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东区刻章:侦破历史疑案：秦始皇后宫之迷（中）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却在史书上渺无踪影，这不是非常令人奇怪吗？这桩奇怪的事情,不仅牵连到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幼子胡亥和他们的兄弟姐妹,更牵连到他们的母亲们,那些曾经在秦始皇身边生活过,后来又完全失去了消息的所有后宫……

7,指鹿为马的人性解读

胡亥对始皇帝的爱戴和信赖,近于盲目,也成了他生存的依赖。始皇帝死后,胡亥将对始皇帝的爱戴和信赖,移情转移到了老师赵高身上,最终由此酿成了身死国亡的悲剧。胡亥人性中的这桩隐情,隐藏在一个有名的故事当中,这个故事,就是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的故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故事大概如下：二世皇帝时,丞相赵高想篡位,怕群臣不服,设法预先测试一下。他把一只鹿献给二世说:“这是马。”二世忍不住笑了说：“丞相搞错了吧?把鹿说成了马。”他当即问左右的臣下们,臣下们或者沉默,或者说是马,也有说是鹿的。事后,赵高网罗罪名,将说是鹿的人一一处治。从此以后,群臣都畏惧赵高。

指鹿为马,已经成为汉语的常用成语,比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个故事,也广为流传到海外,日语中说傻瓜为“马鹿”,词源就在这里。中文以指鹿为马比喻颠倒黑白,着眼点在于赵高,是基于赵高的行为生出的意义。日语以“马鹿”比喻傻瓜,着眼点在二世,是基于二世的行为生出的意义。这件事情, 作为故事来听,非常有趣,傻瓜加骗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作为历史来看,非常离奇,难以令人相信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历史故事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我今天的回答是,这个历史故事,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历史故事。这个特殊的背景,就是胡亥与赵高之间的特殊关系。胡亥与赵高之间究竟有什么特殊关系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赵高为什么敢于在二世面前如此颠倒黑白,二世又为什么在赵高面前如同瞎了眼的傻瓜?

胡亥这个人,不善言辞,不喜欢交往, 做事无城府而有些莽撞。他一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信任的人依赖极深,几乎到了盲信的地步。秦始皇在世时,他对秦始皇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秦始皇之所以格外宠爱他的原因之一。胡亥的这个特点,在始皇帝去世以后,非常明显地在转移到他与老师赵高的关系上来。

赵高是始皇帝亲自为胡亥选定的老师。始皇帝之所以选中他,首先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再就是看重他出类拔萃的才能。赵高早年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秦宫担任尚书卒史,相当于秦王的秘书,长期在秦王嬴政身边从事机要工作,后来被嬴政提拔为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事,就是秦王的御前车马班长兼管秦王的玺印,可谓是得到嬴政绝对信任的心腹内臣。赵高曾经犯有大罪，蒙毅治以死罪，削其宦籍，秦王嬴政怜惜其才，赦免其罪，官复原职，可见嬴政对赵高的器重。

赵高做了胡亥的老师以后,深得胡亥的信任。始皇帝去世以后,胡亥将对始皇帝的爱戴和信任移情于老师赵高,他以后人生中所有的行动,都是在赵高的指导下进行的,可以说是事事听从赵高。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七件事例来说明。

一,沙丘之谋,二十岁的胡亥之所以上了贼船,伪造遗诏,逼迫长兄扶苏自杀,是听了赵高的劝诱。

二,即位以后,他之所以诛杀兄弟姐妹,断绝了人间的亲情,也是出于赵高的主意。

三,他曾经有意释放蒙毅,重新起用,在赵高的反对下,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四,他苦恼生命短暂,想享受人生,知心话只对赵高倾诉,将赵老师视为唯一的密友。

五,他身居宫中,不见群臣,由赵高充当群臣与自己的联络人,将赵老师视为自己唯一的代理人。

六,当赵高干政日甚,李斯和老臣们上书请求罢免赵高时,胡亥完全不能接受,他在给李斯的复信中, 极力为赵高辩护说:你们说赵高有擅权生变的危险,这句话从何谈起!“赵高是仕宦于宫中多年的旧臣,心志不以安稳而松懈,不以危难而变易,行为廉洁,处事干练,凭借自身的努力,以忠诚上进升迁,以信义称职守位。朕甚为看重他,而丞相甚为怀疑他,究竟为何如此?”

