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边缘和源代码:昆仑文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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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破除迷信 追求真理 澄清历史 还原中华 改写人类文明史

昆仑按：这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 〔出版前曾名《皇皇中华》〕一书的导言，现转载以飨读者。此书现正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当中，当当网、台湾问津堂等多家网上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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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言

第一章 人类起源在哪里？让中华大地回应

第二章 人类文明发祥在何方？让长江作证

第三章 从世界创世神话的对比来探索人类文明的源头

第四章 中华并世界文化流源史总论

第五章 中华及世界族群渊源谈

第六章 上古中华总览世界地理概要

第七章 长江文明VS黄河文明

第八章 荆楚文明的古老因子和域外联通

第九章 中华海洋文明——傲冠全球至近代

第十章  中华先祖开拓美洲

第十一章  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遗存：梅山文化

第十二章  《山海经》——改写人类历史的地理经象奇书

第十三章  《易经》——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的早期结晶

第十四章  《圣经》的中华溯源

第十五章  历史铸就的人类最先进的语言文字——汉语汉字

第十六章  回溯历史 展望未来

导言：         

由于中华近代的落伍，“西方中心”论泛起，中华文明“西来说”也随着这种文化背景应运而生。中华文明“西来说”虽然早就受到中华有识之士的驳斥批判，著名爱国学者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常为中国居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末鸣不平，不甘于中国古文明排位于埃及、巴比仑和印度之后，曾大声疾呼“中国乃世界文明之鼻祖”，但当时应者寥寥。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盛气凌人，国内知识界普遍存在对西方的盲崇，两者相对益彰，使得中华文明“西来说”一个时期以来甚嚣尘上，时不时出来折腾一番。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民族虚无主义有其深厚的历史的根源。《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在整理古籍时，“述职方以除九丘”、“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 剪裁了他认为不合适的许多上古档案史料，将尧舜时代一直到三代周的历史截断了，更别说以往的历史了。到司马迁时，继承孔丘历史观，不究先秦史籍所载古民族图腾的内涵，怀疑《山海经》、《禹本纪》等史书的真实性，“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将“三皇五帝”史当成了“怪力乱神”的神话。到近代，西方中心论、民族虚无主义大合唱，活生生地要将人类文明的源体、母体进行最大限度的压缩、扭曲、变形、分断、撕裂，而这一过程，有的是学术无知的跟风，有的是要达到种种目的。

英国的崔瑞德(D. Twitchett)与美国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共同担任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书中“总编辑序”说：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功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开始。

几十年来，我们的考古取得了长足发展，显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源头的考古成果一个接着一个，但为什么我们的历史界竟是不能对自己的伟大文明的最新成果进行有效的梳理总结呢？以至于西方学者也由于“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而“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开始”。但几十年来，民间爱国人士、有识之士如当年的梁启超先生般为中华文明所蒙受不应有的境况鸣不平、大声疾呼，以个人的微薄的财力物力人力长期不懈地奋斗！笔者深深为这些高擎起中华文明文化、为真理而战的中华民族真正的文化脊梁所感染，也深刻认识到对中华文明文化误解的化解其实就是对人类文明文化进程的正本清源，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健康、和谐、进步的繁荣之路而不是继续在弱肉强食的假大空中恶性循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在这里，笔者要再次向吉林的宫玉海先生、湖南的林河先生、北京的王大有先生、重庆的史式先生、广东的董立章先生等致力于洗刷中华文明文化污垢、还原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史本来面目的仁人志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研究人类起源文明发展史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基本准确的方向，要理顺出一个基本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史学框图来，不能主次颠倒、干枝错位。不幸的是今天的人类历史学认识和研究并没有随着考古的突破而有相应的进步，过去以西方中心论背景下形成的一些历史认识、命题还在大行其道，流行于世，充斥着人们的头脑；非但如此，这些观念还正在成为人们常识性的知识和思维的基本逻辑，这是人类历史的巨大不幸与悲哀，也是人类史学研究必须加以拨乱反正的大是大非问题。

比喻说“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个命题的提出和研究本身是没有什么错的，只要事实、史实、科学和考古的验证能证明这命题成立，这样的话，不仅没有什么错，而且是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人们曾抱着欧洲是人类进化中心的观点是因为当时史前考古多集中于这门学科的发祥地法英等欧洲国家；20世纪60年代西方科学家在北非埃及首都开罗西南约100公里的法尤姆地区发现了3500万年前的高等灵长类化石，从而形成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当爪哇直立猿人、北京猿人的发现时同样使“人类起源于亚洲”风靡一时；而当非洲陆续发现了比较系统的300到1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化石时又回到了“人类起源于非洲”命题上来，这些都正常反映了人类起源研究发展的过程，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史实、事实、考古和科学越来越证明“非洲起源”论的无可非议当然是好事，说明我们的研究是越来越向人类发展的真本靠拢；而实际的研究却变了味甚至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任凭想象亚洲（中国）或其它地方的现代人类突然消亡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是非洲考古出来的这些几万年或十几万年的人类的突然出现并替代了假设消亡的原始人类或原住人类，这是科学还是臆想？给这一谬论推波助澜的分子遗传假说的最大谬误在于：首先肯定“人类起源于非洲”、“现代人类是从非洲走来”这两个准前题，然后来证明中国人、其它地方的人的基因与非洲人相似，就断言其它地方的人是从非洲来的。同样的道理不是也可以断言非洲、欧洲的人是来自中华人种（黄种人）的吗？且从进化程度来看，中华人种不高不矮，智商最高，进化最为成熟。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于1977年开始进入人种智商这一领域的研究，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在收集研究了130个国家的智商测试后，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智商，平均值为105，明显高于其他的人种。研究中脑容量也证实了这一点：东亚人的平均脑容量为1416cc，欧洲人的脑容量为1367cc，而撒哈拉地区的非洲人脑容量为1282cc。

    比喻说，人类文明发祥最早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这一世界史教科书中基本认定了的观点，其实连提出这一观点的西方学者也承认创造两河流域最早文明的苏美尔人是突然出现的，人种也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语言也与汉语相似。进而述之，古印度、古埃及文明的创造都具突发性，创造者的身份也明显地带有中华色彩。美洲、澳洲和海洋岛屿中发现的一些古文明就更不要说了，这由至近代的所谓的土著人都还是中华人种所充分见证。

