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肉味的笑容图片:雷世泰先生回忆孙剑云老师

　　雷世泰先生回忆孙剑云老师　 
　　
　　
　　我管孙剑云叫“师爷爷”，据我所知，普天之下也只有我这样称呼她，别的人或叫“师爷”，或叫“孙师爷”，她的本家孙辈也有叫“姑奶奶”或“姑姥姥”的，但只有我一个人叫她“师爷爷”。这个称呼的由来还得从我的爷爷谈起。
　　我爷爷雷师墨（1889―1964，字师墨，讳观群）是大清银行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一辈子服务于中国银行，年轻的时候身体肥胖达220斤，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掌印秘书，总裁在三楼，他在二楼，每天要上一层楼给总裁送用印的文件，只上一层楼中间还要歇两次。后来别人劝他锻炼身体，不然有瘫痪的危险。当时没有别的体育运动，只有武术，于是在30岁时拜在当时最负盛名的孙禄堂先生门下，我曾见过当时的拜师照片，孙禄堂夫妇居中而坐，一起拜师的三个人（另两人的姓名忘记了，只记得有一人姓周，后居苏州）在后面站立，而孙剑云站在最前面父母的中间，时年5岁。这张珍贵的照片在文革中不知去向，殊为可惜。我爷爷刚开始练拳时，因为太胖，只教了一个三体式，他就每天站三体式，整整站了一年，据说每天练完后，地下都是一滩水，一年后体重减了70斤，从此更是信心大增，每日习拳不辍，到我记事时就完全是一个瘦老头了。在孙禄堂老先生早年的弟子中，有相当一批文人，因仰慕孙老先生不仅武功卓绝，更兼学识渊博，因而拜在门下，我爷爷即是其中之一。后来孙老先生有一大批中国银行的徒弟，就都是我爷爷引荐拜师的。
　　拜师之后，我爷爷对老师崇拜之极，不仅向老师学拳术，连老师的生活习惯都全盘接收，比如，据我所看到的，爷爷每天洗脸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用一个半高的小凳（比平常坐人的要矮），上放深兜的洗脸盆，内放满满的开水，老爷子脱光膀子，骑马蹲裆式一站，把胡子放在热水里连蒸带烫，等水的温度能下去手了，再洗头洗脸擦身，以我的估算，前前后后总要半小时以上，马步蹲住纹丝不动，洗完之后还要用小梳子把胡子细细梳理后，全部“课程”才能结束，据说整个程序是原封不动地“克隆”老师的。还有就是踢门帘，也是学老师的，爷爷住的北房里外屋之间不用门，挂的是布门帘，中间还有块补丁，家里人都嫌难看，出来进去时手里拿着东西不方便，下面还有门槛，不注意就会绊一下，可是老爷子严词不许，说门帘绝对不能拿下，他自己每当过往时还一定要抬腿踢上几脚，方法是用脚尖点，每次都在同一地方（后来我从师爷爷孙剑云处得知，原来孙老先生也是每天踢门帘，而且门帘上也是打着补丁）。这些习惯他一直保持到去世也从未改过。
　　由于我爷爷生性忠厚耿直，又对老师尊崇备至，所以后来孙家的许多事情，特别是财务上的事情就都交给他来办。其中让他最得意的一件事，也是让孙剑云和我们家70年交厚的原因之一，是他主持了孙氏一门的分家。他在中国银行工作，当时的中国银行规定内部员工的存款利率要高于外部，所以孙老先生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以我爷爷的名字存入中国银行，全部存款有5万元大洋。到孙老先生和张氏老夫人去世，我爷爷主持孙家分家，有人主张应分四份，三子一女（三子：焕章，焕文，焕敏，一女：剑云。其时焕章、焕敏已故。焕章有妻两房，大房有子宝忠，二房有子宝成、宝安、宝善、宝明。焕敏无后。），各房得一份。而我爷爷则提出应分五份，因为“老姑娘（注：父母兄嫂对孙剑云的称呼）还没出嫁，应单提出一份给她做嫁妆，这事老师虽不在，有我做主，大家如同意则罢，如不同意，这笔钱我雷师墨不签字谁也取不出来”。在他的坚持下，按他的方案分了家。这件事后，我爷爷就一直照护着这个小师妹，在辗转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处，乃至抗战时随中国银行总行撤退到重庆，我奶奶和七个子女他一个也没有带，却把小师妹带着，而且还把她也介绍进了中国银行工作。我第一次见孙剑云是在我三岁时，由北京去上海见爷爷（从出生没见过），孙剑云虽住在银行宿舍，但整天都在我爷爷家里，见了面后让我叫她“师爷爷”，当时小，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叫，及至稍大点后，曾问过我妈妈，她明明是女的，而且不老，为什么要叫爷爷？我妈说因为她没结婚，不能叫奶奶，她的辈分高，也不能叫阿姨、姑姑什么的，所以就得叫爷爷。至于师是什么意思，我只以为她姓师，后来才弄清楚这里面的因果。我的哥哥们都尊称她孙师爷，只有我叫师爷爷，大概是因为我当时太小的缘故，从此这也就成了我的专利，再没有第二人这样称呼。
