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备份苹果手机照片:舜的政治生涯讲述起于庶人阶层的帝王

青年时代的舜屈居于庶人阶层，但是，他的血统还是很高贵的。他是五帝之一颛顼的第七世孙。他是因为“德性”为尧所知，并成为尧的继承人的。《舜典》用八个字概括舜的美德：“浚哲文明，温恭允塞”，意思是，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义充实上下。这样的德性较之于尧，大致属于同一种类型，只是在用词上，神圣的色彩已经有所减弱。舜的这种德性就像闪光的金子，不可能长期埋没，终于上闻天朝，受到了尧的征召。

在正式即位之前的考察试用期，舜有几项颇为出色的表现：第一，选择高辛家族的八个人作为助手，在天下推行他喜欢的五种教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结果，这些教义受到了普遍的遵从，没有发生违命对抗的现象。第二，作为政府首脑，他总理群臣百官，把各项事业打理得井井有条。第三，他开门接待四方诸侯，四方诸侯都肃然起敬，体现了一个政治领袖应当具备的精神感召力。第四，在他总揽各方政务期间，阴阳协调，风雨应时，毫无错乱，表明舜之德受到了上天的肯认。看到这些政绩之后，尧说话了，他告诉舜：“三年来，你在谋划政事，我也在考察你的言行。你所说的，都到做了。你继承帝位吧。”然而，就在这个顺理成章的节骨眼上，舜却出人意料地表示：自己德性不够，还不能继承帝位。

舜的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政治先例：在可以接受帝位之时，以德性不堪为由予以推辞。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后世的“反复劝进”（譬如王莽，譬如袁世凯）的表演来看，一般而论，这样的推辞不大可能是推辞者内心的真实表达。如果这样的辞让确实发生过，确实是从舜开始的，那么，舜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其一，尧还健在，自己就登上天位，是否会给别人造成急不可耐的负面印象？其二，尧还比较健康，就说要把帝位让给自己，这是不是尧有意安排的一种试探？其三，现在没有其他的竞争者，暂时推迟继位的时间，也许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声望和良好形象？其四，现在有其他的竞争者，时机尚不成熟，如果马上着手继位，是否会引发对手的强烈反扑？其五，以退为进，退一步进两步，是不是一种更好的政治艺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哪一种想法是舜的真实想法？我们可以猜测，但却无法断定。

不管怎么说，舜还是在第二年继承了大位。那是正月的一个吉日，在尧的太庙里，舜接受了尧的册命。不过，虽然接受了最高权力，舜还是感到不安。为了抚慰自己内心的不安，舜考察了北斗七星，又以七星对应于七种政事，结果发现，自己的继位完全符合天意，这才放心地向上天汇报了继承帝位之事。同时，又祭祀了四时、寒暑、水旱、日、月、星，以至于名山大川、各方神圣，亦一并祭之。祭祀完毕，又准备了公、侯、伯、子、男五个层次的璧玉，在接受各方诸侯长老的朝见时，把这些璧玉作为信物分发给他们。二月，舜到东方巡视，祭了泰山及其他山岳；接见了东方的诸侯；议定了四时节气、月之大小、日之甲乙；统一了法制、长短、容积、轻重；规定了公、侯、伯、子、男朝见的礼仪；规定了五种不同的璧玉、三种不同色彩的帛，以及活的羊羔、活的大雁、死的野鸡，分别作为不同等级的贵族朝见时的贡物；在朝见结束后，又将五种璧玉退还给相应等级的贵族们。在接下来的五月、八月、十一月，舜依次到南方、西方、北方巡视，依照同样的祭礼祭祀了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返回之后，又到尧的太庙祭祀。此后每隔五年，舜都要出巡一次，在四岳召见各地诸侯，考察他们的政绩，并进行表彰与奖励。其间，他把天下分为十二州，在各州的名山上举行祭祀大典，以证明这种初建的地方制度的正当性。