在表示了自己对赵高的信任以后,胡亥用几乎近于哀求的语调请求李斯等大臣不要对赵高多疑,他说:“朕年少时痛失先人,人事上识知甚少,行事上不习治理,丞相年老，来日不多,不知何日撒手人世,朕不属依赵君,还有谁人可以托靠?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世事人情,上能尊君适朕,丞相不要多疑。”他把赵高视为始皇帝死后的唯一依靠,几乎赋予了儿子对父亲的信赖。

正是出于这种信赖,当李斯等老臣坚持清除赵高、劝谏休养息民时,二世选择了站在赵高一边,他将消息通报给赵高,下令将以李斯为首的老臣们逮捕下狱,交由赵高审理处置。赵高罗织罪名, 将李斯屈打成招,赵高将结果报告二世时,二世高兴地说:“如果没有赵老师,我几乎被丞相出卖了。”

七,陈胜吴广起兵,天下大乱,巨鹿之战,秦军主力被项羽消灭,刘邦军逼近关中。赵高见大势已去,发动政变,命令弟弟郎中令赵成(宫廷警卫大臣)和女婿咸阳令阎乐(首都咸阳市长)领军攻入望夷宫中,逼迫二世自杀。临死之前,二世与阎乐之间有一段对话,最可以看出二世与赵高的关系。

二世说：“能否见丞相一面?”阎乐回答说：“不可以。”

二世说：“希望得到一郡之地为王。”阎乐仍然回答不可以。

二世又说：“请求得到一万户的封地为侯。”又被拒绝。

二世尚存一线希望说：“愿意与妻子一道做庶人百姓,待遇比况诸位公子。”

阎乐无意再听下去,说道:“臣下接受丞相的命令,为天下诛除足下。无论足下如何多说,臣下也不敢答应。”于是阎乐指挥部下逼近二世,迫使二世自杀。

俗话说,死前吐真言。二世一生,看重的是个人生命；死前,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活下去。二世一生,信任的是老师赵高,死前,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见赵高一面。他知道发动政变、逼迫自己自杀的人就是赵高,竟然无怨无恨,只求见一面,他对赵高的依赖,至死也没有改变。

身为历史学者,我每读史书到这里,总感到惊奇。胡亥与赵高的关系,上朝是君臣,下朝是师生,私下里是亲友,情结上宛若父子。胡亥对赵高的信赖,几乎是不可动摇的事情。在这种绝对的信赖中,胡亥已经变成了盲目的傻子,不但失去了政治上的判断力,甚至失去了常识上的判断力。如果我们明了这种历史和心理的背景,指鹿为马的故事大概就可以得到理解了,胡亥为什么会得到始皇帝格外宠爱的原因,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不管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中看,如同始皇帝这样的权势高位者宠爱幼子,常常还有一个重大的理由,就是在众多的妻妾中,幼子的母亲往往是年轻貌美,最得老夫欢心。妻是新人美,娇妻幼子好, 爱屋及乌的人情,古往今来如此。关于胡亥的母亲,史书上完全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不得不要多说几句。

在古代中国,特别是秦汉体制的政治格局中,王后或者皇后往往比较低调,对政治干预较少。待到夫君过世,儿子做了皇上,自己做了太后以后,不但备受尊崇,高调出头,往往权高位重,积极干政。特别是在儿子年幼即位的时候,太后常常成了施政的中心,太后的亲属们也形成一大政治集团,这就是我们不时耳闻的母后干政和外戚擅权。母后干政和外戚擅权,是世袭王政体制下的制度性产物。

秦国历史上,始皇帝的高祖母宣太后、养祖母华阳太后、母亲帝太后都曾经擅权一时。二世皇帝的母亲,在胡亥即位以前默默无名,这可以理解,然而,二世即位以后,也没有听说过有关她的任何活动,她的名字也完全不见于任何记载,这就不但奇怪,而且异常了。