　　1950年我爷爷退休回到北京，住在南新华街，臧家桥胡同口往南，孙剑云也跟着回了北京，仍住中国银行宿舍，是银行包的一家旅馆，就在李铁拐斜街，离我们家极近，走路不要5分钟，所以她基本上仍是整天在我们家。那时我已经开始有记性了，天天在家里都能看到她。我爷爷的朋友多，武术界的、梨园界的、书画界的居多，甚至与潭柘寺的方丈也有交情，我们家后院的一棵银杏树就是潭柘寺的方丈送的。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谈话范围极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可说是“文武昆乱不当”，来了梨园界的朋友时就一起唱戏，以昆曲居多。我记得有个叫尚和玉的老人，又高又胖，我一给他开门，问他“你找谁”，他总是拿着把大扇子指点着我说“找你爷爷”。后来方知，他是极有名的一位昆曲演员。人少比较清静的时候，他们师兄妹二人常常推推手，极柔和，极缓慢，有时还闭着眼，我那时小，还以为他们睡着了。也有大活大动的时候，那就是在走大捋时，满屋子飞旋，我被放在桌子上看，好让屋里空间大些，当时不懂，后来自己也练拳了，才体会出那里面的滋味，现在闭起眼睛回味，都觉得是一种享受。也练剑，一般都是对剑，应该是八卦剑吧，就在屋子里，人随剑走，左旋右转，进进退退，粘连黏随，两个人再加两把剑，也分不清哪是人哪是剑，在不大的房间里还游刃有余，从来没有碰到过桌案上的器物。现在看许多人练剑，都是人抡着剑走，人是人，剑是剑，意境上毕竟差了许多。后来我长大，也没少看她练八卦变剑，虽然是风采依然，轻灵飘逸，人剑合一，叹为观止，但可惜已经没有了对手，难免有些曲高和寡、孤独寂寞的意味了。有时天气好，他们也会在院子里抖一抖白蜡杆，我家有两根一丈五左右的白蜡杆，轫性极好，头部可以抖成车轮般大小的圆圈，通体油光锃亮，呈暗红褐色，他们常常是站成三体式，做拦、拿、扎的基本动作（听我爷爷讲过，拦是横拳的劲，拿是劈拳的劲，而扎是崩拳的劲），有时也两人对着练，和对剑不一样，对剑是谁也不碰到谁，而对枪则两根杆碰得“砰砰”响，据说是有意识地较一较力。有时也在院子里用剑点牡丹花叶子，先是站在原地，找一片固定的叶子，用剑点，然后就走着点，转着八卦步，来来回回地转着点，每次都点在同一片上，当然，那片叶子是肯定体无完肤了。我长大后也试着点过花叶子，才发现，要想把叶子点破，还真不容易，因为它是软的，握剑的方法不对，或手指手腕上没有劲力，没有连点带刺带挑的劲儿，和把握分寸的脆劲儿，就不成。现在看很多人舞剑都是大把抓，和耍大刀差不多，实在是连握剑的基本手法都不对。
　　因为师爷爷常年在我们家来往，所以我家所有人都和她极熟，她也从来没有摆过架子，以长辈自居，而是极随和，极平易近人，极幽默风趣，所以我的父母和那些叔叔大爷姑姑们都和她没大没小，成天说笑打闹，凑在一起就笑声不断。我母亲（比她小三岁）就曾趁她午睡时在她脸上用毛笔画过眼镜，她也不恼，直到晚年，她们两人还有时提起此事，相对大笑不止。我爷爷也偶尔和她开个玩笑，知道她不吃鳝鱼，有一次特地把鳝鱼肉切成小丁，用来做成炸酱，请她吃炸酱面，她吃得津津有味，等吃完后喝茶时，我爷爷问她“今天的炸酱好吃不好吃”，她说“好吃”，“那你知道是什么肉的吗？”然后呵呵一笑说“鳝鱼”，她一听，顿足捶胸，但也无可奈何，吐也吐不出来了。我印象中她只和我爷爷闹过一次别扭（据说是因为劝她和她二哥和好），不过别扭得也挺有意思，她只是不理我爷爷，和我奶奶和其他人都照说不误，我爷爷也不在意，该怎样就怎样，有时非传达信息不可了，就找个子女来，说“去，告诉你师姑------”，云云。我爷爷与孙存周和孙剑云兄妹关系都好，若换别人，夹在他们的矛盾中则难免“说项依刘我大难”了，而我爷爷因从来都处事公正无偏，所以和双方同时保持良好关系几十年，也能泰然处之。孙存周有时来我家，我的父辈叫他“二叔”，让我叫“二师爷”，总带着个墨镜，说话也极风趣，他和我爷爷年岁差不多，很谈得来。我爷爷也时常到北海公园和他练练拳，聊聊天，我不上学时偶尔也带我去。可惜他们相继去世，前后只差一年。