    比喻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一说在中国学术界是基本铁定的历史观，但随着近几十年来长江流域考古新发现直接形成了对这一观点的怀疑冲击，如长江流域上万年以上水稻农耕文明遗址的相继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黄河流域中心论的观点。而历史上黄帝战胜末代炎帝和长江流域文明的最后捍卫者蚩尤后黄河文明逐渐成为6000年来中华文明的正统，才使得央央中华上万几千年的伏羲、神农、炎帝时代的历史化为乌有成为神化，黄河流域一些早期文明由于还晚于了从长江流域迁徙于西亚东北非的早期糯民（种糯稻的农耕人）建立的农耕文明，如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等等，由此也使得西方一些学者和国内的疑古派、媚外者借此谵诌中华民族及文明来自西亚中东北非的口实。

比喻说，500年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谎言流遍全球，而历史的真相表明，中华先祖于万多年前就从中华本土或陆桥或洋流赴美洲开拓，且大部众赴美洲开拓的历史直到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才停止，以后直到近代都有中华奇士陆续赴美一个时期互有来往。中国文物在美洲不断的发现，如墨西哥发现的“大齐田人之墓”的墓碑，是中华战国时代的遗迹；在墨西哥发现的中华人模样的泥像和泥塑佛像数百尊，旁边还有以中国绳索贯串的古铜币数十枚；秘鲁北部喜太(Truillo)山洞中发现的祼体美女神铜像上，双手提着的铜牌，两牌各铸“武当山”三汉字，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东晋的法显高僧和南齐的慧深和尚都到过美洲, 慧深著有《扶桑国记》；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提出的郑和发现美洲早在西方引起关注……

比喻说谈到汉字与英语等西方拼音文字的优劣时，由于近一百多年来西方中心论占主导地位和与之相配套的理论、教育使大多数人会毫不迟疑的说汉字太难不如英语等西方字母文字容易学或先进。而事实是，无论拼音文字怎么发展，它的这种线性结构（结板性）、对新事务表达时必须创造新词（单词）的累积性（死质性、垃圾性）、表达事务时的繁冗复杂性（语序、语法的冗余繁复）都表明了其天然的弱质和难学。中华汉字的前身由最早的几万到万几千年的图画符到八、九千年的早期抽象刻划文（包括早期甲骨文）到比较成熟的几千年的陶文、甲骨文等积奠发展而来，最早的甲骨文出土是距今近9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而由中华古形象文字衍生出来的字母文字最早的历史只能上朔到距今3500年左右，其史源字母是由中华互人（西方叫腓尼基人）所创，叫腓尼基字母；中华三千多年前殷商甲骨文已具有六书，即：象形、指示、形声、会意、假借、转注，西文与中华如此丰富、多功能的由几万年历史积淀发展而来的语言文字相比何止相差千万里，但由于近代西方的崛起和全球殖民，才使得西方这一由中华象形文字在海外的变体——埃及圣书字、巴比伦楔形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线型字母文字反而流遍全球，成为强势语言，这其实也是人类文明文化发展的大倒退，线型拼音语言文字也是后来并延续到今天种族冲突、不同语言国家纷争不断的根源之一。

另外，西方历史学者刻意区分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什么“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这种区分本身就极为荒谬：试想，人类的历史发展基于基本的常识也是先有了基本的文明，然后才来有相应的基本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你现在生硬的人为的规定石器时代的文明反倒不是文明是文化，而青铜器时代的文明才是所谓的“文明”，以为这样就可以将中华时间上远远早于其它文明的农耕文明排除在了“文明”之外，不管你中华考古发现出万年、万几千年的文明，那都不是“文明”，只是又多了个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而已。这种违背历史发展基本逻辑的史学研究也是造成我们对历史真本认识迷途的重要原因，必须加以拨乱反正。

下面着重就人类起源、文明发祥、文字发展的问题和西方刻意区分的所谓“文明”、“文化”概念进行一些阐述。

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科学论证猿进化成 为人的过程大概发生在几百万年前，那么地球上在几百万年的时候，什么地方地理环境的变化促使猿不得不从树上下到地上来生活，从而逐步进化成为人的呢？能引起这样的地理大变化的地方不在非洲、欧洲、美洲、澳洲，唯一的地方就是昆雅（昆仑雅兮雅即亚细亚，亚洲）大陆的青藏高原。四五千万年前印度板块冲击昆陆（亚欧）大板块，地带隆起，地质上叫“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南面高不可攀的喜马拉雅山、西面高寒冷峻的帕米尔高原、西北沙漠荒丘的地理格局。由于这种地理巨变，使得古猿生活区域的主体森林逐步减少，猿从树上下到地来，开始了前后肢 “手”与“脚”的分工；随着地理、气候的进一步恶化，古猿不得不向周边森林地带分散转移，这就是后来以长江黄河流域、云贵高原为主体，放射到东南亚、印巴次大陆进而到非洲、欧洲等地从千万年前到几百万年前古猿集中的缘由，且非洲的南猿化石比较成系列。说人类起源于非洲、亚洲甚至还有欧洲，其实都是割裂开了古猿向人类进化的结果是由于年轻的青藏高原的“逐步长高”而改变其周边环境促使古猿逐步向东向南的长江黄河流域、东南亚、印巴次大陆转移并延伸到东北非甚至欧洲这样一个整体链接反应的过程。而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仅滇中及邻近地区就从1500万年前至400万年前间的开远古猿、禄丰古猿、元谋古猿、保山古猿、蝴蝶古猿到270万年前的东方人到250万年的建始人到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等等，还有后来从上百万年前到几十万年前到十万年前到几万年前到万年前到几千年前的古人类绵延不绝，脉络清晰，环环相扣，组成完整的人类进化链，是当之无愧的人类起源之所在。且所发现50万年到上万年之间的人类化石往往不止一处，越往后的年代无论化石的发现还是相关的遗址遍布中华大地，这些“地下史料”不得不让什么“十几万年或几万年前非洲人突然来到替代了原有人类或住民”的论调和“非洲起源论”暗然失色。相反，结合分子遗传说论证的各大洲人种基因的相同性正好证明非洲人、欧洲人并其它地方的人的来源都有一个共同的根和血脉，那就是中华人种中华血脉。如此说来，“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意义对人类来说才真正是上帝那只造人的“手”——猿进化成 为人的第一推动力。