我常常说,古史的记载,只有万分之零点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都没有记载,都是空白。在如此巨大的空白中,我们往往需要作合理的推想,尽可能地树立一些识别性的标杆,既提示可能的方向和背景,也留待新的研究和发现来证实、填补、修正和证伪。对于胡亥的母亲,我们不妨由此作一点合理的推想。

我们前面讲过，胡亥绝对信赖赵高,他收到以李斯为首的老臣请求清除赵高的上书后,曾经回信请求老臣们不要怀疑和加害老师赵高。胡亥在回信中把赵高视为始皇帝死后自己唯一的依靠,赋予了儿子对父亲的信赖。这封信见于《史记·李斯列传》,原话是这样的:“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惜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

在这里,胡亥提到自己“少失先人”。胡亥所说的“少失先人”,首先应当理解为父亲始皇帝的过世；不过,胡亥“少失先人”,也可能包括他的母亲更早就已经过世。不然的话,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如果他的母亲还健在的话,应当成为太后,母系一族,也应当为他提供支持和援助,不至于除了老师赵高而外,几乎是举目无亲,流露出如此巨大的孤独感。也许,正是因为胡亥的母亲早逝,在始皇帝去世以前就已经早早过世,所以,始皇帝爱屋及乌,将对早逝娇妻的爱怜转移到胡亥身上。也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上没有留下她参与政治的记录。

爱屋及乌的秦始皇,特意为胡亥选定了老师赵高。秦始皇之所以选定赵高,当然是看重他出类拔萃的能力,赵高是第一流的书法家和法律专家,也是车技高强的武士和干炼的能吏。另一方面,赵高是赵国人,出身于赵国的王族,他的赵国出身,可能也是秦始皇选他做胡亥老师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

战国时代,各国语言文化差异较大,同一国家出生的人之间,交流更为方便。比如始皇帝的母亲是赵国人,吕不韦为他找的面首嫪毐也是赵国人。秦始皇选用赵国出身的赵高作为胡亥的老师,或许是因为胡亥从小熟悉赵国的语言文化,选用赵国出身的赵高更为方便?

胡亥生于秦王政十八年,当时,他的祖母帝太后赵姬还在,赵姬是赵国人,这可能是胡亥与赵国关系密切的因素之一。不过,在胡亥与赵姬之间还有一位人物,这就是胡亥的母亲。胡亥的母亲,或许出身于赵国?她的赵国出身,正可以将赵姬、胡亥、赵高等赵国元素连接起来，为扑朔迷离的历史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二) 扶苏与他的母亲

1, 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

在秦始皇的多位儿子当中,长子扶苏,能力最强,声望最高,也最为秦始皇所看重,是帝国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看好的接班人。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秦始皇始终没有正式册立他为太子,由此导致幼子胡亥篡位,种下了亡秦的祸根。这件事,成为秦始皇迷雾重重的生涯中，又一桩难解的秘密。

秦国的王位继承制度,很早就已经确立。在位的秦王,正式册立王太子,王太子的继承人,也预先确立。秦王去世,太子继承,太子继承人成为王太子,一切按部就班,井井有序,在制度上保证了秦国政权的长期稳定。以我们讲过的秦始皇曾祖父秦昭王为例,他还在位时,秦始皇的祖父安国君嬴柱就被册立为太子,同时,秦始皇的父亲嬴异被确立为王太子继承人。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嬴柱即位, 嬴柱去世,嬴异即位,嬴异去世,嬴政即位。尽管有种种不测和意外,比如安国君即位三天就死去,嬴异在位也只有三年时间,但都没有出现继承人的纷争。由此我们可以说,秦始皇没有立太子一事,不但在政治上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也是一桩不合秦国制度的事情,不能不说是异常。

异常的事情,往往有之所以异常的原因。这个异常的原因,需要到当时当地的环境和人物中寻找线索。要找这个线索,首先得从扶苏入手,因为他是距离皇太子位置最近的人。我也请大家不要忘了,扶苏是皇长子,他的母亲也可能是距离始皇后最近的人,我们期待着一箭双雕。

按照我们的惯例,着手调查某人之前,我首先为大家提供有关该人的的个人材料。下面的这份关于扶苏的材料,请大家过目。

扶苏履历表

名 扶苏

性别 男

父亲 秦始皇

母亲 ?