　　大约在1956年，忽然说师爷爷要结婚了，我还小，毫无概念，只听说她的许多师兄都不赞成，说那个人有病，但她自己却执意看上了，后来听说，那人各方面都不错，人长得漂亮，多才多艺，文学，戏曲，乐器，样样通，昆曲尤其好，而师爷爷自己的昆曲就唱得极好，这大概也是她满意的原因之一。因为结婚，有相当一段时间没见到她，她结婚时也没有大办，她的师兄们她都没有请，因为和我母亲关系好，在婚后于西城西四附近寓所曾单独请过我父母一次，我因事没去，是我父母带我弟弟去的。听我母亲说，那人和那人的母亲都在，很热情，是把我父母当作娘家人招待的。又过了不到一年，忽然有一天晚上，她来到我家，我已经睡下了，没有起来，躺在床上看到她和我妈边哭边说（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她哭，以后即使在文革中极端艰难时也再没有见到她哭过），原话记不得了，大意是，那人真的有病，在与她结婚前已经有两次婚姻，一个死了，一个坚决离了婚，在新婚之夜才知道，那人根本就不能行房，而且发展到心理上的对女人的恐惧症，我依稀记得师爷爷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做个名义上的夫妻，精神上的夫妻总可以吧，这他也不成，只要我一挨近他，他就浑身打哆嗦，总得在桌子的两边分开坐下才好。白天在外边好人一个，晚上一回房就开始哆嗦。你说这可怎么办？”总之，这段不幸的婚姻是了结了。此后她就一个人单住，直到文革前，一直是以在誊印社刻写蜡版为生。当时没有电脑、键盘式中文打字机、复印机等等一切现代化设备，单位里除了正式的文件要用老式的中文打字机打（比手写还慢），其他都用刻写蜡版油印，所以刻蜡版的活还挺多。她有深厚的书法和绘画功底，刻起蜡版来可说得心应手，其速度和质量都是上乘，所以生活还过得去。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文革。文革中，誊印社解散了，她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断绝，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到来了。
　　也可能有人要问，分家的时候她不是一人得了两份吗，何至于要靠刻蜡版为生呢？这就要从两方面说起了。一方面，她本人的性格所致，一生轻财好义，不善聚集，孙家长房里有几个侄子是靠她的接济才抚养成人的（可惜的是，后来她最困难的时候，这几个得到过她很大帮助的侄子从未理睬过，恰恰是她并未给过好处的一个侄子宝安每月寄钱来。她最困难时每月只有16块半的收入，其中天津宝安给八块，我母亲给五块，剩下的是谁给的我就记不得了。当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好在生活费用也低，维持度日到也过得去），这花去了她将近一半的钱。另一半按说也不在少数，但经历了抗战的八年动乱，和国民党政府强迫将银圆兑换成金圆券，随后就是大幅贬值，她存在中国银行的钱几乎就荡然无存了，所以到了解放时她实际上已经是个“无产阶级”了。解放后，她本是在中国银行总行工作的，但后来把她调到哈尔滨去工作，这是否带有某种贬谪的意思，现在不得而知了，她不愿去那人生地不熟的苦寒之地，就辞职了，考虑到她20年来一直是在师兄们的呵护之下，此时不愿做天涯孤旅也是很正常的。后来还有一个去国家体委武术处工作的机会，她仍然没有去，这次的理由是，李天骥已经在体委武术处了，而李天骥是她的师侄，将来不好相处。对于她的这个决定，许多年之后她也曾后悔过，她曾对我说：“当初我要是去了体委武术处，推广简化太极拳时就会按照孙式太极拳去编了，那么现在全国的人就都是在练孙式太极拳了”。据师爷爷自己讲，在整个孙氏拳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两次重大的错失良机，第一次是陈微明办“至柔拳社”，陈是孙老先生早年的弟子，前清的进士、翰林，以文人习武，对孙老先生和孙氏拳极为热爱，有感于以磕头拜师的方式来推广拳术实在速度太慢，就在上海创办了“至柔拳社”， 要以新式的方法推广孙氏拳，孙老先生也对此很赞许，就在庆祝成立的宴会上，孙存周先生对陈微明说了一句玩笑话：“你们文人都来教拳了，将来我们练拳的就没有饭吃了”，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放在别人处也就会一笑置之，而陈微明是个极认真的人，他说“我不能让我老师的儿子因为我而没有饭吃”。