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肚弥勒卡通:曾国藩做人 胡雪岩做事 第八章

曾国藩做人 胡雪岩做事 第八章作者：土土尘 分类:连载 提交日期：2009-4-2 16:27:00 | 访问量：648 　　第八章
　　曾国藩的务实力行之义
　　言易行难。世界上的事，没有什么可一蹴而就，都要经过由小而大、不断积累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小事上着手，就会犯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而最终让自己变得两手空空。曾国藩主张实事求是，不讲空言，是做人第一义，认为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可大可久。纵观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务实力行的功夫。
　　
　　
　　成事需具务实之精神
　　
　　【曾国藩做人语录】
　　为政须有成，实而不虚。
　　
　　
　　
　　湖南山灵水秀，人才辈出，其积聚多年沉淀而成的湖湘文化，更是卓有特色。这种文化是由南宋初年创立的地域性学派——胡安国父子的湖湘学派而开始形成的。湖湘学派因书院教育的发达而发扬光大，造就了一大批学者，使这种学术传统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这种文化最突出的代表，有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等。
　　其中曾国藩发扬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形成了近代意义的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支派，又简称为“实学”。“实学”源自理学，但与理学又有很大区别，它发挥了理学中的经世思想，主张学问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反对做死学问，更反对华而不实的空谈。“实学”思潮针对明代心学的空疏学风而在明清之际盛行起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代表人物。而曾国藩最钦佩的学者，就是顾、王二人。顾炎武所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曾国藩深为此而折服。1846年初冬，曾国藩移住京城报国寺，隔壁就是顾亭林祠，于是写下《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称赞顾炎武为北斗巨眼，万古金声，对他顶礼膜拜。曾国藩后来作《圣哲画像记》，将顾炎武列入古今三十三圣贤之中，推崇备至，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顾氏对曾国藩影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曾国藩对王夫之的评价也非常高。他后来嘱其弟曾国荃设金陵书局，广搜王氏遗稿，刊印《船山遗书》288卷，王夫之从此为士林熟知，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为明清之际思想家，实得曾国藩之力。王夫之清初从事抗清斗争，力践经世之旨，以民族危亡为己任，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务实传统，对曾国藩产生了深刻影响。
　　
　　
　　
　　守朴实方可成大器
　　
　　【曾国藩做人语录】
　　脚踏实地， 从浅处、 实处着手， 事业才能可大可久。
　　
　　
　　
　　“朴实”二字，曾国藩经常提及，用于诫己教人，其本源即在于“实学”传统，但经过曾国藩的简化、提炼，成了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他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两个字虽然平淡无奇，却包含着深刻的义理，可以说它们综合了圣贤豪杰两种人格要求，体现了其中的真正精神。“朴”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即内圣、品德部分，要求人应当坚守原则，逐步强化自身素质。“实”字则强调经世效果，即事功、勋业部分，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二字合一，恰好浓缩了人生最高的理想。曾国藩之所以常提不厌，正是为此。
　　为达到这样的境界，曾国藩从理想树立、修持自身、办事待人诸多方面论述了“朴实”的重要性。同治六年(1867)十月，他给弟子李鸿章写信说：