身份 皇长子

职业 上郡北部军监军

死亡 秦始皇三十七年

2, 反对“坑儒”

所谓的坑儒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当时,秦始皇已经步入了疾病的晚年。晚年的秦始皇,因为惧怕死亡,他的主要心思,都放在追求长生不老上。在古代中国,修炼长生不老之术,提炼仙丹仙药的人,被称为方士。他们是古代的气功师,也是古代的化学家,在思想流派上与道家息息相关。迎合始皇帝的需要,大量的方士被召集到咸阳来,在始皇帝的身边进进出出,数量有三百人以上。侯生和卢生是有名的方士,他们受始皇帝礼遇厚赏,为始皇帝寻求不老的仙药。

仙药哪里找得到?找不到仙药的理由却找得到。找不到仙药的卢生等人对始皇帝说:“我们为陛下寻找灵芝、仙药和仙人，经常遇不到碰不上,看来是有恶鬼在从中阻拦。为了避开恶鬼,请陛下外出时秘密行踪。行踪秘密以后,恶鬼消失,真人才能到来。神灵的真人,入水不湿身,入火不感热,高居于云气之上,与天地共长久,要求仙药,首先要与真人相通。如今陛下治理天下,未能恬淡隐逸,自然不能通于真人。所以,希望陛下不要将居住停留的宫室居所让任何人知道，只有这样,真人才会出现,不死之药才有可能得到。”

始皇帝求药心切,真信进去了。他宣布说,我仰慕真人,从此以后,我就自称“真人”,不再称“朕”了。“朕”是皇帝专用的自称,是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后制定的法定称谓。“真人”,是道家方士对仙人的称谓。始皇帝废“朕”称“真人”的事情,打个比喻说,正如在任的克林顿放弃总统的称号,自称摇滚乐手一般,执迷而近于荒唐。在始皇帝晚年的心境里,生命比权力更紧要,神仙比皇帝更迷人,他的行踪,从此成为绝密,有敢泄漏者,以死罪论处。

始皇帝是严厉认真的人,他按你卢生的话办了,你卢生的话可信不可信,真人来不来得了,仙药找不找得到,就得拿事实来说,要你兑现了。秦是法制国家,重视实践实效,对待奇物方士,“不得兼方，不验，辄死”。该法规定,凡有方术特技,不得模棱两可,经检验不灵验者,以死罪论处。卢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儿不转了,于是串通起来,一齐大逃亡。始皇帝大怒,将此案交由御史台追究刑事责任。在追查审讯的过程中,在咸阳的各种方士奇技者、部分言论文学者都被牵连进去,最后的结果,判定其中四百六十余人有罪,被活埋于咸阳东郊。

所谓坑儒这件事情,本来不是坑儒,主要是活埋了方士。方士与道家关系密切,因此,这件事情, 准确地讲,应当是“坑方士”的事件,以思想流派来说,应当是“坑道”。至于事件的受害者如何由方士变成了儒生,秦始皇也由此成了儒生的攻击对象,又是历史上一桩有趣的物事变形的例子,详细的真相只有留待将来再来细说了。

3,黄牌警告

方士们找不到仙药而集体大逃亡,引得始皇帝大怒,他下令坑埋方士诸生。对于这件事情,扶苏有不同的看法,他出于政治安定的考虑,站出来劝谏始皇帝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尚未能安集,诸生都是诵读孔子、因循守礼的人,父皇以重法严惩,儿臣恐怕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

扶苏这句话,是一句掐头去尾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坑儒”的事件,主要坑的是方士,扶苏的劝谏自然应当是从方士和求药求仙谈起,都被省略了,只留下诸生诵读孔子、因循守礼的话,实在是有意图地剪裁历史的结果。这个意图,就是后来的儒生们想要抢风头,将自己打扮成暴政的牺牲品以求道义上的同情。掐头去尾的引语,是史书的通病,这个话题先打住,只说这个时候的始皇帝；大概是因为服用了方士们进献的仙药,又修炼神奇的方术的缘故,性格变得暴躁,他当即大怒,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部一带)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