在舜正式继位以前，他没有举行祭祀活动，是因为他还没有这个资格。那时候，代表政权举行祭祀活动的领袖人物是尧。但在舜正式获得帝位之后，他所采取的最频繁的政治活动就是祭祀。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天帝或上天，但也不限于上天，如前所述，所有具有永恒性的事物都要祭祀。由舜开其端绪的这种现象，可以解释后世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儒释道混在一起，儒家的孔子、释家的菩萨、道家的老子甚至武圣人关羽，都成了后代中国人的祭祀对象。这种神明的多元化、兼容性，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舜的祭祀实践。

第二，如果说祭祀类似于现在的宪法序言，主要在于为政治提供正当性基础、合法性依据，那么，舜在继位之初，还为宪法的正文规定了基本的条款：通过规定礼仪及其他象征性的贡物，确立了舜的政权与各地诸侯之间的权力关系——初期的朝贡关系。甚至在政绩考核方面，都作了建章立制的规定。这些内容，都可以归属于现代所谓的“政制”。仿照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似乎可以称之为“虞舜政制”。事实上，“虞舜政制”中的若干要素（譬如，以五年作为考核周期），就已经融进当代中国的政制体系之中了。

第三，还有一个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也不可不察，那就是关于历法方面的规定。根据《尧典》的记载，尧执政伊始，就已经主持编制并公布了历法。但是，舜在接任帝位之后，随即启动了历法修订活动，对四时节气、月份、天数都作出了新的规定。在历法方面的这种改玄更张，革新正朔，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科技问题，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问题，它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甚至具有改朝换代的意义。现代中国人最熟悉的事例是：民国初建，随即废除了宣统年号，改称民国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也马上废除了民国纪年方式，改用西历，即基督教的纪年方式。更改历法，是政治革故鼎新的重要标志。舜的历法修订活动，表明他有“维新”、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宏大抱负。

在法制建设方面，舜也有原创性的贡献。他要求：一方面，要依法使用常刑。另一方面，以流放之法宽宥五刑，用鞭打的方法惩罚犯罪的官员，用扑打的方法惩罚犯罪的师儒，有些犯罪可以通过交纳金属铜来代替惩罚，减免过失犯罪者的刑法，胆大妄为者犯罪则依法惩处，等等。这两个方面的规定，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依法使用常刑，体现了法律的原则性。其他几种规定，都属于对法律的变通执行，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这样的法制思想及其实践，对于现代中国的法律，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形塑作用。

四凶服罪图

在《舜典》的最后，叙述了舜在“后尧时代”的政治纲领与人事安排。

舜接任帝位28年之后，尧去世了。世人很忧伤。三年之内，全国停止奏乐。三年之后的新年正月，舜在尧的太庙召集诸侯长老开会议政。舜主要讲了三点：其一，注重民食，敬授民时，不违农时。这实际上是强调民生问题。后世官员所履行的“劝农桑”之责，也许就是滥觞于此。其二，只有安顿远方的人，才能安顿近处的人。这是一个统治方法的问题。其三，讲求德性，排斥佞人，以忠信昭示于四夷，四夷一定会心悦而诚服。这是一个政治战略的问题。这三个方面，可以视为舜在政治成熟阶段的施政纲领。

在人事方面，舜任命禹作为总理大臣，主治水土；任命弃主持农事；任命契作为司徒，主管德性，即精神文明建设，倡导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任命皋陶（gāo yáo）作为法官，运用法律，治理外患内乱；任命垂作为百工之官；任命益作为山泽之官；任命伯夷作为祭祀官；任命夔（kuí）作为文教方面的官员，为年轻人提供诗歌、声律方面的素质教育，促进神人和谐；任命龙作为纳言之官，保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等等。在这些官员中，有些是经大家推荐而得到舜的认可的，譬如禹、垂、益、伯夷，另一些人则是舜直接任命的。从《舜典》的文本来看，这两种选任方式混合运用，并没有严格区分。这表明，舜享有任命官员的终极权力，但是，诸侯、大臣也拥有相当大的建议权。这些官员再加上先行任命的其他官员，共计22人，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虞舜内阁”。对于这些内阁成员，舜要求他们各敬其职。为了督促他们，舜还建立了三年一度的考核制度。考核不合格的，予以罢免；考核优秀的，予以提升。于是，各项公共事务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在君临天下50年后，舜在南岳衡山巡游时去世。一代圣王，遂葬身于苍梧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