　　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 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为民请命”是历代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曾国藩出山领军，与其说为维护清政府的稳定和本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更多地受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以此为目标，体现了“朴实”二字的精神。对于狡猾的洋人，曾国藩也本着“朴实”二字，认为如此会换得洋人的同情与理解。曾国藩这种外交思想有些消极影响，甚至显得迂腐天真，但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因为中方也有失理处，兼之国家势弱，无力与抗，这样做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曾国藩提倡“朴实”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他最厌官气。他所谓的“官气”特指当时官场中的习气。自嘉庆以后，清朝吏治腐败日渐加剧，养成了一种浮滑的风气，对此，曹振镛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就是绝妙写照。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为扭转这种风气，他甚至采取了激烈的措施。
　　1850年，道光皇帝在内忧外患中抑郁而死，咸丰皇帝继位，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免了奸猾腐败的穆彰阿等人，下令开言路、求贤才。曾国藩认为扭转风气的时机已到，当即上奏备陈民间疾苦、吏治腐败、官场黑暗的种种积弊。他所提的，都是其他圆滑世故的大臣所不敢言的，忠切之心、恳切之情跃然纸上。但咸丰并未听从，而是置之不理。
　　曾国藩苦候多日，心情更切。最后决定犯颜直谏，上了著名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他认为满朝官员谨小慎微，“脂韦唯阿”之风越来越盛，皇帝再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惯，就会给国家酿成祸患。在此疏中，锋芒直指咸丰帝，批评他“因小失大”， “徒饰纳谏之虚文”，“骄矜自是”，并举出一大堆实例。咸丰帝览后大为震怒，下令严处，幸亏大学士祁隽藻等求情，曾国藩才得幸免。
　　曾国藩的进言虽未有明显效果，但他的朴实作风给浮滑的官场注入了新鲜气息，他也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名声，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从军之始，曾国藩为了进一步纠正这种“官气”，采取了以猛振顽的手法，以申韩的法家之术伸张儒家大义。他把这种“官气”描绘为“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为扭转它，不得不“矫枉过正”。1853年，他给湖南名绅黄淳熙的信中痛陈了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阁下风格，不似世间桔槔故态，随人俯仰者也。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软熟和同之像，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同年底，他又给湖北学政龙启瑞写信，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侧六曹， 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困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唯恐人心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方今主忧国弱，仆以近臣，而与闻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即先部治而后上闻，岂为一己自专威福?所以尊朝廷也。
　　曾国藩这番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遭到许多官吏的反对和抵制，但仍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激励了一批有志有为的人才，他们敢于冲破这种官风，敢于作为，培养了一种朴实的风气。后来曾国藩总结说湘军集团之所以能崛起，将如火如荼的太平军起义镇压下去，正是由于此“朴实风气”。
