怀和治校理念——“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杨玉良告诉记者，他希望大学人仰望天空，同时扎根大地。
半年了，杨玉良在复旦各种场合大谈理想、理念，就是没有谈具体做什么，很多人疑惑地看着他。其实，杨玉良已经磨刀霍霍，他要向大学世俗化动真刀真枪。在国务院学位办这几年，他走访各地高校，看到的图景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杨玉良痛恨大学如此忙忙碌碌，随波逐流。
“这是荒唐的。”访谈中，杨玉良多次蹦出这句话。
世界不完美，需要理想主义
《南风窗》：杨校长，你给复旦本科生演讲时大谈理想主义，说报考复旦者要意识到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的危机所在，并愿意负担责任。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燃理想的时候了吗？
杨玉良：作为大学理念来讲，高扬理想的旗帜是永远的，只是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似乎不谈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价值观似乎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是一个社会没有理想不行。回顾过去20年，我们曾经风行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风行过萨特主义，还讨论过新权威主义，各种主义都没有真正扎根，最近几年又开始国学热。我们在探索，但探索的过程实际上表明我们面临着一定的迷惘。实际上，我们缺少了一种东西，即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精神。缺少了这个，你再去寻找什么东西似乎都不是你所需要的。
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性非常清晰。最近的金融风暴，给很多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人狠狠打了一棍子，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手的话，出现了极度的贪婪，暴露了人性中极度无耻的一面。所以在西方《资本论》热销，人们都在反思。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不完美，尽管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还是存在。
《南风窗》：面对世界的不完美，大学该怎么办？
杨玉良：这就是我们将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就涉及通识教育了。我们不仅仅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公民，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对这个国家、民族、全人类富有崇高责任感的人。他应该有崇高的理想主义，他的心中应该对人类的未来有一种设想。理想主义虽不可及，但心可向往之。
我们的通识教育要给学生灌输理想主义，但是又要有现实主义，这就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社会实践，使得学生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切身的感受。然后有责任去推动社会向着理想的方向前进。当下，在大学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尤其重要。如果大学都没有了理想主义，那社会哪里还会有呢？大学要像温总理讲的要“仰望星空”。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理想主义，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有全人类的全球的眼光，最后才是有特定的专业知识。
这个顺序也反映了通识教育的要义。
《南风窗》：我试着作为一名复旦的新生来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来复旦”，来复旦要读一流的书，做一流的人，最后建一流的社会。
杨玉良：是的。
《南风窗》：这就意味着复旦要教育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不要以财富为追逐的目标，这会带来价值观的维新和整合，并形成新共同体。
杨玉良：谈到收入问题，很多暴富起来的人都把自己的暴富当成是理所当然，不会反省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把捐赠文化形成为一种很好的风尚，这跟我们社会和个人缺乏反省能力有关。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就很成问题，家庭通常会跟孩子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种误区，社会除了竞争难道就没有其他了吗？互相帮助、尊老爱幼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要弘扬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
《南风窗》：但是很多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踏上社会之后却跌得很惨，被磨掉了理想主义情怀。
杨玉良：这是因为他们在理想主义的另一面——知识功底不足、现实主义不够，就会在处处碰壁后锐气棱角全无，变得极其世俗。理想主义者受挫之后，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休养生息，整装待发，理想主义者不会失去信心。但他同时也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就要求他必须立在民众当中，必须扎根在草根阶层。跟基层在一起，就不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也不会是空中楼阁。这就是我就职演说中所引用的舒婷的诗句，“叶耸向云天，根扎在大地”。
拒绝“娱乐版通识教育”
《南风窗》：复旦在本科生教学改革上最大的创新和特色就是推行通识教育，你作为新任校长，怎么理解通识教育？
杨玉良：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之后多数都是成功的，但是很遗憾把中国古代书院制给废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很像现在的研究生院，而且是通识教育。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通识教育可不是一个娱乐版的知识普及教育。把各种各样的知识给你一点，这就叫通识教育？
教育的真谛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不是简单地拓宽知识面，而是教会你一种综合而独立的思考能力。恰恰，综合的思考能力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强的，西方文化强在逻辑思考能力。东方文化吸收了西方理性的、分析的文化后所融合出新的文化思维方式将会主导21世纪。通识教育就是告诉学生主导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什么，然后教会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人将通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人文精神教育，错了。大学是沉淀人类文化精华的地方，大学也是创造人类新文化的地方。我们要向学生同时传递科学和人文的精神。
《南风窗》：有了这样的理念，准备怎么做？
杨玉良：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不可能是复制其他国家的教育，因为教育是文化的传承，脱离了本国文化谈教育是荒唐的。北大陈平原教授说过，“中国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话绝对不是欧美大学的凯旋。”中国的通识教育要成功的话，绝对不是欧美通识教育的凯旋。我们必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通识教育，比如书院制，集古今中外之优点。
是“H”型还是“N ”型好呢，“H”型代表下面是通识教育，上面是专业教育；N型代表先是通识教育多，然后逐步增加专业教育。欧洲是N型，美国是H型，美国的方式培养成本极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成本必须考虑，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和成本的基础上获得好的效果。复旦的通识教育要走向精细化，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间课程设置是不一样的。
自主招生会稳一稳
《南风窗》：有人说，如果没有自主招生配合，通识教育推行会很艰难。
杨玉良：关键的第一步当然是选才，把最好的人才选进来，一种好的办法就有机会选到更多优秀的人才。现在本科教育是一种大众化的教育，大学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教育方式来选择人才。这是大学对自主招生的动力所在。但自主招生和通识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绝对，因为自主招生只是一小部分学生，通识教育是对所有的本科生。教育上有一种理念，每个人都是可造就之才，关键是造就成什么才。应该说，自主招生为推动通识教育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带来了一股新风，创造了一定条件。
《南风窗》：目前全国高校中复旦自主招生名额最多，而且试行面试录取这种全新的模式，还把权力交给教授。
杨玉良：在选材上，判断起来最准确的不是一张考卷，实际上是教授。教授们毕竟接触过大量学生，有相当的经验和教育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等等，他们对学生的判断，总归是比较准确的，总会比一般的考卷要好得多。比如说，研究生让导师来选，好多人说，这不公平。但是，只要导师不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选进来的话，导师来选是最公平的。因为我很清楚，你能把研究做好，把博士论文做得好，而他做不好，尽管你考试考得不好。
当然现在的自主招生仍然是一个过渡做法。如果高等教育全国平均毛入学率达到50%，也就是每一个高中毕业生人人都有机会上大学的时候，招生方法又得改变。我相信未来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对国家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是有利的。
《南风窗》：但是社会质疑复旦模式的公平性。
杨玉良：公平是有界限的。什么叫公平？有人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种公平。但真的公平吗？比如说，考大量记忆性的东西，背工好的人肯定都高兴了，但是对思维能力很强、记忆力不强的人呢，对他来讲不公平。还有人说，让每一个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这也是一种公平。譬如说，高考不能让一部分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但是自主招生可以，这是另外一种公平的发现。又有一种说法，让每一个人有平等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也是一种公平。所以，任何一种公平都是有一条界限的，任何一种招生模式都无法做到完全公平。
我们现在在外省市试点，都是派教授到当地去，就是为了减轻农村孩子的压力，在当地实现相对的公平。人类还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非常好的道路，来保证人人平等。关键是，公平的定义是因形势因环境而变的。
学生期望值下降了
《南风窗》：今年经济危机背景下，复旦学生就业情况遇到挑战吗？
杨玉良：复旦就业签约率，跟往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似乎后面增长的劲，没有往年大。当然，这个只是预测。另外，跟学生期望值下降是有关系的，比如3500元月薪的工作原来我是不签的，结果他签了。情况还不错。
《南风窗》：支持大学生去农村当村官吗？
杨玉良：我支持。我就说我们国家也有不少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说我们国家什么东西没做好，而是整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东西部的差别是很大的，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到欠发达地区去。首先能改变欠发达地区人的思想观念。落后首先是观念落后，观念落后经常导致拿着金饭碗讨饭。所以，好多成功的村官一看，遍地是金啊，然后利用当地资源，马上就把老百姓的生活提升上去。
遗憾的是，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不愿意去。他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缺乏这个感情。其实，比我们当时下农村好多了。我们当时下农村是遥遥无期的。现在你去一下是让你回来的，而且国家还给你很好的待遇，很好的工作。
校长的四条标准
《南风窗》：其实大学校长不仅属于某一所大学，也是属于社会的，他也要站出来跟民众对话。
杨玉良：我认为，大学校长应有几点要求。第一，他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不一定真的这么好，但是人们这么看你。第二，他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他是大学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精神领袖。第四，他是大学整个学科建设的总体设计者。这是最基本的，还不是教育家的标准。
有人说，大学校长职业化，我不相信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一个专业专门学习如何当大学校长。所谓的职业化只是说，你既然当了大学校长，就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职业、一个事业。大部分校长原来都是专家，都是某个领域里非常出色的学者。既然当了校长，就应当摆脱原有专业的限制，不要把你专业的思维方式，转移到校长的位子上来，应该用更宽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南风窗》：大学校长如果做到这四点，可以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杨玉良：眼下，大学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华文明向整个世界的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当前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全人类和全球的视野下，要构建一个宏大的文化发展战略。而这个战略的构建和实施，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大学，尤其是综合性的大学。
我在德国做博士后的时候，德国的一个教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会说德语的地方，就有德国的利益。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人知道康德和黑格尔，那么他们就懂得我们德国人是怎么思考的。非常精辟！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指责那么多，其实中国人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能认为他们全都是反华的。我再引用一个人的话，撒切尔夫人博客里的话，她说你们都鼓吹中国威胁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中国没有什么可以威胁世界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输出过思想和主义。你想想，我们应该做什么？
拒绝平庸不容易
《南风窗》：目前国家正在征询教育中长期规划意见，你最关心什么？
杨玉良：我最关心大学的体制。大学的管理体制，包括国家对大学的管理体制和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体制顺了，什么都顺。管理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人们一般都不太敢提。《人民日报》上有过一些讨论。有人批评教育部对大学管得太多了，但是又不愿意直接说。实际上，教育部自己也有体会。
国家对国立大学，到底管哪些事情？这个一直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很多文章都在强调尊重大学办学规律，潜台词就是你不该管的东西你不要管。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现在中国人说话有个缺点，总想隐隐蔽蔽，总想遮蔽一些什么东西。要么就是过度，大谈自主权。
我们研究一下美国大学的历史，尤其是私立大学，你吃人拿人的你就不自主。美国私立大学到二战之前，是非常自由的，到了二战的时候，为了反法西斯，所以美国政府就安排了大量的资金，要开发新的武器，给了钱就得按政府的指示做啊，所以它失掉了一部分自主权。二战胜利了，它就反弹了，这些学校就强调要自主权，要学术自由。到了60年代以后呢，工业界介入了，工业界给钱建了很多研发中心，又不自由了吧。由于冷战，军方又给了钱，又不自由了。所以到了60年代末，又一次反弹。永远在这之间拉锯。
关键在于，在这中间要构建一种非常好的机制，就是大学内在基本的教育和科研规律要得到保持，然后满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可以有很好的弹性。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政治也不要冲击业务。但也不是提到大学自主权就是不要管什么外面的事情，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不可能的，否则，办大学干嘛？
《南风窗》：现在大家都在比较北大还是清华培养的政治家多，复旦会跟风吗？
杨玉良：我不以国内和国际上任何一所大学作为复旦的参照。或者说，博采世界上所有优秀大学的长处，作为我们的办学理念。
首先，要办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又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否则你办成世界一流大学，COPY了一所MIT，COPY了一所哈佛，COPY了一所耶鲁，不行的。我强调复旦两条都不能丢掉。否则这所大学看上去跟耶鲁一模一样，跟哈佛一模一样，这是一种失败。
《南风窗》：做世界一流大学有时间表吗？
杨玉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我希望，过若干年，复旦大学至少能跟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叫板。跟他叫板的意思是什么？我指的是，有那么一批学科均匀分布在人文社科、理科、医科，能够与世界上最前面的50所大学叫板。也就是咱们拿出来比一比，我不会比你差多少。这个目标是很难很难的，但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这一点我也是乐观的。
《南风窗》：做世界一流大学，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杨玉良：最大的困难在于理念和观念。我们的教师准备好了没有？我不仅仅指教师的业务水平。我们的教师有这个胸怀吗？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那个信心？如果大家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实现75%的愿景。思想先行，然后咱们再来解决具体问题。否则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别人还不理解，干嘛要那么做？就是要取消那些俗气的东西。我一直说，有多大的胸怀才能做多大的事情。胸怀没到，啥都不行。高风亮节没有了，知识分子的骨气也就没有了。
第 4 楼
[转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育是最高的善
南风窗
教育是最高的善
——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
检视有关纪宝成的资料，概括起来，对于纪宝成这位中国最有名的教育工作者之一的印象是以下四个字——敢说、能说。
“我这是干一行爱一行，爱自己的事业，”纪宝成说，“也是为了国家更好，为了人民大学更好。”
这样的棱角分明使纪宝成成为一个有几分可爱的公众人物，除了那个广为流传的“纪宝宝”之外，在《维基百科》收录的有关纪宝成的条目下，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个人已经成为“大力批评”一些教育政策的“代表人物”。至于他对中国人民大学的贡献，也显得极不一般，《维基百科》说他是“人大中兴的顶梁柱”。
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于1950年，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和成仿吾先后执掌校政。这所大学在“文革”期间被解散。1978年复校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发展滞缓。
而现在的人民大学显然已重新焕发了风采。这一切恐怕真的需要感谢纪宝成。现年65岁的纪宝成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了9年校长职务。最近的一个周末，记者与他在校长办公室里相见，并就治校和教育问题进行了交谈。
固本强基，重塑形象
《南风窗》：外界说纪宝成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兴的关键，你自己对此如何评价？
纪宝成：这样的评价，我不敢当。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吴老(吴玉章)、成老(成仿吾)等老校长都为人大的创建和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我2000年回到人大任职，压力很大。由于受到种种问题的困扰，上世纪90年代人民大学虽在艰难发展中取得一定成就，但也一度被边缘化，发展滞缓。我来人大后当年就提出要固本强基、重塑形象，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性目标已经提前实现了。
《南风窗》：你到人大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纪宝成：呼吁全社会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人大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上不去，人大就上不去，所以这是我到人大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长期以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文”的现象，文科受到冷落。我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人大在呼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起了排头兵的作用。
《南风窗》：人大在校园中竖立了孔子像，我看到过那尊孔子像，也注意到由此引发的争议。有人还把你视作“文化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
纪宝成：“文化保守主义”，好大的帽子啊！不敢戴呀！我们现在也得解放思想地看待保守这个词，有时候，保守很可能保守了有价值的东西，激进也很可能代表了前进的某种方向，这是不能随便指摘和褒贬的。
我上任后不久，当时我们学校有位教授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想捐赠一尊孔子像，你敢不敢要。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没想到有人会给我打这样的电话，我考虑了一下，马上就说要，为什么不敢要？半年多之后孔子像就在人大校园里竖起了。
人大竖立了孔子像，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五四”运动是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是批孔的。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这个问题似乎也没公开谈过，那样批孔是否批得对？没人公开讲这样的问题。当时任何大学也都没有树立这么大的孔子像。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之根、民族之魂啊，我们必须确立民族文化的自信，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基础。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大量普适性的价值，有大量的人类共同财富，对今天依然有很多的启迪和启发。
我们作为以文科为主的大学，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当时就把这个大旗扛起来了，成为新世纪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排头兵。尽管可能有风险，但是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总得要有敢冒风险的勇气。
为什么敢说能说
《南风窗》：现在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活跃的校长，你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公开发表过一些严厉批评。我们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说这些？
纪宝成：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有一种关心国家、关注社会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勇气。对于学界来说，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社会发展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要充分讨论各种问题，提供更多的可供决策选择的思路和方案。
首先要有问题意识和批判性的思维，没有问题意识你就没有办法创新。要发现问题，不发现问题怎么能抓住问题呢？对待问题首先要有批判性的思维，但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便能更好地推动工作。
第二，要敢于解放思想，要有勇气。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理论创新。任何创新都是要有勇气的。
《南风窗》：也就是你看到问题就一定要说？
纪宝成：看到的就一定要说，认准的就一定坚持。比如高等教育要加大财政投入，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这些观点我一直都在坚持。
《南风窗》：你也一直强调大学不能太功利，要守护大学的使命和精神？
纪宝成：对，大学不能太功利。大学的使命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这是大学不同于政府、企业等组织的最本质特征。没有知识创新，可能就是中学、小学了；没有人才培养，可能就是研究院了。
那么大学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没有了这种精神，没有了这种灵魂性的东西，就不能称之为大学，就不可能有创新，也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
胡锦涛总书记前年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广大教师要“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这句话语重心长，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浮躁和急功近利的风气背离了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我曾经发表过这样的一篇文章，叫做《变革的时代呼唤宁静校园》，我们也努力争取在坚守大学使命、守护大学精神、营造宁静校园方面起排头兵的作用。
《南风窗》：你也说到自己有些话是比较尖锐的，是否有人私下告诉过你不要说这些话？你也批评过大学评估的问题，但你也提到，你们学校在一些评估工作中表现出色。问题是，当你对他们提出批评后，评估时会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纪宝成：没有人说过叫我不要讲话的，没有这样的事情。至于说到评估，我认为评估还是要搞的，高等学校不评估是不行的，科学合理的评估对学校的发展有好处。比如本科教学评估，对高校提高教育质量、完善教学管理、改进校风和学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等，就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体看，效果是好的。
评估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太多太滥。学校里一年到头评估检查不断，学科要评估，研究基地要评估，科研立项要评估，今天财务大检查，明天审计大检查，后天物价大检查等等，这个就受不了了。在一些方面，要充分信任学校，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落实办学自主权
《南风窗》：这些方面事实上已经涉及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了。学校的权力边界到底有多大？
纪宝成：我认为，高等学校的办学权力有两种性质：一种是与生俱来的权力，不是政府给我的，而是与高校的本质属性相关，并由法律确认的；还有一种权力是政府下放给我们的。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核心问题就是界定政府与学校的权利关系。
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学校有七项办学自主权，但这些法律规定比较粗略，没有进一步划分权力属性，也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我们应该在改革探索当中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把它界定清楚。
比如，中国的大学在招生方面有没有权力、有什么权力，这本身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大学在招生方面肯定应当有自己的权力。现在的招生制度只关心总分，分数的科目结构不起作用，就不符合高校学术权利的要求。比如说文科专业，有的考生可能数学不太好，但是中文、历史特别好，对这些特殊性人才，我们可能就应该不拘一格将他录取。但是现在这个招生制度就不允许。
《南风窗》：就是说你们自己了解自己的需求。
纪宝成：现在包括社会舆论也这样认为，录取600分而没有录取601分是不可以的，是不公正的。过去还有一个分数段，在分数段里面学校还可以自由选择，现在完全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差一分都不行。其实这只是一种尺度上的公正。还有另外一个尺度，要从分数的结构上来考虑，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考虑，可能这种“公平”就是一种不公平。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公平公正，确实要更深入、更多元地来看待。
我们要讨论怎么把事情办好，因为这才是建设性的。要反思高考制度怎么改革，大学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
我反对教育产业化
《南风窗》：你曾一再谈到要为公立学，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方面为什么那么重要？
纪宝成：在正确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历史进程中，泛市场化的思潮也随之而起，在教育领域，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思潮甚为喧嚣，有人甚至提出也要像企业改革一样，校长去找市场，不要找市长。
1999年开始，很多地方的扩招，增量部分政府拨款太少，甚至不拨款，完全靠收费来解决。这时候，教育产业化成了不少地方政府摆脱所谓教育财政包袱的最佳理论武器。在一些官员看来，在财政不投入少投入的情况下也能取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的“政绩”，何乐而不为呢？
我当年在教育部工作，就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怎么能市场化、产业化？1999年11月2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个访谈，明确提出“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
《南风窗》：为什么会发这样一篇文章？
纪宝成：我当时请示了陈至立部长，我说我要发表一个讲话，你看我是以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的名义发表好，还是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的名义好？当时陈部长不假思索说，“当然是以规划司司长的名义。”那就是说部长赞成我的观点。这篇访谈实际上表明了教育部的态度，所以，现在有人指责教育部支持了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是缺乏根据的。
《南风窗》：如果教育不能市场化，你怎么看待《民办教育促进法》“取得合理回报”的规定？
纪宝成：我对《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取得合理回报”这一条一开始就持保留意见。投资回报就是营利，这与教育法规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是自相矛盾的。我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建议修改这一条。
我反对民办教育营利并不等于不鼓励民间办学，恰恰相反，应当继续积极鼓励、大力扶持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阶段，可不可以有营利？我觉得法律上可以认定，把民办高校区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与公立学校一样，都是公益性教育机构，不得对结余经费进行分配，可以享受政府的各种税收优惠。对于这类民办高校的运行，我主张政府应该有一定的投入。政府可以通过专项补助、科研经费等多种形式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适当的经济支持。当年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动员广东、上海两个地方，我说你们财政状况比较好，能不能带个头，给民办学校一个学生一年一两百块的支持也好。
对营利性民办高校应该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可以进行营利，与企业一样照章纳税，不享有任何税收优惠，也不能占用教育用地。
《南风窗》：教育公益性问题一直让人犯难。
纪宝成：现在应该是没问题了，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质，这个以前可没有这样讲过的。
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反对教育市场化，并不是说大学就不要考虑市场，市场还是要考虑的，比如后勤改革。你看我们学校教职员工的住房问题，很大程度就是通过市场力量来解决的。我们反对的是按市场原则来办教育，把学校办成“学店”。
我看待“就业难”
《南风窗》：年年有人提就业难问题，你曾说这是精英观念作祟。现在的困惑是，大家都希望通过大学来获得好岗位、好职业，你认为大学教育本质是什么，是为大家解决就业吗？