猿→人进化年代表

年代

亚洲

非洲

欧洲

其它洲

5500万年前的第三纪始新世

名称：亚洲德氏猴；发现时间：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

地点：湖南衡东。

4500万年前的中始新世纪中期

名称：中华曙猿；

发现时间：20世纪80年代；

地点：江苏溧阳上黄镇。

4000万年前的中始新世最晚期

名称：世纪曙猿；

发现时间：20世纪90年代；

地点：山西垣曲盆地。

中始新世晚期

名称：邦塘巴黑尼亚猿；

时间：20世纪90年代；

地点：缅甸邦塘。

3500万年前的渐新世

名称：埃及猿；发现时间：20世纪60年代初；

地点：埃及开罗西南６０英里的法尤母地区。

2300～1800万年前

名称：森林古猿；

发现时间：19世纪50年代

；地点：法国，

后来在亚、非、欧洲陆续发现许多同类的化石。

1500～800万年前

名称：腊玛古猿；

时间：最早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

地点：喜马拉雅山南麓西瓦利克山区。

后来，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肯尼亚、希腊、匈牙利也都发现了类似的化石，化石资料尤其以云南禄丰最为全面丰富。

自1956年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牙齿化石以来，相继在云南的禄丰、元谋和保山发现了古猿化石。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国云南禄丰石灰坝发现了西瓦古猿颅骨两具、腊玛古猿的颅骨3具，上下颌骨（牙床）40多件、牙齿1000多颗。20世80年代以来，对元谋古猿化石产地竹棚村“豹子洞箐”、小河村蝴蝶梁子、房背梁子等地进行发掘，共获得古猿单枚牙齿化石1100多枚，古猿颌骨残段化石10件，少年个体古猿头骨化石一件。世界上任何一个古猿化石地点都没有这样多的发现，为人类起源的时间和地点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800－400万年前

1992年发现于云南保山县羊邑清水沟煤矿的煤系层中的保山古猿，距今800－400万年，正好介于禄丰古猿与南方古猿之间，填补了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段空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分别发现了地猿始祖种和南方古猿湖畔种，将非洲古猿的证据推到440万年前。

400～200万年前

20世纪80年代在元谋蝴蝶梁子发现了400万年前的蝴蝶古猿，填补了从腊玛古猿到智能人的空白，为人类起源于长江流域滇中高原及邻近地区提供了珍贵的关键性的实物证据。20世纪80年代，在云南元谋竹棚发现了270万年前的东方人。

从20世纪60年代来对湖北恩施自治州建始县高坪镇的建始直立人遗址不断的挖掘研究，距今200万至250万年“建始人”化石又为人类起源于亚洲奠定基础。

  20世纪7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发现了300万年的南方古猿阿法种,如著名的“露西”化石。

图表充分表明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带是亚洲，核心区域是长江流域。

地球最后冰纪的近两万年左右开始，中华人种——以长江流域稻作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糯民（以其原始农作物——糯稻自称）为主体携带着中华上古文明已开始全球开拓，至万年冰纪结束洪水隔绝了美洲、澳洲等大陆与主体昆仑雅（夏）羲雅（亚细亚）大陆的连接，一些文明淹灭于海底成为神秘文明；但中华全球性大规模扩散直到近三千年前的殷商末期，而小规模的海外迁移更是延续到公元后许多世纪。人类上古全球文明就是中华全球伏羲神糯大九洲文明，这样的文明局面从一万五千年前左右一直延续到6000千年前左右的炎黄时代，这就是人类上古文明大都相同相似的缘由。有澳大利亚学者在研究了澳洲的土著民族的来源后感叹：2.5万年前，当欧洲的安德特人在山洞里冻得瑟瑟发抖时，中国人已怒海行舟到达了澳洲。其实，1.2万年前还是地球最后冰纪期，澳洲大陆通过中南半岛、大巽他群岛等岛链几乎与昆仑亚细亚大陆相连。历史上溯到4000年前的人种基本还是中华人种（黄种）。科学家研究表明非洲早期的人类是中棕色的，其实就是黄种；距今5300年左右的欧洲奥茨冰人，复原后是身着中华皮袄的中华大巫师酋长；美洲、大洋洲在近代西方入侵前基本还是黄种人。

 澳大利亚土著舞蹈，其实人是中华种，舞是中华俗

 复原后的“奥茨冰人”是身着中华皮袄的中华大巫师酋长

    长江流域糯民分化成夷，夷再分化为百越百濮，又在此基础上分支细化产生后来中华并世界众多民族。那么，白种、黑种又是怎样从中华黄种衍生出来的呢？在这里，我们有一种基本的动物繁衍常识，如黑色母猪一胎生下几头猪崽仔，大部分与母猪同色，但由于基因的变化可能其中有一条白色的猪仔；同样，草原上的常色黄母马也可能生下黑色的或白色的马驹来。白种、黑种人来源于中华黄种的道理也与此类似。中华史料记载的白种（白民）、黑种（昆仑人）十分常见，只是我们后来将其解读有误而已。