　　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给部下名将张运兰信中说道：“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成法，故声名历久不衰。”鼓励他“整顿岭南军务，不特革其骄疲之习，尤宜挽其浮靡之风”，“坚持定力，崇朴去浮”，保持朴实的良好作风。
　　后来曾国藩待人处事渐趋于圆通，不似开始时锋芒毕露，但他圆而不滑，变而不浮，终生恪守“朴实”二字，并屡次以此告诫部下朋友。如他在给手下将领的批文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除去官气，专务朴实”，进而总结说，“古人之有为者，不外乎此。即近日湖南诸贤，亦不外此”，把“朴实”视为办大事有作为的必备条件。他认为“朴实”是人的根基，只有根基稳，才能枝繁叶茂。他在给帐下幕僚孙衣言(后官至太仆寺卿)的信中教导说，
　　“方今浮尚浮华，目染耳濡，不患不趋于文，只患不葆其质。植根朴拙，乃大器也。”
　　他的朋友吴坤修，曾与曾国藩相互勉励，并在曾帐下当过幕僚，1866年升任安徽按察使。临行前，曾国藩特地加以叮嘱，后又写信告诫，主要也是让他消除官气，归朴实，信中是这样说的：
　　阁下向采每遇得意之际，说话多不检点，又以游幕过久，官气颇重。湖南、江西物望之损，大抵由此二端。今骤当重任，务望时时省察，摒除官场之习，力戒浮薄之言。
　　对于他人，曾国藩也常以此二字相告。一般人以为，处世以圆滑为上，并每每以此为努力方向，实则是对世事不明所致。曾国藩并不反对处世采取技巧，他强调的是做人要有根本，本不立，再好的技巧也无用，甚至反受其害。以“朴实”为本，培植根基，而后再讲权变，方能无虞。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常守朴实规模，方可培成大器”的真义所在。
　　
　　
　　浮滑为人才之大敌
　　
　　【曾国藩做人语录】
　　带勇之人，但求有忠义之气的朴实血性男子，万不可用浮滑虚饰之辈。
　　
　　
　　
　　曾国藩以“朴实”为成大事的根本，因此在识人用人上，也以此二字为标准。他认为“以朴实廉介为质”，就是以此二字为识人之本的意思，无本则不立。纵观曾国藩选用的人才，基本上都达到了这个标准。他最不喜欢浮滑之人，他对好友毛昶熙说：“观人者恒在出处进退之际，选将者最忌浮滑取巧之流。”把浮滑视为人才的大敌。
　　曾国藩用人主张兼收并蓄，主张取人应看到其长处，不应求全责备，因此他的手下各方豪杰都有，都能各尽其才，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曾国藩所谓“办大事以多得助手为第一义”，体现在他一生的识人用人中。即使如此，他并非什么人都取，什么样的人都要，其中最主要的取舍标准，就是看此人是否“朴实”，假若朴实，即便才气稍差，也委以重用；若为人浮滑，即便有绝大才华，也弃之不顾。他手下幕僚方宗诚负责举荐人才，曾国藩特地向他交待了自己的原则：
　　搜求人才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唯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蜻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
　　在这段文字中，曾国藩申明了自己“崇实黜华”的用人原则，并指出不这样做的危害。如果朴实与浮滑之人并用，那么朴实者必然受浮滑者排挤，不愿与之共事，其结果是有才的逐渐被挤走，投机取巧之徒反而得势，这就违背了广收并蓄的初衷。 曾国藩事业的成功与他用人的成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他才说“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而以“朴实”为原则识人用人，正是他用人的成功之处。天下人才难得，德才兼备者更是少之又少，面
　　
　　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仍然坚持“且先求一二诚实人员，姑改欺饰之习，徐图整顿之方”，始终把朴实人置于首选。他指导李榕说， “大抵取诸人者当在小处、实处，与人者当在大处、空处”，也是此意。
　　曾国藩识人之法中，朴实是一关键，而“滑”字则表示此人不可用。他在日记中多次记下对某个人的印象，如果说此人朴实或敦实，就预示着此人将得到任用，如果说某个人浮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有时他干脆写上“此人浮滑，不可大用”的字样。
　　
　　曾国藩向他人推荐人才，也以朴实为第一标准。例如，他曾向郭嵩焘推荐邹伯韩，就说此人“任事当朴实可倚”。江忠源到安徽任巡抚，组织军队抵挡太平军东下，曾国藩向他推荐了好几个人。其中邹汉勋是当时著名学者，为人朴实可靠，学问浩博，“宏识远略，可谋大事”。安徽的绅士官吏，曾国藩推举吕贤基、吴廷栋、何慎修、涂宗瀛等数人，这几个人均是朴实主人，而且修养高，学业精。官场中除了好友陈源兖外，他又推荐袁甲三，说他“最为结实，才气亦足以包举大事”。宿州郭刺史为人很敦实，也可以重用。这些人都有朴实的特点。事实证明，除了吕贤基办团练守舒城为太平军击毙外，吴廷栋官至礼部侍郎，袁甲三先是协助吕贤基办团练，吕死后，他便接替吕指挥皖北军事，后又接替胜保担任攻捻的清军统帅，曾署理漕运总督。