纪宝成：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教育结构应该多样化。我主张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建成两个可以相互沟通的体系：一个是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一个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间有“立交桥”。普通本科生教育，主要是培养通用性的应用型人才；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岗位型操作型人才。要有多种类型的毕业生，也要有多元化的质量观，并据此分类指导就业的路径。
现在的高等职业学校，不应该变成本科的“压缩饼干”，应该主要按照岗位来设置专业，而不是像普通高校那样按学科来设专业。
没有大众化的就业观念，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按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门槛进学校，再按精英就业模式出校门，这是做不到的。能让卫星上天的是人才，能让马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但这两类人才的就业要求显然是不一样的。
高等教育是要完善人，塑造人，让人得到全面发展，当然也要考虑到就业的需要。我觉得现在要加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扩大比重，调整结构，创新制度，真正按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律和需要，办好高等职业教育，这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非常重要。
《南风窗》：人大不需要为自己学生的出路和就业操心吗？
纪宝成：怎么不操心？就业工作是我们的一把手工程。我们还是要引导学生有一个正确的就业观，增强就业能力，广泛开拓学生就业渠道。我们有个就业指导中心，能够为学生提供较为系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
《南风窗》：学校有义务和责任为学生的就业问题操心吗？
纪宝成：大学有责任把学生更好地输送到社会，我们当然不能决定学生的就业前途究竟会怎么样，但我们会助他们一臂之力。我觉得这是完全必要的。我们与就业单位有着广泛联系，也对学生加强就业观念教育，让他们正确对待就业。我觉得“送一程”还是应当的，但要求把学生就业全包下来，这肯定不是大学的职责，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
我的期待
《南风窗》：若干年前你在一次讲演中说，高等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需要，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我们的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现在这些有改观吗？
纪宝成：在数量规模上，现在应该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要让大家都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都受到最好的高等教育，要满足所有人这样的需要是永远不可能的。当然，优质教育资源的数量总是要越来越多才好吧。
在结构问题上，我认为现在实际上改观不是很大。比如现在千校一面的现象并无好转，比如高等职业教育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等等。教育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关怀和支持，对教育问题也需要各方面多一些理解。
我的意见，还是要尊重教育家，可以说人人都是教育评论家，但不能说人人都是教育家。一定要按教育规律办事，要按人的成才规律办事，教育的事情除了听取社会意见之外，还要更多地听取教育系统内部的意见，更多地听大、中、小学老师和管理干部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
《南风窗》：你对高等教育的方向有什么期待？
纪宝成：现在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最缺乏制度创新，我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在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上要更多一些真正有实效的创新，要建立一个符合国情的又能和世界比较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希望今后一段时间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以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创新制度为主要目标，同时要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使中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变成高等教育强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最高的善，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
第 5 楼
[转贴]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我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
南风窗
我们还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对话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
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天津
饶子和院士现在忙得简直不可开交。在他办公室的那间小会客厅里进行了几十分钟交谈之后，因为一项更为重要的安排，采访不得不就此中断。几次欲离去的他几次被问话绊住，不得不重新坐回沙发上。最后一次，他仿佛终于下了决心要离开，果断地站起来，与我们握了下手，径直拉开门，拔腿冲了出去。
“我不认为我很忙，”第二次，在约定的时间里做后续访问，他这样说道，“张伯苓公当年同时担任着5所学校的校长，也毫不影响他成为南开大学的灵魂人物。”
3年前的夏天，饶子和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此前他已是一位著名的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他空降的这所学校，乃是中国最知名的大学之一。不过还是有一点黑色幽默，他一来就要面对10亿债务。
“中国的教育投入，现在来说还是不够理想的。”饶子和说，“有人说是4%，很遗憾现在还没有到。现在要把教育提高到全民重视的程度才行。”
这位带有明显南方口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正带领着一所“90年的办学历程中一直在困难中前进”的大学，但他对此一点儿也没有抱怨的意思。他说，中国的前途取决于教育，而这一切，“我觉得就要寄希望于我们的总书记和总理了。”
两榜排名问题
《南风窗》：南开大学不久前拒绝向一个大学排名榜交费，并且公开了这一消息，为什么会这样做？
饶子和：任何事情的存在和出现都是有需求的，大学排行榜是社会需求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它为公众了解和选择大学、了解和选择专业提供了某种帮助，公众对大学排行榜还是有切实需求的。对大学而言，客观合理的外部评价和排名，也是衡量自身实力水平与其他大学之间差距的标尺。
但一些排行榜有客观性，也有片面性。你是一种什么排法？就体量来说，南开大学是很小的，历来不是个大校。我们只有2万人，在国际上和一些名牌大学比，当然也是大的，但在国内规模前十强里面，我们可能是最小的。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1000所大学里面名目繁多，种类各异，用一把尺子能否量出高校的实际情况？要是排名，我认为南开大学是会受一点委屈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拒绝排行，不过要交钱、要赞助，我们是绝对不碰的，对于这种事情我们一贯如此。
我们也对这种排名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南开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比他们这个排行要排得更前面。我们不需要某种形式上的评价，你也不能光看排名榜。建校以来，我们培养的人才，从周总理到陈省身到吴大猷，出了一大批这种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等一流人物。我们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向来不以规模和体量著称，这不会因为某些排名和评价而改变。
南开特别重视本科教学。最近美国有个统计，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得博士学位最多的、拿到美国永久教职的，其中南开出去的学生大概排在第四位左右。要是用这种排位，南开大学进前五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排名有片面性，可能会把我们排在后面。
《南风窗》：最近还有一个中国大学就业能力50强的排行榜，据说这是一个极权威的排名，你们也是榜上有名。你们的就业率一直很高吗？
饶子和：对于这个排名我一点也不吃惊。南开的就业率往年都在95%以上。你也许要问，为什么没有百分百呢？我认为就业率从来就没有百分百的。有业但有些学生不就，他就要呆在家里休息。这也是存在的。
95%不容易。你要注意到，南开大学还有一些冷门学科，比如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科、马列、文学，这些学科要不要发展？这是完全需要的。要是纯粹追求就业率，我就把它们关掉了。可是这样做不对。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要克服一种浮躁心态。
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成员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所推动。有些学科是不能丢的。比如我们的历史系是全国最好的历史系之一，学生出来当历史学教授、历史学家是有限的，但历史系有些学生出来往往能找到最好的工作，当部长、省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就是历史系本科毕业的。
所以说要考虑就业，但不能片面追求就业率。同时还要防止一种倾向：把一些比较基础但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意义的、大学应该办的学科砍掉，这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坚持。
不追求就业率
《南风窗》：能够增加就业率，更贴近市场，难道不好吗？
饶子和：就业率暂时低一两个百分点并不可怕。就是说，怎么评价南开，怎么给我们排名，让他们去评好了。我们还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在学科建设这方面，我们是不会动摇的。所谓热门学科、冷门学科，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需求。在学生脑海里面如果是一味追求热门学科的话，到最后是会造成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作为学生、老师和家长，对这个问题应该有冷静和客观的思考。
《南风窗》：你和南开可以不在乎这些，但是中国人对此都很在乎。就业难是每年都要议上一议的热门话题，你对此持何看法？
饶子和：事实上，我们也很在乎。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就业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是在提高的。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原来我们大学生的数量和现在大学生的数量相比，是呈多少倍的增长？查一查，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所以，不要在这个时候单单强求就业率和就业问题，我们还要把全民素质和大学生数量多了这些事情考虑进去。
《南风窗》：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不断的扩招导致大学生数量迅速膨胀，有人开始担心大学生的培养质量。
饶子和：我从整体上是非常支持扩招的。在中国，如果没有大量受到完整高等教育的学生是不行的。通过大规模扩招，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教育大国。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我很佩服、很欣赏许多学校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尽管这种扩招可能暂时影响了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但我对他们还是非常钦佩、理解的。
话说回来，我们在这方面贡献很小。我想扩招，但是条件有限。要扩招，就无法保证学生质量。很多学校扩招，他们的条件也许匹配得上。我们有压力，有经济压力，在教学上没有扩招条件和基础。所以坚决不扩招。我们只注重教学质量。我们前任校长就是以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度，从而保证了南开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将来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会适当扩招一点。
名校怎样炼成
《南风窗》：南开大学不具备资源优势吗？你们的资金投入情况怎么样？
饶子和：南开大学由于体量比较小，学校的经济实力相对一些国内综合性的、体量比较大的学校而言，资金投入不够。天津在过去20年的发展也比沿海地区要慢一点，甚至就是西部的重庆大学，投入都要比天津这边多一些高一些。因为我们的投入少，所以说“南开难开”，是真正的难开。
我们要办一所一流大学，这是需要资金的。我们的前任校长为此贷款10亿元。说实话，到今天，这10亿对学校的建设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在日本军队轰炸和唐山大地震期间，南开大学的建筑90%是危房，如果没有这10亿贷款，我就不可能建出将近30万平方米的学生宿舍、教学楼、本科实验楼和体育馆等一大批设施。尽管现在负了10亿债，但这债是负得值的。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要不然南开大学谈何保证教学质量呢？
《南风窗》：财政给你们的投入远远不够吗？有别的办法解决吗？
饶子和：我这个校长主要工作就是找钱、找人，特别是要找人。一校之长，是要引进优秀人才的，我们现在有最好的学生，还要有最好的师资，这样才能形成一所最好的学校。拔尖人才、优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是一所大学发展的根本。但是如果没钱，那也不行。可能有人以后也就有钱了，有了钱之后也有人了。
我现在最大的任务还是找人。在现有体制下，找钱这种事儿受限制比较大，难度很大。因为国家对于募款没有减免税费，也没有捐款法，那些对学校的各种捐赠由此会面临一些问题。
财政拨款和学费在我们的经费支出中占主要比例。当然，财政拨款基本上只用于维持教职员工(包括退体员工)的生活，发点工资、补贴就差不多了。财政拨款一般按照学生人数确定。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扩招，坚持不扩招，所以人数相对要少一点，相比于别的学校，能得到的经费拨付就少得多。
《南风窗》：这种情况下，大学还怎么独立自主？
饶子和：大学的自主独立是有社会条件的，也要以政治体制条件为前提。完全独立自主，不受干预，这是理想主义。我的信心是，中国是在进步的，各方面都在进步，大学的办学也不例外。尽管现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我对此是乐观的。
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办学。这有一个基本底线。我说的是真心话。要挑战现有的一些体制、机制，我想作为现任校长，我是不会去做的。比如说自主招生，这一权力完全是学校的。但南开在这方面就比较谨慎，在自主招生上我们非常严格、谨慎，不会滥用这种权力，不违规招生，不盲目追求规模。这是我们办事的最低准则。
公平教育
《南风窗》：说说教育公平问题吧。今年一些名校相继减少了本地生源录取比例，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否需要在地区招生上进行一些平衡？
饶子和：在地区招生的平衡问题上，有人要求不分名额，而有人则说现行安排也有合理性。比如西部地区，不给他们名额，那里的学生可能就不会有机会考上这些学校，就要剃光头了，那西部要不要发展？所以还是要考虑一个均衡问题。
公平性、公正性，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和现有的名额分配，存在了这么多年，有其合理性。当然也有缺点。如果你想要将它改过来，难以保证不会出现类似的矛盾。也许不合理性还会更大一点。
我的意思是，改革有时需要非常慎重。在现有的基础上，可以做一些适当调整，但不宜整个儿翻烧饼。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的3+X，现在很多地区就已经把X改为“综合”了。这就是说，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我认为，错误要少犯一点。当然，一成不变也是不行的。
《南风窗》：基于一些不公平现象的出现，有人提议取消高考，你是什么意见？
饶子和：取消高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对于普通老百姓、穷人以及没有权势的人来说，高考是他们走向社会取得出路最重要、最后的机会，这也是最后一个公平。如果取消高考，有可能连最贫困、最底层孩子们的希望都会破灭的。
只要有全国高考，哪怕有些孩子出生在捡破烂的家庭，他也能上大学。考试是一种公平的反映。不能说最公平，总有它的缺点。但取消考试真的就能保证公平吗？就是乡长的儿子，我们知道都比普通村民的儿子机会多一些。现在是真不公平，总算有个机会了。当一场考试下来，我能拿到600分，你是部长的儿子，才拿300分，你就没戏。
目前来看，高考是一种有效培养人才的方式。当然，如果高考再进一步结合学生平时的成绩，结合推荐，可能会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但这要取决于这个社会是诚信社会、公正社会，如果这个达不到，一切都无从谈起。
不过，按现在的考试方法对待年轻人也不是好事儿。在某种意义上，要说极端一点，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是摧残年轻人。但是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吗？怎么去做？我们得想办法改革。不能一味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
《南风窗》：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对于文理分科的争议也很激烈，有人要求取消，有人反对取消。
饶子和：高中文理分科是我个人不太赞同的。学科学的学生也有很多文学造诣，学文科的学生也有一些科学素养，你要是把他们分开，就好像说学科学的不要写文章了，学文科的人就不要科学了。这是一种不符合大学宗旨和大学教育的做法，很大程度上这是为了应试教育而产生的一种现象。
可以看见，我们的好多科学家，同时也都是很好的文学家。在南开，我们正努力创造一个氛围，使文科学生能受到理科科学的熏陶，理科学生也能受人文学科的熏陶。这方面我们是做得不错的。我们可以交叉选课，我们的一些人文学术讲座，一些文学大师来讲课，理科学生可以去听；科学大师讲课，文科生也可以去听，这些都是放在一起的，没有任何边界。
校长的思考
《南风窗》：中国目前已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你对此作何评价？
饶子和：这是一件历史性大事。中国的发展看教育，我认为中国再往后的进一步发展，教育是个关键问题。我对此充满期待，也希望各方面真正重视教育，要多花功夫。往后发展，教育上不去，那是没有希望的。
怎么重视教育？中国教育的改革和教育的投入，这两件事是重点。第一是投入，第二是改革，有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现象，要引起注意，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人才的素质教育，可能是要从娃娃抓起的，不要到大学期间再来做素质教育。
至于说到体制问题，规划还在起草，将会有更为明确和详细的方向，不久之后就会出台，这为今后的教育发展会起指导性作用，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南风窗》：你是一所副部级学府的校长，你如何看待高校行政化现象？高校行政化是利是弊？温总理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及，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饶子和：高校行政化没有利，只有弊。这是我和我们校党委书记的一致看法。我们校党委书记前几个月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高校行政化的文章。显然，高等教育机构的过多行政化，是会对教育、科研带来非常不利影响的。现在我们一边在呼吁对教育机制进行改革，一边又是高校的行政化现象，这实际上跟我们所追求的方向是悖离的。
应该说，教育家办学是高校、高等教育的本质，是其本来的方向。长期以来，这种本来面目时不时就会被一些人扭曲了。至于说到南开大学，我们还是有行政化的体现，但是我和我们党委书记还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往这方面做，但是做得还不够。这也是一个社会弊病吧，不能要求一朝一夕就彻底解决。
《南风窗》：南开大学的首任校长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现在你接棒出任校长，你怎么理解校长这一角色？
饶子和：要做好这个校长，我想我还是有信心的。我是一位科学家，有人问科学家能不能做好一校之长？科学家当校长在历史上大有人在，做得好的也大有人在。学者的特点是要追求完美，在每个位子上都希望能做到尽善尽美。
我不敢和张伯苓公相比，他是老前辈。他曾同时担任5所学校的校长，照样干得很好，很出色，他的理念和作为，对南开影响深远。我是在学习。
人们说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但我认为我们的学校还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大家都在努力做事，各有分工。光靠一个人是不能做好的。学校如果只靠校长一个人，那这个学校就完了。学校是一个集体。
第 6 楼
[转贴]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世界一流大学之梦
南风窗
世界一流大学之梦
—— 对话南京大学校长陈骏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南京
穿过诚朴雄伟的校门，是一条阔气的校道，栽着两排葱郁挺拔的梧桐，遮天蔽日。两棵梧桐树之间，拉了一条红色横幅，“热烈庆祝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60周年”。就在数天前，5月3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教学楼后面的礼堂里，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那天，为吴伯雄颁授学位证书并拂正博士帽流苏的，正是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吴伯雄的到来，让这所气质内敛、不事张扬的学府一下子引来众人瞩目。“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历史浪潮的尖端，为两岸文化价值的整合与创新做出努力和贡献。”吴伯雄的期许沉甸甸的，南大甚至还来不及反应，但陈骏告诉记者，接过这个绣球是肯定的，“南大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使命感和责任感”。
2009年对南京大学来说，实在是一个“拐点”之年，一是它公布了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二是启用现代化的仙林新校区，三是全面启用本科生培养方案。
6月4日下午，在爬满常青藤的北大楼校长办公室，执掌帅印刚3年的陈骏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首次坦露他的治校方略，“这还在我心里想着，还没来得及跟我的同事交流。”说罢，他哈哈大笑。
两岸关系推动者
《南风窗》：你觉得在两岸交流的这种大时代潮流里面，南大可以做哪些工作引领两岸的时代潮流？
陈骏：我们是大陆高校中跟台湾交流最密切的一所高校，与台湾19所高校有合作关系，比如说，由南大和北大主导，联合台湾大学，组织两岸四地大学校长联谊年会，今年第五届将在呼和浩特举行。这个年会让我们及时了解两岸四地高等教育改革的动态，加深相互了解，而且这些大学校长之间都建立了个人友谊，台湾校长们则通过活动加深了对大陆的了解。过去4年参加这个联谊活动的很多台湾的大学校长现在成了台湾地区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像“行政院长”刘兆玄，他过去是东吴大学的校长，我们在交流中谈到两岸的共同发展，谈到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有很一致的看法。这种文化的交流潜移默化，拉近了两岸四地之间的距离。
《南风窗》：政府间互动现在还存在障碍，而且政府更关心政治方面的东西。
陈骏：对。大学更加关注文化的交流、学术的交流。政治上还有求同存异的问题，但在文化上学术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文化是可以进入每个人的心灵的，甚至可以整合两岸价值观，为统一打好基础。吴伯雄的期许，南大感到这是历史重任，在推动两岸的统一大业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南大有着独特的地位，一方面是南京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和台湾有一种认同感；另一方面，南大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早在10多年前就跟台湾方面建立起关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现在，吴伯雄又成了南大的名誉博士，他说得很好，南大在推动两岸交流中能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我想的还不成熟，但作为大陆民国史研究第一重镇，我们正在和蒋家后代谈，包括成立博物馆、研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民国历史人物。
新教改方案元年
《南风窗》：从2009年秋季开始，南大将全面实施本科生新教改方案，请问改革的动机在哪里，为什么在2009年推出？
陈骏：过去在工业化时代，人才培养的目标是高级专门人才，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是向苏联学习的，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一些专业性人才。现在是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专门化人才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进入本世纪以后，西方高等学校，纷纷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总体趋势就是向通识教育方向发展。这便引发了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形成一股改革的潮流。
我们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研究、讨论，我们认为，首先要改变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说，你到工厂去，总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是南大毕业的，但厂长往往是其它学校毕业的；南大培养的学生当厂长、局长、领导的不多，这和我们的培养目标有关，过去我们以培养各个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为我们的学生打下了烙印，就业以后基本上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我们提出新目标，要培养各行各业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我们发现50%的学生继续本专业的深造和出国留学，跨专业继续深造占25%，余下25%直接走上社会就业。这便启发我们形成了“三三制”新教改方案，第一个“三”指人才培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识教育阶段，第二阶段是专业化培养阶段，第三阶段是多元培养阶段。第二个“三”指多元培养阶段分三类，一是继续本专业深造，在大四继续学习本专业更高深的学问；二是跨专业继续深造，到其它院系去选修课程；三是直接就业者，安排就业创业的辅导，为学生顺利走上社会做好准备。
《南风窗》：何谓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如何培养？
陈骏：他们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要具有宽厚扎实的知识基础，二是要具有开拓进取的业务能力，三是要具有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四是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五是要具有未来领袖的综合素养。
今年秋天进入南京大学的2009级本科新生，将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专业、课程和发展的选择，享受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新教改还增加了教学计划的弹性，通过精简“课内”、强化“课外”，4年制本科生的总学分由原来的160分压缩到150个学分，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依据兴趣开展更多的研究与实践活动。新教改方案的本质是给学生一个自主选择、自由学习的空间和权利，完全以学生为本。
今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出新招生方案，按院和类来招生，不再按专业招生。学生入校后，第一年接受第一个阶段的通识教育，文理工医学生在一起学习。大二再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学哪个专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大四时，又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这都是选择机会，即刚才说的“三三制”。
针对2009级新生，我们还会组织全校名师开出100门研讨课，即“研究性课程”，以小班教学为特色，面向全校公选。
《南风窗》：讲到招生制度改革，不能不说大学自主招生，你觉得自主招生对新改革有哪些积极影响？
陈骏：在应试教育大格局不变动的背景下，为什么要实行第一个阶段的通识教育呢？就是要补应试教育欠下的课。现在想要高中一下子去改变培养模式，做不到，也太难了，这是全国性的教育改革大事情。目前国家正在制定的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里头肯定考虑中国应试教育怎么改革。那么，在没有改革之前，大学要做一些补课，这个部分就是通识教育。
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争取扩大自主招生权。2009年选拔录取人数达到招生总计划的10%。今后，我们仍将进一步加大自主招生的步伐，并已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能够实行“提前招生、单独命题、自主录取”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另一方面我们要补课，补应试教育的不足。比如说，应试教育无视公民教育，我们要通过通识教育来补这个课，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怎么爱惜这个国家，怎么样去爱惜这个民族，要承担什么历史责任。
新时代新使命
《南风窗》：刚才说时代已经变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时代里，你作为校长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陈骏：中国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创建世界一流，这是对校长压力最大的一个任务。现在各个大学都推出了时间表，但怎么样才能够尽快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南大把这个任务归结为三句话：部分学科率先实现世界一流，其他大部分学科成为国内领先的学科，实现文理工医的协调发展。现在各个院系都在围绕着这样一个目标，制定计划，自己找自己的位置。要实现这些目标，最关键的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以及创造对国家对世界有帮助的重大科研成果等等。校长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且，中国的大学校长还面临一个压力，经费不足。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可是你的经费只有国外的几百分之一、几十分之一。一方面，国家对整个教育投资少，另外，真正投到高等教育的钱，如果了解情况的人，而不是那些指责高校鲸吞了国家教育经费的人，就知道中央财政一年的教育经费可能7000亿左右，但投到高等教育上只有几百亿。
《南风窗》：南大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
陈骏：南大距离真正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南大进入ESI世界前1%的只有7个学科，而耶鲁大学就有22个。普林斯顿大学学科规模不大，但有19个学科进入。而且，这些老牌大学还在更高的层次上加快自身的发展。耶鲁大学正在继续推进其建设“全球性大学”战略，并已启动“耶鲁明天”(Yale Tomorrow)，5年内投入35亿美元。普林斯顿大学投资17.5亿美元加快学科发展。哥伦比亚大学将在2010年完成一座14层、包含21个实验室的多学科科学大楼。德国在推进“精英大学计划”。亚洲的日本在推进“GLOBAL COE计划”，韩国在推进“BK21计划”，它们计划在未来10年内分别使15所和7所大学跻身于世界前200名。
在2007年和2008年的英国《泰晤士高教增刊》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南京大学分别名列125和143名。差距巨大，南京大学的发展可谓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发展得慢就是退步。
《南风窗》：今年国家要制定到2020年教育改革中长期规划，作为校长，你最期待什么？
陈骏：呼吁加大教育投入，这是我最关心的。对南大来说，政府投入不是绝对大头，而且现在政府投入存在问题，校级财政很少，专项经费很多，在政府投入占我们政府经费支出的60%里，大概只有20%是校级财政，是学校可以支配的，还有40%是专项经费，学校不好用的。这样一来，学校就麻烦了，一方面专项经费在教师手上，另一方面，学校养老师却困难，想给他们加薪水都无能力。经费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想办法请校友、企业家、社会捐赠，这个情况还很好。去年我们的捐赠数额，全国高校第二位，2亿，我们每年总预算是13亿，捐赠比例已经占到15%左右。我希望在中长期规划里，国家能够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确立为国家战略，给予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
耶鲁大学在2008~2009财政年的“基金”收入为226亿美元；“全部研究费用支出”为4.767亿美元；“运作预算”为23.1亿美元。香港科大在2007~2008财政年的“研究资金”为3.5亿港元。目前，中国的一流大学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但大学“负债”现象已经相当普遍，“985”高校也不例外。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瓶颈”。
精英也到基层去
《南风窗》：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大家特别关注大学生就业情况，南大今年就业率乐观吗？
