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城没有潜力了:朱洪：陈独秀紧急召开二大是为抵制共产国际

 　　[摘要] 为了抵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主张，陈独秀趁马林回莫斯科之时，紧急召开中共二大，以致代表未经正式推选，各地代表不均衡，代表人数少，起草文件仓促，共产国际代表未能出席。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宣言，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明确了两党只能进行党外合作，并通过了党的纲领，区别了国共两党不同的宗旨等，均是反驳马林关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提议。马林在得到共产国际支持后，出席了西湖会议，迫使陈独秀等放弃了二大的原定政策。同时，共产国际作出“指令”，对中共二大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以往研究中共党史的著作，在阐述中共二大召开的背景时，均未涉及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前在国共合作方式上产生的严重分歧，以致掩盖了许多历史问题。如中共二大为什么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为什么大会代表不是各地支部推选，而是集中了部分党的骨干仓促召开？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与当时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何格格不入？马林、共产国际对二大的决议为何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些问题和相应答案，过去长期被忽视了。 　　所有这些问题，如果联系到中共二大的召开，是发生在陈独秀和马林在国共合作方式上出现严重分歧之后，是陈独秀在马林离开中国的情况下，紧急主持召开的一次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紧急会议，那么，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一、中共二大前陈独秀反对马林的提议及对策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陈独秀没有出席。这年秋天，陈独秀离开广州回上海任中共第一任总书记。初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两人就发生了激烈冲突。为了在中国寻求其他革命力量，这年12月10日，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去桂林拜访了孙中山。这次南方之行，促使马林产生了依靠国民党来推进中国革命的思想。 　　回到上海后，马林给共产国际写报告，认为南方所做的一切，正是中国革命所不可缺少的，而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应该尽快与国民党合作。同时，马林向陈独秀建议，共产党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其实现彻底合作。马林的观点遭到陈独秀坚决反对。为了说服马林放弃其主张，陈独秀征求了广州、北京、上海、长沙、武昌等地区同志的意见，结果，各地反馈的意见大都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案。 　　因遭到陈独秀及中共多数人的反对，1922年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回到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 　　为了阻止马林的提议在中国实行，自马林离开上海回莫斯科到中共二大召开前，陈独秀采取了以下对策： 　　1．给维经斯基写信，谋求共产国际的支持。在马林动身的同一天，即4月22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就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系统地提出了六条反对意见，请他转告共产国际。陈独秀写道：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 　　陈独秀强调国共两党宗旨不同，国民党是争权夺利的党，与美国、军阀有联系等，希望维经斯基在苏俄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说话。 　　2．召开中共负责干部会议统一党内思想。1922年４月底，陈独秀到广州出席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借机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干部会议。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达林、张太雷等出席了会议，希望以统一党内高级干部思想的方式，来解决中共在国共合作方式问题上与马林存在的严重分歧。 　　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出席了会议，他支持马林的观点，提出在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达林的意见遭到陈独秀及大多数出席会议者的反对。 　　3．用“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代替“党内合作”方案。1922年6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主持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文件第四部分指出了国民党的缺点：“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文件第九部分指出国民党多次与军阀妥协的事实：“民国元年因袁世凯宣誓拥护共和，你们和袁世凯妥协上了一次当；五年又以恢复约法国会等条件而与段祺瑞妥协又上了一次当；现在不可又以恢复国会法统废督裁兵等条件而与北洋军阀妥协了……勿为这些欺人的、好听的空话所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96页。） 　　文件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98页。） 　　这个文件指出了国民党的诸多缺点，强调要“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4．中共二大召开前半个月，陈独秀再次给维经斯基写信批评国民党。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的粤军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8月9日，孙中山经香港到上海，宣告了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更倾向于接受马林的建议，希望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6月30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小。”（《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改造”国民党是马林的观点，陈独秀认为“希望也很小”。 　　为了向共产国际表明，共产党拒绝加入国民党是全党的统一意见，而不是陈独秀等少数人的意见；为了说明共产党和国民党性质、宗旨不同，也急需形成和通过党的纲领，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迫在眉睫了。 　　二、中共二大为什么是一次紧急会议 　　1921年11月，陈独秀签署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提到举行中共二大前要做的工作：“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72页。） 　　根据这个通告精神，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召开，是计划中的事。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又具有紧急会议的性质，具体表现在： 　　1．参加会议的代表没有经过各地支部的正式推选。1922年７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向警予、施存统、邓中夏、张太雷、项英、邓恩铭共12人出席，代表全国党员195位党员。〖ZW(〗参见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页。另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记载，出席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版社2011年版，第79页。〖ZW)〗这些代表不是各地党支部推荐的，据1955年李达回忆：“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84页。） 　　2．代表人数少于中共一大代表，并且分布不均衡。为了抓紧时间，中共二大未在各地代表中推举代表，以致在二大时的党员（195人）比一大时的党员（50人）增加近3倍的情况下，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12人）反而少于中共一大的代表（13人）。参加中共二大的代表所代表的各地支部不均衡，依据沙健孙提供的名单，具体为陈独秀（上海）、张国焘（北京）、李达（上海）、蔡和森（留法）、高君宇（北京）、王尽美（山东）、施存统（东京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向警予（留法）、邓中夏（北京）、张太雷（北京）、项英（湖北）、邓恩铭（山东）。 　　3．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二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缺少湖南党支部代表参加，显然是不妥的。毛泽东本应代表湖南党支部出席中共二大，但为何没有出席呢？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88页。）