　　在此之后，曾国藩举荐人才也没有改变以“朴实”为第一义的原则。咸丰十年(1860)，他向同年考中进士的毛鸿宾推荐吴应昌，说此人“朴实明白，于此间各弁气习相近，当可相与有成”，请毛鸿宾放心。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给王茂荫的信中推荐侍讲学士宋滋九，说他“朴实耐劳，好善若渴，实为朋辈不可多得之才，亦为珂乡培裨风气之彦。国藩去年得与共事，常以务实相切磋。”
　　曾国藩不仅在选将任官上以“朴实”为标准，就是招募勇丁也不例外。曾国藩从军后打了几次败仗，使他认识到绿营兵的致命缺陷，一是体制上的原因，二就是士兵浮滑，无人用命，战则溃逃，赏则争先。因此他决定从根本上改造这种体制，重起炉灶，编练湘军。
　　湘军主要招收湖南农民。这是因为湖南人受湖湘文化浸染，大多朴实忠诚，而农民就更加朴实。他在给朝廷上的奏疏中以“乡民：隆健朴实者，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日有一日之效”说明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同时他多次告诫部下，“无取浮滑之辈，而求土作主类”。这些农民身上保存着固有的朴实和勇敢的特点，没有沾染军营浮滑习气，所以比较容易训练和指挥。经过一番磨炼，湘军战斗力迅速提高。
　　为了保持湘军不受浮滑风气影响，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强化思想工作。以礼制军，选拔合格的营官，“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靡，而后可以言战也”。
　　但有时朴实和才能往往是不能同时具备的，曾国藩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条理清晰者，往往心地不甚质实。”如何解决二者的矛盾呢?曾国藩一方面对浮滑而有才能者加以劝导，使之趋于朴实；另一方面，如果实在无法改变，宁可弃而不用。因为有才而不朴实者虽有时也能办事，甚至建立大功，但其导致的后果可能更严重。这种人最不可靠，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告诫部将姚体备，命他清除浮滑的将领：“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为防止浮滑之人进入部队，甚至连善于说话的人都不敢用，由此更能看出曾国藩对“朴实”是何等重视。湘军将领中口讷不能言的人比比皆是，这与曾国藩的偏爱是分不开的。 因为浮滑而被曾国藩撤换的人有不少，其中吴国佐最为突出。此人当时的级别是主簿，充任义字营管带。他胸怀大志，自以为可当天下大任，不甘心从小处、实处做起，对管带这样的官职很不满意。曾国藩命他与张运兰协同作战，但他狂傲自大，与张的关系很紧张。开始曾国藩很称许他的见识，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此君志气高迈，而办事不甚平实。”
　　为了改变吴国佐的浮滑习气，曾国藩多次劝导。一次还亲自与他面谈，说见识高明的人，高明要像天那样宽广无私，明辨道理，平实要像大地一样，坚固扎实，劝他“以脚踏实地，事事就平实上用功”。
　　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曾国藩再次写信给吴国佐，进一步劝诫，信中指明了趋向平实的方法：
　　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曾国藩苦口婆心，却未能改变吴国佐的毛病。不久吴国佐在战斗中惨败，损失100多人，武器十丢五六，几乎溃不成军。此时，曾国藩已彻底失望，下令解散该营，营中士兵有愿意从军的，由委员凌荫庭挑选，另立营头，带到曾国藩所在的建昌老营，由他本人亲自训练两三个月，然后才可派出战斗。吴国佐本人则撤去职务，令其回籍。曾国藩在批文中说：
　　该主簿屡称此贼不足平，告请剿办英夷以自效。本部堂常以“平实”二字诫之，意此次必能虚心求益，谋定后战，不谓其仍草草也。官秩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该主簿概置不问，生手而自居于熟手，无学而自诩为有学，志亢而行不能践，气浮而几不能审，施之他事尚不可，况兵凶战危乎!
　　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吴国佐从此离开了军营，失去了建立功名的绝好机会，而与他共事的张运兰，因为朴实，备受重用，官至福建按察使。后来左宗棠编练老湘军，吴国佐又出来协助，负责监造军械，左宗棠也发现了他的毛病，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
　　翔冈立意，要与人不同，此最是短处。而所赏识之人，多无实际。渠荐与我之人，张声恒、章荣先尚略可，然皆由璞军出者，此外则无一堪用之才。难怪其从前带用，每战辙不如意也，而犹不自痛悔，复意气自矜，恐将来亦难望长进，终是废才!