 中国夫妇生下的黑白双胞胎美轮（左）、美奂

2006年1月12日早9时03分，5斤4两的

美轮率先降生，3分钟之后，美奂也来到了这个世界（见导16）

关于文明发祥的问题。判断人类文明的最早源头，一是所发现的文明遗址时代最早，二是文明不是孤立的、突发的断头文明，三是具有连续性、向周边扩展性等基本特点。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文明，是始发于农耕阶段，换句话说，农耕文明的产生就是人类文明的开始。结合考古成果综合分析，长江流域以湖南道县玉蟾岩（公元前2.05-1.65 万年之间，年代数据见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第 512页）为人类最早农耕文明遗址，相继发展开来的是江西万年仙人洞（距今1.4万年）、广东英德牛栏洞（距今1.2～0.8万年）、浙江上山（距今1万年）等上万年水稻农耕文明的周边扩散，彰显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向周边推移扩散的态势。以长江流域水稻母体农耕文明为基奠，向上发展的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大多也是水稻农耕文明或水稻与其他农作物兼营的农耕文明，如距今近9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水稻农耕遗址和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稻粟混作农业文明；印度、中东、北非及地中海沿岸能种水稻则种不宜才换种了麦黍等其他作物，到达美洲的先民也一样。苏美尔人在西亚所创立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距今约5500年，我们假设其文明的上限达7000千年前，即便如此，相比起中华长江流域短则7000～9000年、长则上万年甚至上万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来说是压根儿不足挂齿的。西方历史学者在提出苏美尔人创造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可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时，我泱泱中华大地尤其是长江流域的近万年的农耕文明遗址还埋在地下；但研究的结果，西方人还是指出了这两个文明的创造具有突发性，创造文明的人也是黄种人，是从遥远的东方来。两大文明无论语言文字、星象占卜、土木（石、金字塔）建筑、烧制陶器、农耕浇灌系统都与中华糯民相似。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里论述：“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而闪米特人其实就是中华石头母亲崇拜的“石（萨）姆”糯民西亚种，也即陕韩方言语种人。同样，古埃及人称尼罗河沿岸的良田为“诺姆”，就如我们今天西南少数民族称其水田为“糯”一样。2005年5月，由国际专家共同组成的10人考察小组对位于尼罗河西岸“国王谷”内赫赫有名的图坦卡蒙法老木乃伊进行ＣＴ扫描，想由此解开这位3000年前古埃及王朝少年法老的神秘死因。放置在ＣＴ扫描仪下时，图坦卡蒙的面部轮廓、脚趾、手指都清晰可见，整个扫描过程持续了大约１５分钟，共拍下约1700幅扫描图像。中国刑事相貌领域顶尖专家赵文成根据这些材料对图坦卡蒙法老的头像进行了细致的复原工作，期间复原后的样子太像中国小伙子了，使他太不敢相信；于是又回过来仔细检查是不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结果并没有找出原因，又折腾了许久，敲定的模样还是中华人模样。当然，赵老师的惊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古埃及人就是古中华人。更为佐证的是，2008年2月，考古学家夏登博士偶然发现，在图坦卡蒙KV62号陵墓旁边数米远处，竟然还藏着另一个神秘墓室，考古学家们在此发现了一个藏着7具木棺的神秘墓穴———考古学家们将它命名为KV63号墓室。墓室棺材上都装饰着漂亮的面具，一些棺材里装有用上好棉花做成的枕头。这种用棉花物什等做枕头的习俗在中华是自古相传至今的。

  KV63号墓室发现的神秘面具突显中华女性面孔（见导18） 

 古埃及王国第四王朝时期法老王

门考拉和王妃双人立像，眉清目秀的中华模样

 古埃及第四王朝的王子和妻子像，典型的中华人模样（见导19）

 古埃及第四王朝卡别尔王子木雕（村长），五官端庄的中华帅小伙（见导20）

    在12000年前的最后冰纪结束前，糯民们散布于以夏兮夏（亚细亚、）昆仑（大陆）为主体的世界各大洲，当时海平面平均比现在下降约150米左右，美洲、太平洋诸岛屿直到澳洲都几乎与昆陆（亚洲大陆）相连，欧洲与其说是洲还不如说是昆仑大陆的西角半岛；非洲是比较大的一块大陆，故中华古时视其为海外昆仑。当时海外糯民的分布，非洲多集中在东部北部，中华7000千年的黑陶在5500年后的非洲发现是极好的证明，后来的文明也主要开创在东北非这一带，实际还是与西亚中东文明一体的。这一带现有“肯尼亚”，正是昆仑之名的历史留存， “肯”者古音“昆”，“尼亚”正是“仑”之顺读，代表非洲。美洲文明主要还是伏羲神糯炎帝、黄帝部落直到殷商所为，从欧洲早期的少量农业文明和巨石文化看，糯民小部分深入并到了欧洲腹地并延伸到了崦嵫（英仑）岛。以太平洋为主体的各大洋之诸岛并澳洲建立的文明因后来洪水的上升许多湮没在海底之中，这就是今天看似神秘的海洋文明。

    万年前的最后冰纪结束，海水骤升，对早期的糯民来说是多么惊天动地、惊心动魄，怎么描述都表达不出人类对这种完全无力回天的自然灾难巨变的记忆。多少人多少文明创造葬身水底，在高山深处幸运生存下来惊魂未定的人们逐步向高原转移。几个月的洪水灾难过后，地球变得满目疮痍，人们从高原沿东南地级逐次下来，在这里又回到了“夷甸园”。据《创世纪》记录，“夷（伊）甸园”有四大特征：一是四季如春，鲜花盛开，气候宜人；二是狮子、大象、老虎、孔雀等鸟兽和人类和谐共处；三是有四条大河，分别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流去，其中一条大河贯穿全境；四是在西部有终年不化的雪山。我相信只要对中国云南稍微熟悉一点，闭着眼睛也可猜出来这是什么地方：甸——滇——云南了。首先，云南四季皆春，气候最为宜人；其次中国的长江以南，古时称为兽方，大象、孔雀等动物和人类和睦相处；再次，金沙江流入云南后转向北流入四川境内，元江向东流入越南成为红河，怒江在流入缅甸之前，向西折流，而澜沧江自北向南，贯穿全境；最后，在云南西部，有高丽贡山、贡嘎雪山、玉龙雪山、碧玉雪山、大雪山等，终年积雪不化。至于在长江流域以南尤其是云南叫甸的地方太多了，真是名副其实的伊甸园——糯夷人耕种的美好田园。今天的彝族自称还是夷族，“彝”字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改的。