陈骏：我们5月26日统计的是65%左右，现在是70%左右，跟去年相比持平。我们在就业上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原因一方面跟名校有关，另一方面跟学校的一些政策有关，比如商学院，要求当了老总的校友至少每人要接收一个毕业生，发动校友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确保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就业率不要有滑坡。
《南风窗》：就业率平稳是不是跟南大坚持不扩招也有关系？
陈骏：我们的本科生规模一直在3000人这个规模，好多年都没有变，其他大学大举扩招的时候我们也纹丝不动。当然这也跟条件限制有关，扩招不起来，我们每年都为学生的住宿问题头疼不已。但就业压力还是存在的，文科都有压力。
《南风窗》：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像温总理说的那样，需要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呢？南大一直强调精英教育，这是不是有问题？
陈骏：这个跟转变观念不矛盾。我们就是培养精英，但精英也要到艰苦的环境去，到基层去啊。假如你想成为一名政治家，我鼓励你去当大学生村官，从基层去锻炼，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我们调查发现，南大的毕业生基本集中在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然后才会考虑苏南发达城市如苏州、无锡，这种观念确实是要改变。
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同，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毕业找的是“最后一份工作”而现在找的是“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不等于“终身岗位”，基层的环境更能锻炼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对于他们今后的发展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校长，我十分鼓励南大的学生到基层农村就业。2009年，我们共组织325名毕业生报名参与“大学生村官”选拔，有161人参加了大学生村官的笔试考核，有20人报名参与国家“西部计划”。
《南风窗》：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去，薪水很低，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在背后推动，他们会去吗？
陈骏：我们承认，现在学生变得更现实了，但南大人历史上就是有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一代一代的学子继承下来了，其实就是传承问题，“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这一直是南大人的精神。
坦露治校方略
《南风窗》：有人提出要对高校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因应高校行政化这个问题，有的呼吁扩权学校董事会，弱化高校行政团队的权力，这是不是改革的大方向？
陈骏：我们校董会1998年就成立了，但从我内心的想法，作为一个大学校长，首先要形成一个目标管理，或者叫概念管理。一个学校希望达到什么目标，朝什么方向走，让所有师生员工清楚。第二步是理念管理，办学理念，从上到下清楚。第三步是文化管理，有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要打造什么样的新文化，用文化创造凝聚力、激情与理想。最后阶段才来做制度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放到最后，其他都成熟了以后再来改变它。它是上层建筑。我希望走从下到上的改革模式。我们现在还早呢，目前还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理念现在还没把它弄得很清楚，下一步要集中智慧，把很多理念搞清楚，形成共识，
除了大楼和大师以外，这四个软实力，是一所大学战略管理的起点和竞争力所在。这四个东西还在我心里想着，还没来得及跟我的同事交流过。可以这样理解，理念创造文化，文化创造制度，制度创造生产力，循序渐进。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从上到下进行目标管理，即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南风窗》：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陈校长论述治校方略，真的是第一次吧？(陈骏问陪同采访的同事，你们是第一次听到吧？左右答是。)看来把握住当校长的感觉了。
陈骏：真的吗？(哈哈大笑)
《南风窗》：陈校长怎样觉得更快乐，是拥有管理一校的权力，还是带领南大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陈骏：我最快乐的事是，我的想法得到了我的同事们的认同，然后大家合力一起去干。我提出一个想法，同志们都支持，党政一致，一起去做，这开心！我们完全是一个共同负责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育部也要求我们进行公开民主管理，每年年底要让师生对党政领导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像新教改方案的制定，学生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感觉，要想把事情办成，还是要相信同事，依靠同事。相信大家，依靠大家。这是最重要的。
第 7 楼
[转贴]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权力行使要在阳光下
南风窗
权力的行使，要在阳光之下
——对话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济南
从光绪帝御批开始，山东大学建校已近110年历史，1930年代的山东大学曾享誉远东，1950年代的搬迁、2000年的三校合并，几度变迁，今天，这个老牌名校悄然间成了中国规模最为庞大的大学，躲在孔孟之乡，默默无闻、踏实为学。
校部机关办公楼是山大校园里最破旧的建筑之一，正在建设的新办公楼让给老师们做办公室了，新来的校长徐显明说要给予学者们最大的尊严，“至少得让每个老师有个独立的办公室吧！”
从中国政法大学到山东大学，徐显明已有近10年高校校长的经历。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从徐显明身上，记者能够体会到的除了对山大的热爱，就是对中国高校行政权力侵害学术权力的切肤之痛。这个出身法学的校长，有着人文知识分子典型的治校思路。他说，山东大学要成为中国最具德性的大学，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都能诵《论语》、吟《道德经》。
从北京到济南，徐显明感概“京华多浮尘”。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法领域顶尖的学者之一，他依然要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既要管理一所大学，又不愿意放弃学术。徐显明说，他分身无术，各种工作都要勉力维持。这几乎是中国高校校长共同的困境。
慎用自主招生
《南风窗》：今年的高考招生计划有两大特点：一是各个部属重点大学纷纷减招本地学生，二是扩大自主招生规模。早在2006年，你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就推行了减招本地生的改革，当时应者寥寥，现在似乎成为各校共识了。
徐显明：可以这么理解，2006年政法大学减招本地学生的做法现在已经发展为一项国家的招生政策。公平分为两个含义，一个是机会均等，另一个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当时政法大学的做法价值就在于追求高考招生的机会公平。
《南风窗》：在上世纪30年代，山大曾经出现过一个臧克家，当年他数学考零分，可是闻一多也能把他招到中文系来读，如果这样的学生出现在今天的考场上，你认为还会出现当年的结果吗？
徐显明：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们会让山东大学产生第二个臧克家，但高考现在还没有结束。30年代的体制，每个院都可以进行自主招生，当时闻一多是山大文学院院长，是他去说服校长一定要录取的。
今天，事实上，各大学的校长，对于自主招生权都非常慎重，我也一样，一直要求学校慎用此权。招生的根本目的就是选拔最好的学生，招生无论怎么改革，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保证机会均等，一个是保证优秀的生源不被改革所忽略，改革的目的也是寻找优秀的生源。
《南风窗》：慎用自主招生权是不是因为随着高校权力扩大，有可能产生特权、腐败这些问题？
徐显明：目前我们的招生环境存在不安全因素，自主权过大，对大学来说就存在一种危险。作为校长，如果你缺乏能力拒绝或者顶住各种压力，招来的学生就一定不是好学生，实质上就违背了招生的本质。所以我说要慎用这个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的行使一定要在阳光之下。这项权力带来的另一种危险，是会产生某些不公平现象。比如说自主招生的时候，进入你视野的才是自主招生的范围，但是大量的学生并没有进入招生者的视野，这就出现了一个机会上的不公平。
《南风窗》：除了闻一多，30年代的中国大学，还有很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情况，但并没有觉得说特权产生了不公平和腐败。到了21世纪，国家强大了，反倒在出现特例后，媒体和公众习惯性地质疑其公平性。
徐显明：30年代的大学，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不像今天那么紧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拒绝和排斥社会压力的能力很强。另外3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明显是富人的教育，精英的教育，穷人的孩子是没办法读到的。但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向大众化发展，大众化教育带来的问题就是大学办学的民主性。所以现在大学里面任何人都有权力来批评大学，30年代的大学跟大众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
分权以去行政化
《南风窗》：现在公众对于大学的批评，似乎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化，校长的官僚化日益严重，你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大学最大的积弊吗？
徐显明：一所大学里有四种公共权力，第一种是政治公共权力，也就是大学的决策谁来做出。中国大学大多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集体决策。第二个公共权力是行政权力，由校长来行使，对内行使管理权，对外代表学校。第三个是学术公共权力，由学术权威来行使，一个大学里面一定要有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由教授组成的一个公共权力。第四个是民主功能权力，每个学校都有教代会，教代会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是对大学运作过程实行监督。
体制上的重要问题，现在大家批评得比较多的确实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但是高等教育还有一个功利化的问题，在一些低层次学校里面还有一个世俗化的问题。
行政化的主要表现是用行政上的权力来替代学术上的权力，另一个表现就是，用行政上的权力来替代民主权利，所以使民主的公共权力和学术上的公共权力被边缘化和替代化。
《南风窗》：中国的大学里，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害几乎普遍存在，这一轮的改革中，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山大会有一些大的措施吗？
徐显明：我们会有比较大的改革。过去大学基本是关起门来决策，教授几乎不参与，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开门决策，在决策的全过程中邀请教授参加，邀请教代会代表参加，把决策过程变成民主的参与过程。具体的制度设计我们正在进行当中。
第二个改革，我们准备实行学部制，山东大学有47个学院，学科划分过细，已经使学科之间形成壁垒。过细不利于新的学科的产生，也不利于培育交叉学科，所以我们现在想在这47个学院的基础上设立一些新的学部，它是一个学术组织，全部由学术权威、知名教授来组成，由学部去指导学术发展，将学术的发展置于教授的思维控制之下。
《南风窗》：学部是在学院和校领导中间形成一个中间层吗？行政体制的改革一般来说，是应该减少管理层级的，山大这样的改革是否意味着增加管理层级？
徐显明：不是增加层级。现在大学里，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各个学院里面，资金、平台、人才、福利等等问题，这个院几乎就是一个小社会，里面交杂了政治、经济、学术，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改革，就是要把院里面的学术部分剥离出来，剥离出来之后交给这个学部，比如，如果这个院里面要引进人才的话，就不再是院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他上面的学部来决定，这是教授治院的基本模式。
《南风窗》：这是一个分权的过程？
徐显明：对，就是要把各种权力的集合体破解掉，先把学术的权力分离出来，由最权威的教授来行使。我相信这是一个改革的趋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先分离，没有分离的话，那么行政权力替代学术权力似乎就是必然的。
《南风窗》：对你来讲，做这样的改革，初衷是什么？
徐显明：我们只是在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来办学，使他恢复规律而已。这也仅仅是我们改革的第一步，希望能从制度上来解决大学过度行政化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第二个改革，山东大学现在正在讨论“一把椅子的理论”，现在我们很多高校对老师的尊严既有第一次侵害，也有第二次侵害，第一次侵害是指一个老师进入大学以后，他没有独立的尊严空间，大学没有给他提供自己控制的研究空间，具体说就是很多老师没有自己的研究室，连工作人员都不如。第二次侵害，就是教师到院里面去，或者到校级机关里面去，当他推开处长的门，或者哪个办公室的门，假如这个办公室只有一把椅子，那么应该谁来坐？
当他推开校长的门，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长应该赶快把椅子让给老师来坐。不管在哪里，当你能够做到始终是老师坐那把椅子，我们的行政工作、管理工作最终为教师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理念才能建立起来。
《南风窗》：这只是一个设想中的理想状态吧？
徐显明：这可不是什么理想状态，只是正常的状态，问题是现在我们很多大学都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我们现在许多大学，老师推开处长的门，遇到的是冷脸，不要说让你坐这把椅子，可能客气的话都没有。
大学排名很荒谬
《南风窗》：最近这些年，各种版本的大学排行榜层出不穷，从政法大学到山东大学，作为一个校长，你通常如何面对这些排名？
徐显明：我是不赞成大学和大学之间进行对比的，大学之间唯一可以比较的是学科，比如说单科性的大学就像苹果和橘子，多科性的大学就像香蕉，而综合性的大学像葡萄，把苹果香蕉葡萄放在一起，谁是第一，这个命题是很荒谬的。
另外，有的大学是提供经济服务的，有的是法律服务，有的学校是提供原始创新，有些大学是提供方法改进的。你说哪一个第一，这个命题同样是很荒谬的。所以，大学有他的不可比较性，这个不可比性就在于每个大学都有他鲜明的个性。
《南风窗》：排名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特色不是很鲜明，办学同质化的情况比较严重。
徐显明：大学排名是美国人的发明，我叫它美国主义，美国主义是科技主义，而科技往往都会变成数量，成为数量主义，导致对大学无尽的伤害。因为在排名中，大学最宝贵的几个东西被排掉了，第一是大学的德性，表现在责任感，你这个大学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承担了多少责任，师有师德，生有生德，校有校德，但道德不能数量化，排名当中没有哪一所大学的道德被算在里面。
第二点，美国主义最不科学的东西，就是美国的大学很少注重思想，你看这一两百年里面，美国产生了多少个思想家，是很少的。像欧洲产生福柯的大学，产生哈贝马斯的大学，这些大学对人类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产生诺贝尔奖的大学。思想是不能排名的，可思想恰恰是一个大学最本质的特征，没有思想的大学叫做大学吗？
第三，大学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才，现在的大学排名缺乏对大学人才培养的计算，就是这个大学的成材率没有被统计出来，一流的大学有一流的成材率吗？
再有，排名把特色给灭失了，特色是不能排名的，一个大学最宝贵的这四样东西，在大学排名里面是得不到体现的。所以说大学排名是一个只有商业价值而没有科学价值的东西，而且会对社会产生贻害无穷的误导。
大学不是职场
《南风窗》：就业恐怕是学生、家长最为关注的事情了。大部分中国学生进名校就是为了毕业时能找一份好工作，这对校长来说有压力吗？
徐显明：学生就业，几乎所有大学都面临共同的问题，一是学生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学生要找一个与期望值对应的工作，目前可能有困难。二是一个人适合做的工作，和社会上提供给他的机会之间存在差距。第三才是现在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影响，比如说经济危机。另外，大学进入到毛入学率20%多的时候，产生的功能过剩。有些教育学家认为中国大学的发展超越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这只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学生就业的困难。
但是对优秀的大学来说，我们学校受到的影响并不明显，我昨天到生命科学学院去，他们的签约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只差2%~3%。
《南风窗》：1916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他讲，大学不是职场，大学不培养为了职场而去努力的人，你同意吗？
徐显明：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我们应该为学生的一生着想，而不是仅仅为学生毕业的那一刻着想。美国有一个统计，说是在学生毕业6年内，是变换工作次数最多的阶段，越是优秀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变换次数就越高，因为他第一次的选择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所以他会不断变换选择，一直到最理想为止。而这些优秀的大学恰恰就是给了学生适应变换的空间和能力。
厚重山大
《南风窗》：那刚才说到的特色，现在的教育部也说要强调办学特色，就山东大学来讲，你希望它具备怎样的特色？
徐显明：山东大学属于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型大学，这些特征都属于山大的历史特征。山东大学有两次历史上的辉煌，一是30年代，一次是50年代。现在我们要追求第三次辉煌，这次辉煌从2000年山东大学和原来的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以后开始。目前我们的规模，在校生人数是全国第一。
《南风窗》：规模大应该也是双刃剑，规模大不是往往会成为教学质量提高的障碍吗？
徐显明：是的，规模大相对的成材人数就多，但对于质量提升，是灾难性的。因为规模越大，质量提升的难度就越大，是反比例的。高质量和大规模之间，世界名校中，几乎没有一所学校能协调。所以我们就在寻找另外一种办学方式，也是山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办成中国式的加州大学，山东大学现在有个威海校区，准备恢复在青岛办校，将来要办成一个综合的大学系统。另外，现在我们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正在酝酿中，山东大学一定会办成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
《南风窗》：山大有什么特殊的优势或资源？
徐显明：我们本就以文史见长，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诸如孔子、孟子、孙子等都出自山东，这是我们的地缘优势。这些传统文化研究的中心，一直是在山东大学，我们要打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下一步是建立世界一流的儒学研究院。我们准备面向全世界招聘最杰出的人才。
在我们的通识教育中，同样也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特色，诵经和读典将是山东大学学生的必修课。我希望，山大的学生在离校的时候，每人都应该会背诵论语，会吟诵道德经。这些基础的素养，会让学生终身受用。
《南风窗》：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性的增加，中国高等教育校际竞争也将会越来越激烈，那么，你希望在社会公众和广大高考学生中，山东大学保持一个怎样的形象？
徐显明：山东大学是一所不善于张扬自己的大学，校风之一就是低调，踏实做事，这和整个山东的文化是一致的。山大学生的后劲很足，三五年之后才知道，作风的朴实，做人的老实，做事的踏实，还有对事业的忠实，山大以“实”为自己的特色。
如果要表现一生的厚重的话，就来山东大学。山大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北京那些天天在各种讲座上客串的学者差，他们都在校园里做扎实的学问。
有句话叫“京华多浮尘”，很多学者，人到了京华之后，道德和心理都会发生变化，京外学者是要做十分的努力，才能取得一分的成绩，对于北京有地缘优势的那些大学，做一分的努力，就有十分的收益，他不做学问，但地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有天然的优势，进行学术信息的批发，国家的某一个决策他最早获得，获得这个信息后，虽然不是他原创，他只是个传播者，他也到其他大学演讲，他把信息的散播过程当成提升和巩固自己地位的过程，我把他们都叫做信息批发者。这些人，当沉下来追问他对社会贡献了多少思想的时候，很可能是零！
过去总讲，学者还要保持适度的清贫，适度到能够维持自己的尊严就可以了。维护尊严的主要责任在学校，学者过度富有，把学术当饭碗，用学术来牟利，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是灾难。学者一旦过度富有的话，他一定丧失思想，因为他的批判力已经没有了。中国历史上的“士”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清而高，清才看得远，所以他的见解是高远的，今天山大有一批这样的教授。我相信，有什么样的教授，就会有什么样的大学。
第 8 楼
[转贴]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为什么倡导精英教育
南风窗
我为什么倡导精英教育
——对话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
本刊记者 钟岷源 发自厦门
“他总是让人感觉亲切，并深深感受到他的朴实和厚淳，他平实而不平凡，他有着不一般的人格魅力。”——这是厦大的一位学生所描述的自己眼中的朱崇实校长。
正是这位校长，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富有感情地说了这么一句，“我的今生，注定要与厦大紧紧相连。”
朱崇实于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其后由国家公派赴南斯拉夫等留学，并获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厦大从事教学，先后任厦大8年的副校长，7年前出任校长。他说，“我在厦大整整32年了。32年里，我走过许多地方、许多大学，可最让我珍惜的还是能够在厦大美丽的校园里，安安静静地做学问做事业。”
坐落于鹭岛东南之滨的厦门大学，创立于1921年，花园式的校园依山傍海，自然的景致与人文的底蕴和谐交错。在此平静而宜人的氛围之中，本刊记者就高校改革的热点和趋势，与朱崇实校长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1%的大学应有更高的目标追求
《南风窗》：4年前，你在山东大学的一次演讲，引发了“高尔夫该不该进校园”的争论，一向低调的你不经意间成了名人。
朱崇实：是啊，但当时的舆论忽略了我说的一句重要的话，“精英教育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南风窗》：在社会强调教育公平的语境中，你却倡导精英教育，为什么？
朱崇实：我想首先应对什么是精英要有准确的理解。现在有人把精英等同于贵族，把精英理解为高高在上、和人民大众相对立的群体，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什么是精英？我的理解：精英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具有远大的理想，愿意为社会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不仅有理想，而且能够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并能以自己为榜样带动自己周围的人去为理想而奋斗。在大众化教育阶段，要紧紧地按照市场的规律去办学，但千万千万要注意，我们的教育不能完全跟着市场走，甚至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这就是我理解的精英教育，它既要根植于市场，同时又要高于市场。
《南风窗》：记得你说过，中国至少要有1%的大学为未来培养领袖型的人才。
朱崇实：没错。不同类型的大学，应当有不同的目标。我觉得，中国现在有2000多所大学，99%都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让毕业生将来有自己的就业岗位。但是至少要有1%的大学或是四五十所高水平的大学，目标要和国外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一样，志在培养领袖型人才。
《南风窗》：就是说，我们的名牌高校应该和国际接轨了？
朱崇实：是的。中国一流的大学若不能与国际接轨，那么中国如何能够成为推动世界进步的主要力量呢？美国不少大学校长就明确提出，他希望所培养的学生不单单是在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成为领袖型的人，而且要成为世界的领袖，他主张他的学生要有国际视野和全球化的思维。如果我们中国没有这样一批学校，没有这样一批校长具有这种眼光，而只是焦虑我的学生将来出去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那是不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
创新型人才全球标准相似
《南风窗》：全世界的大学都在说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怎么理解创新的概念？
朱崇实：所谓创新，是指在前人或他人已经创造成果的基础上，能够作出新的突破，包括作出新的发现、提出新的见解、开拓新的领域，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新的事物或作出创造性的应用。创新包括两种类型：发现和发明，即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事物和创造过去不曾存在的事物。也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并按新关系创造形成新的作品。
应该说，创新型人才，就是具备这些素质和能力的人。而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是培养学生具备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并按新关系，创造形成新的成果的素质和能力。
《南风窗》：有量化的标准吗？
朱崇实：当然有，具体到本科生培养层面，普林斯顿大学提出的本科毕业生12项标准和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提出的本科毕业生5项标准，都蕴涵着创新型人才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其基本要素包括人格、智能和身心三个方面。
《南风窗》：这些指标对中国高校有何借鉴意义？
朱崇实：归纳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标准，可以认为，我国大学要培养的创新型人才，起码应该具备这样五项基本特征：一是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二是具有良好的自我学习与探索的能力。三是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拥有广博而扎实的知识，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四是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能够与他人合作或共处。五是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身体素质，能承担艰苦的工作。
一流师资成就一流大学
《南风窗》：怎么看待高校里头'大楼与大师’的关系？也就是说，师资水平的高低对一所大学的影响。
朱崇实：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成为一流大学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一流的师资队伍就等于有了一流的学术成就，有了培养一流人才的基础。综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它们都荟萃了一批各个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事着人类最尖端的科研工作，其中一些人所做的工作已成为科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南风窗》：厦大的情况呢？
朱崇实：厦门大学自建校开始，就把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学校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早在私立大学时期，校主陈嘉庚就主张聘用一流的教师。他认为，“无为之费，一文宜吝；正当之用，千金慷慨。”创校之初，学校规定教授月薪最高可达洋银400圆，讲师可达200圆，助教可达150圆，均比一般学校高。经学校重金礼聘，私立时期的厦大，著名教授云集。改革开放以来，厦大狠抓队伍建设，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南风窗》：你认为一流大学的表现状态该是怎样的？
朱崇实：有远大理想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狂躁不已，而是要在奋斗中充满执著，在充满奋斗激情的同时不失平和与理性。远大的理想加平和的心态再加理性的思维，这是大学教育所应追求的状态。
学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地方
《南风窗》：你曾说，只有学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地方。是在怎样的场景下说这番话的？与学生谈心时？
朱崇实：不是，是在2007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在我即席发言时提到。我是有感而发，是向台下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提出忠告，同学们非常认可。
《南风窗》：为什么？
朱崇实：那时，我刚好看到台湾《中国时报》一篇新闻，题目是：《历数高学历新人七大罪状：“蓝领劳工”状信震动台大校长》。文章说，有些社会新人，活在高学历的光环下，有着过于自私，没有时间观念，身段不够软，缺乏谦虚，没有敬业精神，不够尊重工作，借口太多等七大缺点。我感到，这个问题值得教育工作者注意，也值得同学们深深思考。
可以说，当学生时，在校园里表现得散漫一点、个性化一点，说话出格一点，甚至犯一些错，都可以接受，但走上社会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对同学们说，你们有理想有抱负，也有知识和本领，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还要有正确对待人生、正确对待工作的态度。在我看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也是精英教育的应有之义。
《南风窗》：你提倡尽最大可能让学生自由发展，具体如何？
朱崇实：近年来我们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按大类招生两年后，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学习潜力分专业；加强研究性课程与实践性课程的建设，引导本科生参与科研；重视课堂外的学习效果，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团队精神、领导才干、社会活动能力、思维表达能力；加强体育工作，健康体魄、健康心理使人更加自信、宽容，能够承受更加艰巨的工作或任务；推行校院二级管理制、本科生导师制，让教师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教学中；加强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希望宿舍成为同学们喜爱的家；专业实验室等向本科生开放，建设好的图书、资料、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开放的理工科实习车间和社会实践基地等。
应尊重和维护大学自主权
《南风窗》：怎么看待大学校长这个角色？他是官吗？
朱崇实：“官”是有特定含义的，大学校长不是官，也不应该是官。大学校长是这样的一个职务，他要对学校的全面发展负责，要负责行政管理，更要把握学校的学术方向和文化传承。
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因此每个大学都应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把握这个目标方向是校长非常重要的职责。
《南风窗》：大学校长的人格魅力如何体现？
朱崇实：作为校长，他应该充分发挥学校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要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发挥自己的作用，把握正确的方向。大学校长不仅要把握方向，还要提高班子的凝聚力。大学校长还要有这样的人格魅力，即他能够使几万名师生员工对自己的学校有强烈的认同感。如果哪个校长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学校一定是成功的，这个校长也一定是成功的。
《南风窗》：都说你是一个善于改革的校长，是吗？
朱崇实：在我的任上，推行了“全员聘用制”，面向国内外招聘人才，我主张赋予各学院充分的自主权，并在招生制度改革上，进行了国家政策允许的尝试。诸如此类的改革，几年来稳步推进，善于改革的说法，就这样来了。
《南风窗》：媒体常说，中国的大学校长难当，因为杂事多、干预多，你的感受呢？
朱崇实：有同感。因为国内大学的校长与国外不太一样，除了要为学校筹集资金，引进人才之外，还要考虑包括师生员工的生活福利以及大学与所在地的关系等等事务。
《南风窗》：这些“杂事”是不是导致大学行政化的主要原因？
朱崇实：这里面涉及尊重和维护大学自主权的问题，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行政化趋势是世界各国都在普遍关注和担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克服大学行政化的弊端，最为紧迫的应该是不断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处理好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以及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
我们的公立大学是由国家举办、政府主管的，大学是政府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作为投资者、政府作为管理者，对大学具有领导权、调控权和监督权。大学必须为国家服务，对政府负责，在党的教育方针、国家的法规政策的指导下规范办学行为。但是，政府作为主管者，要特别注意维护大学的自主权，要让大学的党委和校长拥有充分的、能够按照教育规律和学校特点自主办学的权力。
“没有围墙的高校”
《南风窗》：怎样描述厦大的气质和个性？