当天就转教杨式太极拳，以后在“至柔拳社”里只教杨式，至柔拳社前后培养出了几千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如赵朴初等。这是孙氏拳发展的一次重大损失，第二次就是50年代初的这一次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和李天骥的关系到也始终很好，李天骥对这个师姑始终也是尊崇优礼，时不时地就接她去家里住些日子，此是后话。总之，从此她再也没有从事过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更不要说出任公职了。这应该说是一个缺憾，对她晚年的一些思想方法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
　　她虽然没有到体委去工作，但作为武术名家还是受到了相当重视的，历届的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的武术比赛她出任过多次的裁判长。据她自己讲是因为得到了父亲的余荫，我觉得不尽然。余荫固然是有的，但她本人的个人素质和文化水平之高在武术界也是罕见的。据我爷爷说，她小时侯除了上学外，家里聘请了多个老师做家教，俱为当世名流，有的是老先生的学生，有的是朋友，也有重金礼聘的，教国文，教英文，教书法，教绘画，教古琴等等。她的书法老师同时在教冯玉祥，她本人就曾和冯玉祥一起在中南海里一起写过字。还知她的国画老师之一是周元亮，但我没有见过她画山水花鸟，只见过她画工笔仕女，极具灵气，清丽脱俗，大有吴光宇之风。只不过她画得很慢，一丝不苟，光开一个脸就要三天。这里还有一段逸事：当她生活最困难时，街道介绍她去给宫灯厂画灯面，画一个有一毛钱的报酬，可是她老人家一天也没有画出一个来，等终于画完拿给厂里看时，人家说：您画得太细致了，你这是艺术品，我们要的是商品，用不着这么细。她说：商品我不会，我学的就是这么画，改不了。于是就作罢。她的书法墨宝留下来的不多，钢笔的手稿信函便条签名到有一些，她的字毫无脂粉气，到是有一些剑气，足见其功底。她的师兄中书法好的大有人在，在她的屋中曾经挂过一幅没有下款的条幅，抬头是“剑云师妹芳辰”，内容是一首五言绝句：“昔年双五月，今岁两端阳，遥祝兰闺寿，分酬敬贺觞”，一笔绝对漂亮的怀素体，现在的所谓书法家中能写成这样的也没有几个。我奇怪为什么无下款，她告诉我，写这个字的人是她的师兄，叫姜怀素（因为崇拜怀素的字，把名字也改成了怀素），此人是上海青帮中的重要人物，也是青帮中少有的文人，地位仅次于黄金荣、杜月笙，曾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市长而不做的。解放时留了下来没有去台湾，当被新政府问到为什么不走，是不是留下来有什么任务时，他说“国民党杀共产党，共产党杀国民党，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杀我我无话可说，我不走是因为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老小，我不能丢下他们一个人走，我是走不了才留下，能走我是肯定走的，任务是没有的”。这样，便也没有动他。到了1959年，一个外国高僧到上海开道场说法，请姜怀素帮忙多召集些人来听，于是他便向徒子徒孙们打了个招呼，一下子来了几千人。过后不久，当局以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法办了。师爷爷说实在舍不得毁掉他的字，又害怕受追究，只好把下款裁掉，保留了条幅。
　　除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外，师爷爷的语言天才也是公认的，她从小走南闯北去了不少地方，不论到南方还是北方，她都很快就能听懂方言并能学上来，在平常的聊天中，聊到什么地方了，她就会用什么地方的话说几句。我也到过好多地方，自认耳音也不错，听口音基本上能认定是哪个地方的话，但模仿的本领就大大不如她了。她的语言天才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即席讲话的本领，不论什么场合，不论面对着什么人，多少人，她都能侃侃而谈，条分缕析，引经据典，滴水不漏，特别是她从不参加政治学习，却总能把时兴的词汇用得恰到好处。
