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日本关东都督府法院建成时的状况）
（旅顺口区医院院内的原日本关东法院旧址复原现状，修复时山花比例失调、天平摆针遗失）
此建筑是一座具有典型古希腊复古风格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看过此前大连中山广场老建筑的朋友们，对此建筑风格一定不会陌生。六根爱奥尼柱支起的门厅、其上规矩的三角山花装饰、楼顶圆形拜占庭式穹顶、规矩对称的楼体造型，还有那些木刻楞式的墙体凹槽摆设等等，这些设计元素并不陌生，也是具有典型古希腊风格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的设计手法。因为这栋建筑的功用是用作法院，所以，在三角山花造型之上，设置了一个象征天平的造型设计，中间的摆针、两边的天平秤座抽象而清晰，恰似三角山花支起的一架天平秤。这栋建筑的设计者是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前田松韵，也就是前文介绍过的大连中山广场第一栋建筑大连民政署的设计者，这个天平秤的造型毫无疑问是寓意着法律的公平和公正。但是，法律从来就只是执政者的工具之一，能否体现真正的公平和公正，这不是一个建筑造型所能决定的。
最早，这里是沙俄建于1902年的一座兵营。日俄战争后，日本关东都督府利用两栋兵营建筑中间的空地，加建了这栋主建筑。在当时的这栋建筑里，设置了高等法院大法庭、地方法院小法庭、临时关押所、办公室、会议室、宿舍等房间。客观地说，这栋建筑无论从设计风格、与老兵营建筑的结合、建筑功能形象设计、法院功能设计等方面，都可算是一栋成功之作。
（原旅顺关东法院的内部复原展室现状，左起分别为高等法院大法庭、地方法院小法庭、庭长办公室）
日本在统治关东州的四十年间，其司法制度也是随日本的司法演变而逐步发展的。在起初的几年时间里，司法实行的是军政制、司法委员制，后来逐步成立了司法审理所和法院，实施的是调解制。1908年，日本国内实施新刑法，关东州的法律制度也逐步成型，随后关东都督府颁布了《关东州裁判令》、《裁判事务执行令》等一系列新法规，司法制度步入正轨，调解制被废除，改为辩护制。此后，进入二审制法院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进步。1924年12月，关东厅修改了《关东州裁判令》，并颁布了新的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在高等法院内设置复审部和上告部，审判程序也从二审改为三审。这样就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地方法院初审、高等法院复审部复审、高等法院上告部终审的三审制格局。同时形成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体系的构建上是完整的一套规则。但是，清晰的制度并不代表清晰的审判。司法历来都只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关东州的法律当然是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站在不同角度，罪与非罪根本不可能有一致的观点，政治犯的甄别犹甚，就是那些民事和简单的刑事犯，都无处不显统治与反统治的激烈抗争。
1923年后，二级法院中的关东地方法院迁移大连，这里成为关东高等法院的所在地。在这里判决的著名案例，包括1910年2月判处安重根绞刑；1942年3月抗日防火团的审判等。1909年10月，韩国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次年2月，关押于旅顺的安重根在经过11次审判后，被判绞刑。1942年，苏军领导下的国际情报组织，俗称大连抗日放火团被破获，87人被判刑，其中纪守先、秋世显、邹立升等12人被判处死刑。这两个案件，都是轰动一时的大要案。至于其它各种案件则不计其数，据当时资料记载，从1906年至1935年，高法判决的民事案件4865件，刑事案件3197件，而地方法院同期受理的案件数量更多。在不同的时期内，法律规定也是怪异而极端，像战时经济统制法时的“吃大米算经济犯罪”、“公开谈论满洲弊端算思想犯”等，都非子虚乌有。那时的整个日本都处于癫狂状态，本应公正的法律也难逃一劫，而在法律涉及之外的滥杀无辜更是说不清、道不明了。
（左图为安重根刑前遗照，右图为被刺杀于哈尔滨火车站的伊藤博文）
（安重根在旅顺监狱关押时的墨迹，其手印明显可见曾作为“断指救国会”成员的标记）
1945年8月，随着苏军坦克部队进驻旅顺，关东法院随着日本的投降而自然解体。1947年4月，在苏军主导下，旅大地区首届各界代表大会在旅顺召开，并成立了旅大地区最高行政管理机关的关东公署。其办公地点就设在此栋建筑内。关东公署统辖大连市、旅顺市、金县、大连县。1947年12月，关东公署由旅顺市迁至大连市西岗区斯大林广场1号的现大连市人民政府，并与1949年4月改称旅大行政公署，1950年12月更名为旅大市人民政府。1948年1月，原关东法院旧址成为旅顺中苏友谊医院的所在地。1953年3月，中苏友谊医院移交给中国政府，并更名为旅顺市立医院，1962年随着旅顺市降格为旅大市政府下辖的一个区，这里又成为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左图为1917年时的关东法院，右图为此建筑修复前的旅顺口区医院）
2003年，在这里的法院老楼处开始筹建日本关东法院旧址陈列馆，此后对老建筑进行了全面的复原及修缮，经过一系列准备后，2006年5月，这个名为旅顺日本关东法院旧址陈列馆的建筑正式对外开放，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又一处场所。
（这是2006年开辟为旅顺日本关东法院旧址陈列馆后的现状图）
人治与法制本就是一对天敌，其矛盾是会永远相伴而生的，法制的地位有时会显得很尴尬。当初在关东州，以至于后来的“满洲国”，法制的地位都是如此。一方面，军方不愿意法制来干扰自己的决定权利益，而稳定的社会又需要用法制来维持长治久安。所以在日本统治关东州的四十年时间里，法律是在关东军的强权下畸形发展的。需要了就出来装饰一下门面，而大部分时间则只是一个强权政治下的玩偶而已。其实，一个社会发展得是否成熟，用法制的发展状态衡量一下很管用。时至今日，用这个试金石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程度，仍然是屡试不爽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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