朱崇实：厦门大学是由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名牌高校，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出资创办的高等学府。陈嘉庚先生所处的年代，是中国社会最贫穷、最落后、受尽了外侮和欺凌的年代，他非常想改变这种状况，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变化，关键要提高国人素质。要提高国人素质，关键是要办好教育，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因此，厦门大学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爱国、爱校的光荣传统。
《南风窗》：办学理念方面，厦大遵循什么？
朱崇实：可以概括为四种精神：第一是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第二是罗扬才烈士的革命精神；第三是抗战时期内迁闽西艰苦办学的自强精神；第四是以王亚南校长、陈景润教授为代表的科学精神。每种精神的后面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作为载体。抗战时期，厦门大学内迁闽西艰苦办学，当时的校长是萨本栋教授。萨校长是厦大改为国立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他带领厦大度过了8年抗战，维持并发展了厦大。
《南风窗》：怎样感受这座高等学府绵长而坚韧的精神脉络？
朱崇实：一所大学，有没有魅力，有没有感染力，在于它的积淀，也就是那些一代又一代人编织、演绎和传送的人文精神。在中国众多的高校中，很少有哪个学校有“校主”一称；而厦大人不仅有自己的校主(陈嘉庚)，而且把“校主”的精神与文化融入每一个学子的心灵，并使其随着他们的成长发扬光大。
《南风窗》：为什么说厦大是一所没有围墙的高校？
朱崇实：是这样，前些年厦门市举行的“十大城市名片”的评选中，陈嘉庚先生和他一手创办的厦大都榜上有名。很少人能像陈嘉庚一样，能在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里，留下自己那么深刻的烙印，而且历久弥坚。
因为厦门只有厦大这么一所重点高校，厦门市政府和人民是真心实意地把厦大当成了自己的学校，把嘉庚精神和厦大当成了自己的宝贵财富。正因为如此，厦大也就成了这座城市里“一座没有围墙的高校”。普通市民可以在厦大图书馆里看书，可以在校园里散步，可以旁听各类专家教授的讲座……厦大以一种平和、开放的胸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对台湾建设有特殊贡献
《南风窗》：印象中，厦大对台湾的建设和发展有其特殊的贡献，是不是有很多的毕业生过去工作？
朱崇实：厦大有许多著名的学子来自台湾或祖籍在台湾。例如卢嘉锡学长、张克辉学长，他们当年都是台籍青年的杰出代表。上世纪60年代台湾启动了著名的十大工程，这十大工程成为推动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大动力。在这载入史册的十大工程中有六大工程是由厦门大学毕业的校友主持或参与主持建设的。著名的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创始人何宜慈教授是厦门大学机电系1944届的毕业生；著名的台湾中横公路建设总指挥、时任台湾公路局局长的严启昌先生，是厦门大学土木系1949届的毕业生；还有著名的台电、中钢等都有厦门大学学子参与创建。
《南风窗》：两岸高校交流方面，厦大始终走在前沿，目前厦大与台湾高校的合作交流情况如何？
朱崇实：众所周知，福建与台湾之间有着深厚的“五缘”，再加上厦大与台湾本来就渊源深厚，这些都为厦大与台湾高校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台湾高校在光电、半导体方面有很好的师资力量，已与厦大的物理机电工程院等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在厦门大学就读的各类台湾学生有200多位。厦大还与台湾新竹交通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高校签署了交流合作协议。
《南风窗》：现在两岸高校共同关注的问题什么？
朱崇实：主要是如何让双方学生、学者之间的交流沟通更加便捷，并在合作交流的形式上能够有所突破，比如可以考虑共建实验室，聘请更多的台湾教授到厦大的一些院系任教，让更多的厦大学生到台湾的大学学习。
两岸互认学分、学历将使更多的学生亲历两岸高校精品课程，感受两岸名师风采，益处很多。不过，考虑到目前两岸学分互认标准、学制学年差异等问题，要做到更广范围的学分互认，两岸高校还要作出很多的努力与合作。
第 9 楼
[转贴]香港科技大校长:不期望世界一流遍地开花
南风窗
不期望世界一流遍地开花
——对话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
本刊记者 甄静慧 发自香港
在正确的方向上集中资源打造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需要多少时间？1991年方正式提枪上马的香港科技大学给了我们一个被国际视为奇迹的速度——10年。
2001年，香港科大校董会找到时在美国休斯顿大学任职，在国际重要奖项上屡获殊荣的朱经武教授，游说他出任这所年轻大学的校长。
“充裕、有弹性的经费；一套公平、开放的寻找优秀教师及升迁奖励制度；充分的学术自由和政府的不干预态度——这三个重要的条件使香港科技大学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谈起这所与自己有8年深厚缘分的大学，朱经武的话语里充满自豪感，但也不无遗憾。
虽然从美国带来了不少经验，这些年也渴望力推香港教育制度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的，是高度民主化给改革带来的重重限制。
“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不同的优势和局限。”今年10月，朱经武将结束在科大的任期返回美国。即将离任之际，对香港、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他寄予了不一样的希冀，“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香港比内地走快了一步，已拥有3家国际研究型大学。然而，欲再进一步进行大学结构的合理设定，香港受立法会限制太大，很难成功。而从目前的种种问题看来，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难度固然比当年的香港要大，但因为内地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如果找准了方向，进一步进行深度改革的可能性反而比香港更大。”
校长就是拉拉队长
《南风窗》：近来内地针对学术自由问题的讨论很多。你觉得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行政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怎样才是比较健康的？
朱经武：我觉得学校应该是相当自主的。关于学术自由，不但政府不应该干预，连学校里的校长也不能干预。学术范围的工作应该由教授们来决定。反过来行政上的职责是学校行政部门负责的，教授和老师们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最终对外负责的人是校长。
所以，香港的校长也是挺有权的，不过权与责往往要挂钩。据我了解内地的大学现在并没有董事会这个角色，但是在香港，假如我做不好校长这个角色，学校董事会是可以把我裁掉的。
《南风窗》：校长也是由董事会聘任的？
朱经武：由董事会聘任，但也要得到政府的同意。
香港回归以前，校长在香港的地位是很高的，港督下面就是校长。回归以后，政务司司长是二把手，往下依次是财政司、教育局局长，然后到校长。现在校长的地位依然是比较高的。
《南风窗》：你觉得在香港，大学校长具体需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朱经武：我觉得校长其实是拉拉队的队长，要想尽办法使大家都非常积极和乐观地向前走。当然，除了当好拉拉队队长，你还要把这个学术环境建造得很好，包括为学校争取各种资源。但真正做事主要靠老师，校长做不了太多事情。
在大学里当校长不像在公司当管理，看哪个人不高兴就可以把他直接炒掉。在学校，其他教授的学术地位可能比校长更高，你要使他信服，过去的学术地位就一定要很高，并得到同行的尊敬。另外，假如校长在学术上有成就的话，在进行其他方面工作时也会更方便，大家会给面子——尤其中国人的社会很讲面子。
教育经费是政府的责任
《南风窗》：内地关于教育经费的争论很多，香港公立大学的经费来源情况是怎样的呢？
朱经武：香港的大学经费基本上都直接由香港政府给。
香港也有很多人觉得不公平，为什么美国州政府只需要给公立学校30%~40%的经费，而香港政府需要给到80%(不算学费)。香港的老师和校长为什么不积极去找别的钱。
那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美国除了州政府外，还有联邦政府。虽然州政府基本上只会供给大学进行基本设施和基本教育的经费，但联邦政府给学校的钱是非常多的，而且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可以申请它的经费。
除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其他政府部门也会给学校钱。几年前，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到这里来，说起州政府给他们学校的钱不到30%，相比之下香港政府负担很大。但我再详细地问他，原来他们还有来自美国国立卫生院、能源部、国防部和国际自然基金会的钱，这些全是政府部门，其实仍然是政府的钱。另外州政府还划拨给他们一大笔额外的研究经费。
《南风窗》：以往我们有个错误的认识，国外大学的研究经费很多来自于社会资源，比如财团的赞助。
朱经武：社会资源当然有，但数量并不是那么大。
我刚才讲到UCLA的校长来跟我讲那30%的事，我说你们有医学院对不对？他说对，我们医学院很大，医学院的钱绝大部分是美国国立卫生院来的。然后我再问他，你的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州政府给多少钱呢，他说100%，因为这些院系没法申请卫生院和国防部的钱。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美国大学在教育这一块，完全是政府给钱的。只有研究方面的经费需要发展其他资源。好学校可以争取到很多研究经费，不好的学校就很少。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好项目才能拿到钱，使学校之间形成竞争。
《南风窗》：对办学经费内地有很多争议的声音，很多人批评内地大学负债办学的问题，讨论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应该多去发掘社会资源，增加经费的来源。
朱经武：负债办学这个现象，是个畸形。
我不太清楚本质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也许10年前吧，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很快，所以一些办教育的人就大规模贷钱，造成了现在的现象。其实学校是不应该有负债的，因为它不可能赚钱，所以不能贷款，不赚钱的情况下让他们怎么还贷？
当然，你可以说学校还能收学费什么的，但在教育成本上，学校花费了100块钱，最多就只能收100块钱学费，超过100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这样依然不能盈利。
负债办学的问题既然已经发生，我觉得解决方法应该是政府拿钱出来把这些债务全部取消。
至于经费来源的拓宽，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以后对学校的私人捐助肯定会渐渐增加。就像香港，霍英东先生曾经一次就给我们捐了8亿，李兆基先生也给了我们7亿多。但是，社会捐助不是持续性的，他给一次，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给，而学校经常性的经费是每年都需要的。我们学校去年花掉的经费是20多亿。
所以，靠人家捐钱过日子是非常难的。教育始终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也是对将来的长远投资。
《南风窗》：除了经费问题，内地的大学还存在严重的学术腐败，已经有多起事件被曝光。
朱经武：我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在美国和香港，也有学术腐败现象，但是非常少。内地个别大学有这个问题，我想主要还是封闭。只要学校完全开放的话，再做这种事的成功率就非常小。
不要一窝蜂做研究型大学
《南风窗》：那么说其实不论香港还是美国，大学教育经费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政府，只是来源于不同的政府部门。而不同学校获得经费的差异其实只是在于研究那一块，多元化的资金来源结构其实是促进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
朱经武：对，美国是这样子。你要研究、创新，就要竞争才行。
在香港，差异没有美国那么大。香港最好的3所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科大只在研究制度上占一点便宜。所以现在香港和内地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应该划分不同类型的大学，不要一窝蜂地向一个方向发展。有时我开玩笑说，如果所有大学都培养出我这样的人，都去做物理，做超导，那这个国家连饭也没得吃了。
《南风窗》：你说的类型分开是指从专业上去划分吗？
朱经武：不是，是从目的去划分。你看加州的大学是分成三类型的。第一类是研究型大学；第二类是4年大学，叫加州州立大学，是以教育为主的，偶尔也做点研究；第三类叫社区大学，这一类大学占的比重非常大。因为一个社会需要很多受不同教育的人来维持。
据我了解，有一阵子内地很多学院都一窝蜂要变成大学，甚至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愿望是很好的，但不是很实际。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教育普及的，所以中国确实需要很多学校，但不需要全部都是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这是做不了的。
做研究型大学第一要有钱，办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成本花费非常高。中国这么大，如果所有大学都要当第一流的，这个经费不得了。
作为研究型大学，要到全世界去竞争，寻找优秀的老师，工资、资源等付出肯定要大很多。教授要做研究，学校要给他房子、实验室，更重要的是给他时间，不能让他每天教8小时书。
而4年大学的老师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少一些，一个老师可以教3门课，意味着它成本低些。到了社区大学的话，老师根本一点研究都不做了，只教一些很基础的课，课教得多，加上他不是世界的大学者，薪水也不一样，办学成本自然就更低。
第二，研究型大学需要有大量人才，内地有人才优势，而这方面香港则比较缺乏。
所以我觉得内地首先需要设置不同的分工，香港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虽然香港的大学经费非常充足，但香港现在一共有8家公立大学，如果全部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源。
现在香港基本上只有3家大学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科大当然是研究型大学，但我们也不是综合性大学，主要有理工学院、商学院，虽然也有社会科学学院，但规模比较小。另外两家就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他们是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南风窗》：那其实不就有了一个区别吗？
朱经武：是，大家都知道，但不能讲。
香港是个相当民主化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精英教育不能完全走得通。除非是政府强硬地要求这样做，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会不太愿意。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内地做起来可能比香港容易一些，因为内地政府比较有权力。
香港政府基本上不会像美国那样，按项目给学校钱，而是看一所学校有多少学生，就给多少钱。但是政府有一个调剂方法，就是研究生数量，给一所学校多批一些研究生，钱就上去了。希望经过这样的调剂慢慢把层次分出来。
但还有个问题，我们的教授跟一些非研究型大学的教授相比，薪水差别并不大，幸而很多老师最看重的不是薪水，而是研究环境。
《南风窗》：所以现在香港的大学设置受到了民主化的限制？
朱经武：是的。学校这样的角色分工，之所以加州能做，是因为60年代那个州长跟校长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比较容易做出来。现在加州模式即使在西方也很难重复了，德州一直想模仿加州分三种类型的学校，但因为州议会的限制，所以很困难。
同样，在香港再建第二所香港科技大学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科大能迅速发展，是因为港英政府还在，没有什么投票啊、立法权啊这些事情，政府说了就算数，说要建校就做起来了，现在很多事情要经过立法会。
《南风窗》：那么针对香港的情况，我们看到教育体制中存在一个矛盾，就是政府到底要不要放权。
朱经武：我是这么看的，在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但强有力的政府并不表示一定会违背民主。我觉得内地政府既需要慢慢放松，也需要很多支持。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当年台湾政府很有实权的，所以工业教育发展非常快，有点像新加坡。现在台湾也打开了民主化之门，很多事情就变得困难了。
台湾有160多家大学，生源根本不够，训练出来的学生又都想当世界一流学者，眼高手低，不会做实事，现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内地的问题也是相似的。所以内地讨论怎么样能恢复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学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南风窗》：那你觉得香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和这么多的人口，有多少家大学是适合的？
朱经武：我觉得需要多些。我们现在只有18%的学生能进大学，是纯精英制的教育，但是精英下面就没有了，在职业技术教育这一块缺了很大一条沟，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是不利的。
高考改革没有完美途径
《南风窗》：关于大学对人才的选拔，内地的高考制度也是一个改革的重点，现在我们基本是一考定终身，有些教授想用一些灵活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学生，但不能够。
朱经武：不仅是中国，欧洲也是这样的。
因为社会需要公平，假如我跟一个学生聊聊天，就决定了他能不能进一所好学校，往往会流于主观，有失公平。所以最后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考试。你问我考试制度是不是坏的，我想它的确是，应该这么说，是第二坏的。
现在我们学校在香港招生也是通过考试。到内地找学生时，也看他的高考成绩，但只是作一个参考，此外还要面试。但那是因为在内地的招生数量少，才可以这么做。
在考试之外，我们还找了一条路子，凡是真正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可以免掉他们不必要的考试。比如说很多年前，有一位同学对信息科技发明非常有兴趣，在世界发明奖拿了第一名。但他的成绩其实不是那么好，我们学校就破格收了他。
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年轻人的不满，说我成绩比他好，却进不了这个学校，这不公平。但我们觉得，如果能够为香港造就一个像爱迪生那样的科学家的话，远远胜过培养10个在各方面都平衡、普通的人才。
训练教育通才固然不容易，培养教育专才更难，因为你要在早期发现他。
《南风窗》：关于高考还有个问题是，这些年内地高考制度经常在改，最早考全科，后来文理分科，后来又不分，光是关于文理分科的问题，争论就一直比较大。
朱经武：关于如何选学生，我觉得永远找不到一个完全理想的方法。当年台湾也经历过文理分科的反复阶段：一下分科，一下又取消。
我们发现取消文理分科的时候，马上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我有个同学，明明理科成绩非常好，但文科成绩却不理想。取消分科后，学校根据总分录取学生，所以他被分到政治大学去读文科了。后来只好又重考。
所以就算文理不分科，也有可能在很多方面出现偏差。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学生需要比较广的知识面，训练专才的时候不可能什么都兼顾到。
总的来说，我觉得最好还是慢点分。但是这个做起来很困难，如果不分科的话，大家都去考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都向钱看，不看兴趣了。
所以这是个社会问题，不完全是教育问题。
《南风窗》：那对于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你有什么期待？
朱经武：我希望政府认真想一下，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富更强。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假如目的很清楚，方法是可以商讨的。
在大原则上定了以后，其他应该松绑、宽松。每个地方、每个学校走的路子可能都不一样。让他们自己找路子走，远比规定他们怎么走要更有效。
所以，首先是大原则大方向一定要定下来，然后一些次要的细节，要尽量放松
大学怎么办
聚焦点上的大学校长
本刊记者 赵 义
【文章导读】
中科大校长侯建国:教育规划应少些功利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育是最高的善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我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世界一流大学之梦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权力行使要在阳光下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为什么倡导精英教育
香港科技大校长:不期望世界一流遍地开花
台湾大学校长：学生品性是社会良心最后堡垒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了帷幕，1000余万考生的命运开始分野，这样宏大的场面足以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相媲美。
巧合的是，就在高考结束的当天，2009年就业蓝皮书《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在北京发布。蓝皮书指出，2008届大学毕业生中仍有16.51万“啃老族”——无工作、无学业、没有求职和求学行为者。按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我国2008届高校毕业生总数为559万，毕业半年后没有找到工作包括有了工作又失去的失业大学毕业生有73.56万。
更有意味的是，高考前三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西安，一下飞机就来到西安莲湖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在一个免费的政府创业培训室里，面对20多名大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温家宝说，你们是我最关心的三类就业群体。他还鼓励自主创业的大学生说：“相信你们今天的梦想，明天会变成美好的现实。”
不会有人认为，大学生的生存状态已经彻底下坠到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这些“阶级兄弟”同等的水准。这更多的是经济层面上的同等变化。博士生开出租的现象也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出现过。在经济低谷期，500多万花费了巨大教育成本的社会精英显然难以完全实现自己的主观预期。今年有84万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选择放弃高考，不能排除部分家庭出于成本考虑而放弃高考。
不幸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发生在高等教育被普遍质疑出现信用危机的时候，就有些让人深感不安了。近半年来，顶替门、弑师案、高校排名榜黑幕、校长带头学术造假、大学法学院设立信访专业……无一不是饱受非议、引人关注的公共事件。
校长在想什么？
无论中外，大学性质的机构都是一个社会超越性追求之所系。希腊宪法禁止警察和政府武装进入校园，去年底的骚乱事件中，校园就曾是抗议政府的骚乱人士的庇护所。中国远在汉代就设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源”。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大学在数量上从未达到过大众化的程度，却也涌现了一批在世界上都声名显赫的教育大师、杰出的校长和大学，其思想和精神遗产至今仍让我们受益。
对于很多人来说，高校，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香港科技大学朱经武校长在担心只有一批社会精英能进入大学，中间一条大沟，对社会稳定发展不利。对于内地而言，难道，进入了世界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迎接的却是“梦醒时分”？
如今，从高校里流淌出的不仅仅有最新的研究成果、最新的社会思潮，更有各种各样的丑闻。人事争斗比思想更能吸引社会的注意力，学术造假也成了腐败“重灾区”，能搞到钱、拉到课题似乎比学术贡献更重要，一次自主招生“不慎”暴露出权、钱、学交易也不稀奇。
时间会改变这一切吗？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后，也许会重现当年IT行业大规模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情景，但我们显然已经面对一个疾病缠身的高等教育现状。我们的高校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已经陷入了这样的悖论：高校具有社会普遍出现的丑恶现象和“潜规则”，但高校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比如像美国芝加哥大学参与改进周边社区治安的成功典型，却少之又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们的作为空间到底有多大？这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色看待大学校长。有的人觉得是官，有的人觉得是社会贤达，或者是教育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会只满足于中国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合格的CEO，争取资源，搞好管理。他们需要对于教育改革有所作为，哪怕只是务实的改革者——事实上，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描述。
务实的改革者
和任何领域内的改革者一样，他们对改革的边界约束的认识是清醒的，也不会轻言高校的独立自主性。也许人们会感到碰到这些约束时，他们的表现同样太“官僚”了。舆论一直呼吁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即使真正实现了，恐怕也不过是褪去了一层有些华丽的外衣而已。行政级别只是官僚化的外在形式，这正如民营经济不姓公，但其中和权力结合紧密的不乏其例。
真正的想法是私下的，或者说是“牢骚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开说的就是无意义的。对于校长们来说，教育改革的特殊在于，它不仅仅有体制机制上的边界约束，同时也承受着道德感上的折磨。政治领域的阴谋诡计有时候能够充当历史意志的工具，经济领域的“原罪”靠主观意志难以消除，但教育领域，道德上的瑕疵就直接宣判了死刑。教育改革对于一个民族如此重要，哪怕细微的一小步，都需要接受道德上的拷问。正如校长们说的：“没有道德的教育，就是一种罪恶。”一个急着澄清各种谣言的校长和一个真正犯事的校长同样失败。
这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印证。如果说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资源的分配直接决定了价值和立场的话，那么在教育领域，这个法则就是失效的。来自香港的经验告诉人们，虽然高校的经费几乎都来自于政府，但在政府教育局和高校之间有一个独立的中立的机构。因此，在教育领域，“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黄金定律并不成立。虽然在个人表态时，已经退休的校长显然比仍然在位的校长更能直言，更敢直言。
于是，对于改革，比如自主招生，我们看到了校长们的审慎的美德，即使是政府倡导的。他们很清楚，在诚信和公正脆弱的社会环境下，自主招生容易导致权钱交易。有的则带头减招部属高校本地生。高考制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弊端——有校长直言这种教育就是摧残年轻人——但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之前，就不能轻易破坏这一年轻人上升的途径。在高等教育更重视提高质量之后，对于广受争议的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有的名校校长对其提高大学教育普及之功虽然十分肯定，但言谈之间，对于本校由于特殊原因没有扩招也颇感欣慰。
对于高考制度改革的审慎，并不妨碍校长们对于大学教育的改革，相反，普遍的共识是把学生们尽快从应试教育中拉回来，比如通识教育试验。回顾过去高校自己进行的一些改革，此类改革应该说是难度偏小的。培养的学生，不仅能当工程师，还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这样的目标不会遇到什么反对。问题只是在于实现的路径。从宏观上说，对于1000多万考生、500多万幸运儿来说，合适的大学分类和定位才是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对于国家未来意义重大，但无法取代更普遍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国人的意义。这是教育部门和高校的集体责任。
通识教育试验是对存量的改革，1999年以后高校存量改革最艰难、最有争议的一次应该是北京大学针对高校老师的改革。而类似清华大学的新设学院的国际化进程，类似于一种增量改革。一个没有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保障下的通识教育试验，会走到什么程度呢？校长的权力，教师的权力，教育部门的权力，是到了需要认真清理的时候了。中国科技大学以批评校长很正常为一道独特风景，这样的大学越多越好。
如果说其他领域的改革更多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那么教育改革的核心价值是希望和梦想。政府官员，尤其是政治中间层的官员，不承担向社会输出希望和梦想的使命，这才是必须改变高校行政化的根源所在。而一个能够拿到很多资源的校长，顶多就是CEO。校长们推动的教育改革，一旦只能让人还原到政绩动机或者从各方面拿钱，改革的生命力就会枯竭。
当回忆起过去的大学时，人们不仅仅会念叨那些杰出的“人才”，更加津津乐道的是以校长们为符号的精神和理念，包括学理工出身的竺可桢。校长们都不断重申自己学校的宝贵传统，他们的内心也许同样羡慕中国20世纪30年代大学的相对独立性。但今天的改革，或者想更透明一点，或者想更公平一点，更像是一场局部的战斗。
“要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分浊清”。无论在何种边界的制约之下，都产生过伟大的大学校长，比如年轻时候曾经喊出“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蒋南翔。务实的改革者，理应获得人们的敬意。如果能更进一步，那么就不仅仅是敬意，民族的教育史也将深深刻上他们的名字。
[转贴]中科大校长侯建国:教育规划应少些功利
南风窗
教育规划应少些功利
—— 对话中科大校长侯建国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听起来很生硬的名字，但它却是一所人文精神鼎盛、学风纯朴自由的学府。侯建国说，中科大的梦想是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世界级顶尖理工科大学。2008年，侯建国接替个性十足、敢做敢言的朱清时，成为中科大第八任校长。这所大学第一任校长是郭沫若。
侯建国是中国大学“少壮派校长”的代表，44岁当中科院院士，49岁当校长，成为这所大学最年轻的一任校长。
校长办公室十分简朴。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身体前倾，乐于倾听，而不是仰靠沙发，表现出对对话者的尊重。他的自信令记者印象最深刻，他坚持走自己的路，不随波逐流：本科毕业时碰上出国潮，他不为所动；他念了11年才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去美国做博士后，一样能跟世界一流学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讲到兴奋处，侯建国总是情不自禁地辅以丰富的肢体语言。
民主风景线
《南风窗》：听说在中科大很民主，师生骂校长很正常。不过人家都说中国的干部经不起批评，中科大为何这么另类？
侯建国：中科大很民主，校长被骂是正常的。这跟这所大学的文化传统有关。中科大成立的历史不长，50年，但它今天在中国大学的位置和很多中国的百年老校是并驾齐驱的，有句话说，成功自有不凡之处。其实50年代大跃进，新中国一下子成立了100多所大学，现在还在办的有70多所，但是真正能够到TOP LEVEL(顶尖水平)，只有中科大，促使这所大学成功的是它的文化和它的传统。很重要的一点，它尊重学术，要尊重学术先要讲民主。因为学术是不唯上、不唯权威的。师生们对学校领导怎么判断，是发自内心的，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所以在科大批评校长很正常。在科大做学校领导，一般对于这一点已经不奇怪了。我觉得也比较正常了。
《南风窗》：那么，像教代会上那种学校领导被质询时，有的教授拍案而起，质疑和责难学校领导，你们心里舒服吗？
侯建国：要是每个人都能舒服，那是说假话，很多我们的副校长被质询也觉得很委屈，他觉得这个事情他已经做了很多，而且考虑得很全面，但质询者可能只是从他的角度、他的心情来表达一种说法、意见。但可能过几天就会好了，大家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影响工作情绪。很正常，老师就是老师嘛，他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站在校领导的角度把所有问题都了解完了以后再来提他的看法，如果对，我们就接受，如果不对，或者是不全面，我们就听听再做点解释。
《南风窗》：有人说，现代社会的老百姓，他希望批评完你还是笑嘻嘻的。
侯建国：质询是每年教代会的一个固定节目。大部分的质询也是比较理智、比较有道理的，提的问题也比较切中要害，是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这是科大的一个传统，也是我们民主办学的一种手段，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气氛时而激烈，时而平和，有时也爆出一阵笑声和掌声。领导和老师，人格平等，当领导的也不会把自己当个“官”。
“刁民委员会”
《南风窗》：刚才讲到教代会质询环节，这是教授治校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听说教授治校是中科大的一个传统，它还体现在哪里？
侯建国：中科大始终有对学术的敬重、敬畏，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教授质询收效是比较好的，比较顺利。你既然尊重学术，那谁的意见最重要？当然是教授的意见最重要了。学校要考虑各种待遇、福利，谁最重要？当然是教授最重要了。这是一个理念，在学校的运行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像职称的评审，主要也是由教授来评审，那是很严格公正的。
《南风窗》：作为校长你也是很尊敬他们吧？
侯建国：他们如果评定的话，我也改变不了的。如果学校觉得这个人很重要，你可以引导，可以把他引进来，但是教授说怎样就是怎样。
还包括我们学校的一些重大事情，教授也发挥很大作用。其实学校最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嘛，我们有一个预算专家委员会，学校选出来的一些敢说话的教授放到预算专家委员会里，对大家自己争取来的资源我们不介入不干涉，但学校掌握的资源怎样在各个单位进行分配，由预算专家委员会说了算。
《南风窗》：你把权力下放给他们了？