　　用多才多艺来形容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除了武术外，她的文学、书法、绘画的造诣也广为人知，其实她的烹饪、缝纫剪裁也都极精妙，即使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到了她的手里，也会让人余味三日。记得有一次我和她比赛包馄饨，每人50个皮，看谁先完成。我自认为已经够快了，紧张地手忙脚乱，埋头快包，而她边说笑边干，不但馄饨个个肚圆翅尖，有模有样，并且摆放得整整齐齐，最后还是比我快8个，让我心服口服。她做丝绵衣服也是一绝，把丝绵抖松絮匀很不容易，即使是专业裁缝也不是人人都会的。她的昆曲也唱得很地道，有时高兴，会在屋内来回走着哼上一段，据说当年曾参加过北平的昆曲社，著名古琴家管平湖、管伯义兄弟都在其中。
　　我正式向她学拳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不上课了，当了“逍遥派”，正好有时间去练拳。当时她住在崇文门附近的水磨胡同，院子里的地方还比较宽敞。那里离东单公园不远，但她从不去公园教，不去公园遛，也不让我们到公园练，主要是怕我们年轻气盛总想找别人去比试而给她惹事，要求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去练。那年我20岁，上大学二年级，正是年轻力壮，所以主要练习形意拳，把功力砸瓷实。我的太极拳和形意拳基本是我爷爷都教过的，但以前年纪小，只要会趟子就行，并未要求出功夫。现在在她的指导下，正好可以细细地锤炼。光抠我的三体式就用了整整一年，她让我每天除早晚练太极拳活动气血外只站三体式，不练别的，开始我还不理解，总想跟她多学点东西，后来时间一长，就尝到了甜头，这样做长功夫确实快，而且原来练拳中的许多不顺的地方，通过站三体式把毛病去掉了。比如练龙形时，她就用手按住我的头，两腿前后交换位置时身体不许往上起，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腰上拔和抽的力量练出来，才能体现出龙的腾。这样的练法非常的吃力，别家形意拳这样做的还不多见。她那时才50岁出头，精力好，喜欢动，每个动作都要做几遍示范，当时她一口气仍可以跳龙形20个，而我正当年轻力壮也才做30多个。她说她父亲禄堂公可以做300个，做虎形可以一跃3丈，令现在的人听起来都有些近于神话了。
　　她教拳是非常严格的，我因为和她极熟，平时说话就有些没大没小，但练起拳来却丝毫不敢马虎偷懒。记得在站三体式时，我的小手指总习惯性地翘着，说了几次还没有改过来，她就偷偷拿起了一个小木棍趁我不备狠狠地敲了一下，说也怪，

　　她教拳是非常严格的，我因为和她极熟，平时说话就有些没大没小，但练起拳来却丝毫不敢马虎偷懒。记得在站三体式时，我的小手指总习惯性地翘着，说了几次还没有改过来，她就偷偷拿起了一个小木棍趁我不备狠狠地敲了一下，说也怪，从此还真就改过来了。还有时，她会在你站三体式时突然从后面用脚踹你的膝盖窝，如果你不是全神贯注地蹬住地的话，就会一下子跪在地上。据她说，你们现在学拳可自由多了，舒服多了，从前老先生的时候，老师教什么学生就练什么，老师要不教新的，学生决不敢说您教我点别的吧。李洛能跟戴龙邦学了三年，只学了一趟劈拳和半趟连环拳，哪像你们现在，三天学一趟，五天又一趟，没两个月就把形意拳全胡噜完了。我当然理解她的意思，是希望我把基础功夫打得越扎实越好，可是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学校不上课，这样的好事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上面一个命令就会结束。我说，我们要是没有别的事，能整天跟着您练，我们也犯不上着急。可现在不行，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上课就没时间了，只能先吞下去再慢慢消化了。她一想也有道理，以后我们再让她教新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事实证明，这样的好日子只维持到1969年的夏天。前后两年半的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可说是我练拳生涯的黄金时代，现在想起仍留恋不止。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直到十年后才回来。