  澜沧江大峡谷的梅里雪山云金顶

再分析今天世界的人种分布状况：欧洲基本是白种，地中海沿线有白黄黑相杂现象；非洲基本是黑种，隔海的马达加斯加为黄种；亚洲东亚、东南亚黄种为主体，西亚多白种，南亚黄白相杂；美洲、澳洲及太平洋诸岛原居民为黄种、近代西方殖民占领后形成白民统治的国家。你今天惊诧好像西方白种把个地球占完了似的，其实，只要退回去500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整个美洲大陆、澳洲、太平洋屿岛甚至于印度洋、大西洋岛屿上的土著几乎是中华人种；中华本土及东亚是纯黄种，东南亚除少数印度杂猱人种外也几乎是中华黄种；南亚次大陆人种复杂点，古种中华人种居多，次有黄白杂糅后白民化的雅利安人，总之是黄种、黄白黑杂糅相间；中亚是黄种、黄白杂糅；欧洲以白民为主体了，非洲除东、北非外以黑民为绝对数量，西亚东北非复杂点，有白黄黑杂糅现象。这样看来，你就知道其实500年前还是起源人种或叫原始人种——中华人种无论从数量还是地域上都占绝对地位，这与中华人种上古时代的全球播散大一统基本相符。其实，就拿欧洲白民国家，你细心观察一下，真正金发碧眼的其实也不多，大多为黄白杂糅后的黑头发、蓝眼睛居多的；同样，你仔细观察一下，一个非洲黑民和一个中国长年劳作于田野的老农乍一看也是相似的。

从语言的姓氏来说，欧洲人中俄罗斯人的“斯基”、罗马尼亚的“斯库”、英国人的“斯特”、北欧的“斯克”等等，无一不是中华姓氏之“氏”的保留。

排列一下古人类农耕文明遗址，人类文明发祥的基本先后其实就一目了然了：

年代

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

两河流域

尼罗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

2～1万年

湖南道县玉蟾岩稻作农耕文明遗址，距今2.25～1.85万年，为中华伏羲神糯（农）时代混合期、中华神糯时代早期全部和中期部分；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稻作农耕文明遗址，距今1.2～1万年，为中华神糯（农）时代中晚期；

浙江浦江上山稻作农耕文明遗址，距今1.1～0.9万年，为中华神糯（农）时代中晚期。

无

无

无

无

1～0.6万年

湖南澧县彭头山稻作农耕文明，距0.92～0.83万年；为中华神糯（农）时代晚期；

湖南石门皂市下层的临澧胡家屋场、澧县黄家岗稻作农耕文明遗址，距今0.8～0.7万年，为中华神糯（农）、炎帝混合时代；

浙江河姆渡、跨湖桥、罗家角稻作农耕文明遗址，距今0.7万年左右，为炎帝时代。

河南舞阳贾湖稻作农耕文明遗址，距今0.85～0.75年，为神糯（农）、炎帝混合时代；

河北武安磁山粟作农耕文明遗址，距今0.8万年左右，为中华神糯（农）、炎帝混合时代；

裴李岗粟作农耕文明遗址，距今0.75~0.69万年，为炎帝时代。

无

无

从长江流域南下的糯民（后来在印度被叫做“达罗毗荼人”）在恒河流域建立的马哈嘎拉稻作农耕文明，距今0.7万年左右，为炎帝时代。

6000～4000年

四川巫山大溪、上海青浦县崧泽稻作农耕文明遗址，距今5500年左右；长江流域距今5000年以下的农耕文明已经非常普遍，不一一举例。

河南洛阳西高崖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郑州大河遗址等都有5000年前的稻谷遗存出土。

6000年左右转辗到达西亚的长江流域糯民开创的西亚最早农业文明——苏美尔文明，这些文明后来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是人类最早文明。

6000年左右转辗达到东北非的长江流域糯民开创的北非最早农业文明——埃及文明，埃及文明后来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是人类最早文明之一。

5000年左右达到美洲的中华先民建立了美洲的一些早期农业文明。

    表中凸显长江流域文明的原始性、连续性、扩散性的特点，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中华长江流域文明是人类文明发祥地。

关于语言文字的起源发展。西方、日本人研究出的上中古时代的人类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叫“埃斯诺特语言”，这正是糯民的语言，上古世界是以中华糯民的农耕语言为主体的全球性扩散。今天的汉语特别是古汉语、方言和众多的民族语种如黔台语、侗台语、壮侗语、侗傣语、藏缅语、日本语、南业语、印欧语等等都是其继承保留语种。放言之，世界各民族的语言语音几乎都与中华糯语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一些国家的古名族名就由糯语变相而来。如孟加拉（糯）、老挝（糯）、尼（糯）泊尔、伊朗（糯），扶罗（柬埔寨）民族是“高绵”（缸民，“缸”是古“粳”的读音，即由“糯”发展而来的稻种）族，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古为诃罗（糯）国，马来半岛南古为罗（糯）越国，泰国南部古称罗（糯）迦戌国，泰国的另一部分古为罗（糯）钵底国，缅甸西部的阿拉干古为诃利难罗（糯）国，巴基斯坦的部分古为犍陀罗（糯）国，阿富汗的一部分为缚葛罗（糯）国等等。古梵语是印度婆罗门使用的语言，婆罗门语言继承了古印度最早居民尼格利陀人（Negrito）、达荼毗罗人的语言，这些印度半岛早期居民都是从中华南方去印度半岛的糯民。

目前，欧洲语言文字占了地球的一大半，这种状况与500年前哥伦布偶然寻到了中华古老先民住居的美洲后掀起的世界殖民潮紧紧联系在一起，是这场血与火的世界殖民史的直接结果。当西方发现“X”这一符号于70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女神（也就是糯神）像肩头时，宣称发现了“世界第一字”。能怪西方吗？7000年以上的文明对西方来说是太遥远太弥足了。而距今9000年前的中国洞庭湖平原上的彭头山文明文化中出现了“日”、“月”、“X”、“ #”、“∞”、“▽”“△”等字符，其中“X”字符是在女巫佩带的石牌饰物上发现的，这也印证了哈拉夫文化正是中华长江流域糯民奔赴西亚创建的文明。距今近9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刻画文字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严格地说，舞阳贾湖古文化还是属于长江流域的淮河支系。

腓尼基人——中华互人——古地中海沿岸的伏羲神糯炎帝共工势力海外支在中华象形文字的变体——圣书字、楔形字的基础上创造的最早的字母文字，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互人为长江流域炎帝系，多以“沪渔”为生，是航海民族，6000年前的“菘泽文化”就是他们劳动生活的遗存。腓尼基字母是后来一切字母文字的基础。