时间过去了十几年，毛泽东的回忆存在误记的可能，因为：（1）据李达回忆，中共二大第一次会议地点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毛泽东经常出入李达家，不应该忘记这一地址；（2）张国焘回忆中共二大在上海成都路中共中央租的一所房屋召开，毛泽东也应知道这个地址；（3）毛泽东说中共二大是“冬天”召开，但实际是夏天召开。 　　另据张国焘回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使会期展延了几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95页。）此说法表明，毛泽东不是“忘记”地点，而是没有来得及赶到上海。所谓“展延了几天”，也说明大会仓促，不能久等。 　　4．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信件中，只字未提半个月后将召开中共二大。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写报告，汇报中共“现在状况”、“将来计画”(《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95页。)，内容很具体，却只字未提半个月后将召开中共二大。当天，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个人的信件中，也只字未提将召开中共二大。这就存在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之一，陈独秀当时还未考虑要召开中共二大；可能性之二，陈独秀有意向共产国际隐瞒即将举行中共二大这一计划，若此，则更证明中共二大是一次仓促举行以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紧急会议。 　　迄今为止，除了1921年11月的中共中央通告中的一句话外，会前没有任何中共中央文件或个人通信提到中共二大，这都表明此次大会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5．议材料准备仓促。陈独秀在1922年4月22日就反驳马林提议给维经斯基写的信中明确地说：“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呢？一大未形成党纲，陈独秀的这句话就成了空话。因此，制定一个党的纲领，为反驳马林提供文件依据，成为当务之急。 　　张国焘1922年6月中旬去北京，向李大钊汇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之后（约在6月下旬）回到上海。他在《我的回忆》中说：“我在北京耽搁了约一个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党章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94页。）这说明中共二大的筹备，是在1922年6月下旬和7月初。其中，张国焘关于“根据党章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这一回忆有误，因为第一个党章正是中共二大通过的，当时还未形成。 　　大会期间，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起草委员会。陈独秀亲自参加，说明他十分重视。如此重要的文件不是在大会开幕之前经过充分准备起草好，而是在大会期间短短的一个星期内进行起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共二大事起仓促。 　　陈独秀一人起草了《宣言》，蔡和森和张国焘两人提了修改意见。张国焘回忆说：“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惟一重要的任务。我和蔡和森又推陈独秀先生为执笔人。他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委员会又连续开了好几次会议，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我也参加了一些意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96页。） 　　6．没有共产国际和苏俄共产党代表参加。中共二大的一项内容，即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加入共产国际，而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大会，居然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也是异乎寻常的。 　　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三大，维经斯基、马林出席；四大，维经斯基出席；五大，维经斯基、罗易、鲍罗廷等人出席；六大，就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布哈林出席。唯独中共二大，没有邀请或等候共产国际派人参加，甚至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离开中国的空隙举行的。 　　有的学者认为，“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出席了这次大会”（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这个说法有误。因为马林本人在1922年7月11日出席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在会议上作报告。当时，从莫斯科到中国，路上一般要花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更多，因此，马林无法出席五天后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此外，中共二大决议是反驳马林议案的，如果马林出席了这个会议，这样的决议案能够顺利通过吗？ 　　有的学者注意到马林没有出席中共二大，认为“没有外国人，便于隐蔽”（卓爱平：《里程碑：确立明确革命纲领的中共二大》，《党史纵览》2011年第2期。）。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他党的会议，如一大、三大、四大、五大等，都邀请了外国人参加，为什么没有考虑“隐蔽”的问题呢？ 　　种种迹象表明，只有把中共二大理解为一次中国共产党希望独立解决与共产国际重大分歧的紧急大会，一切疑惑才能迎刃而解。 　　三、中共二大在哪些方面反驳了马林 　　1．强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性质、目标不同。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认为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通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宣言》将民族资产阶级仅作为“革命动力”中的最后一部分，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并不居于主要地位，这个观点，与马林抬高国民党（当时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地位，有根本分歧。 　　《宣言》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是走向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从而在两党的目标上，与马林的认识有本质区别。 　　《宣言》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就从党的最高纲领的高度，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性质严格地区别开来。 　　2．以“联合战线”代替马林的“党内联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肯定了共产党与民主派联合（党外联合）的必要性。这个思想与马林强调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党内联合）有重大区别。 　　为什么共产党不能加入国民党呢？因为陈独秀认为民主派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迟早要和共产党分家。这个思想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也得到体现：“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既然民主派未来必然压迫无产阶级，共产党和民主派的联合，就必须是有独立性的联合。《宣言》旗帜鲜明地说：“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313页。） 　　这段话表明，陈独秀与共产党尽管同意与国民党（民主派）合作，但共产党“决不能投降和附属与合并”于民主派（国民党）。 　　针对马林关于“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宣言》强调了无产阶级在联合战线中的独立性，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我们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314页。） 　　3．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具体措施。为了防止马林和共产国际修改中共二大关于联合战线的精神，《宣言》强调“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314页。），并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三个具体措施，如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等。 　　以上表明，中共二大通过的全部文件，每一句话都有明确的针对性，即坚决反驳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主张。 　　四、马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二大的否定 　　对于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马林和共产国际采取了完全否定或回避的态度。具体表现如下： 　　1．维经斯基写信“命令”中共支持马林的工作。