　　在文革期间经常到她那里来学拳的，没有几个人，除我外，还有刘树林、刘树春兄弟，老韩（名字忘了，是张振华的表兄），她的侄女孙叔容，后期有胡席圃胡师爷的弟子于季方。可以不夸张地说，现在世界上曾见到过她50岁时是如何练拳的人不会超过10个。当时能找到她学拳的人，都是跟孙家有些特殊关系的。刘氏兄弟的表兄李梦庚是解放前就拜孙存周先生的弟子，而李的妻妹祖雅谊也是存周先生的磕头弟子，所以刘家和孙家也是几十年的世交了。老韩是定兴人，而孙家和定兴的渊源颇深，具体是什么关系我记不得了，总之，老韩管她叫“师爷”，学拳是在张振华之前，而振华后来却拜了她为师，等于把自己长了一辈上去。当然，这样的尴尬在我这里更甚。金继香、金继宏姐弟是我的表妹、表弟（他们的外婆是我奶奶的亲姐姐），而他们却拜了孙剑云为师，长了我一辈。我曾经很委屈地对师爷爷说起过这事，她也无可奈何，说你只好认了，你要是拜了我，把你爷爷怎么办？我一想是这么个道理，就认命了。转念一想，矮一辈也不吃亏，要不是我爷爷的关系我也不会练孙氏拳，更不会认识师爷爷而跟她学正宗的孙氏拳，辈分只是身外之物，学着真东西才是实在。看来上帝是公平的，厚于此者必薄于彼，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占全了。扯远了，就此打住。总之，文革期间能跟她学拳的都是有缘分的人。刘树春是里面最小的，当时只上五年级，是他的堂兄树林带来的。树林长我一岁，在很小的时候就因李梦庚的关系跟着孙存周先生天天在北海练拳，存周先生故去后他就找到师爷爷，继续学习，师爷爷说，你是我二哥的徒弟，我不能让别人说我捡他的徒弟，你不必再拜我了，就叫我师姑好了，我替我二哥教你，也算是对我二哥的纪念。文革期间树林没有下乡，在家里呆着，就整天在师爷爷处练拳。他和树春是亲叔伯兄弟，那时树春小，见他练拳很羡慕，就缠着他要学，他说那就不如直接让师姑教你了，于是就引见给了师爷爷。师爷爷一看，聪明伶俐，年龄又小，以前什么都没练过，教什么就是什么，不用去改毛病，可塑性极强，就很喜欢。可以说，在她的诸多弟子中，只有树春是从小、从基本功开始跟她学出来的，模仿力、记忆力极佳，打出来的式子规范、好看，据她说是“深肖朕躬”，很得她的喜爱，由于树春身体灵活柔韧，天生没有拙力，她就让树春在太极、八卦上多下功夫，特别是八卦变掌变剑，很教了一些别人不会的东西。应该公正地说，树春是所有她的弟子里得到的东西最多的，所以在她出访日本时，大家公议在她的第一批拜师的十个弟子中选一人陪同，最有可能的是二人，黄万祥和刘树春，黄年龄大，功夫好，在大江南北久负盛名，但他因为从小经历过抗日战争，最不喜欢日本人，感情上怎么也扭不过弯来，不愿意去教日本人，最后因刘树春会的东西全面、准确，基本功扎实，年轻身体好，脑筋灵活而由她自己亲自选定，陪同访日。在出访期间也确实不负众望，做了大量实际工作，颇获好评，她自己也很满意。
评论人：传统武术 评论日期：2006-1-16 2:21　　
　　在学拳之余的空隙，她也经常趁着兴致讲一些武术界的掌故，一般都是聊天中我们问到那里了，就引出了她的话头。讲得最多的当然是孙禄堂老先生的逸事，怎么从小家贫，怎么酷爱练拳，怎么喝凉水吃地瓜叶子也坚持练拳，怎么手揽马尾日行百余里，怎么为族人出头动手打起来把两根一丈多长的白蜡杆打成一尺长的棒槌，而同时把对方上百人都点穴倒在地上，怎么三丈宽的河一跃而过，怎么在故宫的墙上走了五步，怎么打日本和俄国的大力士，怎么赈济家乡灾民，怎么在赈灾义演上打明劲杂式捶一个三盘落地连胡子都炸起来，等等。记得她曾讲过，有一次她和父亲在屋里推手，被父亲随手一划整个人就腾空而起，一直向着屋中央的火炉飞去，这时她心中想“完了，完了”，可不知怎么，身子还没落地又被一股风卷了回来，轻轻落到了原地。坐在一旁看的母亲也吓了一跳，埋怨说太危险，可老先生说“我能发出她去就能把她收回来”。她也曾评论父亲和二哥的功夫差距，说“老先生打人让你觉不出来，不疼，而我二哥打人疼”。还提到有人曾评价说“我二哥得了父亲的髓，而我得其神”，对此她也很认同。她与二哥存周先生虽然长期不和，但那只是家务事，唇齿之争而已，她对存周先生的功夫还是非常敬佩的，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若是我二哥还在，天下就没有人敢说孙氏拳个“不”字，要不然他非找上门去把人打了不可。