　　吴国佐给左宗棠的信中说还欠他银子一百两，钱三十串。这也让左宗棠很生气。左宗棠说：“我所谓商贾气太重者即如此。”“此君读书太少，自信太过，颇有‘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之病。”后来也把他打发回去了。
　　有了吴国佐的教训，曾国藩更坚信非朴实之人不能用。在吴国佐事后不久，曾国藩又写信给另一个将领柳寿田，警告他说：“该将向来说话近于浮滑，本部堂不甚放心也。”后来柳寿田也因此未得重用。
　　李元度用人不慎，耳根软，他手下的将领有很多为人浮滑，好为大言。李元度本一介书生，对率兵用人不甚精通。曾国藩对此多次提出警告。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给李元度写信，让他引起注意，其中特别提到一个叫彭大寿的人，说：“此公在外多年，阅历深透，颇近于滑”，进而指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淳正”。言下之意，让他撤换彭大寿。
　　但李元度对曾国藩的话并未放在心上，他的部队的战斗力从未提上去。徽州一战，更是全军溃败，几不成军。李元度也因此身败名裂，终生不得志，还因为战败失职受到严厉惩处。而与他同时的许多人，都官至封疆大吏。李元度的失败，与他用人不慎有密切关系。
　　对于成大事者而言，用人不慎，必败无疑。用朴实之人，是最好的办法。浮滑之人，即使真的有才，也很难尽展其才，而这样的人，大多野心勃勃，无自知之明，又怎么甘心受他人驱使呢！
　　
　　
　　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曾国藩做人语录】
　　凡事都非一蹴而就， 都要经过不断累积， 由小而大的过程。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都非一蹴而就，都要经过不断累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这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 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兴致所至，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959)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咸丰八年(1858)，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起草。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察。有一次见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他的这种做法，有人又归纳为“约字诀”。陶怀仲在《析论曾国藩》一文中总结说，曾国藩修身有“静、耐、约”三字诀，“约字使他治经史之学，务实不求博雅，治军则专从实处入手”。实际上，这个“约”字就是“实”字，它反映的是做事从浅处、简处入手。曾国藩称之为“守约”。咸丰九年(1859)十月他对幕僚李榕讲了一番话，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二者相比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知一句便行一句
　　
　　【曾国藩做人语录】
　　天下事知得十分， 不如行得七分。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非知之艰，行之唯艰。”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了君子的一个标志。看某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主要，未若行之之实”，“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诸实行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出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人之道躬行难。”嘴上说出来容易，做出来却难上加难。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就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功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陈源兖、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对他很看不起，从此便未深交。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
　　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随着经历的复杂，曾国藩更知办事之难，对行动更为重视，对空言更加厌恶。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他给胡林翼写信说：
　　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虽以作梅之朴实，亦嫌其立论失之高深。其论公之病，侍亦虞其过于幽渺，愿公从庸处浅处着想。
　　陈作梅即陈鼐，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为人非常朴实，曾国藩仍觉他有大言之嫌。曾国藩对空谈的敏感，可见一斑。
　　李元度以书生领兵，曾国藩对他最不放心，一再叮嘱他禀报军情应当翔实，不要“空说吉祥语”。咸丰十年三月，李元度奉命前往徽州防守，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第一条就告诫李元度不要任用好为大言的文人。后来曾国藩又论及任用绅、士之道，其中一条是“禁大言以务实”，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力行而少言的人，曾国藩最看重。张运兰(字凯章)开始只是王鑫手下的一个下级将领，因为他务实，曾国藩一再提拔。1860年，曾国藩命宋梦兰率军与他配合作战，对宋梦兰说：“张凯章观察精细沉实，先行后言，阁下与之相处，似可将军中琐事一一研究，总以‘质实’二字为主，以阁下之熟于乡土，凯章之老于戎行，又皆脚踏实地，躬耐劳苦，必能交相资益，力拯时艰。”
　　越到晚年，曾国藩越是厌空言重力行，谆谆告诫子弟，视为处世办事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年青人都喜欢高谈阔论，如曾国藩所说，“大凡人之自诩智识，多由阅历太少”。随着阅历的增加，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就逐渐趋向实际，甚至变得谨小慎微。这有不利的方面，但重行的传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年青气盛的人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
