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死马马达:给韩仁均“叔叔”的公开信——?关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背景的通信

给韩仁均“叔叔”的公开信—— 关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背景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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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韩仁均“叔叔”的公开信—— 关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背景的通信

（请参阅《三重门》读此信）

张放

韩仁均老师：

我小你几岁，算是平辈，就以哥们辈份来论吧。

老韩：

严格说来，您算是“50后”再靠后，用今天是话说是“60前”，我是“60后”。彼此不差上下。您1978年后，幸运地考进大学（至于退学什么的，那是后话），我也一样，是文革后很快考进大学的。为什么要强调此点？因为，这一能说明，我们之间不存在代沟，二来也能向众人说明，在中国6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甚至包括90年代初，我们共同在这个国度里经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而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大家的历史记忆符号都惊人地相似，而且，大家一起见证了，当年一个文化内容十分单一的社会，是如何一点点走到今天这种多元社会的全过程。

因此，可以很安全地说，大家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之间的生活阅历基本相同，所见所闻也相差不是太远。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最开始在全社会流行的，并不是什么港台歌曲，而是朦胧诗。我还有幸帮着编辑出版过一本由北方某大学部分大学生编撰的《朦胧诗选》。当时的年轻人的嘴里最时尚的人名，不是港台明星更没有美国歌星，而是舒婷北岛顾城，更牛逼一些的人，则还可以进一步说到吉林大学的梁小斌王小妮的作品《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大概是这个名字），什么“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等等。这一切也都注定给当年还很年轻的你和我等打上深刻的记忆烙印。

记得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下时期，全社会的年轻人，都开始在“翻译西方作品”的狂潮中，疯狂地阅读西方翻译作品。这其中包括1986年开始被商务印书馆低调引进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书。此书出版之后，就有一些出版社跟进，开始找人翻译出版弗洛伊德其他的书。当然，那时谈论“性”，是件令人感到厌恶的事情，尤其公开谈论“性”，则更是大忌讳。不知道您还记得否，刘心武的《公开的爱情》小说是什么时候出版的？而那本今天在80后90后孩子们的眼中看来，几乎不能卒读中篇小说，赢得了多少掌声？当年的年轻人，只能透过弗洛伊德的被翻译得佶屈聱牙的艰涩作品中，嗅出一些“性”的蛛丝马迹出来。

记得“公开”的爱情和弗洛伊德的“性”，都成了那时很多人的默默追捧的东西。也正是在那时开始，人们开始把男女之间的性爱过程，叫做了“爱的禁区”。（太多疯狂的小网友们攻击我这个那个，我都不在意。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今天享受到的公开谈论性与性爱的过程，是怎么被争取到的。他们还很幼稚。我并憎恨他们。）把得到“性爱”，称作“偷吃禁果”。

而再后来1989年前夕，则是各家出版社狂热地出版所谓现当代“世界文学名著”“世界哲学名著”，也包括“世界美学名著”的事情了。

记得我那时总在上海出差，几乎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在街边吃一碗盖浇面，然后在书摊上买本西方美学专著，或者是西方哲学专著，一路捧读下来，快乐无比的。也正是从那时，我们大家知道并开始了解了，谁是沙特，谁是尼采，谁又是叔本华什么的，对吧。而且，那时的知识份子，最喜欢讨论的，并不是怎么赚钱，而是尼采，叔本华，包括后来的。总之，很多人也因为讨论了这大而神奇的话题，赢得了“偷吃禁果”的机遇，得到进入“爱的禁区”的通行证。

再后，就是1989年的春夏之际了。这里不讨论它，但它对知识分子后来选择什么道路要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进入90年代初，知识份子开始分化。有人跑到深圳，只埋头赚钱，不问其他。但大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钻研更深入的范畴，比如美学范畴。这一范畴里，当时的领军人物是蒋孔阳之类的人物。记得我当时就职的出版单位，也赶风潮，出版了中国美学人物系列，（大概是人物系列吧，我忘记了。）我还凑数，跑到南京上海等大学，找类似蒋孔阳等人，商谈出版类似出版物事宜。

当然，中国美学老大还得往上数，是朱光潜。所以，很多人以知道朱光潜的名字，并能对其理论阐释个所以然的人，都是牛逼之人。

再后来呢？再后来就是钱钟书了。他的小说《围城》被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国发生巨大影响力。知识界开始谈论此人。据说，八十年代最牛逼的写出《美的历程》的李泽厚，看到钱钟书从对面过来，也得马上谦逊地低头让路。

尤其是他的《管锥编》出版后，更是让一些所谓的小知识分子感到了大家的风范，也同时感到了自己的巨大差距。他的《管锥编》上下涉猎中国几千年历史，用文言文写作，所涉及的中外图书，大概有四千多种，所涉及的语言种类有七种之多。对于90年代初的小知识分子而言，对于在国内上过几天大学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这一切都是传说啊，《管锥编》几乎就是“天书”的代名词。哦，对了，我们这代人的文言文功底都不好，在应该学中国古典文学的时期，却学了毛主席的《老三篇》了。

我们这代人的学识的形成的文化历史环境，大概如此，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细节，比如有人会说，当年我还读过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六卷套呢。是啊，书架上没有那套书的知识分子，出门都会不好意思呢。其中详细谈论了什么未来派，什么象征主义，什么这个什么那个的，还都有一些作品在里面。对了，那套书还是内部发行哟。这一切，都在在给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总之，一路下来，中国文革后几十年的大文化背景基本如此。

最后：几天前，第一次捧读《三重门》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作者，其实我很熟悉。里面的大文化背景意义下的调侃，我也感到很亲切。另：我当年考取的是某外语院校，所以对里面的英语知识，也感到很熟悉。其实，那里的英语水准，也正好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掌握，但又刚好掌握得不是太好的程度。能把英语程度拿捏得这样精准，也实在是一件很讨喜的事情。 

顺颂

张放

于春节刚刚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