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牌魔术速成:萧光琰之死:1950年响应号召回国 文革全家自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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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光琰之死:1950年响应号召回国 文革全家自杀

2012年02月05日 11:2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白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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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多少年来洛洛可爱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动,无法忘却的可爱、弱小与无辜!刚刚十六岁,正值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花样年华。我也一直想为什么甄素辉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唯一的解释是她心中充满太深切的爱与太彻底的绝望!

本文摘自《亲历记:走向1949》  吴思编著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白介夫(系北京市前副市长、北京市政协第六届、第七届主席) 原题为: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渐渐淡忘。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却是越久远越清晰。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

“外行”领导“内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刚好从师范毕业,便跑到西安,想考进国民党办的炮兵学校,又能挣钱,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两块大洋的报名费,这时想起学校里曹孟朴老师告诉我们共产党也抗日救国,于是我就转身去了延安。这个偶然选择,决定了我的一生。

到延安时我才十几岁,此后一直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从没有怀疑过党的政策,没有怀疑过毛主席。在抗日和土改的队伍里,解放后在政府机关里,我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领导“内行”的呼声中,我被从辽宁省委高教处调到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化所”)任党委书记,同时兼副所长。这对我来讲,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一大群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吗?”虽然当时只有三十六岁,是以天下为己任,又无所畏惧的年龄,可这种落差还是使我觉得自己很难胜任这个工作。

我没有专业知识,但是有常识。知道要搞好一个研究所,关键就是学术带头人。张大煜当时担任所长,主管科研,我觉得张大煜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带头人,从心里尊重他,明确业务上的事情由张大煜来管,我只是尽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和人事纠纷。我给自己的这种定位虽然部分偏离了党要领导一切的航向,却大大缩小了我和科技人员的距离。

那时候党政人员也常常参加一些决定学术方向的讨论会。例如搞哪种类型的催化剂,怎样寻找新的燃料?由于一些“外行”在场,科学家们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解释他们的工作,当然从我们的表情也能判断“外行们”的理解水平。这种尴尬的局面让我很不舒服,试图改变。

我能不能也学学化学?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个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么是有机化学,什么是无机化学。我找了研究员楼南权来给我补化学课。楼南权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想想那时候他花那么多时间给一个小学生补课,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扫化学盲。我很难理解金刚钻和煤炭是由同种元素组成,而碳,氢,氧这三个基本元素,既可以组成糖、面粉、木头,也可以形成油。这些不懂让我感到自然科学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学得越认真、吃力,就越佩服这些科技人员,也由此知道了自己这辈子甚至连化学的皮毛都搞不清楚。这种学习有限地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却让我常常想到,一个人能忘我地、充满兴趣地在显微镜下,在枯燥难解的数字间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见、想不到的真理,不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献身精神。所以那些无论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论没有让我觉得丢面子,倒是让我知道培养一个专业人才真不容易,我对科学家们肃然起敬,很希望尽己所能,为他们创造安定的工作环境。

我对科学家十分尊重的态度使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强烈的物质愿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萧光琰是其中之一。我们年龄相仿,经历完全不同。

萧光琰的过去

萧光琰1920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读完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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