  距今约6000年以上的半坡、马家窑、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文。于省吾先生考证：“五作×，七作＋，十作|，二十作||，示作Ｔ，矛作↑等……”（导27）

距今约4500年的两河流域泥板书

 距今约4500年的埃及图文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出土的陶文

 从水书中找到了18个夏陶文 

殷墟甲骨文，继承并发展了以上各个时期

文字的基本特点，成为中华文字的承前启后者（见导29）

 腓尼基字母，本是抽象的中华象形单个字体，后来发展到用本是象形文字的几十个“字”成为“字母”再来组“字”，原本是一个音节一个字对应一个事物的表达方式成为多字多音节对应一个事物的表达方式，从而让“字”复杂化多音节化。尽管后来的字母笔画上尽量简单化，但由于要对所表达对象进行字母组合形成“单字”，这样的“单字”其实就是原来“字”的拼凑，必然使字母文字成为复杂化、垃圾化文字，虽然字母文字（拼音文字）在拼读上有一定的方便，但其本质上是落后文字体系 。

  由腓尼基字母到拉丁字母的演化

对比这些文字的形状，源头在哪该当是一目了然的了。

关于文明与文化概念的问题。西方历史学者刻意区分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什么“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这种区分本身极为荒谬。人类的历史发展基于基本的常识也是先有了基本的文明，然后才来有相应的基本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文化是文明的映射。你现在生硬地人为地规定石器时代的文明反倒不是文明是文化，而青铜器时代的文明才是所谓的“文明”，以为这样就可以将中华时间上远远早于其他文明的农耕文明排除在“文明”之外，不管你中华考古出万年、万几千年的文明，那都不是“文明”，而只是又多了个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而已。西方中心论者之所以这样炮制“文明”、“文化”的概念，是因为在古地中海沿岸发现了时间比较早点的天然铜、金的应用罢了，原因是这一带有天然铜、金矿裸露于外。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任何一种比较早的文明都可以以自己长于早于其他文明的特点、长处来定义、来规则。比如埃及、印第安文明可以选择金字塔，印度较早点的文明有城市建筑、印章，中华文明就多了：除其他文明的这些特点几乎涵盖外，远远领先的如水稻、陶器、丝织物、玉器、漆器、积石冢（金字塔源头）、建筑、天文历法、象形字、城市、航海、青铜器、铁器、医药、气功、长城......总之，海外这些文明的创造者都来自中华大地，必然带去象形文字；而中东西亚一带多露天铜金矿，以中华上万几千年的玉石打造技巧来加工这些软金属必然得心应手，故有了这些地方早期金铜的利用；加上少树多石而垒的石围子，成了西方后来概念化的城邦；至于宗教，在文明发祥之初就多产生了，这就是西方学者强调的文明产生的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几个主要概念的来源。

随着今天考古的进展，高超的冶炼技术、最精美的青铜器、人类最早的7000年前的城市、8000年前的大型祭祀场所，都是在中华大地而非别的什么地方被发现。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而长江流域的先民到达西亚两河流域并欧洲的时间也与之相近，又有天然铜的裸露，才使这一带文明的创造中有了较早使用铜的文明骄傲，这也是西方世界所提出的文明标准中，唯一一个还勉强能向中华文明叫板的因子。黄帝与蚩尤作战时代，史记蚩尤铜头铁面，这实际就是告诉我们6000年左右时的长江流域就有了铜铁的冶炼并用于军事作战了。在中华大地，陆续发现了公元前五千年前的人工冶铜的遗物，在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两件方形金属陶制合范，表明6000年前的中华红山文化的创造者们已掌握了铸铜技术。在陕西临潼姜寨发现的黄铜片和黄铜管，年代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黄铜含量达到了28％，黄铜管其含锌量达到了32％。我们知道黄铜是很难冶炼的金属，在世界其他文明里边，很少见，在巴勒斯坦发现的黄铜制品已经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了，西方到了罗马时期，黄铜才开始多被使用。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里边发现的青铜刀，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含锡量7％，是用双合范铸造出来的。中华文明大约在距今5500年迈进青铜时代，距今4500年的四川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已经令人叹为观止。考虑到长江流域如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的青铜器文明的精湛、数量之大，联想到湖南、江西、云南、安徽等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有色重金属之乡，最早发明铜铁武器的战神蚩尤就是长江流域先民的头领，想来许多不解之谜也会洞开了。

说到祭祀场所，湖南怀化洪江高庙遗址，发现距今约8000年前的大型祭祀场所,面积达1000平方米。除了年代久远、规模庞大外,该祭祀场所的结构也颇为新颖，主祭场呈梯形对称结构,一边有两个巨型柱洞,主祭场前面还有人工挖出的呈方形或圆形的人祭坑和牲祭坑。在两个人祭坑里分别发现了一具人体骨架,两具遗骸头部均有被利器猛烈击打的迹象,这是活人做祭品的有力证据。并在牲祭坑中发现了猪、牛、鹿、龟等动物骨骼及骨渣,祭坑还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距今7400年前的湖南澧县城头山整座城市有护城河、城墙、水门、旱门、十字街道、卵石大道、桥头等，有排水系统、防洪堤、祭祀建筑等，出土了约6400年前烧成的砖瓦，发现了约5300年前的用烧好的砖瓦铺成10-15厘米厚的长约30米的道路遗址，又发现了约5000年前用烧好的砖瓦作为地基的神殿、王宫遗址，又是后来世界环绕回廊、柱廊式建筑的源头。再审视4500年前左右的古印度马享佐达摩和哈拉巴城市文明，也系砖瓦建筑，有较好的排水系统，有通向印度河乃至阿拉伯海的港埠等等。印度、西方史学界一直惊诧马享佐达摩和哈拉巴这一高度发达的古印度文明的突然出现，是谁创造的?现在对比中华城头山城市文明，这个文明之谜应当能轻易地找到答案。

再回过头来谈大型建筑的问题，湖南临澧竹马村遗址，距今1.8-1万年，发现了带甬道的“丅”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是世界高台式建筑的源头。再说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位于辽宁朝阳市喀左与凌源、建平三市县交界处，是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早期金字塔）群址，还有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古国遗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相似，积石冢金字塔式巨型建筑堪匹千余年后的古埃及金字塔。