　　
　　
　　
　　不尚虚名，贵求实效
　　
　　【曾国藩做人语录】
　　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
　　
　　
　　
　　务实精神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名与实的关系也是其中的一项。古代圣贤认为，人的名誉、声望应该同自己的实际才能、贡献、功劳相符，提倡重实轻名，以名过于实为耻，力戒追求虚名，更不可欺世盗名。
　　孟子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指的就是以名声超过实际为耻。王阳明说“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无其实”，对孟子观点继承并加以发扬，“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有工夫好名?”古人重实轻名，并非纯从道德上讲，而是看到了重实的益处与好名的危害。 先贤把务实看成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王符认为务实是一个人不同于凡人的素质：“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苟悦认为，务实是成功的前提：“名必有实，事必有功”，“事实则功立。”二程兄弟则干脆说：“欲当大任，须是笃实。”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也说：“真心实作，无不可图之功。”所有这些，都推导出务实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
　　相反，如果轻实好名，则会引来灾祸。吕坤在《呻吟语》中：“名心盛者必作伪”揭示了好名者的实质。《颜氏家训》中将人分为三个层次，“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认为“窃名者，厚貌深奸”，只是追求浮华的虚称而已，即使得到，也没有意义，而且因为无实而窃名，必然采用非法的、见不得人的手段，终有败露之日。所以古人又说：“有名而无实，天下之大患也”，“名是而实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所以程颢兄弟认为，君子不应让才超过德，也不应让名过于实，因为“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明儒潘府在《素言》一文中说：“无实之名，祸之门也；无名之实，福之基也。”利害相较，令人触目惊心。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要使自己重实轻名，并非一件容易事，这就看个人的修养高低了。曾国藩受理学的熏陶，受实学浸染，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所以他于1851年便在日记中记下了“盗名者必有不测之祸”这一警句，时时提醒自己，勿萌好名之心，提倡“多做实事，少说大话”。
　　其实曾国藩也好名，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名可有可无，加以轻视。他说，“名者，大器也”，“造物所珍重爱惜”，千金易求，重权易得，而美名难求。他一心要成就的也是名，所以咸丰皇帝曾下旨批评他好名。实则这种名，不是虚誉，而是对一个人一生业绩的肯定，是一个豪杰的尊严，“留得生前身后名”，是多少人的理想，“身败名裂”则是最大的灾难。 曾国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名实应当相符，由实际的行动和成绩来博取名声，“实至名归”，而非使用见不得人的手段。因此应脚踏实地做事，不要贪图虚名，因为“虚名不可恃”。他对兄弟们说：“我们兄弟报国，总求名实相符，劳赏相当，才足任事，从此三点切实做去，或可免于大祸。”而骤然得名主人，“其为名必过情”，要想不过情，就要像四时那样运作，使人不觉，而事业已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有其实，何患无名。
　　曾国藩非常担心名浮于实，埋下祸患。他在家书中说：“我在京师，唯恐名浮于实，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诩一言，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为避免虚名远播，曾国藩力戒多言，他给自己写了五箴，其中之一就是“慎言”。1842年的一天，几位同僚会聚一起，其中姜曾熟悉天下地理，口若悬河，崔乃晕善于词赋，满座皆服。曾国藩诗文也有超人处，但却从不炫耀。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予力戒多言，恐毫无实学，而声闻日广也。”
　　
　　
　　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他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
　　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从军以后，曾国藩也力戒争虚名，他认为“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同样告诫部下。1856年，他对罗萱一部下刘腾鸿(字峙衡)很不放心，劝他说：“足下爱敬峙衡，当代为蕴蓄之，不必逢人颂扬，使其实常浮于名，则所以爱之者更大矣。”刘腾鸿是罗泽南弟子，勇敢善斗，有名将之风，但为人太过刚毅，加上人多称颂，便有些不知所以。1857年，在攻打瑞州时中炮阵亡。
　　
　　曾国藩经常反省自己，认为名心切是最大缺点，不仅损害了人生境界，也严重损害了身体。因为名心切则俗见重，为达到一些愿望，追求事事周全、样样完满，整日患得患失，便给身心造成损害。后来曾国藩精读老子、庄子之书，领悟到了“淡字诀”的精义，用来纠正名心切的弊病。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功名官爵，不能过分贪恋，应当急流勇退，避免杀身之祸。历史上，范蠡和张良是做得最成功的两个人。他们成就大业后，并未贪恋功名，及早退身避祸，传为美谈。曾国藩也深信此道。他没有像范、张二位退身归隐，却也达到了同样目的。他从不接受有名无实的虚名，他任两江总督时，虚衔多达几十个，一枚印章都刻不下，曾国藩只选了其中较重要的几个刻成印章。对于有些虚衔，曾国藩干脆奉还给朝廷。这样，他的名总是与实际相符，而且不会对清廷构成威胁，清廷也便不会对他下手。所以曾国藩能常保不败，在风云变化不测的官场履险如夷，可说是得“实”字诀之力。
　　“名浮于实”固然有危亡之险，但“实”字也有分寸与技巧。古人云：实至名归，但世事变化无常，在恪守朴实的根本同时，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见识和勇气。否则闭门造车，就有由“实”转“愚”之嫌。做人如同生产商品，包装好质地次当然不行，但质量高包装差同样少人问津。不求眩人耳目，哗众取宠，但求名实相符，则可长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