还讲到过上海某师兄搬进新居在家请客，席间请存周先生给大家表演一下，于是存周先生就提着长衫在雪白的墙上走出了三个脚印，这位师兄当即对家人说这三个脚印不许擦掉，留着当纪念。也讲过当初存周先生是如何刻苦练拳的，据说他在上海时，夏天非常的热，不动都酷热难忍，何况再练拳。而存周先生嫌总擦汗太麻烦，就把洗澡盆里放满水，自己关起门赤身在屋里练，热得受不了就在澡盆里泡一泡，然后接着练，就这样一天练10多个小时。她还讲到过存周先生曾托着50斤的铁枪转八卦。记得说到这里时她曾非常感慨地说：“你们现在谁能这么下功夫呢？现在的人，还没有练到三个月就问什么时候就能打人了”。
　　在她的晚年，70岁以后，就很少说手讲用讲打了，于是就有不少人认为她反对讲打，反对讲用，甚至还有人认为她不会打，不会用，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我们且不说孙老先生到底传授给了这位爱女多少东西，也不说她从13岁就在江苏省国术馆女子班当教授，一生教人凡70年，只说她从小随父周游，阅人无数，见过的武术界名人，知道的武术界逸事，就足以成为一部武术活字典了。以她这样的阅历，若说是不会用，不会打，那简直就是笑话。文革期间我们跟她学的时候，基本上每招每式她都要讲用，都要让我们体会一下，她那时的发力很刚脆，但给人以棉裹铁的感觉，刚一接触时觉得极柔软，但就在你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个柔软做出反应时，下面的骨头却像是铁，令你丝毫不可动摇，上面的皮肉和筋就在这一层铁上滑动。她的晚年不讲打，不讲用，确是真的，就我猜想，恐怕有几个原因，一是她已经从技击和养身的层次超脱到了静心修道的地步，故不再轻易言打；二是年龄有关，再像年轻时那样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三则恐怕是未遇其人吧，她也不是绝对不讲，偶尔有兴致也会说上一两句，但可惜这样的时候极少。
　　在这里不得不多费些笔墨来说说她对门徒的看法。总之她对自己的传人很不满意已经是不须隐瞒的事实了。记得她有一次过生日（时间忘了，大致是在1985或1986年，张永安还在的时候），徒子徒孙满堂，酒酣之际，她突然冒出一句“咳，我拔剑四顾――”，没说下文，其他人没在意，我知道她是在引用李白的《行路难》，原文是“拔剑四顾心茫然”，既慨叹自己一生的坎坷艰难，也在用四顾无人来表示对门徒的失望。最极端的事情就是她说过“将来学孙氏拳要到日本去学了”这样的话，曾激起了众多门人的气愤。气愤归气愤，却又谁也不敢当面向她提意见。她说的肯定是气话，当时正在生什么气或生谁的气都已经不是问题，但肯定是在生气。人说气话是不必去追究的，更何况是个八旬老人。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析出来，她教日本人时已经年近七十了，是我们看着她从头教起的，她当时只教了些基本动作，连拳的套路都是我们这些人代她传授的，从来没有给日本人说过手，更没有试过力，日本人有几斤几两我们一清二楚，所以也从来没有把她的这些气话当真。她对徒众不满意，固然有她自己的道理，但未免有失偏颇。她的父兄，包括她本人，都是杰出人物，因此衡量的标准就高，这无可厚非。但要实事求是，否则就要犯“人至察则无徒”的毛病。孙氏拳之所以现在“大音稀声”，与后来的收徒太少和科徒太严有关，须知，质量是要靠数量来保证的，没有数量就不会有质量。我曾经对她说：“现在的人只要喜欢练拳，愿意练拳，就已经不错了，成家立业之后还能坚持下去的，就是很好的了。”她没有培养出一个自己满意认可的接班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她的立场上看，当然是认为弟子不争气，但若从客观的立场上看，恐怕她本人还要负主要责任。首先，不能用孙禄堂、孙存周或她本人为标准来衡量徒众，因为天才是天生之才，是多种因素叠加而造就出的，不是靠多么刻苦就一定能成就的，现在的人不要说全面继承孙氏武学，就是一招一式上能得其真意并传承下去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其次，授徒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允许在基本原则不走样的前提下，发挥特长，百花齐放。