侯建国：对。各个单位都要提出用钱计划，然后拿到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由学校领导组成的预算领导小组再确定，效果非常好。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刁民委员会”，因为他们很激烈。他们看问题很准，而且敢说话，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为什么这个项目要上，行家说行话，不会给人钻空子。
《南风窗》：如果校长不愿意分权那就麻烦啦，是否会有一个很激烈的冲突？
侯建国：其实，这些委员会并没有什么权力，他们无权做决定，他们是议事和咨询机构，提供建议，给我做决定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依照这样的建议来做决定，就会更科学更合理。但就像你说的，心态要好，如果说这些意见和建议出来，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你就要去接受他。但校长如果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跟他们沟通，我想他们也能理解。要主动沟通，你得承担这个责任。做校长肯定要有自己的想法，总不能什么都来投票决定，那就不叫校长了。
《南风窗》：校长的权力令你快乐，还是带领中科大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更快乐？
侯建国：那肯定是后者了。说实在，权力对我来说不值一钱。我做这个校长，完全因为中科大的这个学校。我自己更适合做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一个行政人员，各种机会各种环境使我走到这个路子来，因为我自己是中科大的人，我愿意为它付出。当校长要付出很多的。为了工作需要，还得经常听批评，要耐心地听人家的批评，有些批评是对的，有些是不了解情况，但不管怎么说，人家都是善意的，为了学校好。
“you come from USTC”
《南风窗》：这些年中科大教育教学改革的主线是什么？
侯建国：这几年教改，我们是希望针对现在学生的特点，在更高的一种层面上来实行因材施教。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激发学生发自内心的学习激情，科学和技术所需要的是一种拓宽性的思维，它要求今人不断地去挑战过去的概念和过去的知识，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也要不断地去改进，大家都觉得是有用的东西，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巧妙的方法来把它替代，更节约、更安全、更方便、更环保。要做到这样，必须重视整个教育的过程。
《南风窗》：需要校长的魅力去鼓舞学生吗？
侯建国：校长的魅力不一定。我们要让学生感觉到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理解，需要我们去提出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也要靠我们而不是靠过去的科学家、过去的知识。我们教改的主要方向是，怎么让学生对学习有积极性，有冲动，怎么去培养创新的能力，然后成为中国未来科学界的领袖。
《南风窗》：你会不会问中科大的学生，你们为什么报考中科大？
侯建国：我曾经对本科新生作过一个报告，第一个问题就问他们为什么要到中科大，选择来中科大是不是你的希望？我现场还做了一个调查。有一部分学生是真正了解中科大这个学校的特点、传统和文化，因为喜欢而来的。但是，也许更多的学生因为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要读哪个学校，可能一心一意想考好，到这个分数了，觉得这个分数能进科大，父母说来科大，他们就来了。现在学生的特点与30年前我进入中科大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南风窗》：你当时为什么进中科大？
侯建国：当时我也没报中科大，是调剂过来的，但当时也被中科大的名气所吸引。如果问我今天为什么来中科大，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这个学校能让你受到最好的教育，上一个大学不仅仅是学知识，更多的是受这个大学的文化熏陶。每一所好的大学出来的人应该都有好的个性，而中科大是有个性的。这种个性可能平时不显示出来，但在遇到重大事件时会显示出来。美国的一些教授跟我说他们很喜欢科大的学生，只要接触过几次，他就知道“you come from USTC”，他能看出科大的烙印，这个LOGO是非常强烈的。
学习的自由
《南风窗》：中科大会为学生做大学生涯规划吗？
侯建国：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系统，一年级二年级学的基础课比任何一个学校学的基础课都要多，数学和物理学得比较深。中科大实行通识教育，就是说数学、物理是全校各个学科都要学的，中科大的目标是培养科学技术型人才，数学和物理的功底是非常重要的。到了三年级以后，我们就会提供大学生研究计划，可以在学校里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科学研究所进行实习。还有，中科大有一个好处，没太多人管理，也很难说我们有多少人来给学生规划大学生涯，应该是他们在学习活动中自主形成的。在中科大的宽松氛围中，你自己选择学习方式，这样它才是发自内心的。
《南风窗》：校长本人很年轻就评上了院士，这便是中科大培养知识能力的一个例子。能否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说，在中科大是怎样慢慢形成知识能力的？
侯建国：应该说得益于在中科大11年的教育，最得益的是中科大的老师，他们教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表达出来的对知识的自信，那种天下舍我其谁的气魄，还有他们对科学研究的热爱，我深受感染。你会觉得，做科学研究是一种非常有乐趣的事情，会不断发现新规律、新现象，这些新的规律和现象有可能会带给人类更好的生活。这种精神回报，是很难用别的东西来衡量的。
进中科大后除了数理化的知识，我的人文、历史、地理欠缺的东西特多，所以我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去学数理化，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看各种书。中科大有个好处，只要你自己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就没人觉得你比别人差，我觉得这是中科大给我最宝贵的东西。当时我们77级78级进来以后两三年就开始出国热，那时候中科大出国的比例很高，毕业的时候，班里30多个同学已经走了20多个了，80年代到哈佛、剑桥、耶鲁、MIT留学，是多牛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我，没有走这条路。只要我自己觉得comfortable，没有人会给你压力，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包括，当时中科大也没有上课点名。
《南风窗》：现在上课点名吗？
侯建国：现在没有，你愿意上，就上，不上，只要考试能过就行。我们那时，如果老师上课不好听，拍拍屁股走人。在科大，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自由学习。我相信，如果我当时去美国，可能不会走得那么顺，因为我用自己的短处跟人家的长处去拼，我可能要用很多时间去啃英语。如果到美国，要补的东西太多你就不从容，会为了生存、为达到一些目的而改变自己，而不能发挥你的长处。做学问如果不优雅，不从容，就做不了大家。我跟很多同学讲，我从大学本科到拿到博士学位，一共用了11年时间，但这个过程比较从容，使我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而且也没有觉得特别累。现在我对科学研究始终保持着一种热度，可能我是一个中长跑选手，不是短跑冠军。
少年班的启示
《南风窗》：媒体对中科大少年班的质疑非常多，听说少年班现在转型了？
侯建国：不是转型，只是在创新发展。30年的少年班模式，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的模式，虽然30年来得到了不同的评论，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少年班是成功的。
为什么说是成功的？我们培养了1000多人，第一批的毕业生40岁左右，已经是社会上的中坚力量。从全校来说，科大的毕业生1000个学生中间有700多个硕士研究生，比例非常高，但少年班学生中硕士或博士达到90%以上。不是说硕士和博士就意味着成功，但是中科大培养了他们4年，他们还愿意继续深造，意味着他们从中找到了学习的热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我可以随口说出的少年班杰出校友，就有一大批。
《南风窗》：现在最牛的有哪些人？
侯建国：微软的全球副总裁张亚勤，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正职女教授庄小威，包括现在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复旦大学最年轻的生物学院院长……他们很年轻，事业还要上升，就像庄小威，她拿到了美国这个年龄层次的科学家的所有奖项。30年少年班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就是因材施教。
这些孩子，不可否认他们在逻辑思维数理基础思维方面比其他孩子有更早熟的能力，有天分，我们尽快把他们纳入大学的教育环境，给予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如果留他们在中学，再耗两年，那是一种浪费，对他们也不一定好。
但是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也不那么简单，需要成本，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有好的老师、好的管理。我们在全校范围也强调这点，希望扩大少年班培养人才的模式，现在已经成立了“少年班”学院，将少年大学生和其它优秀大学生放在一起，200人左右的规模，然后和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结合起来，从二年级开始，让他们到国家实验室开始实习，这个实验室是中科大唯一的交叉科学实验室，量子信息试验团队就在这个实验室，有生物、化学、物理、材料和信息等学科人才，配备科学家做他们的导师，对每个学生都进行个性化的培养。我们希望做到每个学生的培养方法方式都不一样，学的课程都不一样。
我们还不敢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先试验一下。
《南风窗》：为什么说中科大是最有能力搞个性化教育的一所高校？
侯建国：因为我们学生最少，人均的教育资源是最多的，一年才招1800名本科生，因此我们的教育是最有效的。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
《南风窗》：中科大在自主招生方面的比例有多大？
侯建国：我们去年招了270人，约占14%，今年招了370人，约占21%，我们要逐步扩大到500人左右，约占28%，但是要稳健、慎重。这个方面我有信心，我们少年班招生30年，学校可以决定招谁不招谁，30年下来，中科大少年班招生没有发生任何腐败行为。社会上有对少年班这种教育体制的批评，但没有对少年班招生的批评，没有谁说少年班的招生走后门。
投资人回报最大
《南风窗》：今年国务院要做到2020年的中长期教育规划，你最期待什么？比如说大学经费、大学办学自主权等等，排序的话哪个排最前面？
侯建国：第一关心的是，教育规划要有些思想，少些功利。教育其实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希望到2020年的规划能够引导我们中国的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远，怎样培养人才、怎么样推动国家发展，多一些这样的思想，少一些功利性的指标，或者短期的指标，但是我知道很难。
第二个，我希望更关注的是义务教育期间的公平，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公平高于效益。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的金钱投入应该保证公平，城市农村应该完全一样，这是一个解决中国或者部分解决中国应试教育和高考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办法，只有义务教育完全公平，才有可能教育公平，才能够让城市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南风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山大学校长说，中山大学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多于20%。
侯建国：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对城市的孩子过度教育，他学了很多都是没用的知识，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很多家长和社会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让这些孩子身心受到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农村的孩子教育不足，特别是边远地区。所以义务阶段一定要坚持公平第一、效益第二。
第三个，我希望增加教育经费。全民应该要认识到教育是国家的未来，你把钱投在教育上，是不会吃亏的，不要太斤斤计较这个钱，我们现在国家投入教育总是显得很小气，投在大工程建设方面就很大气，一条高速铁路建设一公里要1亿元，我们少修一条高速铁路的一公里，或者晚修一点，又怕什么呢？但是一个学校投几万块钱，投几十万块都很困难，我觉得对教育的投入应该看成对未来的投资。
《南风窗》：现在有一种声音可能你也不爱听，他们说投到铁路、汽车等能拉动内需，投到教育好像没有。
侯建国：见物不见人，这是一个最可悲的观点。高速铁路建起来还得有人去开车吧。再说，高速铁路以后总不能老买德国的机器吧，否则高铁赚的钱，拉动内需赚的钱又被别人拿走了。还有管理，如果高铁长度达到300公里以上，整个的管理是不是需要一流的人才？还要保证效率，保证能赚钱，哪一样缺了人才都做不到。单单一个高铁的链条就需要全民职业素质的提高。作为一个国家，要培养出一批职业领袖，由他们来引领科学、管理和技术的前进。
第 3 楼
[转贴]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南风窗
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 对话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本刊记者 徐 瑗 陈统奎 发自上海
今年1月，57岁的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回娘家”，重回复旦当校长。3年前，他是从复旦副校长任上离开北上京城的。如今，重回校园的杨玉良谦虚地说自己是“大学校长一年级生”。
杨玉良是一个很有决断力和执行力的人。他亦向记者推心置腹，自己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决策时不允许摇摆，要有可持续性，不能把自己陷进去套牢。他不欣赏西汉时期的晁错，也不欣赏宋朝的王安石，尽管他们都是做对的事情，但使用的不是正确的方法。
他学化学出身，就职演讲却引用舒婷的诗歌《致橡树》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浪漫情怀和治校理念——“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杨玉良告诉记者，他希望大学人仰望天空，同时扎根大地。
半年了，杨玉良在复旦各种场合大谈理想、理念，就是没有谈具体做什么，很多人疑惑地看着他。其实，杨玉良已经磨刀霍霍，他要向大学世俗化动真刀真枪。在国务院学位办这几年，他走访各地高校，看到的图景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杨玉良痛恨大学如此忙忙碌碌，随波逐流。
“这是荒唐的。”访谈中，杨玉良多次蹦出这句话。
世界不完美，需要理想主义
《南风窗》：杨校长，你给复旦本科生演讲时大谈理想主义，说报考复旦者要意识到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的危机所在，并愿意负担责任。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燃理想的时候了吗？
杨玉良：作为大学理念来讲，高扬理想的旗帜是永远的，只是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似乎不谈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价值观似乎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是一个社会没有理想不行。回顾过去20年，我们曾经风行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风行过萨特主义，还讨论过新权威主义，各种主义都没有真正扎根，最近几年又开始国学热。我们在探索，但探索的过程实际上表明我们面临着一定的迷惘。实际上，我们缺少了一种东西，即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精神。缺少了这个，你再去寻找什么东西似乎都不是你所需要的。
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性非常清晰。最近的金融风暴，给很多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人狠狠打了一棍子，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手的话，出现了极度的贪婪，暴露了人性中极度无耻的一面。所以在西方《资本论》热销，人们都在反思。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不完美，尽管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还是存在。
《南风窗》：面对世界的不完美，大学该怎么办？
杨玉良：这就是我们将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就涉及通识教育了。我们不仅仅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公民，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对这个国家、民族、全人类富有崇高责任感的人。他应该有崇高的理想主义，他的心中应该对人类的未来有一种设想。理想主义虽不可及，但心可向往之。
我们的通识教育要给学生灌输理想主义，但是又要有现实主义，这就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社会实践，使得学生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切身的感受。然后有责任去推动社会向着理想的方向前进。当下，在大学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尤其重要。如果大学都没有了理想主义，那社会哪里还会有呢？大学要像温总理讲的要“仰望星空”。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理想主义，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有全人类的全球的眼光，最后才是有特定的专业知识。
这个顺序也反映了通识教育的要义。
《南风窗》：我试着作为一名复旦的新生来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来复旦”，来复旦要读一流的书，做一流的人，最后建一流的社会。
杨玉良：是的。
《南风窗》：这就意味着复旦要教育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不要以财富为追逐的目标，这会带来价值观的维新和整合，并形成新共同体。
杨玉良：谈到收入问题，很多暴富起来的人都把自己的暴富当成是理所当然，不会反省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把捐赠文化形成为一种很好的风尚，这跟我们社会和个人缺乏反省能力有关。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就很成问题，家庭通常会跟孩子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种误区，社会除了竞争难道就没有其他了吗？互相帮助、尊老爱幼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要弘扬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
《南风窗》：但是很多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踏上社会之后却跌得很惨，被磨掉了理想主义情怀。
杨玉良：这是因为他们在理想主义的另一面——知识功底不足、现实主义不够，就会在处处碰壁后锐气棱角全无，变得极其世俗。理想主义者受挫之后，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休养生息，整装待发，理想主义者不会失去信心。但他同时也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就要求他必须立在民众当中，必须扎根在草根阶层。跟基层在一起，就不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也不会是空中楼阁。这就是我就职演说中所引用的舒婷的诗句，“叶耸向云天，根扎在大地”。
拒绝“娱乐版通识教育”
《南风窗》：复旦在本科生教学改革上最大的创新和特色就是推行通识教育，你作为新任校长，怎么理解通识教育？
杨玉良：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之后多数都是成功的，但是很遗憾把中国古代书院制给废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很像现在的研究生院，而且是通识教育。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通识教育可不是一个娱乐版的知识普及教育。把各种各样的知识给你一点，这就叫通识教育？
教育的真谛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不是简单地拓宽知识面，而是教会你一种综合而独立的思考能力。恰恰，综合的思考能力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强的，西方文化强在逻辑思考能力。东方文化吸收了西方理性的、分析的文化后所融合出新的文化思维方式将会主导21世纪。通识教育就是告诉学生主导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什么，然后教会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人将通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人文精神教育，错了。大学是沉淀人类文化精华的地方，大学也是创造人类新文化的地方。我们要向学生同时传递科学和人文的精神。
《南风窗》：有了这样的理念，准备怎么做？
杨玉良：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不可能是复制其他国家的教育，因为教育是文化的传承，脱离了本国文化谈教育是荒唐的。北大陈平原教授说过，“中国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话绝对不是欧美大学的凯旋。”中国的通识教育要成功的话，绝对不是欧美通识教育的凯旋。我们必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通识教育，比如书院制，集古今中外之优点。
是“H”型还是“N ”型好呢，“H”型代表下面是通识教育，上面是专业教育；N型代表先是通识教育多，然后逐步增加专业教育。欧洲是N型，美国是H型，美国的方式培养成本极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成本必须考虑，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和成本的基础上获得好的效果。复旦的通识教育要走向精细化，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间课程设置是不一样的。
自主招生会稳一稳
《南风窗》：有人说，如果没有自主招生配合，通识教育推行会很艰难。
杨玉良：关键的第一步当然是选才，把最好的人才选进来，一种好的办法就有机会选到更多优秀的人才。现在本科教育是一种大众化的教育，大学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教育方式来选择人才。这是大学对自主招生的动力所在。但自主招生和通识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绝对，因为自主招生只是一小部分学生，通识教育是对所有的本科生。教育上有一种理念，每个人都是可造就之才，关键是造就成什么才。应该说，自主招生为推动通识教育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带来了一股新风，创造了一定条件。
《南风窗》：目前全国高校中复旦自主招生名额最多，而且试行面试录取这种全新的模式，还把权力交给教授。
杨玉良：在选材上，判断起来最准确的不是一张考卷，实际上是教授。教授们毕竟接触过大量学生，有相当的经验和教育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等等，他们对学生的判断，总归是比较准确的，总会比一般的考卷要好得多。比如说，研究生让导师来选，好多人说，这不公平。但是，只要导师不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选进来的话，导师来选是最公平的。因为我很清楚，你能把研究做好，把博士论文做得好，而他做不好，尽管你考试考得不好。
当然现在的自主招生仍然是一个过渡做法。如果高等教育全国平均毛入学率达到50%，也就是每一个高中毕业生人人都有机会上大学的时候，招生方法又得改变。我相信未来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对国家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是有利的。
《南风窗》：但是社会质疑复旦模式的公平性。
杨玉良：公平是有界限的。什么叫公平？有人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种公平。但真的公平吗？比如说，考大量记忆性的东西，背工好的人肯定都高兴了，但是对思维能力很强、记忆力不强的人呢，对他来讲不公平。还有人说，让每一个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这也是一种公平。譬如说，高考不能让一部分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但是自主招生可以，这是另外一种公平的发现。又有一种说法，让每一个人有平等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也是一种公平。所以，任何一种公平都是有一条界限的，任何一种招生模式都无法做到完全公平。
我们现在在外省市试点，都是派教授到当地去，就是为了减轻农村孩子的压力，在当地实现相对的公平。人类还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非常好的道路，来保证人人平等。关键是，公平的定义是因形势因环境而变的。
学生期望值下降了
《南风窗》：今年经济危机背景下，复旦学生就业情况遇到挑战吗？
杨玉良：复旦就业签约率，跟往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似乎后面增长的劲，没有往年大。当然，这个只是预测。另外，跟学生期望值下降是有关系的，比如3500元月薪的工作原来我是不签的，结果他签了。情况还不错。
《南风窗》：支持大学生去农村当村官吗？
杨玉良：我支持。我就说我们国家也有不少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说我们国家什么东西没做好，而是整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东西部的差别是很大的，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到欠发达地区去。首先能改变欠发达地区人的思想观念。落后首先是观念落后，观念落后经常导致拿着金饭碗讨饭。所以，好多成功的村官一看，遍地是金啊，然后利用当地资源，马上就把老百姓的生活提升上去。
遗憾的是，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不愿意去。他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缺乏这个感情。其实，比我们当时下农村好多了。我们当时下农村是遥遥无期的。现在你去一下是让你回来的，而且国家还给你很好的待遇，很好的工作。
校长的四条标准
《南风窗》：其实大学校长不仅属于某一所大学，也是属于社会的，他也要站出来跟民众对话。
杨玉良：我认为，大学校长应有几点要求。第一，他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不一定真的这么好，但是人们这么看你。第二，他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他是大学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精神领袖。第四，他是大学整个学科建设的总体设计者。这是最基本的，还不是教育家的标准。
有人说，大学校长职业化，我不相信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一个专业专门学习如何当大学校长。所谓的职业化只是说，你既然当了大学校长，就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职业、一个事业。大部分校长原来都是专家，都是某个领域里非常出色的学者。既然当了校长，就应当摆脱原有专业的限制，不要把你专业的思维方式，转移到校长的位子上来，应该用更宽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南风窗》：大学校长如果做到这四点，可以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杨玉良：眼下，大学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华文明向整个世界的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当前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全人类和全球的视野下，要构建一个宏大的文化发展战略。而这个战略的构建和实施，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大学，尤其是综合性的大学。
我在德国做博士后的时候，德国的一个教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会说德语的地方，就有德国的利益。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人知道康德和黑格尔，那么他们就懂得我们德国人是怎么思考的。非常精辟！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指责那么多，其实中国人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能认为他们全都是反华的。我再引用一个人的话，撒切尔夫人博客里的话，她说你们都鼓吹中国威胁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中国没有什么可以威胁世界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输出过思想和主义。你想想，我们应该做什么？
拒绝平庸不容易
《南风窗》：目前国家正在征询教育中长期规划意见，你最关心什么？
杨玉良：我最关心大学的体制。大学的管理体制，包括国家对大学的管理体制和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体制顺了，什么都顺。管理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人们一般都不太敢提。《人民日报》上有过一些讨论。有人批评教育部对大学管得太多了，但是又不愿意直接说。实际上，教育部自己也有体会。
国家对国立大学，到底管哪些事情？这个一直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很多文章都在强调尊重大学办学规律，潜台词就是你不该管的东西你不要管。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现在中国人说话有个缺点，总想隐隐蔽蔽，总想遮蔽一些什么东西。要么就是过度，大谈自主权。
我们研究一下美国大学的历史，尤其是私立大学，你吃人拿人的你就不自主。美国私立大学到二战之前，是非常自由的，到了二战的时候，为了反法西斯，所以美国政府就安排了大量的资金，要开发新的武器，给了钱就得按政府的指示做啊，所以它失掉了一部分自主权。二战胜利了，它就反弹了，这些学校就强调要自主权，要学术自由。到了60年代以后呢，工业界介入了，工业界给钱建了很多研发中心，又不自由了吧。由于冷战，军方又给了钱，又不自由了。所以到了60年代末，又一次反弹。永远在这之间拉锯。
关键在于，在这中间要构建一种非常好的机制，就是大学内在基本的教育和科研规律要得到保持，然后满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可以有很好的弹性。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政治也不要冲击业务。但也不是提到大学自主权就是不要管什么外面的事情，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不可能的，否则，办大学干嘛？
《南风窗》：现在大家都在比较北大还是清华培养的政治家多，复旦会跟风吗？
杨玉良：我不以国内和国际上任何一所大学作为复旦的参照。或者说，博采世界上所有优秀大学的长处，作为我们的办学理念。
首先，要办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又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否则你办成世界一流大学，COPY了一所MIT，COPY了一所哈佛，COPY了一所耶鲁，不行的。我强调复旦两条都不能丢掉。否则这所大学看上去跟耶鲁一模一样，跟哈佛一模一样，这是一种失败。
《南风窗》：做世界一流大学有时间表吗？
杨玉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我希望，过若干年，复旦大学至少能跟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叫板。跟他叫板的意思是什么？我指的是，有那么一批学科均匀分布在人文社科、理科、医科，能够与世界上最前面的50所大学叫板。也就是咱们拿出来比一比，我不会比你差多少。这个目标是很难很难的，但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这一点我也是乐观的。
《南风窗》：做世界一流大学，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杨玉良：最大的困难在于理念和观念。我们的教师准备好了没有？我不仅仅指教师的业务水平。我们的教师有这个胸怀吗？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那个信心？如果大家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实现75%的愿景。思想先行，然后咱们再来解决具体问题。否则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别人还不理解，干嘛要那么做？就是要取消那些俗气的东西。我一直说，有多大的胸怀才能做多大的事情。胸怀没到，啥都不行。高风亮节没有了，知识分子的骨气也就没有了。
第 4 楼
[转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育是最高的善
南风窗
教育是最高的善
——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
检视有关纪宝成的资料，概括起来，对于纪宝成这位中国最有名的教育工作者之一的印象是以下四个字——敢说、能说。
“我这是干一行爱一行，爱自己的事业，”纪宝成说，“也是为了国家更好，为了人民大学更好。”
这样的棱角分明使纪宝成成为一个有几分可爱的公众人物，除了那个广为流传的“纪宝宝”之外，在《维基百科》收录的有关纪宝成的条目下，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个人已经成为“大力批评”一些教育政策的“代表人物”。至于他对中国人民大学的贡献，也显得极不一般，《维基百科》说他是“人大中兴的顶梁柱”。
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于1950年，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和成仿吾先后执掌校政。这所大学在“文革”期间被解散。1978年复校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发展滞缓。