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据最近从中国回来的几位同志的汇报”（指维经斯基、马林和斯穆尔基斯等人）给中共中央写信说：“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活动中，党应该与革命的民族运动携手合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311页。）因为知道陈独秀反对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所以，该信回避了“党内合作”的用语，而用了含糊其辞的“携手合作”。 　　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是布哈林的直接支持后，1922年7月18日，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名义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命令：“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菲力浦”即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即要陈独秀等人在一切工作中与马林保持一致。 　　2．共产国际通过了支持马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决议。1922年7月30日，即中共二大闭幕后的第7天，共产国际通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决议，支持马林的提议，批评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人主张联合战线是推行“宗派主义政策”，“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241页。）同一天，《真理报》摘要发表了这篇批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 　　3．马林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1922年8月，马林回到中国后，提出召开并出席了西湖会议。张国焘在回忆中说：马林“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98页。）。 　　在西湖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陈独秀碍于共产国际的纪律问题，不得不违背中共二大《宣言》，接受马林的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张。 　　至于马林在西湖会议上没有正面否定中共二大，张国焘认为：“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指马林）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00页。）张国焘还说，西湖会议“虽没有通过什么修正二大代表大会的宣言……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342页。）。 　　张国焘的话表明，马林一个人面对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局全体成员，回避了直接否定中共二大的方法，而依托共产国际的训令，迫使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放弃了中共二大的决议，接受了自己和共产国际的主张。 　　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对中共二大的否定。1922年8月，拉狄克在莫斯科主持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只字不提刚刚召开的中共二大的决议，而要求国际代表“全部活动应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的精神为基础”。这句话明确告诉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可以不管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决议，而只以共产国际文件为准。 　　这份文件是为否定刚刚传到莫斯科的中共二大决议而制定的，因为该指令明确否定了中共二大《宣言》中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平等身份的思想：“共产国际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益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324页。） 　　中共二大决议明确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在自己的旗帜下工作，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实行党外的联合。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则要求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分裂前，都要“支持国民党”。这个思想，后来成为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全部工作的指导思想，直到1927年4-7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后才改变。 　　五、几点结论 　　1．中共二大是陈独秀带领幼年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命令”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陈独秀趁马林不在时主持召开的中共二大，是他的一次个性的“自由”发挥，是一次试图摆脱共产国际的独立行动，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脱离共产国际预定轨道的一次尝试。遗憾的是，陈独秀和幼年的共产党力量太小，从而决定了这种尝试不可能成功。此外，孙中山为了获得苏俄的经济援助而主张党内合作，为马林推行其主张提供了方便。马林的意见在得到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支持后，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最终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2．离开陈独秀和马林争论的背景去读中共二大文件，无异于雾里看花。中共二大为什么制定党的纲领？为什么在同意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同时，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为什么强调共产党迟早与国民党要分手？如果离开了陈独秀和马林争论，离开了马林回莫斯科搬“救兵”，中共二大就失去了会议主题，其文件就失去了针对性，也就失去了中共二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链条中所应有的地位。同时，也就模糊了陈独秀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忽视这个特定的背景，去解读中共二大文件包括解读党的纲领产生的历史背景，必然是雾里看花。 　　3．陈独秀和斯大林均意识到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马林的错误有关。大革命的实际进程是按共产国际而不是按陈独秀的思想、中共二大决议推进的，因此，谁来负大革命失败之责？答案并不难找到。 　　1929年，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反复强调自己在西湖会议上和马林的争论，以及在与国民党关系上与马林的分歧。陈独秀的这个意见含义深刻。 　　尽管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斯大林否认自己曾根据马林的分析，错误判定了国民党的性质，把国民党看成人民的党；尽管在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没有立即处理马林，但在一年后的1928年，马林就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这一结局表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清楚，马林在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和布哈林的关于国民党的“情报”，是一个充满错误并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情报。但出于反击托洛茨基的需要，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始终没有 　　公开批评马林在中国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正如斯大林从来不公开批评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人在中国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一样。 　　4．马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党内联合的思想违背了列宁的指示。1920年7月28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写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其中第11条第5点说：“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12页。）这个思想写进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夏天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但遗憾的是，马林等人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却将列宁的指示和共产国际二大决议一起抛弃了。 　　〔作者朱洪，安庆师范学院教授〕