始皇帝贬斥扶苏出京,毫无疑问是对扶苏的一种惩罚和警告,相当于亮了黄牌。不过,黄牌不是红牌,贬斥出京并不等于废黜。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了始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犹豫和摇摆,表示他还想继续观望和考察。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可以举出两个理由。

第一,上郡地区的重要性。上郡在陕西省北部,包括现在的延安、榆林以北地区，紧邻秦帝国的首都内史地区,是秦帝国北部军的总部所在地。秦帝国的北部军,是大将蒙恬所统领的三十万精锐部队。这支军队,在蒙恬的统领下,击败匈奴,占领河套地区,修筑连接长城,在秦帝国的北部构筑起坚固的防线。北部军的任务,首先是防御匈奴,警戒匈奴的骑兵军团南下入侵。同时,北部军的总部设在上郡,上郡是首都的北部防区,所以,北部军又是拱卫首都的外围部队,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军区。北部军统帅蒙恬兼任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史,完全掌控着首都和北部的军政大权,其地位之重要,非同寻常。始皇帝将扶苏派到这里来作监军,不能不说是怒中有爱,贬斥中有重用。

第二,扶苏到上郡以后形成的局势。扶苏善于取信于人,也善于与人相处,他到上郡出任监军以后,与大将蒙恬共事,关系融洽,合作得非常和谐。前面提到,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宠于始皇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始皇帝的身边担当枢要重职,我推测可能是出任郎中令,相当于宫廷内卫大臣。扶苏是皇长子,众望所归的皇位继承人；蒙恬是帝国北部军统帅,兼任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蒙毅是内廷中枢政要,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内有蒙毅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携手联盟,事实上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

我在整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感到晚年的秦始皇虽然暴躁,却不糊涂。从他一生的为人行事来看,他是一个决断敢行的人,为了最大目标的实现,不惜承担巨大的风险。他性格鲜明,处理事情果断而急切,怒气之下常常有过激的举动,一旦省悟又马上更正,决无优柔寡断,也不拖泥带水。唯有在继承人问题的处理上,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处处显示出矛盾和彷徨。他贬斥扶苏出京,当然是明确的政治态度,表示他有意对继承人问题作重新考虑,表示了警告性的的惩罚意图。然而,出京不远到上郡,让扶苏就近掌控了秦帝国最重大的军权,又是一种温存的布局,事实上为扶苏造成一种实力继承的态势。看得出来,始皇帝明显地犹豫于两可之间。

三十七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巡游天下。这次巡游,始皇帝带上幼子胡亥同行。在当时的形势下,始皇帝的这项举动,无疑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这个政治意图,就是向百官和天下显示可能立胡亥为继承人。这个意图,可以说是公开的意图。

始皇帝这次巡游,还有另一个意图,这个意图是比较隐蔽的。那么,这个隐蔽的意图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始皇帝第五次巡游天下,从三十七年十月开始,持续了整整十个月之久,在这十个月里, 秦帝国的大臣们分成两套班子,以右丞相冯劫为首的一帮大臣留守首都咸阳,以左丞相李斯为首的另一帮大臣随同出行,政府的种种政务,主要在行旅途中处理。这种安排的结果,就是将帝国的政治中枢转移到车马行宫中,在这种安排之下,始皇帝将胡亥带在身边,也是有意要在巡游途中对他做实实在在的考察,考察他是否能够胜任未来皇帝的重任。那么,这次考察的结果如何呢?一句话,不合格。这个不合格的结论,是始皇帝经过十个月的考察后,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做出来的。这个不合格的结论在哪里呢?就在始皇帝临终留下的遗诏当中。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临终的始皇帝与这份遗诏。

三十七年七月,巡游天下的始皇帝在之罘(今山东烟台)乘船射杀了大鱼以后,沿海西行,踏上了归返咸阳的回程。车驾一行抵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境内),始皇帝突然染病。卜卦的结果,有北方的山鬼作祟。始皇帝紧急派遣心腹大臣蒙毅前往代县(今河北蔚县)一带, 替代自己去祭祀名山大神,祈求消灾除病。

车驾渡过黄河抵达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境内)时,始皇帝病情急遽恶化,不得不停驻下来。始皇帝预感不详,紧急在病榻前口授遗诏,安排后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始皇帝遗诏,又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这件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