比如有的人适合太极拳，有的人喜欢形意拳，有的人喜欢打明劲儿，而有的人则长于圆活。同样是太极拳，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打出来的样子就会不一样，这是正常的，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不能强求一律。第三，接班人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武术又是实践性、对抗性极强的运动，接班人必须是德艺兼备且能团结众人、有相当的组织能力者，这就要在长期实践中去有意识地锻炼培养，放手让弟子们去做，而她并没有这样做，大权独揽，自己不做也不放心让别人去做，加之身边总是有那么几个舌功远比武功强的人围绕着，搬弄是非，拉帮结派，而她一世英明也未能免俗，陷入固执而多疑的怪圈，给小人得逞造成了机会。
　　她晚年最大的败笔就是指定所谓掌门人的事。此事且不说所谓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到底有多大，就算是真的，也是荒唐之极。我们是生活在21世纪了，不是在金庸小说里，武术流派不是江湖帮派，还要指定什么掌门人？她老人家在世，是当然的领袖，她不在了，作为研究会，是个群众团体，应该民主选举，通过公开竞争产生领导人，这才是合理合法的途径，怎么可以一纸文书了之？充其量她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连毛泽东也没有立遗嘱让华国锋做接班人，而只是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所以，即使遗嘱是真的，也太落伍，太不合时宜，是绝对的昏招。据我看，这未必便是她的本意，可能是无稽之谈，也可能是无奈之举。但无论如何，这给孙门留下了隐患，“凡是派”们可以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我不是嫡系传人，谁做掌门，有没有掌门对我都一样，但作为孙门一员，又和师爷爷有多年的情谊，从维护师门出发，有些话还得说。实际上，如果不是她对自己的二哥存周先生成见太深并殃及后人的话，接班人的事根本不存在问题。她的侄女孙叔容只比她小四岁，也是见过孙禄堂老先生的人，德高望重，深受我们的爱戴，按说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再有，下一代还有长门长孙的庚辛师兄也是素孚众望的忠厚长者，也可以考虑在传承序列之中。总之，孙氏嫡传大有人在，选个接班人应该不是问题，结果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鱼目混珠，沐猴而冠，使人感到既滑稽又痛心，让天下人耻笑我孙门无人。呜呼，子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以师爷爷之奇伟，仍不能免乎？究其起因，还要从师爷爷的思想方法上找。她无疑是个极具个人魅力的天才人物，但正因为这一点，也造成了“乾纲独断”的习惯，靠个人而不是靠集体和组织的力量，人治而非法治，一人系天下之安危，一旦出现失衡，则后人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恢复秩序，建立合理的游戏规则。我多说了这些话，无意贬损师爷爷，按常理应该为尊者讳才是，但是，师门的荣辱兴衰却又让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即使她现在仍健在，我也还是要这样说。因为她的脾气，许多人都怕她，而我从来没有怕她过，一则是因为太熟了，二则是我无求于她，不怕她恼，所以总是有话直说。但可惜的是，在她晚年的若干年里，为了逃避她周围的是非圈子，见面的时间很少了，见了也只是说些顺耳的话，不愿惹她生气伤身。我想以她的明察和豁达，在天有灵，是会接受这些进言的。
　　值此师爷爷周年忌日之际，缅怀她，纪念她，本应该只说好，不说坏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改也，人皆仰之。为今之计，拨乱反正，发扬光大，才是对她最好的纪念，也一定是她最愿意看到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