而现在的人民大学显然已重新焕发了风采。这一切恐怕真的需要感谢纪宝成。现年65岁的纪宝成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了9年校长职务。最近的一个周末，记者与他在校长办公室里相见，并就治校和教育问题进行了交谈。
固本强基，重塑形象
《南风窗》：外界说纪宝成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兴的关键，你自己对此如何评价？
纪宝成：这样的评价，我不敢当。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吴老(吴玉章)、成老(成仿吾)等老校长都为人大的创建和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我2000年回到人大任职，压力很大。由于受到种种问题的困扰，上世纪90年代人民大学虽在艰难发展中取得一定成就，但也一度被边缘化，发展滞缓。我来人大后当年就提出要固本强基、重塑形象，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性目标已经提前实现了。
《南风窗》：你到人大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纪宝成：呼吁全社会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人大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上不去，人大就上不去，所以这是我到人大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长期以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文”的现象，文科受到冷落。我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人大在呼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起了排头兵的作用。
《南风窗》：人大在校园中竖立了孔子像，我看到过那尊孔子像，也注意到由此引发的争议。有人还把你视作“文化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
纪宝成：“文化保守主义”，好大的帽子啊！不敢戴呀！我们现在也得解放思想地看待保守这个词，有时候，保守很可能保守了有价值的东西，激进也很可能代表了前进的某种方向，这是不能随便指摘和褒贬的。
我上任后不久，当时我们学校有位教授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想捐赠一尊孔子像，你敢不敢要。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没想到有人会给我打这样的电话，我考虑了一下，马上就说要，为什么不敢要？半年多之后孔子像就在人大校园里竖起了。
人大竖立了孔子像，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五四”运动是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是批孔的。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这个问题似乎也没公开谈过，那样批孔是否批得对？没人公开讲这样的问题。当时任何大学也都没有树立这么大的孔子像。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之根、民族之魂啊，我们必须确立民族文化的自信，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基础。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大量普适性的价值，有大量的人类共同财富，对今天依然有很多的启迪和启发。
我们作为以文科为主的大学，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当时就把这个大旗扛起来了，成为新世纪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排头兵。尽管可能有风险，但是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总得要有敢冒风险的勇气。
为什么敢说能说
《南风窗》：现在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活跃的校长，你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公开发表过一些严厉批评。我们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说这些？
纪宝成：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有一种关心国家、关注社会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勇气。对于学界来说，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社会发展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要充分讨论各种问题，提供更多的可供决策选择的思路和方案。
首先要有问题意识和批判性的思维，没有问题意识你就没有办法创新。要发现问题，不发现问题怎么能抓住问题呢？对待问题首先要有批判性的思维，但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便能更好地推动工作。
第二，要敢于解放思想，要有勇气。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理论创新。任何创新都是要有勇气的。
《南风窗》：也就是你看到问题就一定要说？
纪宝成：看到的就一定要说，认准的就一定坚持。比如高等教育要加大财政投入，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这些观点我一直都在坚持。
《南风窗》：你也一直强调大学不能太功利，要守护大学的使命和精神？
纪宝成：对，大学不能太功利。大学的使命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这是大学不同于政府、企业等组织的最本质特征。没有知识创新，可能就是中学、小学了；没有人才培养，可能就是研究院了。
那么大学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没有了这种精神，没有了这种灵魂性的东西，就不能称之为大学，就不可能有创新，也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
胡锦涛总书记前年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广大教师要“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这句话语重心长，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浮躁和急功近利的风气背离了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我曾经发表过这样的一篇文章，叫做《变革的时代呼唤宁静校园》，我们也努力争取在坚守大学使命、守护大学精神、营造宁静校园方面起排头兵的作用。
《南风窗》：你也说到自己有些话是比较尖锐的，是否有人私下告诉过你不要说这些话？你也批评过大学评估的问题，但你也提到，你们学校在一些评估工作中表现出色。问题是，当你对他们提出批评后，评估时会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纪宝成：没有人说过叫我不要讲话的，没有这样的事情。至于说到评估，我认为评估还是要搞的，高等学校不评估是不行的，科学合理的评估对学校的发展有好处。比如本科教学评估，对高校提高教育质量、完善教学管理、改进校风和学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等，就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体看，效果是好的。
评估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太多太滥。学校里一年到头评估检查不断，学科要评估，研究基地要评估，科研立项要评估，今天财务大检查，明天审计大检查，后天物价大检查等等，这个就受不了了。在一些方面，要充分信任学校，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落实办学自主权
《南风窗》：这些方面事实上已经涉及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了。学校的权力边界到底有多大？
纪宝成：我认为，高等学校的办学权力有两种性质：一种是与生俱来的权力，不是政府给我的，而是与高校的本质属性相关，并由法律确认的；还有一种权力是政府下放给我们的。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核心问题就是界定政府与学校的权利关系。
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学校有七项办学自主权，但这些法律规定比较粗略，没有进一步划分权力属性，也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我们应该在改革探索当中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把它界定清楚。
比如，中国的大学在招生方面有没有权力、有什么权力，这本身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大学在招生方面肯定应当有自己的权力。现在的招生制度只关心总分，分数的科目结构不起作用，就不符合高校学术权利的要求。比如说文科专业，有的考生可能数学不太好，但是中文、历史特别好，对这些特殊性人才，我们可能就应该不拘一格将他录取。但是现在这个招生制度就不允许。
《南风窗》：就是说你们自己了解自己的需求。
纪宝成：现在包括社会舆论也这样认为，录取600分而没有录取601分是不可以的，是不公正的。过去还有一个分数段，在分数段里面学校还可以自由选择，现在完全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差一分都不行。其实这只是一种尺度上的公正。还有另外一个尺度，要从分数的结构上来考虑，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考虑，可能这种“公平”就是一种不公平。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公平公正，确实要更深入、更多元地来看待。
我们要讨论怎么把事情办好，因为这才是建设性的。要反思高考制度怎么改革，大学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
我反对教育产业化
《南风窗》：你曾一再谈到要为公立学，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方面为什么那么重要？
纪宝成：在正确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历史进程中，泛市场化的思潮也随之而起，在教育领域，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思潮甚为喧嚣，有人甚至提出也要像企业改革一样，校长去找市场，不要找市长。
1999年开始，很多地方的扩招，增量部分政府拨款太少，甚至不拨款，完全靠收费来解决。这时候，教育产业化成了不少地方政府摆脱所谓教育财政包袱的最佳理论武器。在一些官员看来，在财政不投入少投入的情况下也能取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的“政绩”，何乐而不为呢？
我当年在教育部工作，就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怎么能市场化、产业化？1999年11月2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个访谈，明确提出“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
《南风窗》：为什么会发这样一篇文章？
纪宝成：我当时请示了陈至立部长，我说我要发表一个讲话，你看我是以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的名义发表好，还是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的名义好？当时陈部长不假思索说，“当然是以规划司司长的名义。”那就是说部长赞成我的观点。这篇访谈实际上表明了教育部的态度，所以，现在有人指责教育部支持了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是缺乏根据的。
《南风窗》：如果教育不能市场化，你怎么看待《民办教育促进法》“取得合理回报”的规定？
纪宝成：我对《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取得合理回报”这一条一开始就持保留意见。投资回报就是营利，这与教育法规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是自相矛盾的。我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建议修改这一条。
我反对民办教育营利并不等于不鼓励民间办学，恰恰相反，应当继续积极鼓励、大力扶持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阶段，可不可以有营利？我觉得法律上可以认定，把民办高校区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与公立学校一样，都是公益性教育机构，不得对结余经费进行分配，可以享受政府的各种税收优惠。对于这类民办高校的运行，我主张政府应该有一定的投入。政府可以通过专项补助、科研经费等多种形式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适当的经济支持。当年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动员广东、上海两个地方，我说你们财政状况比较好，能不能带个头，给民办学校一个学生一年一两百块的支持也好。
对营利性民办高校应该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可以进行营利，与企业一样照章纳税，不享有任何税收优惠，也不能占用教育用地。
《南风窗》：教育公益性问题一直让人犯难。
纪宝成：现在应该是没问题了，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质，这个以前可没有这样讲过的。
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反对教育市场化，并不是说大学就不要考虑市场，市场还是要考虑的，比如后勤改革。你看我们学校教职员工的住房问题，很大程度就是通过市场力量来解决的。我们反对的是按市场原则来办教育，把学校办成“学店”。
我看待“就业难”
《南风窗》：年年有人提就业难问题，你曾说这是精英观念作祟。现在的困惑是，大家都希望通过大学来获得好岗位、好职业，你认为大学教育本质是什么，是为大家解决就业吗？
纪宝成：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教育结构应该多样化。我主张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建成两个可以相互沟通的体系：一个是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一个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间有“立交桥”。普通本科生教育，主要是培养通用性的应用型人才；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岗位型操作型人才。要有多种类型的毕业生，也要有多元化的质量观，并据此分类指导就业的路径。
现在的高等职业学校，不应该变成本科的“压缩饼干”，应该主要按照岗位来设置专业，而不是像普通高校那样按学科来设专业。
没有大众化的就业观念，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按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门槛进学校，再按精英就业模式出校门，这是做不到的。能让卫星上天的是人才，能让马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但这两类人才的就业要求显然是不一样的。
高等教育是要完善人，塑造人，让人得到全面发展，当然也要考虑到就业的需要。我觉得现在要加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扩大比重，调整结构，创新制度，真正按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律和需要，办好高等职业教育，这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非常重要。
《南风窗》：人大不需要为自己学生的出路和就业操心吗？
纪宝成：怎么不操心？就业工作是我们的一把手工程。我们还是要引导学生有一个正确的就业观，增强就业能力，广泛开拓学生就业渠道。我们有个就业指导中心，能够为学生提供较为系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
《南风窗》：学校有义务和责任为学生的就业问题操心吗？
纪宝成：大学有责任把学生更好地输送到社会，我们当然不能决定学生的就业前途究竟会怎么样，但我们会助他们一臂之力。我觉得这是完全必要的。我们与就业单位有着广泛联系，也对学生加强就业观念教育，让他们正确对待就业。我觉得“送一程”还是应当的，但要求把学生就业全包下来，这肯定不是大学的职责，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
我的期待
《南风窗》：若干年前你在一次讲演中说，高等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需要，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我们的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现在这些有改观吗？
纪宝成：在数量规模上，现在应该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要让大家都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都受到最好的高等教育，要满足所有人这样的需要是永远不可能的。当然，优质教育资源的数量总是要越来越多才好吧。
在结构问题上，我认为现在实际上改观不是很大。比如现在千校一面的现象并无好转，比如高等职业教育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等等。教育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关怀和支持，对教育问题也需要各方面多一些理解。
我的意见，还是要尊重教育家，可以说人人都是教育评论家，但不能说人人都是教育家。一定要按教育规律办事，要按人的成才规律办事，教育的事情除了听取社会意见之外，还要更多地听取教育系统内部的意见，更多地听大、中、小学老师和管理干部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
《南风窗》：你对高等教育的方向有什么期待？
纪宝成：现在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最缺乏制度创新，我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在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上要更多一些真正有实效的创新，要建立一个符合国情的又能和世界比较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希望今后一段时间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以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创新制度为主要目标，同时要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使中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变成高等教育强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最高的善，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
第 5 楼
[转贴]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我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
南风窗
我们还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对话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
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天津
饶子和院士现在忙得简直不可开交。在他办公室的那间小会客厅里进行了几十分钟交谈之后，因为一项更为重要的安排，采访不得不就此中断。几次欲离去的他几次被问话绊住，不得不重新坐回沙发上。最后一次，他仿佛终于下了决心要离开，果断地站起来，与我们握了下手，径直拉开门，拔腿冲了出去。
“我不认为我很忙，”第二次，在约定的时间里做后续访问，他这样说道，“张伯苓公当年同时担任着5所学校的校长，也毫不影响他成为南开大学的灵魂人物。”
3年前的夏天，饶子和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此前他已是一位著名的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他空降的这所学校，乃是中国最知名的大学之一。不过还是有一点黑色幽默，他一来就要面对10亿债务。
“中国的教育投入，现在来说还是不够理想的。”饶子和说，“有人说是4%，很遗憾现在还没有到。现在要把教育提高到全民重视的程度才行。”
这位带有明显南方口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正带领着一所“90年的办学历程中一直在困难中前进”的大学，但他对此一点儿也没有抱怨的意思。他说，中国的前途取决于教育，而这一切，“我觉得就要寄希望于我们的总书记和总理了。”
两榜排名问题
《南风窗》：南开大学不久前拒绝向一个大学排名榜交费，并且公开了这一消息，为什么会这样做？
饶子和：任何事情的存在和出现都是有需求的，大学排行榜是社会需求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它为公众了解和选择大学、了解和选择专业提供了某种帮助，公众对大学排行榜还是有切实需求的。对大学而言，客观合理的外部评价和排名，也是衡量自身实力水平与其他大学之间差距的标尺。
但一些排行榜有客观性，也有片面性。你是一种什么排法？就体量来说，南开大学是很小的，历来不是个大校。我们只有2万人，在国际上和一些名牌大学比，当然也是大的，但在国内规模前十强里面，我们可能是最小的。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1000所大学里面名目繁多，种类各异，用一把尺子能否量出高校的实际情况？要是排名，我认为南开大学是会受一点委屈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拒绝排行，不过要交钱、要赞助，我们是绝对不碰的，对于这种事情我们一贯如此。
我们也对这种排名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南开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比他们这个排行要排得更前面。我们不需要某种形式上的评价，你也不能光看排名榜。建校以来，我们培养的人才，从周总理到陈省身到吴大猷，出了一大批这种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等一流人物。我们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向来不以规模和体量著称，这不会因为某些排名和评价而改变。
南开特别重视本科教学。最近美国有个统计，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得博士学位最多的、拿到美国永久教职的，其中南开出去的学生大概排在第四位左右。要是用这种排位，南开大学进前五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排名有片面性，可能会把我们排在后面。
《南风窗》：最近还有一个中国大学就业能力50强的排行榜，据说这是一个极权威的排名，你们也是榜上有名。你们的就业率一直很高吗？
饶子和：对于这个排名我一点也不吃惊。南开的就业率往年都在95%以上。你也许要问，为什么没有百分百呢？我认为就业率从来就没有百分百的。有业但有些学生不就，他就要呆在家里休息。这也是存在的。
95%不容易。你要注意到，南开大学还有一些冷门学科，比如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科、马列、文学，这些学科要不要发展？这是完全需要的。要是纯粹追求就业率，我就把它们关掉了。可是这样做不对。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要克服一种浮躁心态。
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成员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所推动。有些学科是不能丢的。比如我们的历史系是全国最好的历史系之一，学生出来当历史学教授、历史学家是有限的，但历史系有些学生出来往往能找到最好的工作，当部长、省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就是历史系本科毕业的。
所以说要考虑就业，但不能片面追求就业率。同时还要防止一种倾向：把一些比较基础但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意义的、大学应该办的学科砍掉，这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坚持。
不追求就业率
《南风窗》：能够增加就业率，更贴近市场，难道不好吗？
饶子和：就业率暂时低一两个百分点并不可怕。就是说，怎么评价南开，怎么给我们排名，让他们去评好了。我们还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在学科建设这方面，我们是不会动摇的。所谓热门学科、冷门学科，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需求。在学生脑海里面如果是一味追求热门学科的话，到最后是会造成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作为学生、老师和家长，对这个问题应该有冷静和客观的思考。
《南风窗》：你和南开可以不在乎这些，但是中国人对此都很在乎。就业难是每年都要议上一议的热门话题，你对此持何看法？
饶子和：事实上，我们也很在乎。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就业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是在提高的。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原来我们大学生的数量和现在大学生的数量相比，是呈多少倍的增长？查一查，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所以，不要在这个时候单单强求就业率和就业问题，我们还要把全民素质和大学生数量多了这些事情考虑进去。
《南风窗》：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不断的扩招导致大学生数量迅速膨胀，有人开始担心大学生的培养质量。
饶子和：我从整体上是非常支持扩招的。在中国，如果没有大量受到完整高等教育的学生是不行的。通过大规模扩招，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教育大国。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我很佩服、很欣赏许多学校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尽管这种扩招可能暂时影响了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但我对他们还是非常钦佩、理解的。
话说回来，我们在这方面贡献很小。我想扩招，但是条件有限。要扩招，就无法保证学生质量。很多学校扩招，他们的条件也许匹配得上。我们有压力，有经济压力，在教学上没有扩招条件和基础。所以坚决不扩招。我们只注重教学质量。我们前任校长就是以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度，从而保证了南开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将来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会适当扩招一点。
名校怎样炼成
《南风窗》：南开大学不具备资源优势吗？你们的资金投入情况怎么样？
饶子和：南开大学由于体量比较小，学校的经济实力相对一些国内综合性的、体量比较大的学校而言，资金投入不够。天津在过去20年的发展也比沿海地区要慢一点，甚至就是西部的重庆大学，投入都要比天津这边多一些高一些。因为我们的投入少，所以说“南开难开”，是真正的难开。
我们要办一所一流大学，这是需要资金的。我们的前任校长为此贷款10亿元。说实话，到今天，这10亿对学校的建设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在日本军队轰炸和唐山大地震期间，南开大学的建筑90%是危房，如果没有这10亿贷款，我就不可能建出将近30万平方米的学生宿舍、教学楼、本科实验楼和体育馆等一大批设施。尽管现在负了10亿债，但这债是负得值的。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要不然南开大学谈何保证教学质量呢？
《南风窗》：财政给你们的投入远远不够吗？有别的办法解决吗？
饶子和：我这个校长主要工作就是找钱、找人，特别是要找人。一校之长，是要引进优秀人才的，我们现在有最好的学生，还要有最好的师资，这样才能形成一所最好的学校。拔尖人才、优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是一所大学发展的根本。但是如果没钱，那也不行。可能有人以后也就有钱了，有了钱之后也有人了。
我现在最大的任务还是找人。在现有体制下，找钱这种事儿受限制比较大，难度很大。因为国家对于募款没有减免税费，也没有捐款法，那些对学校的各种捐赠由此会面临一些问题。
财政拨款和学费在我们的经费支出中占主要比例。当然，财政拨款基本上只用于维持教职员工(包括退体员工)的生活，发点工资、补贴就差不多了。财政拨款一般按照学生人数确定。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扩招，坚持不扩招，所以人数相对要少一点，相比于别的学校，能得到的经费拨付就少得多。
《南风窗》：这种情况下，大学还怎么独立自主？
饶子和：大学的自主独立是有社会条件的，也要以政治体制条件为前提。完全独立自主，不受干预，这是理想主义。我的信心是，中国是在进步的，各方面都在进步，大学的办学也不例外。尽管现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我对此是乐观的。
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办学。这有一个基本底线。我说的是真心话。要挑战现有的一些体制、机制，我想作为现任校长，我是不会去做的。比如说自主招生，这一权力完全是学校的。但南开在这方面就比较谨慎，在自主招生上我们非常严格、谨慎，不会滥用这种权力，不违规招生，不盲目追求规模。这是我们办事的最低准则。
公平教育
《南风窗》：说说教育公平问题吧。今年一些名校相继减少了本地生源录取比例，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否需要在地区招生上进行一些平衡？
饶子和：在地区招生的平衡问题上，有人要求不分名额，而有人则说现行安排也有合理性。比如西部地区，不给他们名额，那里的学生可能就不会有机会考上这些学校，就要剃光头了，那西部要不要发展？所以还是要考虑一个均衡问题。
公平性、公正性，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和现有的名额分配，存在了这么多年，有其合理性。当然也有缺点。如果你想要将它改过来，难以保证不会出现类似的矛盾。也许不合理性还会更大一点。
我的意思是，改革有时需要非常慎重。在现有的基础上，可以做一些适当调整，但不宜整个儿翻烧饼。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的3+X，现在很多地区就已经把X改为“综合”了。这就是说，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我认为，错误要少犯一点。当然，一成不变也是不行的。
《南风窗》：基于一些不公平现象的出现，有人提议取消高考，你是什么意见？
饶子和：取消高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对于普通老百姓、穷人以及没有权势的人来说，高考是他们走向社会取得出路最重要、最后的机会，这也是最后一个公平。如果取消高考，有可能连最贫困、最底层孩子们的希望都会破灭的。
只要有全国高考，哪怕有些孩子出生在捡破烂的家庭，他也能上大学。考试是一种公平的反映。不能说最公平，总有它的缺点。但取消考试真的就能保证公平吗？就是乡长的儿子，我们知道都比普通村民的儿子机会多一些。现在是真不公平，总算有个机会了。当一场考试下来，我能拿到600分，你是部长的儿子，才拿300分，你就没戏。
目前来看，高考是一种有效培养人才的方式。当然，如果高考再进一步结合学生平时的成绩，结合推荐，可能会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但这要取决于这个社会是诚信社会、公正社会，如果这个达不到，一切都无从谈起。
不过，按现在的考试方法对待年轻人也不是好事儿。在某种意义上，要说极端一点，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是摧残年轻人。但是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吗？怎么去做？我们得想办法改革。不能一味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
《南风窗》：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对于文理分科的争议也很激烈，有人要求取消，有人反对取消。
饶子和：高中文理分科是我个人不太赞同的。学科学的学生也有很多文学造诣，学文科的学生也有一些科学素养，你要是把他们分开，就好像说学科学的不要写文章了，学文科的人就不要科学了。这是一种不符合大学宗旨和大学教育的做法，很大程度上这是为了应试教育而产生的一种现象。
可以看见，我们的好多科学家，同时也都是很好的文学家。在南开，我们正努力创造一个氛围，使文科学生能受到理科科学的熏陶，理科学生也能受人文学科的熏陶。这方面我们是做得不错的。我们可以交叉选课，我们的一些人文学术讲座，一些文学大师来讲课，理科学生可以去听；科学大师讲课，文科生也可以去听，这些都是放在一起的，没有任何边界。
校长的思考
《南风窗》：中国目前已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你对此作何评价？
饶子和：这是一件历史性大事。中国的发展看教育，我认为中国再往后的进一步发展，教育是个关键问题。我对此充满期待，也希望各方面真正重视教育，要多花功夫。往后发展，教育上不去，那是没有希望的。
怎么重视教育？中国教育的改革和教育的投入，这两件事是重点。第一是投入，第二是改革，有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现象，要引起注意，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人才的素质教育，可能是要从娃娃抓起的，不要到大学期间再来做素质教育。
至于说到体制问题，规划还在起草，将会有更为明确和详细的方向，不久之后就会出台，这为今后的教育发展会起指导性作用，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南风窗》：你是一所副部级学府的校长，你如何看待高校行政化现象？高校行政化是利是弊？温总理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及，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饶子和：高校行政化没有利，只有弊。这是我和我们校党委书记的一致看法。我们校党委书记前几个月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高校行政化的文章。显然，高等教育机构的过多行政化，是会对教育、科研带来非常不利影响的。现在我们一边在呼吁对教育机制进行改革，一边又是高校的行政化现象，这实际上跟我们所追求的方向是悖离的。
应该说，教育家办学是高校、高等教育的本质，是其本来的方向。长期以来，这种本来面目时不时就会被一些人扭曲了。至于说到南开大学，我们还是有行政化的体现，但是我和我们党委书记还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往这方面做，但是做得还不够。这也是一个社会弊病吧，不能要求一朝一夕就彻底解决。
《南风窗》：南开大学的首任校长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现在你接棒出任校长，你怎么理解校长这一角色？