这就是古代史记载的问题,关系帝国命运的如此大事,聊聊数语,而且语焉不详。这封后来被称为遗诏的“赐公子扶苏玺书”,竟然只有七个字“与丧会咸阳而葬”。从上面这段记事的字面上,我们只知道始皇帝身前厌恶谈死,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有关死的事情。他一直怀着不死的期望,不懈地与死神搏斗,他对身后的事情,长期没有明确的交代。不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认输，向死神低头, 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死期来临。他从不死的幻想中省悟过来,决定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将后事托付给长子扶苏, 诏令扶苏从上郡回到咸阳,主持丧葬等一切事宜。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幼子胡亥是唯一在身边的儿子,也是他有意立为继承人的爱子。然而,事到临头,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并没有将后事交代给近在身边的胡亥,而是交代给了远在上郡的扶苏。对于这件舍近求远、终于酿下了秦帝国灭亡祸根的事情,我们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经过十个月的亲自考察,始皇帝最终认为胡亥不适合做自己的继承人,他从扶苏摇摆到胡亥的心,又从胡亥摆回到了扶苏。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在场有三位重要人物,胡亥、李斯和赵高。我们已经谈到过,胡亥本来是没有政治能力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他坦然接受父亲的决定,没有多余的遐想。但是,胡亥的老师赵高却另有想法。当时,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事,始皇帝的遗诏笔录下来以后,要由他加盖皇帝玺印,封口送出。他扣留了遗诏,说动胡亥和丞相李斯,销毁了遗诏的原本,另外伪造了一份新的遗诏,诏令长子扶苏自杀,立幼子胡亥为继承人。这件事,史称沙丘之谋。

沙丘之谋的关键,是遗诏问题。始皇帝临终之前真的留有遗诏吗？这个遗诏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这个遗诏真的先被赵高扣留,后来被换了包吗?

这个有关始皇帝遗诏的问题,千百年来,不断地被提起,也不断地被质疑。实际上,不仅限于始皇帝的遗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遗诏就是一个不断地出现而又始终说不清的复杂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遗诏,因为是先帝的临终之言,留言人已经死去,死无对证；接受遗诏的人,往往只有先帝临终前围绕在病榻边的聊聊数人,他们都是深深卷入政治旋涡中心的枢要人物,当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处置先帝遗留的种种问题,也包括所谓的遗诏问题。那么,这些人将如何处理遗诏问题呢?

从历代的事例来看,所谓遗诏问题,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本无遗诏,后来出现的所谓遗诏,是由处理临终事宜的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制作出来的。据我们现在所知,明代的遗诏多是如此。二,本有遗诏,遗诏的内容也符合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宣扬,被执行。汉武帝死前托付幼子与霍光等人的事情，应当属于这一类。三,本有遗诏,但是,其内容不合于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销毁隐瞒,再伪造出一个新的来。那么,始皇帝的遗诏问题,究竟应当属哪一类呢?我们不妨根据上述三种情况来作一个判断。

看来,秦始皇的遗诏问题属于第三类。《史记》的处理是比较合于史事和情理的。突然死亡的始皇帝临终前匆匆留言,将后事托付与长子扶苏,由于笔录下来的遗言已经被销毁,所以只留下一句意向性的证言：“与丧会咸阳而葬。”

与，参与。丧,丧礼。会,会合。扶苏是长子,他参与丧事就是主持丧葬仪式。秦始皇死在巨鹿郡沙丘,遗体将运回咸阳,扶苏在上郡,所以召回他到咸阳,与灵柩会合,为父亲送终。

这句意向性的证言究竟是谁留下的,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不过,始皇帝赐书扶苏的重大政治意义,当事人之一的赵高曾经作过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这个解释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文中叙述赵高扣留了始皇帝的遗诏以后,直接来见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

这句话说：“皇上过世,没有诏书封赐诸位王子,只有一封书信单独赐予长子扶苏,长子扶苏到了咸阳以后,当即立为皇帝,而公子您则连尺寸的封土都没有,如此一来您怎么办?”赵高所说的“赐长子书”就是被销毁的遗诏,内容尽管不清,扶苏将由此即位成为皇帝的事情却是明白无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