《山海经·海内北经》：“共工之臣相柳，九首食九山，所欤所尼，尽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臭不可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以为众帝之台。

帝喾台、帝尧台、帝台舜、台二台、台四方。

这记载的史事就是从黄帝到尧舜时代对海外的伏羲神糯炎帝势力进行讨伐，先派大禹之父鲧前去，结果被共工在上相（上埃及）掘开尼罗河水淹杀下来，这才是“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的真相，结果鲧大败被召回殛于羽山。禹继父任前往征伐，大胜后大建祭台以祀，非洲、埃及的大大小小的众多金字塔就是“众帝之台”，是黄帝势力与神糯炎帝势力海外博弈的历史见证。

图16  埃及金字塔，实为中华《山海经》记录的众帝之台部分 

更有意思的是《山海经·海内北经》还记录：

共工之台在其（指众帝之台）东，隅有一蛇，人面虎色，首冲南。

这正是狮身人面像，原来不是狮身而是蛇身，有老虎斑纹，面向南方。考古发现人面头像发呈红色，由金字塔一角到人面像间有渠道相通，正是蛇身，只是后来坍塌下去了。而共工图腾也正是“人面、蛇身、朱发”。

  狮身人面其实是蛇身人面

    英国历史学家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s）在自己最近出版的新书中提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巨匠达芬奇曾做出并详细绘制了各种奇巧新发明，但这些发明实际上是抄袭了中国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取得的文明成就。孟席斯解剖说：1430年中国派出的特使先是乘船抵达威尼斯，从威尼斯又转道前往佛罗伦萨，拜访罗马天主教教皇，并向教皇尤金四世转交了天朝皇帝的大量礼品。礼品中包括大量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书籍。在这些书籍和文献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此后通过在罗马教廷服役的亲戚，梵蒂冈的部分秘密档案落入达芬奇之手，其中就包括中国赠送的书籍。故而达芬奇的很多发明创造实际是来源于中国。孟席斯确信，正是中国的文明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直接源头。值得指出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正是在中华这些科技文明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实用的机械制造，这些制造的遗留物成为欧洲考古对象后被进行了不切实际的虚夸，把这些近代的带金属材料的物件说成是什么古希腊罗马文明加以喧嚣，确有混淆视听之嫌。

综观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从上万几千年的水稻栽培、陶器制作、高台式土木建筑到近万年左右的象形字、天文历法、太极八卦到近8000年前的祭祀场所到7400年前的港口城市（城头山）到六七千年前铜的使用并后来青铜、钢铁的世界领先地位到五六千年前的石砌围墙古国遗址、早期积石塚、丘台（金字塔）文化，无不雄辩地向全世界宣布，无论西方以什么样的标准，中华文明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虽然还是带有西方中心论、优越论的心态，但其对中华文明的最古老性还是没有怀疑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俄罗斯历史学者瓦西里耶夫说：“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本土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郝镇华等译，第366页。）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的富兰克林曾宣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悠久、经验最丰富、也是最聪明的民族”。

    中华历史上所说的“万邦”、“万国”正是英语的“万”——world——世界。那么，古代中华全球伏羲神糯（农）大同大九洲世界是怎样进行管理的呢？

    上古时期的50000～25000年前间相对应的是有巢氏、燧人氏、盘古氏，是中华巫糯文明发酵萌芽时期；25000～5000年前间相对应的是女娲、伏羲氏、神农、炎帝、黄帝时代，是伏羲神农全球大统大九洲巫傩文明从长江流域向全球传播扩散开拓时期；5000～3000年前间相对应的是少皞（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唐尧、虞舜、大禹、夏启、殷商、西周时期，是巫傩文明随着全球大统大九洲的分崩离析而分化组合变异时期。

    中华古代对世界实行“五帝制”管理：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玄帝、中央黄帝。伏羲时把四方管理者写成“龙”，神农炎帝时代写成“火”，黄帝时写成云，少昊时写成“鸟”，帝颛顼时写成“山”，帝喾时为“四正”，尧时写成“四岳”，夏时为“大国”，商时为“五长”、“方伯”。周时则分封爵位，公国分管一方，如鲁国曾代管介葛卢（盖句丽，今朝鲜半岛）、颛臾等；燕国曾代管列（库页岛、北令海峡一带）、倭人（即糯人，大和族祖先）等。上古时代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原则是“一昭（东方）一穆（西方）”、“一幽（北方）一明（南方）”。比喻说少昊（居东方）之后，应由其弟、居西方的昌意的大儿子颛顼接任帝王位。

如果说在伏羲神农炎帝大九洲时代是以文明文化宗祖族系为主体的管理模式，则黄帝以后逐步形成“畿服”管理天下的模式。《国语·周语上》中，“五服”借助祭公谋父之口阐发出来：“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五服”距离以“王畿”中心的远近分为甸、侯、宾、要、荒五个不同区域。《尚书·酒诰》以周王的口吻追述了商人的内、外服制：“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尚书·禹贡》历来被奉为王朝地理的经典之作。《禹贡》包括“九州”和“五服”两项内容。这个海内“九州”（小九洲）依次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在“九州”划定后，又列“五服”，自京师向四面每五百里为一“服”区，由近及远，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具体规定为，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稭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继此，《周礼·夏官·职方氏》又提出了“九服”制，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周礼》《夏官·大司马》及《秋官·大行人》《大司马》中把“九服”改为了“九畿”：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欧洲人对他们自己的来源是讲不清楚的，字母文字的历史记载相对晚且几乎没有什么记录。欧洲人称自己为“印欧”人，而“印欧”二字从音读来说正是“雅安”，也就是雅利安人。印度早期居民是达罗毗荼人，正是来自长江流域的糯民，因为糯民同样到达了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的亚欧地带，西方人又叫他们为地中海高加索人种。而早期印度的原始澳大利亚人种又叫“早期达罗毗荼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一点，无论是印度的“达罗毗荼人”还是“原始澳大利亚人种”或是“地中海高加索人种”，都是中华糯民。西方历史猜测雅利安人大约起源于中亚，其实就是不好说或不愿意说是来自中华；又说雅利安人崇信鬼神、喜好祭祀，这不正是说的长江流域先民的遗风遗俗吗？今天研究西南地区民间风俗不也正是这样论述的吗？比如说楚国的沅湘之间盛行信鬼喜祀之风俗，巫风尤盛，祭祀之时必以歌舞来娱神，等等。四川雅安正是古糯民黄白交杂后雅利安人种衍生发展之地名遗存，雅利安人正是白狄支（白民，炎帝后，印欧人种的来源）与同源黄种的混血种，约4000千年前后南下印度。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华白族与其他民族或汉族除了服饰上的区别后，也没有什么不同了，这是因为长期同化后的结果，他们正是留在中华本土的白狄；而西去的白狄、白狄与黄种杂糅后的雅利安人繁衍成为后来的阿拉伯人、欧罗巴人。在欧洲考古发现的早期文明文化也突显中华人种和文明特性，欧洲类似的巨石阵的发现说明欧洲当时是炎帝、黄帝时代重要的天文研究场所。中国历史上载海外“轩辕之国”是黄帝家族在西方的领地，《山海经·大荒西经》曰“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也就是现在欧洲中西部一带。匈牙利人在讲叙述他们的先祖是了不起的英雄，名“阿尔伯特”，也就是“阿尔卑斯”，意大利语Alpi、法语Alpes。阿尔卑斯山古多人熊，“有熊”就是“有罴”，“阿尔伯特”正是“有罴氏”，即“有熊氏”，正是黄帝家族的欧洲势力。