饶子和：要做好这个校长，我想我还是有信心的。我是一位科学家，有人问科学家能不能做好一校之长？科学家当校长在历史上大有人在，做得好的也大有人在。学者的特点是要追求完美，在每个位子上都希望能做到尽善尽美。
我不敢和张伯苓公相比，他是老前辈。他曾同时担任5所学校的校长，照样干得很好，很出色，他的理念和作为，对南开影响深远。我是在学习。
人们说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但我认为我们的学校还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大家都在努力做事，各有分工。光靠一个人是不能做好的。学校如果只靠校长一个人，那这个学校就完了。学校是一个集体。
第 6 楼
[转贴]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世界一流大学之梦
南风窗
世界一流大学之梦
—— 对话南京大学校长陈骏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南京
穿过诚朴雄伟的校门，是一条阔气的校道，栽着两排葱郁挺拔的梧桐，遮天蔽日。两棵梧桐树之间，拉了一条红色横幅，“热烈庆祝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60周年”。就在数天前，5月3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教学楼后面的礼堂里，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那天，为吴伯雄颁授学位证书并拂正博士帽流苏的，正是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吴伯雄的到来，让这所气质内敛、不事张扬的学府一下子引来众人瞩目。“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历史浪潮的尖端，为两岸文化价值的整合与创新做出努力和贡献。”吴伯雄的期许沉甸甸的，南大甚至还来不及反应，但陈骏告诉记者，接过这个绣球是肯定的，“南大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使命感和责任感”。
2009年对南京大学来说，实在是一个“拐点”之年，一是它公布了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二是启用现代化的仙林新校区，三是全面启用本科生培养方案。
6月4日下午，在爬满常青藤的北大楼校长办公室，执掌帅印刚3年的陈骏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首次坦露他的治校方略，“这还在我心里想着，还没来得及跟我的同事交流。”说罢，他哈哈大笑。
两岸关系推动者
《南风窗》：你觉得在两岸交流的这种大时代潮流里面，南大可以做哪些工作引领两岸的时代潮流？
陈骏：我们是大陆高校中跟台湾交流最密切的一所高校，与台湾19所高校有合作关系，比如说，由南大和北大主导，联合台湾大学，组织两岸四地大学校长联谊年会，今年第五届将在呼和浩特举行。这个年会让我们及时了解两岸四地高等教育改革的动态，加深相互了解，而且这些大学校长之间都建立了个人友谊，台湾校长们则通过活动加深了对大陆的了解。过去4年参加这个联谊活动的很多台湾的大学校长现在成了台湾地区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像“行政院长”刘兆玄，他过去是东吴大学的校长，我们在交流中谈到两岸的共同发展，谈到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有很一致的看法。这种文化的交流潜移默化，拉近了两岸四地之间的距离。
《南风窗》：政府间互动现在还存在障碍，而且政府更关心政治方面的东西。
陈骏：对。大学更加关注文化的交流、学术的交流。政治上还有求同存异的问题，但在文化上学术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文化是可以进入每个人的心灵的，甚至可以整合两岸价值观，为统一打好基础。吴伯雄的期许，南大感到这是历史重任，在推动两岸的统一大业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南大有着独特的地位，一方面是南京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和台湾有一种认同感；另一方面，南大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早在10多年前就跟台湾方面建立起关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现在，吴伯雄又成了南大的名誉博士，他说得很好，南大在推动两岸交流中能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我想的还不成熟，但作为大陆民国史研究第一重镇，我们正在和蒋家后代谈，包括成立博物馆、研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民国历史人物。
新教改方案元年
《南风窗》：从2009年秋季开始，南大将全面实施本科生新教改方案，请问改革的动机在哪里，为什么在2009年推出？
陈骏：过去在工业化时代，人才培养的目标是高级专门人才，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是向苏联学习的，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一些专业性人才。现在是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专门化人才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进入本世纪以后，西方高等学校，纷纷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总体趋势就是向通识教育方向发展。这便引发了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形成一股改革的潮流。
我们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研究、讨论，我们认为，首先要改变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说，你到工厂去，总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是南大毕业的，但厂长往往是其它学校毕业的；南大培养的学生当厂长、局长、领导的不多，这和我们的培养目标有关，过去我们以培养各个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为我们的学生打下了烙印，就业以后基本上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我们提出新目标，要培养各行各业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我们发现50%的学生继续本专业的深造和出国留学，跨专业继续深造占25%，余下25%直接走上社会就业。这便启发我们形成了“三三制”新教改方案，第一个“三”指人才培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识教育阶段，第二阶段是专业化培养阶段，第三阶段是多元培养阶段。第二个“三”指多元培养阶段分三类，一是继续本专业深造，在大四继续学习本专业更高深的学问；二是跨专业继续深造，到其它院系去选修课程；三是直接就业者，安排就业创业的辅导，为学生顺利走上社会做好准备。
《南风窗》：何谓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如何培养？
陈骏：他们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要具有宽厚扎实的知识基础，二是要具有开拓进取的业务能力，三是要具有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四是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五是要具有未来领袖的综合素养。
今年秋天进入南京大学的2009级本科新生，将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专业、课程和发展的选择，享受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新教改还增加了教学计划的弹性，通过精简“课内”、强化“课外”，4年制本科生的总学分由原来的160分压缩到150个学分，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依据兴趣开展更多的研究与实践活动。新教改方案的本质是给学生一个自主选择、自由学习的空间和权利，完全以学生为本。
今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出新招生方案，按院和类来招生，不再按专业招生。学生入校后，第一年接受第一个阶段的通识教育，文理工医学生在一起学习。大二再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学哪个专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大四时，又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这都是选择机会，即刚才说的“三三制”。
针对2009级新生，我们还会组织全校名师开出100门研讨课，即“研究性课程”，以小班教学为特色，面向全校公选。
《南风窗》：讲到招生制度改革，不能不说大学自主招生，你觉得自主招生对新改革有哪些积极影响？
陈骏：在应试教育大格局不变动的背景下，为什么要实行第一个阶段的通识教育呢？就是要补应试教育欠下的课。现在想要高中一下子去改变培养模式，做不到，也太难了，这是全国性的教育改革大事情。目前国家正在制定的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里头肯定考虑中国应试教育怎么改革。那么，在没有改革之前，大学要做一些补课，这个部分就是通识教育。
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争取扩大自主招生权。2009年选拔录取人数达到招生总计划的10%。今后，我们仍将进一步加大自主招生的步伐，并已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能够实行“提前招生、单独命题、自主录取”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另一方面我们要补课，补应试教育的不足。比如说，应试教育无视公民教育，我们要通过通识教育来补这个课，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怎么爱惜这个国家，怎么样去爱惜这个民族，要承担什么历史责任。
新时代新使命
《南风窗》：刚才说时代已经变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时代里，你作为校长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陈骏：中国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创建世界一流，这是对校长压力最大的一个任务。现在各个大学都推出了时间表，但怎么样才能够尽快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南大把这个任务归结为三句话：部分学科率先实现世界一流，其他大部分学科成为国内领先的学科，实现文理工医的协调发展。现在各个院系都在围绕着这样一个目标，制定计划，自己找自己的位置。要实现这些目标，最关键的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以及创造对国家对世界有帮助的重大科研成果等等。校长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且，中国的大学校长还面临一个压力，经费不足。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可是你的经费只有国外的几百分之一、几十分之一。一方面，国家对整个教育投资少，另外，真正投到高等教育的钱，如果了解情况的人，而不是那些指责高校鲸吞了国家教育经费的人，就知道中央财政一年的教育经费可能7000亿左右，但投到高等教育上只有几百亿。
《南风窗》：南大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
陈骏：南大距离真正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南大进入ESI世界前1%的只有7个学科，而耶鲁大学就有22个。普林斯顿大学学科规模不大，但有19个学科进入。而且，这些老牌大学还在更高的层次上加快自身的发展。耶鲁大学正在继续推进其建设“全球性大学”战略，并已启动“耶鲁明天”(Yale Tomorrow)，5年内投入35亿美元。普林斯顿大学投资17.5亿美元加快学科发展。哥伦比亚大学将在2010年完成一座14层、包含21个实验室的多学科科学大楼。德国在推进“精英大学计划”。亚洲的日本在推进“GLOBAL COE计划”，韩国在推进“BK21计划”，它们计划在未来10年内分别使15所和7所大学跻身于世界前200名。
在2007年和2008年的英国《泰晤士高教增刊》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南京大学分别名列125和143名。差距巨大，南京大学的发展可谓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发展得慢就是退步。
《南风窗》：今年国家要制定到2020年教育改革中长期规划，作为校长，你最期待什么？
陈骏：呼吁加大教育投入，这是我最关心的。对南大来说，政府投入不是绝对大头，而且现在政府投入存在问题，校级财政很少，专项经费很多，在政府投入占我们政府经费支出的60%里，大概只有20%是校级财政，是学校可以支配的，还有40%是专项经费，学校不好用的。这样一来，学校就麻烦了，一方面专项经费在教师手上，另一方面，学校养老师却困难，想给他们加薪水都无能力。经费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想办法请校友、企业家、社会捐赠，这个情况还很好。去年我们的捐赠数额，全国高校第二位，2亿，我们每年总预算是13亿，捐赠比例已经占到15%左右。我希望在中长期规划里，国家能够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确立为国家战略，给予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
耶鲁大学在2008~2009财政年的“基金”收入为226亿美元；“全部研究费用支出”为4.767亿美元；“运作预算”为23.1亿美元。香港科大在2007~2008财政年的“研究资金”为3.5亿港元。目前，中国的一流大学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但大学“负债”现象已经相当普遍，“985”高校也不例外。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瓶颈”。
精英也到基层去
《南风窗》：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大家特别关注大学生就业情况，南大今年就业率乐观吗？
陈骏：我们5月26日统计的是65%左右，现在是70%左右，跟去年相比持平。我们在就业上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原因一方面跟名校有关，另一方面跟学校的一些政策有关，比如商学院，要求当了老总的校友至少每人要接收一个毕业生，发动校友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确保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就业率不要有滑坡。
《南风窗》：就业率平稳是不是跟南大坚持不扩招也有关系？
陈骏：我们的本科生规模一直在3000人这个规模，好多年都没有变，其他大学大举扩招的时候我们也纹丝不动。当然这也跟条件限制有关，扩招不起来，我们每年都为学生的住宿问题头疼不已。但就业压力还是存在的，文科都有压力。
《南风窗》：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像温总理说的那样，需要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呢？南大一直强调精英教育，这是不是有问题？
陈骏：这个跟转变观念不矛盾。我们就是培养精英，但精英也要到艰苦的环境去，到基层去啊。假如你想成为一名政治家，我鼓励你去当大学生村官，从基层去锻炼，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我们调查发现，南大的毕业生基本集中在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然后才会考虑苏南发达城市如苏州、无锡，这种观念确实是要改变。
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同，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毕业找的是“最后一份工作”而现在找的是“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不等于“终身岗位”，基层的环境更能锻炼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对于他们今后的发展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校长，我十分鼓励南大的学生到基层农村就业。2009年，我们共组织325名毕业生报名参与“大学生村官”选拔，有161人参加了大学生村官的笔试考核，有20人报名参与国家“西部计划”。
《南风窗》：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去，薪水很低，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在背后推动，他们会去吗？
陈骏：我们承认，现在学生变得更现实了，但南大人历史上就是有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一代一代的学子继承下来了，其实就是传承问题，“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这一直是南大人的精神。
坦露治校方略
《南风窗》：有人提出要对高校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因应高校行政化这个问题，有的呼吁扩权学校董事会，弱化高校行政团队的权力，这是不是改革的大方向？
陈骏：我们校董会1998年就成立了，但从我内心的想法，作为一个大学校长，首先要形成一个目标管理，或者叫概念管理。一个学校希望达到什么目标，朝什么方向走，让所有师生员工清楚。第二步是理念管理，办学理念，从上到下清楚。第三步是文化管理，有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要打造什么样的新文化，用文化创造凝聚力、激情与理想。最后阶段才来做制度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放到最后，其他都成熟了以后再来改变它。它是上层建筑。我希望走从下到上的改革模式。我们现在还早呢，目前还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理念现在还没把它弄得很清楚，下一步要集中智慧，把很多理念搞清楚，形成共识，
除了大楼和大师以外，这四个软实力，是一所大学战略管理的起点和竞争力所在。这四个东西还在我心里想着，还没来得及跟我的同事交流过。可以这样理解，理念创造文化，文化创造制度，制度创造生产力，循序渐进。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从上到下进行目标管理，即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南风窗》：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陈校长论述治校方略，真的是第一次吧？(陈骏问陪同采访的同事，你们是第一次听到吧？左右答是。)看来把握住当校长的感觉了。
陈骏：真的吗？(哈哈大笑)
《南风窗》：陈校长怎样觉得更快乐，是拥有管理一校的权力，还是带领南大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陈骏：我最快乐的事是，我的想法得到了我的同事们的认同，然后大家合力一起去干。我提出一个想法，同志们都支持，党政一致，一起去做，这开心！我们完全是一个共同负责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育部也要求我们进行公开民主管理，每年年底要让师生对党政领导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像新教改方案的制定，学生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感觉，要想把事情办成，还是要相信同事，依靠同事。相信大家，依靠大家。这是最重要的。
第 7 楼
[转贴]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权力行使要在阳光下
南风窗
权力的行使，要在阳光之下
——对话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济南
从光绪帝御批开始，山东大学建校已近110年历史，1930年代的山东大学曾享誉远东，1950年代的搬迁、2000年的三校合并，几度变迁，今天，这个老牌名校悄然间成了中国规模最为庞大的大学，躲在孔孟之乡，默默无闻、踏实为学。
校部机关办公楼是山大校园里最破旧的建筑之一，正在建设的新办公楼让给老师们做办公室了，新来的校长徐显明说要给予学者们最大的尊严，“至少得让每个老师有个独立的办公室吧！”
从中国政法大学到山东大学，徐显明已有近10年高校校长的经历。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从徐显明身上，记者能够体会到的除了对山大的热爱，就是对中国高校行政权力侵害学术权力的切肤之痛。这个出身法学的校长，有着人文知识分子典型的治校思路。他说，山东大学要成为中国最具德性的大学，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都能诵《论语》、吟《道德经》。
从北京到济南，徐显明感概“京华多浮尘”。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法领域顶尖的学者之一，他依然要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既要管理一所大学，又不愿意放弃学术。徐显明说，他分身无术，各种工作都要勉力维持。这几乎是中国高校校长共同的困境。
慎用自主招生
《南风窗》：今年的高考招生计划有两大特点：一是各个部属重点大学纷纷减招本地学生，二是扩大自主招生规模。早在2006年，你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就推行了减招本地生的改革，当时应者寥寥，现在似乎成为各校共识了。
徐显明：可以这么理解，2006年政法大学减招本地学生的做法现在已经发展为一项国家的招生政策。公平分为两个含义，一个是机会均等，另一个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当时政法大学的做法价值就在于追求高考招生的机会公平。
《南风窗》：在上世纪30年代，山大曾经出现过一个臧克家，当年他数学考零分，可是闻一多也能把他招到中文系来读，如果这样的学生出现在今天的考场上，你认为还会出现当年的结果吗？
徐显明：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们会让山东大学产生第二个臧克家，但高考现在还没有结束。30年代的体制，每个院都可以进行自主招生，当时闻一多是山大文学院院长，是他去说服校长一定要录取的。
今天，事实上，各大学的校长，对于自主招生权都非常慎重，我也一样，一直要求学校慎用此权。招生的根本目的就是选拔最好的学生，招生无论怎么改革，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保证机会均等，一个是保证优秀的生源不被改革所忽略，改革的目的也是寻找优秀的生源。
《南风窗》：慎用自主招生权是不是因为随着高校权力扩大，有可能产生特权、腐败这些问题？
徐显明：目前我们的招生环境存在不安全因素，自主权过大，对大学来说就存在一种危险。作为校长，如果你缺乏能力拒绝或者顶住各种压力，招来的学生就一定不是好学生，实质上就违背了招生的本质。所以我说要慎用这个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的行使一定要在阳光之下。这项权力带来的另一种危险，是会产生某些不公平现象。比如说自主招生的时候，进入你视野的才是自主招生的范围，但是大量的学生并没有进入招生者的视野，这就出现了一个机会上的不公平。
《南风窗》：除了闻一多，30年代的中国大学，还有很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情况，但并没有觉得说特权产生了不公平和腐败。到了21世纪，国家强大了，反倒在出现特例后，媒体和公众习惯性地质疑其公平性。
徐显明：30年代的大学，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不像今天那么紧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拒绝和排斥社会压力的能力很强。另外3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明显是富人的教育，精英的教育，穷人的孩子是没办法读到的。但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向大众化发展，大众化教育带来的问题就是大学办学的民主性。所以现在大学里面任何人都有权力来批评大学，30年代的大学跟大众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
分权以去行政化
《南风窗》：现在公众对于大学的批评，似乎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化，校长的官僚化日益严重，你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大学最大的积弊吗？
徐显明：一所大学里有四种公共权力，第一种是政治公共权力，也就是大学的决策谁来做出。中国大学大多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集体决策。第二个公共权力是行政权力，由校长来行使，对内行使管理权，对外代表学校。第三个是学术公共权力，由学术权威来行使，一个大学里面一定要有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由教授组成的一个公共权力。第四个是民主功能权力，每个学校都有教代会，教代会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是对大学运作过程实行监督。
体制上的重要问题，现在大家批评得比较多的确实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但是高等教育还有一个功利化的问题，在一些低层次学校里面还有一个世俗化的问题。
行政化的主要表现是用行政上的权力来替代学术上的权力，另一个表现就是，用行政上的权力来替代民主权利，所以使民主的公共权力和学术上的公共权力被边缘化和替代化。
《南风窗》：中国的大学里，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害几乎普遍存在，这一轮的改革中，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山大会有一些大的措施吗？
徐显明：我们会有比较大的改革。过去大学基本是关起门来决策，教授几乎不参与，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开门决策，在决策的全过程中邀请教授参加，邀请教代会代表参加，把决策过程变成民主的参与过程。具体的制度设计我们正在进行当中。
第二个改革，我们准备实行学部制，山东大学有47个学院，学科划分过细，已经使学科之间形成壁垒。过细不利于新的学科的产生，也不利于培育交叉学科，所以我们现在想在这47个学院的基础上设立一些新的学部，它是一个学术组织，全部由学术权威、知名教授来组成，由学部去指导学术发展，将学术的发展置于教授的思维控制之下。
《南风窗》：学部是在学院和校领导中间形成一个中间层吗？行政体制的改革一般来说，是应该减少管理层级的，山大这样的改革是否意味着增加管理层级？
徐显明：不是增加层级。现在大学里，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各个学院里面，资金、平台、人才、福利等等问题，这个院几乎就是一个小社会，里面交杂了政治、经济、学术，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改革，就是要把院里面的学术部分剥离出来，剥离出来之后交给这个学部，比如，如果这个院里面要引进人才的话，就不再是院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他上面的学部来决定，这是教授治院的基本模式。
《南风窗》：这是一个分权的过程？
徐显明：对，就是要把各种权力的集合体破解掉，先把学术的权力分离出来，由最权威的教授来行使。我相信这是一个改革的趋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先分离，没有分离的话，那么行政权力替代学术权力似乎就是必然的。
《南风窗》：对你来讲，做这样的改革，初衷是什么？
徐显明：我们只是在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来办学，使他恢复规律而已。这也仅仅是我们改革的第一步，希望能从制度上来解决大学过度行政化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第二个改革，山东大学现在正在讨论“一把椅子的理论”，现在我们很多高校对老师的尊严既有第一次侵害，也有第二次侵害，第一次侵害是指一个老师进入大学以后，他没有独立的尊严空间，大学没有给他提供自己控制的研究空间，具体说就是很多老师没有自己的研究室，连工作人员都不如。第二次侵害，就是教师到院里面去，或者到校级机关里面去，当他推开处长的门，或者哪个办公室的门，假如这个办公室只有一把椅子，那么应该谁来坐？
当他推开校长的门，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长应该赶快把椅子让给老师来坐。不管在哪里，当你能够做到始终是老师坐那把椅子，我们的行政工作、管理工作最终为教师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理念才能建立起来。
《南风窗》：这只是一个设想中的理想状态吧？
徐显明：这可不是什么理想状态，只是正常的状态，问题是现在我们很多大学都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我们现在许多大学，老师推开处长的门，遇到的是冷脸，不要说让你坐这把椅子，可能客气的话都没有。
大学排名很荒谬
《南风窗》：最近这些年，各种版本的大学排行榜层出不穷，从政法大学到山东大学，作为一个校长，你通常如何面对这些排名？
徐显明：我是不赞成大学和大学之间进行对比的，大学之间唯一可以比较的是学科，比如说单科性的大学就像苹果和橘子，多科性的大学就像香蕉，而综合性的大学像葡萄，把苹果香蕉葡萄放在一起，谁是第一，这个命题是很荒谬的。
另外，有的大学是提供经济服务的，有的是法律服务，有的学校是提供原始创新，有些大学是提供方法改进的。你说哪一个第一，这个命题同样是很荒谬的。所以，大学有他的不可比较性，这个不可比性就在于每个大学都有他鲜明的个性。
《南风窗》：排名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特色不是很鲜明，办学同质化的情况比较严重。
徐显明：大学排名是美国人的发明，我叫它美国主义，美国主义是科技主义，而科技往往都会变成数量，成为数量主义，导致对大学无尽的伤害。因为在排名中，大学最宝贵的几个东西被排掉了，第一是大学的德性，表现在责任感，你这个大学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承担了多少责任，师有师德，生有生德，校有校德，但道德不能数量化，排名当中没有哪一所大学的道德被算在里面。
第二点，美国主义最不科学的东西，就是美国的大学很少注重思想，你看这一两百年里面，美国产生了多少个思想家，是很少的。像欧洲产生福柯的大学，产生哈贝马斯的大学，这些大学对人类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产生诺贝尔奖的大学。思想是不能排名的，可思想恰恰是一个大学最本质的特征，没有思想的大学叫做大学吗？
第三，大学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才，现在的大学排名缺乏对大学人才培养的计算，就是这个大学的成材率没有被统计出来，一流的大学有一流的成材率吗？
再有，排名把特色给灭失了，特色是不能排名的，一个大学最宝贵的这四样东西，在大学排名里面是得不到体现的。所以说大学排名是一个只有商业价值而没有科学价值的东西，而且会对社会产生贻害无穷的误导。
大学不是职场
《南风窗》：就业恐怕是学生、家长最为关注的事情了。大部分中国学生进名校就是为了毕业时能找一份好工作，这对校长来说有压力吗？
徐显明：学生就业，几乎所有大学都面临共同的问题，一是学生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学生要找一个与期望值对应的工作，目前可能有困难。二是一个人适合做的工作，和社会上提供给他的机会之间存在差距。第三才是现在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影响，比如说经济危机。另外，大学进入到毛入学率20%多的时候，产生的功能过剩。有些教育学家认为中国大学的发展超越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这只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学生就业的困难。
但是对优秀的大学来说，我们学校受到的影响并不明显，我昨天到生命科学学院去，他们的签约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只差2%~3%。
《南风窗》：1916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他讲，大学不是职场，大学不培养为了职场而去努力的人，你同意吗？
徐显明：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我们应该为学生的一生着想，而不是仅仅为学生毕业的那一刻着想。美国有一个统计，说是在学生毕业6年内，是变换工作次数最多的阶段，越是优秀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变换次数就越高，因为他第一次的选择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所以他会不断变换选择，一直到最理想为止。而这些优秀的大学恰恰就是给了学生适应变换的空间和能力。
厚重山大
《南风窗》：那刚才说到的特色，现在的教育部也说要强调办学特色，就山东大学来讲，你希望它具备怎样的特色？
徐显明：山东大学属于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型大学，这些特征都属于山大的历史特征。山东大学有两次历史上的辉煌，一是30年代，一次是50年代。现在我们要追求第三次辉煌，这次辉煌从2000年山东大学和原来的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以后开始。目前我们的规模，在校生人数是全国第一。
《南风窗》：规模大应该也是双刃剑，规模大不是往往会成为教学质量提高的障碍吗？
徐显明：是的，规模大相对的成材人数就多，但对于质量提升，是灾难性的。因为规模越大，质量提升的难度就越大，是反比例的。高质量和大规模之间，世界名校中，几乎没有一所学校能协调。所以我们就在寻找另外一种办学方式，也是山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办成中国式的加州大学，山东大学现在有个威海校区，准备恢复在青岛办校，将来要办成一个综合的大学系统。另外，现在我们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正在酝酿中，山东大学一定会办成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
《南风窗》：山大有什么特殊的优势或资源？
徐显明：我们本就以文史见长，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诸如孔子、孟子、孙子等都出自山东，这是我们的地缘优势。这些传统文化研究的中心，一直是在山东大学，我们要打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下一步是建立世界一流的儒学研究院。我们准备面向全世界招聘最杰出的人才。
在我们的通识教育中，同样也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特色，诵经和读典将是山东大学学生的必修课。我希望，山大的学生在离校的时候，每人都应该会背诵论语，会吟诵道德经。这些基础的素养，会让学生终身受用。
《南风窗》：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性的增加，中国高等教育校际竞争也将会越来越激烈，那么，你希望在社会公众和广大高考学生中，山东大学保持一个怎样的形象？
徐显明：山东大学是一所不善于张扬自己的大学，校风之一就是低调，踏实做事，这和整个山东的文化是一致的。山大学生的后劲很足，三五年之后才知道，作风的朴实，做人的老实，做事的踏实，还有对事业的忠实，山大以“实”为自己的特色。
如果要表现一生的厚重的话，就来山东大学。山大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北京那些天天在各种讲座上客串的学者差，他们都在校园里做扎实的学问。