    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制是对尧舜禅让共和制的继承发展。尧时的部落联盟议事会到舜即位后改革为贵族议事机构，这也正是后来希腊罗马贵族元老议事院的模板。舜议事院的成员有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等。舜根据各人所长，分别委以不同职务：禹担任司空，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后稷主持农业，播种百谷；契为司徒，掌管社会事务和教育职能；皋陶担任“士”，即司法官，掌刑；倕为共工，管理治水、建筑、纺织、皮革、冶炼等事务；益为虞官，掌管山林川泽草木鸟兽；伯夷为秩宗，主管祭祀典礼；夔为典乐，掌管音乐；龙为纳言，专门传达舜的命令和转达下情。舜设官分职，是人类历史最早的官员制度，对后来世界的国家官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文王当过西伯，西伯，是管理中华大本营西北直到西亚欧洲的四方酋长之一，与今天的锡伯族、西伯利亚等地名都有着历史渊源。

希腊古称大夏，“夏”——“希腊”二字的顺读。黄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颛顼，颛顼之子伯鲧，伯鲧之子大禹，大禹之子夏启，而启是夏朝的创建者。尧舜派鲧治洪水并前往西亚征服伏羲神糯炎帝的海外势力共工部，败于共工被殛于羽山，于是禹再度被任命治水，并继续征伐埃及相柳（法老的古音），筑金字塔（众帝之台），名声大噪，权倾一方，希腊成为其家庭的封地，希腊南方海中的克里特岛的“克里特”即为“夏启开”的古读音。按照古制“一昭一穆”接班方式，启回到东方接位，他终止了沿袭下来的“禅让”制度和部落联盟酋长（贵族）议会制度。但在古希腊罗马，将尧舜时代建立起来的部落联盟酋长（贵族）议会制发扬光大。后来又在希腊一处古山洞中发现了那尊著名的左右手操蛇的女神像，正是《山海经》 “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 的巫咸国女神。夏代大禹文命，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宫正是大禹之宫，这也是夏启为什么要尊希腊为大夏的缘由。

 米诺斯王宫残迹

罗马叫大秦也与把古希腊叫大夏有同样的渊史。《后汉书·西域传》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是说古罗马的人样子长的都是一张长方平正的中华脸，就像中国人一样，这其实道出了罗马的建立者实为中华人。当然，这时代的地中海沿岸的人种开始混杂起来，但白民化的程度并不高。这也是屈原对“西海”、“大夏”、“大秦”文明文化如此熟稔衷曲的缘由。秦始皇姓赢名政，是远古颛顼帝的后裔。《姓纂》对秦姓考据：“颛顼赢姓之后，伯益裔孙非子，周孝王封之于秦，陇西秦亭是也。到始王灭六国，子婴降汉，子孙以国为氏。”古地中海文明的后期（包括古希腊文明）建设者中黄帝势力的主力是颛顼之后的鲧禹启三代，故夏的建立者启将希腊称为大夏合情合理；同样的道理，参与希腊文明发展建设的也有颛顼赢姓之后的伯益家族，颛顼生大业，大业生皋陶，皋陶生伯益，伯益也是大禹时代的贤臣。伯益的后代继希腊文明开创罗马文明，因此秦国的建立者称先祖在地中海的基业罗马文明为大秦也是情理之中。

 古希腊克里特文明发现的女神像正是《山海经》记录的

“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的巫咸国女神

总之，人猿在中华大地相揖别，人类文明在中华大地发端，又从这块镶嵌着地球最高点的亚细亚传播四方，这一人类历史的真本却被历史的尘埃封存着，而历史的谎言却大行其道，流播全球。中华历史的悲剧在于，将古史当成神话史，就是铁板钉钉有古籍的记载也还要疑义为神话。今天，该是到了破除迷信，揭史谎言，正本清源，还中华并世界历史以本来面目和清白的时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样来划分是比较符合历史的真相的：三皇五帝前的历史是上古史，三皇五帝史是中古史，三代直到近代才是中华民族的大近代史。

搞清人类文明发展史，这是人类应有之责，上古时代就开创了全球文明的中华民族更是责无旁贷。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国内外一切中华“西来论”的人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至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那就是：多多少少研究论证了中华文明文化与以古地中海沿岸文明文化为主的众多其他文明文化的相通相似，虽然他们的目的是想以此来证明中华文明甚至于人种是来自古地中海，以此为他们的“西方中心论”张扬；但事物本身的辩证法也在于此，古人类世界确确实实存在一个相通的文明文化源头，这就是活生生的自人类文明发祥以来从未间断引领人类文明直到近代的中华文明文化。认识真理、还原历史的真相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没有近百年来人类历史的误区、人类文明史的错误认识，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华文明文化这个人类文明的活水源头如红日东升破雾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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