有句话叫“京华多浮尘”，很多学者，人到了京华之后，道德和心理都会发生变化，京外学者是要做十分的努力，才能取得一分的成绩，对于北京有地缘优势的那些大学，做一分的努力，就有十分的收益，他不做学问，但地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有天然的优势，进行学术信息的批发，国家的某一个决策他最早获得，获得这个信息后，虽然不是他原创，他只是个传播者，他也到其他大学演讲，他把信息的散播过程当成提升和巩固自己地位的过程，我把他们都叫做信息批发者。这些人，当沉下来追问他对社会贡献了多少思想的时候，很可能是零！
过去总讲，学者还要保持适度的清贫，适度到能够维持自己的尊严就可以了。维护尊严的主要责任在学校，学者过度富有，把学术当饭碗，用学术来牟利，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是灾难。学者一旦过度富有的话，他一定丧失思想，因为他的批判力已经没有了。中国历史上的“士”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清而高，清才看得远，所以他的见解是高远的，今天山大有一批这样的教授。我相信，有什么样的教授，就会有什么样的大学。
第 8 楼
[转贴]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为什么倡导精英教育
南风窗
我为什么倡导精英教育
——对话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
本刊记者 钟岷源 发自厦门
“他总是让人感觉亲切，并深深感受到他的朴实和厚淳，他平实而不平凡，他有着不一般的人格魅力。”——这是厦大的一位学生所描述的自己眼中的朱崇实校长。
正是这位校长，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富有感情地说了这么一句，“我的今生，注定要与厦大紧紧相连。”
朱崇实于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其后由国家公派赴南斯拉夫等留学，并获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厦大从事教学，先后任厦大8年的副校长，7年前出任校长。他说，“我在厦大整整32年了。32年里，我走过许多地方、许多大学，可最让我珍惜的还是能够在厦大美丽的校园里，安安静静地做学问做事业。”
坐落于鹭岛东南之滨的厦门大学，创立于1921年，花园式的校园依山傍海，自然的景致与人文的底蕴和谐交错。在此平静而宜人的氛围之中，本刊记者就高校改革的热点和趋势，与朱崇实校长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1%的大学应有更高的目标追求
《南风窗》：4年前，你在山东大学的一次演讲，引发了“高尔夫该不该进校园”的争论，一向低调的你不经意间成了名人。
朱崇实：是啊，但当时的舆论忽略了我说的一句重要的话，“精英教育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南风窗》：在社会强调教育公平的语境中，你却倡导精英教育，为什么？
朱崇实：我想首先应对什么是精英要有准确的理解。现在有人把精英等同于贵族，把精英理解为高高在上、和人民大众相对立的群体，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什么是精英？我的理解：精英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具有远大的理想，愿意为社会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不仅有理想，而且能够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并能以自己为榜样带动自己周围的人去为理想而奋斗。在大众化教育阶段，要紧紧地按照市场的规律去办学，但千万千万要注意，我们的教育不能完全跟着市场走，甚至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这就是我理解的精英教育，它既要根植于市场，同时又要高于市场。
《南风窗》：记得你说过，中国至少要有1%的大学为未来培养领袖型的人才。
朱崇实：没错。不同类型的大学，应当有不同的目标。我觉得，中国现在有2000多所大学，99%都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让毕业生将来有自己的就业岗位。但是至少要有1%的大学或是四五十所高水平的大学，目标要和国外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一样，志在培养领袖型人才。
《南风窗》：就是说，我们的名牌高校应该和国际接轨了？
朱崇实：是的。中国一流的大学若不能与国际接轨，那么中国如何能够成为推动世界进步的主要力量呢？美国不少大学校长就明确提出，他希望所培养的学生不单单是在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成为领袖型的人，而且要成为世界的领袖，他主张他的学生要有国际视野和全球化的思维。如果我们中国没有这样一批学校，没有这样一批校长具有这种眼光，而只是焦虑我的学生将来出去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那是不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
创新型人才全球标准相似
《南风窗》：全世界的大学都在说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怎么理解创新的概念？
朱崇实：所谓创新，是指在前人或他人已经创造成果的基础上，能够作出新的突破，包括作出新的发现、提出新的见解、开拓新的领域，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新的事物或作出创造性的应用。创新包括两种类型：发现和发明，即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事物和创造过去不曾存在的事物。也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并按新关系创造形成新的作品。
应该说，创新型人才，就是具备这些素质和能力的人。而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是培养学生具备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并按新关系，创造形成新的成果的素质和能力。
《南风窗》：有量化的标准吗？
朱崇实：当然有，具体到本科生培养层面，普林斯顿大学提出的本科毕业生12项标准和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提出的本科毕业生5项标准，都蕴涵着创新型人才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其基本要素包括人格、智能和身心三个方面。
《南风窗》：这些指标对中国高校有何借鉴意义？
朱崇实：归纳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标准，可以认为，我国大学要培养的创新型人才，起码应该具备这样五项基本特征：一是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二是具有良好的自我学习与探索的能力。三是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拥有广博而扎实的知识，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四是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能够与他人合作或共处。五是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身体素质，能承担艰苦的工作。
一流师资成就一流大学
《南风窗》：怎么看待高校里头'大楼与大师’的关系？也就是说，师资水平的高低对一所大学的影响。
朱崇实：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成为一流大学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一流的师资队伍就等于有了一流的学术成就，有了培养一流人才的基础。综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它们都荟萃了一批各个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事着人类最尖端的科研工作，其中一些人所做的工作已成为科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南风窗》：厦大的情况呢？
朱崇实：厦门大学自建校开始，就把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学校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早在私立大学时期，校主陈嘉庚就主张聘用一流的教师。他认为，“无为之费，一文宜吝；正当之用，千金慷慨。”创校之初，学校规定教授月薪最高可达洋银400圆，讲师可达200圆，助教可达150圆，均比一般学校高。经学校重金礼聘，私立时期的厦大，著名教授云集。改革开放以来，厦大狠抓队伍建设，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南风窗》：你认为一流大学的表现状态该是怎样的？
朱崇实：有远大理想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狂躁不已，而是要在奋斗中充满执著，在充满奋斗激情的同时不失平和与理性。远大的理想加平和的心态再加理性的思维，这是大学教育所应追求的状态。
学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地方
《南风窗》：你曾说，只有学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地方。是在怎样的场景下说这番话的？与学生谈心时？
朱崇实：不是，是在2007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在我即席发言时提到。我是有感而发，是向台下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提出忠告，同学们非常认可。
《南风窗》：为什么？
朱崇实：那时，我刚好看到台湾《中国时报》一篇新闻，题目是：《历数高学历新人七大罪状：“蓝领劳工”状信震动台大校长》。文章说，有些社会新人，活在高学历的光环下，有着过于自私，没有时间观念，身段不够软，缺乏谦虚，没有敬业精神，不够尊重工作，借口太多等七大缺点。我感到，这个问题值得教育工作者注意，也值得同学们深深思考。
可以说，当学生时，在校园里表现得散漫一点、个性化一点，说话出格一点，甚至犯一些错，都可以接受，但走上社会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对同学们说，你们有理想有抱负，也有知识和本领，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还要有正确对待人生、正确对待工作的态度。在我看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也是精英教育的应有之义。
《南风窗》：你提倡尽最大可能让学生自由发展，具体如何？
朱崇实：近年来我们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按大类招生两年后，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学习潜力分专业；加强研究性课程与实践性课程的建设，引导本科生参与科研；重视课堂外的学习效果，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团队精神、领导才干、社会活动能力、思维表达能力；加强体育工作，健康体魄、健康心理使人更加自信、宽容，能够承受更加艰巨的工作或任务；推行校院二级管理制、本科生导师制，让教师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教学中；加强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希望宿舍成为同学们喜爱的家；专业实验室等向本科生开放，建设好的图书、资料、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开放的理工科实习车间和社会实践基地等。
应尊重和维护大学自主权
《南风窗》：怎么看待大学校长这个角色？他是官吗？
朱崇实：“官”是有特定含义的，大学校长不是官，也不应该是官。大学校长是这样的一个职务，他要对学校的全面发展负责，要负责行政管理，更要把握学校的学术方向和文化传承。
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因此每个大学都应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把握这个目标方向是校长非常重要的职责。
《南风窗》：大学校长的人格魅力如何体现？
朱崇实：作为校长，他应该充分发挥学校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要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发挥自己的作用，把握正确的方向。大学校长不仅要把握方向，还要提高班子的凝聚力。大学校长还要有这样的人格魅力，即他能够使几万名师生员工对自己的学校有强烈的认同感。如果哪个校长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学校一定是成功的，这个校长也一定是成功的。
《南风窗》：都说你是一个善于改革的校长，是吗？
朱崇实：在我的任上，推行了“全员聘用制”，面向国内外招聘人才，我主张赋予各学院充分的自主权，并在招生制度改革上，进行了国家政策允许的尝试。诸如此类的改革，几年来稳步推进，善于改革的说法，就这样来了。
《南风窗》：媒体常说，中国的大学校长难当，因为杂事多、干预多，你的感受呢？
朱崇实：有同感。因为国内大学的校长与国外不太一样，除了要为学校筹集资金，引进人才之外，还要考虑包括师生员工的生活福利以及大学与所在地的关系等等事务。
《南风窗》：这些“杂事”是不是导致大学行政化的主要原因？
朱崇实：这里面涉及尊重和维护大学自主权的问题，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行政化趋势是世界各国都在普遍关注和担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克服大学行政化的弊端，最为紧迫的应该是不断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处理好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以及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
我们的公立大学是由国家举办、政府主管的，大学是政府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作为投资者、政府作为管理者，对大学具有领导权、调控权和监督权。大学必须为国家服务，对政府负责，在党的教育方针、国家的法规政策的指导下规范办学行为。但是，政府作为主管者，要特别注意维护大学的自主权，要让大学的党委和校长拥有充分的、能够按照教育规律和学校特点自主办学的权力。
“没有围墙的高校”
《南风窗》：怎样描述厦大的气质和个性？
朱崇实：厦门大学是由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名牌高校，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出资创办的高等学府。陈嘉庚先生所处的年代，是中国社会最贫穷、最落后、受尽了外侮和欺凌的年代，他非常想改变这种状况，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变化，关键要提高国人素质。要提高国人素质，关键是要办好教育，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因此，厦门大学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爱国、爱校的光荣传统。
《南风窗》：办学理念方面，厦大遵循什么？
朱崇实：可以概括为四种精神：第一是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第二是罗扬才烈士的革命精神；第三是抗战时期内迁闽西艰苦办学的自强精神；第四是以王亚南校长、陈景润教授为代表的科学精神。每种精神的后面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作为载体。抗战时期，厦门大学内迁闽西艰苦办学，当时的校长是萨本栋教授。萨校长是厦大改为国立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他带领厦大度过了8年抗战，维持并发展了厦大。
《南风窗》：怎样感受这座高等学府绵长而坚韧的精神脉络？
朱崇实：一所大学，有没有魅力，有没有感染力，在于它的积淀，也就是那些一代又一代人编织、演绎和传送的人文精神。在中国众多的高校中，很少有哪个学校有“校主”一称；而厦大人不仅有自己的校主(陈嘉庚)，而且把“校主”的精神与文化融入每一个学子的心灵，并使其随着他们的成长发扬光大。
《南风窗》：为什么说厦大是一所没有围墙的高校？
朱崇实：是这样，前些年厦门市举行的“十大城市名片”的评选中，陈嘉庚先生和他一手创办的厦大都榜上有名。很少人能像陈嘉庚一样，能在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里，留下自己那么深刻的烙印，而且历久弥坚。
因为厦门只有厦大这么一所重点高校，厦门市政府和人民是真心实意地把厦大当成了自己的学校，把嘉庚精神和厦大当成了自己的宝贵财富。正因为如此，厦大也就成了这座城市里“一座没有围墙的高校”。普通市民可以在厦大图书馆里看书，可以在校园里散步，可以旁听各类专家教授的讲座……厦大以一种平和、开放的胸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对台湾建设有特殊贡献
《南风窗》：印象中，厦大对台湾的建设和发展有其特殊的贡献，是不是有很多的毕业生过去工作？
朱崇实：厦大有许多著名的学子来自台湾或祖籍在台湾。例如卢嘉锡学长、张克辉学长，他们当年都是台籍青年的杰出代表。上世纪60年代台湾启动了著名的十大工程，这十大工程成为推动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大动力。在这载入史册的十大工程中有六大工程是由厦门大学毕业的校友主持或参与主持建设的。著名的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创始人何宜慈教授是厦门大学机电系1944届的毕业生；著名的台湾中横公路建设总指挥、时任台湾公路局局长的严启昌先生，是厦门大学土木系1949届的毕业生；还有著名的台电、中钢等都有厦门大学学子参与创建。
《南风窗》：两岸高校交流方面，厦大始终走在前沿，目前厦大与台湾高校的合作交流情况如何？
朱崇实：众所周知，福建与台湾之间有着深厚的“五缘”，再加上厦大与台湾本来就渊源深厚，这些都为厦大与台湾高校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台湾高校在光电、半导体方面有很好的师资力量，已与厦大的物理机电工程院等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在厦门大学就读的各类台湾学生有200多位。厦大还与台湾新竹交通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高校签署了交流合作协议。
《南风窗》：现在两岸高校共同关注的问题什么？
朱崇实：主要是如何让双方学生、学者之间的交流沟通更加便捷，并在合作交流的形式上能够有所突破，比如可以考虑共建实验室，聘请更多的台湾教授到厦大的一些院系任教，让更多的厦大学生到台湾的大学学习。
两岸互认学分、学历将使更多的学生亲历两岸高校精品课程，感受两岸名师风采，益处很多。不过，考虑到目前两岸学分互认标准、学制学年差异等问题，要做到更广范围的学分互认，两岸高校还要作出很多的努力与合作。
第 9 楼
[转贴]香港科技大校长:不期望世界一流遍地开花
南风窗
不期望世界一流遍地开花
——对话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
本刊记者 甄静慧 发自香港
在正确的方向上集中资源打造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需要多少时间？1991年方正式提枪上马的香港科技大学给了我们一个被国际视为奇迹的速度——10年。
2001年，香港科大校董会找到时在美国休斯顿大学任职，在国际重要奖项上屡获殊荣的朱经武教授，游说他出任这所年轻大学的校长。
“充裕、有弹性的经费；一套公平、开放的寻找优秀教师及升迁奖励制度；充分的学术自由和政府的不干预态度——这三个重要的条件使香港科技大学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谈起这所与自己有8年深厚缘分的大学，朱经武的话语里充满自豪感，但也不无遗憾。
虽然从美国带来了不少经验，这些年也渴望力推香港教育制度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的，是高度民主化给改革带来的重重限制。
“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不同的优势和局限。”今年10月，朱经武将结束在科大的任期返回美国。即将离任之际，对香港、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他寄予了不一样的希冀，“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香港比内地走快了一步，已拥有3家国际研究型大学。然而，欲再进一步进行大学结构的合理设定，香港受立法会限制太大，很难成功。而从目前的种种问题看来，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难度固然比当年的香港要大，但因为内地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如果找准了方向，进一步进行深度改革的可能性反而比香港更大。”
校长就是拉拉队长
《南风窗》：近来内地针对学术自由问题的讨论很多。你觉得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行政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怎样才是比较健康的？
朱经武：我觉得学校应该是相当自主的。关于学术自由，不但政府不应该干预，连学校里的校长也不能干预。学术范围的工作应该由教授们来决定。反过来行政上的职责是学校行政部门负责的，教授和老师们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最终对外负责的人是校长。
所以，香港的校长也是挺有权的，不过权与责往往要挂钩。据我了解内地的大学现在并没有董事会这个角色，但是在香港，假如我做不好校长这个角色，学校董事会是可以把我裁掉的。
《南风窗》：校长也是由董事会聘任的？
朱经武：由董事会聘任，但也要得到政府的同意。
香港回归以前，校长在香港的地位是很高的，港督下面就是校长。回归以后，政务司司长是二把手，往下依次是财政司、教育局局长，然后到校长。现在校长的地位依然是比较高的。
《南风窗》：你觉得在香港，大学校长具体需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朱经武：我觉得校长其实是拉拉队的队长，要想尽办法使大家都非常积极和乐观地向前走。当然，除了当好拉拉队队长，你还要把这个学术环境建造得很好，包括为学校争取各种资源。但真正做事主要靠老师，校长做不了太多事情。
在大学里当校长不像在公司当管理，看哪个人不高兴就可以把他直接炒掉。在学校，其他教授的学术地位可能比校长更高，你要使他信服，过去的学术地位就一定要很高，并得到同行的尊敬。另外，假如校长在学术上有成就的话，在进行其他方面工作时也会更方便，大家会给面子——尤其中国人的社会很讲面子。
教育经费是政府的责任
《南风窗》：内地关于教育经费的争论很多，香港公立大学的经费来源情况是怎样的呢？
朱经武：香港的大学经费基本上都直接由香港政府给。
香港也有很多人觉得不公平，为什么美国州政府只需要给公立学校30%~40%的经费，而香港政府需要给到80%(不算学费)。香港的老师和校长为什么不积极去找别的钱。
那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美国除了州政府外，还有联邦政府。虽然州政府基本上只会供给大学进行基本设施和基本教育的经费，但联邦政府给学校的钱是非常多的，而且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可以申请它的经费。
除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其他政府部门也会给学校钱。几年前，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到这里来，说起州政府给他们学校的钱不到30%，相比之下香港政府负担很大。但我再详细地问他，原来他们还有来自美国国立卫生院、能源部、国防部和国际自然基金会的钱，这些全是政府部门，其实仍然是政府的钱。另外州政府还划拨给他们一大笔额外的研究经费。
《南风窗》：以往我们有个错误的认识，国外大学的研究经费很多来自于社会资源，比如财团的赞助。
朱经武：社会资源当然有，但数量并不是那么大。
我刚才讲到UCLA的校长来跟我讲那30%的事，我说你们有医学院对不对？他说对，我们医学院很大，医学院的钱绝大部分是美国国立卫生院来的。然后我再问他，你的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州政府给多少钱呢，他说100%，因为这些院系没法申请卫生院和国防部的钱。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美国大学在教育这一块，完全是政府给钱的。只有研究方面的经费需要发展其他资源。好学校可以争取到很多研究经费，不好的学校就很少。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好项目才能拿到钱，使学校之间形成竞争。
《南风窗》：对办学经费内地有很多争议的声音，很多人批评内地大学负债办学的问题，讨论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应该多去发掘社会资源，增加经费的来源。
朱经武：负债办学这个现象，是个畸形。
我不太清楚本质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也许10年前吧，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很快，所以一些办教育的人就大规模贷钱，造成了现在的现象。其实学校是不应该有负债的，因为它不可能赚钱，所以不能贷款，不赚钱的情况下让他们怎么还贷？
当然，你可以说学校还能收学费什么的，但在教育成本上，学校花费了100块钱，最多就只能收100块钱学费，超过100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这样依然不能盈利。
负债办学的问题既然已经发生，我觉得解决方法应该是政府拿钱出来把这些债务全部取消。
至于经费来源的拓宽，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以后对学校的私人捐助肯定会渐渐增加。就像香港，霍英东先生曾经一次就给我们捐了8亿，李兆基先生也给了我们7亿多。但是，社会捐助不是持续性的，他给一次，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给，而学校经常性的经费是每年都需要的。我们学校去年花掉的经费是20多亿。
所以，靠人家捐钱过日子是非常难的。教育始终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也是对将来的长远投资。
《南风窗》：除了经费问题，内地的大学还存在严重的学术腐败，已经有多起事件被曝光。
朱经武：我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在美国和香港，也有学术腐败现象，但是非常少。内地个别大学有这个问题，我想主要还是封闭。只要学校完全开放的话，再做这种事的成功率就非常小。
不要一窝蜂做研究型大学
《南风窗》：那么说其实不论香港还是美国，大学教育经费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政府，只是来源于不同的政府部门。而不同学校获得经费的差异其实只是在于研究那一块，多元化的资金来源结构其实是促进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
朱经武：对，美国是这样子。你要研究、创新，就要竞争才行。
在香港，差异没有美国那么大。香港最好的3所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科大只在研究制度上占一点便宜。所以现在香港和内地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应该划分不同类型的大学，不要一窝蜂地向一个方向发展。有时我开玩笑说，如果所有大学都培养出我这样的人，都去做物理，做超导，那这个国家连饭也没得吃了。
《南风窗》：你说的类型分开是指从专业上去划分吗？
朱经武：不是，是从目的去划分。你看加州的大学是分成三类型的。第一类是研究型大学；第二类是4年大学，叫加州州立大学，是以教育为主的，偶尔也做点研究；第三类叫社区大学，这一类大学占的比重非常大。因为一个社会需要很多受不同教育的人来维持。
据我了解，有一阵子内地很多学院都一窝蜂要变成大学，甚至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愿望是很好的，但不是很实际。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教育普及的，所以中国确实需要很多学校，但不需要全部都是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这是做不了的。
做研究型大学第一要有钱，办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成本花费非常高。中国这么大，如果所有大学都要当第一流的，这个经费不得了。
作为研究型大学，要到全世界去竞争，寻找优秀的老师，工资、资源等付出肯定要大很多。教授要做研究，学校要给他房子、实验室，更重要的是给他时间，不能让他每天教8小时书。
而4年大学的老师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少一些，一个老师可以教3门课，意味着它成本低些。到了社区大学的话，老师根本一点研究都不做了，只教一些很基础的课，课教得多，加上他不是世界的大学者，薪水也不一样，办学成本自然就更低。
第二，研究型大学需要有大量人才，内地有人才优势，而这方面香港则比较缺乏。
所以我觉得内地首先需要设置不同的分工，香港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虽然香港的大学经费非常充足，但香港现在一共有8家公立大学，如果全部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源。
现在香港基本上只有3家大学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科大当然是研究型大学，但我们也不是综合性大学，主要有理工学院、商学院，虽然也有社会科学学院，但规模比较小。另外两家就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他们是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南风窗》：那其实不就有了一个区别吗？
朱经武：是，大家都知道，但不能讲。
香港是个相当民主化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精英教育不能完全走得通。除非是政府强硬地要求这样做，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会不太愿意。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内地做起来可能比香港容易一些，因为内地政府比较有权力。
香港政府基本上不会像美国那样，按项目给学校钱，而是看一所学校有多少学生，就给多少钱。但是政府有一个调剂方法，就是研究生数量，给一所学校多批一些研究生，钱就上去了。希望经过这样的调剂慢慢把层次分出来。
但还有个问题，我们的教授跟一些非研究型大学的教授相比，薪水差别并不大，幸而很多老师最看重的不是薪水，而是研究环境。
《南风窗》：所以现在香港的大学设置受到了民主化的限制？
朱经武：是的。学校这样的角色分工，之所以加州能做，是因为60年代那个州长跟校长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比较容易做出来。现在加州模式即使在西方也很难重复了，德州一直想模仿加州分三种类型的学校，但因为州议会的限制，所以很困难。
同样，在香港再建第二所香港科技大学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科大能迅速发展，是因为港英政府还在，没有什么投票啊、立法权啊这些事情，政府说了就算数，说要建校就做起来了，现在很多事情要经过立法会。
《南风窗》：那么针对香港的情况，我们看到教育体制中存在一个矛盾，就是政府到底要不要放权。
朱经武：我是这么看的，在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但强有力的政府并不表示一定会违背民主。我觉得内地政府既需要慢慢放松，也需要很多支持。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当年台湾政府很有实权的，所以工业教育发展非常快，有点像新加坡。现在台湾也打开了民主化之门，很多事情就变得困难了。
台湾有160多家大学，生源根本不够，训练出来的学生又都想当世界一流学者，眼高手低，不会做实事，现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内地的问题也是相似的。所以内地讨论怎么样能恢复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学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南风窗》：那你觉得香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和这么多的人口，有多少家大学是适合的？
朱经武：我觉得需要多些。我们现在只有18%的学生能进大学，是纯精英制的教育，但是精英下面就没有了，在职业技术教育这一块缺了很大一条沟，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是不利的。
高考改革没有完美途径
《南风窗》：关于大学对人才的选拔，内地的高考制度也是一个改革的重点，现在我们基本是一考定终身，有些教授想用一些灵活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学生，但不能够。
朱经武：不仅是中国，欧洲也是这样的。
因为社会需要公平，假如我跟一个学生聊聊天，就决定了他能不能进一所好学校，往往会流于主观，有失公平。所以最后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考试。你问我考试制度是不是坏的，我想它的确是，应该这么说，是第二坏的。
现在我们学校在香港招生也是通过考试。到内地找学生时，也看他的高考成绩，但只是作一个参考，此外还要面试。但那是因为在内地的招生数量少，才可以这么做。
在考试之外，我们还找了一条路子，凡是真正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可以免掉他们不必要的考试。比如说很多年前，有一位同学对信息科技发明非常有兴趣，在世界发明奖拿了第一名。但他的成绩其实不是那么好，我们学校就破格收了他。
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年轻人的不满，说我成绩比他好，却进不了这个学校，这不公平。但我们觉得，如果能够为香港造就一个像爱迪生那样的科学家的话，远远胜过培养10个在各方面都平衡、普通的人才。
训练教育通才固然不容易，培养教育专才更难，因为你要在早期发现他。
《南风窗》：关于高考还有个问题是，这些年内地高考制度经常在改，最早考全科，后来文理分科，后来又不分，光是关于文理分科的问题，争论就一直比较大。
朱经武：关于如何选学生，我觉得永远找不到一个完全理想的方法。当年台湾也经历过文理分科的反复阶段：一下分科，一下又取消。
我们发现取消文理分科的时候，马上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我有个同学，明明理科成绩非常好，但文科成绩却不理想。取消分科后，学校根据总分录取学生，所以他被分到政治大学去读文科了。后来只好又重考。
所以就算文理不分科，也有可能在很多方面出现偏差。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学生需要比较广的知识面，训练专才的时候不可能什么都兼顾到。
总的来说，我觉得最好还是慢点分。但是这个做起来很困难，如果不分科的话，大家都去考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都向钱看，不看兴趣了。
所以这是个社会问题，不完全是教育问题。
《南风窗》：那对于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你有什么期待？
朱经武：我希望政府认真想一下，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富更强。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假如目的很清楚，方法是可以商讨的。
在大原则上定了以后，其他应该松绑、宽松。每个地方、每个学校走的路子可能都不一样。让他们自己找路子走，远比规定他们怎么走要更有效。
所以，首先是大原则大方向一定要定下来，然后一些次要的细节，要尽量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